中国通史概述

Series: history February 22, 2011

人，是万物之灵，可是，这万物之灵又是从哪里来的？

在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基督教的《圣经》中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模样”用泥土捏成一个男人，叫作亚当；又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叫作夏娃。这两个人就是人类的始祖。中国则广泛流传着女娲造人的神奇传说。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提出物种是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进化的理论后，对人类起源的探索才开始踏上科学研究的康庄大道。

如今，上帝造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过，人类究竟是怎样起源的？科学界迄今仍存在着一元论和多元论的激烈争论。前者认为非洲是人类的唯一起源地，后者主张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南部也是人类的摇篮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分子生物学的最新研究，又有人提出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皆来源于二十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妇女！她的后代大约十三万年前走出了非洲，并陆续迁徙到了欧洲、亚洲，取代了当地的古人类。这一理论假说被学术界戏称为“夏娃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当今中国人的直系祖先不是数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而是非洲人！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中国人的祖先究竟是谁？他们到底来自哪里呢？

周口店遗址。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西南四十八公里的龙骨山上。在远古时代，这里背山面水，森林密布，居住在此，既可采集林中的植物果实和根茎充饥，也可上山打猎，是适宜人类居住的风水宝地。

周口店遗址

1921年8月的一天，被中国政府聘为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等人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来到龙骨山下。安特生站在龙骨山一堵峭壁前，看到眼前的一条裂隙里填满了石灰岩块、沙土、动物化石和显然是因某种原因搬运而来的石英，激动地敲着岩壁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找到它。”

从1927年3月开始，考古学家在周口店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初战告捷，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人牙化石，解剖学家将其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北京中国猿人”。不过更重要的发现还在后面。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龙骨山考古工地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了，在十二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正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中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

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年仅二十五岁的裴文中日后则成长为蜚声中外的史前考古学家。

周口店龙骨山共有五个有人类活动的洞穴，其中，以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头盖骨的第一地点最为壮观。该洞在距今一百万年前已具雏形，它东西长一百四十米，中部宽达二十米，已发掘深五十米不到底，含文化遗物的堆积厚度为三十至四十米，分为十三层，历时数十万年。

北京猿人时期，龙骨山附近的地理环境与现在差别不大。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南面为低山，东南方是宽阔的草原，东边有河流。北京人靠采集和狩猎生存。采集对象是植物的果实和根茎，如被烧过的朴树籽；狩猎对象主要是鹿类，也捕鱼，可能也吃大型食肉动物留下的残肉。

周口店遗址动物群里既有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披毛犀、安氏鸵鸟等；也有喜热的动物，如竹鼠、水牛、水獭等。可见，在北京人存在的数十万年间，气候和自然环境曾经发生了多次冷暖干湿的变化。

北京猿人及其文化的发现，把中国人的历史向前推进到距今七十万至二十万年之间，以事实回击了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假说。周口店遗址先后共发现了四十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为研究直立人的体质特征提供了珍贵资料。北京猿人的牙齿粗大，呈铲形，这是蒙古人种的一大特点。头骨粗硕厚重，眉脊突出，平均脑量为一千零八十八毫升。鼻梁较塌，前吻突出，下颌后收，肢骨比现代人粗壮。身高男性为一百五十六厘米，女性为一百四十四厘米。上、下肢骨已经十分接近现代人，但其头骨则带有很多原始特征。这种情况说明，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首先确立了直立行走的特征，手从原来的支撑作用中解放出来，因而可以制作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而人脑则是在直立行走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逐渐发展的，这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

北京猿人已经学会在石核上打击石片，打击方法至少有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再把石片修整成较精致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和石球等。此外，考古学家还在一些鹿角上发现了砍砸、切凿的痕迹，这表明北京人也会制作骨器。

北京周口店遗址多处发现了人类用火的痕迹，洞穴堆积中发现了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处达一米而且集中分布，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用火和管理火，从而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数十万年。

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现，使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坡变成了驰名中外的古人类研究圣地。

令人遗憾的是，轰轰烈烈的北京猿人遗址考古工作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而被迫中止，1927—1937年十年间发掘出的大量珍贵材料，也在1941年12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中下落不明，给古人类学研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蓝田人与元谋人。在北京人被发现之后三十年的时间里，北京人和早前发现的印尼爪哇人一直被当作世界上年代最久远的古人类代表。不过，中国的考古学家对此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贾兰坡就是其中的代表。

贾兰坡，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他一生著作等身，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在周口店遗址发掘初期，他只是考古工地雇用的一名记账员，记账之余，这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常常把古动物骨块揣在衣兜里反复熟记其特征并背诵其英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名字，刻苦自学古人类学知识。1935—1937年，因裴文中赴法深造，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在他的主持下，周口店遗址又新发现了三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和其他丰富的人类、哺乳动物化石，以及人工石制品和用火遗物、遗迹，周口店再次轰动了全世界。这位考古工地的记账员，因在周口店遗址的重大发现而在国际古人类学界崭露头角。

然而，贾兰坡并不认为给自己带来声誉的北京猿人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他于1957年发表《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一文，指出肯定有比北京猿人更原始的人及其文化存在。

蓝田人

元谋人牙齿

元谋人使用的简单工具

就在贾兰坡发表那篇文章的同一年，在山西芮城县风陵渡镇匼河村发现了几处旧石器地点，其中，经1961—1962年发掘的西侯度遗址出土的工具比北京猿人还要原始，其打制技术比较古拙。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尖状器等，与打制石器共出的有二十二种哺乳动物，其中，灭绝种占100%。文化层中还发现了一些烧骨，有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也不排除是森林野火所致。西侯度遗址的年代为距今一百八十多万年，远远早于北京猿人。

1965年，在陕西蓝田县公王岭遗址发掘出一件直立人头骨化石，即蓝田人，其年代距今一百一十五万年左右，要早于北京猿人。公王岭人的头骨骨壁极厚，脑量小，仅七百八十毫升，左右眉嵴相连，牙齿硕大，这些特征均比北京猿人更加原始。

同年，在云南元谋县东南约五公里的上那蚌村附近发现了两颗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直立人牙齿，该化石人类被命名为元谋人。

1973年冬，考古学家在元谋人化石出土地点及其附近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了打制石器、哺乳动物化石和炭屑。

元谋人使用工具复原图

元谋人的两颗牙齿粗大，呈铲形，带有明显的原始特征。出土的石制品只有三件，均为刮削器，采用锤击法打制石片，形体不大。哺乳动物化石既有第三纪的残余，也有早更新世的代表和南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员，反映的生态环境是较为温暖的森林—草原类型。元谋人的年代，经古地磁测定，为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左右，也有人认为是七十万至五十万年左右。

据古人类学家研究，人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几个前后相继的阶段。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发现南方古猿和能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已经发现的北京人、元谋人、巫山人等均属于直立人阶段。

早期智人。中国比直立人要晚的早期智人的年代大约距今二十万至十万年之间，大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那么，这些比直立人要晚的早期智人在哪里呢？这些早期智人与直立人相比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中国发现的第一批早期智人化石是“丁村人”。丁村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南五公里的汾河岸边，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

丁村尖状石器

丁村遗址发现于1953年，1954年组成了由贾兰坡任队长的发掘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丁村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比北京人先进、丰富得多。石器种类分为石核、大石片、砍砸器、似“手斧”石器、石球、单边形器、多边形器、鹤嘴形尖状器、小尖状器和刮削器，石器中以三棱尖状器为代表，称为“丁村尖状器”。这种大型石器后来被概括成中国华北两大旧石器系统之一的典型代表。

丁村人牙齿化石

丁村遗址发现了三颗人类牙齿化石，都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门齿成铲形，咀嚼面上的花纹比北京人简单，比现代人复杂，两颗门齿都远比北京人细小，比现代人略短，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相当。

丁村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种类有河狸、鼠、熊、野驴、野马、水牛、羚羊等，反映出丁村人生活的时代，他们周围是一种以草原为主的，从温暖转向干凉的自然环境。

除了丁村人外，同属于早期智人的还有许家窑人、金牛山人、大荔人、长阳人、马坝人等。

与直立人相比，早期智人有以下特点：

在体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体质形态与现代人接近，脑量也已达到现代人的水平，平均脑量已接近一千四百毫升，结构也更加复杂。头骨壁变薄了，但是，仍保留着一些原始特征，处于从直立人向晚期智人的进化链上。

石器类型增多了，不同种类的石器其功能划分越来越细，用石球制作的“飞石索”成为一种重要的狩猎工具。

对火的控制能力提高了，不仅知道使用火和管理火，而且已经懂得人工取火。

人口也在显著增加，在不到十公里的汾河两岸，发现了近二十处丁村文化遗址，说明当时的人口比较稠密。

总的来看，进入早期智人阶段的人们，在体质发育、技术水平、人口发展等方面都超过了直立人，正在朝下一个阶段——晚期智人阶段迈进。

山顶洞——晚期智人。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漫步北京街头，你随时有可能遇见高鼻深目蓝眼睛的白种人，性格活泼、皮肤黝黑的黑种人和头发自来卷的棕色人。每当此时，你或许会心生疑窦：不同的人种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呢？

继早期智人之后的晚期智人是人类发展的最后阶段，大约距今四万年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阶段，因受各地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人种。

我国晚期智人的发现要追溯到1930年，亦即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第二年。当时，裴文中为了查明北京猿人遗址的南部边界，在清理山顶的浮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被浮土掩盖着的小洞口，取名山顶洞，1933年、1934年进行了系统发掘。山顶洞洞穴分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窖四部分，出土了包括三个完整头骨在内的至少八个个体的人骨、大批异常完整的哺乳动物化石及文化遗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带有钻孔的砾石、介壳以及动物的头骨和牙齿。

山顶洞发现的人类骨骼，至少有八个男女老幼不同个体，其中三个完整的头骨是在下室发现的。其共同特征是头骨都比较长，也都比较高，脑量增大，已达一千三百至一千五百毫升；脑壳变薄，牙齿细小，眼眶都不高，看起来比较扁。根据这一特征可以推断，这三个头骨的主人应该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与现在生活在华北的黄种人有着基本的共同点，可把他们视为早期的黄种人。

山顶洞人的寿命比北京人长，死亡率比北京人低，也较早期智人低，山顶洞人死于六十岁的占14%，而北京人死于五十至六十岁的仅占2.6%，这说明人类的寿命延长了。

根据大腿骨长度推算，山顶洞人男性的身高接近一百七十四厘米，女性的身高约为一百五十九厘米，与中国现代北方人相仿，比北京人高。

山顶洞人的文化遗物有石器、骨角器和各种装饰品。石器只有二十五件，石料选自附近的河滩，打制石片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石器只有刮削器和砍斫器两种，引人注目的是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穿孔小砾石和穿孔石珠。

比石器更能代表山顶洞人技术水平的是骨角器与装饰品，骨角器如骨针、赤鹿角；装饰品很多，有钻孔的小砾石、石珠，穿孔的海甘壳、兽牙、鱼骨，以及刻道的骨管等一百多件。

山顶洞人装饰品

与早期智人相比，山顶洞人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显然已经掌握了钻孔的技术，包括单面直钻和对钻，刮挖技术也很发达。

现代人起源——“单一地区起源说”与“多地区起源说”。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大课题。其中，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流行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叫“单一地区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现代人是某一地区的早期智人“侵入”世界各地而形成的，这个地区过去认为是亚洲西部，近年来则改为非洲南部。持此观点的学者相信现代的各色人种拥有一个近期（大约十万至五万年前）的共同祖先。后来向四面八方迁徙，替代了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形成今天的各色人种。另一种叫“多地区起源说”。该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直立人演化而来的，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某些基因方面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

这两种理论长期争论不休，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介入人类起源研究，提出所谓“现代人起源说”，也称“夏娃说”，再次引起双方交锋。

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几位学者，发表《线粒体DNA与人类进化》一文，他们根据对来自世界各地一百四十七位妇女胎盘细胞中线粒体DNA的分析，提出所有现代人种都可以最终追溯到距今大约二十万年、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这位非洲的“夏娃”应是现在世界上所有人的共同“祖母”，因而被戏称为全人类的“夏娃”。此后，又有学者对细胞核DNA和Y染色体进行了研究，结论都支持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

1998年，十多位中国的生物学家和医学工作者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通过对来自中国不同民族和语系以及东亚的日本、朝鲜，美洲土著，新几内亚，高加索和非洲个体样本分析，得出的结论明显支持“现代人非洲起源说”。

中国某知名考古学家也指出，中国晚期智人并非源自北京猿人，而是来自非洲。因此，中国史前史应该从晚期智人开始写起。此前的旧石器早、中期也就自然消失，剩下的旧石器时代可以与新石器时代合并。

如此说来，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原本似乎明白无疑的问题，一时间，再次变得扑朔迷离，疑窦丛生。北京猿人难道不是中国人的祖先？如果说中国大地下面深埋着的旧石器中期以前的古人类竟不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那么，我们的祖先来自哪里？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

面对巨大的挑战，中国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从容应战。他们指出，夏娃理论只是推算出来的假设，这一假设须经过考古材料的检验，而中国境内的化石证据支持“多地区起源论”。

马圈沟第一文化层。马圈沟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大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

迄今为止，中国虽然暂时尚未见到类似于非洲南方古猿的化石，但是在继南方古猿阶段之后的直立人、智人阶段的化石材料比非洲更丰富，提供了环环相扣的演化链条。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境内不断发现一些年代突破一百万年，甚至接近或超过二百万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其年代之早直逼非洲南方古猿。

在华北地区，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发现了估计年代距今大约一百万年前的石器，小长梁遗址和马圈沟遗址更发现了可能超过二百万年前的石制品。

在长江流域，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遗址，发现了一块人类左侧下颌骨、一枚人牙和三件石制品，经古地磁和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证实，其年代为距今二百万年前后。

在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发掘出的人工制品及共出的哺乳动物群，比巫山的更古老，原研究者估计其年代可能距今二百四十万至二百万年。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地发现了距今二百万年前后的直立人人骨化石或文化，这部分遗址与非洲二百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年代已经部分拉平。

直立人中有距今二百万年前的巫山猿人、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还有一百一十五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和湖北郧县人、三十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与南京汤山人。

距今二十万至十万年间的早期智人代表有辽宁金牛山人、陕西大荔人、安徽银山人、山西许家窑人和丁村人、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等。

过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缺乏距今十万至五万年间的人类化石，这也正是“夏娃”理论的立论依据。按照“夏娃”理论的解释，由于某种原因，那时的中国是一片无人区，因此，没有人类存在。这种状况因新近发现的许昌人得以改变。2007年12月17日，在河南省许昌市灵井发现的头盖骨化石的年代约为十万至八万年前。

河套人头盖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乌苏出土。

距今四万至一万年间的晚期智人代表有广西柳江人和来宾人、内蒙古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云南丽江人、四川资阳人、贵州穿洞人、陕西黄洞人等。

如果把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的化石材料摆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演化系列，并能够观察到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例如，呈长方形的眼眶、铲形门齿、扁平的脸面、扁塌的鼻梁等，在许多方面与现在的黄种人比较相像，这些共同特征的延续是古人类在中国连续发展的结果。这表明至少一百七十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过程是连续不断的。如在中国发现了很多门齿化石，其中，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门齿化石背面都是铲形的。而在非洲，这种情况只有百分之十几，在欧洲还不到百分之十。

当然，中国还有个别人骨化石头骨具有本地区不常见而其他地区常见的特征，比如，广东马坝头骨的眼眶呈圆形，南京人一号头骨的鼻梁高翘，山顶洞一百零二号头骨不很扁等，这些特征在欧洲却很普遍，这很可能说明，中国的古人类与欧洲有少量的基因交流，但是，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的古人类演化以连续进化为主的事实，只是附带杂交的演化轨迹。

如果我们的祖先曾经一脉相承地生活、繁衍在这块名叫中国的土地上，那么，他们创造的文化也将呈现前后延续的传统而不会突然中断，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后，以华南、蓝田和泥河湾的发现最具代表性。其中，华南与蓝田地区，石器多用形体较大的砾石直接加工而成，如尖状器、砍砸器等。而在泥河湾盆地，使用的石器大多来自附近山坡上的岩块，主要用石片加工出各类小型工具，其中，刮削器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依技术而言，均属于石核—砍砸器系统，与东非奥都威和西亚地区的石器工具很类似。

距今一百五十万年或更早，东亚地区主要流行的仍是石核—砍砸器技术。而率先出现在东非的手斧技术（阿舍利技术），不久在欧洲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中期，华北地区继续流行以石片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文化，以锤击技术为主体，直接剥片，石器有小型化的趋势。华南仍属于砾石石器工业系统。而在旧大陆西方，是莫斯特技术盛行的阶段，石叶、细石器技术十分发达。

旧石器时代龟背形刮削器

旧石器晚期，在华北则可以看到典型的石叶与细石器技术，最典型的是宁夏水洞沟遗址，有人将其视为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这一趋势在接下来的细石器文化发展阶段表现得更加明显。不过，即使在华北，绝大多数石器仍然是当地固有的石片石器，而不是那些具有西方传统因素的石器。在华南砾石石器技术与不典型的石片石器技术仍然是主流，没有发现来自西方的莫斯特技术、石叶技术和细石器技术。

水洞沟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赵春青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表明，中国自始至终都与西方有明显的区别。当然，中国的远古祖先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在连续演化的过程中，辅以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走出了一条以独立演变为主、文化交流为辅的发展道路，这一认识与从人骨化石中得到的结论，岂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促使人们相信中国也是人类起源地的根据之一：中国境内发现了比非洲南方古猿年代更久远的各种人类的近亲——古猿的化石材料。理由很简单：既然那时存在过人类的近亲，同样的生存环境，为什么不可以存在人类近亲的伙伴——古人类呢？

按照现代人类起源理论，古猿最初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后来由于地壳变动，自然环境和气候发生突变，导致森林减少，迫使古猿下地生活。按照目前研究的结果，最古老的灵长类，是人类和现代所有猿猴的共同祖先，大约在五千万年前，猴类和高等灵长类由共同的祖先分化开来，然后沿着各自的进化方向发展下去。

非洲已经发现了距今三千五百万年前的早期高等灵长类，不过，它们只是高等灵长类进化阶梯上的某一段，而并非始祖。在距今五千万至三千五百万年这段时间间隔中，地球上肯定存在过一些更加原始的高等灵长类，甚至其始祖。

到哪里去寻找它们的踪迹呢？回答是令人兴奋的，它们就在中国！考古学者在江苏溧阳上黄地区发现了至少四种高等灵长类，年代为距今四千五百万年前，比北非的高等灵长类早了将近一千万年。其中一种被命名为中华曙猿。贾兰坡评价说，中华曙猿是20世纪古生物学上又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其意义可以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相媲美。

在中国，各种古猿化石材料层出不穷。

在云南开远小龙潭的煤层中发现了距今两千万至一千四百万年的森林古猿。

在云南禄丰发现了距今约八百万年的拉玛古猿头盖骨化石，比非洲的古猿更靠近真正的人类。

在云南元谋，发现了大约距今四百万年前后的元谋古猿，其年代已经闯入非洲最近发现的南方古猿的年代范围。

云南禄丰古猿腊玛下颌骨

此外，在广西的大新黑洞、柳城巨猿洞、武鸣巨猿洞和湖北建始的龙骨洞等地，人们还发现了巨猿化石，它们也是人类的近亲，在早更新世早期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和湖北一带，可惜，它们没有我们人类幸运，可能延续到中更新世就灭绝了。

综上所述，中国拥有广大的新生代地层，已发现了距今四千万年前后的高等灵长类化石和多种古猿化石，年代可能超越二百万年的古人类遗骸及文化，至于一百万年以来的古文化和古人类材料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使人们相信，中国也有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我们的远古先祖，在成功地走出森林、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之后，背起行囊继续上路了。在漫漫征途中，他们的腰杆越来越直，双手越来越巧，心智越来越开化，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石器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

正所谓：风雨如磐，光明在前。历史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农业起源

小麦与大豆。出自许宏《最早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口数量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可是我们的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我们靠占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是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农业，并且选择了一条精耕细作的农业之路。否则，我们如此众多的人口吃什么？我们的民族怎么繁衍？社会怎么发展？

那么，中国农业是怎么起源的？五谷杂粮果真是传说中的神农或炎帝发现的吗？

中国北方旱地农业的起源。在世界范围内，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三个：西亚、东亚和中南美洲。

西亚是小麦、大麦的发源地，畜牧业以饲养山羊和绵羊为主；东亚，以中国为代表，是大米、小米的发源地，畜牧业主要是养猪业，另有鸡、狗养殖等；中南美洲是玉米的发源地，农业以玉米为主，伴有南瓜和豆类，这三者在印第安人的传说里被叫作“农业三姐妹”。这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产生了世界上六个原生形态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国、中美洲、南美安第斯文明。其中，中南美洲文明年代较晚，而且局限在不大的范围内，真正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作用的，一个是西亚文明，后来发展成为西方文明；另一个便是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

那么，中国的农业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呢？

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古代，中国广泛流传着各种有关农业起源的神奇传说，有的说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斩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也有人说，炎帝的后裔为烈山氏，其子名柱，会种植谷物，被后人奉为稷神——谷物神。还有人传说，黄帝派人按照四季的变化来种植百谷草木。

当然，这些都是远古时代的模糊记忆而已，不能作为科学的凭据。

某些西方学者推测，农业出现的时间距今大约一万两千至一万年之间，地点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后传向中国。

科学昌明之后，先是由农学家根据栽培种与野生祖本的关系，判定农业起源地。有不少农学家认为印度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后来，有日本学者提出山地起源说，认为包括中国的云南、印度的东北部在内的东南亚北部山地，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在其著作《东方的摇篮》中指出，中国农业的起源具有自己的区域特征和独立性，并不是从两河流域传入的。他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起源地。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在那里的窖穴和陶罐里发现了只剩下皮壳的粟（小米）。若换算成新鲜的小米，其中一个窖穴里发现的粟就有成百斤。后来在仰韶文化的好多遗址中都发现了两种小米，一种是粟，另一种是黍。可见，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北方确实是种小米的。

在农业起源研究中，农学家擅长排比稻谷的形态，但是仅靠农学家的研究，不能弄清楚这些农作物是怎样演变的。考古学以实物发现为基础，能够搞清楚古代遗物的年代。何炳棣的观点因为有了考古学实物的支持，更显得确凿可信。

不过，问题是：中国的农业只是起源于仰韶文化时期吗？没有比仰韶文化更早的农业遗存了吗？

仰韶文化的年代大体上是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这时候的农业好像已经比较发达了，除了上面提及的粮食实物外，还经常在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成套的农业工具，如石斧、石刀、石铲、石锄等，可见当时的农业发展早已脱离了起源阶段，中国农业的起源肯定要比仰韶文化时期更早。这一大胆的推测，在十多年之后，终于被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证实了。

1976年，在河北磁县一个叫磁山遗址的地方，发现了上百个粮食窖穴。粮食在这些窖穴里装好后，上面封一层土，这样，窖穴里的环境就能保持比较干燥的状态。这些粮食窖穴中有八十个还保存有粮食，当然都已经成为皮壳了。当时做了一种叫作“灰像法”的研究，认为这些粮食是粟。最近的研究证明里面还有黍和其他一些作物，但是以粟和黍为主。如果把这些窖穴里储藏的粮食换算成新鲜的小米，有十几万斤。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而它的年代是公元前6000年前，这一下把农业的起源提早了一千多年。同时，这里还出土了三种制作得非常好的农具：一种是石铲，翻地用的，证明那时人们已经知道翻地了；另一种是石镰，就是石头做的镰刀状农具；还有一种就是石磨盘、石磨棒，加工谷物用的。

与磁山几乎同时发现的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发掘出的农具几乎跟磁山的一样，只是石铲、镰刀都带锯齿，比磁山的更先进了。

差不多同时，人们在甘肃大地湾窖穴里面发现了粟，而且还是完整的一把，捆在一起，还有穗子。

这样一来，整个黄河流域，甚至再往北一点的内蒙古、辽宁这些地方都发现了这两种作物，年代都是公元前6000年以前，最早的差不多接近公元前7000年。与此同时，人们生活的范围扩大了，人口明显增加了，这说明至迟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前后，北方地区的旱地农业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已经不是农业起源阶段了。

新石器时代鹿纹灰陶罐，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发现了比裴李岗文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其中，位于华北平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距今一万年前后，这是一处平原上的具有定居性质的遗址，该遗址出土的狗和猪可能已是家畜，加工谷物的石磨盘，或许就是为了加工粮食用的。种种迹象表明，南庄头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虽然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但是或许已经出现了家畜的饲养和原始农业。

如果说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农业证据尚不充足，那么，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不乏与农业遗存有关的重要发现。如辽西地区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沟遗址、中原地区的磁山与裴李岗遗址、西北地区的大地湾遗址等，都发现有炭化的小米，在贾湖遗址还出土了可能被种植的大豆遗存，种种迹象表明，裴李岗文化阶段已经脱离了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前不久，在北京西郊东胡林遗址发现了实物证据——炭化小米。这个遗址的年代距今一万多年，是最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的。因此，人们普遍相信华北地区农业的起源，即黄河流域粟类作物（俗名谷子的粟和黍）的栽培也应该在距今一万年前后。

兴隆洼文化提斗形尖底石杯，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出土。

裴李岗文化石镰、石铲

我们从后往前推，实际就推出了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距今一万年前后，以东胡林遗址为代表，可能是农业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人们的主要食物恐怕还是靠野生采集、捕猎获得，少量栽种一点谷类作物，除了石磨盘、石磨棒外，没有发现翻地的工具。

第二个阶段，即公元前7000—公元前5000年这个阶段，也就是相当于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作确立期。这时，农业在人类生活中已经确立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农业产品已经成为食物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看到磁山有那么多的谷物遗存，说明农作物应该是食物的重要来源。而这个时候，人们除了种植谷类作物——小米以外，还养猪。2002年、2003年，在内蒙古兴隆沟遗址浮选出粟和黍，有学者认为这比磁山文化早五百至一千年，说明此时西辽河上游也已种植粟和黍了。

所以，这个阶段的农业，已经跟后代的农业有非常明确的联系了。在这个时期，中国整个北方都种植这两种谷类作物，工具有了进一步发展，更能看出来的是：聚落——人生活的村落扩大，人口明显增加。这种变化肯定会以粮食生产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时候旱地农业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兴隆沟遗址炭化糜子

陕西西安鱼化寨炭化谷子

龙山遗址炭化小麦

第三个阶段，年代大概相当于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一千年是农业的扩展期。农业技术不仅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向外传播。一是往东传到朝鲜半岛，传到现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还有一部分到了日本的九州半岛，这是旱地农业；一是向西传到甘肃、新疆；还有向南，在长江流域一些水利条件不好的地方，也开始学种粟类。

中国南方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国南方地区的稻作农业的发现过程，与黄河流域旱作农业相似。考古学者最早注意到的稻作农业是湖北京山县的屈家岭和天门县的石家河遗址，这两个遗址均属于屈家岭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400—公元前2500年之间。遗址的地层中间发现了稻谷遗存。当时的人们把稻谷壳掺在泥里，盖房子时抹在墙上，房子失火，墙上的土被烧成红色，在考古上，这种土叫红烧土，而土里的稻谷壳则保留下来了。在这两个遗址中，人们发现了红烧土里的稻谷壳。鉴定结果显示，稻子是栽培稻，而且是粳稻。经过测年，是公元前两千多年的遗存，也就是说离现在有四千多年了。中国四千多年前就种稻子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是后来类似的发现非常多，长江流域比它早的遗址不胜枚举。

河姆渡遗址

1976年，有了更大的发现，那就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年代是公元前5000—公元前4500年，也就是距现在七千至六千五百年的时候。在河姆渡遗址，考古学者发现了大量的所谓干栏式房子——地上埋木桩，上面铺地板，再在上面盖房子。当时的人们在加工谷物时，将一些皮壳掉在地板下面，大量的稻谷壳、稻叶堆积起来，足有上百平方米，经估算有数万斤。那里还发现了翻地用的骨耜（南方叫泥铲，是专门挖泥用的），是用牛的肩胛骨做的，第一次发掘就发现了七十多个。遗址中有些陶器上还画了画，有的画的是成熟下垂的稻子，一束一束的。这么早，中国的稻作农业就已经这么发达了，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更令人惊讶的是，遗址中一个陶釜的底上竟然发现了一块锅巴，这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了为稻谷去壳的技术。

河姆渡的稻作农业这么发达，当然不是起源阶段，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更早。

20世纪80年代，在湖南洞庭湖西边的澧县，发现了一个遗址叫作彭头山。彭头山文化中发现了丰富的稻谷遗存。当时人们常把稻糠当作羼和料，拌在黏土中制作陶器和涂抹墙皮。1993—1997年发掘的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聚落壕沟及沟内侧堆筑的土垄，出土小粒型原始古栽培稻种的稻谷、大米达两万多粒，还有木耒、木铲、骨铲等农具以及一百五十余种植物籽实，集中展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稻作农耕文化较高的发展成就。

2001年发掘的跨湖桥遗址，距今八千至七千年，是早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遗存，那里出土了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的骨耜和稻谷颗粒，说明耜耕农业已经诞生。

再晚些时候，距今七千至六千五百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稻草的堆积，若折算成稻谷，可达一百二十吨以上，足见产量惊人！

这个时期，南方稻作农业的农具与黄河流域不同，多为木质、骨质，如翻土用的骨耜，就是用牛的肩胛骨修整而成的，另有木铲、收割用的骨镰以及木杵、石磨盘等加工工具。

1993年，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和旁边的吊桶环遗址这两个公元前一万多年以前的洞穴遗址内，虽然最终没能找到稻谷的遗存，却找到了稻谷的植物硅酸体，俗称植硅石。

什么是植物硅酸体呢？稻叶上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物质，这种物质不会烂，它被埋在土壤里时，一定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出来。根据这种特殊形态，能够把稻子跟别的植物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尽管考古学家没有找到稻子，但是他们找到了稻子腐烂后的物质。

与此同时，湖南省南部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两粒稻谷，同时也有硅酸体。稻谷为普通野生稻，但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迹。1995年又出土了一粒稻谷，为栽培稻，但兼备野、籼、粳的特征，是一种由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这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稻谷，这一发现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了一万年前。接着，又发现了一粒公元前10000年以前的稻谷，这粒稻谷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正好符合稻作农业刚刚起源时的稻谷的特征。

上山遗址炭化稻米

此外，2001年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也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带有野生特点的稻谷遗存，再次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就可以把我国稻作农业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萌芽期，类似玉蟾岩和仙人洞的稻作农业阶段。这时，稻子刚刚开始栽培，在人们的食物构成里不占重要地位。

第二个阶段是确立期，公元前7000—公元前5000年，大概是彭头山文化那个时期。那时已经有大量的谷物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发展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阶段，也包括河姆渡遗址阶段。在这个阶段的遗址中已经发现稻田了。稻田的出现，是稻作农业技术的一大进步。因为稻田里要蓄水，水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所以田地周围要有田埂，水多了排掉，水少了浇灌，这是稻作农业比旱作农业麻烦的地方。在彭头山遗址就发现了田块的萌芽。最近，河姆渡遗址旁又发现了一个叫作田螺山的遗址，在它周围探测到了大概八九十亩的稻田区。

第四个阶段是扩展期。主要是向东扩展：先从长江流域到华北，到山东半岛，再到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到日本的九州、本州，这条路线非常清楚，可称为接力棒式的传播路线。

中国南北两个农业体系的形成。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何单单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农业起源地呢？

这是因为，史前华南一带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四季常青，野果不断，采集经济发达，即使冬季，人们也不会为吃喝发愁，不存在冬季储粮的问题，因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这里缺乏产生农业的动力，不会成为农业的起源地。

北方地区，如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等，不仅有漫长的寒冬，找不到吃的，而且环境恶劣，很难开发农业，也不会成为农业的起源地。

贾湖遗址“野大豆”遗存

只有地理位置适中、野生植物丰富，又亟待解决冬季储粮问题的长江、黄河流域才可能成为稻作农业区和旱作农业区，这一双子农业区后来成为孕育中国文明的主体和温床。

事实上，到公元前四五千年的时候，中国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就已经形成了。在北方，形成了以种植两种小米为主的农业体系。这一农业体系中还有别的农作物，比如桑、麻；还有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豆子；有些地方也种稻子，后来又从西方引进了小麦、大麦。在这样的农业体系中，家畜以猪为主，同时还产生了对应的耕作制度和农业工具，总体构成了一个农业体系。也就是说，在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旱地农业体系。

在长江流域，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体系。在这个农业体系里，家畜也是以猪为主，但同时养殖水牛。

这两个农业体系所处地域不同，但二者是紧挨着的。北方旱地农业歉收了，南方的水地农业可以补充；南方水地农业歉收了，北方旱地农业可以补充。而且，这两个农业体系涵盖的地域非常广阔。当时，中国周围的地区还处于采集狩猎经济时代，没有强势文化。西方有的地区发展程度很高，但比较脆弱，遇到野蛮民族入侵，就会被消灭，所以像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过，这是我们的一大特点。中国文明的特色，就是以这两个农业体系为基础的，这两个农业体系就像双子星座，交相辉映。

世界上有四大农业起源地，其中，中国不仅是独立起源的，而且是面积最大的农业起源地，这里培育的稻米迄今仍然是当今世界人民的主要粮食之一。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广大，又有两个农业体系紧密联系，优势互补，即使局部遭受自然灾害，也不大可能波及整个地区。遇到局部歉收的年景，可以南粮北调，也可以北粮南调，从此，饥饿不再是直接威胁人们生命的根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 赵志军

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农业起源标志着人类由被动适应自然向主动改造自然的转变。这个转变确实是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也就是在采集狩猎生产阶段，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是被动适应，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但是农业出现之后，人类就拥有了主动地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基本生活所需。

农业发展与聚落的产生。农业的初步发展给定居村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在东北、黄河和长江流域都出现了定居聚落。

这一时期的聚落以东北地区的兴隆洼遗址、中原地区的唐户遗址和水泉墓地、长江中游的八十垱遗址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跨湖桥遗址为代表。

兴隆洼文化亚腰石铲

兴隆洼文化遗址

兴隆洼聚落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长短径分别为一百八十三米和一百六十六米，周围有一道壕沟，宽1.5—2米。壕沟以内的居住区布满房屋，大约有十一二排，每排将近十座，总数约一百余座。这些房屋相互间没有打破关系，显然是一次性布局。房屋本身为半地穴式，多为三十平方米，最大的近六十平方米，最小的则不足二十平方米，室内结构和布局没有什么差别，说明没有明显的功能分化，结合房屋内出土的生产工具，如石锄、石铲、骨锥、骨鱼镖等，和陶钵、陶罐等生活用具来看，这些房屋都是供居住用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应为一个对偶家庭。由几个这样的家庭构成的房屋排列在一起，每一排可能是一个家族，而整个村落便有可能是一个氏族公社，居民总数在三百人左右。

跨湖桥遗址

兴隆洼文化玉玦

中原地区的唐户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唐户村西，是裴李岗文化保留房址数目最多的遗址，房屋多为半地穴式，面积不大，可以划分为四或五个群，每群有房屋数座到一二十座不等。和兴隆洼一样，这里可能也是一个由对偶家庭—家族—氏族三级组织构成的氏族公社，人口较少。从房屋质量、大小及丢弃的遗物观察，看不出什么区别，应是一个平等社会。

中国南方的聚落与北方显著不同，这里湿热多雨，如何防潮成为居住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这里一般没有北方地区那样的半地穴式建筑，反而流行干栏式建筑，即把房屋架在木桩之上，下面养牲畜，上面住人，这种建筑在20世纪前半期的海南岛黎族地区还一直保存着。考古学家在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浙江跨湖桥遗址发现了这种桩上长屋，并在稍后的河姆渡遗址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裴李岗文化三足陶壶与三足陶钵

东北地区的排房、中原地区的房屋群、南方地区的长屋，这几种房屋形态都代表着比家庭高一级、比氏族低一级的社会组织——家族组织，可见，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家族势力已经抬头，不过，尚未挣破氏族的羁绊而已。虽然整个聚落内部的人口开始增多，但是并没有发展出不平等的社会现象。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与粮食储备，为聚落生活的安定提供了保障。而稳定的聚落生活，则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多方面发展提供了保障。于是，各种各样的与精神生活相关的现象生机勃勃地出现了。

在河南舞阳贾湖人的农耕聚落生活中，人们在劳动之余，还用丹顶鹤的腿骨制作出二十五只骨笛，笛孔五至八个不等，能够吹奏出完备的多声音阶，是中国音乐史上了不起的发明。

贾湖遗址出土的刻在龟甲上的“日”字刻符，与甲骨文的“日”字甚为相似，虽然年代相隔遥远，却似能窥见中国汉字的某些渊源。

裴李岗文化出土的雕塑陶猪，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只陶罐上，原始艺术家刻画了猪肥稻香的生活场面，这是对生活的赞歌。

跨湖桥和白家村遗址出土的彩陶，虽然尚显稚嫩，却开启了彩陶艺术的先河，是彩陶文化的先声。

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器，迈出了玉器时代的第一步。

文明起源

红山文化牛河梁泥塑女神像

中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说：“有人说商代是中国文明的开始，如果真是那样，中国文明简直就像传说中的老子，一生下来就长出了白胡子”，“二里头文化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

今天，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始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夏先生提出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观点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时至今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文明从起源、发展到最终形成的整个历程及其背景、原因、道路、特点、模式以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位置等对当代中国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舜典》：“濬哲文明”，都是指光明、有光彩的意思。在西方，“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与所谓“野蛮”相对的概念。

那么，中国文明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它为什么能够绵延不绝、长盛不衰？

中国以古代文明古国而著称于世，号称礼仪之邦。可是，20世纪初，当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近代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种西来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科学民主呼声高涨，知识界要求重新审视历史，打破三皇五帝的传统史学体系。恰逢其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人们“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中国文明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

始于1928年的安阳殷墟大规模考古发掘揭示出辉煌成熟的晚商文明，从此再也没有人把商代当作传说时代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就此拉开。

自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至今，九十多年过去了。现今，日益丰富的考古学材料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早在距今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若干文化区系，到了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形成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主干，其周围环绕多个区域性文化的重花瓣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明起源既是多元的，又是有核心的，呈现多元一体有核心的结构模式。

考古学研究还表明，中华文明的形成不是一个早晨就能够完成的，而是有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超过百万年的历史根系，约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开始向文明社会挺进，至公元前21世纪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

从空中俯瞰蔚蓝色的地球，可以看到，中国屹立于亚洲的东部，它西连巍峨的帕米尔高原，东濒辽阔的太平洋，北抵大兴安岭和阿尔泰山，南达南海的曾母暗沙群岛。它像一只报晓的金鸡，雄踞在世界的东方。

据研究，三百四十万至一百七十万年前，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三次地质运动，使它隆升到现在的高度，在中国与旧大陆西方之间形成一道巨大的地理屏障，加上北边的巨大沙漠，中国因此与旧大陆的西侧分隔开来。同时，在中国的东边和南边则面临着浩渺无际的太平洋和南海，这就使中国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

中国周围不仅有高山大海这些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给远古时期先民的对外交流造成天然阻隔；而且，从人文环境看，在中国文明起源阶段，与世界上几个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距离遥远，和最近的古印度文明中间恰恰隔着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二者也难以发生关系。因此，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决定中国的文明不可能是外来的，只能走独立起源的道路，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之一。

文明的温床：两大农业区的形成。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上几个最古老的人类文明，都发生在最早出现农业经济的地方，都是农业文明。农业与文明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并非偶然。

在史前时期，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农业。农业的发明，实现了从攫取性经济到生产性经济的改变，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人类历史实在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有人称之为“农业革命”。可以说，自从人类发明了农业，才算真正踏上了通向文明社会的征程。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农业是由神农氏发明的。《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只是传说中的人物，究竟生活在什么时代，无法确定，不过，更多的古典文献将他排在五帝之前，可见其年代相当久远。

在中国幅员辽阔的版图上，如果以适宜农业发生的条件来观察的话，黄河和长江所在的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无疑最具有孕育农业的优越条件。

华北地区属于中纬度暖温带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沙，夏季炎热多雨，水热同步，秋季干凉，冬季寒冷，年降雨量约四百至八百毫米，基本上是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属大陆性气候。本地区最主要的地貌类型是广泛分布的黄土，厚厚的黄土为培育农作物提供了巨大的天然温床。黄河贯穿全境，千万年来，她像一条巨龙来回摆动，造成了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带，河谷和平原淤积的黄土土壤更构成了发展旱作农业的温床。

华中地区位于北纬二十五至三十四度之间，因高高的青藏高原的阻隔，这里呈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温夏热，四季分明，年降水量约为一千至一千六百毫米。这一地区河网密布，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大部分流经本区，其流量是黄河的二十倍，它孕育了肥沃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这里水热条件俱佳，湖泊星罗棋布，适宜种植水稻等农作物。

与华北和华中两大区相比，中国的东北地区因天气寒冷而适于狩猎，华南和西南地区因河流众多，山高水险，平地不多，也不利于发展早期农业。因此，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只有华北和华中两地区最适合农业生产，把它们比喻为农业发生与发展的两大温床一点也不为过。

考古学证明，在中国大约一万多年前已经出现了农业，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农业的地区之一。

过去，我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大量的考古学实证告诉我们，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长江、黄河这两大河流域共同孕育了以大米、小米为农业特色的东方文明。

考古界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农业遗址是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考古学家在玉蟾岩发现了几粒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稻谷，在仙人洞则发现了具有栽培稻形态的植硅石，在更靠下面的旧石器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野生稻。C14（碳十四）测年表明，人们开始栽培水稻始于距今一万两千年以前，这是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

考古学家在距今八九千年、重点分布在今天洞庭湖一带的彭头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更加丰富的稻作遗存。再晚一些时候，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普遍发现了一层稻谷遗存，层厚二十至五十厘米，最厚处超过一米，折合稻谷多达一百二十吨以上，足以证明此时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稻作农业。除了稻谷遗骸之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南方稻作农具，多为木、骨质器具，如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一种翻地用的骨耜，另外还有木铲、收割用的骨镰以及木杵、石磨盘等粮食加工工具，表明这是一种耜耕农业。

和南方相比，黄河流域更适合发展旱作农业，而不利于种植水稻，当地居民经过长期选择，最终培育出粟和黍这两种旱作农作物。目前，还不清楚这两种农作物最初发生的情景，不过到了距今八九千年的河北磁山遗址已经可以看到，在两千五百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大量储存粮食的窖穴，其中，存有粟的朽灰的至少有七十座，如换算成新鲜粮食，竟达十万斤！足见当时粟的产量很高。翻土工具多为石锄、石铲，收割工具有石镰，加工工具则有石磨盘、石磨棒等。可见，这一时期的农业早已告别了粟作农业的初级阶段。

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南北两个农业文化区，即南方的稻作文化区和北方的旱作农业区。这两大农业区正是后来数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区，可以说主要吃大米的南方人和主要吃小米的北方人，在农业发明之后的数千年里共同缔造了辉煌的中华古文明。

多元一体有核心的中国文明。公元前10000年之后，亦即农业起源之后，中国史前文明加速向前推进，总的态势呈现以长江、黄河为主导、整体向文明社会迈进的势头。

中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复杂，各地原始居民的经济方式、居住模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各有特点，同时与邻近集团保持交流，这样一来，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遗存，黄河和长江共同培育了中华远古文化，这不仅在旧石器时代的华北小石器工业和南方的砾石工业已显露端倪，到了新石器时代更是如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明是多元的。目前，已经可以确定的文化区有中原区及环绕其周边的海岱区、江浙区、长江中游区、长江上游区、甘青区、雁北区和燕辽区。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满天星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将其称为重花瓣结构，中原为花心，四邻为花瓣。这样，整个中国史前文化呈现多元一体，以中原为核心的结构。

中原文化区，古称华夏。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了三支考古学文化，即河南中西部的裴李岗文化、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和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这三支文化与后续的仰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有人称之为前仰韶文化。在裴李岗文化阶段，各聚落体现出氏族平等的社会风貌，已经发掘的裴李岗文化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密县莪沟北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等都显示出平等的色彩。大约公元前5000年，这三支考古学文化融合成仰韶文化，后来大致经过四个考古学分期过渡到龙山时代。诸支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可概括为：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这一地区在所有区域文化中，不仅位置居中，而且从文化面貌上看，具有兼容并包的气度，总体态势是虽然有曲折，但向文明社会演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约公元前2000年，这里率先走进夏王朝文明社会。

仰韶文化早期红陶老人头像

海岱文化区位于中原文化区的东边，以泰山为中心，东临大海，西接豫东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泰山北麓已经出现了后李文化，后续为北辛文化，接着先后经历了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至商代，融入华夏文化系统。海岱文化区以大汶口文化的原始文字、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闻名于世，近年来发现的丁公文字和一大批龙山文化城址，是其文明化过程中的亮点。

赤峰市宁城县小黑石沟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燕辽文化区指今天的辽西平原至燕山南麓一带，这里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距今约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此后经赵宝沟文化，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演变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这里出土了一种用作日常陶器的筒形罐，因而也有人称其为筒形罐文化区。这一文化区与东西伯利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史前文化关系紧密。这里引人注目的是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和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特别是红山文化的彩陶纹样与中原地区的彩陶有相似的母体，彰显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

甘青文化区可以看作是中原文化区向黄河上游的拓展，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大地湾文化，以后经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发展为马家窑文化，再经常山下层文化过渡到齐家文化。甘青文化区除受到来自东边的中原系统的文化影响外，至少在龙山时代又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来自域外的草原青铜文化的交流，呈现出草原狩猎、采集经济的面貌，这一过程大概与公元前2000年前后，环境发生突变因而生产方式由农业转变为畜牧业有关。

新石器时代磨光红陶壶，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大南沟出土。

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双耳盖罐，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营出土。

巴蜀文化区最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发现了一批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为闻名于世的三星堆文明找到了直接源头，这里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

长江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了上山遗址那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接着出现了跨湖桥文化和小黄山文化；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钱塘江南北两侧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稍晚在皖西地区出现了薛家岗文化、巢湖地区的凌家滩文化、环太湖的崧泽文化和江苏中部的青莲岗文化。到了大约公元前3300年，当地进入了良渚文化阶段，不过，像石家河文化一样，良渚文化不久就走向了衰落。

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

在上述各文化区当中，中原扮演了中华文明大熔炉的角色，这里不仅占尽“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而且经过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对外扩张、仰韶文化晚期的分化、龙山时代的再度崛起这一波三折的文明化过程，最终具有了海纳百川般的胸襟，也较早形成了一整套与神权有别的所谓“礼制”的统治理念。这种朴素的、注重现实社会的思维模式，最终把中原地区推向文明社会，并为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从考古记录看，史前社会的文明化是分三个阶段完成的。

第一阶段，公元前4000年前后至公元前3300年前后，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大溪文化的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

在长江流域，原始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率先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被发现。城内有较大的制陶作坊和椭圆形祭坛等遗迹，说明那里是一个陶业中心和宗教中心。

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不仅出现了像陕西华阴西关堡、河南灵宝西坡、北阳平那种面积达数十万、上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而且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出现了面积达二百多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和大墓，表明社会已经存在阶层分化的现象了。

仰韶文化陶塑人面像

仰韶文化陶鹰鼎

仰韶文化网纹彩陶船形壶

在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了大型的祭坛与贵族坟山，内出玉人、玉龟和刻有方位的玉牌等众多精美玉器。凡此种种，可以看出，一些文化中心已经迈出了走向文明的步伐。

第二阶段，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溪文化晚期。

中原地区，河南孟津妯娌遗址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聚落，公共墓地出现了等级差别。大中型墓葬随葬象牙箍等高规格遗物，普通小墓则一无所有。

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墓地，少数大墓设置木棺，有的在棺外还建一层椁，随葬品可多达一百多件，含有大量制作精良的玉器和陶器。而绝大多数小墓则为仅能容身的小型土坑墓，无随葬品或仅有十分简单的随葬品。这里和大汶口墓地的埋葬状况，说明同一聚落当中的贫富分化现象更加严重了。

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阶层间矛盾的激化，对财富的觊觎和掠夺比先前更激烈了。这一切最终导致各地城址迅猛发展，城址数量激增，战争更为频繁，不同聚落不得不到处建城设防，抵御外敌入侵。

无独有偶，在长江流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古国。以石家河城址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城址群，城址有大有小，最大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一百二十万平方米。这说明当时的古国规模大小不一。而且，当时社会分层明显，已普遍进入“古国”时代。

东北地区，在红山文化后期出现了大型的祭祀中心和高规格的贵族墓群，其中，包括女神庙、方形祭坛和积石冢等大建筑群。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普遍分化，只有极少数贵族死后才能归葬于牛河梁这块圣地。

第三阶段，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左右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出现了大批城址，大体分为中原地区城址群、海岱地区城址群、长江中游城址群、成都平原城址群、北方地区石城城址群五大城址群，加上长江下游新发现的特大型城址——良渚城址，可谓城堡林立。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宁远

在良渚古城确认之前，当时的说法是良渚代表了中国文明的曙光，就相当于在这个门槛上将要迈进来了实际还没进来，就在这个临界点上面。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良渚古城，我们就认为它实际上已经迈进了文明的时代。

众多城址，特别是一些面积逾百万平方米的城址的出现，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些能够控制更大范围的社会成员的机构，这与史载国家机器的进一步完善相符合。史载，尧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断地征伐四方，如“流共工于幽陵，放驩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尧、舜时期，国家机构更加完善。按照《舜典》记载，当时的官职有四岳、十二牧及司徒、司空、后稷等，再往下还有士、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更低一级的官员。尧、舜时已经有成套的刑法，可见国家机构比黄帝时已有较大的发展。

尧、舜、禹时，遴选国家首脑的继承人，采用的是所谓的“禅让制”。国家首脑不把权力传给儿子，而是传给贤明之人。有学者指出，禅让制的实质在于，氏族社会的民主选举制还以残余的形式存在，而家族的世袭制又还没有确立，最初的政权组织大概就是在这种矛盾的过程中产生的。禅让制反映了氏族制度的民主本质，尧、舜等人只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根本不是什么天子或帝；他们手下的官员也都是部落或氏族的酋长，都有明确的分工，管理公共事务。所以，尧领导的应该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什么联盟会议。

庙底沟文化红陶碗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玉钺

从史前文化的互动关系来看，在上述第一个阶段，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向四周同时期的文化施加影响，其时代特点是中原向周邻文化的辐射。其中，特别明显可见的是庙底沟文化的彩陶花瓣纹图案的传播，东到大汶口文化，西至马家窑文化，东北至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南到大溪文化，到处可见。

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大汶口文化白陶盉

可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四邻的文化一反被动态势，积极向中原地区拓展领域。其中，最明显的是来自东方和南方的集团向中原地区的反攻。东边的大汶口文化向中原腹地进军，已经在伊洛地区出现了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南方的屈家岭文化也趁机把势力范围推进到洛河上游的卢氏县境内。

中原地区在经过了长达数百年的文化低潮之后，到了龙山时代重新彰显天下中心的优势，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的短暂调整，到距今约四千年时，在广阔的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景观：以中原龙山文化为中心，在它的周边分布着呈重花瓣结构的龙山时代史前文化分布格局。

中原龙山文化占据着黄河中游地区，它的东边是山东龙山文化，它的南边是石家河文化，它的北边是雪山二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它的西边是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在这一巨大文化圈的外围，南边分布着岭南地区的昙石山文化，东北为小河沿文化，西边为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西南有青藏高原上的卡诺文化等，整个中国大地出现了气势磅礴的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分布格局，这一格局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青铜文化分布格局，甚至奠定了中国版图最初的基础。这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连接四面八方文化区系的文化分布格局，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有核心的文化基础，给中国历史的走向以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千百年来流传着“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名言。

小河沿文化人形蚌饰

龙山时代，是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也是锻造中华民族性格的时代，是最初意义上中国的孕育期。正是在战火的洗涤中，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熔炉。正是在无数次战争当中，同时也是在率领各地人民长期的治水活动当中，中原地区的首领——大禹，渐渐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最终夏邦联合其他邦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它标志着中国文明社会的到来。

邦国时代

陶寺遗址出土的土鼓，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鼓的实物。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前后，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也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此时，在晋南、山东、湖北，甚至在距离中原地区遥远的成都平原和甘青地区，到处都留下了邦国的印迹，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整个社会处于从多元发展向以中原为核心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以中原地区陶寺城址为代表的史前文明社会的到来，终于促成从邦国林立到以中原为核心的历史性转变。

这一时代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在逐步揭开这一时代的神秘面纱，无言地向人们诉说着那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往事……

龙山时代。文献中，夏代之前的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只是极言其多，不必指实，其中既有属于国家的政治实体，也有许多还属于非国家的政治实体，但“万邦”这一概念充分表现出当时众多部族分立各地、小邦小国林立的状态，而这些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统属的文化分布格局相吻合。

龙山文化白陶鬶

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属于龙山文化，因而这个时期也被考古学家称为龙山时代，大约相当于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段，即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

龙山时代的一个突出的人文景观是涌现了大批城邑。迄今为止，已发现龙山时代城址七十座以上，遍及黄河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黄河河套地区。这些史前城邑大小不一，大者面积达百万乃至数百万平方米，小者只有数万平方米，其功能亦不尽相同，除了具有防御功能外，那些面积在百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城邑往往具有强制性权力机构。这种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机构的设立，正是古代国家形成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龙山时代出现大批城邑的背景是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据考古学研究，进入龙山时代以来，随着中原地区在调整重组后再度崛起以及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加快，以中原为核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最终形成。其标志是，在多元文化格局的内重花瓣的中央，形成了一个核心文化区——中原文化区。

具体表现是，在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记录中出现了大量来自周边的文化因素，这是因为随着中原地区的逐渐强大，邻近的文化越来越感受到中原文化的压力。各地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不再仅仅是文化风格的传播，而是在制度、思想等更深层次上开展了全面交流。如中原地区发现的与良渚文化颇为相似的玉璧、玉琮之类，以随葬高端手工业制品等来显示墓主的身份地位，均是对东南地区社会风俗的接受，以及对后者等级制度的借鉴和吸收。

《尚书·禹贡》对九州的风土人情、地理特产都有记载，这表明，此时的中原人已经对其他民族有了颇为全面和比较深入的了解；反之，中原社会也以各种方式，甚至以战争手段，向其他民族输出中原制度或社会理念。这样，以中原为中心的全方位交流，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了民族间的理解和认同，推进了多元文化朝多元一体有核心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接下来的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兴起打下基础，最终导致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有着广泛文化、心理认同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

陶寺文化遗址。在多元文化当中，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陶寺文化尤为引人注目。陶寺文化因陶寺遗址而得名，该遗址位于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二百八十万平方米，有数个自然村那么大。

陶寺遗址

根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陶寺遗址的年代大约为距今四千三百至四千年，其中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四千三百至四千一百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属于尧舜时期。

在陶寺城内，有宫殿建筑、贵族居住区、仓储区。这里还发现了一处“特殊”遗迹，被发掘者称为观象台，如果确实如此，便可与唐尧时的天文历法成就相联系，从而说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陶唐氏的都城。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中，很多陶器都施以各种彩绘。比如有一件出自大墓的彩绘龙纹陶盘，可能是当时“王室”使用的一种礼器。正是从这个陶盘上的龙纹开始，中国的龙形象得以基本定型，延续至今。

彩绘龙纹陶盘，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文字扁壶

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扁壶的腹部上方，有两个朱砂写就的字符，一个是“文”字，另一个尚无定论，学界有命、易、尧、邑等几种解释，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这两个文字的字形和结构，比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文字有了进一步发展，再次说明龙山时代已有文字。

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玉兽面，玉质晶莹剔透，造型优雅别致，与湖北境内出土的石家河文化同类玉器造型极其相近，反映出中原上层与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

陶寺的大型墓葬中出土了各种质地、各种种类的礼器，由此可以推想当时已经形成了礼制，这就是所谓的“器以载礼”，贵族身份和尊卑等级都可在礼器的使用中得到体现。

2002年发掘的IIM22墓规模宏大，尤其出土了龙盘、鼍鼓、陶鼓、石磬、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圭、玉琮、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不妨称之为“王墓”。

陶寺遗址大墓中出土的石磬

陶寺遗址墓葬资料呈现出鲜明的阶级阶层分化。发现的一千多座墓葬，可划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三大类。处于最高层的是甲种大墓的墓主，这类大型墓使用木棺，棺内撒朱砂，随葬品数量多而精美，可达一二百件。处于最下层的是小型墓，这类墓的数量最多，占总墓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小墓墓主有的只有骨笄之类的小件随葬品一至三件，更多的则是一无所有。小墓中个别的尸骨缺失手、足，或头骨被砍伤。究其原因，若非战争中受伤，便可能是受刑所致。可以说，从公元前2400年开始，陶寺社会已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和阶级关系。

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范围应包括山东全境及江苏、安徽北部、河南东部的部分地区。发现各类遗址一千多处，经过发掘的遗址近七十处。其相对年代晚于大汶口文化而早于岳石文化，绝对年代大致界定在距今四千六百至四千年之间，其年代跨度大约为六百年。

龙山文化发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城址，大的可达三十多万平方米，小的仅有三万至五万平方米，分布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龙山文化的所有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标志。

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和技术之高，可谓空前绝后。其中，蛋壳黑陶和一批精美的磨光黑陶代表了龙山文化陶器制作艺术的最高水平，特别是蛋壳黑陶杯，薄如蛋壳，漆黑光亮，重仅几十克，已非实用器，此类器物的拥有者，一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权限。

制玉技术的繁荣和提高是龙山文化手工业的又一突出成就。山东临朐西朱封墓地出土了一件冠状玉饰，分别由冠首和柄两部分组成，冠首呈乳白色，整体雕刻成兽面状，表面抛磨光润，镂孔形状各异且左右对称，冠饰左右两边，各镶嵌一枚圆润的绿色玉珠，实为艺术精品。与玉冠饰同出的还有二件玉钺、一件四孔玉刀、一件浮雕人面玉簪等，均为上层人物乃至王室使用的高级礼器。

蛋壳黑陶高柄杯

礼器的出现和礼制兴盛是密不可分的，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礼器种类繁多，并出现专业化倾向。礼器种类有玉钺、玉版、玉冠饰、蛋壳黑陶高柄杯、磨光黑陶垒等，这些器物均非实用器，但制作精良，是人们区分社会等级和身份的象征及标志。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山东龙山文化已经发现了真正的文字。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文发现于一个大平底盆底部，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绝对年代约在距今四千二百至四千一百年间。该陶片上现存五行十一个字，右起第一行为三字，其余四行均为二字。这十一个字，其笔画线条流畅，排列规律，字体规范，显然是一种成熟的文字。

对于这片陶片上的文字，多数学者表示认同，有学者认为这批文字以连笔为主，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有很大区别，不应是汉字的祖先，可能是古彝文。

纵观龙山文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出现了一批大型遗址和城址，发明和使用了文字，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和等级的墓葬和高规格礼器，很多方面具备了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

令人不解的是，继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突然呈现文化衰落之势，反倒不如先前的龙山文化发达。与中原文化长期东西对峙的东方文化似乎在龙山文化末期遭遇了重大挫折，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似乎改变了原有的轨迹。

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命运相似的还有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今浙江省北部和江苏省南部的太湖周围地区。距今五千三百至四千年之间，良渚文化的陶器，普遍使用先进的快轮制造，有些非常精致，带有刻划纹和镂空纹饰。石器磨制精良，有耜、犁、耨、镰等成套的农具，有多种多样的竹编器和已知最早的丝绸。良渚文化墓葬表现的玉器种类繁复，造型优美，雕琢精细，大多经过极细心的打磨抛光，呈现玻璃样的光泽。浮雕的纹饰纤细如发，其中，饕餮纹开启了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先河，令人叹为观止。

良渚文化的中心性遗址有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江苏昆山赵陵山、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等。

2006—2007年，通过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发现了良渚文化古城，其平面大致呈正南北方向，大体围绕莫角山和反山分布，总面积约二百九十万平方米。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其上再用较纯净的黄色黏土堆筑而成，内外两侧都有壕沟。

城内的反山遗址为一东西长九十米、南北宽三十米的人工堆筑土墩，总面积约两千七百平方米。1986年在土墩西部进行发掘，清理出良渚墓葬十一座，墓中发现棺床和朱漆木棺痕迹，出土精美玉器一千一百余件（组）。其中包括被称为“玉琮王”的玉琮、被称为“玉钺王”的玉钺以及玉冠状饰等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

神人兽面纹玉钺，浙江余杭反山出土。

瑶山祭坛

莫角山遗址为一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台，基本为正南北方向，上有三个高土墩，分别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目前在大莫角山西南、乌龟山东侧和小莫角山南侧都发现有夯土基址，其总面积不少于三万平方米。有些夯基上有成排的柱洞，并发现了大量土坯和大型的方木料。有的地方夯基厚近一米，可能是大型建筑的基址。

良渚文化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同时代最大的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它的出现标志着良渚文化已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地兼祭坛是良渚文化的特色之一。其中，良渚遗址群东北端的瑶山祭坛最为典型。这处祭坛整体规模宏大，其中心部位为一红土台，外围一圈灰色土，灰土外围再筑一周铺有砾石的黄土台，台西、北两侧保留有石坎。祭坛上发现南北两列排列整齐的十二座墓葬，墓葬中出土各类器物两千六百多件，其中仅玉器即多达两千五百多件。

良渚文化的墓葬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大致可以分为四级。第一级包括反山、瑶山墓地中的大墓。这些大墓均建在祭坛与墓地合一的人工土台上，墓圹长3米以上，宽1.5米以上，随葬品以玉礼器为主，数量多，琮、璧、冠形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璜、牌形饰均有，品种齐全，多真玉，刻画的人兽纹最为写实，形态变化多端，显示出这些墓的特殊地位。第二级以寺墩、福泉山、草鞋山、赵陵山、张陵山等墓地的大墓为代表。也多建在祭坛与墓地合一的人工土台上，随葬品以玉礼器为主，数量较多，但除均有琮、璧外，其他种类或有或无，精美程度差，假玉比例大。第三级分布较广，高台式和平地式墓地中都有，有少量琮、璧等玉礼器随葬。第四级墓数量最多，高台式和平地式墓地中都有发现，多随葬日常生活用的陶器和工具等，无玉礼器。此外，赵陵山遗址人工土台外的墓葬，被有些学者认定为殉葬墓。

高等级墓葬的存在，表明良渚社会上层集团的形成。这些墓葬多占据规模大、形制完备的祭坛，随葬最精美的玉礼器，说明上层集团拥有崇高的宗教权威，集团的首领很可能也是宗教领袖，对一定地区有宗教上的控制权。高等级墓中出土的大量玉钺、石钺显示，这些高级宗教人员同时具备世俗权威，可以推测，他们很可能也控制着其宗教势力范围内的军事、行政权力。

良渚文化玉钺

良渚文化玉琮

良渚文化玉器上面，发现有不少形体复杂的刻画符号，个别陶器上还有成串的符号。据研究，不少符号与大汶口文化的符号相同，很可能是原始的文字。在一件良渚文化陶壶腹部，有几个连续的符号，专家们普遍认为，它们不再是刻画符号而是真正的记录语言用的文字。

奇怪的是，良渚文化这样一个等级分明、分工精细、组织严密、在文明化道路上前进颇快的社会，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突然崩溃了。继之而来的马桥文化全无昔日良渚文化的风采，此后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呈现出衰落之势，这一现象，史书上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从而成了千古之谜。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最终导致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是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整个良渚文化。直到最近几年，来自上海广富林遗址的新发现，打开了另外一条思路。在所谓广富林文化遗存中，存在大量与中原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相似的文化因素，莫非它们是中原人大举南下的遗留？或许正是中原势力的渗透，加速了良渚文化的覆灭。

石家河文化。长江中游地区在传说中是所谓苗蛮集团的地盘，龙山时代属石家河文化，它因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以江汉平原中部为中心的地区，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目前发现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估计近千处，尤其是天门市石家河镇北最为密集，在约三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四十余处遗址，在此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石家河遗址群。

石家河文化遗址

截至目前，石家河文化已经发现的城址有十八座，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石家河城，面积约一百二十万平方米。学者一般都认为，石家河城址的主要使用年代和繁盛期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从石家河城附近的罗家柏岭和肖家屋脊等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大型建筑遗迹、成批的玉器、残铜片和炼铜原料（孔雀石）及铜渣等遗物来看，这一时期的石家河城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石家河文化玉面人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富有特色，目前已发现数百件，多出自瓮棺葬中。其中，在石家河的罗家柏岭遗址和肖家屋脊遗址以及澧县孙家岗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玉人头像牌饰和坠饰、蝉形饰、龙形饰、凤形饰、璧、管、环等装饰品。这些玉器颜色艳丽、形象生动。特别是玉雕人头像，头戴人字形冠，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可能是当时的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映。玉器制作已采用了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石家河文化中很可能已出现了专门的制玉手工业。

烧制的陶塑艺术品之多也是石家河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仅1978—1987年在邓家湾遗址的三次发掘中就出土了数千件陶塑艺术品，其种类除人像外，以动物和家禽、家畜形象最多，包括鸟、象、猴、龟、鱼和鸡、鸭、狗、猪、羊、牛等。

在肖家屋脊还发现有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刻画符号四十一个，多数是陶器烧前刻画上的，少数为陶器烧后刻画的，符号有牛角形、山字形、圆圈、菱形、高圈足杯形等九种。

石家河文化陶塑动物

冶炼金属器是文明社会的特征之一，石家河文化已使用了铜器。在邓家湾和肖家屋脊遗址都发现过绿松石（孔雀石）铜矿石块，特别是在罗家柏岭遗址出土了五件残铜片，为研究这一文化铜的冶炼和使用提供了重要证据。

石家河文化社会的宏观结构与良渚文化社会有相似之处。墓葬有显著的分化现象，小墓一贫如洗，大墓富丽堂皇。如肖家屋脊的M7为一座大型土坑墓，墓口长3.2米、头端宽1.8米、足端宽2.4米、深约1米，男性单人二次葬，无葬具，有二层台。随葬陶、石器一百零三件，包括大量的水器、食器和酒器，还有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石钺一件。

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包括石家河那样的大城，几乎全部废掉了。存续下来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融进了大量来自中原地区的影响。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了，这种萧条一直持续到商周时期，当地的社会才再度复兴，不过，石家河文明的衰落比良渚文化要晚二三百年的光景。关于衰落的原因，有人认为与水患有关，但是，应该看到，石家河文化的前身——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文化大举进攻中原，以致河南西南部一些原为仰韶文化的地盘，被屈家岭文化所抢占。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石家河文化中期，但是，此后，一度被屈家岭文化扩张占据的地盘，又重新被中原文化覆盖。这与传说中的“禹征三苗”如此相符，看来，长江中游文化的衰落也与中原文化的南下有关。

中原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一波三折。这里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化重组，其中，豫西晋南地区的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仰韶文化最早过渡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扩散开来，几乎覆盖了原来整个仰韶文化的范围。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形成了几支既有联系又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如客省庄二期文化、豫西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以及局限在晋南襄汾盆地的陶寺文化，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

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伴随文化的重组、人群流动，以及周边文化大量涌入，中原地区显得动荡不安。其显著表现之一就是，中原城址如王城岗、古城寨、孟庄、后冈、平粮台等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中原大地进入了邦国林立的时代。其中，陶寺城址是整个晋南盆地邦国的中心。而豫西晋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又名王湾三期文化，其遗址分布密集，大型聚落星罗棋布，如王湾、瓦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与新砦、洛宁西王村、武陟大司马、济源庙街等。各邦国割据一方，群雄并起，有的还修筑了城堡。在彼此格外激烈的冲突中，逐渐酝酿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标志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一地区产生了被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而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的中心都邑。

根据历史记载，夏禹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以世袭制代替了部落社会的禅让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时代的开始。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以中原地区为舞台核心展开了。这个基础最晚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奠定好了。

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传统看法认为远离中原地区的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九座龙山文化城址。其中，宝墩城址达二百多万平方米，设有内外三重围壕，可与中原陶寺文化的陶寺城址、良渚文化的良渚文化古城相匹敌，表明那里也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开始了文明化进程。

无独有偶，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年代稍晚于中原龙山文化，虽然没有发现城址，但却出土了冶铜制品，还发掘出体现男尊女卑理念的合葬墓，反映出当时的齐家文化已经不是一个平等的氏族社会，已经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了。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许多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文明化进程的步伐，有的甚至已经跨入了初级文明社会的门槛，可是，这些文明在经历了辉煌之后，大都难逃衰亡的命运，只有中原地区文明化的过程不曾中断，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经新砦期文化发展成为二里头文化，一波三折地逐渐演变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许宏

回眸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历程，人们会看到：是龙山文化的发现，以“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颠覆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又是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邦国文明遍地开花，以“满天星斗说”取代了“中原唯一起源说”。然而经过“百川归海”“多元一体”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无疑仍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成核心，从地理上讲，这里拥有丰富的环境资源，不至于像红山文化那样日益因自然环境的突变而导致文化衰落，但也不像长江流域那样优越，社会分化不大容易充分展开。在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军事领袖，带有更多的务实和军事色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原社会的军事贵族们开始设法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秩序，经验来自周围的地方文明。于是，在中原龙山文化中出现了主要是来自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的众多文化因素，并且，这里是居天下之中，为八方辐辏之地，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交汇融合，是其他各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成核心，还有一个环境的原因，就是气候的突变给夏王朝的诞生提供了外部条件。据研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大范围的气候事件，这也成为中原文明诞生的催化剂。传说中的大禹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治水成功，提高了中原领袖的威望，加强了权力，以至于对诸侯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夏王朝诞生了，从而揭开了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帷幕，中国文明正式形成。

古史传说

明《三才图绘》盘古像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句诗广为流传，近乎妇孺皆知。但这里提到的盘古是何许人也，竟有如此的神力？三皇究竟是哪三个？五帝又是哪几个人？如果细究起来就不那么容易找到正确的答案了。

这是因为，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历史。发明文字以后，这些内容才被记录下来，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古史传说中，有些可能是关于远古时代的朦胧记忆或想象，有些则属于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一种解释，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部信以为真。当然，这些古史传说中毕竟含有真实的历史素地，不是古人的无端捏造，如果将其与考古学资料结合起来，对于复原远古历史，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可喜的是，在考古学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三皇五帝与疑古思潮。在中国流传的三皇五帝说法中，一般认为，所谓“三皇”是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存在的历史；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不过，“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各家所说不尽相同。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因为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别的古书中还有许多帝，只是后来人们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直到20世纪初，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对传说资料进行了一个大清理。由于传说资料中充满自相矛盾和难以说通的地方，从而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这种态度本来是正确的，遗憾的是，部分学者疑古疑过了头，竟发出东周以上无古史的奇谈。实际上，虽然古代传说杂以神话，系口耳相传，时间越久越失真，可是，它们大都具有真实历史素地，并非完全向壁虚构，只要批判地分析这些传说资料，剥开神话的外衣，是可以找出真正历史的核心的。

不过，仅从传下来的文献材料来了解传说时代是不行的，还必须依赖考古学的研究。顾颉刚先生早就了解了这一点。可喜的是，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成就今非昔比，诚如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言：“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徐旭生等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学资料进行比照，现在考古学已有了长足发展，使得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

中国的神话传说，大致可以分为开辟神话、三皇神话和五帝传说等内容，其中，五帝的传说中有不少历史的真实素地。

开天辟地和创造人类——盘古和女娲。中国关于开天辟地和创造人类的神话，有盘古和女娲的故事。

盘古的故事较早见于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书中写道：“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三五历记》书影

《五运历年纪》又说：“元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盘古开天地的说法是中国先民对世界形成的看法，其所云“天地混沌如鸡子”“元气蒙鸿”之类的描述倒与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有某些相近之处。

传说是女娲创造了人类。女娲的故事出现得较早，《山海经》中有所谓“女娲之肠”。《楚辞·天问》曰：“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是说如果是女娲创造了人类，谁又创造了女娲呢？《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一说女娲和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兄妹结婚以繁衍人类。在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以及壁画墓中，多有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相互交尾的图像，说明女娲创造人类的故事广泛流传。

女娲补天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首见于《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 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在古史传说中，女娲不仅是人类的缔造者，而且还给人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难怪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敬仰。

东汉画像砖《伏羲和女娲》，四川郫县出土。其中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上身相拥，两尾相交系结，表明伏羲、女娲是造人类、掌婚姻、司生育的生命之神。

三皇神话。在传统史学中，中国的历史自三皇五帝开始。三皇五帝作为一个专有名称，出现在战国时代，《周礼》《庄子》和《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三皇五帝”这一概念。那么，三皇到底是哪三位呢？这在古代文献中说法不一。东汉末年，王符在《潜夫论·五德志》中无可奈何地说：“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

流传下来的“三皇”版本至少有六种：（1）天皇、地皇、泰皇；（2）天皇、地皇、人皇；（3）伏羲、女娲、神农；（4）伏羲、神农、祝融；（5）伏羲、神农、共工；（6）燧人、伏羲、神农。可见，所谓“三皇五帝”是用以表述社会历史的推移和递进的笼统概念，表达了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观。其中三皇中有关有巢、燧人、伏羲和神农的传说，分别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某些社会特征。

关于有巢氏，《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庄子·盗跖》曰：“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说的都是农业发明之前，亦即旧石器时代的事情。有关巢居，在非洲一些原始部落中可以找到，在中国一些岩画里也可以看到，应该是发明房屋之前的事情。

新石器时代灰陶火种罐，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白泥窑子出土。

关于燧人氏，《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相传燧人钻燧取火，使人民懂得食用熟食，从而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钻燧取火”属于人工取火。现在中国云南西盟佤族、海南黎族仍然在使用一种类似的取火方法，在木头上挖凹穴，旁边放上引火物，用木、竹钻棒在凹穴中快速搓转，一旦飞出火花落入引火物中，就可以吹出火焰。

钻燧取火的前提是不仅要对燃烧条件有充分的掌握，对木料质地有充分的认识，还要掌握磨、钻、锯等工艺，然后才有可能发明这种方法。考古发现证明，正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了磨制、钻孔和锯的技术，因此，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传说，反映的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生活。像有巢氏一样，燧人氏实为一个“指示时代的名词”或“文化符号”，而不应将之视为某一个人或某一族的名称。

源自中国远古时代的八卦图，迄今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传说是伏羲发明了八卦。《易·系辞下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可见，传说中的伏羲文化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教民渔猎，结网捕鱼；二是“始作八卦”。单就渔猎经济而论，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看来，结网捕鱼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然而伏羲除教民渔猎之外，还“始作八卦”，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原始、朴素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因而，伏羲氏时代的渔猎经济大体应与旧石器时代晚期较高级的渔猎经济相对应。

《神农教稼》

传说神农发明了农业。《易·系辞下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但是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发明农业与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耒耜农具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农业的发明亦即农业的起源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生的事情，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大概一万二千年至九千年；而使用耒耜的初级耜耕农业或锄耕农业，到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才出现。所以，神农氏的传说反映的是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赵春青

中国的原始农业分为北方的粟黍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两大系统，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都可以看到属于农业起源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的农业不可能起源于一地，它起源于南北不同的地方，因此不能把神农氏看成是一个人，也不能说农业是由他一人发明的。与燧人氏、伏羲氏一样，神农氏也应视为一个“指示时代的名词”或“文化符号”，他们都是伟大历史进程的一种概括。

五帝传说。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按照司马迁的叙述，黄帝为五帝之首，其余四帝都是黄帝的后裔。其实，这五帝先后称雄，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但并非有血缘关系，而是分属于不同的族团。

汉画像砖中的黄帝形象

炎帝像

考古学也表明，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新石器文化星罗棋布，创造这些新石器文化的氏族部落林立，这些部落后来组合成几个大的部族集团。司马迁是受了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将原本属于不同系统的部族领袖人物或部族集团，安排构筑在一个朝廷里，或者描写成具有血亲关系，这种千古一系的家谱式的做法，脱离了历史的实际。

今天我们面对《五帝本纪》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谱系时，不必拘泥于这些传说人物是否具有血缘上的祖孙关系，不妨把他们看成是不同的部族族团称霸一方的先后早晚关系。

中国古史传说的人物当中，最著名的首推黄帝和炎帝。在先秦古籍中，炎黄每每并称。《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所载的五帝，也是把炎帝包括在内的。所以，黄帝时代也被称为炎黄时代。《国语·晋语》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按照这个说法，黄、炎两族是从互通婚姻的少典氏和有蟜氏繁衍出来的。

明绘本《黄帝神像》

中国上古时代，人名、族名和地名常常合而为一。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轩辕氏即天鼋氏，以大鳖为图腾。有熊氏以熊、虎等猛兽为图腾。《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时，曾用以兽为名的六支不同图腾的军队：熊、罴、貔、貅、貙、虎，这也说明所谓有熊氏乃图腾之名称。此外，相传黄帝有二十五宗，有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十二姓。二十五宗即二十五个氏族，十二姓即十二个胞族，所以黄帝族实为一个庞大的部族集团。轩辕氏与有熊氏以及二十五宗与十二姓，都统一在黄帝的名下，可见在“黄帝”这一名号中，实际上存在着部族融合的情形。炎帝族的情况也是这样。炎帝为姜姓，而相传炎帝又号称连山氏、烈山氏等，炎帝一名也是部族融合的产物。这种部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就成为以黄帝族和炎帝族为主体，融合其他诸多部族而形成的华夏民族。

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出一座用蚌壳堆塑出的龙虎图案的墓葬，有人认为其墓主人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颛顼帝。

黄帝的事迹甚多，他首先是一位取得了赫赫战功的军事领袖，先后打败炎帝和蚩尤，于是诸侯都尊他为天子。战争的胜利使他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黄帝第一个建立了政权，官名皆以云命，“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与那种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大不相同。过去常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大抵就是从黄帝算起的。

颛顼是继炎黄之后的五帝之一。相传颛顼的居住地在“帝丘”，即今河南濮阳。传说共工与颛顼为邻，争为帝，后来颛顼击败共工，才登上帝位。

颛顼时，发生了著名的重和黎“绝地天通”的原始宗教变革。《国语·楚语》记载，颛顼让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又让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以达到“绝地天通”。这是说，南正重和火正黎作为颛顼时设立的祭司兼管理人员，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沟通神与民、天与地，从而把原始宗教祭祀变成了只限于少数神职人员的事情，改变了以前家家有巫、人人都能与神灵交往的局面。这种神职人员的出现，意味着一个祭司兼管理阶层的形成，是文明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

颛顼与帝喾

颛顼与帝喾之后是尧舜禹时期。大约距今四千年前，黄河流域进入了尧舜禹时代。《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尧舜禹时的王位更替，实行一种“禅让”制度。尧年老的时候，让邦国联盟内的“四岳”推举继承人，大家一致推举舜。舜正式继位前，曾把权力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避居于南河之南。然而天下诸邦和民众却不信任丹朱，而拥戴舜，这样，舜才正式继位。

舜执掌了邦国联盟后，命禹为“司空”，主持治理洪水、平定水土；命弃为“后稷”，主持谷物播种和生产；命契为“司徒”，主持教化；命皋陶为“士”，主持刑罚。禹是夏族始祖，弃是周族始祖，契是商族始祖，皋陶是东夷人。当时的邦国联盟还没有发展成王朝，禹、弃、契、皋陶等人并不属于“同朝为官”。因此，这些官职的任命未必实有其事，但却反映了舜与诸邦的广泛联系，也反映了当时邦国联盟的构成情形。舜年老的时候，决定将权位让给禹，禹正式即位前，也是谦让，提出把权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自己避居于阳城，但是诸邦依然拥戴禹，禹这才正式继位。

这实际上是这一时期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在尧舜时期，各地已产生邦国，并出现邦国联盟。尧、舜、禹最初都是各自邦国之君，也先后担任过中原地区邦国联盟的盟主。尧舜禹禅让传说，描述了盟主职位在邦国联盟内转移和交接的情形。

关于尧舜禹之间权位的转移，还有另外一种“篡夺”的传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韩非子·说疑》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孟子·万章上》也说：“（舜）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尧舜禹相互争斗的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各个邦国之间势力消长的关系。这种情形与史书用“万邦”“万国”来称呼尧舜禹时期的政治实体是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尧舜禹是双重身份，他们首先是本邦本国的邦君，又都曾担任过邦国联盟的“盟主”，亦即“霸主”。夏商周三代之君“天下共主”的地位，就是由尧舜禹时期邦国“盟主”或“霸主”转化而来的。

帝尧像

帝舜像

关于尧舜禹的继承是禅让还是篡夺，周代末年同时流传着这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同时并存的事实，正是部落酋长由“传贤”制向“传子”制过渡的真实反映。尧舜禹至少在形式上还是执行着民主制度，而夏禹则经过了一番曲折斗争的过程，最后实行传子制，从此，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取代了具有民主色彩的禅让制，开创了中国世袭王朝统治的源头。

古史传说与考古学实证的有机结合。根据古史传说，大约五帝时代，在黄河、长江流域曾经居住着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历史学家很早就开始注意对这些传说材料进行梳理。其中，蒙文通注意到不同传说出自不同的史学系统，他根据各系所传承的古史系统，将各地居民相应地分为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和江汉民族三大集团；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将其划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的说法，对学术界的影响更加广泛。

这种划分虽然难以准确，但是，与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划分相对应，的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结合考古学证据得知，蒙文通和徐旭生划分的三大集团分别与考古学文化的中原文化区、海岱文化区和长江中游文化区相对应。

一般认为，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属于华夏集团先民的遗存，而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为东夷集团先民的遗存。东方有太暤（或作太昊）、少昊、蚩尤等族团。文献记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所说的地方在今河南濮阳，正是东方和中原两大部族集团分布的邻接地区，也是考古学上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的交汇地区，恰可与上述传说相印证。

根据考古学发现可以得知，这三大文化区，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形成文化区的雏形。其中，在中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夏代以前的文化发展关系为前仰韶文化（含河南中西部的裴李岗文化、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和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顺序是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则是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三大区域的史前文化奠定了中原与东方、南方的关系。

到了距今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前期，特别是相当于庙底沟类型的时期，中原影响东方和南方的势头明显，具有标志性的中原地区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图案和陶器影响到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的腹地。到了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后期，中原势力减弱，而东方和南方势力崛起，纷纷挺进中原腹地，以至于在郑洛地区可以见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葬和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时代，中原再度崛起，成为中国史前文化多元一体有核心格局中的中心地区。中原与东方海岱文化和南方长江中游文化区的这种曲折复杂的关系，正好是古史传说中三大集团关系的映照。

画像砖上的《黄帝战蚩尤》

当然，在新石器文化区系的划分中，不止这三个文化区，苏秉琦曾经划分为六个，严文明划分为十二个，可见，历史的真实情况要比传说复杂得多，只有把古史传说与考古学实证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复原上古史的真貌。

反映各民族关系的事件中，最有影响的是关于战争的传说。较早的是黄帝、炎帝联合，与东夷蚩尤的一次战斗。大致是说，炎帝族与蚩尤族发生战争，炎帝族战败，求救于黄帝族。于是黄帝使“应龙畜水”，用以淹没蚩尤的军队。蚩尤乃请风伯和雨师，破坏了应龙的水阵。黄帝又请来旱神女魃，使天放晴。后来，终于战胜蚩尤，擒杀蚩尤于冀州之野。

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在考古学中的反映可以从仰韶文化晚期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关系上得到一些印证。

蚩尤战败后，黄帝与炎帝又发生了一次战争。地点在阪泉之野。史载，黄帝乃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此后，以黄帝为首领的部落联盟成为黄河流域最强大的部落联盟。

年代稍后的战争，是黄、炎集团与南方的三苗集团的冲突。《左传·昭公元年》有“虞有三苗”的说法。较晚的是尧舜禹连续征伐三苗的战争。《吕氏春秋·召类》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墨子·非攻下》载：“昔者有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磿为山川，别物上下，鄉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

《史记·五帝本纪》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尚书·吕刑》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至于征伐三苗的故事，则可以从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直到龙山文化对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势力消长中得到一些印证。

在传说时代的各项事件中，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最广。《诗经·商颂·长发》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孟子·滕文公上》更有生动的叙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

治水成功使大禹成为众人传颂的英雄，以致某些古代文献把他描述为神。

在古史传说中，常见有某帝发明了某物的创制传说。比如炎帝，一说即神农氏，发明了农业、医药和陶器；《史记》和《淮南子》则记载了神农尝百草，以草药治病救人的故事。

炎帝的后裔中，有一支是烈山氏，其子名柱，会种植谷物、蔬菜，被后人尊奉为稷神——谷物神。炎帝后裔的另一支共工氏，其子后土，治理洪水成功，被后人尊奉为社神——土地神。此后，社神、稷神成为农业社会的最高神祇，西周以来受到人们普遍祭祀，以后又把“社稷”引申为天下、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神农氏尝药辨性》

在创制传说中，关于黄帝的发明是多方面的。比如传说他发掘首阳山的铜矿，加以冶炼，铸成铜鼎；并且铸造十二铜钟，和以五音，可以演奏音乐。再如，传说他用树木制造船、车，用于运输；也有的说他发明缝纫，制作衣裳；还说他发明历法，派人到四境观察天象，确定春夏秋冬四季，按照四季的变化播种百谷草木，等等。

清刻本《命官授时图》

按照《世本·作篇》的说法，还有更多的人物参与了创造发明，如伯余作衣裳，史皇作图，仓颉作书，昆吾作陶，祝融作市，化益作井，蚩尤以金作兵，鲧作城，尧作宫，奚仲作车，夔作乐等，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文物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些创制传说，往往把某一项甚至某几项发明，归功于神通广大的某个人，不一定正确，而且有些说法相互矛盾，所以不可全信。如果把这些发明看成是时代的产物，且与考古发现相参照，就可以看出这些发明并非向壁虚构。传说时代拥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可见当时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是充满发明创造的时代，是中国文明曙光初露的时代。

夏王朝觅踪

开封禹王台石刻画《治水庆功图》（局部）

1959年，著名历史学和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县西边的一处名叫二里头的村庄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漫天遍野的古代陶片连绵不断，连接着好几个村子，遗址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断言眼前的这处二里头遗址“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正是徐旭生先生的这次豫西考古调查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序幕。他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经过日后数十年持续不断的发掘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探索夏文化的圣地。

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中有关夏朝的记载。商王朝的真实性，因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以及殷墟等一系列考古发现而得到证实，商代史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信史。然而，对于夏代的真实性，仍有个别海外学者持怀疑态度，这让人想起了早已过时的“大禹是条虫”的论调。其实，不仅先秦文献中屡屡提及夏代的存在，而且在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已经提到禹和夏。

《竹书纪年》中有关“自禹至桀十七世，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载。

春秋时期齐国青铜器叔夷钟，该器铭文在追述成汤的功勋时，称汤“尃受天命，□伐夏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更早的西周中期青铜盨，铭文为：“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周代青铜器的铭文，未曾受后人的影响，因而无可质疑。

《竹书纪年》中有关于“自禹至桀十七世，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载。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夏朝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甚至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夏朝的世系。《史记·夏本纪》云：“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厪立。帝厪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

禹王像

按照这一说法，夏代是从夏禹开始到桀灭亡，共有十四世十七王，刚刚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的起讫年代推定为约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是目前中国学界关于夏代年代最权威的说法。

启母石

启降生传说

“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历史性转变。按照文献记载，禹之子为启，传说启生于嵩山脚下的启母石，不过，关于启继承禹的传说不尽一致。有的说禹当时曾经举荐皋陶为继承人，皋陶为东方夷人。皋陶先卒，又举其子益为继承人，可是禹死后，人民“不归益而归启”，这是说禹传启时曾经沿袭以往的禅让制。有的说禹的继承人是益，后来“启与友党攻益而夺天下”。有的说禹死后，其子启继位，“益干启位，启杀之”。《史记·夏本纪》还说：由于“启即天子位”，而“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这说明，夏初的传子制度并未牢固确立，但是，不管怎么说，从禹到启实现了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变革。

夏朝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据文献载，夏朝建立不久，就遭遇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的事变，到少康时才得以复国，史称“少康中兴”。

据说启死后，继位的是太康、仲康等兄弟五人。《史记·夏本纪》称：“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失国的原因，据说是他盘于游田，不恤民事，这时，东夷善射的有穷氏的酋长羿，乘机取而代之。《左传·襄公四年》说：“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当了夏族的首领，把太康驱逐出境，不得返国。可是，为时不久，羿也因荒于田猎，被其大臣寒浞所杀，寒浞还占有了羿的妻妾和家业。

后羿射日图

后来夏的仲康及其儿子相，逃奔同姓部落斟寻与斟灌（今河南巩县西南一带），寒浞来攻，灭相。幸喜相妻后缗方娠，逃奔到母家有仍氏（有人说在河北任县），生子少康。少康年长，做了有仍的牧正，后又被寒浞之子浇所逼，逃奔到有虞氏（今河南虞县），为有虞庖正。虞君妻之二女，叫他在纶邑经营。后来，寒浞又因“纵欲”“康乐”“不德渔民”，失掉了人民的支持，少康则因“能布其德”，得以收集夏部族的余众。他的老臣靡遂靠了有鬲氏和夏部族的遗民，起兵攻灭了寒浞。后来，少康又灭浇于过，少康的儿子杅灭豷于戈，恢复了夏政，史称“少康中兴”。

少康复国以后，国势渐趋稳定，此后，虽然诸夷时有乖叛，但是总的趋势是“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少康中兴以后，在夷夏斗争中，中原的夏王朝占绝对优势，夏王常常“东狩”或“东征”，夷人常要“来御”或“来宾”。由于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在全国的地位凸显出来，从而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少康以后传六世到孔甲，据说他“好方鬼神，事淫乱”，故“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夏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此后，只有在帝发时代出现过短暂的辉煌，一度“诸夷宾于王门，……诸夷人舞”，恢复了往日气象。不过，为时不久，到了其子桀时，据说当时的夏部族内部“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外部“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商汤趁此机会，剪灭夏族的许多部落，夏桀被放逐于南巢而死，夏朝灭亡。关于夏王朝灭亡的原因，也有“伊洛竭而夏亡”的说法。

夏代这些颇为细致的记载和传说，说明夏王朝存在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不过，夏王朝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它的领土范围有多大？哪些遗物是夏王朝遗留下来的？由于缺乏像甲骨文那样的夏代文字，仅靠文献的考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终还要靠考古学来说话，拿出地下发掘的事实来。这就是徐旭生先生来到豫西进行考古调查“夏墟”的动因。

二里头文化、新砦文化和部分河南龙山文化，目前被大多数学者视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安阳殷墟考古发掘证明曾经作为传说的商朝历史是可信的，从而印证《史记·殷本纪》有关商代的记载是可靠的。这就开辟出一条从考古学文化探索夏代历史的可行的路子。

虽然尚未发现像商代甲骨文那样多的夏代文字，因此，不易确定夏都之所在，但是根据文献记载，找出比商代文化年代更早、地域又在记载的夏王朝活动地域之内的夏代考古学文化则是可能的。

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不仅已经认识了商代晚期文化——殷墟小屯文化，而且发现了比殷墟文化更早的、商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郑州二里岗文化。在此基础上，只要找到比二里岗文化更早、地域范围与文献所载的夏王朝活动范围相符合的考古学文化，就有可能是夏文化。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先生，即是按照这一思路，率先把二里头文化判定为夏文化。

文献记载中有关夏的活动线索涉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内蒙古、安徽、湖北、四川、浙江等地，不过其中以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为最多。这样，绝大多数学者相信，分布在豫西、晋南的年代上早于商代早期数百年的考古学文化有可能是夏文化。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研究，最符合这一条件的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

从文化序列上看，在河南目前已经建立起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年代序列，其中，二里头文化早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晚于龙山文化，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此外，从夏商都邑的比较中也可以判断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经甲骨文和考古学研究，殷墟为商代后期都城无疑，与之呈现前后演变关系的早期商文化可以追溯到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文化遗存，因此，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早期商代都邑已经成为考古学界的主流意见。然而与偃师商城相距不远的二里头遗址却出土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文化遗存，只是到了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才出现与偃师商城相类似的遗存，如果说偃师商城属于商文化系统，二里头文化的主体自然不能也属于商，结合文献记载，应该是比商文化更早的夏文化。

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多学科联合研究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达不到文献所在夏朝的起始年代即公元前21世纪或公元前20世纪，因此，早期夏文化已经进入龙山文化。此外，1979年发现的，经1999年、2000年重新发掘确认的“新砦文化”的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而晚于河南龙山文化，也被大多数学者视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

简言之，二里头文化、新砦文化和部分河南龙山文化，目前被大多数学者视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

二里头文化有一组富有特色的陶器群。其中，有鼎、深腹罐、侈口圆腹罐等炊器，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豆、刻槽盆、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等食器和容器，盉、觚、爵等酒器。花边罐、深腹盆、甑、侈口罐等口沿下附加鸡冠扳，是这组文化的特色。

根据二里头遗址及其相关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器物类型的演变，可把二里头文化划分为四期。加上新砦期，可把二里头文化划分为五期。其中，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最早遗存，保存了不少河南境内龙山文化的因素，自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后段开始，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二里头文化自身的文化面貌趋向成熟。到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各类原有器形继续沿用，但有局部变化，并出现了一些新器形，特别是到二里头文化的最晚阶段，一些器物与商代二里岗文化早期器物十分相似。

二里头文化通常分为河南中西部的二里头类型和山西南部的东下冯类型。后者以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命名，虽然主要因素与二里头类型一致，但亦有明显差异。如东下冯类型的炊器以鬲和斝为主，而二里头类型则以夹砂罐和鼎为主。东下冯不见二里头类型的三足盘和刻槽盆，却另有蛋形瓮。东下冯类型分为早、中、晚三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类型的第二至第四期，即总体比二里头文化要晚一个阶段，当是二里头文化向北拓展的结果。

夏代考古——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址就是徐旭生调查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西南约九公里，南临古洛河，北部为今洛河所切断，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约九平方公里（另有四平方公里和六平方公里之说）。遗址分四期（一说分五期），C14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一说为公元前1900—前1400年）。

二里头遗址内部已经有明显的区划，由北部的祭祀区、中部的宫殿区和南部的手工业作坊区构成。其中，宫殿区遗址中心部位面积约三平方公里，宫殿区内最重要的建筑——宫城位于遗址东南部，方正规矩，宫殿建筑中轴对称呈封闭式结构，宫殿布局多进一体，大型建筑具有明确的中轴线规划。

二里头宫殿区建筑基址发掘现场

二里头一号宫殿主殿复原图

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

二里头墓葬

宫殿基址已发现八座，其中，一号宫殿位于圪垱头和四角楼之间的高地上，面积一万余平方米。在中心大殿的前面有广庭，四周有回廊，南面有三座大门。复原为一座“四阿重屋”式的殿堂，建于二里头第三期，毁于第四期。

二号宫殿位于一号宫殿基址东北约一百五十米处，为一长方形的夯土台基，包括主体殿堂，东、南、西三面的回廊和四面的围墙，在南面围墙的中间偏东处有三间塾房，在东面围墙中间有一间东塾房。南面的门道及庭院，庭院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各发现一处排水设施，组成一座完整的宫殿建筑，整体建筑已具备后世宫殿建筑体制的规模。

二里头遗址墓葬分化严重，其中，高规格墓葬已经发现数座，出土较多的随葬品，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饰等，其中M3出土的一件绿松石龙，最为引人注目。

在二号宫殿主体殿堂的北面偏东处即主体殿堂与北墙之间，发现一座大墓，墓口长5.2—5.35米，宽4.25米，有二层台。因被盗掘，仅见少量漆皮、朱砂、蚌饰以及狗骨架和骨片等物，推测原来墓中的随葬品是相当丰富的。发掘者认为，这座墓葬当是墓主死后才埋入殿堂与北围墙之间的，可见死者身份不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王巍

墓葬出土物品说明礼制已经形成，特别是青铜礼器的有无和数量业已成为等级身份的核心表征物。在夏朝，等级分化已经非常明显。

在三号宫殿基址院内发现一座贵族墓（编号02VM3），墓口长2.24米，北部宽1.1米，残深0.5—0.6米，墓底铺朱砂，随葬品有铜铃、玉器和较多的漆器以及封顶盉、爵、鼎、豆、尊等十多件陶器。特别是发现一件两千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龙形器，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二里头陶器

二里头占卜龟甲

二里头遗址除宫殿区的大墓外，均为中小型墓葬。其中中型墓葬分布区位于圪垱头村北面，面积约为一万平方米。宫殿区中还有大量的小墓，其中有相当多的朱砂墓，绝大多数的铜器、玉器、漆器、石器、象牙器、骨器、蚌贝饰和各种精美的陶礼器皆出于这些墓中，这些墓主人生前有的当为平民，有的则可能为中等贵族成员。

二里头遗址具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出土的青铜器如鼎、爵、斝、盉、戈、戚、镞、嵌绿松石铜牌饰等，玉器如圭、璋、钺、戚、戈和多孔石刀等，技艺精湛，不同寻常。

此外，在一些陶器当中，还有十分少见的硬纹陶、釉陶和造型精美的白陶、黑陶等，以及刻画或雕塑出的龙形图案，这些遗物绝非普通遗址所能具有。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四周还设有冶铸铜器、制作骨器和陶器的手工业作坊以及绿松石加工场。共有三处铸铜遗址、两处制骨遗址；其中，在新庄村以南即发现一处铸铜区，面积较大，发现有冶铸青铜器的遗存。

二里头遗址规模极大，发现有宫殿建筑、大型墓葬和各类手工业专业作坊，出土多种精美器物。据此认为，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所有遗址当中规格最高的，表明它无疑是一处夏代的都城遗址。

二里头玉器

二里头玉戈

二里头玉圭

二里头铜爵

二里头骨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赵春青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是距今三千七百五十年到三千五百年，而史书记载的夏王朝的年代是距今四千多年到三千五百年，所以二里头遗址只能是夏中晚期的都城。

夏代考古——新砦文化。新砦遗址位于河南新密市刘寨镇东南，经过近年来的重新发掘，确认其主体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其中，第二期遗存早于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被命名为“新砦期”，以新砦第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命名为新砦期文化或新砦文化。新砦文化目前看来主要分布在嵩山东南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面积达七十万到一百万平方米，大体呈方形，新砦期遗址具有内外两重防御设施，即外边的城墙和护城河，内部的壕沟。在内壕圈占的部位已经发掘出一座大型的浅穴式建筑，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墠”之类的祭祀遗迹。此外，还发现了与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首极为相似的龙形图案以及玉圭、玉琮等高规格遗物。新砦遗址位于嵩山东南，相传这里有“启母石”“夏启之居”等与夏启有关的传说，而新砦遗址又是新砦文化当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内涵与二里头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有学者把它视为探索夏代早期都邑的对象之一。

夏代考古——王城岗文化。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发现了一座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故城址，因附近不远处有一东周时期的城址，出土了刻有“阳城”陶文，联系文献记载，发掘者认为是禹都阳城所在地。不过，当时发掘出来的城堡面积只有一万多平方米，城内因遭后期破坏只留下一些奠基坑基址，没有见到宫殿之类的建筑，因而，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2002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王城岗遗址再次被发掘，在原有小城的西北发现一处面积达三十多万平方米的大城，从年代上看，大城的年代稍晚于小城，经C14年代测定，大城的年代正好与夏代始年相符，于是，最近发掘者提出，小城为夏禹之父鲧所筑之城，大城才是禹都阳城。

王城岗遗址

夏文化探讨。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经浮选发现了谷、稻、麦、豆等粮食作物。特别是发现炭化小麦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这是夏代遗址第一次出土小麦实物，它的发现再次使人们对夏代农业有了新的认识。

夏人主要活动地域是土壤肥沃、四季分明的伊洛河平原和晋南地区，从遗址出土的动植物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气候偏暖，水量充沛，适宜农业的发展。长期的农业生产经验，使夏人总结出一套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后被司马迁称为《夏小正》。与殷历和周历相比，夏历更方便于农事。

尽管当时的农业工具主要承袭以前的石、骨、蚌和木制工具，器类主要有铲、刀、镰等，但就种植的农作物种类来说，据《夏小正》言，正月“农纬厥耒”，三月“祈麦实”，五月初昏大火中，“种黍、菽、糜，时也”。

此外，二里头文化遗址还经常出土渔猎工具如鱼叉、网坠等，并伴随出土有牛、羊、猪、狗、鹿等动物遗骸，说明当时的人们还从事渔猎活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

关于车舆的发明，在文献中最主要的说法是夏代，《世本》和《吕氏春秋》都说夏代的“奚仲作车”，目前虽然没有见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舆实物，但却见到了车辙痕迹，可见那时已经的确有了车。

关于青铜器的铸造，《墨子·耕柱》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所铸之鼎“三（四）足而方”，用之“祭于昆吾之虚”。《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后因“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越绝书》云：“夏人以铜为兵。”这些记载说明夏人铸造铜器之说已经流行于东周时期。

二里头文化乳钉纹爵

二里头陶器上的刻符

考古学研究证明，新砦期遗址即发现可能为铜流的铜器残片，此后，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面积达万余平方米的铸铜遗址，内出有坩锅、铜渣、浇铸面等重要遗物，目前已经发现的铜器种类达十余种，计有鼎、爵、斝、盉、觚、戈、镞、钺之类的兵器以及其他青铜器，特别是铜爵需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复杂，据电子探针测定其成分为含铜92%至98%，锡1%至7%，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拥有相当成熟的青铜铸造工艺，是同时代发展水平最高的青铜时代文化，已经跨进了青铜时代。

夏代有没有文字呢？先秦文献征引的《夏书》《夏训》《夏小正》应当有对夏人典册的保存，在与夏文化有关的遗址中，目前，在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发现了数十例陶器上的刻符，在王城岗遗址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陶器刻符，有学者认为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早期文字，分别表现数字、植物、建筑和器具等，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刻符与后来的甲骨文有渊源关系，分别释为“矢”“井”“皿”“丰”“来”等象形字。专家们的解释尽管见仁见智，但是，有的刻符十分接近于甲骨文的造型，不排除属于原始文字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所长 王巍

我们现在在二里头，还没有发现有文字的证据，当然，我们也有期待。因为，商代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了，它绝不会是初始的阶段，在此之前，应该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期待有夏代文字的出土。

从考古学上探讨夏文化虽然取得不少成绩，然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以上述三处遗址为例，二里头遗址文化内涵可分为四期，其中一期的上限不超过公元前1750年，只是接近夏代中晚期的年代，三期以后已经进入商代的年代范围，那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学术界目前尚未得出定论。

新砦遗址目前仅揭露出大型祭祀遗迹，尚未发掘出宫殿基址和高规格墓葬，如论定为夏都尚有不少的工作要做。王城岗遗址，仅发掘出大城的城圈，城内的重要建筑尚未发现，而且小城面积如此之小，性质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如欲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必须做更多的田野工作。

总而言之，尽管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已经取得不少成就，但是，要彻底揭开夏文化和夏王朝的神秘面纱，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殷商兴亡

甲骨刻辞

清朝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某一天，北京东华门外的一处深宅大院里，笼罩着一丝焦虑的气息。原来，这家的主人——担任朝廷国子监祭酒，也就是当朝最高教育机构长官的王懿荣生病了。家人赶紧去附近一家有名的中药房抓药。药抓回来后，王懿荣惊奇地发现，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明显地带有颇具规律的刻痕。

所谓“龙骨”，实际上是远古脊椎动物的骨骼化石，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入药的记载。不过，此前，谁也没有注意到“龙骨”上面还会带有刻痕。这一意外的发现使王懿荣兴奋不已，他立即派家人再次前往那家药店求购，再三嘱托家人只要见到带字“龙骨”，要全部买下。轰动世界的商代甲骨文就这样被认识、发现了。

甲骨学另一位大师罗振玉，自1906年起开始收藏甲骨。数年之后，他终于弄清楚甲骨出土地为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商代甲骨文的发现拉开了重新研究商代历史的大幕。

商朝历史在出土甲骨文中得到证实。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商王朝，它是继夏朝之后，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这在今天是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可是，这个常识却来之不易。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曾经哀叹对商朝的研究缺乏“文献”。

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商王朝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尚书·序》云：商“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各种文献中对商的记载都很简略。

按照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记载，自“契卒，子昭明立”开始，至“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止，凡十四世，是先商时期。司马迁所根据之书，已不可考，不过，他记载的这一世系与《国语·周语下》“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契合；另外，《荀子·成相》称：“契玄王，生昭明……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也与《史记》所载相同，可见司马迁必有所本。只是由于司马迁行文相当简略，曾经引起部分学者的怀疑。后来，甲骨卜辞问世，尤其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文资料对《史记》所记一一进行了考订，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发现甲骨文所述商之先公先王世次与《史记·殷本纪》所记相合，从而得出结论：“《史记》之实录，且得于今日证之。”至此，学术界对先商世系的传继基本上已无异说。

商王朝世系表

由汤灭夏后，一直到最末的商王帝辛，是历史上的商王朝时期。《史记·殷本纪》《世本》《竹书纪年》所载的商世系，大部分在甲骨文中得到证实。按照这一记载，商代上自大乙下至帝辛即商纣王，共计十七世三十一王（除太丁外为三十王），时间大致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历时约六百年。

《史记·项羽本纪》曾明确提到商王盘庚所迁的“殷”正在安阳的洹河岸边。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惊人的一致，使得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商王朝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按照《史记·项羽本纪》的提法，中国学者遂将安阳小屯一带的商遗存称为“殷墟”。

如果说王国维从文字学角度论证了商王朝的存在的话，始于1928年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则从实物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商王朝的确是成熟的文明，而不是处于初始阶段的文明。

刻辞甲骨，安阳小屯西堤出土。

殷墟最为重要的发现是晚商时期大量的甲骨文。这是中国现知最早的成熟文字，出土地点集中在安阳殷墟小屯一带。单是宫殿区第127号坑就发现甲骨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现在各地收藏的甲骨已达十五万片之多，几乎都是从殷墟出土的。这些甲骨刻辞多属王室之物，内容涉及职官、刑法、军队、战争、田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疾病、天文历法、方国地理与宗教信仰等，极大地丰富了商代的史料，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推了数百年，使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的起源。殷墟只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那么，商人最初起源于哪里呢？文献中关于商人的族源和起源地的记载不多。《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释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可见，商族的祖先是以玄鸟（燕子）为图腾的，简狄是商族传说中的始祖母，契是商族的始祖，曾与禹共事。其活动地区大约在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其族属于东夷。但是，也有学者指出，玄鸟生商的传说，反映出商人似乎有以玄鸟为生育之神的信仰，据此得出商人为东方民族的说法值得商榷。

简狄像

先商时期，契“封于商”。《世本·居篇》云：“契居蕃。”商的地望，在今漳河地区，商人所以称商，大概是由于商人远族居于漳水，而漳水最早就叫“商水”的缘故。可见，先商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豫北漳河流域，但不久即为“陶唐氏火正閼伯”取代，史称“閼伯居于商丘”。后来相土复迁回商丘，如《左传·襄公九年》曰：“閼伯居于商丘……相土因之。”可见，先商时期商人的另一个活动区域在黄河下游的豫东地区。

相土以商丘为都城，以武力拓展疆土，逐渐进入早期国家阶段。《诗经·商颂·长发》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其疆土或至辽东半岛乃至朝鲜半岛。《世本》载“相土作乘马”，王“胲作服牛”，社会进步明显加快。胲是相土之四世孙，《史记》作“振”，其子为上甲微。

在《山海经》和《竹书纪年》等书中，还记载了王亥到有易（今河北易水流域）地区交易，被有易之君绵臣杀死，并夺取仆牛。后来上甲微借河伯之师，打败有易，杀死绵臣，夺回仆牛，为其父报仇。可见，到了王亥时，商族势力已经达到河北北部。由于生产剩余可以交换，出现了掠夺财富的战争，私有财产可能已经产生。

在商汤灭夏之前，即所谓先公时期，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称为先商文化，是商文化的原始形态。商汤灭了夏才建立商朝，那么，灭夏之前的商人诸先公应该与夏王朝曾经同时，所以先商文化应该与夏文化同时。

目前考古学者对先商文化的探讨，多集中在冀南豫北及豫东鲁西地区。其中，邹衡提出，先商文化起源于豫北地区，分先商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而张光直却坚持认为先商文化应在河南最东部、山东西部和安徽北部地区，其文化面貌当与二里头文化有相似之处，又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有联系。此外，也有学者主张豫东和豫北的龙山文化是先商文化，还有学者把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晚于龙山文化的岳石文化与先商文化直接联系起来。

从目前得到的考古学材料来看，先商文化漳河说更具说服力，漳水流域有可能是商人的起源地。

商汤伐夏。史载商汤初立时，从先王居于亳，以伊尹为谋臣，政治清明，国运昌盛，夏桀封之为东方诸侯之长，不过，这并不能满足汤的政治抱负。商汤的势力日益强大之后，迈出了征伐夏王朝的步伐。商汤先灭掉了邻国葛伯（今河南宁陵东北），接着继续攻打夏的与国。

《孟子·滕文公下》：“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此正值夏王朝统治末期，夏王桀昏庸无道、暴戾无常，成汤乘机笼络东方诸国。夏桀为了控制东方诸侯，举行有仍会盟，不料有缗公然反对，夏桀出兵攻之，结果导致实力大减。而且，商朝乘机拉拢有缗、有莘及薛国等东方诸国，组成联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商汤灭夏的用兵次序，大概是首先消灭夏的一些与国，最后才征伐夏桀。商先灭掉韦（今河南滑县）、顾（今河南范县）和昆吾（今河南濮阳）三个依附于夏的诸侯国，又举兵西向，向夏大举进攻。《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商汤大军在灭掉昆吾后，直捣夏桀老巢，夏桀仓皇出逃，成汤乘胜追击至鸣条大败夏军，桀被放逐于南巢而死。夏亡，商朝正式建立。

商汤之所以能顺利地灭夏，据说是因为夏桀“为虐政荒淫”，矜过善非、迷惑于妺喜，杀谏臣关龙逄，以及筑倾宫、饰瑶台等，虽不免言过其实，但是，桀为当时的暴君，则无可疑。所以，汤革夏命，实则利用夏民对夏桀的不满，推翻了夏王朝。

汉画像石上的夏桀形象

《诗经·商颂·玄鸟》有关“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的记载。

商汤自称“吾甚武，号曰武王”。《诗经·商颂·玄鸟》称汤为武王：“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武王靡不胜，……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诗经·商颂·殷武》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商汤的武功很大，除了推翻夏朝外，又向四方征伐，大大扩展了商的统治领域。

商汤像

伊尹像

商汤的成功，得益于大臣伊尹的辅佐。伊尹大概名“伊”，官为“尹”，是汤的“小臣”，实为管理君王烹调膳食的官吏，爵位不高，但权力很大。《孟子·万章上》：“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这就是说，伊尹看到太甲不贤，把他囚于桐宫，自己摄行政事。后来太甲改邪归正，伊尹就迎他复位。这大概是因为，商的前期君主多少还保存着氏族首领的特征，君不称职则放之，如果改过则复之。故，伊尹、太甲被后人尊为圣贤。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王震中

伊尹在成汤推翻夏王朝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成汤灭掉夏王朝以后，伊尹辅助成汤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文献的记载都得到了甲骨文的证实。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在固定的专门的日子对伊尹进行祭祀的记载，而且祭品的数量和规格都很高，所以也就证明了伊尹在商人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商代早期的都城。商族在汤之前就是一个迁徙频繁的流动部落。据《史记·殷本纪》《尚书·序》等文献记载，自契至汤有八次大的迁徙；自汤建商朝，至盘庚即位，又五迁其都。这前八后五的具体地望，尚未能在考古学上一一找到对应的证据，不过大体不出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目前已经有些线索可考的是对汤都“亳”的探讨。

先秦诸子著作中较多地记载着“汤居亳”。有关亳的地望，自汉代以来就有不同意见。结合考古学证据，以河南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可能性最大。

郑州商城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得知该城建于商代初年甚至更早。该城有内、外两重城墙，内城较规整，周长约六千九百多米，面积约三百万平方米。外城就地形而建，只在南、西、北三面设外城墙，其外有护城河，外城圈占的面积达一千三百万平方米，如果将城外的文化分布范围计算在内，总面积可达两千五百万平方米。内城的东北部为宫殿区，发现大小建筑五十余处。另外，发现有祭祀遗迹、水井及大型蓄水池等。在宫殿区边缘处还发现有可能是宫城的夯土墙。

在郑州商城的内、外城之间分布有手工业作坊区，如城南的南关外和城北的紫荆山有铸铜作坊遗址，城西有制陶遗址，紫荆山北有制骨作坊遗址。此外，还有青铜器窖藏，内出有王室重器——青铜鼎等，如1974年在郑州商城杜岭街发现了两件青铜大方鼎，其中一件重达86.4千克，高100厘米，是已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

从考古类型学研究结果看，郑州商城与安阳殷墟一脉相承，但年代要早于殷墟，无论是城址规模、城址内涵还是出土遗物，郑州商城无疑是商代的都城，问题是，它究竟是哪个商王所建的都城呢？最初，学术界认为是文献所记的仲丁所迁隞都，《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的记载：“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郑州商城既为王都，又在荥阳附近，岂不是隞都吗？不过，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加，后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郑州商城经历的年代远远超过了仲丁一代，其上限甚至进入先商时期。在郑州商城是汤都之说提出之后，郑州商城隞都说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郑州商城是汤都亳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郑州商城历时较长，完全可以容纳自汤至隞前五世十王的年代；二是郑州商城内发现了大量东周时期“亳”字陶文，说明至迟东周时期仍把这里叫作“亳”；三是符合文献所载商汤与葛为邻、伐桀路线、汤放桀而复薄（亳）等事件的相对地理位置。

就在郑州商城是亳都还是隞都争论不休之时，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1983年，在配合首阳山电厂的施工中，意外地发现了偃师商城。偃师商城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区西部，西距二里头遗址约六公里。

偃师商城的年代与郑州商城相当或略早，属于商代早期，其平面呈刀形，分小城和大城两部分。其中，小城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一千一百米，东西宽约七百四十米，面积八十一万多平方米。大城是在小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平面近似刀形，面积近二百万平方米。大城已发现城门五处，东西对应各两处，北墙一处，估计南墙也应有一处。大城外有护城河，护城河距城墙多在十米开外，壕沟口宽约二十米，深六米左右。城内有三组建筑群，其一位于小城中部偏南，长宽各约二百米，周有厚约两米的围墙，墙内有多座建筑基址，以及渠、池供排水的设施和祭祀场所，有人称之为宫城。另外两座基址分别位于小城西南角与东北方向，都有一周围墙，其中，第二号基址有成排的建筑，被推测为“府库”；在大城的北部还发现有与铸铜和制骨、制陶有关的遗存，应是手工业作坊区。

偃师商城有城墙和壕沟，有宫殿建筑和手工业作坊区，肯定不是普通的聚落，无疑也是一座都邑级别的城址。关于偃师商城的性质，一种意见认为是汤灭夏后所建立的西亳，《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尸乡”条，班固自注“尸乡，成汤所都”。巧的是，穿越偃师商城的一条土沟，当地至今仍称作尸乡沟。于是，偃师商城为汤都亳立即为众多学者所接受。不过，另一种意见认为，偃师商城虽然是与郑州商城同时的商代早期都邑，然而它的规模没有郑州商城大，文化内涵也不及郑州商城丰富，因此，只能是陪都或桐宫别馆；也有人认为是商代早期为镇服夏人所建的军事重镇。

盘庚迁殷。《尚书·盘庚上》载：“盘庚迁于殷。”古本《竹书纪年》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关于殷墟的地望，《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羽乃与（章邯）期洹水南殷虚上。”自1928年发掘殷墟以来的八十多年的考古发掘也证明，盘庚迁都的所在就是今天河南安阳市西北五里的小屯一带。

《尚书》中关于“盘庚迁殷”的记载。

殷墟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不仅发现有王室宫殿区和商王陵墓区，还发现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贵族墓地以及大量甲骨文。

王室宫殿区和宗庙区位于遗址的中心部位，今小屯村一带，共清理出建筑基址五十余座，由东北向西南分甲、乙、丙三组。宫殿区的东北有洹河做天然屏障，西、南是与洹河相通的隍壕，构成对宫殿区的防护，其范围约七十万平方米。这里还发现不少祭祀坑，这些祭祀遗迹说明这里的某些建筑为宗庙。

商王陵区分布于侯家庄西北冈，或称武官村北地，位于宫殿区西北2.5公里处，陵区范围东西长约四百五十米、南北宽约二百五十米。共有带墓道的大墓十三座，分东西两区分布。这些大墓平面多作“亚”字形和“中”字形，拥有宏大的墓室和长长的墓道，往往有大量人殉、人牲，如M1001号大墓，墓内发现的人殉、人牲达二百二十五人，虽然大都被盗严重，在幸存随葬品较多的M1004号墓中，仍发掘出分四层放置的青铜礼器，大批兵器和部分玉、石器，如著名的牛鼎和鹿鼎等。那些带有四条墓道的八座大墓肯定是商王陵墓。

王陵区外，殷墟还有多处成片的墓地，在这些墓地当中，既有带墓道的“中”字形或“甲”字形大墓，也有长方形的中小型墓，大型墓葬的右前方往往有车马坑。这反映出墓地的死者既有贵族，也有普通平民。

殷墟还发现多处手工业作坊区，其中，铸铜作坊有苗圃北地、孝民屯西地、小屯东北地等，制骨作坊有大司空村南地、北辛庄与小屯附近等，制陶作坊有苗圃北地、小屯附近等。

奇怪的是，直到20世纪末，殷墟虽然经过长达七十年的多次发掘，可是从未找到过任何与城址有关的迹象。以至于有些学者提出，殷墟非殷朝都城所在地。

这种状况，直至1999年在殷墟东北发现了一座面积达四百七十万平方米的都城遗址，并把它命名为“洹北商城”，才最终解开了殷墟就是盘庚都城的疑团。这座位于安阳殷墟遗址东北部地下约两米深处的商城，分布上与旧的“殷墟”范围略有重叠，但整体在洹河北岸，故称洹北商城。该商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两千两百米，东西宽两千一百五十米，总面积约四百七十万平方米。方向北偏东十三度。在城址的南北中轴线南段，已确认分布有宫殿宗庙建筑群。其中，洹北商城的一号宫殿宗庙基址，坐北朝南，东西一百七十三米，南北进深九十米，总面积一万六千平方米，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宫殿宗庙基址。基址平面呈“回”字形结构，与今天的四合院相仿。中间为开阔的庭院，四周建房，分北正殿、西北偏庑、西殿、南庑和门庭几部分。洹北商城发现有大型城垣和宫殿区遗存，性质为商代都城无疑。据研究，其年代与盘庚迁殷的年代及小辛、小乙的年代相合，故其为盘庚所迁殷都的可能性甚大。有学者认为，殷都经历了由“盘庚之殷”（洹北商城）向“武丁之殷”（小屯殷墟）之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唐际根

对于盘庚迁殷的原因，汉代学者认为是“去奢行简”，近代学者认为是为避河患，现代学者分别从贵族与平民矛盾加剧、对付来自北方民族威胁以及自然环境变化等方面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认为，是为了解决由于王位争夺而产生的王室内部的纠纷。盘庚主要是想通过迁徙，削弱那些具有争夺王位的力量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地位和统治力量。事实上，自盘庚迁殷后，保证了王位由一个家族的父子世袭，由此商王能够加强其内政武功方面的统治，故盘庚以后的商王国有了充足的发展，迎来了武丁时期的繁盛，史称“武丁盛世”。

商朝的极盛时期——中国上古文明的高峰。盘庚以后，传至武丁，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在位五十九年。据《尚书·无逸》篇记载，武丁年轻的时候，久在民间劳作，了解“小人”之疾苦，深知稼穑之艰难。他即位以后，提拔版筑匠人傅说为相，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土方、 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于江淮，北伐于河套，西征又达渭汭，与周族接壤，每每取得重大胜利，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

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国力达到鼎盛，《诗经·商颂·玄鸟》中记载武丁时“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据甲骨文学者研究统计，与武丁相关的卜辞共六百多条，为晚商诸王之最，被武丁征伐的方国达八十一个。其势力范围东至于海，西达陕西，北到河北，南抵江汉，成为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

武丁的配偶妇好是一位英武的女将军，她是商王武丁六十多位妻子中的一位，即祖庚、祖甲的母辈“母辛”，是中国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据甲骨卜辞记载，妇好曾多次主持各种类型和名目的祭祀和占卜活动，利用神权为商王朝统治服务。此外，妇好还多次受武丁派遣带兵打仗，北讨土方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她十分宠爱，授予她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鬼神祈祷她健康长寿。她死后，商王给予很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

殷墟出土兵器

殷墟出土仿铜陶礼器

妇好墓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约一百米处，于1976年被考古工作者发掘，是殷墟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该墓五米多长，约四米宽，七米多深，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据说享堂原是商王武丁为祭祀妻子妇好而修建的宗庙建筑，尊其庙号为“辛”。妇好墓虽然墓室不大，但保存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一千九百二十八件。其中，玉器共七百五十五件，是商代玉器出土最多、最集中的墓葬。

商王朝势力的影响，使考古工作者在今天的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山西、陕西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殷商文化遗存，表明商朝的统治区域已经远远超过了夏代。

妇好墓出土玉凤

远离商王朝中心区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都发现了深受商文化影响的青铜礼器。

纣王当政——盛极一时的商王朝走到了历史尽头。商王朝后期，政治日趋黑暗，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商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是在祖甲统治时期，《国语·周语下》云：“帝甲（祖甲）乱之，七世而殒。”武丁以后的商王，大多贪图安逸享受，都很腐败，如《尚书·无逸》篇云：“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就是说，祖庚以后的七八代，由于他们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不肯躬亲稼穑，养出一批荒淫的、沉湎于酒色的纨绔子弟，其在位年数，多则十余年，少则仅三四年。

三星堆出土青铜跪像

商纣王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他骄奢淫逸，“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大修宫室台榭，扩大王都范围，“南距朝歌（今河南淇县），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在宫殿中声色犬马，与宠妃妲己“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终日饮酒作乐。

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商纣王在经济上加紧搜刮，使广大民众生活在死亡线上，社会动荡不安，民怨沸腾，甚至出现了把商王祭祀上帝祖先的牛羊猪等祭品都抢光吃光的现象。“小民方兴，相为敌雠”，意思是说，平民普遍起来与殷商统治阶级为敌的意思。“如蜩如螗，如沸如羹”，面对商王朝的残暴统治，大量的奴隶采取各种形式，包括怠工、逃亡乃至武装暴动等进行反抗。商王或奴隶主也经常追捕逃跑的奴隶，纣王又作“炮烙之法”，以加强对广大人民的镇压。

纣王重用奸臣崇侯、恶来、费中、飞廉等，其实，“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史记·殷本纪》）；排斥微子启、王叔比干、箕子等有识之士，使忠于纣王的比干因谏而死，箕子佯狂，微子出走。商纣王把“四方之多罪逋逃”之人安插在“大夫卿士”的位置上，这样一来，商纣王便失去了一部分诸侯大臣的支持，使得当时的统治集团分崩离析。

而此时，周边的少数族团也趁机内侵。当商纣王向西北各族发动进攻时，东南地区的东夷各部纷纷叛离，虽然先后被商纣王所灭，但是，商王朝的国力也因此消耗殆尽，如《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商的属国周在西边兴起，国势日渐强大，曾经长期服从于商王国的周族，此时也拉拢了一些小国，壮大自己的力量。后来的周人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去事实不远。此时的商王朝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即将被周朝灭掉，微子是纣王之兄，他形容这种可怕的情景时感慨道：“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

盛极一时的商王朝走到了历史尽头。

商朝形势图

商代文明

后母戊大方鼎

这是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它通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长一百一十厘米，宽七十八厘米，重八百七十五公斤，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的最高水平。据研究，制作该鼎时，必须二三百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

隐藏在这件青铜方鼎背后的是辉煌灿烂的商代文明。

商代经济。商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生产直接关系到商王国的强盛及贵族们的收入，因此，商王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年岁的丰歉。在甲骨文中求雨、求年（收成）的卜辞很多，如云“求年于大甲十牢、祖乙十牢”，祈求上帝能给人间带来好收成。

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可见，现代流行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

经过浮选，这几种农作物的炭化颗粒均已获得，可以证实文献记载和甲骨文所述是可靠的。

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洫，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中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常见的耕作方式叫“ 田”，大概是众人合力并耕、集体协作的意思。

殷墟出土农具

商代农业生产工具主要使用木、石、蚌等制作，计有镰、锄、铲和耒、耜等。其中，耒是木制的起土农具，前端分叉；耜呈铲状，安在木棒下，可以用石、蚌或金属制作。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起重大作用的仍然是石器。在殷墟发现了三千多件石镰，成千上百件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

商代的农业种植技术更加进步，在甲骨文中已发现有施肥的记载。考古资料中也发现不少储藏粮食的大型窖穴，卜辞中还有仓廪的“廪”字。由于粮食有了大量剩余，便出现了使用粮食大量酿酒的现象。文献记载，商人酗酒成风，卜辞累见“酒”字，殷代青铜器十之七八都是酒器，其中如卣、爵、斝、盉、觚、觥都是饮酒用的，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农业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商朝的经济作物也很丰富。当时既种植蔬菜，又栽培果树，形成了以农田为中心的农业经济体系。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代的畜牧业也更加兴旺起来。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其中，家马自商代晚期开始，成为中国的主要家养动物之一。

狩猎经济是商代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一种补充。在商代遗址中，经常可见渔猎工具，甲骨文中有矢、弹、网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的田猎方法有车攻、犬逐、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

《商人饮酒图》

《狩猎图》

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甲骨文中谈到有一次“王阱允擒三百又四十八”。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兕、虎、鹿、麋、麑、麞、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如麋鹿、梅花鹿、獐、虎、獾、猫、熊、犀牛、狐、豹、乌苏里熊、扭角羚、田鼠以及各种鸟类、鱼类如海产鱼、蚌、贝等。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桑蚕丝织业的国家，商代后期蚕丝业又有很大的发展。殷墟等遗址出土了玉蚕，在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发现有绢帛类丝织物遗痕，卜辞中亦有蚕、桑、丝、帛等字，且有商王派人察看蚕事的内容，可见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丝织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玉蚕

商代制陶业也是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还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尚白”，制作的白陶器，如卣、盘、罍、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1000℃以上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叩之有声。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在郑州二里岗和藁城台西遗址都出土了原始瓷器——釉陶，经化验分析，已接近一般瓷器，可称之为原始瓷器，把中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了三千多年前的早商时代。

商人是善于经商的部族。商朝的商业和交通也很发达。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大海龟龟板和玉石等，如来自新疆和田的玉、来自南海及印度洋沿岸的海贝和大龟，有的是从远方进贡而来，有的则是通过商业交换而来。可见，当时商王朝和遥远的外邦已经有了贸易联系。

殷墟出土仿铜陶礼器

殷墟博物馆的商代车马坑

早商、晚商遗址中都发现了用贝随葬的现象。甲骨文、金文都有“贝”字。商末铜器铭文有“赐贝”“赏贝”的记载，以朋为单位，最多赐贝三十朋，说明当时贝已起到货币的作用。

商朝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卜辞有“舟”字；陆路交通使用车，卜辞“车”字为两轮一轴之形。许多商代遗址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复原形制与卜辞“车”字形相仿，是使用马驾的两轮大车。当然，商代的车除用作交通工具外，还可用于攻战和狩猎。

商代的政治制度。商朝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它所拥有的辽阔疆域，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商朝的政治制度，上承夏朝，下开西周政治制度的先河，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商朝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商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集政权、军权、神权于一身，高踞于一般贵族之上。商王自称“予一人”“余一人”，或“我一人”，对臣民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并借助宗教迷信的力量，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统治。

在王位继承方面采用兄终弟及和父子相传并存的王位继承制。其中，商王朝前段以兄终弟及为主；后段则父子相继为大势所趋，这一继承法在周代终于被采用。总之，商王权已具有专制王权的基本特征。

商朝政治制度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内服外服制度。《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内外服制度滥觞于夏，形成于商，影响至周，是独特的国家结构形式。内服为“王畿”之地，系商朝直接控制的国家中心地区，又叫大邑商、天邑商。这里“居天下之中”，包括今天的晋东、鲁西、豫北和冀南一带的广阔平原。

《尚书·酒诰》有关商代内、外服的记载。

内服职官即中央王朝职官，数量众多，地位最高者有相、三公、尹、史等。相为仅次于王的职官，三公即是太师、太傅和太保性质的官职。从卜辞看，尹主要担负建造寝殿、开垦农田等职务，偶尔也受王命外出征伐，地位也应较高。此外，还有专门掌管农业、畜牧、渔猎、手工业等部门的职官。如牧为负责畜牧业的职官，司工为掌管手工业的职官。卜辞累见“小臣”“多臣”职务，其地位有高有低，高的如后世大臣，低的如地方小官。“小藉臣”是管理农耕的，“小多马羌臣”是管理多马羌奴隶的，“司工”可能是百工之长。

内服官员由商王直接任免，其中，中央官僚享有世袭特权，但是官职根据王朝的利益而变动。

外服是指商王畿以外的土地，外服职官有侯、甸、男等。卜辞中侯的数量有五十多个，常见的有仓侯、杞侯、侯专等。文献中还有九侯、鄂侯、翼侯等。这些侯的担任者多为商周围方国的首领，他们一方面臣服于商，接受商王赐予的封号，一方面是土著国家的首领。但是，各诸侯国、方国的官吏，不是由商王任免的。诸侯国要负担纳贡、服役、戍边或随王出征等义务。商王还派王族的亲信“诸子”“诸妇”去地方监督当地的首领，便于控制并加强其统治。商王朝为了加强对方国的控制，还让方国的首领入朝做官，像对待其他中央官员那样对待他们，对他们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总体来说，商代的职官是比较完备的，数量也比夏代庞大得多。不过，由于存在这种内外服制度，商王对周边地区的统治是相当松散的，周边诸侯对商王时服时叛，这与西周完全不同。

商王朝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管理军事、指挥征战的武官有多射、卫、戍、师、多马、多亚等。卜辞有“王乍三师：右、中、左”的记载。此外，还有“旅”的建制。发动战争前，商王或商贵族都要进行“登兵”（即征集兵众），动辄千人、几千人，甚至多达万人以上。兵种除步卒外，还有大量车兵，作战时往往以车兵为主力。

商朝已制定了法典，称之为“汤刑”或“汤法”。商朝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监狱，当时把监狱叫作“圜土”，卜辞有“圉”字，字形作戴梏坐牢状。那时候，墨（在脸上刺字）、劓（割鼻）、剕（断足）、宫（男子阉割，妇女幽闭）、大辟（死刑）五刑具备。商纣王时刑罚名目繁多，用刑残酷，仅处死人的刑罚就有七种，诛灭三族的族诛也见于文字记载。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商朝加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等级森严的商代社会。商代属于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商王是奴隶主贵族的总头目，对国家拥有行政（对职官的任命权、对臣僚的监察权）、军队、司法等一切大权。商王以下有各级贵族，贵族又有同姓和异姓之别。同姓贵族有王族、子族和多子族；异姓贵族包括“邦伯”“百执事”。因为商王的配偶多为异姓贵族女子，所以，异姓贵族的地位也很显赫。下级军官和基层官僚在文献上称为“多士”。

平民在商朝是主要阶级。包括百姓、众、蓄民、百工等，从事社会生产劳动，战时参军入伍。卜辞上叫“众人”“众”，文献上称“小人”。卜辞上记载的“众人”是在井田上劳动的主要成员。盘庚迁殷时召集“众人”来王庭，让他们听训辞，可见“众人”的地位要比奴隶高。不过，他们没有土地所有权，被牢固地束缚在井田上，还要负担当兵、纳贡和服徭役的义务，并随时有沦为奴隶的危险。

第三种是奴隶，包括妾、僮、仆、臣以及战俘等，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可以被任意屠杀或充作牺牲。卜辞上的家内奴隶称谓有奴、婢、妾、臣等，还有奚奴、羌奴。当时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其中羌族战俘最多，卜辞累有“获羌”的记载。而且还有进贡奴隶的事，如卜辞记载“氐（致）羌”“来羌”都是附属国向商王朝进贡奴隶的记录。

考古资料显示也存在着等级划分的现象。如商代的居住遗存可以划分出宫殿基址、大型建筑基址和小型地面建筑。墓葬的等级制更加明显，可以划分为占地达数千平方米的大型墓、占地数十平方米的中型墓、数平方米的小型墓以及殉人坑与祭祀坑等。墓葬面积越大，随葬的物品越多越珍贵，国王的陵墓不仅带有四个长长的墓道，随葬奢华的随葬品，而且往往附带大规模的殉人祭祀坑。在祭祀的过程中，除了使用大量的牛、羊、猪、狗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牲。商朝人殉、人祭之风盛行。商王和贵族死后，要杀人殉葬，以后每祭祀一次，都要杀一批人，每次人祭，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上百，甚至多达四百人。有学者从1928年到1973年发掘的商代遗址和墓葬中统计出，可以辨认的人殉、人祭近四千人。另外据卜辞记载统计，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至少残杀了一万四千人用于人祭。如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区，在墓区东侧发现了一个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祭祀场，在已清理的一百九十一个祭祀坑内，共埋葬了一千一百七十八具用于祭祀的人牲。

规模宏大的宫廷建筑。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和湖北盘龙城等商代城址中，都发现有规模宏大的城墙和巍峨壮观的宫殿建筑基址，印证了文献记载并非虚传。特别是殷墟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可以划分为若干群组，大概属于宫殿和祭祀建筑，也有人把它复原为若干四合院式的建筑群，是殷代建筑艺术的代表作。

文献上曾经描绘商末贵族的建筑相当华丽。《周礼·考工记·匠人》云：“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在甲骨文中，有不少字，如室、京、宫等的字形像楼房，推想当时已有宫室崇楼。《说苑·反质》引《墨子·佚文》云：“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古本《竹书纪年》：“殷纣作琼室，立玉门。”《吕氏春秋·过理》云：“糟丘酒池，肉圃为格，雕柱而桔诸侯……作为璇室，筑为倾宫。”可以想象出商代晚期的建筑，雕梁画栋，颇为豪华壮观。

商代的文字。文字是文明的象征，商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有甲骨文、陶文、玉石文和金文。甲骨文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晚商时期占卜记事之用，也叫“殷墟卜辞”或“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卜甲为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有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修整，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灼烤甲骨背面的钻凿处，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贞人和商王对它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刻写于甲骨之上。

这些卜辞的内容丰富，包括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事等内容，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自19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十五万片以上，共有四千多个单字，其中，被确认的还不足两千字。

从甲骨文的结构看，传统的所谓“六书”已经具备。“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和转注六种构成文字的原则。在甲骨文中，更多的是象形、会意、形声和假借四种。其中，在武丁前后的字中，象形字还比较多，而到商代末期，形声字逐渐增多，许多字趋于定型，因而，甲骨文是一种有严密规律的相当成熟的文字。甲骨文中的“册”字，像竹简汇集之形，《尚书·多士》讲：“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看起来商代已有写在简册上的文书了，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未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殷墟出土的占卜记事甲骨

甲骨文是怎样书写的呢？除了极少数的大字是先用毛笔写好再用刀刻外，一般的都是用专门的青铜刀直接刻在甲骨和兽骨上的。由于这些材料都比较坚硬，刻出来的笔道往往都是直直的线条，使其整体呈方块形，这种方块字一直保存到今天。有些甲骨文，刻工精细，书体美观，堪称书法佳作。

甲骨文是世界上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在当时世界是进步的，而且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一种文字——汉字。今天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发展来的。

当然，甲骨文远不是最早的汉字，甚至也不是商代早期的文字，只不过是商代后期的文字，探索汉字的起源，应该在甲骨文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追溯。

商代晚期出现了祭祖、赏赐铭文，少至一字，多至五十字，常见者为一到五六字之间，还常见族徽符号。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的宗教。商王朝信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视宗教信仰为治国之头等大事，故而使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甲骨卜辞表明，商人无日不占，无事不卜。而祭祀的对象则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河流山川等自然神，也包括祖先和旧臣，以及设有天庭的帝。仅负责宗教祭祀、占卜、典礼、记录王事的官员就有太史、卜人（贞人）、作册和巫等，见于卜辞的贞人就有三十余人。

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帝”或“上帝”是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是自然界的主宰，既能够呼风唤雨，也可以左右人间的一切生活。被神化了的商代先公先王是可以伴随在“上帝”左右的，因而可以获得和上帝相仿的某些权力。在卜辞中以对商代先公先王的祭祀名目最为繁多。据统计，在所有与祭祀相关的卜辞中祭祀祖先神的内容有一万五千多条，远远超过了祭祀自然神和上帝的数量。这种对祖先神的格外敬重，实际上是在向世人暗示，商王的身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对神权的崇拜也表现于青铜器充满神秘气息的纹饰上。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是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程式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以至于后人难以明白这些动物造型和纹样本身所指的含义，给周邻地区的青铜器和后代的青铜器以深远的影响。

商人的祭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质是，商王朝以宗教为幌子，借助宗教手段，维护、巩固自身的统治，为商王统治披上上帝旨意的外衣，达到在世俗世界中牢牢统治人民的目的。

商代的科技。天文学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的需要，促进了历法的发展。商朝历法已非常完善，它以太阴（月）记月，太阳记年，干支记日，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平年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终，叫作十三月，称为“年终置闰”法。在晚期的卜辞中，采用“年中置闰”法，即把闰月放在某月之后，这种历法既不是根据太阳运动一年测得的阳历，也不是以月亮圆缺为基础的阴历，而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阴阳合历。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甲骨卜辞中记时的年，不叫岁，也不叫年，而是叫作“祀”，这是因为一年当中商王要根据不同的时间举行各种不同的祭祀，祭祀一遍，一年的时间也就过去了，所以用祀代表年。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起于春秋时代以后，商代大概只有春种、秋收两段时间，所以，在商代，“春秋”二字代表一年的时间。

《甲骨文合集》编号37986片拓片及对译。商代对日月星辰的运行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干支记日法”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合来表示日期，即从甲子到癸亥共计六十个。这种用干支记日的方法在中国早已出现，一直沿用到近代。在甲骨卜辞中可见一些干支表，可见商代已采用“干支记日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冯时

商朝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天文历法知识也有了新的进步。甲骨文中有关于日蚀、月蚀和岁星（即木星）、火星等行星的确切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的宝贵资料。

从甲骨文可以看出，商朝已经采用了十进位制计算法，卜辞中已有代表个、十、百、千、万的文字，最大的数字为三万。医学方面，卜辞记录了多种疾病，涵盖后世的内、外、妇产、小儿等科，见于卜辞的治疗方法有针刺、艾灸、按摩等。商代设有“小疾臣”的官职，专门管理医药疾病事务。

商代的艺术。商王朝统治者锦衣玉食的生活中，必然要求相应的娱乐，这就推动了商代艺术的发展，以至于有商一代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

据文献记载，商汤时期已有《大护》《晨露》《九招》《六列》等乐章，商纣王命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商纣王时已有大鼓、钟、磬、管、箫等乐器。甲骨卜辞中有“舞”字，像人身挂有饰物婆娑起舞之状。

殷墟所发现的乐器种类有许多，计有吹奏器陶埙、石埙和骨埙，状如鸭蛋，顶上有一吹口，前半腹有四孔，后半腹两孔，能吹整个七声音节和一部分半音。

商代常见的乐器还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和石磬等。其中，最大的一件铜兽面纹大铙，重达一百五十四公斤。铜铙一般是拿在手里敲击的，像这件这么大的铜铙只能把柄插在地上，才能敲奏。

在殷墟武官村大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特大石磬，长八十四厘米，高四十二厘米，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大型乐器。在安阳小屯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个鹦鹉刻纹磬和一个“妊竹入石”刻纹磬，造型惟妙惟肖。

妇好墓陶埙

据音乐学家研究，铜铙是旋律乐器，在商代奠定了十二律体系的历史基础。此外，商代的音乐已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总之，商代的音乐相当发达。

商代的雕塑艺术，按种类划分，有平面的浮雕或浅刻，有半立体的动物性雕像，也有立体雕塑。

浮雕或浅刻多是器物上的花纹，最常见的是饕餮纹、夔龙纹和云雷纹。此外，还有蝉纹、鸮纹、鸟纹、蚕纹、龟鱼纹，以及牛头纹、鹿头纹、虎头纹等。

半立体的动物性雕像一般都是用陶、玉、石、蚌做成的配饰，如鸟、鱼、蝉、鸮、兔、虎等兽面造型。

立体动物塑像，在商代前期只发现过泥塑。到了商代后期，以玉、石为质料的动物形雕像最多，题材最广。在殷墟小屯M5墓发现的长鼻大耳的玉象、蜷足静卧的石牛，无不栩栩如生。在殷墟武官村一带的陵墓中，还发现了大批的白石动物雕像，有大型的长达一米多的双兽雕像，也有小型的石鸮、虎首人身虎爪石雕像。此外，在商代后期的铜器上，如鸟首尊、觥、卣等上面都有仿动物形象的造型，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商朝晚期的四羊尊，把四只羊和方肩尊的器形结合起来，展示了极高的工艺水平。

商代人像题材的雕塑品，有各种原料的浮雕、半立体和立体人物雕塑品。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十件人像和人头像最具代表性，有的跪坐戴冠，有的裸体纹身，有的赤足盘发等。

商代后期四羊方尊

商代还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玉器。《逸周书·世俘解》载：“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商朝的玉器种类多，形制精美，玉质好，切割整齐，琢磨光润，纹饰活泼。殷墟出土玉器的种类相当齐全：礼器有琮、圭、璧、玦、璜、簋、盘、柄形饰，仪仗类有戈、矛、大刀、戚、钺，工具有锯、锛、斧、凿，文化用品有调色盘、小刻刀，生活用品有梳、匕、耳勺、簪、镯等，象生类有人像、龙、凤、马、牛、羊、兔、狗、虎、象、鹿、熊、鸽、鹰、螳螂等。

玉人

玉跪人

玉面兽

玉龟

玉虎

玉鸮

玉象

其中，仅安阳妇好墓就出土了七百五十五件玉器，其中玉龙、玉凤、玉象等雕琢精细，圆润光洁，形象生动，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精品。其中一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双手抚膝，跪坐，面目庄重，形象逼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唐际根

当王权和神权出现以后，最好的东西就会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被赋予了不同的或者说是特殊的价值。

骨笄，安阳小屯出土。

骨器在商代广泛使用。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有骨器作坊遗址。骨器种类有生产工具如铲、锥、刀、针、鱼钩还有骨镞等，生活用具有梳、簪、匕、叉等。在商代大墓里出土的骨簪、骨匕、骨柄和象牙器上，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成为上佳的艺术品或装饰品。

辉煌的青铜文明。有商一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迎来了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商代青铜器铸造规模比夏代更加扩大，成为商朝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后期达到高峰。商朝青铜器铸造工艺飞跃发展，出现了铜、铅、锡三元合金，铸造时广泛运用了分铸技术，青铜器数量大增，种类繁多，主要有礼器、兵器、乐器、车马器和装饰器等。其中，礼器和生活用具品种齐全，计有烹煮器，如鼎、鬲、甗；酒器，如爵、觚、觯、斝、尊、卣、壶；礼器，如偶方彝等；储盛器，如簋、盘、盂等；手工工具，如斧、锛、斤、凿、刀、锯、钻等；兵器，如戈、矛、钺、镞、剑、戟等。此外，还有少量的农具，如锄、铲、 等。

兽面乳钉方鼎。商代前期青铜制品，出土于河南郑州。

三星堆龙首异形器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大多为礼器、乐器和兵器，反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很少农具，也很少见人物或动植物的青铜形象。

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极为深远，在距殷墟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州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

商代末期子龙鼎

商代晚期龙纹兕觥

历时六百年的商王朝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它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也给后续的周代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王巍

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中，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制作技艺高超，都是前代所完全不可想象的。在商代，整个祭祀的体系已形成，中原王朝对重要资源青铜、玉，包括贝类的控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周围区域发挥了稳固的影响。中原王朝在政治上、技术上、文化上的优势，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商代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政治制度，也具备了成熟的文字，几千年中华文明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基因都是在商代形成的。

武王克商

逨盘

2003年1月19日下午，陕西眉县杨家村的五位村民，来到村头的崖上取土，他们并不知道一个举世瞩目的发现即将由他们揭开。这就是被中国文物界称为21世纪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的“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3月9日，这批窖藏青铜器被运往北京，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隆重展出，大批观众到馆参观，盛况空前。这个窖藏出土了二十七件西周晚期青铜器，前所未有的是，每件青铜器上都有铭文。其中有一件逨盘，铭文长达三百七十二字，历数了西周王朝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十一王的功业。铭文的叙述顺序，与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录的西周诸王世系完全相同。在商王朝衰败之后，一个更为鼎盛的王朝在西方崛起。它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西周。

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是由历史悠久的古老部族建立的。当夏王朝和商王朝在中原大地上创造着辉煌的文明时，周族还是一个偏居一隅、寂寂无名的小部族。时至今日，学者仍然无法确定周族起源于什么地方。周人真正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在他们定居于渭河流域的周原之后。

在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篇名为《绵》的诗，记载了周人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带领下，迁居周原的故事。大约在商王武乙时期，原本定居豳地（今陕西旬邑）的周人不堪戎狄的侵扰，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渡过漆水河，翻越梁山，来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 ，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诗经·大雅·绵》

周原位于今陕西省扶风、岐山两县接壤地区，面积约二十平方公里。这里地处渭河谷地，地势平坦，河流众多，土壤肥沃，是关中降雨量最多的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北有岐山山脉，南有渭河，构成周原天然的军事屏障。

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周人在这里开辟土地，建筑房屋，定居下来。

岐山甲骨

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的一座西周建筑遗址的窖穴中，发现了一万七千多片甲骨，有字者近三百片。

与殷墟甲骨不同，这些甲骨普遍使用方钻，上面契刻的文字小如粟米，笔画细如发丝，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这些甲骨应为商末周初的周人所有。经验表明，甲骨的发现总是在当时王朝的重要地区，不是王都，就是诸侯国都。

2004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和他的几名学生，在岐山县西北的凤凰山南麓周公庙附近做调查时,偶然发现了几片西周甲骨。这一发现，迅速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周公庙遗址发现了大量西周甲骨和二十二座拥有墓道的高等级墓葬。这些墓葬中拥有四条墓道的墓葬有十座，三墓道、二墓道和单墓道的墓葬各四座。

墓道是商代以来高级贵族墓葬的重要标志之一。墓道的数量越多，标志着墓主人的身份越高。此前发现的西周诸侯墓葬，都是单墓道或双墓道的。周公庙的发现表明，埋葬在这里的是西周王朝身份最高的贵族家族之一。

在周原这片土地上，几代周人韬光养晦，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周人的宏图大志。古公亶父在去世前，有意传位于小儿子季历。因为他经过观察，认定季历的儿子昌将是周人兴起的关键人物。昌就是后世为众多儒家经师和封建帝王推崇的周文王。周文王继承先祖遗愿，在他的领导下，周人的实力蒸蒸日上。

周文王像

姜尚像

周人在周原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他们的文化也是在这里进一步成熟的。在这里，周人和西北地区好多处于青铜时代的族群有过联系。周人克商的思想，应该起源非常早，起码在王季时就有了。王季是不是王还不确定，可能是后人追溯的。古公亶父带领人民迁到周原，兴建周邦，并使自己强大起来，但说到“克商”，也许那时他还没有这种自信。

迁都丰邑，完成克商的准备。相传，吕尚听说，和商王纣的刚愎自用相反，周文王笃行仁义，敬老慈少，礼贤下士。于是，他到周文王出猎的地方垂钓，只下鱼钩，不上钓饵。周文王在出猎前经过占卜，说他这次出猎，捕获的不是猛虎野兽，而是霸王之佐。周文王出猎遇到了吕尚，为他的话所折服：“我的先君太公说有圣人到周，周就会兴起。你就是太公久久盼望的那个圣人啊。”于是，周文王称吕尚为“太公望”，拜他为师。姜太公吕尚日后成为周文王、周武王最重要的辅佐大臣之一。

周文王是西周的奠基人，相传活了九十七岁，在位五十年。他为灭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积聚。他与姜太公吕尚的相遇也许只是一个传说，但却是周人广揽人才的一个缩影。

商王朝是一个复合制国家，在它的统治中心周围，存在着许多由不同部族构成的小的诸侯邦国，周也是其中一个。他们与商王朝之间是一种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系，商王朝与他们没有绝对的统属关系。在这种体制下，争取诸侯的支持，是发展自身力量的一个重要手段。

诸侯之一的九侯，将女儿嫁给了商王纣。但九侯的女儿不喜欢纣那种荒淫的生活，纣生气了，杀了她，还杀了她的父亲九侯，并把她父亲做成了肉酱。另一个诸侯鄂侯为这件事，向纣谏诤，纣又杀了鄂侯，将其做成了肉脯。此举使得商王纣在诸侯中尽失人心。与此同时，在岐山周原，周文王为政以德，礼贤下士，赢得了许多诸侯的支持。

《史记·周本纪》记载，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国土问题有了争执，找周文王仲裁。进入周境后，发现周人都在相互谦让，种地的人相互谦让田界，走路的人互相让路。两位国君非常羞愧，感叹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耻的，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于是各自回国，相互谦让原先争执不下的土地。这件事传出去后，许多诸侯更加折服文王的德治，纷纷向周靠拢。

周的发展威胁到了商，引起了商有识之士的注意。于是，商王纣把文王关到羑里。文王的大臣们把美女、奇珍异兽献给纣，纣高兴地说：只要送其中的一样，我就可以释放西伯，何况送这么多呢！

纣不仅释放了周文王，还赐给他象征征伐权力的弓矢斧钺。归来后的周文王一方面继续臣服于商王朝，另一方面利用纣赐给他的征伐大权，开始了武力征讨。他先伐犬戎、密须（今甘肃灵台），消除来自西方的威胁，巩固后方。然后，挥师东向，在铲除了商王朝在西部地区最顽固的属国和屏障崇国（今河南嵩县以西）后，周文王沿渭河向东，将国都迁到了沣河西岸，建立了丰邑（今陕西西安长安区的客省庄、马王村和新旺村一带）。迁都丰邑之后的第二年，周文王去世了。他的儿子周武王即位后，继续东进，将都城迁到了沣河西岸的镐（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至落水村、眉坞岭一带）。

人面钺

如果说早期周人在周原的时候，还主要是打基础、建立根据地的话，到了文王时期，周族势力继续向东发展，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取代商，控制东方。

在商都朝歌，纣王还是夜夜笙歌，醉生梦死。苦苦劝谏的王叔比干被剖心；王叔箕子假装疯癫，仍然被囚禁；庶兄微子去意已决。人人自危，商王纣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而在周都镐京，周武王励精图治、笃行仁义、礼贤下士，贤人辐辏，诸侯归心。商朝掌管国家祭乐的太师、少师抱着祭祀仪式所用乐器投奔周人。周武王东征，前来响应的诸侯达到八百之多。经过四代人的努力，周人的兴国大计终于可以实施了。

周武王像

武王克商的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北京中华世纪坛的甬道有一条常年流水的水槽,水槽下面是用青铜板镌刻的逐年记录的中国历史。这里最远的纪年止步于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说,在公元前841年以前,无论是战争还是改朝换代的历史都没有纪年,模糊不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96年5月，“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学科，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两百多人。工程下设九个课题，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课题。

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为解决这个问题制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对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和测年，并对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进行综合分析，缩小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出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一个最佳年代。2000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公布，将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

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四十四种说法，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一百一十二年。而从文献学的研究来看，整个西周也不过四百多年，这样大的误差难以让人满意。武王克商这件事，是商、周两代的分野，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启动，这个问题就成为整个工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断代工程在克商年的可能范围之内，通过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到了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三个克商年的方案。三个方案都在由相关系列C14测年以及由甲骨文日食月食推定的克商年的范围之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最后，断代工程认为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牧野之战。越是远古的史迹，越难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武王伐纣的事实，仍然包围在种种迷雾和争论之中。现在我们借助历史学家的工作，尝试追寻武王伐纣的历程。公元前1046年周历一月癸巳，周武王率军从镐京出发，行军二十五天，到达盟津（今河南孟州），渡过黄河。在这里，周武王会合前来襄助的诸侯国军队，誓师出发，经过怀（今河南武陟）、共、戚、百泉（皆在今河南辉县），六天后，到达了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郊外的牧野。二月甲子日清晨，周武王诰誓全军与商王纣的军队展开了决战。

关于这场战役，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战斗非常惨烈，双方士兵血流成河，都能将木棒浮起来；另一种说法是商军前徒倒戈，引领周军攻入商都朝歌，并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1976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发现了周武王手下一个名叫利的官员所制作的一件青铜器——利簋，它的铭文也许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事实。利簋的铭文明确说，武王在甲子日的早晨伐商，晚上就占有了商。战斗在一天之内就结束了。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大概不会太过激烈。在战争之前，民心向背，已经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走向。

利簋

利簋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进入朝歌后，周武王举行仪式，宣布接受天命，取代商王朝的统治。他诰誓商人，声称是商王纣的残暴统治使上天改变了心意，他诛伐的只是纣一人，而非全体商人。他希望商人接受周人的统治，安居乐业。

针对商王纣的暴政，周武王做出了一系列举措：释放箕子，释放被纣关押的无辜百姓，修葺比干的墓地，修缮商贤人商容居住的闾里，发放钱财，开仓放粮，赈济贫民等。回师途中，他“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将战马放于华山之阳，将拉战备物资的牛放牧于桃林之墟，收拾起干戈，解散军队，向天下宣布从此不再用兵。

天命靡常，唯德是依——小邦周打败大邑商的历史启示。后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人为祭祀祖先铸造的。商人认为天命神祇决定现实的一切，他们要做的就是诚心地进奉神灵。他们每天都在为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不厌其烦地进行着一遍又一遍的占卜，探寻着神灵的意思，对神灵进行丰厚的献祭。

笃信天命，直到商王朝灭亡的那一天也没有变。

牧野决战历时仅一天，周王朝的胜利看似摧枯拉朽、势不可当。事实上，牧野决战中，周武王率领的周师只有兵车三百乘，精锐勇士三千人和佩带盔甲的士兵四万五千人。而商王纣组织了七十万大军应战。

《荀子·儒效》上说，周武王出兵伐纣时，以兵家忌讳的日子出兵，出兵的时候东面而迎太岁，军队到了汜水遇上河水上涨，到了怀地河水泛滥，到了共头山体崩摧，出现了一系列不吉利的自然现象。周武王的弟弟霍叔说：“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这个记载其实是周人不自信的表现。如果不是周武王、周公等人的坚持，这次出兵可能就会半途而废了。所以能在一天之内就攻进朝歌，迫使商王纣自杀，这件事对于周人来说本身就是个奇迹。

周人一直称自己为“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大邑商”。和当时繁盛的商文化相比，克商之前的周文化乏善可陈。小邦周打败了大邑商，看似强大的商王朝轰然倒地，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周人的思考：什么是天命？号称掌握着天命的强大的商朝为什么会灭亡？天命是可靠的吗？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兴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强御多怼。流言以对，冠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诗经·大雅·荡》

在这首名为《荡》的诗里，周人借文王的语气给出了答案：天上的上帝，是下民的领袖。天生众民，为民立君。上天看中了你们殷商的德行，降天命于你们身上。可是你们自己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所以上天改变了天命，毁灭了你们的王朝。你们的灭亡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上天。

对比殷墟甲骨文中的“德”字，西周金文的“德”字加入了“心”符。古人认为心是思考和指导人行动的器官。加入了“心”符的“德”字，将人的行为和思想联系了起来。在殷墟甲骨文中，“德”字既不常见，也不突出。而在西周金文和文献中，这个字一次又一次地被周人提到，成为一个突出的概念。

甲骨文“德”字没有“心”符，说明当时“德”的观念还没有深入到人的心灵这个层次。当时的社会思想中，对神灵的盲目崇拜占据着主导地位，“德”的观念还没有从天命神意的观念下解放出来，人们用“天德”来解释问题，认为一切都是神灵赐予的结果。西周金文的“德”字，加入了“心”旁，意味着周人的“德”观念带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色彩。周人还将“德”和正、明、敬连在一起，将“德”上升到了关系国运的高度。他们说，夏朝因为不敬德，所以早早地失去了天命；商朝因为不敬德，所以早早地失去了天命。将天命是否眷顾与人自身的德行努力联系起来。周人认为，是周文王之德，使上天降命于周，实现了以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奇迹。

商人以天命的赐予是无条件的，周人则认为这种赐予是有条件、有选择的。文王之所以能够受天命，是在于他的“德”之“纯”。从先秦时期的文献资料看，文王之德主要有惠保小民、与民同乐、勤政节俭、礼贤下士、恭祭先祖。这些内容归结到一点，就是敬奉天命。

春秋末年的孔子这样总结商人和周人的天命观的差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面对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时代巨变，周人理性地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敬德保民的天命观，从此凿破鸿蒙，破除了神权至上的社会氛围，开始了对人自身努力的关注，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人性的解放。

《诗经·大雅·大明》有关周文王身世的记载：“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从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到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去世，周王朝历时七百九十年，传三十七王，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朝代。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为了躲避犬戎之害，将都城迁到洛邑，此后的一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周。与此相区别，公元前771年以前，定都镐京的周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周。西周王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历经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十二王。

经过成、康、昭、穆几代的努力和发展，到西周中期，西周国家的疆域已经覆盖了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大部、陕西中部、晋南、辽宁西南角、安徽北部，以及湖北汉东地区，是夏商周三代中，幅员最为广阔的国家，而其文化影响力则辐射到更为广大的地区。

周公摄政

周公像

克商后两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临终前，他召见弟弟周公，把年幼的太子诵托付给周公。周武王深知，他即将留下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他需要给这个新兴的王朝找一位可靠的监护人。这个被选中的人就是周公。周武王一定不曾想到，他的这个应急之举，不仅给西周王朝奠定了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根基。

周公东征。从2004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岐山县西北的凤凰山南麓周公庙附近，陆续发现了二十二座拥有墓道的高等级墓葬。其中，有十座拥有四条墓道的墓葬，四座三条墓道的墓葬。和它们相伴的是七千多片甲骨，其中有刻辞的甲骨六百八十八片。多片甲骨中有“周公”两个字。墓道是商代以来，高级贵族墓葬的重要标志之一。墓道的数量越多，标志着墓主人的身份越高。四条墓道则是现在发现的墓道的最高等级。此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西周墓葬，也只有两条墓道。甲骨是商周贵族占卜用的工具，历年的考古经验表明，占卜甲骨只在王都和诸侯国都出现。周公庙的发现表明，埋葬在这里的是西周王朝身份最高的贵族家族之一。学者推测这里和周公家族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家族的每一位族长都被称为周公。他们中间最有名的一位周公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的弟弟，名为旦，在后世周公成为了他专有的称谓。

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诵即位，他就是西周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这个大局统揽的摄政者，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他的政治理想，在东部地区，一场酝酿已久的叛乱，已经席卷而来。

周成王

周武王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克商都，迫使商王纣自杀，看似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商王朝的统治。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真正摧毁商人的根基。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率商人。同时他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于其周围，监视和防备商人的活动，号称三监。这种监视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么样让这些殷人真正臣服，该怎么样统治这并不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在余下的日子里他没有，也来不及拿出更好的办法了。

蛰伏在商人旧地的武庚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东山再起的时机。现在这个时机到来了。他挑拨对周公摄政感到不满的三监，联合起来进行叛乱。和商人关系密切的奄和蒲姑两国也伺机而动。整个王朝的东部地区陷于混乱之中。在仔细权衡了形势之后，周公果断决定率军东征。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战争的残酷和艰难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东征的周公是坚定的，不彻底镇压这次叛乱，他绝不班师。凯旋的周公脸上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在思考，在回想那场刚刚过去的，牺牲了他成千上万士兵的战争，他要彻底解决周武王留下的问题。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分封制在夏商就已经存在。一般认为，那时的分封制度，是在氏族方国的自然分化之下形成的，对旧有的方国氏族原地认定，把它们纳入夏商王朝的统治之下。周武王克商之后，沿袭了这种做法。像封商王纣之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殷人，就是这种做法。他同时立了自己的三个弟弟为三监，想防范武庚。但是，三监之乱说明这个办法行不通。与以往的分封不同，从周公摄政时期开始的大分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政治行为。它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推行分封的方式，用政治手段人为地建立经过设计的政治格局。周公成王时代的大分封，以姬姓的王室裔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的宜侯夨簋铭文，记录了西周康王时期，宜侯夨由虞侯改封为宜侯的册命过程。这篇大约一百三十字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西周分封制度的具体样本。

宜侯夨簋及铭文

在分封之前，周康王认真考察了地图，确定了分封的范围，并在宜地的宗庙举行了祭祀。然后在一个特别选定的日子，举行仪式，宣读册命的诰辞：将虞侯夨改封到宜地，做宜侯，给予一系列的封赏。

虞侯夨改封于宜，是因为周康王认为需要加强对南方的控制。每一个受封的西周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是王室的地方代言人，代行周的统治。这些诸侯国对王室承担着这样那样的义务，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军事上形成对王朝的护卫。经过大分封，形成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局面。诸侯国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王室则通过对其执政卿的任命，和由王朝直接派遣官员监国来实现对诸侯国的控制。每一位新的诸侯国君即位时，必须得到周王的册命，他的身份才能得到正式的认可；诸侯国君还必须在固定的时候去朝见周王。

在宜侯夨的封赏清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几条：

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邑卅又五，□□百又卌。

锡在宜王人□又七姓。

锡郑七伯，厥□□又五十夫。

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

宜侯夨在被封在宜地的同时，还受封有一定的民众。这就是西周分封制度的核心“授民授疆土”：受封的诸侯，会同时得到土地和人民的封授。

每一个分封都有明确的目的。卫国（初封朝歌，今河南淇县），是周公之弟康叔封的封国，商都朝歌所在。伐灭武庚后，康叔受封于此，目的是在原来的商人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

鲁国（今山东曲阜），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原来商代重要的属国奄国所在，奄国也是周公东征的主要讨伐对象之一。鲁国的受封是为了加强对东夷控制。

齐国（今山东淄博），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是周公东征的另一个主要讨伐对象蒲姑所在。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燕国（初封今北京琉璃河），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长子克的封国。燕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族。

晋国（初封今山西翼城县），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晋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

《左传·定公四年》中有关周王分封唐叔的记载。

从1973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房山区的琉璃河地区，发掘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墓葬、居住遗址和城墙遗址。1986年，考古学者发现了一座西周初年的大墓M1193。墓葬在发现时已被盗掘。所幸，盗墓贼还留下了两件铸刻着同样铭文的青铜器（克罍、克盉）。这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封召公长子克为燕侯的事情，证实了这里就是西周初期所封的燕国所在。

克盉

克罍

铜面具，北京琉璃河出土。

20世纪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晋南的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西周晋国的公室墓地，总共发现了九组十九位西周时期的晋侯及夫人墓葬，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世系完全相对应。考古发现表明，这里一直是西周时期晋国的国都所在。

1997年，在距离文献记载中的西周宋国国都商丘六十公里的河南鹿邑太清宫，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有两条墓道的西周初期的大型墓葬。这座大墓展示了以往只有在安阳这样的殷商中心区才能看到的，具有商人特色的壮观的埋葬方式。墓中出土了大量可以和殷墟妇好墓媲美的、精致的、具有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特点的青铜器。宋国，是商王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鹿邑太清宫大墓这个自称“长子口”的墓主，让学者们自然而又必然地将他和西周宋国的建立者——微子启联系起来。

在鲁国故城的周代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的墓葬按照埋葬习俗，可以分为俨然不同的两组：甲组墓葬盛行腰坑殉狗，乙组墓葬则绝无腰坑殉狗。研究者认为这是商人葬俗和周人葬俗的表现，与文献中所记载的鲁国受封时，封有六个殷人氏族的情况正好吻合。同样，卫国在受封时，封有七个殷人氏族，晋国则领有九个怀姓的宗族。

商周时代的人们，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大都是聚族而居。实力强大的旧族，对西周的统治是一种威胁。三监之乱后，周人想出了一种解决旧族势力的新的安置方法，就是把他们迁出传统聚居地，并且分散其族众。西周封建过程中，诸侯受封有一片土地的同时，还受封有一定的人民。这些人民，是以族为单位分封给诸侯的。他们可能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也可能是从别处迁来的。像卫康叔领有的七个殷人氏族，大概就是当地的原住民。而鲁侯伯禽受封的六个殷人氏族，就是随伯禽受封迁过去的。这六个殷人氏族和伯禽所带的周人氏族，构成鲁人的主体。以往的国都是因氏族的自然聚居而形成的，偏重于血缘关系，这个时候的国就有了地域的概念。这其中的意义非同小可。西周分封以后，血缘和地域结合起来，它标志着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迈进。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凤瀚

周公和成王之所以能够分封，也跟周公二次东征有关系，周公第二次又再一次灭了商，彻底摧毁了商王朝，等于完全消除了很强的敌对势力，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二次克商的话，后来的齐鲁都不可能分封，因为那个时候安阳都在商人势力范围之内，他的东边还有好多商移民，周人势力到不了那里，因此分封只有在周公的时候才有条件。这些在《左传》上都有记载，就是封赐谁到哪去，王要参加而且要赏赐很多东西，这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周人封建的主要目的在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建立巩固周王朝的屏藩，让他们守卫在一些边缘地区，防止周边夷狄对周王朝的侵犯。而且，被分封的诸侯可以在这个基点上扩张，这等于是使周王朝的领土不断伸展。

“家国同构”——西周的宗法社会。在实行分封制的同时，西周王朝推行宗法制。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

西周金文中，女子以她的姓氏来称呼。金文中的“王姜”“王姞”，都是周王的王后，分别是姜姓和姞姓。西周王室姜姓的王后最多，从武王到厉王，每隔一代，就会娶一位姜姓的王后。此外，还有姞姓、姒姓的王后。但绝对没有和周人同姓的姬姓的王后。周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国之间就建立起了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的贵族通婚。通过联姻，异姓贵族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

周王称呼比自己年长的同姓贵族为“伯父”，比自己年轻的同姓贵族为“叔父”；称呼比自己年长的异姓贵族为“伯舅”，比自己年轻的异姓贵族为“叔舅”。他们之间并不一定就真正存在那样密切的亲属关系。通过宗法制，周王室和贵族之间，以及贵族和贵族之间，确立了宗法上下和君臣上下并存的等级关系。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宗法的网络之中，而这个网络的中心点，是绝对的大宗——周天子。这个绝对的大宗同时又是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王的称号。就这样，周人建立了一个以“尊尊”“亲亲”为原则的等级社会。

在西周金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地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西周王朝的制度和夏商两朝的关系，自孔子以来就被认为是因袭和继承的关系。1917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发表了《殷周制度论》一文，打破了这种认识。

在这部著作中，王国维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取代商，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认为，周人制度和商最大的不同为：一是立子立嫡之制，由此产生了宗法和丧服制度，并由此产生了分封子弟的制度；二是庙数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他认为，西周之前天子和诸侯之间没有君臣之分，天子是诸侯之长。西周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确定了天子的尊贵地位，从此，天子成为诸侯之君。在西周的分封和宗法制度下，天下之国，都是王的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也都有兄弟、甥舅之亲。王国维说这就是周人的“一统之策”。

大盂鼎，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个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臣盂的册命。

分封和宗法制度，是氏族血缘关系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时，周人创造性发明的一种有效的国家控制方式。通过分封制度，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国。分封制度使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地方。

周公制礼作乐。金文礼字，像玉放在祭祀器物上。学者认为，礼本来是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进入阶级社会，贵族们将原来的风俗习惯加以改造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要求各等级成员遵守的礼仪。作为稳定统治的一种方式，夏、商两代都创设了属于自己的礼制。周公摄政时期，西周王朝参照夏商两代的礼仪，制定了自己的礼仪规范。大约在周穆王时期，周礼最后确定和完善下来。

周公制礼作乐坊

《礼记》书影

西周王朝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自天子以下，王朝贵族分为公卿、大夫、士三级，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诸侯之臣又有卿、大夫、士的划分，各自遵守不同的礼仪规定，不得逾越，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在指导思想上，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道德规范。

《周礼》《仪礼》《礼记》是礼经的三部典籍，并称三礼，被认为是记载了西周王朝的制度礼仪规范的典籍。从汉代开始，国家立先秦时期的典籍《诗》《书》《礼》《乐》《春秋》为五经，作为最为重要的官方学术典籍。对后世封建王朝来说，三礼不仅是国家学术经典，也是他们制定国家礼仪的指导规范。

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周礼，通过一系列贯彻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礼节，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非常有序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王震中

周公应该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看，到了西周中期以后，王朝礼仪确实已经比较齐备。春秋时候的社会还是非常讲礼仪的，那是继承西周的文化传统，礼乐文明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周礼被后人细分为吉、凶、宾、嘉、军五礼，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基本框架是政治制度、设官分职，是一整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礼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巫术走向礼治。

与礼相伴的是乐，礼讲稳定，乐讲和谐，周公制礼作乐，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了和谐之美。华夏文明从此进入礼乐文明时代。

军礼

凶礼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 杜维明

周公制礼作乐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

宅兹中国——营建洛邑。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

1965年，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废品收购站收购了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十年之后，文物学家马承源在器底内胆发现了铭文。让他吃惊的是，铭文中有“中国”二字。这就是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的，国家明令禁止出国展出的六十四件国宝级文物之一的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的是西周的东都成周洛邑。

何尊及其铭文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命只能降于处于天下的中心——“中国”的王者。洛邑正是商周时代的天下中心。周武王回到镐京后，希望能在洛邑修建新都。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周人营建了东都洛邑。洛邑建成后，周人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周成王七年，周公在成周洛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还政成王，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七年里，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至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

山东曲阜周公庙，始建于宋代，历经宋、元、明、清四代六次修建。

陕西岐山周公庙，始建于唐高祖武德元年，经历代的不断修缮，距今已经一千三百九十余年。

周公在摄政的七年中，为西周王朝奠定了大政方针。

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确立了天命无常、敬德保民的思想；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分封制，向一个地域国家迈进；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宗法制，创立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礼仪制度，华夏文明从此被打上了礼乐文明的烙印。周公去世后，周成王将他和祖父周文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历史学家杨向奎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周王室的衰落

《竹书纪年》

西晋太康年间，在汲郡，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卫辉，发掘了一座战国古墓。这座据称是魏安釐王墓的古墓，现在已经无处寻踪，但是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古书，却在历代学者的努力下，被部分地保存了下来。在这些被统称为“汲冢书”的书中，有一部《穆天子传》，被学者称为中国小说的鼻祖。这部史实与怪诞传说相交错的书，记述了西周穆王西征巡行的传奇故事。西周王朝在周穆王时期达到了它的鼎盛，疆域广大，东到大海，北到辽宁，西到甘肃，南到江汉流域，都处于西周王朝的控制之下。国家的各项礼仪制度已然定型。作为西周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周穆王四出征讨、巡游，炫耀着西周王朝的武力和实力。然而，王朝的危机正在这繁华之下渐渐生成。

周穆王出征——“戎狄交侵，暴虐中国”局面的出现。周王朝衰落的起源，显然与周穆王征讨西北部落——“戎狄”有重要的关联。

在西周，西方的戎部落与北方的狄部落一样，都被西周王朝视为落后的异族。在一些古文献的记载中，戎、狄部落远离西周王城，世代居住在周朝九州之外的荒远地区，比蛮夷部落还要落后。其实，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他们居住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偏远，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戎狄文化遗存。

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周朝，无论是蛮夷还是戎狄，在周人的心目中，他们都远离王城，与中原的礼仪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在强大的周王室要求下，蛮夷戎狄需要定期向周王室上贡。据《国语》记载，蛮夷部落每六年进贡一次，而戎狄部落的首领则只要终身朝贡一次即可。

内蒙古乌海市卓子山岩画

在周公制礼作乐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分封宗法制度后，周朝真正成为礼仪之邦，物阜民丰，文化昌明，受到许多边远少数族的羡慕和尊崇。戎狄部落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羡慕中原的礼仪文化，在周朝的影响下，他们也渐渐接受了一些礼仪文化，以此与周朝和平相处。然而，周穆王好大喜功，他很随意地就要打破这种平衡，打算进一步控制戎狄。当周穆王出征戎狄时，祭公谋父极力进谏，认为戎狄部落一直遵守周朝先王的要求，天性专一，遵循旧德，而周穆王的出征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能直接导致周朝统治出现危机。即便胜利了，周王朝也只能落个失德的名声。周穆王不听劝谏，率大军出征。事实是，在耗费了大量的军力后，周穆王只带回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而戎狄部落从此不向周朝供奉，断绝了与周朝的正常往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源

周穆王的统治，在古书里评价就是“荒服不至”，所谓“荒服”就是臣服于周朝的周边这些少数民族。

周穆王西征之后，戎狄部落反而更加强大，反过来不断侵扰周朝，出现了“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以为苦。周穆王死后，依次即位的是共王、懿王、孝王、夷王，他们被称为中期四王。中期四王仅能守成，周王朝的对外政策由主动进攻，变为以防御为主。

更要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外部祸患更具杀伤力的隐患正在不断加强，周朝的内部出现了危机。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学勤

西周王朝本来对各诸侯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问题管得很多，超过人的想象，比如说继承权等这些问题都要管。可是后来越管越不行了，王朝的势力越来越弱，这样就造成了分裂的重要原因。

夷王下堂——周王室地位的下降。通过分封和宗法制度，西周王朝建立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格局。依靠着地方诸侯的辅助，周王室实现了对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的掌控。然而西周分封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它同时赋予诸侯高度自治的权力。虽然周人说他们的王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在分封制度下，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只集中在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被称为王畿的不大的区域内。诸侯在诸侯国内有其独立的行政和军事权力，很容易发展自己的实力。诸侯实力的增加，一方面能够给西周王室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诸侯国离心力也日益加强。

在推行分封制的同时，西周王朝实行宗法制。利用血缘宗法关系加强周王在政治上的凝聚力。然而，随着世代的更迭，地方诸侯和王室的血缘亲属关系不断减弱，由宗法制联系起来的亲密的君臣关系也随之不断削弱。

《礼记·郊特牲》：“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

周懿王死后，太子燮没能继承王位，登上王位的是懿王的叔叔周孝王。孝王死后，太子燮在诸侯的拥护下即位，成为周夷王。作为一位靠着诸侯拥立才登上王位的周王，周夷王在诸侯面前摆不起架子。本来周王接见朝觐的诸侯是不下堂的，而到了周夷王就开始下堂接见诸侯了。后人把这作为周天子失礼之始。

五祀卫鼎及其铭文

三年卫盉及其铭文

1975年，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四件青铜器，是西周中期一个名为裘卫的贵族制作的。其中的一件是五祀卫鼎，铭文记述了裘卫和邦君厉两个贵族在王朝官员们的监督下互换等值的土地的事。另一件铜器是三年卫盉,铭文记录了贵族矩伯用田从裘卫手里换取礼仪必备品的事。在周王畿内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同样按照分封的原则，封赐给王室大臣们。当一块田地被赏赐给大臣后，它就脱离了王室的控制，而由那位大臣支配控制了。贵族们可以拿他们所领有的土地进行交易转换。裘卫诸器的铭文就是一个证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峰发现，在西周赏赐金文中，西周早期，周王赐予臣下的是一片完整的土地，常常有单独的地名。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了。他认为，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土地封赏政策的持续推行，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西周中期以后，王室的土地已经变得十分零碎，所以只能以零碎小块的形式继续赏赐。属于周王的土地不断地被封赐下去，王室财产的规模不断缩小，逐渐出现贫弱的现象，王朝实力和地位都受到了影响。

随着周王室地位的下降，西周王朝的威慑力开始下降。与早中期的主动出击不同，到中晚期，西周王朝边患不断，开始被动应战。大约在周厉王时期，发生了一场震动朝野的大叛乱。这场南淮夷和东夷参与的大动乱，主导者却是西周王朝的地方诸侯鄂侯驭方。鄂国是西周的异姓诸侯国，曾经与周王室联姻。鄂侯驭方曾经深受周王室器重，在自己的领地，接待过周王，还受到过周王丰厚的赏赐。然而时隔不久，他就率领南淮夷、东夷反叛，周王室最后派出王朝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西六师和殷八师才平定了这场叛乱。此消彼长，诸侯公然勾结外夷反叛，无疑是对西周宗法分封制度的一次沉重打击。

周厉王的“专利”政策与回光返照式的宣王中兴。周厉王即位后，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为王室敛财。“专利”就是王室专山林川泽之利，把山林川泽收归王室所有。这项政策直接触犯了当时国人的利益，引起国人的怨言。周厉王又派卫巫监视，凡是说闲话抱怨的人，一经发现都要被处死。从此，国人“道路以目”，在路上相见，不敢交谈，只敢相互看上一眼。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的周人发动了暴动，驱逐了周厉王，厉王出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州）。

国人暴动的原因，是周厉王专利，损害了国人的利益，而又监视国人的言行，不许国人有怨言。周厉王专利的原因，史书称他好利。专利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王室的收入，厉王专利可能与王室的经济实力下降、出现财政困难有关。

在《史记》的记载中，暴动的国人驱逐周厉王后，还要杀死周厉王的太子静。太子静躲在召公家，召公用自己的儿子换下了太子静，太子才躲过了此劫。此后，王朝大臣周公、召公二人联合执政，直到周厉王在彘地去世，周宣王即位。这段时间被称为“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被称为“共和元年”。

周宣王像

对于“共和行政”，和《穆天子传》一起出土的《竹书纪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周厉王出逃后，由一位被称为“共伯和”的诸侯到中央，摄行王政。战国时代的文献《庄子》《吕氏春秋》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遗憾的是，这两种说法都得不到足够的证据支持。在现存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看不到“共和”纪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始终以王年纪年。“共和行政”的真相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共和行政”的真相是什么，“共和”十四年间，王权处于真空的情况是不争的事实，西周王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共和行政”十四年后，流落在彘地的周厉王去世。太子静即位，就是周宣王。相传，周宣王一生酷爱斗鸡，不过由于从小历经坎坷，即位后的周宣王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励精图治，努力重振朝纲。他曾有效地调动起各种力量，先是依靠附属周朝的秦人抵御戎狄，等积蓄力量后，率军亲征，最终迫使戎狄远去，西周王朝因此一度号称中兴。然而，这只是回光返照。面对积重难返的种种弊病，周宣王虽然改变了他父亲过于强硬的国家政策，而以种种务实的方式处理，但同样感到困难重重。

周宣王后期，在对外战事中一再失利，先后败于“姜氏之戎”和“亡南国之师”。在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登记人口数目，这个举动震惊了王朝的官员们。大臣仲山父竭力劝阻，因为这个举动不仅不合祖宗成法，而且是个示弱之举。

西周时期是兵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任。以前，王室掌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足的兵源，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亡南国之师后，周军兵力不足，宣王打破了祖宗成法，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的眼里，这一举动是向诸侯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亲附。

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这位中兴之主，到了晚年，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宣王晚年，一个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区散布。流言称：“桑木的弓，箕木的箭袋，灭亡周国。”流言传到宣王耳朵里，他下令捕杀一对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王室的颓败之象日益显露，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几句流言就使至高无上的周王如同惊弓之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凤瀚

西周有过一段宣王时代，但是其实也就维持了几十年，而且那个时候估计周宣王也是很困难的了，因为周厉王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再加上外部的军事斗争很激烈，西周晚期都在走下坡路，周厉王时代是一个下坡的征兆或者说是灭亡的迹象。后来宣王短暂的中兴有点像回光返照，最终还是不能维持了。

幽王烽火戏诸侯和周室东迁。公元前781年，周宣王之子周幽王即位，很多人对这位新君主寄予厚望。然而，巨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爆发，使周王朝雪上加霜。西周幽王二年（前780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岐山出现了崩塌，岐周、镐京都受到了震动，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断流。周人是这样描述这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对于这场地震，史书中记载了当时的周太史伯阳父的一段名言：“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国语·周语上》）讲了一大套阴阳相迫的理论后，伯阳父断定“周将亡矣”。他没有明说的中心意思是“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天灾，只是上天的警示。在周人眼里，王朝的衰落已经走到了和夏商两代季世一样的地步。

周宣王之子，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具备了一切亡国君主的恶习。他信用阿谀奉承的小人，摒弃贤人，荒废朝政。他宠爱美人褒姒。褒姒本是褒国的美女，周幽王攻打褒国时，褒国献出褒姒乞求投降，幽王对褒姒一见钟情，并立为妃，宠冠周王宫。周幽王四年（前778年），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一子，周幽王对她更加宠爱，不惜代价地满足褒姒的一切喜好。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 我墙屋，田卒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相传褒姒有个特殊嗜好，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于是周幽王命人取丝帛送到褒姒寝宫，叫有气力的宫女每日撕裂给褒姒听。褒姒不喜欢笑。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在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烽火的烽火台上，燃起了烽火。诸侯看见烽火，率军前来勤王。看到诸侯张皇失措的样子，褒姒终于笑了。周幽王很满意，以后又这样干了几次，诸侯屡次受骗后，终于不再前来。这就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此处，还上演了更多荒唐的事情。发生在周王宫内部的一次重要的逃离，完全动摇了国本，直接决定了周王朝的最后命运。为了使褒姒高兴，周幽王废黜了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王后和太子宜臼逃离王宫后，周幽王仍旧不依不饶，为了使褒姒的儿子没有后患，周幽王完全忘记太子宜臼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决定斩草除根，杀掉已逃到申国的太子。申后是申国国君申侯之女，太子是申侯的外孙，周幽王强迫申侯交出太子，这件事最终使忠心拥护周室的申侯成为周幽王最大的仇敌。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曾国，以及西北的犬戎部落，大举进攻西周。

烽火台

周幽王在烽火台上燃起了烽火，却没有诸侯前来救援。犬戎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带着美人褒姒和大批的战利品扬长而去。仓皇失措的西周贵族们，草草掩埋了礼仪重器，逃离了家园。繁盛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公元前770年，登上王位的周平王宜臼在诸侯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宗周的贵族大臣们都随同迁往。临行之时，周平王封护送有功的秦襄公为诸侯，封赐的土地是被犬戎占据的宗周故地。周平王许诺，秦如果能够赶走犬戎，就领有其地。狼狈而走的周王室已经拿不出实际拥有的土地封立诸侯了。这时的宗周故地，宗庙宫室尽毁，满目疮痍。直到二十一年后，秦文公才从犬戎手中收复岐周故地。周平王东迁的同时，放弃了回归宗周故地的可能。也许，这位东周王室的第一代君主，已经预见到从此周王室再也无法回归西周的顶峰时代。

桓王箭上肩——东迁后周王室的衰落。另一位护送有功的诸侯郑武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周桓王是周平王的孙子，周宣王的玄孙。郑国的始封君郑桓公友是周宣王的庶弟，被宣王分封到郑地。犬戎入侵宗周的时候，时任司徒的郑桓公友与犬戎力战而死，以身殉国。此后其子郑武公护送平王东迁。由于郑国受封较晚，和周王室的血缘关系较其他诸侯为近，封地又和东周王畿交界，郑武公、庄公两代为王朝卿士。郑武公和其子郑庄公，是东周初期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

郑桓公像

但是，郑庄公专权引起了周平王和周桓王的不满。双方摩擦不断。最后，周桓王剥夺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不再朝见天子。怒不可遏的周桓王引兵来伐，公元前707年，两支军队在郑国的城邑 葛对战。对阵的双方，一方是周桓王率领的王军和蔡、卫、陈诸侯联军，另一方是郑国国君郑庄公率领的郑军。

这场战事，周王率领的联军被打得大败，周桓王还被郑国的大臣祝聃用箭射伤了肩膀。权力的争斗，让郑国突破了血缘宗法的关系，突破了君臣关系，公然与周王室对战，甚至射伤周王。明代李贽所撰《史纲评要》用“夷王足下堂，桓王箭上肩”，来描述周王室不断衰微的态势。这一事件成为周王室衰微的标志性事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蔡全法

郑国在当时虽然不是千乘之国，但是在春秋初年它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它想在中原称霸，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对周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对周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大了，而且郑公不太听从周王的意见，并试图干预朝政。

此后，周王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周王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日渐减少，不得不经常向诸侯求车、求粮，失去了昔日的尊严。

河南省郑王陵遗址郑国车马坑。这里是东周时期郑国国君及其家族的墓地，新郑市便是当年郑国所在地。半个世纪以来，在新郑市发现的东周墓葬达三千余座、大中型车马坑十八座。其中，郑公大墓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九鼎八簋，在西周时期是王权的象征。此外，郑公大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这意味着，随着实力的增加，郑国国君与周王室的关系已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亲密的依从关系而逐步变为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结束了，英雄辈出、群雄逐鹿的时代到来了。在接下来这个仍然被称为周的时代，周王的身影渐行渐远，终于沦为诸侯争霸的模糊背景。

春秋争霸

春秋时期兵器

公元前770年，刚刚登上王位的周平王放弃被犬戎攻占的镐京，迁往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东周时代。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本是周代列国国史的通称。由于秦始皇焚灭各国史籍，到汉代，其他各国的《春秋》已经失传，仅存鲁国的国史《春秋》。《春秋》是一部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和其他一些诸侯国历史的编年史。相传《春秋》得到了孔子的修订，被儒家奉为经典，至汉代被列入“五经”，成为皇朝的经典。正是因为“春秋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它又基本上和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相始终，后人就把这一时代称为“春秋”。虽然仍保留着分封格局，但周王室已然衰落，春秋是一个英雄辈出、群雄逐鹿、诸侯争霸的时代。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春秋时代大体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历时二百九十四年。春秋时期见于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一百四十多个。司马迁作《十二诸侯年表》，表记春秋时期的十三个诸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而在“世家”各篇中记述了吴、齐、鲁、燕、蔡、陈、杞、卫、宋、晋、楚、越诸国的历史。这些是见于史载的春秋时期的主要诸侯国。

和宗周宗庙宫室的破败相似，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地位一落千丈，已经没有力量居高临下控制诸侯。诸侯国各自为营，混战不断。

与此同时，西北戎狄之患愈演愈烈。戎狄已经进入了中原腹地。他们控制了岐周腹地，并向黄河南、北扩展，侵扰北方的燕国、中原的郑国，甚至还越过燕国进犯远在东方的齐国，洛邑王城也一度被他们攻破，东门被焚毁。在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蛮夷力量也逐渐兴起，力图北上，不断骚扰中原国家，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

战乱和动荡呼唤着重建稳定有序政治秩序的人物，周王室已经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需要新的强有力的共主。

尊王攘夷——齐桓公称霸。在齐国，齐襄公在位时滥杀无辜，以至于朝纲失常，国政混乱，他的弟弟们也不得不外出避难。齐襄公最终被杀，齐国无君，更加混乱，人们引颈企盼着名正言顺的新国君。

可望登上君位的有两位合适的人选，他们是齐襄公的弟弟：避难于鲁的公子纠和避难于莒的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当时的鲁国国君鲁庄公想让公子纠即位，这样方便操纵齐国。而齐国国内的正卿国、高二氏却不愿鲁国介入其中，所以通知了避居于莒的公子小白。

公子纠是具备明显优势的。为了让公子纠顺利继承君位，鲁国不仅派兵沿途护送，而且还派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带兵截杀公子小白。在即墨附近，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搭箭，朝着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公子小白大难不死，躲过一劫。

在得到管仲射杀小白的消息后，公子纠以为自己已是稳操胜券，于是放慢了行程。死里逃生的公子小白，则日夜兼程。最终，公子小白早一步赶回齐国。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

成为国君的齐桓公随即发动了即位后的第一场战争，讨伐的对象就是支持公子纠的鲁国。两国交战，鲁国大败，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齐桓公给鲁人送书说：“公子纠是我的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他，请鲁国国君杀了他吧。管仲是我的仇人，我只有亲手处置他，报了一箭之仇，才能甘心。”迫于齐桓公的压力，鲁国杀掉公子纠，并将管仲囚禁起来，押送到齐国。

汉画像砖上的齐桓公与管仲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严厉的惩罚，死无葬身之地。然而，一箭之仇未报，一个英主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却由此诞生。

最初，齐桓公要拜鲍叔牙为相，但鲍叔牙坚辞不受，因为他深知曾经辅佐公子纠的管仲拥有治理国家的难得才干，在国家戡乱图强之际，只有管仲这样的治国奇才，才能帮助齐桓公匡扶天下。

在鲍叔牙的力荐之下，齐桓公放下了一箭之仇的私怨，不仅没有杀害管仲，反而拜其为相。

被齐桓公委以重任的管仲，开始对齐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政事，集权中央，奖励农商，充实国库，修整武备，强化军事，齐国气象由此一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编审 邵蓓

管仲是齐国称霸策略的制定者，他的这些施政措施主要记载在《国语·齐语》里。他的主要政策：一是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处、各司其职，世代相承，避免发生混乱；二是寄军令于内政，就是将齐国人组织起来编成军队，平时耕作，到了战争的时候，集结起来。因为大家平时都在一起操练，比较熟悉，所以在战争的时候容易协调，作战力比较强，这就是寄军令于内政。总的来说是富国强兵、安定内政。

在周天子王权孱弱不堪的同时，齐国国力却迅速增强，齐桓公的雄心壮志也随着国力的强盛而渐渐显现出来，他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让他成为天下共主的时机。

公元前663年，在北方山戎部落的强大攻势下，燕国根本无法抵抗，正面临被灭国的危险。如果在西周，周王室会发号施令，迅速召集其他诸侯国的军队，形成合力，一起保护受到威胁的诸侯国。然而此时，周王室早已没有了号令天下的能力。因无法在周天子那里寻找到庇护，燕国把目光转向了齐国。这是燕国在生死存亡间的希望，对于齐桓公来说，此前一直等待的称霸诸侯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此时已是齐桓公即位十二年后，齐国已经成为国富民强的东方大国。齐相管仲献策齐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

《左传·闵公元年》有关“诸夏亲暱，不可弃也”的记载。

齐桓公亲自率军北上救燕，齐军风驰电掣，将山戎击溃，燕国不仅避免了亡国之辱，而且还由此增加了方圆五百里的国土面积。

国家恢复安定的燕国国君燕庄公，对于齐国的援助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桓公回师，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境。按照周礼，诸侯之间相送，不能越过国境，越境相送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

这个时候，齐桓公大度地说：“除了天子之外，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国。”竟然将燕庄公所至五十里的齐国国土全部割给了燕国，而且再三嘱咐燕庄公，要尊崇礼制，匡扶周室。燕庄公感激涕零，在齐桓公送的齐地上筑起城郭，取名为“燕留”，以颂齐桓公之德。

前有出兵相救，后有分沟礼燕，各国诸侯听说齐桓公大德，都心悦诚服。

在当时中原诸国困扰于戎狄之祸的形势下，齐桓公祭起了攘夷的大旗，同时修礼于诸侯，礼敬周王室，走上了经由尊王攘夷而实现霸业的道路。

齐国救助燕国的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1年，北方戎狄再度出兵进犯，邢国告急，紧接着，卫国告急。此时，齐桓公再次挺身而出，出兵解救危难，并为两国重建家园，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中，齐桓公的威望越来越高。而他还将担负更大的责任，面对更大的挑战。

在戎狄势力得到有效阻遏时，另一支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形成于中原的南方，它就是楚国。春秋之初，楚国虽是南方的大国，但由于文化落后，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当齐国崛起时，楚国已灭了息、邓等国，并北上攻入蔡国，接着攻伐郑国，不断骚扰中原国家。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向齐国求援。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鲁、宋、陈、卫等诸侯联军出征，声势浩大地在楚国北部门户陉山扎营。大军压境下，一向无所畏惧的楚国感到了压力，派出使节与齐国谈判。

楚国国君派使者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现在你们带着军队讨伐楚国，这是什么道理？”

齐国国相管仲回答说：“以前召康公命令我们的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伐他们，以便辅助王室。’……你们不进贡王室包茅，使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滤酒请神，我为此而来问罪。”管仲批驳楚国不尊礼制，没有尽到自己的职守，而齐国有天子的授权，可以代天子惩罚违背礼制的诸侯。

在齐国的重压之下，也在尊崇周王室的大义之下，最终，齐桓公不战而屈人之兵，楚国低头认错，双方定立了召陵之盟。这次盟约，有效地阻遏了楚国觊觎中原的野心。

事实上，齐楚两国最终没有兵戎相见，这是因为两国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打败对方。但齐桓公受各诸侯国所托，率兵“攘夷”，而且手执“尊王”的道义大旗，楚国未战先输。

在稳定诸侯的同时，齐桓公还致力于匡扶王室。当时周惠王因为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之意。在惠王太子郑的请求下，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宣告了诸侯对太子的支持。周惠王死后，齐桓公又主持了洮之盟，奉太子郑即位，是为周襄王。至此，齐桓公取得了周王室和诸侯两方面的认可。他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霸主。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关“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记载。

公元前651年，齐国与鲁、宋、卫、郑、许、曹诸国在葵丘举行会盟，这是春秋时代第一次有超过四个诸侯国参加的诸侯会盟。周襄王也派人参加，这表明周王室已经公开承认了齐桓公成为实际上的天下共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从此，春秋霸主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葵丘会盟定立了如下盟约：诛杀不孝之人，不废嫡立庶，不让妾占据正妻的地位；尊重贤人，培育人才，表彰有德行的人；尊敬老人，慈爱幼儿，不怠慢他国的宾旅；士不世袭官职，官职不兼任，选士用人要得当，不擅自杀戮大夫；不改变、遏塞河道，不拒绝受灾国家救济的请求，有封赏之事不能不通告盟主；凡是同盟之人，结盟之后，言归于好。盟约维护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力求确保各级宗法层次和整个宗法体系的稳定，重申了西周时期就一再强调的尊贤重德的政治思想，要求中原诸国之间相互扶持。

齐桓公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召集会盟，是为九合诸侯，又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坚决维护宗法，是为一匡天下。然而，齐桓公终究没有兼并天下的实力，他也必须继续以“尊王”为号召，恪守礼仪。

左丘明像。关于春秋诸侯争霸事，很多都记载在左丘明的《左传》中。

葵丘会盟时，周襄王派太宰姬孔给齐桓公送来了王室祭祀周文王、武王的祭肉，同时带话给齐桓公，说：“伯舅年纪大了，又有大功，就免去下拜受赐的仪节吧。”齐桓公回复说：“天威不可违背。若不下拜，只恐怕是对天子不敬，有失臣礼，而使天子蒙羞。我怎敢不下拜。”说完，齐桓公按照礼仪下阶跪拜，又登阶接受了祭肉。

齐桓公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所建立的春秋霸业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一代霸主最后的结局却十分凄凉。管仲死后，齐桓公宠信佞臣，以至于当他病重无法理政的时候，几位佞臣肆意妄为，他的几个儿子为得君位相互争斗。齐桓公死后尸首在床上放了六十七日，腐烂生蛆也无人过问。齐国的霸业随着齐桓公去世和诸子争立而很快消逝了。

但在齐桓公的身后，霸主政治已经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霸主纷争依次上演。

晋文公复国——晋国霸业。春秋时期，出自不同国家的诸侯先后成为霸主，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五位，被称为“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

晋文公重耳有着与齐桓公相似的经历，既备尝在外流亡的艰难，又有股肱之臣的辅佐，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能力。

在六十二岁的时候，流亡在外十九年的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晋文公即位之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由此迅速强盛。晋文公奉行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政策，与齐桓公不同的是，晋文公的霸业是从“尊王”开始的。

《晋文公复国图》（局部）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王叔带联合狄人伐周，周襄王避居到郑国。此时，齐桓公已死，中原没有霸主，周襄王无处可以求助，正陷入绝望之中。刚刚即位的晋文公雄心勃勃，采纳大臣狐偃“求诸侯莫如勤王”的建议，迅速地抓住这个机会，亲率大军护送周襄王回到王城，并协助周襄王杀掉了王叔带，彻底解决了周襄王多年来的后顾之忧。这一“尊王”行为，使晋文公名闻天下，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开始投靠晋国。

“尊王”的同时，晋文公奉行“攘夷”之策。当时，南方的楚国仍是中原的最大祸患，公元前633年，强大的楚国军团向宋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宋国危急，赶紧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整顿战备后，于公元前632年率大军迎战楚军，双方在城濮展开激战。

在晋楚开战的五年前，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礼遇，重耳向楚成王许诺：“如果侥幸登上君位，日后如两国开战，将为楚军退避三舍。”

城濮之战，晋文公履行了诺言，率军退避三舍（九十里）。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吉琨璋

春秋时争霸的一个焦点就是争夺对诸侯国的控制权，而中原这些诸侯国有郑国、宋国、蔡国还有黄河北岸的卫国。其中第一个要争夺的就是郑国，在晋国和楚国对郑国的控制权的争夺中，两军在中原相遇了。城濮一战楚国大败，晋国的霸业由此开端。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召集了有八国诸侯参加的践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协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这次会盟，周襄王亲自到会，策命晋文侯为侯伯。和之前举行的葵丘会盟相比，这次盟会的仪式正式而明确，更加旗帜鲜明地表现了王室对霸主的认可，主持了春秋政治一百多年的晋国的霸业就此展开。

和齐桓公相对温和称霸不同的是，晋文公称霸就在于城濮一战，这也意味着诸侯尊王的政治手段越来越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形式，靠实力说话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旋律，王室制定的周礼，马上就会被各诸侯国践踏于纷乱的战争中。

公元前632年，这一年和城濮之战、践土之盟一起被记录于“春秋经”，有一句据说是孔子亲手改定的经文：“天王狩于河阳。”这年冬天，晋文公召集了温之会。周襄王再次亲自参会。和践土之盟是周襄王主动参加的不同，温之会是晋文公“召”周襄王来的。按照周礼，应该由诸侯到京师去朝见周王，晋文公却以诸侯的身份召周王前来相见，严重违背了周礼。据说，孔子读到“春秋经”上的这一段文字时，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本着为“尊者讳”“且明德也”的原则做了修改，改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王狩于河阳”这种隐讳的说法。政治权力上的超越，带来的是礼仪制度上的僭越。

在僭越周礼的同时，霸主们开始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新的游戏规则脱胎于周礼，但规则调整的已经不是周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而是霸主和诸侯之间的关系。

晋国成为霸主后，诸侯和霸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礼仪化。在晋国霸业兴盛的一百多年间，见于记载的晋国主持的大的盟会有三十八次。在《春秋经》的记载中，鲁国的国君去洛阳见周王只有一次，还未行朝见之礼，而去晋国朝见多达二十一次。

晋国为诸侯制定了一系列朝聘、纳贡制度。各国要跟随晋国出兵讨伐不听话的诸侯。诸侯国之间的纠纷由晋国斡旋解决。晋国显然比齐国更进一步。在晋国称霸期间，霸主最终取代周王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

春秋大国争霸的过程，也是诸侯兼并的过程。通过战争，齐先后灭了三十余国，成为东方大国。楚先后灭四十余国，成为南方大国。晋先后灭掉二十余国，征服四十余国，成为中原大国。秦并十余国，成为西方大国。中原一直是争霸的中心，随着尊王攘夷的进程，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得以加强，中原文化向四周播迁，华夏观念最终形成。

楚庄王一飞冲天。随着争霸的展开，有实力的大诸侯国忙于开辟自己的领土，增强国力，中原文化得以向四夷播散。而南方的楚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

楚庄王像

楚国从未放弃对中原的向往和追求，不过，其追求的方式已经改变。春秋之初，楚国是中原诸侯国眼里的南方蛮夷，楚国也不屑于中原诸国尊崇的礼仪。然而，在屡次北进受挫之后，楚国意识到，除了武力，还必须向中原华夏的礼乐文化靠拢。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中原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

楚庄王即位时还很年轻，而他的王国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在处理朝政方面没有任何作为，每天不是出宫打猎游玩，就是在后宫里和妃子们喝酒取乐，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

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楚国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南方的土岗上，三年不展翅，不飞翔，也不鸣叫，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呢?”

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楚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大战之前，晋卿士会力主避免与楚军作战，在他眼中，楚国国君楚庄王早已脱离了野蛮，成为一个“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的人物，楚人也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原的文化观念，与中原之人没什么不同了。邲之战，晋军大败，失去了霸主地位。

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陈、卫、郑、齐、曹等中原诸侯在蜀（今山东泰安西）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诸侯承认的霸主。楚国建立霸政的过程，彰显了其由蛮夷走向华夏的过程。

《伯牙鼓琴图》

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地位，经过多年的休整，公元前575年，晋国向楚国挑战，两国为争夺霸权再次展开大战，双方主力在鄢陵一较高低。鄢陵之战，晋国最终取胜，重新成为中原霸主。

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曾经这样评说春秋时代：“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出于诸侯的春秋时代，和“郁郁乎文”的西周礼仪社会相比，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公元前606年，一代霸主楚庄王在东周王畿的边境陈兵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向他询问周鼎的轻重。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在灭国战争中，以鼎为主的宗庙重器是最重要的俘获品。春秋时代就有“夏德衰，鼎迁于商；商德衰，鼎迁于周”的说法。楚庄王问周鼎的轻重，实际是公然挑战在当时仍被普遍尊奉的周天子的共主名义。

公元前536年，郑国名臣子产，接到了晋国贤臣叔向一封措辞严厉的来信，信中称“开始我还对你寄予希望，现在没有了”。是什么使这两位曾经相互欣赏的贤人发生了分歧？原因是郑国在子产的主持下铸刑书，公布了成文法。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写道：“这样一来，平民知道了有法可依，就不会畏惧身份比他们高的人，就会弃礼，从法而争。弃礼从法，是末世之制。郑国大概要败亡在你的手里了。”子产回信说：“我现在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了，我这样做是为了救世。”公布成文法，是将本来由贵族掌握的法律公之于众，让平民可以视法而动，而不再视贵族而动，在行事上拥有了主动权。平民力量的上升，国家政权对平民的依仗，使法律制度变革势在必行。二十年后，叔向的祖国晋国也铸了刑鼎，公布了成文法。

子产像

春秋时期，顺应形势的变化，各诸侯国纷纷改革了田制、兵制、军制。西周时代，实行井田制，农民集体在各级贵族拥有的土地上耕种，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春秋时代，开始出现了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实行“税亩”，按亩收税。公元前538年，郑国的子产作“丘赋”。公元前548年，楚国的大司马蒍掩制赋，丈量土地，打破公私之分，按亩收税。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奉行分封制，在本国内部实行分封，各国的卿大夫都分有可世袭的采邑。而到春秋中期以后，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占领的地区设县，由国君直接派员管理，不再分封。公元前493年，晋国的赵简子在战前誓词中鼓励将士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郡县成为军功的奖赏，这说明晋国由国家直接控制的郡县已经为数不少。

霸主政治并没有减少春秋时期的战争，反而由于强国的争霸，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为大国所驱使，卷入本来与己无关的战争中，苦不堪言。统治者为了权力相互攻杀，越来越多的国君和卿大夫死于非命。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公元前544年，鲁襄公宴飨前来聘问的晋卿范献子。宴会后，举行射礼，鲁公室中居然凑不够六个熟悉礼仪又善用弓矢的臣属，只好从大夫的家臣中借。鲁国公室的衰落是春秋后期诸侯公室衰落的一个缩影。

弭兵之会与卿大夫执政。经过鄢陵之战，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但楚国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力仍然强大，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鄢陵之战后三十年（前546），在宋国大臣向戌的邀请下，晋、楚、郑、宋、卫、曹等十四个诸侯国的代表一起在睢阳会商，这次会议被称为弭兵之会。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

弭兵之会是晋、楚两个霸主诸侯国，第一次在同一个会议上，被尊为霸主，同时，也是两个强大的诸侯国彼此妥协之后的一次会议。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以前的会盟都由国君亲自参与，这次弭兵会盟却由各国有势力的大夫参加。

春秋中后期，晋国的军政大权逐渐转移到卿大夫手中，晋君被架空。公元前458年，晋出公想以齐、鲁之军讨伐知、赵、魏、韩四卿，四卿联合反攻出公，出公逃往齐，死在路上。随后即位的晋哀公完全失去了权力，听命于卿大夫知伯。到晋幽公时，晋君只能控制绛、曲沃二邑。同样，在齐国，政权逐渐落到了卿大夫田氏的手中；郑国的国政被号称七穆的七个卿大夫家族所控制；宋国的政事则由卿大夫家族戴氏裁决。

公元前562年，鲁国的三卿季孙、孟孙、叔孙三分鲁国国君的公室而各有其一。公元前537年，他们又再次瓜分公室，鲁昭公讨伐季氏，三家一起把昭公赶出了鲁国。鲁昭公避居齐国，最后死于齐。公元前468年，鲁哀公想用越国的军队除去三卿，结果也只能被迫出逃。而三家卿大夫中实力最强的季氏，其权力曾经落到季氏的家臣阳虎手中，阳虎利用季氏，控制鲁国国政长达三年之久。

卿大夫之家相继取得了实际的政治控制权，传统的君主地位式微，小宗在权力地位上超越了大宗，君权甚至难以维持表面的地位。同级的卿大夫之间又相互争权、倾轧，政治动荡不断发生。

随着晋卿的内争加剧，晋国对诸侯的控制逐渐松弛，霸主政治体系渐趋衰落，中原重又陷入乱战之中。最先受到伤害的是小诸侯国。公元前526年，齐国擅自侵伐徐国，徐国用宗庙重器鼎贿赂齐人，双方结盟。鲁国的叔孙昭子对此评价说：“诸侯没有霸主，是小国的祸害。发生这样的事，就是没有霸主造成的。”

春秋晚期，位于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越先后兴起，加入争霸的行列。但是，无论是吴王夫差，还是越王勾践，都没能再组织起像齐桓、晋文那样大规模的诸侯盟会，也没有广为诸侯所接受和认可。吴越争霸只是春秋霸主政治的回光返照，春秋末期的政治重又陷入诸侯乱战之中。

吴王夫差鉴

随着由列强争霸演变为诸雄兼并，东周的另一个时代——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无比新鲜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一方面，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另一方面，华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已经牢不可破，战乱中的民众渴盼着重新统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思想的开放，整个中国酝酿出了一个千年不遇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由此将进入一个由大分裂转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孔子

孔子像

公元前551年，一名婴儿降生在尼山的一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尼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因为要避他的名讳，尼丘山改名为尼山。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吾少也贱，多能鄙事”。孔子的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宋湣公。宋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在周人的眼里，商朝的建立者成汤是和周文王、武王一样难得的圣王。虽然有显赫的身世背景，孔子的一生却是在颠沛和清贫中度过的。

尼山夫子洞

公元前710年，宋国太宰华父督攻杀司马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和宋殇公。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从此离乡背井，失去了显赫的地位。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份只是贵族阶层中最下级的士。叔梁纥是鲁国陬邑的邑宰，他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娶了孔子的母亲。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曲阜居住。在讲究血统身份，讲究嫡庶之别的春秋时代，失去了依仗的孤儿寡母的境遇可想而知。

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子贡回答说：“当然是上天使他成为圣人，又使他如此多能的。”孔子听说了以后，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春秋时期，像种地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平民才做的事情，被贵族们看不起，称为鄙事。孔子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干过这些粗重的活，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

仁与礼的坚守与变通。虽然并不避讳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多能鄙事”。但是孔子在心里并不认同这些事情。《论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的事，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向他请教种菜的事，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啊。在上位的人好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好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好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孔子十五岁起，就立志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被称为“六艺”的技能。这里面，孔子最重视、最精通的是礼。

孔子很小的时候，就对礼感兴趣。他幼年玩的都是模仿礼仪程式的游戏。孔子的祖国鲁国是西周制度文明的奠基者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国，也是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公元前540年，晋国的正卿韩宣子到鲁国聘问，看到了鲁太史所收藏的《易》《象》和鲁国的国史《春秋》后，感叹说：“周礼都在鲁国啊。我今天才知道周公之德和周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原因。”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周礼。孔子还到东周，向当时的周守藏史老子问礼。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礼仪的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用来做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穿单衣，出门则一定要套上外衣;冬天穿羔羊皮的袍子，一定要搭配黑色的外衣，穿小鹿皮的袍子，一定要搭配白色的外衣，穿狐狸皮的袍子，一定要搭配黄色的外衣;加工食物要讲究，越精细越好;不吃切割得不合规定的食物。

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是当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买了，给颜渊买一副椁的时候，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置办椁，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必须坐车，不能步行。

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显得迂腐刻板而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从不刻板地遵循礼制。对于不违背礼制本意的改变，他愿意取简省易行的一面，但是，对于违背了礼制本意的改变，他绝不迁就。他说：“麻冕是礼所规定的，但现在人们戴丝冕，比麻冕节省，我遵从大家的做法。臣下拜见国君时，在上堂之前要对君主鞠躬行礼，但是，现在却是上堂后才鞠躬行礼，这是傲慢的表现，尽管与大家的做法相反，我还是先在堂下鞠躬行礼。”他说：“礼啊，礼啊，难道就是玉帛这些东西吗？”和这些表面的形式相比，孔子更看重行礼时内心的真诚。他说：“礼，过于奢侈，不如从简；丧礼，大肆置办，不如本身的哀伤过度。”

《孔子圣迹图》之《太庙问礼》

《孔子圣迹图》之《问礼老聃》

《说苑》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不太为人知晓的故事：楚共王的弓丢了，他的手下要去找。他说：“不要找了，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捡到了，还找什么。”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可惜了，楚王的心还不够宽大。应该说有人丢了弓，有人捡到了就行了，何必要加上楚国呢？”

《论语》书影

孔子非常重视人。一次，鲁国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听说后，赶紧问伤着人没有，却不问马的事。孔子很看重仁。齐国的管仲享用了超越自己身份的礼仪，被孔子看成是不知礼的人。但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政，尊王攘夷，维护了华夏诸侯国的稳定，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平安，所以孔子认可他，称：“如其仁!如其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心怀仁慈，就不用谈礼了。他说：“克己复礼为仁！”礼是达到仁的途径之一。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朝明

这个“仁”的本意其实就是修身，就是修己，就是反省自身。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自觉地按照该做的去做。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他说仁爱的“仁”就是我们做人的“人”，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有爱心的表现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

难以实现的“天下大同”。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但是从夏代开始，大道隐没，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规范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不复存在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记·礼运》

孔子有一段品评春秋历史的很著名的话：“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并不是孔子对春秋历史的总结归纳，而是他亲身经历的现实。

进入春秋，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齐桓公、晋文公等实力强大的诸侯，先后担当霸主，号令诸侯，周王只是听从他们摆布的名义上的共主。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各国的卿大夫逐渐掌握了国政，国君又成为卿大夫手中的傀儡。随着卿大夫的兴起，原来只负责卿大夫家事的家臣们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

春秋后期，鲁国的政治大权落在季孙、叔孙、孟孙氏，号称“三桓”的三个贵族家族手中，国政则把持在“三桓”中实力最大的季氏手中。晋国的国政为范、中行、知、赵、魏、韩六卿家族所把持，晋君已然被架空；六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齐国的国政落入卿大夫田氏的手中，其他各诸侯国国政也沦入卿大夫手中。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企图除掉权臣季平子，反而被季氏驱逐。他希望得到齐国和晋国的支持回到国内，可是这两国的国政也把持在权臣手中，他始终没能如愿。七年后，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太子也没能继承君位。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主季桓子为家宰阳虎挟持，鲁政落到阳虎手中，长达三年之久。

按照周礼，卿大夫家里只能享用十六人表演的乐舞，而鲁国的执政卿季孙氏在他的家里表演天子才能享用的六十四人乐舞。孔子对此十分气愤，他说：“这样的事都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呢？”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是传统周礼的荒废、陵替。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上，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女子回答说：“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子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了，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孔子痛恨猛于虎的苛政，痛恨对于周礼的破坏、僭越，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乱、苛暴。他认为正是礼制败坏、上下侵凌，造成了当时这种黑暗混乱的局面。

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的宦游生涯。在当时的很多人眼中，远去的西周王朝是一个和平、繁盛、秩序井然，没有纷争的美好时代。孔子更是如此。身为殷人的后裔，孔子更推崇西周。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形式。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孔子同时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就可以重建西周那样的理想社会。

孔子为鲁司寇像

公元前501年，阳虎谋取季孙氏家主地位的行动失败，出逃晋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终于迎来了出仕的机会。次年，他出任鲁国的司空，继而担任大司寇。孔子计划毁去三桓所有封邑的围墙，削弱三桓的势力。这一行动触犯了三桓的利益，在君权早已旁落的鲁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能得志的孔子，怀揣重建一个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宦游生涯。

《孔子圣迹图》之《在陈绝粮》

《孔子圣迹图》之《匡人解围》

这期间，他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他在匡邑被围困，在蒲邑被拘禁，得罪了宋国的权臣，仓皇离开宋国，困饿于陈、蔡之间。

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仓皇地东张西望，被看到的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短暂地出仕于卫、陈两国，都没有得到重用。

孔子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很自信。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能有人用我，一个月就会有效果，三年就会有成绩。如果有人用我，我会创造出一个东周盛世。

《孔子圣迹图》之《在齐闻韶》

鲁哀公时期，告朔之礼已经荒废，孔子的弟子子贡打算把原来为这个礼仪准备的饩羊也省掉。孔子知道后，说：“你不舍得那个羊，我不舍得那个礼呀！”连自己的学生也开始做违礼的事。社会的巨变已然开始，孔子重建西周那样的礼仪社会的理想，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冲突，更和各国掌权的卿大夫的根本利益相冲突，这决定了孔子根本不可能得志。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孔子的处世哲学，然而在西周等级秩序已经崩溃的春秋后期，无处不是孔子眼中的乱邦。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然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着。他以复兴周之“文”为己任，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周行列国，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天下之大，一路颠簸，他却找不到可以让他施展身手的弹丸之地。他试图推行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义忘利、施政惠民、轻徭薄赋的理论，实在引不起掌有实权、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

杏坛执教——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十四年后，六十八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

《杏坛设教图》

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很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平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显赫的身世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孔子广收学生，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十条干肉做见面礼，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西周时代，学问为贵族所掌握，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到官方所办的学校里，学习将来为政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普通人很难接触到。孔子改变了这种局面。他创办了私学，不问出身，只要勤奋好学的人都可以做他的学生。对待学生，他不因为出身差异而有所偏差，一视同仁。

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说：“雍也可使南面。”这句话引起了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的注意。南面，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权力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把持。冉雍出身贫贱，根本不是贵族，孔子却称赞以冉雍的道德才干，完全有能力做君主。顾立雅称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辞，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的政治原则。”

《论语》中有许多开风气之先的提法。像“君子”这个词，在孔子以前、在当时，都是指贵族男子。而孔子却赋予它新的意义。在《论语》中，君子更多的是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它规范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不论出身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同样，在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推动下，“士”这个原来低级贵族的专用称谓，也被赋予了许多道德含义。比如，士志于道，质直而好义，杀身以成仁，不能耽于舒适的生活。只有行为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清华大学教授 钱逊

孔子《论语》里面讲的君子，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的目标，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是从社会地位去区分，而主要看重的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人品。

虽然曾经做过粗鄙的事，但是孔子的教学绝不包括这些内容。他教给弟子的是在当时为政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道德节操。他希望他的弟子们学而优则仕，也极力向为政者推荐自己的弟子。

史称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人，特别优秀的有七十二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寒微，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主要由“士”一级的低等贵族担任。而到了春秋晚期，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跻身到“士”阶层，进而在国家政治中展露锋芒。他们所依仗的不是自己的出身，而完全是自己的政治能力。孔子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士”的先驱。

冉雍，字仲弓，曾任季孙氏的邑宰。

冉求，字子有，曾任季孙氏的宰。

仲由，字子路，曾任季孙氏和卫国权臣孔氏的宰。……

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他的学术活动开启了战国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之先。像孔门弟子那样，许多士人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以此进身国家政治，这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仕进而为“士”的平民之士阶层，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孔子作春秋处

《孔子圣迹图》之《退修诗书》

《诗》《书》《礼》《易》《乐》《春秋》是春秋时期贵族们政治活动中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也是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回到鲁国后，孔子着手对古代的典籍进行整理。儒家学派尊奉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据说都得到过孔子的修订。到战国时期，这些经典已基本成书，到汉武帝时被定为国家经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方克立

中国有这个传统，就是通过解经、注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六经”对于中国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学史的源头就要归到“六经”，“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存在，孔子的工作是对它进行整理。这是为传承中国文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孔子生命的最后四年，打击接踵而至。公元前483年，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因为家境贫寒，只能薄葬。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去世。孔子伤心地大哭，说：“天丧予！天丧予！”公元前480年，孔子最倚重的弟子子路死于卫国的内乱，死时被砍成了肉泥，十分惨烈。孔子为之大哭一场，让家人把厨房中的肉酱倒掉，害怕联想到子路。

子贡像

《圣庙祀典图考》中的复圣颜子

公元前479年，孔子自作了一首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他的学生子贡听到后，赶去看望他。他对子贡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天下明王不兴，没有人听我的；我快要死了。”七天以后，孔子去世了，终年七十三岁。孔子一生始终以周公为榜样，非常希望能像周公一样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所建树。然而，生不逢时，他的一生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但是，孔子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表现出了直道而行，不畏其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他的道德品格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子们，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主动为他守丧三年。汉学家顾立雅这样写道：“在这些弟子中，有的很年轻，有的正值壮年，有的事业刚有开端，还有一些人事业正在高峰，他们要花掉生命中三年的时间，几乎无所事事地服侍于孔子墓地。为了谁呢？不是双亲，不是君主，甚至不是一个世俗身份很高的人，而只是为了一个卓尔独行之人——他从未升至高位，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成就，那只是他们多年来的老师。”在当时，只有子女为父母、臣下为君主守丧三年的规定。而在礼制荒废的情况下，三年之丧很少有人能做到。孔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生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理论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万世师表匾额

孔府忠恕堂

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

顾立雅称：“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以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

孔子的弟子们也都讲学收徒，到战国时期，儒家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为兴盛的学派之一。

列国变法

战国蹲踞马形青铜竿头饰

经过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不复存在，几个大的诸侯国日益强大，争战不休。到了战国时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诸侯国为获取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办法。克敌取胜之道，首在富国强兵，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变法的星火，以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

尊贤养士。春秋大国晋国的分裂，让战国时期的国君们开始防备那些世卿大族，他们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很大的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起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于是，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付以重任的首选。

而在七国之中最弱的燕国，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更能说明当时国君们求贤的诚意。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临近的齐国乘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大部分领土，燕国差点就此灭亡。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夺回失去的土地，振兴燕国。

燕昭王卑辞厚币招揽贤才，却总是觉得效果不好，于是去向燕国的贤人郭隗先生请教，郭隗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用千金求取千里马，三年都没有买到，他的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五百金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回来。这人很生气，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您都要，何况活的？如今天下人都知道您要买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的。果然，这人一年之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

燕昭王明白了郭隗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宫室，并拜郭隗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传遍天下，乐毅、苏秦等杰出人才纷至沓来。

乐毅像

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贫富穷通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仆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

在当时士无常主的观念下，士人并不需要对君主从一而终。谁赏识他，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有些人甚至做出对“老东家”不利的行为，这在当时都无可厚非。

《史记》中记载，脚穿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虞卿，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百镒，白璧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虞卿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佩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先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霸业。

商鞅，原本是魏国大臣公叔痤的家臣，在魏国不受重视，辗转到了秦国，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裕强大的国家。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在魏国主持军事改革后，虽大败秦军，但因受魏武侯猜忌而投奔楚国。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站在了权力的顶端。

制度的变化，带来的是社会风气的巨变。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当诸侯们摒弃出身背景，而以人的才能为原则选任自己的官员时，出身贫寒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布衣卿相”“养士”成为战国时代独特的风景线。游士们游走于各国之间，完全不提礼义廉耻，纯粹从利的角度为君主和权臣出谋划策。

在士无常主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一时之间，“礼贤下士”和游说君主成为风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尊贤养士工作做得好，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盛起来。

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研究发现，进入战国，那些在春秋时期叱咤风云的世卿显贵家族，除少数成为新的诸侯国君外，已经荡然无存。他发现，与春秋时期各国执政都出身于特定的世卿家族、国君基本上无权任命执政不同，战国宰相一类高级官员多是由本国国君任命，宰相或者由国君最亲近的子弟姻亲担任，或者由出身寒微、不属于任何大家族的士人担任。和春秋时期的世卿相比，战国宰相不是终身职，也没有固定的任期。他们必须依托国君，以执行国君的权力。

春秋时代，教育由贵族垄断，朝政也由上层贵族把持，代代世袭。而战国时代，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著名的学者纷纷聚众讲学，宣扬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各家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空前热烈。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家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

这其中，一个被后人称为“法家”的群体被各国君主重用。与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派不同，法家虽然是一个从来未曾出现实质性门派的松散体系，但法家学者大多集众家所长、才华横溢。战国时的法家学者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师承关系，但有着相似的政治主张。他们在摒弃“礼治”，提倡“法治”的同时，主张通过农耕和战争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提倡君主权力的高度集中，并通过严刑峻法来管理人民。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晓枫

法家是最晚出的，综合了各家之长，总结和批判了儒家、道家、墨家提出来的救国和治世的方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以及法律制度的设想。法家为什么后来被各国国君所采纳？实际上，法家这些主张都极有针对性，对破除原有的血缘贵族关系，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设性的意见。两千多年前的法家们所倡导的一些法律理念甚至还影响着当今的法律制度建设。

魏国李悝变法。战国初期的魏国，虽然占有中原大部,但是四邻为齐、楚、秦、赵四个强国。四战之地的先天环境，让魏文侯十分不安，求变图强的愿望十分强烈。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各国以及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地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苛的约束，另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奏谳书》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一部记有完整案例的古代文献。文献中记载了二十二个完整案例，这些案例的判罚准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法经》的法典。《法经》，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里面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反对变法的法律条文，其中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

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订而成的。

从春秋末年的铁制农具出现后，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物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要各级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生产。

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账，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有六百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那么每亩就能多收三斗，要是劳作马虎，每亩就要少收三斗，这样一增一减，地方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是一百八十万石。

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贵时伤农，谷贱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平籴法。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的粮食，到了荒年，国家仍然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有效地防止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

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悝还向魏文侯主张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是迥异于西周时期集体劳作方式的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生产模式。李悝把那些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作“淫民”，把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了小农经济。

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策措施，李悝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尽地力”和“平籴法”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日益强盛起来。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晓枫

法家以任命权为中心，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守，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家这种政治控制方式，一断于法的思想以及司法公平的理念，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吴起在魏国的军事改革。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

吴起像

与李悝进行经济、政治、法制领域改革的同时，吴起也正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

在战国士人群体中，一生经历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可以说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吴起，卫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从事生产，而是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但直至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有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讥笑冷落，他一气之下，杀掉曾经嘲讽过他的三十多个人，逃出卫国前往鲁国。

临走前，吴起跟母亲告别，发狠把自己的右臂咬破起誓：不做大官，绝不回卫国！吴起的母亲去世时，身在鲁国的吴起，已经拜儒家曾申为师。按照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三年。但是，一心要在仕途上图谋发展的吴起并没有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曾申的反感，他与吴起断绝了师徒关系。

这一年，齐国攻打鲁国。被逐出师门后潜心研究兵法的吴起，在沉寂了数年后，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自己出身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鲁国的将军。

这一次，吴起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现，初出茅庐，就率鲁国军队大败齐军。作为一个小国的将军，却能把强大的齐军打得落花流水，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但是，取胜后的吴起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听信谗言，疏远吴起。面对优柔寡断的鲁穆公，吴起毅然决然地离开鲁国，转而奔向当时最强的魏国谋求发展。

在魏国，吴起受到魏文侯的重用。为了精选武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武卒”的方法，入选武卒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十二石的弩，背着能装五十支箭矢的器具，肩扛长戈，腰挂利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一百里。士兵一旦入选武卒，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被吴起精选出来的武卒，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

战国时代，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

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数十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吴子兵法》。这是一部在中国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有着同等重要地位的兵书，秦汉以前流行颇广。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陈相灵

吴起的兵法跟孙子兵法曾经是齐名的。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战略思想上，吴起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结合在他的兵法当中，这就是以“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为核心的思想。治国理政，要用儒家的思想；外治武备、发展军队，要用兵家的思想。

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很明白，对魏国来说，自己是个外人，在新君初立的情况下，田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

但是，田文死后，吴起依然没有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吴起耀眼的才华和显赫的功劳像芒刺一样，时刻刺痛新相国，让他寝食难安。自知才能远远不如吴起，对吴起心存顾忌的公叔痤，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的舞台——楚国。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晓枫

当时魏武侯和吴起沿河而下去视察边防情况。魏武侯就和吴起说：你看魏国能这么强大，靠的是山河之固。吴起对魏武侯说：山河之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心。对这句话，魏武侯听不进去。显然魏武侯缺乏战略眼光、战略思想，所以最后在别人的挑拨下，他觉得吴起也没有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吴起来到了楚国。

楚国变法。春秋时的楚国，地广人众，拥有百万大军，在五霸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吴起到来时的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兵力虽多，战斗力却不强。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师失地。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吴起的到来，就像是上天送给楚悼王的礼物，楚悼王如获至宝。初到楚国，吴起就被任命为宛守，一年后就被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手握改革大权的吴起首先对楚国官场进行大换血，凡是没有用的虚职冗员一律淘汰，将俸禄用来养选练之士；同时严禁不正之风，私门的请托一律不许；又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防止他们口舌生事，破坏风气。

对贵族，吴起更是毫不留情，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三代之后，取消他们的爵位。当时，楚国土地虽多，但是开发却不充分。于是，吴起强迫贵族子弟迁往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开垦荒地，自食其力。这个举措有力打击了楚国旧贵族的势力，使其远离经营多年盘根错节的故地，同时也加速了楚国边远地区的开发。

吴起的改革，切中楚国的要害，也深刻触动了楚国世家大族的利益，众多的贵族对他衔恨在心，恨不能杀之而后快。虽然反对者甚众，但楚悼王并不为所动，毫无保留地支持吴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楚国的政治面貌为之一变，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军事能力大大提高。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陈相灵

吴起是要革贵族的命，过去的贵族是可以世袭的，但现在要造就新的贵族，不能世袭了，要把铁饭碗给打破。谁来当新贵族呢？就是立了战功的人。旧贵族反对改革，普通老百姓则希望通过军功来改变命运。但是很可惜，改革刚刚开始，楚悼王就去世了。

公元前381年，吴起带兵攻打魏国，一直打到了黄河沿岸，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楚悼王去世，吴起从前线匆匆赶回楚国国都奔丧。身为一个外来的士人，吴起在楚国没有根基，一旦支持他的楚悼王去世，他立刻又回到了孤家寡人的状态。此时的都城，等待吴起的是怀恨在心的楚国旧贵族的疯狂报复。

楚国宫殿复原图

在楚悼王的葬礼上，旧贵族们迫不及待地向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中的吴起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旧贵族们乱箭齐发，射中了吴起，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吴起在临死前，已经为自己想好了报仇计划。按照楚国的法律规定：“丽兵王尸者，必加重罪，灭三族。”也就是说，伤害君王尸体者，罪及三族。吴起虽死，七十多家楚国贵族也因此惨遭灭族。

吴起死后，变法随之夭折，楚国的旧势力重新抬头，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吏治也未得到真正改观。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晓枫

法家有个很重要的思想，韩非子总结说，叫惩一罪之重，用重刑去罚罪，止一境之邪。这样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对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的判断，就导致法家人物自己最后基本上都是死在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上。法家的法律太严苛了，也都很残酷。

采纳法家们变革建议的国家都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新的经济体制也都得以确立。并且，各诸侯国都致力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对立功军士给予厚赏，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的能量。

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期，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商鞅在秦国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

在吴起被杀害二十二年后，商鞅总结了各国的失败教训，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在秦国，商鞅使法家主张乱世用重刑的政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施。

战国时期，为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源，不仅是魏国，其他各国也都在推行郡县制，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黏性强大的蛛丝，牢牢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秦国对魏国的法律进行吸收改造，将爵位规定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依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奴隶，都可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

丰厚的赏赐对于秦人而言极具诱惑力，在战场上努力杀敌，建功立业，秦国的军队成为所向披靡的战斗机器。在厚赏军功的同时，秦国的法律对“私斗”的惩罚相当重。当时的刑罚手段多且残酷，其中仅死刑就有十多种，割鼻、砍脚、阉割使受刑者成为各种各样的残疾，所以秦人都“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而更为严酷的是秦国实行的“什伍”户口编制。在秦国，商鞅将居民按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有违法行为要互相告发，一家有罪，其余各家全部连坐。

当商鞅被人告发要谋反，逃亡到函谷关下时，想在旅舍里住一晚，店主因为商鞅没有带任何证件而将他拒之门外。也正是这些法令，让商鞅和吴起一样下场悲惨。秦孝公去世以后，继位的秦惠文王听信诬告，将商鞅车裂而死。不同的是，楚国在吴起死后，旧的制度死灰复燃；秦国在商鞅死后，新法却被保留下来，有效执行了近三十年，为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战国变法运动绵延一百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不仅在当时，即使对后世，也是独一无二的。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体制却一直统治着神州大地，未曾动摇。直到辛亥革命这场更大的变革风暴袭来，它才被连根拔起，轰然倒塌。

战国七雄

战国铜鹿

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卿大夫联合起来，灭掉了当时国内最有实力的卿族知氏，瓜分了知氏占有的土地，形成了三分晋国的局面。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共同逼迫周威烈王将他们列为诸侯。春秋时代最强大的中原诸侯国晋国，就这样消失了。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诸侯国齐国，也被异姓贵族田氏篡夺了政权。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诸侯，田和成为田齐太公，姜氏齐国被田氏齐国取代。战国时期的七个主要诸侯国，即赵、魏、韩、齐、楚、燕、秦，被称为“战国七雄”的七国并立的局面形成了。战国的历史，就是这七个国家进行兼并战争、比拼国力的历史。其间，又有策士穿插其中，纵横捭阖，呈现了一幅云谲波诡的历史画卷。

全民皆兵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已经完全丧失，战火笼罩着中原大地。春秋以来数百年的相互征伐，大多数诸侯国已被蚕食、分解，逐渐消失在兼并战争的硝烟中。其中脱颖而出的，是当时七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史称战国七雄。

春秋时期最强大的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个国家，合称三晋。魏国在战国初年，国势最为强盛，依靠强悍的武卒，一举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韩国在三晋中国势最弱，但占据中原最为膏腴之地，经济发达，在灭掉郑国之后，实力更有所加强。长期与游牧民族对抗的赵国，胡服骑射后，兼并了北方的代国，大大扩充了版图。

赵国，大致占有今山西中部、北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河北南部，以及山东、河南两省与河北省交界处的部分地区。最初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后来迁到中牟（今河南鹤壁西），公元前386年迁到邯郸（今河北邯郸）。

魏国，主要占有今山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河南及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部分地区。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

韩国，主要占有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西部的部分地区。始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后迁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公元前375年，迁都郑（今河南新郑之郑韩故城）。

齐国也是春秋时的强国，濒临海滨，物产丰富。田氏代齐之后，又加强了对鲁、卫等国的侵夺，疆域进一步扩大。

齐国占有今天的山东东部、北部和西北部，以及河北东南部地区，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西）。

春秋时期另一个唯一能和晋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楚国，进入战国之后，依然不断开疆拓土，疆域为各国之冠。

楚国占有今天的湖北，以及河南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和安徽北部，陕西东南角，江苏西北和山东的部分地区，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楚国是战国早中期疆域最大的国家。

燕国在七雄之中实力最弱，但因地处北方，非四战之地，所受的冲击较小，而且也在东北开疆拓土。

燕国拥有北京，河北北、中部，辽宁西南部和山西的东北角。国都蓟（今北京市区西南），燕昭王开始设下都于武阳（今河北易县南）。

西北方的秦国在经过二百多年的浴血奋战后，终于彻底征服了剽悍的游牧民族，占有了西北高原大部。

秦国，领有今陕西关中绝大部分土地，以及甘肃东南的小部分土地。国都雍（今陕西凤翔东），后来迁到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公元前350年，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除了这七个国家，战国初年，还有宋、鲁、中山、郑、卫、周、杞、蔡、滕等小国存在。这些国家在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中先后被灭亡了。

就在七国获得部分兼并战争胜利而使得疆域不断扩大的时候，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春秋时期那种各国交战点到为止、揖让有礼的情况不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殚精竭虑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战争。于是，平民也开始被征发入伍，人数多寡成了最基本的制胜因素，为此各国都建立了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军队。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推行的户籍制度和郡县征兵制保障了兵源的供应，一旦需要，各国可以组织起数十万人的大军。一场战争，参加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都相当惊人。公元前293年，秦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73年，秦败魏军于华阳，斩首十五万人。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秦国俘虏了四十万赵军，而为了应付这场决战，秦昭王把全国十五岁以上的壮丁悉数征发到长平。公元前251年，七雄中最弱的燕国，起兵六十万攻打赵国。与此同时，战争转变为阵地战、攻防战，战争时间极大延长。魏惠王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赵武灵王二十万大军攻中山，五年乃归。秦赵长平决战历时三年，赵国最终被打垮，但是秦国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春秋时期的战争还讲究“礼”“让”，贵族们在作战的同时，还表现出“不擒二毛”这样的绅士行为。进入战国，这些礼仪的面纱逐渐褪去，战争变得更为残酷和冷血。当代历史学家许倬云曾风趣地说，春秋早期的战车武士，已经习惯了跟成千上万骑士般的武士进行游戏似的战斗，如果他被请去率领一支十倍于春秋时期的军队，来打一场讲究计谋、残酷血腥的步兵战的话，他肯定会感到十分迷惑。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陈相灵

实际上，当时基本上各个诸侯国都是全民皆兵，可以说壮劳力都是战士，战争爆发了，可能都要出征的。

步兵的作用日趋重要。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喜欢随葬车马，全国发现过很多贵族的车马坑，随贵族地位的高低而规模不同。因为战车是当时最主要的战争工具，战车的数量是评价国力的重要标准。车兵与步兵是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早先，步兵都是跟在战车后面，辅助攻击以及提供后勤，但在春秋时期，晋国因为在与戎狄作战的过程中，发现步兵比车兵灵活，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专门步兵队伍，被称为“行”。但那时步兵依旧还是点缀。随着战争规模扩大，统治者实行全民皆兵，普通百姓到年龄就征发入伍。对他们来说，驾驶战车这项复杂的技能一时之间很难掌握，加上战争开始采取诡道，场所也从广阔的平原迅速扩展到山林、江河和险要之地，车兵在山林之地远没有步兵机动灵活，极易受地形限制。而步兵普遍装备有远射的强弓劲弩，能在远距离、短时间内将排列整齐的车阵射得阵形大乱。所以，步兵的作用也日趋重要。

战国宴乐铜壶，从中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兵战的阵势。

高大的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的防御作用非常有效，各国纷纷兴建长城抵御敌人的进攻。内长城用于防御七国之间的相互征战，外长城则用于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所修建的长城，便是以赵、燕、秦三国原有的长城为基础的。

不仅如此，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建设关塞，利用山水之险，赢得作战之利，而不像以往那样在平原广隰对面决战。同时，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和严格的管理制度盛行，弓弩之类的远程武器开始进入工业化制造，并在军中普遍运用。

战略、战术的发展，让战争更加追求速度和灵活，而骑兵的兴起，使之成为可能。马是很早就被驯服的骑乘工具。早期中原人不会骑马，马只是用来驾车。在春秋末年，开始有人骑马，但在马上骑乘自如地打仗，这技巧还没有掌握。战国时代，中国北方生活着的游牧民族已经掌握了精湛的骑射技能，行动轻捷便利。与多个少数民族接壤的赵国，备受胡骑侵扰之苦，赵国虽然武器精良，但是笨拙的战车和迟缓的步兵，在“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胡骑面前，只能是挨打的靶子。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痛定思痛，下令“胡服骑射”，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朝野一片哗然。保守派大臣竭力反对。武灵王不为所动，劝说反对派首领公子成，让他和自己一起穿上短衣紧袖的胡服上朝，自上而下推广“胡服骑射”。

赵国很快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到处扩张，同时收编了北方游牧民族林胡和楼烦的骑兵，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强国。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而秦国的强大，也跟它地处西陲，与少数民族接壤，早就学会了骑射有关。而且，秦国的疆域内，是中国最好的骏马出产之地，秦国的军事力量，与它拥有取之不竭的战马资源息息相关。战国时期，骑兵虽然最初只与兵车混合编制，但很快就发展为单独部队，配合当时主要的作战兵种步兵作战。

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在中原地区各国，骑兵部队很快成为战争中的主力兵种之一。此后车、步、骑三种兵种的配合使用,成为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兵种配合的基本形式。

战国七雄的军备竞赛。南方的楚国，在骑兵方面就明显处于下风。南方卑湿，不产战马。一直到汉初，位于南方的长沙国还给中央上书，希望允许到关中买马。

不过，铜矿资源却是南方丰富，楚国的繁阳是著名的铜矿产地。

数千年来，铁、铜等金属矿藏一直是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丰富矿藏和先进冶炼技术，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雄霸一方的超级大国。战国时期，冶铁技术刚刚被人们掌握不久，正处于发展时期。

早在商代，就出现了铁制器具，当时的人已经知道，铁比铜质地坚韧，性能更为优良。但那时还没掌握冶铁技术，基本都是在铜兵器的刃口上镶嵌陨铁。西周时，开始出现冶铁，但质量不高。战国时期是青铜兵器与铁兵器并存的时代，当时各国都已经有了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冶铁技术推广以后，古人开始扩大炼炉，加强鼓风设备，提高冶炼水平，并发明了渗碳制钢的技术。战国后期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让武器也不断升级，大量钢铁兵器应运而生。戈、矛、剑、戟等手持武器质地因而变得坚韧锋利，杀伤力大大提高。

20世纪60年代，在湖北江陵望山二号墓曾出土一柄越王勾践剑，墓主名叫卓固，是楚国的一位下大夫，这柄剑应该是楚国灭越的战利品。经过现在冶炼专家分析，此剑铸造工艺非常高超，至今依旧金光闪闪。墓主将其陪葬，应该也是因为对它特别钟爱。可见当时越国的铸造技术强过楚国。但为什么越国却被楚国灭亡了呢？这说明，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武器的优劣并不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在于政治制度。

战国铜矛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时期，军事力量薄弱却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庞大的矿产资源的国家，往往是七雄兼并的首选目标。

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除了手持的兵器外，战国时期的铜弩机在结构原理、制作技巧上都很成熟,韩国的强弓劲弩更是天下闻名，据史书记载，韩国制造的弓弩能射到六百步之外。可是，韩国的国力却在战国七雄中排行倒数第二，仅比燕国强一点。

在武器快速发展的同时，防御装备也在不断进步。齐国的冶炼技术也非常高超，甲胄之坚固名闻天下。

越王勾践剑

武器的革新需求也造就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和发明家，活跃于战国初年的公输般发明了云梯和钩拒两件新式武器，云梯用于攻城，而钩拒则用于舟战。墨子同样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在墨子家乡山东滕州的墨子纪念馆里，陈列着墨子的发明创造，有很多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战国时代的军事家群体。军队人数的增多、兵源的变化和武器装备的进步，让战争变得更为残酷，也让指挥战斗日益成为一门艺术。兵家在战国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军事学成为战国时代发展最快的学问之一。优秀的将帅，在战场上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

两千五百年前成书的《孙子兵法》，不仅被中国历代军事家和战争指挥人员奉为圭臬，更是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广为流传，在美国的西点军校甚至被定为战争哲学。

春秋时期出世的《孙子兵法》注重战略，到了战国时代，一大批更富有实战技能和经验的军事家诞生了，吴起、乐毅、白起、孙膑等成为一时翘楚，登上了历史舞台。

其中，吴起偏重于士卒训练，他训练的魏国武卒，成为战国时期最为强悍的特种部队。而与吴起齐名的孙膑，则展现出了非凡的实战能力。

孙膑是齐国人，据说与当时威震四方的魏国大将军庞涓师出同门，一起向鬼谷子学习兵法。后来庞涓急于建功立业，先下山求取功名。他和孙膑约好，一旦有了功名，便会大力推荐他，共享富贵。庞涓做了魏惠王的将军，很受重用，但他心里知道自己的才能远不如孙膑，始终惴惴不安。他派人把孙膑请到魏国，却在魏王面前诬陷孙膑私通齐国，挖了他的膝盖骨，防止他逃跑。残废的孙膑忍辱负重，终于在庞涓放松警惕时趁机逃回齐国。孙膑到了齐国之后，受到齐国将军田忌的善待。

位于山东淄博的遄台遗址，据当地考古专家推测，曾经是齐国的赛马场，著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个故事中其实更多地强调了智慧，而忽略了目的。田忌赛马的策略出自孙膑，田忌的真正用意是向齐威王举荐孙膑。孙膑最终得到了齐威王的赏识，被拜为军师。

随着孙膑为齐国所用，战国时期最为经典的两场战役就在齐魏两国之间展开。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

清印本《庞涓与孙膑》

在桂陵之战中，孙膑创造出了“围魏救赵”的经典军事战术，齐国军队不仅解了赵国之围，而且大败由庞涓统领的魏国军队。

在马陵之战中，孙膑采用逐日减少营地军灶数目的策略，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导致庞涓轻敌冒进，最终将庞涓围困在马陵山。庞涓死于乱军之中，魏国也由此一蹶不振。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这些竹简用早期隶书书写而成，研究人员推测，竹简写定时间在西汉文景时期到武帝初期。这批竹简中含有相当一部分先秦时期的兵书。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发现。据《史记》记载，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双双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吴孙子》和《齐孙子》，即分别指孙武和孙膑所著的兵法书。然而后来只有《孙子兵法》一书传世，于是引起了无数争论。甚至有学者认为，世上本无孙武其人，《孙子兵法》是孙膑的著作。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终于证实孙武和孙膑都有兵书著作传世，解决了这桩千古公案。也让后人进一步认识了孙膑这位战国时期卓越的军事家的兵法思想。

影响战国政局的纵横家。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等待破解，他就是鬼谷子。

相传，鬼谷子是老子的徒弟，身兼数家学问。他的学生除了兵家的孙膑与庞涓，还有另外一批人也在影响着整个战国的政局，他们被称为纵横家，张仪、苏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鬼谷子像

元刊本《鬼谷下山》

在《史记》中，苏秦和张仪师出同门，同拜鬼谷先生为师。苏秦率先发迹，而张仪并不得志。有一次，张仪去拜见同门的苏秦，希望得到苏秦的提携，却遭到了冷遇。张仪愤而赴秦，得到了苏秦手下的帮助。原来，苏秦发起六国合纵抗秦，害怕秦国攻赵，破坏了合纵，于是激张仪入秦，操持秦国权柄，阻止秦国攻赵。此后，两人一东一西，合纵连横，操纵天下局势，将七国玩于股掌之间，成为战国纵横家的典范。

不过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战国纵横家书》对苏秦、张仪的记载却与《史记》大不相同。据记载，苏秦活跃在战国舞台上的时间，比张仪晚了近半个世纪，两人并没有什么交集。虽然发动过合纵攻秦，但苏秦一生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作为燕昭王的间谍，为其实现破齐的计划。《战国纵横家书》中就有苏秦在齐期间写给燕昭王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向燕昭王说明自己的行动计划，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

春秋时期，只有楚国敢于称王，其他诸侯国仍奉周天子为宗，强大的诸侯也只敢称霸主。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再也按捺不住称王的野心。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率先称王。之后，齐、秦、韩等国的国君也先后称王。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发起“五国相王”。赵、燕、中山三国国君也不甘落后，用上了王号。周天子所独享的尊号，终于为各国普遍采用。

随着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兼并战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战国中期以后，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展的策略问题，游走于各国的谋士分别从合纵、连横两方面出谋划策，战国时期纵横家们在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大行其道。

张仪，出身于魏公族的旁支，连横外交策略的首创人。他最初先到楚国游说楚王，没有受到楚王的重用。直到公元前329年，张仪到秦国，推销连横策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重用，当上了秦国的相国。

为了破坏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如果楚国能和齐国绝交，秦国就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商於之地是秦国进攻中原的门户之一，战略位置异常重要，楚怀王经不住诱惑，迫不及待地与齐国绝交。

但是当楚国的使者去接收献地的时候，张仪却说，他和楚怀王约定的是六里地，没有六百里之说。楚怀王闻讯大怒，起兵伐秦。这时，秦国已经做好了迎战准备。

《诅楚文》拓片。北宋时期，在陕西、甘肃地区先后发现了三件刻有《诅楚文》的石刻。这是秦楚大战前，秦惠文王祭祀神祇、诅咒楚王、祈求胜利的石刻。

公元前312年，楚发兵进攻秦、韩，同时，齐国联合宋国一起围攻魏国的煮枣（今山东东明东）。秦军分三路出兵反击，分别由名将樗里疾、甘茂和张仪的得力助手魏章统率，而张仪总领其事。魏章在丹阳（今河南南阳西峡丹水以北地区）大败楚军，斩首八万。随后，与甘茂所率军队会合，攻取楚汉中六百里地，设置汉中郡。樗里疾所率秦军则打败了攻魏的齐军，秦军和韩、魏军队配合，迫使楚国退兵，并且攻下了楚国的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公元前311年，秦攻取了楚的召陵（今河南漯河东北）。这次大战，秦国取得了楚国的汉中地，使早先已攻取的关中和巴蜀地区连成一块，排除了楚对秦本土的威胁。从此，秦国的势力伸展到中原。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陈相灵

纵横家和军事家，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军事家是要带兵打仗的，纵横家用的是软实力，他们借助软实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军事家在战场上打胜仗。

与张仪一样，苏秦是战国政治舞台上另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的合纵策略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积极响应。然而，苏秦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就是燕国的间谍，而且他从事的是兵法五间之一的“死间”，是用生命去向敌人传递假情报，诱使敌人上当。

清印本《六国封相》

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成功游说齐湣王联合燕、韩、赵、魏合纵攻秦。不过，苏秦的真实目的却是要灭掉齐国。此时，弱小的宋国成为苏秦的重要棋子，因为宋国是列强都觊觎的土地，如果诱使齐国灭掉宋国，必然会激怒其他各国。

《史记》称苏秦“挂六国相印”，实际是夸张之辞。不过，苏秦一时名声大振，可能同时领有了燕、赵、齐三国的相位。后来，秦国在五国合纵的声势下，取消了帝号，与五国讲和，返还了侵夺赵国、魏国的部分土地。

苏秦的计谋成功了。齐国在灭掉宋国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率领秦、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齐，齐国形势危急。

五国伐齐的号角吹响之时，苏秦的身份也暴露了，苏秦发出最后一封密函给千里之外的燕昭王，是告别，也是了结。苏秦穷困潦倒之时在燕国受到燕昭王的礼遇，士为知己者死，消灭齐国是苏秦对燕昭王的回报。苏秦最终被齐湣王车裂而死。

乐毅率领五路联军长驱直入，攻破了齐都临淄。这场战争在齐国打了足足五年之久，先后攻下七十多座城市，只有即墨与莒还在坚守。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即墨守将田单抓住机会，展开反攻。田单在城里集中千余头牛，披上画有五彩龙纹的缁衣，角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上浸了油脂的芦苇。到了夜里，田单命人把牛尾巴点着火，让它们狂奔，五千壮士紧随其后，杀入燕军。燕军在睡梦中惊醒，看到奇形怪状的火牛，惊慌失措，死伤惨重，燕将骑劫也丢了性命。田单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七十余城，拥齐襄王即位，恢复了齐国。齐国虽然得以复国，但已元气大伤，无力与秦国抗衡了。

苏秦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政治局势并未如苏秦所愿，燕国没有崛起，而秦国成为七雄之中最强的国家。

日益强盛的秦国，加快了兼并六国的步伐。垂沙之战，大败楚军；伊阙之战，战胜韩、魏两国，扫平秦军东进之路；鄢郢之战，获得了楚国大片国土；华阳之战，大败赵、魏联军，攻取了魏国的多座城池和赵国的观津。

大转折——长平之战。公元前263年，秦国不断攻占韩国的城池，又切断韩国上党郡和韩国本土的交通。韩国欲献上党向秦国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投降秦国，就将上党郡十七城邑献给赵国。赵国欣然接受，派大将廉颇驻守长平。

秦国显然不会放弃。公元前262年，派王龁进攻长平。秦赵两国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五十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这是一场关乎两国生死存亡的决战。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比拼的是综合国力，后勤补给是全军的生命线，当时廉颇采用坚决防守的作战方针，不管秦兵如何挑战，只是坚守不出，秦军束手无策，就这样双方相持了三年。

但在这场战争中，秦赵之间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秦国成功使用了反间计，使赵孝成王认为廉颇坚守不出是怯战，于是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秦国得到消息后立即暗中起用白起为上将军。

白起像

赵括到达前线后，改变了廉颇坚守的策略，大举进攻秦军。秦国将领白起则佯装溃退，让秦军固守营垒，诱赵军深入。同时白起派兵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退路和粮道，又命骑兵部队插入赵军，将赵军主力分割成两支孤立的部队。此时，赵括终于意识到，形势已经极度危险，几十万大军像困兽一样束手无策。赵括将剩余的赵军组织成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军壁垒，拼死突围。历史上最惨烈的战败就此上演。

到了公元前260年九月，赵军的四次突围均告失败，断粮已经四十六天的赵国军队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中，开始相互残杀，以人为食。绝望的赵括亲自领兵搏战，被秦军射杀。

赵军大败，四十万人降秦，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二百四十个年幼的战俘，让他们归赵后散布秦国之威。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陈相灵

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就有非常残酷的一面。对战争来说，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军队，如果只把对方军队击垮而不消灭它，那么它明天可能还要武装起来，这样会为统一六国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通过这一战，就彻底把赵国的基本力量消灭了，赵国后来对秦国形成不了大的威胁，这是秦统一六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秦国因为赢得了这场战争，大大缩短了统一六国的进程。

两千多年过去了，这场战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史书记载中。司马迁的《史记》，对秦军几百年间发动的每一次战争都有记载，长平之战是《史记》中唯一一场对过程和细节都记载得比较详细的战役。但战争的具体发生地，由于时代久远，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1995年，山西高平永录村发现一处尸骨坑，出土了大量尸骨和刀币、布币等文物，专家经研究认为，这里就是长平之战时秦将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降卒之处，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长平之战纪念馆。与其他纪念馆的馆藏不同，这里只有层层叠叠的白骨。目前，在长平已经发掘出的十七个尸坑中，赵军将士的尸骨随意叠压，有的头盖骨上、胯骨上、胸腔内遗有箭头，有的四肢有明显刀砍痕迹。这些沉默的尸骨，印证了史书中对秦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描写，也诉说着战争的惨烈与无情。

长平之战遗址

长平之战是秦朝统一之前的最后一次大决战。之后，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和秦国抗衡。历史在这里开始转折，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秦国势如破竹，统一六国已经指日可待。

战国形势图（前350年）

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发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最终形成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典文化中心。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雅斯贝斯所指的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相互批评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盛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绚烂的一笔。

西汉初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品评战国时期的诸子时，把他们分成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又把他们分成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故所谓百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战国时期，学者们各执一词，相互批评又相互交融的思想碰撞的局面，用“百家争鸣”这样的词来形容，却并不夸张。

宣扬仁政主张的孟子。孟子名轲。在山东，距离曲阜五十多公里的邹城是孟子的家乡。孟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带大的。据说，为了孟子的教育，他母亲搬了三次家，最后搬到了学宫附近，看到孟子每天跟着学习礼仪，才满意地居住了下来。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对自己的老师不是很推崇，在《孟子》一书中，孟子没有提到过自己的老师，而是对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推崇备至。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自聆听孔子的教诲，只能成为孔子的私淑弟子。他把自己看成是孔子的直接继承人。

孟子像

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他认为人性本来都是善的，推广自己的善心，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这就是仁。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希望统治者能行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虽然也主张统一，但他反对争于利的兼并战争，主张实行“王道”。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当年，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

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对话中的魏国国君梁惠王，早已淹没于历史的尘埃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孟子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了中国历史当中。

被后世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施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来纪念孟子。相传，游梁祠的大门前曾经书写着这样一副对联：千里而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兴起，况于亲炙之者乎。

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着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于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等思想格格不入，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对梁惠王绝望了，最终离开了魏国。

在诸子百家当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无疑是最讲究“中庸之道”的。他们不走极端，讲究仁义礼乐，追求天下和谐的秩序，怀有救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时代，孟子和孔子一样，虽然周游列国，不惮艰险以发扬儒家学说，但终究不能致用，晚年时也选择了教学著述之路。

稷下学宫遗址

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

公元前387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郊外创立了阿卡德米学园，俗称雅典学院，讲授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音乐理论等。雅典学院是古希腊的学术中心，汇集了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以及追随他们的众多弟子。

大约同时，在东方，在中国，也有一座这样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

和希腊的阿卡德米学园不同，稷下学宫是由官方创办的。大约在田齐太公时，齐国就设置了学宫，招揽学者到学宫讲学，兼做政治咨询。因为学宫靠齐都临淄的稷门而设，得名“稷下学宫”，到稷下讲学的学者被称为“稷下学士”。田齐政权给稷下学士以优厚的待遇，并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他们“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宫在齐宣王时期达到鼎盛，而它的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齐王建时期，至田齐灭亡才宣告结束，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几乎和战国田齐的历史相始终。

会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名、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学宫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遗憾的是，稷下学士们的著作大多失传了，传世的托名为管仲所作的《管子》，一般被认为是部分稷下学者的论文集。《管子》书中体现的学术融合、兼容并包的倾向，正是典型的齐稷下学术的特色。

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和发扬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子。墨子名翟。他早年学习儒术，但最终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对儒家的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墨子反对儒家倡导的礼乐，认为那是提倡奢侈之风。他主张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鄙视儒家有亲疏贵贱差别的爱，他主张平等博爱，认为在世之人不分亲疏贵贱，都要相亲相爱。他认为仁人之事，是要为天下兴利除害。而当今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大国的兼并战争。为了消除世上的争端，墨子主张选举天下的最贤者为天子，再由天子选择贤人为诸侯、卿大夫，民众在思想行为上要和这些贤人保持一致。这些就是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思想。

墨子像

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钜子。钜子职位由前任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子则是墨家的第一位钜子。

秦惠王的时候，居住在秦国的墨者钜子腹 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对腹 说：“您的年纪大了，又没有别的儿子，我已经命令官吏不杀他了。”腹 却回答说：“墨者的法令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大王您虽然赐他不死，但是我不能不行墨者之法。”于是把儿子杀掉了。所以说墨者内部有严密的法律，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钜子的命令。

在《墨子》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被认为是后期墨家的著作。这六篇文章包含了认识论、对概念的定义、对物质世界的考察等内容，其中包含有墨家在算学、几何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认识。胡适认为，后期墨家的学说，与印度的因明学和西方的逻辑学一样，是名学史上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墨子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他生活简朴，和弟子们一起吃菜羹，穿粗布短衣。为了制止兼并战争，他奔走在各国之间。

墨子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庆军

和儒家的文化重视哲学不同，墨家更重视实践，所以它在科技领域、军事领域成就辉煌。杨向奎先生评论墨子的科技成就时说，一部《墨经》要超过整个古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古希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墨家学派在物理学、光学、力学等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处于当时世界的巅峰。在军事方面，墨子讲究非攻，反对大国侵占小国，所以他研究守城，帮助小国。墨子的兵法思想是我们在军事领域的瑰宝。

墨子在军事装备上的发明创造侧重于防御，这和他“非攻”的主张一脉相承。

战国初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一个人风尘仆仆，赶了十天路，来到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游说楚国国君的同时，墨子和楚王请来的能工巧匠公输般进行了一场模拟攻防战。公输般组织了九次进攻，被墨子九次击败。公输般的办法用尽了，墨子的应对方法还有余。

墨子的楚国之行，是为了推行他一如既往坚持的“非攻”主张。墨子也依靠自己高超的防御术，成功化解了两国间的一场争端。

老庄。在明朝张路所绘的《老子骑牛图》中，老子坐于青牛之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蝠。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一书中曾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孔子说老子像神龙一样深不可测。

相传，老子看到周道衰败，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西汉刘向《列仙传》这样写道：“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这是后人为老子附会的神仙一般的描述。而且，画里老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牛，据说也有特指：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合乎孜孜不倦地入世进取的儒家的特点；而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

明人绘《老子骑牛图》

相传，西出函谷关的老子被关令尹喜拦住，非要他写点什么才肯放行。结果是老子留下了一篇五千字的文章出关而去。这篇文章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三位老子，他们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可见司马迁时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

20世纪30年代，学术上的疑古思潮盛行，老子的存在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老子》一书也被盖上了许多晚出的标记，引起了学者的质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究竟是否确有其人？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出土于湖北荆门，时代在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老子》的发现。

湖北省博物院党委书记 万全文

老子肯定是存在的，文献也有记载。在先秦的诸子百家当中,老子、孔子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两大人物。1993年在湖北荆门发现了一批郭店楚简，当时是发现了八百多支简，其中有字简只有七百三十支。这批简的内容非常丰富，最重要的有《老子》甲乙丙，总共是两千多字。我们说老子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道德经》，《道德经》有五千多言，出土的《老子》甲乙丙只有两千多字，相当于《道德经》的五分之二左右。从内容来讲，《道德经》有的内容它这里面都有，没有超出《道德经》的范围，两个版本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老庄像

《老子》历来被视为难读之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道”。这是一个生成万物、又不能够明明白白说清楚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的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为此，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放弃争斗，回归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学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庄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

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名周，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庄周在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周。庄周于是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个小故事。

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的动荡以及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

庄子认为道充斥在天地之间，大到天地，小到粪便尘土，其中都蕴涵着道。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共同的标准，愈要去认识它，可能愈会被聪明误。他主张忘掉一切客观事物，甚至忘却自己形体的存在。他认为，只要摒除聪明智慧、去掉任何认识活动，就能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从而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的主要思想都保存在《庄子》一书中。《庄子》一书，文字绮丽、想象奇妙、汪洋恣肆，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瑰宝。

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的。”

惠施像

这就是两千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

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名家辩论高手惠施。

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与公孙龙。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是宋国人，曾做过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开展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占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

《庄子·天下》有关“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

不过，在学问上，惠施远胜张仪，留下了自己的名声。惠施知识渊博，庄子说他写的书有五车之多。有一个叫黄缭的人，问惠施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进去，以及风雨雷霆发生的原因，惠施想也不想，脱口而应。惠施是如何回答的，史书没有记载，我们自然也不得而知。更为遗憾的是，惠施的著作已经亡逸了，只在《庄子》一书中保留了他的十个命题：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编审 邵蓓

这十个命题的中心思想是事物的特点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差别。归结到一点就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这些看似奇怪的命题，包含着惠施对自然界的思考。例如，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这个命题里含有朴素的原子理论。

战国时期，包括惠施在内，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积极于探讨名实问题，长于辩论，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然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实则包含了朴素的逻辑和辨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辩者，被后人称为名家，其代表人物除了宋国的惠施之外，还有后期的墨家和赵国的公孙龙。

公孙龙与惠施同样好辩。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疫病，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天，赵国的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要入关。关吏说：“你可以入关，但是你的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吏说：“白马也是马。”公孙龙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住了。公孙龙说：“‘白’是指颜色而言，‘马’是指名称。名称和颜色不是一回事。譬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都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黑马、黄马就不可以了，这说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不是马。”关吏被公孙龙的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居然放他的马过关了。

公孙龙像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但是“白马非马”确实是使公孙龙名声大振的命题。公孙龙的理论力图把物体的概念和物体本身区分开来，其中包含了逻辑学方面的探索，可他过于强调概念的存在，使自己陷入了诡辩。

邹衍与阴阳五行。战国的稷下学士中，还有一位宣扬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学说的学者邹衍。

邹衍在稷下学宫学习的时候，曾先学儒术，后“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邹衍的学说看似迷信，但他观察世界的视野以及广博的知识，却令世人震惊。邹衍喜欢谈天事，被称为“谈天衍”。他创立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作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

邹衍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八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有大瀛海环绕。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的思考。

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在百家争鸣的同时，各家学派自身也在发展变化。尤其是儒家，在社会伦理更加恶化、世人只知争斗的战国晚期，儒学也呈现出异样的色彩。

荀子像

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的七十二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一百五十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享受后人的朝拜。

然而，当人们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给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诸多儒家大贤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没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亚圣孟子的大儒荀子，却不在其中。

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学宫长，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没有出现在孔庙配享的塑像群中，并不是人们的疏忽，而是他的主张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中，显得非常另类，长久没有得到认可。

荀子名况，是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出身法家人物辈出的三晋，却心向儒学。也正是因为出身三晋，荀子的儒学有了不同寻常的法治的色彩，他也更看到了人心之恶。

和孟子提出性善论、讲究仁爱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使人向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礼义来教导民众，需要法令来制约民众。

荀子认为，人类不如禽兽有气力，却能胜过禽兽，是因为人能够通过礼法来分清职责，相互合作。所以礼法是统治的要义，统治者要隆礼重法，以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荀子一改儒家是古非今、缅怀上古的做法，针对儒家“法先王”的主张，提出“法后王”。这使他的思想带有了因时变革、与时俱进的特点。虽然荀子不能入孔庙配享孔子，但他的思想却融入到中国古代的统治术中。梁启超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

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荀子教出的学生，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所诟病。

反对思想自由的法家——韩非子。荀子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弟子，他们声名显赫，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他们为此后的王朝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他们是韩非和李斯。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和老师荀子一样，他的学说也融合了诸家之长。不过，韩非子抛弃了荀子倡导的礼义，转而宣扬法治，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像

李斯像

韩非子认为，没有法令，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而若有法令的约束，即使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不会把国家扰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而且像尧、舜那样的圣君百年难遇，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世所罕见，大部分国君都是中人之资。一个中等的国君守着法来治理国家，就好比一个笨拙的工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怎么也是大差不差的。

战国时代的法术之士，可以分为法、术、势三家。任法的一派以商鞅为代表，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执行；用术的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讲究驾驭官吏的手段；重势的一派以稷下学者慎到为代表，讲究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韩非主张三者结合使用，提倡君主的极端专制，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韩非子·定法》有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的记载。

韩非为人口吃，不善言谈，但是他的文字熠熠生辉，很有感染力，尤其是他主张的改变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思想，影响很大。他的著作传到秦国，很受秦王政的青睐。秦王政说，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公元前234年，韩非受韩王安的委托，出使秦国，劝秦王政暂缓伐韩，以保全韩国。然而，韩非的同学李斯知道他才华卓越，十分害怕秦王政重用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在秦王政的面前说韩非的坏话。次年，在李斯的迫害下，韩非被迫服毒自杀，他的学说却被秦王政全面接受。

战国法家反对思想自由，但是法家本身却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对自然、人性、政治、社会等做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法家正在让辩论中的学术思想逐渐成为一种在当时看来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当然，它也为随后的统治者提供了可供反思的借鉴。

这些异彩纷呈的学说，这些智慧的碰撞，使得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和后代相比，更具创造性和想象力。不过，正如汉代的司马谈指出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都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的。他们治学的出发点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他们游历列国，也是希望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汉以后，学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倾向更为明显，对学问的纯学理性的探索则逐渐减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卜宪群总撰稿.—北京：华夏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80-8664-4

Ⅰ.①中… Ⅱ.①卜… Ⅲ.①中国历史－秦汉时代②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8072号

中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

总 撰 稿：卜宪群

撰 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杜晓宇 董秀娟 王敏

责任印制：顾瑞清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装：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5月北京第1版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开

印 张：15.25

插 页：8

字 数：299千字

定 价：68.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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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2011计划

『国家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文前彩插

秦二号铜车马，秦始皇出行时所乘车的模型

龙首青铜灶 汉

伏生授经图（局部）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牧马图》

高逸图（局部）

大同云冈石窟20窟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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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撰稿 ◎卜宪群

撰 稿 ◎杨振红（秦国崛起——汉武帝 昭宣政治）

撰 稿 ◎孙晓（两汉经学 王莽改制）

撰 稿 ◎赵凯（光武中兴——黄巾起义）

撰 稿 ◎梁满仓（三国鼎立——魏晋佛教）

让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王伟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并撰稿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即将正式出版。这是我院向社会推出的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播历史知识的力作，也是我院史学工作者与全国史学、文博工作者贴近大众，共同合作，将史学研究成果以形象化、通俗化的方式介绍给社会的有益尝试。这里我以《中国通史》的创作与出版为契机，就史学研究应当如何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的品格。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在记录、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但究其本质来说是以资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的的。因此，在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传统史学因其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做到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吸收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华，但在历史观上与传统史学历史观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出发，在承认杰出历史人物历史贡献的同时，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的传统史学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准。历史观不同，研究的视角不同，决定了研究的目的不同。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秉持这一理论，不仅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而且开辟了史学研究的许多新领域，深化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这些都是传统史学无法达到的。但这些优秀成果，许多还仅仅局限于在专业研究者内部传播，局限于在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上刊登，普通大众既难以读懂，也难以读到，这对于广大历史研究爱好者和普通大众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大众，为人民做学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其研究成果，应当走进人民群众,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起到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白寿彝等人，都重视历史普及，写了不少历史普及读物，影响很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成果更丰富了，传播方式也更多样了，历史研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更密切。许多史学工作者也都在感慨史学大众传播环节的缺失，呼吁加强历史普及工作，这是对我们史学研究宗旨回归的反映。《中国通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主，凝聚了全国众多的史学与文博工作者的智慧，它将史学最新研究成果以贴近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方式展示出来，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

二

史学研究成果要真正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必须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将科学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坚决反对错误的历史观，杜绝人为杜撰的虚假历史。当前，以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图书出版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推动并形成了全民上下的“历史热”。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作品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社会大众获取历史知识、认识历史过程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无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某些历史题材作品竭力淡化阶级分析方法，淡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动力的观点，从而使历史发展的动力观、阶级观、社会形态观等许多牵涉唯物史观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受到挑战。某些作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些作品中，封建主义沉渣泛起，资本主义价值观得到弘扬，客观上形成了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冲突。某些作品肆意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某些作品不顾历史背景、历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盲目宣传某些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犯有侵略行为的历史人物等。

盲目拔高统治阶级人物。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任意拔高某些统治阶级人物，如把历史上某些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帝王、有为人物的行为上升到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夸大个别封建帝王、人物的人格魅力；把当代处理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原则安放在封建政治家的身上；把封建史学家歌颂的所谓“盛世”，即历史上某些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夸大为“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甚至用一些热辣的词语，如“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等来歌颂封建帝王将相。相反，对帝王将相的腐朽性、反动性、落后性、剥削性和阶级局限性则避而不谈。

肆意虚构、解构历史。撇开某些标明“戏说”“虚构”的历史题材作品不论，很多以历史“正剧”形象出现的作品，为了迎合某些观众的心理，置有明确史实记载的历史发展线索、历史人物活动于不顾，任凭主观意志剪裁、编造，从而导致历史题材作品所展示的历史环境、人物关系或过于片面，或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热衷权谋宣传。某些作品大加渲染封建帝王的“统治经”、封建官僚的“做官经”等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权谋权术，忽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美好、和谐、智慧思想的歌颂，忽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贡献；热衷于帝王将相题材的选择，忽视对历史上劳动人民中间的英雄人物、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再现，忽视对思想家、科学家，特别是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展示；热衷于表现情爱的床戏场面，竭力宣扬色情，忽视对人物品质的歌颂与揭露。

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不少历史题材作品，接受或部分接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情况并不罕见。历史循环论、天人感应论、宿命论、因果报应论等在不少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甚至很严重。

传递虚、假、错、伪的历史知识。有的作品将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错乱安排，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有的作品不顾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职官、行政、文化、礼仪、风俗等制度的重大差别，只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或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而任意张冠李戴；有的作品在语言使用上现代化，错字、错语、错音情况比较严重；有的作品对有明确记载的历史过程进行无原则的篡改，对某些没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地方又进行不负责任的虚构，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中国通史》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为线索的历史学作品，上自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下迄清王朝灭亡，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三条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可以说，这是一部由史学专家撰写的大众化的通史，它对广大读者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纠正当前历史题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很有帮助。

三

史学研究成果贴近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还需要在多种形式上下功夫，不应只限于厚重的史学专著。过去吴晗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用通俗的语言和清新的文风，将严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普及了几代人的历史知识。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和形式，用科学的历史知识占领这些先进的传播高地，将胡编乱造、充满错误历史观的伪史学、假史学赶出大众图书市场。《中国通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它较好地处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历史观与学术性的关系。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广泛吸收一切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客观对待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复古主义，又注重防止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第二，大众化与科学性的关系。大众化、通俗化不是要放弃科学性。本书文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把所要阐述和思考的历史问题，通过大众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引发大众对历史变迁的看法；从问题意识入手，从当代人对历史的关注点入手，引导大众做出正确的历史判断。全书不空论，不戏说，不虚论，不妄言，论从史出，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力求能够被最广大的读者接受。

第三，通与专、点与面的关系。全书既有中国通史的贯通意识，又有各章节突出的问题意识。所谓贯通意识是使读者在看完本书后，对中国历史纵向过程有基本了解；所谓问题意识是抓住了各时段最为重要的历史问题，从问题引入，使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横向深入有充分了解。全书既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又有各章节的微观深入；既有近距离的放大，又有远距离的透视，从而把牵涉到整个中国史的大问题，统筹合理地安排开来。

此外，本书尽可能利用了历史遗迹、遗存，尽可能避免了复杂的、大段的过程描述，把复杂的问题通过自己的语言通俗明了地表现出来，情节感、节奏感强，抓住了主要问题，舍弃了不必要的枝节，使读者在阅读欣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历史知识。

总之，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比较，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从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中，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创造的辉煌文明中，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

历史为鉴 光影为媒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童刚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国内优秀纪录片创作团队精心摄制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将于近日正式播出，以电视片解说词原稿为基础编成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由华夏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中国学术机构专业史学工作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通力合作推出的集科学性、观赏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是在时代召唤下应运而生的历史文化精品。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不间断历史记录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推崇国学研究、注重历史教育，主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国家。201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历史学习和研究的多次指示，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尊重历史、坚定信念、辨析荣辱、知行合一的高瞻远瞩与真知灼见。

如何让中国的亿万民众，特别是广大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们更好地读历史、懂历史，汲取中国历史当中的宝贵营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机构和国家级电视媒体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文化担当。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全国一流历史学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合力打造出了一部规模宏大、观点鲜明、论述严谨、丰富生动的百集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这不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将会在史学普及和传播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通史》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集结了中国最顶尖的历史学家，组建起一支历史研究的“国家队”，为作品的创作付出了丰博的学识与全部的心血。《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并邀请了国内多家重点大学、专业机构的历史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如此强大的学术顾问团队与创作阵容，确保该作品展现出了有关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和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其次，《中国通史》的推出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和影视传媒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在史学通俗作品成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追逐的流行读物时，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阅读史学作品，专业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同时，出版影视工作者以引人入胜的视觉艺术方式，增添了历史表述的观赏性。学术内容和形象艺术和谐地结合为一体，准确而灵动地再现了中国人自己对历史的重大关切，表现出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突出特色。

从《中国通史》的百集架构来看，这部作品涵盖了中国自远古至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杰出历史人物和伟大文明成就，以全景式的视野和宏大的叙事方式，描绘出中国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本书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代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和辉煌为三条主线，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分析手段，使受众能够从全方位、多视角获得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知识，能够从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创造的文明中，科学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和人民创造历史的正确选择，深入地领悟到我们今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中国通史》强调的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华文明起源时代到夏、商、周的古史遗迹，从秦汉一统的雄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从隋唐的盛世图景到两宋的繁华气象，从元代的文化融合到明清的兴亡巨变，《中国通史》用流畅的史笔勾勒出中国主要朝代的变迁历程。与此同时，创作者们还用一定的篇章，展现了吐蕃、南诏、辽、西夏、金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及其历史成就。《中国通史》一改传统史书中“汉族正统”的论调，明确指出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构建和丰富着中华文明，肯定他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通史》的第二条创作主线，是总结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堪称是一部当代影像版的《资治通鉴》。通过对历朝历代行政体制和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将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变迁与得失清晰地梳理出来，展现了传统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的精髓，对于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施政方略，具有一定的启发和警示价值。

除了“资治”作用之外，《中国通史》还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发展史。从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到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从两汉经学、魏晋风度、唐诗宋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到明清小说，从丝绸之路的开辟到日本遣唐使来华访学，从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到郑和七次下西洋，详尽地介绍了古代中国在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商贸、外交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通史》的创作者们通过鲜明的事例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开放、政治的清明、文化的自信、社会的包容与民族的交融，才能培育出万古长青的文明之花。

综上所述，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之上，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问题分析横向展开，站在今天的高度来把握、剖析和思考中华民族走过的辉煌历程。中国历史学家和出版影视工作者推出了一部具有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国史纪录片经典，也推出了一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在精深研究基础上具有普及意义的《中国通史》读本，更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号召，自觉修好党史、国史必修课。在浩荡的时间长河中，珍藏历史的启示，铭记历史的回声，更加自信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更为辉煌的未来。

探寻历史 走向未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主任

曹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标，也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历史是前人留下的“百科全书”，是先辈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成长进步的。这也意味着，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特别需要看清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更多地了解、更深刻地懂得中国的历史，以此获取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

研究和总结历史，思考和探索未来，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大历史工作者一直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在这几十年间，通过他们深入细致的研究、辛勤不懈的开拓，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在富有激情的探讨和争鸣中不断得到发展。同时，学习历史、探寻历史也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点所在，成为广大影视、传媒工作者热爱和深入开掘的事业，许多历史类影视节目办得风生水起。这是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同步出版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得以推出的深厚基础。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完成。由影视媒体与史学界共同完成大型影像和文字载体的历史题材作品，在国际上已有成功先例，从国内来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推出了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这次合作也为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中国通史》是中国影视媒体与史学界的最新合作成果，在历时数载的创作、拍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影视工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走到一起，祖国的东西南北各地都留下了他们不倦的身影。同时，邀请国内多所大学、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访问了众多博物馆和文化遗址。他们相互配合，疑义与析，共同成长，为我们带来了这部沉甸甸的作品。

《中国通史》围绕三条主线展开，即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展现了从中华文明的起源直至晚清五千多年的历史长卷，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丰富的视听手段再现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图景。翻开这套五卷本《中国通史》，或是观看纪录片《中国通史》，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读本，而是一部体例内容新颖的历史作品：细节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更有启示性，更具新传媒特点，通过新视角、新方式，重新敲开历史之门，探寻不一样的风景。

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内容，是与世界历史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集《中国通史》纪录片及五卷本《中国通史》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的姊妹篇，它们将共同构筑起一座通向历史的文明长廊。

希望读者能和我们一道，在阅读、观影与思考的过程中共享这种体验：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则“长风破浪会有时”。历史上的艰辛不仅仅是曾经的艰辛，历史上的辉煌也不仅仅是曾经的辉煌，回顾民族的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民族的今天，展望民族的明天。探寻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党委书记

贾琪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终于制作完成，即将与观众见面；以该片解说词为基础创作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同期出版。值此之际，百感交集。

《中国通史》是继百集纪录片《世界历史》之后的又一创作实践。《中国通史》采用实景拍摄、情景再现、学者访谈等多种形式，同时结合高清影像和三维特技，既宏观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文明起源至封建帝制终结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又生动再现了无数精彩纷呈的历史现场，展示了许许多多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堪称一部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和通俗易懂的读本。

《中国通史》制作团队由一流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和优秀的影视工作者组成。他们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经历无数次论证、修改和补充，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这一巨制。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主席说：“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体会中国人民对中国梦的渴求。”从这个时代意义上讲，《中国通史》可谓应运而生。

百集《中国通史》的创作，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通力合作，也得到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博部门的热情襄助，在此一并致谢。

此时此刻，我们衷心期待社会各界的广大观众和读者对于影片和图书内容可能出现的疏漏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我们将在日后认真采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吸纳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作品进行修订和完善。

《中国通史》总目

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

第五卷《明清》

目录

让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

历史为鉴 光影为媒

探寻历史 走向未来

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

秦国崛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

楚汉战争

郡国并行

文景之治

汉武帝

两汉经学

昭宣政治

王莽改制

光武中兴

丝绸之路

清议与党锢

黄巾起义

三国鼎立

诸葛亮治蜀

西晋统一

魏晋风度

门阀政治

梁武帝治国

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周武帝

陈朝兴亡

魏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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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崛起

车马壁画。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壁画，内容反映的是秦王兵马出行的盛况。

关于“中国”的英译名“China”的来源有几种不同说法，其中最为学者接受的说法是，它源出于“秦”的音译。作为有力的佐证，在一、二世纪的希腊、罗马著作中，已经将当时的中国称作“Thinai”或“Sinai”。

在秦以前，中华文明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为什么只有秦的名字会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在当时各种文明彼此隔绝孤立的世界，远播至欧亚大陆的另一端？

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即使是粗通中国历史的人也很容易联想到，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消灭关东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结束数百年来诸侯割据混战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是一个被称作“天崩地坼”的大事件。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而秦国的崛起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

称霸西戎。在曾经各自称雄一方的战国七雄中，秦国不仅没有值得夸耀的悠久历史，甚至长期处于被鄙视的境地。

相较周初（前11世纪）便封邦建国的齐国、燕国，以及韩、赵、魏三国的前身——晋国，秦的立国晚了整整三个多世纪。公元前9世纪末，秦族的首领非子因擅长养马，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封于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一带的“秦”（今甘肃张家川东）。

公元前771年，以荒淫昏聩著称的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周幽王，被西北游牧民族犬戎杀死在骊山脚下。秦襄公出兵护送继立的周平王，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周平王感念襄公的忠心，封他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位于陕西岐山境内）至沣水（位于西安西南）之间的土地。

当时，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正大规模地从西北向东南迁移，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戎狄已深入至今渭河至洛河一带。秦处于西戎包围之中，艰难地寻求着生存和发展。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

春秋石磬，陕西凤翔秦公墓出土。按照规制，只有天子举行的仪典上能用玉磬，诸侯只能用石磬。

秦独特的发展历史，使得一向以高度开化文明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国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振红

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等等，都比中原地区要落后两三百年。据史籍记载，公元前753年，秦文公时才开始设立史官，记载自己的国史。公元前408年，秦简公“初租禾”，开始按亩征收田租，比鲁国“初税亩”晚一百八十六年。公元前378年，秦献公正式建立市场。三年后，建立户籍制度。

《孔子圣迹图》之《论穆公霸》

然而，正是这个地处边陲、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蕞尔小国，五百年后却打败了经济高度繁荣、文化异常发达的六个关东大国。

慨叹于这样的结局，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如何在五百年中发生这样的惊天大逆转？

秦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秦穆公。

穆公名任好，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他用五张黑色的公羊皮，从楚国人手中赎回了七十多岁的贤臣百里奚。在百里奚、蹇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其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夺取河西之地（指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弯道南段以西），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他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致麾下。在由余的谋划下，大败西戎，史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商鞅入秦。然而，真正让秦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是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

三百年的岁月中，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社会大变革，开始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

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卿共灭知氏，三分其地，史称“三家分晋”。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一年作为划分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水岭。

对于秦国来说，这一事件还有着特别的意义。伫立在秦国东边的庞大的晋国，一直是阻碍秦东进的巨大障碍。现在晋一分为三，彼此间相互争斗消耗，无形中使秦东进的阻力大大削弱。可以说秦是“三家分晋”事件的潜在赢家。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纷纷举行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魏文侯任用大臣李悝，最先实行变法，颁布“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公元前408年，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秦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不仅如此，秦国内部面临着更大的危机。自公元前443年秦躁公即位后，秦国经历了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等几代乱政。秦公族为了争夺君位，互相攻杀，致使政局混乱，国力衰弱，不断受到周边国家和西戎的侵夺。公元前385年，秦献公杀死昏君出子，登上君位，秦政局才稳定下来。

然而，献公在位时并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商鞅像。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按照周的惯例，诸侯之子，以公子为氏。诸侯之孙，以公孙为氏。公孙鞅因出身卫王室，故也被人称作卫鞅。后来因他在秦推行变法成功，孝公将商邑（今陕西商州）封给他，才称为商鞅或商君。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二十一岁的孝公即位。据史载，当时的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立誓要实现父亲献公“复穆公之故地”的理想，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秦孝公迫切需要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并富有执行力的能臣。于是，即位伊始，他就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自幼喜好法家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因此，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便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

据史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帝道”“王道”。所谓“帝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帝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孝公十分务实，他希望在位时就能够“显名天下”，自然对这套疏阔辽远、不切实际的理论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说以“强国之术”，孝公听得入神，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

虽然这段记载可能有后人增饰的成分，但可以想见，商鞅面见孝公后，必然向孝公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受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商鞅变法亦不例外。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秦国旧贵族激烈反对变法。他们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驳斥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商鞅的话坚定了孝公变法的决心。

商鞅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并没有立即公布。为了向百姓表明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让官吏在集市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于是将赏金加到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人走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

像一根杠杆一样，商鞅借立木为信撬动起庞大的法律奖惩机制，让百姓开始相信其法令的力量。至此，商鞅正式向全国宣布推行变法，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帷幕。

变法图强。商鞅变法分两个阶段展开，历时十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

可以将商鞅变法的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奖励耕战；第二，建立法制；第三，打破宗法贵族制度，建立新型官僚制国家；第四，移风易俗，改变秦的戎狄之风。变法的基轴是爵制改革。商鞅在旧爵制基础上，创建了一套新爵制——二十等爵制，并围绕这一新爵制进行其他改革的设计和实施。

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祭祀宗庙时，要向祖先献上美酒。做工精巧的爵为贵族专用之物。《礼记·礼器》说：“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爵也因此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士人地位的高下。爵位世袭，与庶民无缘。

鸟纹爵，西周前期饮酒器。

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齐为二十等级，包括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同时制定爵位降级继承原则，男子傅籍为成丁时，不能无条件继承父亲的爵位，只能降若干等级，他们若想得到和父亲相同的爵位，必须凭借军功。

商鞅的爵制改革达到了几重效果：第一，激励战士，提升士气，迅速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第二，打击旧的宗法贵族势力。第三，从制度上为庶民打开通往爵位的大门，为建立官僚制新型国家铺平道路。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发达的农业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强国的首要条件。商鞅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推行了一系列重农抑商政策。对努力从事农业和纺织生产的人，实行免除赋税徭役的优待。对那些因懒惰而欠债不还者，将其没入官府为奴婢。对从事工商业者则采取各种限制和惩罚措施，如不准做官，加倍征收赋税，罚做苦役，等等。

与此同时，商鞅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土地制度改革。

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土地没有任何权利，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名田制”。“名”意为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

1983年在湖北江陵县（今荆州市）张家山发现的247号汉墓中，出土了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令文书简——《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名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

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可占有1顷田（100亩）、1宅（约合1714平方米）。二十等爵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顷田、1.5宅。爵位越高，占有田宅的数量越多。至第十九级关内侯，可占95顷田、95宅，是普通庶人的九十五倍。

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西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曾评价商鞅变法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虽然董仲舒是站在崇古的立场上，对商鞅变法持全面否定态度，但是，他把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视为导致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却切中要害。商鞅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庶民，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数量庞大的独立的自耕农。

此后，商鞅为了增加税收，强制推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承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征收户赋。自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商鞅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结合二十等爵制，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等级性法律。

睡虎地秦墓竹简。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座秦始皇统一前后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它不仅证明了传世文献关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律的记载，而且表明商鞅在六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

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的是告讦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就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编制了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什伍制。

据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贼律》记载：“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根据规定，率领城邑等谋反或投降诸侯者，以及其他谋反者，一律处以拦腰砍断的“要斩”刑。连坐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无论老少一律在市场上处以绞刑。如果连坐者能够抓捕谋反者，或者向官吏告发，可以免受连坐。经考证，这条法律就是商鞅变法时出台的。

《荀子·强国》关于荀子入秦考察的记载。

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不仅破坏了社会的稳定，而且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引导秦人树立杀敌光荣、私斗可耻的全新价值观。

睡虎地秦律规定，斗殴时撕裂人的耳朵，要处以剃掉鬓发、胡须的“耐”刑。张家山汉律规定，用刀剑或铁锤等凶器伤人，要判处徒刑，服筑城、舂米等苦役。即使没有使用凶器，但若致人伤残，如折断手指、打落牙齿等，也要处“耐”刑。汉初的法律规定大多沿袭商鞅秦律。

变法措施严重削夺了秦国贵族的既得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以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律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

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七百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号哭之声震天动地。严密而残酷的法律一时间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计，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于是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太子驷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黥”刑。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经·开宗明义章》），肉刑是对先人的大不敬，是莫大耻辱。因此，自古便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如果想要顺利推行新法，必须先拿太子开刀。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刑，就对他的师傅施行黥刑，以惩戒其教导不力。

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三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史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人对新法心悦诚服。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曾振宇

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这只是商鞅新法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刑去刑。社会真正的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治之后才能够实现的，到了这个阶段，大家都很了解法律，都知道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到了这个程度，老百姓甚至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法制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孝公八年（前354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这支经过改革洗礼的新军初露锋芒，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前352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

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当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刑重而必”的商鞅新法。

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提议孝公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雍（今陕西凤翔西南）迁到咸阳。咸阳位于沣水和渭水交汇之处，“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衢。秦迁都于此，志在向东扩张。

商鞅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他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聚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立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置四十一县，一种说法是三十一县。县设县令，掌管一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

春秋时期，各国相继设县。最初县主要设于边境，特别是新征服地区。虽然都称作县，但各国县的性质不同。晋国、吴国的县仍是大夫的采邑，实行世袭贵族统治。楚国和秦国的县则由国君派出官吏进行管理，不世袭。这种采取官僚制进行统治、直接听命于国君的新型地方行政组织，显然不同于宗法分封制，并从内部瓦解和颠覆着宗法分封制。春秋后期开始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方面县制逐渐推广到内地，一方面第二种形式即由君主任命官僚进行管理的县逐渐增多。而商鞅推行的就是第二种形式的县，它标志着秦国最早完成了从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过渡。

商鞅方升。左壁刻有孝公十八年（前344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诏书，它表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实际上是将商鞅创制的度量衡器向全国推广。

龙山里耶秦简。

湖南省龙山县里耶，是一座位于湘西大山深处的土家族小镇，千百年来，鲜为人知。然而，2002年，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却震惊了世界。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三万余枚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地运转的。

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使从前弱小落后的秦国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在当时整个世界而言，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并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一统帝国的根本原因。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积，将原来长一百步、宽一步的小亩制，改为长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初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即统一度量衡。

湖南龙山里耶秦简博物馆馆长 彭成刚

这些竹简资料反映出，秦对官员的考核非常严密详细，类似我们现在实行的绩效考核。在实施过程当中，如果对你的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到年底，俸禄会降级;如果考核为优，那所有待遇，包括俸禄、饮食和家庭的待遇都会有相应的提高。此外，我们现在坐飞机要手持身份证，要对相貌进行核对，两千多年前的秦朝也有这方面的制度，即出行要有通关凭证，上面记载了年龄、姓名、相貌、爵位，可以进行精确核对。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地运转。《商君书·定分篇》记载：“官吏和百姓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时，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明确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要在一个一尺六寸长的符信上写明年、月、日、时以及所问法令的内容，并予以宣告。如果不宣告，就按此条法令所列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种种规定，就是让各级官吏必须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让民众了解法令而不敢触犯，也使各级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对待民众。

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精确地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依靠这套严密的行政制度，统治者引领着秦国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建立起列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孝公二十一年（前341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交战，魏十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商鞅瞄准这个机会，劝说孝公：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秦即并魏”。马陵之战令魏国元气大伤，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而向东迁徙，这样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制诸侯”。

孝公听从商鞅建议，次年派商鞅率军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迎战。商鞅在魏国时，曾与公子卬交好，于是写信给公子卬，诈称希望两军会盟罢兵。公子卬信以为真。秦甲士在会盟的宴会上，将公子卬擒住。秦对魏发起进攻。商鞅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部分河西之地。由于商鞅功勋卓著，秦孝公兑现了当初求贤令的诺言，将於、商十五邑封给商鞅，号为商君。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

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地再现了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前343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霸）。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族）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

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制。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每亩土地的面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鞅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首先，商鞅变法是在充分吸收各国变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变法措施更为成熟，也更为彻底。其次，由于秦是一个发展滞后的国家，宗法贵族势力较东方各国为弱，变法的阻力相对较小。再者，商鞅变法的成功也与商鞅的个性和思想有关。后人曾评价商鞅：“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但也有人因此批评他“天资刻薄人”“少恩”。应当说，正是由于商鞅变法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才使得变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夺取权力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五月，孝公年老病死，太子驷即位，号惠文王。

秦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分子。他们都是在变法中被削夺了特权、利益的宗室贵族，为首的就是受肉刑的惠文王师傅公子虔。他们誓与商鞅不共戴天，于是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商鞅仓皇出逃，至关卡时，天色已黑，他想在旅店留宿一晚。店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商君，说：商君之法，留宿客人必须查验证件，否则要连坐。商鞅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受困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不禁喟然长叹！不久，惠文王接到传报，商鞅被秦军杀死。他命人将商鞅的尸首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也就是后代所说的“五马分尸”。

战国金鸟，陕西秦公墓出土。

虽然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而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而且，新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所以，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一百三十八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秦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

秦始皇统一中国

秦始皇像

战国中期，魏襄王和孟子曾就中国的未来进行过一次著名的对话。魏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魏襄王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

孟子深刻洞悉历史大势，指出统一才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也道出了人民渴望统一的心声。然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却只能是孟子的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战争是实现统一的唯一途径和手段。

嬴政亲政。在战国七雄的激烈角逐中，经过商鞅变法洗礼的秦国，实力逐渐超迈关东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任历史地落在秦国身上。

秦自惠文王起，历武王、昭王至孝文王、庄襄王五世，对内继续发展经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对外则积极采取各种军事和外交活动，不断兼并周围弱小国家，扩张领土。公元前316年，灭西南的蜀、苴、巴国；公元前312年，夺取楚国的汉中之地；公元前272年，西北灭义渠戎，置陇西、北地、上郡三郡；公元前260年，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败强敌赵国，活埋赵四十万士卒；公元前256年，灭西周；公元前249年，灭东周。名存实亡的周王朝终于落下帷幕。

至此，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朗。

吕不韦像

吕不韦青铜戈

清代山东潍县年画《秦始皇进宫》

公元前259年，孝文王庶子异人（后改名为子楚）的长子出生于邯郸。他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0年，异人继承秦国王位，即庄襄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十三岁的嬴政继位，因为年幼，朝政大事一直控制在相国吕不韦手中。

公元前238年，二十一岁的嬴政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仪式：戴冠、佩剑。这不仅意味着他已正式成人，而且将亲理朝政。此时秦国内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朝政大权已经从相国吕不韦转移到了长信侯嫪毐手中。

史书记载，吕不韦和嬴政的母亲赵太后长期私通，后来吕不韦害怕嬴政长大后知道这件事，便把假宦官嫪毐推荐给太后。嫪毐深得太后宠幸，被封为长信侯，垄断朝权。嬴政亲政后，闻听此事，下令彻查。嫪毐十分恐惧，发兵反叛。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这位年轻的国王向世人昭示了超凡的魄力和领袖才能。他迅速组织兵力，平定叛乱，将嫪毐夷三族。次年，罢免举荐嫪毐的相国吕不韦，后又将其流放到蜀，吕不韦饮鸩自杀。

嬴政顺利铲除了两大权势集团，将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

郑国间谍案。在罢免相国吕不韦的同一年，发生了著名的郑国间谍案。

嬴政即位不久，六国中实力最弱的韩国想要消耗秦的国力，但又无力东伐，便派水工郑国游说秦在泾水流域修建水渠，以作“疲秦”之计。后来，韩国计谋败露，秦王大怒，欲杀郑国。郑国辩解说：虽然初衷是为了韩，但是水渠建成后，可“为秦建万世之功”。秦王于是让他继续完成工程。数年后，长一百五十公里的水渠建成，两岸四万余顷盐碱地变成沃野，秦国实力大增。水渠因此被命名为郑国渠。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徐卫民

郑国渠修建完成，对秦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史书里面记载，郑国渠的修建是秦国统一的物质基础，这个水利工程完成以后，当时渭北高原四万余顷（相当于今天二百八十万亩）的贫瘠土地都能得到有效的灌溉,所以当时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也可以说是旱涝保收，可以在秦国攻打六国的过程中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

然而，郑国事件在大臣中激起强烈反应，他们认为别国的人来秦大多是为自己的国家谋弱秦国，应驱逐所有来客。时任客卿的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他愤然上《谏逐客书》，力陈：“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认为秦王欲成大业，必须不拘国别，唯才是用。秦王嬴政深为所动，遂废除逐客令。不久李斯升任廷尉，成为秦王的重要谋臣。

荆轲刺秦王。李斯还建议，对六国采取离间、暗杀与战争相结合的策略，派遣雄辩之士暗中出使六国，以黄金、宝玉拉拢诸侯名士、大臣，离间君臣关系，如果遭到拒绝，就派刺客进行暗杀，再让秦军紧随其后进行武装占领。这一计策很快奏效，日益削弱的六国更加混乱不堪。

公元前230年，秦军发动强大攻势，一举灭韩，揭开统一六国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率兵攻破赵国国都邯郸，俘虏赵王，赵国灭亡。王翦乘胜北上，屯兵中山（今河北定县、唐县一带），准备攻打燕国。燕国上下一片恐慌。情急之下，燕太子丹决定找人刺杀秦王。

燕太子丹和嬴政用今天的北京话说是“发小”。嬴政的父亲子楚在赵国做人质时，丹也在赵国做人质。嬴政和丹年龄相仿，处境相同，很快成了好朋友。时过境迁，嬴政做了秦王，丹则被派到秦国做人质。嬴政对这位“发小”却丝毫不念旧情，屡屡羞辱他。丹逃回国，发誓要报仇雪耻。

太子丹找到刺客荆轲，让他出使秦，假意献地，趁机刺杀秦王。荆轲临行前，丹在易水河畔设宴饯行。荆轲预感到此行凶多吉少，将酒一饮而尽，悲壮地吟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将匕首藏在地图中，求见秦王，“图穷而匕首见”，荆轲抓起匕首向秦王刺去，秦王挣脱躲过，结果荆轲被杀。

《历代画像传》中的荆轲

画像石《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激怒了秦王，秦加快了覆灭其余四个诸侯国的步伐。秦军势如破竹，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次年灭燕。公元前221年，秦攻灭六国最后一个堡垒——齐国，将六国的疆土全部纳入秦的版图，结束了千百年来诸侯分立、割据混战的局面，统一了中国。

相传周文王时国有万邦。《诗经·大雅·文王》有一诗句：“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春秋时见于记载的国还有一百七十多个，至战国中期孟子生活的时代，大国只有七雄而已。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块神州大地由万邦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

统一中国，绝非历史的偶然。然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由秦始皇来完成，却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

秦国自孝公用商鞅实行变法后，彻底扭转落后局面。经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世的持续稳定发展，至秦始皇即位时，秦国已经成为傲视六国的超级大国。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在其祖先奠定的坚实基业上完成的。然而，假如秦始皇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君主，而是一个昏君、庸君，统一中国的任务恐怕要延迟数年甚至数十年、上百年。

帝国体制的建立。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立即着手建立新的帝国体制——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政体。

“王”是西周时周王的称号，战国时因周王地位日益衰微，各国国君相继僭越称王。秦统一了中国，嬴政认为继续沿用“王”的称号无法彰显自己的伟大功业。他自认为功高三皇、五帝，于是从中各取一字，创“皇帝”尊号。“皇帝”从此成为君主的专有称号，沿用两千一百多年，直至清朝灭亡。

以往君王死后，臣子根据他生前的品行功过论定谥号。嬴政不允许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废除谥号制度，改以数字为序，自己为始皇帝，后世子孙相沿为二世、三世，希望秦的统治可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王嬴政从此变成赫赫大名的“秦始皇”。

秦始皇还制定了一系列与皇帝相称的制度。皇帝自称“朕”，命、令称“制”“诏”，印称“玺”。这些称谓均为皇帝专有，其他人若使用就是“大逆不道”，将被处以极刑。

秦始皇在中央建立了一套以公卿为首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下设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掌管司法、财政、京师戍卫等具体政务。

对于帝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地方行政体制，大臣间争论激烈。多数大臣主张沿袭周分封制，将原燕、齐、楚等边远地区分封给王子。廷尉李斯力排众议，主张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秦始皇支持李斯的建议，他对大臣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都是因为分封有侯王。实行分封就是树兵，想要寻求安宁，岂不难哉！”遂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来随着疆域的扩展，特别是北伐匈奴和统一南方后，又调整和增设了若干郡。

郡县制为两级行政体制。郡的行政长官称郡守，军事长官称郡尉，并设郡监主管监察。郡下设县（设置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称为“道”），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为县长。同时设县尉主管军事。郡县长官由朝廷任免，不能世袭。县下设乡，乡下设里。乡为最低一级行政机构，里为受国家控制的基层组织。郡县制是现代省县制的最早源头。

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发现了三万六千余枚秦简。简文中出现了“洞庭郡”的郡名，洞庭郡在传世文献中从未出现过。由此可知，秦始皇时设置郡县的情况可能远比文献记载要复杂。

皇帝和中央通过严格的文书制度，将中央的政策、法规推向全国，并及时掌握地方的治政情况和动向。

国家军政大事，通常由公卿大臣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做出裁决。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揽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

秦帝国中央和地方均设有军队。为了有效控制军权，采用铜虎符发兵制，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领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

秦虎符

“百代皆行秦政制”，“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这样一套自皇帝至郡县乡里、以文书行政为基本特征的官僚体制，是世界上出现得最早、最完备的官僚体制，开创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基本模式，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初就形成完善的官僚行政体制和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在当时的世界实属罕见。在世界其他地方，由职业官僚构成的官僚体制的建立要晚得多。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与中国国家政治形态的早熟有着密切关系。

为了证明秦统一天下的正统性，秦始皇采信当时盛行的五德终始说，以此为基础架构秦帝国的制度。

五德终始说认为，世界由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相生相克、周而复始构成。朝代更替也不例外。周为火德，水克火，所以秦为水德。秦始皇按照水德的规定，以十月为岁首；颜色尚黑，衣服旌旗都用黑色，百姓称“黔首”，“黔”为黑色的意思；数字对应六，因此，车轨、步宽等皆为六尺；水德主刑杀，故推崇法家政治，实行严刑峻法。

面对一个刚刚结束割据战争的全新的国家，秦始皇必须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维护统一。

为了防止旧六国势力武装反叛，秦始皇下令将民间武器全部没收，销毁后铸成摆放乐器的架子——钟 和十二个重千石的铜人，摆放在咸阳宫。毁掉城郭、护城河等军事防御设施。将旧六国贵族、豪富迁到关中、巴蜀等地，割断他们与乡土的联系，将他们控制在中央眼皮底下。当时仅迁到咸阳的就有十二万户。

石鼓文拓片

统一文字。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基本结构大体相同，但繁简程度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秦始皇命李斯以战国时秦人通用的小篆为基础，加以调整统一，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在全国推广，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

当时民间更为通用的是秦隶，书写简易，相传为程邈所作，但实际上是经战国以来不断演变而成，主要用于管理刑徒、奴隶的文书，故称隶书。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竹简文字即为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废六国货币，统一为“半两钱”。

两诏秦椭量。出土于陕西礼泉县，两侧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诏文，外底为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诏文。

统一和简化文字，既有助于国家政教的推行和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华民族长期保持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在经济上，秦始皇主要采取了两项统一措施：第一，废止六国货币，全面推行秦的“半两钱”，实行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复本位货币制。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铸。第二，统一度量衡，将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推广到全国。咸阳宫遗址出土的诏版，明确记载了此事：“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修建驰道和直道。为了有效控制和管理广阔的疆域，秦始皇下令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各地的驰道。驰道宽约六十九米，中间为皇帝专用道，道路两旁每隔三丈（约合七米）种植一棵松树。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等。

北伐匈奴后，秦始皇修建了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长约一千八百里（约合七百五十公里）。秦直道纵穿了陕北黄土高原，沿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子午岭一路北上。所经之处，地势险恶、人迹罕至，遇到大山也不回避。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大部分路面至今保存完好，有些道路甚至仍可使用。秦直道是用黄土夯筑的，由于夯筑得十分结实，至今直道上种树都无法成活。

西南地区修筑了由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曲靖（一说昭通）的“五尺道”。五尺道因道路狭窄，只有五尺宽而得名。

秦始皇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建立起了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据统计，秦修建道路的总长度约为六千八百公里。大约四个世纪后，罗马道路的总长度才达到近六千公里。四通八达的交通，既促进了各地物资的交流和商业的发展，更为军队及人员的快速运输提供了便利，提高了秦朝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管辖和统治能力。

巡狩与封禅。在当时人描摹的大一统的盛世景象中，圣明的君主要定期在疆域内进行视察，称作“巡狩”，还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自以为功盖三皇五帝的秦始皇，显然不能缺少这样的仪式。从统一的第二年起，秦始皇便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巡游活动，其在位期间共举行了五次。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选择了东方。他登上泰山，刻石立碑，称颂自己的丰功伟业，然后举行“封禅”仪式。仪式进展得并不顺利。他的臣僚们甚至在举行仪式的前一刻，还在就典礼仪式争论不休。仪式途中又突遇倾盆大雨。但是，无论如何，秦始皇已经将他的丰功伟业告诉了皇天后土。

封禅仪式后，秦始皇接到齐国方士徐巿（福）的上书，说海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住着仙人，有长生不死之药，他愿意带领童男童女为始皇前去求药。此时，对于年过四旬、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来说，最不愿面对的就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徐巿（福）的上书给了他无限希望。他立刻命人找来数千童男童女，并花费巨资打造船只。船队在几次遭遇海浪，被迫返航后，终于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再也没有回来。日本传说，徐巿（福）率童男童女登上了日本纪州熊野，在那里定居下来。现在在日本和歌山县、佐贺县、石川县、爱知县都有传说的徐巿（福）墓。徐巿（福）船队出海求仙，可算作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航海活动。

《列仙图》中的徐巿（福）

北击匈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统一战争停息了六年之后，战火再次燃起。

当时居于秦王朝北方、刚刚崛起的游牧民族国家——匈奴，常侵入中原进行掠夺，并于战国后期夺取了黄河河套地区。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第四次巡游时，燕地方士卢生献上一本书，上面写有“亡秦者胡也”。“胡”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总称，当时主要指匈奴。秦始皇为了破除这个不祥的谶语，派兵北伐匈奴。事实上，谶语不过是个导火索，从后来秦始皇又派兵征服五岭以南和西南地区来看，他本就有吞并宇内、独主天下的志向。这个“天下”绝不仅仅限于战国时七国的界限，而是当时他所能认识和到达的世界。

匈奴古墓壁画

次年，蒙恬大军取得大捷，一举收复河套地区。接着，秦军越过黄河，将匈奴赶出阴山以南地区。为了保卫新占领地区不受匈奴侵扰，秦采取了和战国时一样的做法：修筑长城。蒙恬在新占领区的外缘修建长城，并将它与战国时各国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今甘肃岷县，东至今山海关，绵延五千余公里，号称“万里长城”。

长城像巨龙一样横卧在秦帝国的北方，保卫着这片国土。此后历代都在不断修复、加固，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内蒙古巴彦淖尔秦汉长城遗迹

从现存的遗迹来看，秦长城的高度只有一米多，就地取材，或由草和泥夯筑，或由碎石砾石堆砌而成，和现存的明长城相比显得十分简陋。但是，在冷兵器时代，它已经足以有效阻止匈奴骑兵的入侵。

进兵百越。与此同时，秦始皇又进一步展开了对南方的战事。

长江以南至今越南一带，古代居住着族群众多的越人，称作“百越”。主要有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的东越（也称作东瓯），今福建一带的闽越，今广东一带的南越，今广西、越南一带的西越（也称作西瓯）。越人保留着许多原始氏族的习俗，断发文身，巢居，悬棺葬，许多部族尚未实行对偶婚，但已普遍使用铜器。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继续南进，先后攻降今江浙、福建一带越人，但是在攻打两广地区的越人时，却遭到顽强抵抗。公元前221年，随着齐的覆灭，战事暂时停止。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征发数十万民众，南下作战。秦军长驱直入，迅速占领包括今越南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

至此，秦始皇建立起一个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至海与朝鲜，北起阴山及辽东，南至今越南北部的庞大帝国。

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公元前213年一次朝宴上，博士淳于越抨击郡县制，主张重行分封，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认为：“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百姓。”建议除医药、卜筮、农书外，将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书全部焚毁，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这一建议正合始皇的心意。于是，全国各地燃起焚书的熊熊火焰。

焚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很多珍贵的先秦文献典籍因此失传。

继徐巿（福）之后，献方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的方士不计其数。他们提出各种荒谬的方法，秦始皇一一照做。然而，几年下来一无所获，却为此花费数以亿计的财物。

“焚书”次年，卢生等人因求不到长生不老药，害怕秦始皇怪罪，偷偷商议：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如此贪于权势，不可能求到仙药。他们相约逃走。

秦始皇闻听大怒，让人彻查诸生中是否有制造谣言迷惑百姓者，共查出四百六十余人，始皇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

历史上将这一事件习称“坑儒”。但是，从事件的原委来看，被坑杀的儒生可能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应是方士。

帝国的危机。虽然秦始皇一直在积极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但事实上，他已隐约意识到这些努力很可能是徒劳。因此，他除了追求现世的享乐，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地下生活积极地做准备。

临潼秦陵兵马俑坑

兵马俑坑中的完整弓弩

1974年，临潼县晏寨乡西杨村的村民在打井时，发现了人类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

据考古探测，秦始皇陵总面积达五十六平方公里，比今天西安城墙内的范围还要大，是我国最大的皇帝陵园。目前已发掘了三座兵马俑陪葬坑，其中一号坑规模最大，六千个陶俑整齐地排成军阵。前三排是弓弩手前锋；随后是步兵和战车，排成三十三列纵队，是军阵的主体；最后三列为后卫。军阵两侧为侧翼，军士面向外护卫中军。每件陶俑都为人体原大，精雕细塑，栩栩如生，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秦军的雄姿。

统一战争开始后，秦每灭一个国家，便在咸阳仿建其国的宫殿。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开始在渭南上林苑营造规模更大的朝宫，“规恢三百余里”。先建前殿阿房宫，占地八万多平方米，上可以容纳万人，下可以竖五丈旗。周围修建阁道，直抵终南山。

秦始皇同时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耗费巨大，修建工匠、刑徒多时达七十万人。

秦始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外大肆兴兵，对内改革制度、大兴土木，使秦政治带有浓厚的刻急、残暴色彩。刚刚建立的帝国很快便危机四伏。

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预言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就会分崩离析。秦始皇大为光火，下令官吏迅速破案，但一无所获。秦始皇于是下令将住在周围的人全部杀光。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二十岁的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行至今山东平原津时，一向身体强健的秦始皇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秦始皇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便着手安排后事。他写信给在上郡监督蒙恬军队修筑长城的长子扶苏，让他速归咸阳，继嗣帝位。这封信被掌管玺印的赵高扣了下来。赵高曾任胡亥师傅，并深得其宠爱。这个地位不高，但握有机要之权的赵高，野心勃勃，他想利用自己的职权，立胡亥为帝，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捱到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一命呜呼，享年五十岁。

李斯担心秦始皇死去的消息传出去，引起叛乱，秘不发丧。由于天气酷热，尸体开始腐烂。李斯命人将一石腌制的鱼放在车上，用鱼臭味遮盖尸臭。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生前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最后竟会以这样不堪的方式结束人世间的行程。

此后，赵高胁迫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赐死扶苏、将军蒙恬。胡亥回到咸阳后即皇位，为秦二世。次年七月，陈胜、吴广率领九百戍卒，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揭竿而起。各地纷纷响应，反秦起义迅速遍及全国。

公元前207年，赵高逼秦二世自杀，立二世侄子子婴，去皇帝号，改称秦王。不久，子婴杀死赵高。次年十月，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陷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秦王子婴投降。

秦始皇一手造就、盛极一时的秦帝国大厦，仅仅经历了十五个春秋，便轰然坍塌。

历史上很少有伟人像秦始皇一样，在其身后遭受如此大的争议。有人誉为“千古一帝”，有人称为“暴君”。对于这一点，西方人似乎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是东方世界的恺撒大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振红

不能否认,后人对秦始皇的评价存在泼污的成分。这可以从《史记》对秦始皇长相、性格的描写略见一斑。《史记》借一位大臣之口描述了嬴政的长相：“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即高鼻梁，细长眼睛，鹰胸，豺声。这一描写太过于漫画化了，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史记》的记载显然有偏向性，即泼污秦始皇，以证明汉取代秦的正统性。

的确，秦始皇创立的伟大功业，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统一中国，坚决废分封行郡县，创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政体，这一切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遗产。而且，秦始皇以执政勤勉著称。据史载，他每天亲自处理大量奏章文书，不完成规定的数量，决不休息。就此而言，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尽心尽力的皇帝。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徐卫民

秦为什么速亡，从汉代开始，历代的思想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应该说见解也非常多。我个人认为，秦之所以速亡，是秦在统一之后没有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发展经济上。因为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经济已经很凋敝了，国家统一之后应该是发展经济。秦始皇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把大量的人力不是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是用在了大兴土木上。比如说他修长城、修直道、修驰道，还修大型的王宫。这些工程实际上耗用了全国有效劳动力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如果把这些人力用在发展经济上，可能就是双倍的效益，所以这是导致秦灭亡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秦始皇政治具有刻急、残暴的特点。秦始皇花费了十七年时间完成统一大业，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战争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和苦痛。人们渴望统一后能够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但秦始皇却不知道改弦更张，与民休息，而是继续发动战争，开疆拓土。据估计，当时征发的士兵人数占壮年男子的三分之一强。而且，秦始皇生活奢靡，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举办典礼仪式，给人民带来了极大负担。而为了能够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政策，秦始皇采取了严刑峻法的手段。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造成秦的速亡。

从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看，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从疆域上奠定了此后发展的基础，更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铸就了大中国、大中华这个东方大国的不可撼动的牢固根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自此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秦朝形势图

楚汉战争

清代杨柳青年画《张良吹箫破楚兵》。描写的是楚汉相争，项羽中了韩信十面埋伏之计，阻于九里山下的故事。画中项羽坐于军帐下，虞姬等一旁侍立，帐外辕门上旌旗招展，众将官候命待战。画面上方，韩信领兵隐匿于山后，上坐张良吹箫。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场战争能像这场战争一样如此充满魔力。它的胜负直接决定了一个伟大王朝的诞生。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战争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战争本身。这场战争的几乎每一个情节都成了后世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也因此诞生，两千年来一直融入我们的生活，甚至是我们的肌体和血液之中，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思维甚至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琅琊刻石。存二世诏书八十六字。

陈王首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病逝，少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一年后，秦始皇生前依靠其声威压制、掩盖的帝国危机，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

公元前209年七月，前往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戍边的九百名戍卒，行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境内）遭遇大雨，将无法如期抵达。按照秦律，误期要处斩。在走投无路之际，率队的两个屯长决定造反，这二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吴广。

为了使众人接受他们的起义决定，吴广将一张写有“陈胜王”三个字的帛书偷偷塞进渔民捕获的鱼腹中。戍卒买鱼回来，剖开鱼腹，发现了帛书，十分震惊，就把这事传扬开去。

当天晚上，陈胜又悄悄躲到营地附近的神祠丛林中点起了篝火，装狐狸叫，声音隐隐约约作“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听了更加诧异。第二天，“篝火狐鸣”的奇闻异事迅速传开，大家都暗中指点着陈胜，从心底里认可了这位将带领他们造反的首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彭卫

陈胜、吴广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从道义上给参与的同伙一种有效的心理暗示。他们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把来自不同地方的戍卒团结在一起，以对抗的方式挑战当时十分强大的秦帝国的国家体制，篝火狐鸣的心理强化方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陈胜、吴广杀死押送戍卒的两名军官，号召大家揭竿而起。

起义军接连攻克蕲（今安徽宿州南）、铚（今安徽濉溪）、酂（今河南永城西）、苦（今河南鹿邑东）、柘（今河南柘城北）、谯（今安徽亳州）。在攻克陈（今河南淮阳）后，陈胜自立为王，号“张楚”。

由于秦的暴政，楚人一直怀念故国。因此，陈胜起事时，便以楚的名义相号召，故把国名定为“张楚”，意为“张大楚国”，期望能够得到楚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受秦暴政之苦的百姓，纷纷杀死地方官，响应起义。一时间，起义风潮席卷全国。

陈胜分兵数路向秦发起总攻。其中，武臣一路北上攻打赵地，周巿一路进攻魏地，周章（也称周文）一路西进攻秦。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超出陈胜的控制。八月，武臣平定赵地后，自立为赵王。九月，齐国旧贵族田儋在狄（今山东高青东南）起兵，自立为齐王。武臣派往燕地的将领韩广自立为燕王。周巿平定魏地后，立旧贵族魏咎为魏王。

在经历了秦十五年的统一之后，中国再度出现诸侯分立的局面。然而，这样的局面到底能够维持多久？未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重归统一，还是回到诸侯并立的战国时代？

相对于周八百余年的分封局面，秦十五年的统一只是短短的一瞬。人们曾经对统一充满期待，希望自此可以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但秦王朝的所作所为却令他们大失所望。这种失望很容易直观地归因于体制的变革，而且，旧六国的遗老遗少也或多或少地怀念分封体制。因此秦帝国一崩溃，最先被唤醒的就是对统一体制的反动。

这一年的九月显然是多事之秋，除了齐、燕、魏重新复国之外，还发生了几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事。

汉画像石上的亭长迎驿客场面

一件是刘邦在沛县（今江苏沛县）起兵。

刘邦举义。刘邦，字季，泗水郡沛县人，出身普通农家。他是当地出了名的浪荡子，史书说他“好酒及色”，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酒色之徒”。刘邦不喜欢干农活，便做了地方小吏——亭长。一次，他押送刑徒到骊山修建始皇陵，途中刑徒纷纷逃走。按照秦法，刑徒逃走，刘邦也要受连坐。刘邦索性放走其余的刑徒，自己也逃到芒砀山泽（在今安徽砀山东南，与河南永城接界），聚集了数百逃亡的人。陈胜起义爆发后，沛县吏萧何、曹参召回刘邦，里应外合，杀死沛县令，推刘邦为县令，号“沛公”，组织起一支两三千人的队伍。

据史料记载，刘邦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与县衙里的官吏个个打得火热。一日，县令的好友吕公迁来沛县，县上的官吏都去拜贺他。当时主持接待客人的是担任县主簿的萧何，他规定礼品不够千钱的只能坐在堂下。刘邦递上礼单，上写“贺钱万”。吕公听说后，亲自出门迎至堂上。其实那只是一张白条。刘邦满不在乎地坐在首席高谈阔论。客散后，吕公对刘邦说，自己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他。刘邦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吕公许配给刘邦的这个女儿，就是日后一度将西汉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汉高祖皇后吕雉。

一件是项梁、项羽叔侄在吴（今江苏苏州）起义。

《晚笑堂画传》中的刘邦

项氏起兵与巨鹿之战。项羽，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史书称他“长八尺二寸（约合1.89米），力扛鼎，才气过人”。项羽志向远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路过钱江时，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有幸得见，羡慕不已，他手指着端坐中间的秦始皇说：我将来一定要取代他！据史书记载，他小时候学习文书学不好，学剑术也不成，他的叔叔项梁骂他，他说，学习文书只不过能用来记录姓名，剑术只能同单个人对敌，都不值得学，他想学一种叫“万人敌”的本领，一个人能打败许多人。项梁便教他兵法。

项氏世代为楚将，项梁的父亲项燕就是著名将军，在抗击秦统一战争时战死。陈胜起事时就曾打着项燕的旗号号召楚人。秦末，项梁因杀人与项羽避仇吴中，叔侄二人凭借才能在吴中颇富威望。

项梁叔侄起义后，迅速聚集八千精兵。

此时，周章一路长驱直入，顺利攻破函谷关，杀至距咸阳只有百里的戏（今陕西临潼东北）。秦二世十分震恐，命少府章邯为将，赦免正在修建骊山墓的刑徒和奴隶，组成一支数十万人的军队，阻击周章。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两个月后，周章兵败自杀。

章邯率领秦军乘胜东进。陈胜楚军接连失利。

《历代画像传》中的项羽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十二月，陈胜撤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杀害，义军遭受沉重打击。

陈胜死后，义军群龙无首。陈胜部将召平假托陈胜名义，拜项梁为上柱国，命他西进击秦。三月，项氏军先后渡过长江、淮河，一路攻至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为了号令各路义军，项梁接受谋臣范增的建议，从民间找到沦为放羊倌的楚怀王之孙熊心，仍立为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成为实际上的义军盟主。势单力薄的刘邦于是率部投奔到项梁麾下。

项羽、刘邦这两位日后楚汉战争的主角第一次历史性地走到一起，成为战友。

楚是最后一个被秦灭掉的国家，当时流传着“楚虽三户，灭秦必楚”的谣谚，楚人反秦意识最为强烈。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具有强化政权合法性和鼓动人心的作用。

项梁领导的楚军接连大败秦军，先后攻克亢父（今山东济宁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濮阳（今河南濮阳）、雍丘（今河南杞县）、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一连串胜利让项梁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章邯趁机调集兵力，偷袭定陶。项梁猝不及防，兵败被杀。

章邯破项梁军后，认为楚地的义军已不足为患，于是渡黄河北上，攻打赵国。赵军大败，退守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巨鹿是通往关中的要道之一，军事地位十分重要。秦军将巨鹿团团包围，形势危急，赵王不断派人向楚怀王求援。

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师北上救赵。同时令刘邦率兵西入函谷关，攻打秦都咸阳。并与众将约定，先入关灭秦者为关中王。

宋义率军进至安阳（今河北阳原东南）后，便逗留不前。他打的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主意，想等秦、赵决出胜负后，再“承其敝”，出兵获利。项羽一心想为叔父项梁报仇，誓与秦军决一死战。他杀死宋义，率领楚军渡过漳河，破釜沉舟，仅带三天的粮食，以示必死的决心。“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于是大败秦军。章邯率二十余万秦军投降项羽。

巨鹿之战不仅打垮了秦军主力，奏响了秦灭亡的序曲，而且奠定了项羽在诸侯中的领袖地位。

刘邦入关。由于秦军主力开赴赵地，西线空虚，所以刘邦军一路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刘邦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尽早入关，直捣咸阳。因此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沿途遇到城邑，能攻则攻，不能攻则过，不与秦军纠缠。

刘邦军行至宛（今河南南阳），遇到南阳郡守的顽强抵抗。刘邦采纳郡守舍人陈恢的建议，招降郡守。这一举措起到良好的示范效果，此后所过城邑纷纷归降。刘邦命士兵不得掳掠，受到百姓的拥护。这样，刘邦军仅花了十一个月时间，便顺利抵达武关。

公元前207年八月，刘邦攻陷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此时已做了丞相的赵高，害怕秦二世怪罪，迫二世自杀，派人向刘邦求和，愿与刘邦中分关中，被刘邦断然拒绝。

九月，赵高立二世侄子子婴为秦王。这意味着赵高也承认秦帝国不复存在，秦已沦落为一个诸侯王。

随后，子婴杀死赵高，派重兵把守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试图阻挡刘邦。刘邦绕过峣关，翻越蒉山（今名天马山），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大败秦军。

张良像

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大军进抵霸上（今陕西西安东郊）。即位仅四十六天的秦王子婴，素车白马，脖子上系着绶带，奉上皇帝玺节，在轵道亭（今陕西西安东北）投降。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秦王朝宣告灭亡。

刘邦进入咸阳后，立刻被帝都的繁华所吸引，他打算住在宫中好好享受一番。倒是他的同乡、屠狗出身的樊哙比他清醒。他质问刘邦说：“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劝他封存宫室、府库，仍然驻军霸上。刘邦不肯听。张良也劝他：“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刘邦这才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十一月，刘邦召集各县父老、豪杰，宣布废除秦朝苛法，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项羽平定河北之后，率领各诸侯兵向咸阳进发。行至新安（今河南渑池东），项羽担心投降的秦兵心怀异志，连夜将二十余万秦兵全部活埋。

项羽军进抵函谷关，见关门紧闭，勃然大怒，下令攻破函谷关。

十二月，项羽军进驻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范增听说刘邦入关后的举措，意识到刘邦是项羽独霸天下的最大敌人，建议项羽迅速进击刘邦。此时，项羽拥兵四十万，刘邦军只有十万，力量对比悬殊，两军交战，刘邦必败无疑。

清代台湾年画《鸿门宴》

汉画像石上的击剑场面

项羽的伯父项伯与张良交好。他连夜骑马飞奔到刘邦军营，劝张良赶紧逃走。张良偕项伯去见刘邦，刘邦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解释说自己决不敢背叛项羽，派兵把守关门只是为了防备盗贼。项伯被刘邦的说辞打动，出主意让刘邦明天一早亲自到鸿门谢罪。

第二天凌晨，刘邦率百余骑到鸿门谢罪。项羽怒气全消，设宴款待刘邦。于是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一幕——鸿门宴。

宴席上，范增屡屡示意项羽杀了刘邦，项羽不予理会。范增让部下项庄以舞剑助兴为名，伺机杀了沛公。项伯看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也拔剑起舞，护在刘邦身前。张良见事情不妙，找来樊哙。樊哙手持剑和盾牌，冲进军门，怒斥项羽：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取，以待大王来。如此劳苦功高，未有封侯之赏，大王却听信谗言要杀他。这是步亡秦的后尘！项羽无言以对。

坐了一会儿，刘邦趁出来方便之机，带着樊哙等四位随从，偷偷抄近道回到军营，留下张良替他周旋。张良估计刘邦已经回到军中，便向项羽谢罪辞行，将一对白璧献给项羽，一对玉斗献给范增。范增将玉斗掷在地上，拔剑砍碎，长叹道：唉！竖子（意“小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定是沛公，我们不久就会成为他的俘虏！

后来发生的事果然验证了范增的预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宋艳萍

从鸿门宴可以看出刘邦这个人确实是非常机智、勇敢，临危不乱，而且能屈能伸。但是项羽这个人优柔寡断，看到刘邦来了，态度非常好，就不忍心再杀他，有妇人之仁，没有比较长远的眼光。他的优柔寡断直接导致了范增计划的失败，让刘邦有了逃走的可乘之机。鸿门宴可以说是楚汉战争一个重要的起点，项羽就是因为优柔寡断，为自己树了一个最大的敌人，为自己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数日后，项羽率兵进入咸阳，杀死投降的秦王子婴，将宫中的美女、财物抢劫一空后，放火烧城。史载，大火烧了整整三个月。秦国几百年创下的江山基业以及秦始皇修建的奢华皇宫，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

阿房宫遗址

西楚霸王大封十八诸侯。项羽的举动令秦民大失所望。项羽为了称霸天下，名义上尊楚怀王为义帝，实际上却削夺了他的号令权。公元前206年二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将原梁国、楚国的九个郡作为封地，以彭城（今江苏徐州）为都城。同时大封十八诸侯。

作为六国旧贵族，项羽是最为坚定的分封体制拥护者。即使在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似乎也从未想过自己做皇帝，而是满足于做诸侯王的霸主。但是，统一早已成为历史大势，此时重行分封，其结局必然只能是惨败。

项羽分封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第一，分封不均。不承认业已存在的诸侯国，而是重新进行分封。将富裕、重要的地方封给自己的亲信，而将与自己疏远的诸侯封到偏僻穷困的地方。这一做法引起众多诸侯、将领的不满。第二，放弃地势险要的关中。曾有人劝项羽以四面天险的关中为都城，但项羽留恋故乡，又看到咸阳已被自己践踏得残破不堪，于是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劝说的人事后对别人说：人都说楚人是沐猴而冠，果然如此。项羽听说后恼羞成怒，将这个人扔进锅里煮了。

项羽虽然在鸿门宴上未杀刘邦，但对刘邦仍心存忌惮，不愿按当初楚怀王的约定封刘邦为关中王，但又不愿背负违约的恶名。他和范增偷偷商议,将巴、蜀、汉中封给刘邦，为汉王，以南郑（今陕西汉中）为都城，同时，将关中分给秦的三个降将，号称“三秦”，以此阻挡刘邦东出的道路。

栈道模型

刘邦对这样的分封结果大为震怒，要发兵攻打项羽，部将周勃等人坚决反对。萧何晓以利害，劝刘邦先赴汉中，积攒力量，待时机成熟后，再与项羽争夺天下。刘邦听从了他们的意见，领兵入汉中，并封萧何为丞相。萧何自此成为刘邦的重要辅佐。

韩信像。

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人，出身贫寒，又不治产业，整日佩带刀剑到别人家蹭饭，在他人眼中就是一个地道的浪荡子，因此曾受胯下之辱。秦末战争爆发后，他先追随项梁叔侄，但未受到重用。刘邦入蜀汉时，他逃归汉军，得到萧何赏识。但过了好长时间，仍不见提拔，以为也不会受到重用，一天便趁夜逃走了。萧何听说后连夜去追，于是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萧何对刘邦说，如果要夺取天下，必须依靠韩信。刘邦虽然将信将疑，但仍听从萧何的建议拜韩信为大将。此后的事实证明萧何的确有识人之才。

其他诸侯、将领同样慑于项羽的威力，将满腔的怒火暂时隐忍下来。四月，诸侯兵在戏解散，各自前往封国。

在汉中，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烧毁沿途栈道（用木板架在悬崖上铺成的道路），一来防止诸侯偷袭，二来消除项羽戒心，以示没有东向出兵争夺天下之意。

刘邦军队士卒多是关东人，因思念故乡，纷纷逃走。一日，属下报告，萧何也逃走了，刘邦大怒，如失左右手。两日后，萧何来见刘邦，并带回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韩信。

诸侯反楚与楚汉相争。五月，齐国将领田荣杀死项羽分封的齐王田都，自立为齐王，率先举起反楚旗帜，并联合梁地的彭越共同攻击楚军。与此同时，刘邦采纳大将军韩信之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突然袭击雍王章邯，迅速平定三秦。

项羽听到汉、齐、梁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分兵镇压。张良写信迷惑项羽，说：汉王只是想按照当初的约定，夺回关中，不敢有东进的企图。又将齐、梁联络反楚的信送给项羽，让项羽误以为齐、梁才是他真正的敌人。项羽果然中计，全力北上攻齐。

公元前206年十月，项羽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秘密派人杀死义帝。这给了诸侯一个反楚的最好口实。

刘邦扫清关中周围势力后，当年三月，以为义帝发丧为名，遍告诸侯：天下共立义帝，项羽杀害义帝，大逆无道！寡人愿率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公开对项羽宣战。这一檄文得到诸侯的积极响应，很快便聚集五诸侯联军，约五十六万人，东征伐楚。为期四年的楚汉战争正式开始。

正月时，项羽大败田荣，齐人杀死田荣，纷纷投降项羽。此时如果项羽对齐人实行安抚政策，定会赢得齐人的拥护。但项羽却反其道而行，对齐展开烧杀抢掠，将齐的降卒全部坑杀，这重新激起齐人的反抗。田荣的弟弟田横迅速集结数万士卒，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与楚军对抗。因此，虽然项羽听到刘邦率诸侯联军东击楚的消息，却因急于平定齐地，无法脱身。

诸侯联军一路没有遇到大的阻截，迅速攻占楚都彭城。项羽得到消息后，率领三万精兵回师彭城，突袭汉军。汉军大败，死伤二十余万。刘邦在数十骑兵的护卫下，侥幸逃出重围。但他的父亲刘太公和妻子吕雉（即后来的吕后），却落入楚军手中。诸侯见汉军大败，或逃或降，反楚联盟瓦解。

五月，刘邦重新集结兵力，退守荥阳。荥阳是一座重要的军事战略城市。它位于黄河向东北分流入海的地方，西面是通往关中的道路，著名的粮仓——敖仓（今河南郑州西北邙山上）就在它附近。刘邦占领敖仓，从那里获取军粮。楚汉两军在荥阳一线对峙一年多。

彭城失利后，刘邦便决定改变策略，不再亲自率兵东征，而是留守荥阳，吸引项羽主力。东面，一方面继续联合彭越，一方面策反九江王英布，骚扰、动摇楚后方；同时派韩信率兵北上，平定魏、代、赵、燕等地，与刘邦形成合围之势。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陈相灵

楚汉战争初期，韩信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计谋，让刘邦率军到中原去，跟项羽作战——可以把这看成一个内线。韩信则从北部迂回包抄。北部当时有很多诸侯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诸侯是赵王，赵王是支持项羽的。韩信打败赵王之后，燕国自动就投降了。后来，又迂回到今天的山东，把田荣等诸侯也都消灭掉了，最后对项羽就形成了一个合围。

项羽全力对付刘邦，不断袭击敖仓至荥阳的给养线，汉军粮食告急。公元前204年四月，项羽包围荥阳，汉军形势危急。

刘邦想用缓兵之计，派人向项羽求和。范增竭力反对议和，力促项羽火速进攻荥阳，一举消灭刘邦。刘邦对范增十分忌惮，陈平献计，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项羽生性多疑，果然中计。范增一怒之下，告老还乡，路上发病而死。

六月，项羽攻下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刘邦狼狈逃脱，与韩信军会合，进驻与成皋一河之隔的小修武。他派两万人深入楚地，协助彭越，展开游击战，烧毁楚军粮草，连下梁地十七城。

九月，项羽率兵东击彭越，令大司马曹咎坚守成皋，不要出城与刘邦交战，十五日后他必然平定梁地，回师成皋。

刘邦见项羽离开，果然派人挑战，曹咎听从项羽的命令，不予理睬。刘邦让人连日在城下辱骂曹咎，曹咎终于忍无可忍，率兵出城，渡城东汜水，欲与汉军决一死战。楚军渡至河中央，刘邦下令出击，大破楚军。曹咎自愧上当，刎颈自杀。成皋再次落入汉军手中。

项羽攻克荥阳、成皋后，在军事上犯了一个决策性失误，即没有派重兵把守敖仓。刘邦夺取成皋后，马上派兵攻占敖仓，敖仓为此后汉军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粮食保障。

项羽从梁地回师，楚汉两军在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广武山上）再次形成对峙局面，相持数月。彭越不断袭击楚军的给养线，楚军出现粮食匮乏。至此，楚汉战争的格局开始出现逆转。

粮草不继令项羽十分忧虑，他想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在阵前摆了一个大案板，将刘邦的父亲太公放在上面，对刘邦说：你若不赶快投降，我就烹了太公。刘邦不为所动，反而调侃说：当日我们同时受命楚怀王，结为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如果一定要烹你父亲，请分我一杯羹。项羽大怒，要烹太公，被项伯劝住了。

项羽向刘邦单独挑战。刘邦笑着拒绝道：我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约刘邦在阵前见面。刘邦历数项羽十大罪状。项羽大怒，伏弩射中刘邦胸部。刘邦伏身捂住自己的脚，说：敌人射中我脚趾了。项羽被刘邦蒙蔽，没有趁势发动攻击。

汉军东线也不断传来捷报。公元前203年十月，韩信攻陷齐国。项羽派大将龙且率二十万大军救齐，韩信设计大败齐楚联军，平定齐地。

韩信自恃功高，请求刘邦立自己为齐假王。由于韩信长期单独领兵作战，取得赫赫战功，使得他在楚汉战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成为决定楚、汉决胜的关键力量，所谓“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如果此时刘邦拒绝韩信的要求，韩信必然反汉，若再与楚联手，形势则难以预料。因此，刘邦采纳张良建议，正式封韩信为齐王，以笼络韩信。果然，不久项羽就派人劝说韩信反汉，三分天下。韩信不愿背恩负义，予以拒绝。

八月，刘邦下令安葬死亡将士，由政府置办棺材寿衣，护送回家乡。百姓甚为感动，史称“四方归心”。

项羽接连在正面和侧翼战场遭受重大失败，处境日益艰难。刘邦为了让项羽释放太公、吕后，与项羽议和，以鸿沟（古运河，自河南荥阳北引黄河，至淮阳东南注入颍水）为界，中分天下。

甘肃灵台出土的汉铜兵马阵

项羽自刎乌江。九月，项羽释放刘太公和吕后，率兵东归。

刘邦本来也想率兵回关中，做半壁江山的主人。张良、陈平劝他：楚军兵疲粮尽，这是上天要亡楚，不趁此机会灭楚，就是所谓的“养虎自遗患”。

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追击项羽至固陵（今河南太康南），令齐王韩信、魏相国彭越率兵与自己会合。韩信、彭越按兵不动，结果导致汉军大败。

张良建议刘邦为齐王韩信加封土地、并封彭越为梁王，“与共天下”。韩信、彭越果然率兵前来。

清《人物画集》中的虞姬

十二月，楚军兵少粮绝，败退至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汉军将其团团包围。

刘邦为了进一步动摇楚军军心，命将士在夜里齐唱楚歌。项羽听到四面楚歌，不禁大惊：难道汉已经全部占领楚？为什么有这么多楚人！他知道大势已去，和爱姬虞姬饮酒诀别。想到这些年戎马倥偬的岁月，想到伴随自己的骏马和眼前心爱的女人，他不禁百感交集，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唱了一遍又一遍，虞姬随声和唱。项羽泪流满面，虞姬拔剑自杀。项羽率八百余骑突出重围，汉军派五千骑兵追击。

项羽渡过淮河后，在阴陵（今安徽定远）迷路。一个耕田的老者故意指错方向，致使项羽一行陷入沼泽，被汉兵追上。

项羽且战且退，退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境）边。乌江亭长想送他过江。项羽苦笑道：我有何面目见江东父兄！然后，他率仅存的二十八骑士和汉军短兵相接，仅他一人即杀死数百汉兵，自己身上也受了十多处伤，最后精疲力竭，横剑自刎。

历时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宣告结束，中国重归统一。

刘邦称帝。公元前202年二月甲午，刘邦在定陶汜水北岸举行了简朴的登基仪式，登上皇帝宝座。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因刘邦的汉王封号而称“汉朝”。初都洛阳，后迁长安。刘邦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即汉高祖。

项羽和刘邦的经历颇令人玩味。项羽力能扛鼎，英雄盖世，几乎每战必胜，所向披靡，在楚汉战争之初占有绝对的优势。刘邦没有超强的武艺，行为不拘小节，与项羽对决的每次战役几乎都狼狈不堪。但是，楚汉战争的结局却是刘邦胜而项羽败，这是为什么？

朝宴上，刘邦曾问大臣这个问题。一些大臣认为：刘邦有功必赏，与天下同利，故能夺取天下；项羽却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因此失天下。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管理国家，安抚百姓，供应粮饷，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三人都是人杰，我能用之。项羽仅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这就是我能夺取天下的原因。

有一次，刘邦和韩信闲聊。刘邦问韩信自己若为将领，能统率多少军队。韩信说：最多十万。刘邦问：那你呢？韩信不无得意地道：臣多多益善。刘邦笑道：多多益善，又为什么被我所擒？韩信讪讪地回答：陛下不能将兵，却善于统率将领。

刘邦的确善于用人，韩信、陈平等人都是先追随项羽，因没有受到重用，才转而投奔刘邦，结果成为刘邦的王佐之臣，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汗马功劳。

汉高祖刘邦像

不过，刘邦能够取得胜利，除了有功必赏和善于用人外，还有两个重要法宝：

一是重视民心。他每到一地便注意安抚百姓，聚拢人心。他的约法三章不仅令秦人折服，而且被后世奉为楷模。安民措施为他长期作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牢固的后方。

二是讲究战略战术。他不盲目追求一战一役的胜利，而是着眼大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往往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司马迁曾评价项羽说：项羽这样的人才，“近古以来未尝有”。但他“自矜攻伐，奋其私智”，想要“以力征经营天下”，只能落得国亡身死的下场。西汉中后期政论家扬雄也评价说：刘邦善于运用“群策”，因此可以发挥“群力”。项羽不用“群策”，以致“自屈其力”。楚汉的胜负由此已见分晓。

战争绝非单纯的武力之争，决定胜负的往往是武力之外的民心与智慧。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刘邦顺应历史的潮流，很早就确定了统一天下的目标。而项羽却忠实地拥护早已过时的分封体制，力图重行分封，自己满足于做一方霸主。但是当时的历史形势，岂容他安坐。两个人目标和理想的不同，最终决定了两个人的胜负结局。

郡国并行

徐州汉画像砖《对博图》。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太子与文帝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对弈六博棋，二人发生争执，刘启以博局杀吴太子。此后，吴王不再遵守藩臣之礼，称病不朝。《对博图》反映的即是汉代对博的情景。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在六位诸侯王的拥戴下，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在进行新王朝统治的顶层设计时，汉朝君臣选择了基本沿袭秦朝创立的法令制度的做法，史称“汉承秦制”。然而，有一种制度却没有被承袭，那就是秦朝全面实行的郡县制。与秦朝不同，汉初采取了郡县与分封诸侯国并行的体制。然而，这一体制却给汉初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专制皇权与诸侯王之间的权力博弈，撕裂了盟友以及血缘关系的纽带，弥漫着腥风血雨。

布衣将相与诸侯王。刘邦组建的新朝廷，最大特色是“布衣将相”之局。

除了刘邦本人出身农民外，汉初公卿大臣大都出身卑微。先后任丞相的萧何、曹参，出身县吏；将军樊哙是杀狗的屠夫；灌婴是贩卖丝绸的商人；周勃以织苇席为生，靠在丧礼上吹箫补贴家用；太仆夏侯婴是个马夫。

这样一些草莽匹夫，对于治理偌大一个王朝，没有任何经验可谈，而经历了八年战乱的山河急待重整。这种情况下，刘邦君臣很自然地选择了沿袭、照搬秦朝的法令制度，进行新王朝的统治。但是唯有在分封的问题上，汉初没有继承秦朝的做法，实行全面的郡县制，而是采取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

采取这样的政体形式，首先是形势使然。刘邦“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王侯”，裂土分封正是楚汉战争期间群雄拥护刘邦的基本前提。

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分封势力迅速反弹，各地反秦武装纷纷自立为王。灭秦后，项羽更在咸阳大封十八诸侯，形成诸侯割据局面。楚汉战争开始后，刘邦的实力远逊于项羽，为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全力对付项羽，他一方面拉拢项羽分封的诸侯，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将封王作为手段，笼络和激励那些有才能的将领，为汉效命。

刘邦登基前，共承认和分封了六个诸侯王：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登基后又封长沙王吴芮。由于这些诸侯王均非刘姓，相对于后来刘邦分封的同姓诸侯王，历史上称作异姓诸侯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汉初的时候面临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要么是单一的郡县制，要么是郡国并行制，但是刘邦最后选择了郡国并行制。这里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我个人认为客观的原因可能更大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只有采取这样一种制度，才能维持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才能够使他这个皇帝得到更多的人拥护。

函谷关是秦汉时期最为著名的一个关口，在刘邦统一天下后，这里成为刘邦与诸侯王统治势力的分界线。刘邦与诸侯王以函谷关为界共治天下。刘邦虽然尊为皇帝，但其直接统治的区域只有函谷关以西、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十五郡，而函谷关以东的大半疆土都分封给了异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虽然接受汉王朝的统一管理，但他们直接治理封地，征收赋税，拥有军队，有很高的自治权，其实力足以与朝廷相抗衡。

函谷关复原图

而且，这些异姓诸侯王个个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统一后，如何控制这些异姓王，使其服从帝国的统治，成为摆在新帝国面前的一道巨大的政治难题。

况且，承认和分封这些异姓王并非都出自刘邦本意。

楚汉战争开始后不久，刘邦便令韩信独自率领一支军队北上作战。高帝四年（前203年）十一月，韩信平定齐后，已成为左右楚汉战争形势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韩信也深知这一点，派使者送信给刘邦，以齐人反复无常为名，请求立他为假王。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形势危急，见信大骂：我被困于此，朝夕盼你来帮我，你却想着自立为王！张良、陈平站在刘邦身后，悄悄踢他的脚，凑到耳边轻声说：汉正不利，您能阻止韩信自立为王吗？不如就势立他为王，让他坚守齐地，否则必生变。刘邦猛醒，改口道：大丈夫做就做真王，怎么能做假的！此事果然让韩信十分感念他的恩德，后来项羽派人劝韩信反汉联楚，韩信予以拒绝。

更让刘邦耿耿于怀的是，高帝五年（前202年）十月，刘邦与项羽决战时，约韩信、彭越出兵，合击项羽，两人却都按兵不动，结果导致刘邦大败。刘邦在张良建议下，为韩信加封土地，并封彭越为梁王，两人才率兵前来。

从韩信、彭越封王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他们与刘邦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彼此猜忌，互不信任。对于新兴的统一的汉王朝来说，异姓诸侯王的存在显然是一股强大的离心势力，是王朝稳定和统一的巨大隐患。

果然，刘邦登基仅五个月，便发生了燕王臧荼谋反事件。刘邦亲率大军平叛。臧荼的实力在七位诸侯王中并不突出，因此，刘邦仅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顺利平定叛乱。

平叛后，刘邦立即封自己的密友太尉卢绾为燕王。

这件事表明，当时刘邦仅把臧荼反叛看成是一个孤立事件，还没有意识到异姓诸侯王的存在本身便是对统一王朝的威胁。

次年年初，有人告韩信谋反。

这令刘邦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绷紧了。众将纷纷请缨：“亟发兵，坑杀竖子耳！”刘邦默然不语。他问陈平意见，陈平反问他：陛下精兵可比得过楚？刘邦说：比不上。陈平又问：陛下手下的将领用兵有超过韩信的吗？刘邦说：没有。陈平因此建议，假托巡游云梦泽，趁韩信前来拜谒时，只消一个力士便可将韩信拿下。

韩信被武士抓住后，不禁仰天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刘邦实际上心中十分清楚，韩信谋反并没有坐实。但他太过于忌惮韩信的才能，必除之而后安。然而，他也不忍心将韩信处死，于是将韩信贬为淮阴侯，置于自己眼皮底下。

这次事件充分反映了当时汉中央与诸侯国的形势对比关系。刘邦虽然名为皇帝，但实际地位更像周王。当时的诸侯和周时的诸侯一样，不仅拥有完全的治国权，而且拥有强大的军队。汉中央的军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楚国，更何况七个诸侯王。这一局面对于汉中央显然十分危险。

此时，一位大臣建议将齐地分封给皇室子弟。刘邦茅塞顿开，他决定在关东大封同姓子弟，安插在异姓诸侯国之间，与异姓诸侯王抗衡。

汉画像石拓本。图中二人并立，一是门卒，一为亭长，当是汉诸侯王鲁王生前之役吏。

这年正月，刘邦大封同姓，封堂兄刘贾为荆王，王五十三县；弟弟刘交为楚王，王三十六县；哥哥刘喜为代王，王五十三县；庶子刘肥为齐王，王七十三县。同姓诸侯与异姓诸侯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力量大致相当。

刘邦本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即在关东建立郡县制，由中央直接统辖。但刘邦君臣认为，秦王朝就是因为废除分封，以致秦末战争在关东爆发后，孤立无援，导致败亡。还是历史的惯性在起作用。分封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全面的郡县制却只在秦朝实施了十几年时间。而且，秦帝国仅仅十五年就灭亡了，这让刘邦君臣不能不对全面推行郡县制产生怀疑。

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趁中国内乱之机，迅速扩张势力，控制了塞北蒙古高原，并向南侵犯中原。

这一年，匈奴包围韩国都城马邑（今山西朔县），马邑形势危殆。韩王信一面向中央求援，一面派人向匈奴求和，这一举动引起刘邦的疑心，派人斥责他。韩王信担心被杀，索性举城投降匈奴。匈奴乘胜长驱直入，越过句注塞（今山西代县北），直抵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古城）。

次年，刘邦亲自率三十万大军北伐韩王信及匈奴。由于轻率冒进，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四十万精兵团团包围，七日后才侥幸脱险。

刘邦回师长安，路过赵国。

赵王张敖娶了刘邦和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此次刘邦驾临，张敖对这个皇帝老丈人甚是恭敬。刘邦生性不拘小节，对张敖态度恶劣，甚至在赵国大臣面前辱骂他。张敖自己倒可以忍受，大臣贯高、赵午等人却忍无可忍，背地里谋划刺杀刘邦，拥立张敖为帝。

高帝八年（前199年）十二月，刘邦率兵清剿韩王信余党，途中准备留驻柏人（今河北隆尧西南）。贯高等人叫人埋伏在厕所中，待刘邦如厕时刺杀他。后因刘邦临时决定离开而没能刺杀成功。

《史记》记载，刘邦想要留宿时，突然心动，便问属下，此县叫什么名字，一听说叫柏人，就说：“柏人者，迫于人也。”于是决定不住了。这个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可能有后人增饰的成分。

次年，贯高的仇家将此事告发了。刘邦因张敖未参与谋反，又念在他是女婿的分上，未杀他，贬为宣平侯，改封自己的儿子代王刘如意为赵王。

至此七位异姓诸侯王已有四位被废。

韩信被废为淮阴侯后，一直郁郁寡欢。他自负才气、功劳举世无双，如今却落得与屠狗夫樊哙同列的下场，这让他实在气难平。他没有想到，还有更可悲的事情在等着他。

高帝十年（前197年）九月，赵相国陈豨发兵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亲自率兵平叛，临行前令韩信随从，又派人召梁王彭越出兵，协同作战，不料，二人重演垓下一幕，称病不从。彭越只派了自己的将领前往。

次年冬，刘邦平定陈豨叛乱。与此同时，长安宫中也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据史载，这年正月，韩信舍人告韩信与陈豨勾结，想里应外合，袭击留守的吕后和太子刘盈。吕后与相国萧何合谋，谎称刘邦已杀陈豨，骗韩信入宫道贺，将其抓获，并立即将他在钟室斩首。

史载，刘邦听说韩信被杀后，“且喜且怜之”，生动地反映了刘邦复杂的心态。他可惜韩信是个难得的人才，是汉王朝的头等功臣，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让自己不放心，现在吕后终于替他除了这块心病。

梁王彭越称病，不随刘邦出击陈豨，令刘邦大怒，派人责备彭越。彭越十分惶恐，想亲自谢罪。他的部将劝他，不如就此反了。彭越不听。结果，此事被人告发，刘邦将彭越免为庶人，流放到蜀。

彭越在押解途中遇到吕后。彭越向吕后哭诉，求她在刘邦面前说情，吕后假意答应。但一见到刘邦，吕后便劝他杀了彭越，以免后患。于是，吕后令人再告彭越谋反，刘邦下令夷彭越三族，将彭越砍头示众，身体剁成肉酱，分给诸侯王，以此警示他们。

韩信是否谋反虽有疑点，但史籍言之凿凿。彭越却不同，史籍明确记载他没有谋反，是被吕后陷害。他们二人的死表明，汉王朝对异姓诸侯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逆转，欲除之而后快。而促成这一转变的是比刘邦更心狠手辣的吕后。史籍关于刘邦时期吕后干政的记载不多，但是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窥见，吕后当时不仅对内政有相当大的决策权，而且对诸侯、大臣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为她在刘邦死后控制朝政打下了基础。

淮南王英布狩猎时，接到彭越的肉酱，不禁心惊胆寒。他担心自己也落得这样的下场，于是开始悄悄招兵买马，窥探周边郡县动静。

七月，英布得知自己的宠姬和一位大臣饮酒，醋意大发，要杀那位大臣，大臣逃到长安告英布谋反。刘邦派人前往调查。英布知道辩解不清，索性举兵反叛，并很快攻陷荆国，杀荆王刘贾。已年过半百、抱病在身的刘邦，在无将可派的情况下，亲自率兵平叛。

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冬十月，刘邦与英布在蕲县西遭遇，大败英布。英布逃至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北），被当地人所杀。刘邦也被流矢所中。

回师途中，路过家乡沛县，刘邦隐约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决定留宿几日，设宴款待父老乡亲。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回想起十几年峥嵘岁月，刘邦感慨万千。他起身起舞，慷慨悲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禁老泪纵横。

自刘邦废赵王张敖，改封自己的儿子刘如意后，便成惯例，以后每废一异姓诸侯王，就将其地分给自己的子弟。破淮南王英布后，刘邦因荆王刘贾无后，便将荆国改为吴国，封侄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据说，刘邦举行完封吴王仪式后，就心生悔意，对刘濞说：你的样子有反相。他拍着刘濞的背，语重心长地说：五十年后东南有乱，难道是你吗？天下同姓一家，千万不要反啊！刘濞叩头说：不敢！

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已无从查证，但真实的历史中，五十年后刘濞果然举兵反叛。

从高帝五年（前202年）起，一直到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长达八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他分封的八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彭越、英布被杀，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到匈奴。最后一个被封的异姓诸侯王——燕王卢绾，本是刘邦最亲密的“发小”，也因被告造反，被迫逃往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吴芮。与此同时，刘邦企图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王朝，陆续分封齐王刘肥、吴王刘濞、代王刘恒等刘姓子弟为王。相比于异姓诸侯王而言，刘姓诸侯王所占的地盘更为广阔，但刘邦仍不放心，他与大臣杀白马，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至刘邦去世时，共有九个同姓王。

公元前195年四月甲辰，刘邦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然而，同姓诸侯王就可以与汉中央王朝和平共处吗？

吕后称制。五月己巳，刘邦和吕后十七岁的儿子太子刘盈即皇帝位，是为汉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

惠帝为人善良，与性格强悍的母亲吕后相处，自然居于下风。因此，他在位的七年（前194—前188年），朝政实际上掌握在吕后手中。

魏晋画像砖《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角里先生。据《陈留志》：“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南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四人皆八十有余，须眉雪白，世有高名。刘邦登基后屡次请他们出来做官，都被拒绝，而隐居到商山，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后来，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遵照开国功臣张良的主意，聘请商山四皓。有一天，刘邦与太子一起饮宴，见太子背后有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问后才知是商山四皓。四皓道：“我们听说太子为人仁爱，又有孝心，礼贤下士，天下人都愿意为他效死，所以我们也来追随他。”本来，刘邦要易太子就受到大臣们的反对。吕后母子与刘邦同起于草莽，患难与共，大臣们看着刘盈长大，有了深厚感情，因此坚决反对易太子。此刻，刘邦目送四皓的背影，感叹太子羽翼已丰，彻底放弃了易太子的想法。

但是，刘邦清楚吕后的为人，担心死后吕后会加害如意，特地给如意立了一个“贵强相”，即地位尊贵、性格强悍的王相周昌。但是，这一道保险仍然保护不了如意母子。

西汉“皇后之玺”玉玺，汉高祖陵附近发现。

刘邦尸骨未寒，吕后便将如意之母戚夫人囚禁起来，并三次派使者召赵王如意进京，都被周昌严词拒绝。吕后便使计，先召周昌进京，然后又召如意。惠帝知道母亲的想法，便让如意日夜不离左右。但百密一疏，一天他早起狩猎，如意年少贪睡，惠帝不忍叫醒他。就这一会儿工夫，吕后便派人让他喝下毒药。

如意一死，吕后更无忌惮，叫人砍断戚夫人手脚，挖掉眼珠，弄聋耳朵，熏哑嗓子，扔在厕所中，称作“人彘”（“人猪”之意）。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吕后叫惠帝来观看。惠帝见后大哭，一病一年多，从此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政事。

五年后，亦即惠帝七年（前188年）八月戊寅，正值风华之年、二十三岁的惠帝驾崩离世。吕后立年仅数岁的刘恭为帝，自已临朝称制，开后世太后临朝听政先河。

吕后一临朝，立即背弃高帝誓约，一方面封自己的侄子吕台为吕王，另一方面对自己不喜欢的刘姓王侯痛下杀手，先后杀了三个刘姓王。对于吕后的做法，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大臣虽然心中不满，但因畏惧吕后的权威，不敢公然反对。

吕后一方面封吕氏家族为王侯，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分封刘姓子弟，以换取平衡。她还不断让刘吕两家联姻。从这些做法来看，她并没有贸然以吕氏取代刘氏江山的想法。

高后八年（前180年）七月，吕后病死。临死前，命赵王吕禄统领北军，吕王吕产统领南军。

听到吕后逝世的消息，慑于其淫威的齐王刘襄联合诸刘姓王，起兵反吕。

风云突变，长安一片紧张气氛。太尉周勃、丞相陈平设计，夺取南北军，诛灭吕氏。废掉吕后立的另一位少帝刘弘，迎立刘邦长子代王刘恒，是为文帝。

刘邦当初大封同姓子弟，就是想吸取秦不封诸侯、孤立无援的教训，希望同姓王能在刘氏江山危殆之时成为一道坚实的屏障,在诛除诸吕这件事上，同姓王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吕氏问题一解决，同姓诸侯王与中央朝廷的矛盾便凸显出来。

削藩与七国之乱。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发兵反叛。六年（前174年），又发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

不久，文帝接到一封来自梁国太傅贾谊的上书。

贾谊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他学识渊博，才高八斗，更难得的是他对政治有着与其年龄不符的敏锐、成熟和睿智。他所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顾名思义，即为国家长治久安之策。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贾谊以杰出政治家的敏锐目光，透过歌舞升平的表象，看到国家潜藏的巨大隐患。

贾谊所说“可为痛哭者”指的就是诸侯王问题。贾谊形象地将汉朝比喻为患了“大肿”病的病人，小腿粗得跟腰一样，指头如大腿，如果不及时治理，必然危及生存。对此，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即广分诸侯王子弟，将诸侯国分割成若干个小国，削弱其国力。文帝虽深以为然，但同时认为坚持清静无为的国策更为重要，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贾谊像

清刊本《两汉策要》中的贾谊政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因梁王摔死，伤心过度，加之政治上不得志，抑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

与此同时，又一位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他就是官拜太子家令、人称“智囊”的晁错。

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晁错上书，建议削藩。当年，齐王刘则死，无子。文帝借此机会，于次年重封齐王、淮南王时，将齐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履践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策。

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山大墓的龙凤人物图

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驾崩，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王吴著也死于这一年，由于无后，封国被废。汉朝最后一个异姓诸侯国随之消亡。

景帝即位后重用晁错，两年中连升两级，任御史大夫。晁错是激进的改革派，提出许多改革措施。景帝三年（前154年），他再次建议削藩，上书洋洋三十章，矛头直指吴王刘濞。

汉画像石上的宴乐百戏场面

黑漆朱绘六博具，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

文帝时，吴王刘濞太子入朝，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一起饮酒、博戏。吴太子与刘启争博道，刘启一怒之下，拿博局砸死吴太子。刘濞由此怨恨朝廷，称病不朝。文帝最初想治他的罪，但最终还是隐忍下来，并派人安抚他。

然而，文帝的宽大却被刘濞视为软弱，其行为更加骄横。

更令朝廷不安的是吴国强大的国力。吴国东面临海，可煮海盐牟利。境内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有铜山，刘濞派人铸铜钱，号称“吴钱遍天下”。因有这两项，吴国富埒天子。刘濞依仗其财力竭力笼络百姓，不收赋税，甚至出钱雇人替百姓服朝廷的劳役。这一切不能不令朝廷忧虑。

晁错强烈建议削藩。他认为吴王迟早会反，“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晁错的话令景帝十分震动。此时，恰巧楚王刘戊进京，晁错便列举他的罪状，建议处死他。景帝便以楚王、赵王、胶西王犯法为名，削减了三国封地。

削藩触动了诸侯王的根基。刘濞知道下一个轮到的就是自己，于是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准备起兵反叛。当朝廷削夺吴国封地的诏书一到，刘濞率先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蜀冈上）起兵，打出“诛晁错”的口号。六国纷纷响应，史称“七国之乱”。

景帝立即派太尉周亚夫等将领，分兵三路阻击叛军。

晁错为人刚直，作风硬朗，自任事以来得罪不少大臣。此时，被晁错奏免官职的袁盎趁机面见景帝，建议杀了晁错，下诏恢复诸侯王的原有封地，说这样七国就会罢兵。景帝惊恐之余，接受袁盎的建议，在晁错上朝时将其逮捕，直接押至长安东市，就地腰斩，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然而，当朝廷使者来到刘濞军中，令刘濞拜受皇帝诏书时，吴王刘濞仰面大笑：我现在已经是东帝，还需要拜谁！

至此，景帝放弃幻想，一心平叛。

七国叛军首先遇到景帝弟弟梁王刘武的坚决抵抗，攻城不下。太尉周亚夫趁机断其粮道，叛军转而进攻屯兵下邑（今安徽砀山东）的周亚夫军。周亚夫坚壁不出，待叛军断粮，人心涣散，大败其军。刘濞弃军逃走，仅有数千将士随从，楚王刘戊自杀。刘濞逃到东越，东越王杀了他，将他的首级送往长安。

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被平定。

九年后，即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治国，将任用王国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降低官员级别，改丞相为相，减省吏员，以和中央相区别。诸侯王权力大大削弱，中央集权显著加强。

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景帝驾崩，十六岁的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此时中央与诸侯王的实力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央统辖的郡有四十个，而王国有二十五个。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封国的土地分给子弟为列侯。而按照汉制，列侯的封国隶属郡，地位与县相当。诏令一下，王国纷纷请分国封子弟。

这一政策不仅使王国的辖地自然缩小，国力大减，还落得个皆大欢喜。

河北满城出土中山王金缕玉衣,反映了诸侯王的奢靡生活。

元狩元年（前122年），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事情败露自杀。汉武帝下令尽捕其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据说有数万人。为此，武帝特意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汉代尚右，称“左官”显然是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

扰攘百余年的诸侯王问题，至此彻底解决。从此，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得参政，已与一般富豪无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左官律》就是禁止中央王朝的士人随便去到诸侯王的地方做官，《附益法》就是禁止朝中的大臣和诸侯王之间结成朋党。二者实际上都是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措施。

由于秦帝国只存续了十五年，使得它所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模式带有浓厚的试验色彩，这种模式是否能够延续下来，在汉初仍是一个未知数，而当时异姓诸侯王势力的强大更加大了它的不确定性。如果汉初统治者不能很好地解决统一与分封的关系问题，对于后世的影响显然不可估量。然而，汉王朝毕竟是继秦之后的第二个统一帝国，无论是秦帝国治国的经验和教训，还是完备的官僚体制和统一的观念，都被作为丰富的遗产保留下来，对秦汉之际的人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初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以其智慧，花费百余年的时间，终于完美地解决了统一与分封的问题。终两汉四百余年，诸侯王问题再也没有成为困扰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

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分封制尽管还一直存在，但已无足轻重，郡县制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主流。它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推行与不断完善，为建立“上下相维，轻重相权”的行政体制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与分封制不同，作为中央集权制的重要支柱，郡县制对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潮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文景之治

汉画像石《农耕纺织图》

民以食为天，长久以来，评价一个王朝的好坏，米价是个重要标准。秦末战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石百十来钱涨至五千钱，出现人相食的惨状，饿殍遍地，满目疮痍。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公私仓廪俱丰足，米价最低达到每石数十钱。

后世史官评价这一时期——“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马王堆汉墓随葬《老子》帛书。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东郊四公里外浏阳河畔马王堆乡的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

在这个南北长二十米、东西宽十七米、深二十米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具时逾两千一百年、保存完好的女尸。

女尸出土时，皮肤仍呈淡黄色，富有弹性，部分关节仍能活动。注射防腐剂时，软组织随之鼓起，然后逐渐扩散，和新鲜尸体十分相似。

随葬的刻有“妾辛追”的印章，揭示了墓主人的名字。在其他随葬物上，印有“轪侯家丞”和“轪侯家”字样。根据《史记》等史料的记载，惠帝二年（前193年），长沙国丞相利苍被封为“轪侯”。随后发掘的二、三号墓进一步证实，这就是轪侯利苍的家族墓，一号墓的女尸是利苍夫人辛追，墓葬距今至少已有两千一百多年。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三千多件珍贵文物，包括五百多件漆器，大量珍稀丝织品，覆盖在一号汉墓内棺上的两米长的T形帛画，以及彩俑、乐器、兵器、印章，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号墓一涂漆木匣中出土了二十八种帛书，计十二万余字。帛书内容丰富，包括六艺类，如《周易》；诸子类，如《老子》甲乙本（附佚书三篇）；兵书类，如《刑德》甲、乙、丙三种；术数类，如《五星占》；方术类，如《五十二病方》（附佚书四篇），等等。

这些书显然是墓主人生前所爱，反映了墓主人的信仰和生活习俗。随葬大量《周易》、阴阳五行、星占类书籍，表明墓主人崇信卜筮问卦。《五十二病方》和《导引图》等，则反映墓主人注重养生保健。

值得玩味的是墓中随葬的《老子》甲乙本。

《老子》，今本又称《道德经》，据说是道家开创者、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所撰，是道家的经典文献。马王堆《老子》甲乙本中，《道经》与《德经》的顺序与今本恰恰相反，《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为什么在诸子百家众多典籍中，墓主人会选择《老子》伴自己于地下？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史籍记载了汉高祖刘邦这样一件事。

刘邦统一天下后，谋臣陆贾进言献策时，常常说《诗》怎么说、《书》怎么说。刘邦自幼不喜欢读书，更讨厌动辄引经据典的儒生。他大骂陆贾：“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回答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文武并用，是长久之术。秦任刑法不变，以致灭亡。假使秦并天下后，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刘邦面有惭色，命陆贾将秦亡汉兴以及历代国家成败原因著录成书。陆贾于是著《新语》十二篇。据说他每完成一篇，就上奏给刘邦，刘邦无不称善，左右山呼万岁。

《新语》中有一篇《无为》。陆贾总结秦亡的原因，说：“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意思是说，秦始皇并不是不想治理好天下，但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举措太多、用刑太过。他主张：“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故无为者乃有为也。”

陆贾的思想深受《老子》影响。《老子》的核心思想是“道”“德”，而达到道德最高境界的方法就是“无为”。《道经》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德经》中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闻（一说“间”）。吾是以知无为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道家到战国末期发展出一个流派，即“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老”思想与道家的区别在于，它吸收和掺杂了一些神仙家和法家的思想。

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

汉初，主张“无为而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并非陆贾一人。信奉“黄老”哲学，主张“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在当时已蔚然成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既是建立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也是迫于汉初严酷的社会现实。

秦末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物价飞涨，小米每石从平日的七八十钱涨至五千钱，许多地方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人口损失过半，特别是一些大都名城，人口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二三，到处是一片残破凋零景象。连刘邦这个皇帝都凑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有的将相只能乘坐牛车。

面对这样严峻的社会现实，汉初统治者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充分意识到，现在不是享乐的时候，必须安抚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否则江山不保。

刘邦在位时期主要面临两大政治课题：一是异姓诸侯王问题；二是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经济问题。刘邦的精力主要放在第一个问题上，但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同样不敢掉以轻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高帝五年（前202年），刘邦登基后不久，便下令解散军队，让战士复员回乡，给予他们加赐爵位、优先授田、免除赋税徭役等优惠待遇。同时令那些在战乱中逃到山泽中的百姓各归本土，恢复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官吏不得歧视虐待。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

两年后，刘邦下令对生孩子的妇女，给予免除两年赋税、徭役的优惠，鼓励生育。

次年，为了打击商人投机倒把，高帝继承秦的重农抑商政策，下令禁止商人穿丝绸衣服、携带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

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邦下诏宣称：减省赋税，禁止郡国随意征收献赋，明确规定中央每年只向每人征收六十三钱。

据史载，高帝在位期间，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多次大赦天下，并厉行节约，根据需要向百姓征收赋税。当时关东漕运至关中供给中央各官府的粮食，每年不过数十万石。而到汉武帝时，就增加到四五百万石，增长了近十倍。

高帝时，大臣都十分俭朴。贵为相国的萧何，置田宅必居贫瘠处，家中连院墙都不修治。他看到长安地区人多地少，便请示刘邦，开放皇家园林上林苑，让百姓进去种地。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陈新岗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并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历朝历代开国的皇帝、王朝都要实行这种政策，说明它是符合规律的，必须要这样做，没有别的出路。

惠帝高后垂拱而治。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惠帝即位第二年，相国萧何去世，曹参接替相国之职。

人们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曹参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吩咐手下，一切都按萧相国时的规矩办，自己则无所事事，日夜和属下、朋友喝酒。他提拔的人都是些敦厚木讷、不善文辞的人，那些精明强干、有自己主张的官吏不升反降。大臣们看他整天不干事，都想劝他这样不行。结果到了相国府，就被曹参拉去喝酒，一醉方休，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

上行下效，相国如此，官吏可想而知。相舍后园紧挨着吏舍，能听到吏舍每天饮酒作乐，吟唱喧闹。曹参的手下实在看不下去，心生一计，一天特意邀请曹参游后园，希望曹参听到后能整顿一下。谁想到曹参一听，兴头大起，叫人立刻置备酒席，坐下来一边喝，一边与吏舍对歌相和。

曹参如此做，其实有深刻的思想根源。汉初，曹参被派到齐国任丞相。他曾遍召境内长老诸生，询问治国良方。当时胶西有一位修习黄老学说的盖公，给他宣讲“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思想，曹参深为折服，用这一思想治理齐国，果然取得良好效果，被人盛赞“贤相”。现在他当了中央王朝的相国，便把这一思想应用到王朝政治上。

但惠帝不理解曹参的用心，对他很不满。他叫来也在朝中做官的曹参的儿子曹窋，让他趁便问曹参：“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曹窋去问曹参，曹参大怒，叫手下打了曹窋二百大板，说：“天下事岂容你插嘴！”惠帝责备曹参，说是自己让问的。曹参问惠帝：“陛下觉得和高帝相比，谁圣武？”惠帝说：“朕岂敢望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臣与萧何谁贤？”惠帝说：“君好像不如萧何。”曹参于是道：“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袖手），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就可以了吗？”惠帝觉得很有道理。

虽然曹参只当了三年相国就去世了，但是萧何、曹参的做法却深得民心。史载：“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画一”之歌唱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

最典型的事例是惠帝时期兴建长安城墙。惠帝为了不给农民增加负担，城墙的建设花费了五年时间，只是在二年至五年的冬季正月农闲时间，征发附近十五万农民三十天，届时不管工程进度如何，都停工让农民回家。

惠帝在位仅七年就去世了。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她大肆清除刘姓诸侯王，公然违背刘邦誓约，封吕氏为王，几乎危及刘姓天下。但是她也清楚地认识到，凝聚人心、休养生息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在治国方针上，她依然坚定贯彻刘邦的“无为而治”政策。

惠帝、吕后时期采取的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有：惠帝即位当年就减轻田租，从十税一减至十五税一；在位期间，惠帝三次下诏减轻刑罚，废除秦始皇时所立“挟书律”，奖励孝悌力田，鼓励生育；吕后临朝时期，废除夷三族罪和妖言令，放宽对商贾的限制，两度实行货币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

司马迁评价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应当说司马迁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振红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仅仅看其品德，还要看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吕后虽然心胸狭隘，心狠手辣，如她对戚夫人以及刘姓诸侯王的所为，但是这属于宫廷内部斗争，在当时并未波及、影响到王朝政治与社会。就执政而言，吕后事实上一直在积极贯彻刘邦制定的“无为而治”政策。

汉文帝母薄太后曾病三年，文帝侍奉不怠，衣不解带，汤药必先亲尝后奉母。图为清代四川绵竹年画《孝行图》，描绘的正是文帝亲奉汤药的情景。

吕后死后，文帝被从代王推为皇帝。文帝被周勃、陈平等大臣推为皇帝，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帝为人“仁孝宽厚”，二是文帝的母家薄氏诸人都谨慎善良。事实证明大臣的选择十分英明。

文帝之治。文帝即位第一年就办了几件深得民心的事：第一件，下诏废除“收孥相坐律令”，即不再对犯罪者亲属实行连坐，将他们没官为奴。第二件，颁布养老令，对年八十以上的人，发放米、肉、酒、帛、絮等实物，进行慰问。第三件，下令郡国，不让他们上贡朝廷。

这还仅仅是开始。文帝二年（前178年）废除“诽谤妖言”“祝诅上”（即诅咒皇帝）罪，给予一定的言论自由。次年，任命执法公正、体恤民情的张释之为廷尉。张释之执法奉行疑罪从轻的原则，因此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据称文帝时“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又在刑法方面做出一项重大改革。

这年五月的一天，文帝看到一份上书，不禁感慨万分。

石印画《缇萦》

上书的是个女孩，名叫缇萦。她的父亲淳于公是齐国的太仓令，因犯法，被判肉刑。淳于公没有儿子，只生了五个女儿，他被抓时，气急败坏地骂女儿：“生女不生男，一点儿用也没有！”小女儿缇萦心如刀绞，父亲押解到京，她一路跟来。她上书替父亲鸣不平：“死者不可复生，人被处肉刑就不能恢复原样，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妾愿意没官为婢，赎父亲的罪。”

缇萦至孝至勇的行为深深触动了文帝。他于是下令百官讨论，废除黥（脸上刺字）、劓（割鼻）、斩趾等肉刑，以笞刑、服苦役等替代，并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

肉刑由来已久，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西周时五刑，即有墨、劓、宫、刖、杀罪各五百。商鞅变法时又增加凿颠（开凿头颅）、抽胁（抽去其肋骨致死）、镬亨（用鼎镬煮杀人）之刑。而且，在文帝改革前，人一旦被判刑，便终身为徒隶，不能恢复自由身份。虽然后代不同程度地恢复了一些肉刑，但和文帝以前仍有质的区别，因此应当说，文帝十三年废除肉刑，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在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上是一大进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汉文帝的统治宽厚不仅仅表现在刑法上，他还非常爱惜民力，实行轻徭薄赋。即位第一年，颁布了养老令，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肉、帛等物品，让地方官按时慰问。同时下令郡国不要搜罗奇珍异宝上贡朝廷。文帝二年（前178年）、十二年（前168年），曾两次下诏免除百姓一半田租，将十五税一的税率降至三十税一。十三年（前167年），更下令免除全部田租。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每人每年四十钱。遇到灾荒年月，文帝还出台临时政策抚恤百姓。他还大力减少徭役，将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服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

汉文帝时期，同姓诸侯王坐大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汉王朝的心腹大患。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削藩”，请求文帝削夺诸侯王的国土，以削弱他们的力量。文帝为了政权的稳定，基本没有采用贾谊的建议。虽然这种姑息最终酿成了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但在当时，削藩显然还为时过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贾谊是洛阳才子，曾经给汉文帝出过很多的主意，《治安策》就是其中之一。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主张，但是也不是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的合理成分，他把淮南国和齐国都进行了拆封。当时，他没有进行削藩，主要是当时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文景时期，据有的学者统计，全国人口大概一千三百多万，诸侯王控制的人口大概有八百多万，在这样一种实力对比之下，让汉文帝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进行削藩，对汉文帝来说是不现实的。

文帝始终都把稳定放在第一位，内政如此，外交也是一样。匈奴屡屡撕毁和约，入侵边境。文帝怕刀兵再起，百姓遭受战争之苦，下令严守边塞，不发兵追击。

地处南方的南越国在刘邦时期，向汉朝称臣。吕后当政时，下令禁止卖铁器给南越，向南越出售牛马也只能卖公的，不能卖母的。南越王赵佗大怒，干脆自称武帝，与汉朝抗衡。吕后发兵征讨，未能成功。文帝即位后，写了一封客气的亲笔信，派陆贾带着出使南越，表明汉朝和南越和平相处的诚意。这是一次重要的行程，陆贾作为汉朝和南越友好关系的使者，千里迢迢从汉来到南越，把文帝的信交给赵佗。赵佗看信之后，又感动又惭愧，马上去掉帝号，上书称臣。

汉文帝是个宽厚的皇帝，但也是颇有手腕的政治家，他所有措施都旨在巩固政权。文帝刚从代国进京登基，入未央宫，就拜亲信宋昌为卫将军，掌管南北两军，把军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又大封拥立自己的朝中功臣，展示自己的谦逊态度，使功臣集团安心。看时机合适，又让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趁机罢免绛侯周勃的相位，以抑制功臣集团的势力，并先后平定了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

印有“长乐宫器”的南越式陶鼎

汉文帝像一个勤快精巧的工匠，兢兢业业地编织着大汉盛世这件前所未有的素纱襌衣。他宽厚仁爱，深刻认识到农业为天下之本，衣食足，才能够百姓安。他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亲为表率，十三年（前167年），下诏恢复古代帝王亲耕藉田、皇后亲桑的礼仪。百姓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努力耕作，日渐富庶，和汉文帝一起为这件素纱襌衣织上最美丽的图案。

马王堆汉墓出土素纱襌衣。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国宝级的文物，漆案、漆盘、丝绸和私家小型乐队陶俑等，每一件都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件重量只有四十九克的素纱襌衣，却让其余的宝物都黯然失色，被视作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用纱料制成，“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巧夺天工，至今都是世界上最轻的衣服，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也难以超越。素纱襌衣虽已重见天日，但它的制作方法却和编织它的能工巧匠一起湮没，无迹可寻。

举世绝伦的素纱襌衣虽然是文帝时期巧匠的杰作，但是汉文帝自己却一直穿着黑色粗丝做的衣服。他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为了节省布料也不穿贵族妇女流行的曳地裙服。宫中所使用的帷帐都很朴素。文帝一心想成为天下人的表率。汉文帝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都非常少见，他在位二十多年，宫室苑囿没有新建，衣服车马也是久不更新。他曾经想造一座露台，得知大概要花百金（约一百万钱），说：“百金，相当于中产之家十户的家产，我侥幸奉先帝的宫室，常常担心辱没了先帝，还建造什么露台。”于是中止了计划。

事实上，文帝刚即位时也耽于射猎宴乐，史称“一日再三出”。当时一个列侯的侍卫，名叫贾山，上书劝谏他，说“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皇上这样做，会“绝天下之望”。文帝善于纳谏，立刻减少了游猎的次数，可谓从善如流。

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驾崩。为了纠正当时的厚葬之风，他临终前遗诏薄葬：“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令吏民出临三天后就可以脱掉丧服，不禁止百姓婚嫁、祭祀、饮酒、吃肉，不要用布衣车和兵器送葬，夫人以下嫔妃均遣出宫归家。史载：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汉文帝霸陵

文帝霸陵坐落在今陕西西安东郊凤凰嘴。它依山起陵，墓葬开凿于山崖中，没有封土。从历年出土的文物看，也确如史载，只有瓦器，还没有发现金银等珍宝器物。这样简朴的陵墓在两汉甚至两千年帝陵中绝无仅有。

宋代史学大家司马光评价文帝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文帝被后世视为仁君德政的典范。

景帝之治。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景帝即位当年，就免除一半田租，实行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为后代所继承。第二年，又下令将男子服正役的年龄从十七岁提高到二十岁。在年成不好的时候，还下诏不接受郡国贡献，降低皇宫饮食标准。

长信宫灯

在减轻刑罚方面，景帝主要做了几件事：

第一，对官吏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进行调整，力求公平。

第二，废除残酷的车裂刑——磔，改为绞刑的弃市刑。

第三，强调疑罪从轻的原则。他在中元五年（前145年）下诏，痛斥不法官吏徇私枉法，结党营私，以执法“苛刻”为察明，致使无罪者蒙冤，有罪者横行。命令自此以后，凡有疑问的案件，都要上报，进行合议。后元年间再次下诏明确，疑案先交给主管部门合议，如果主管部门仍不能定案的，移送至最高司法机构——廷尉进行终审，强调“治狱者务先宽”。

景帝最著名的刑法改革是“减笞法，定棰令”。文帝废除了肉刑，改以笞刑，虽然是一大进步，但是量刑却过重。例如本来应判斩右趾的现在改为死刑，斩左趾的改为打五百大板，行劓刑的改为打三百大板。这么多板子打下去，一般人都承受不了，以至于死。因此被称作“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景帝深感于此，两次下诏减笞法，最终将笞五百减为二百，三百减为一百。又制定棰令，规定棰必须是竹制的，长五尺，宽的一头厚一寸，窄的一头厚半寸，并且把竹节全部削平。板子只能打在屁股上，中途不得更换打手。这样挨过板子的人基本都可以活下来。

景帝除了在减轻刑罚和轻徭薄赋上下功夫外，还在整顿吏治方面大做文章。景帝后元年间，因年成不好，出现饥荒。景帝深为痛心，他下诏质问百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不是官吏贿赂为市，鱼肉侵夺百姓造成的？他敦促各郡国长吏，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若有违法乱纪者，丞相要上报，予以惩治。并命将此诏书布告天下，使天下百姓都明白他的心意。

为了让农民安于生产，他下诏对官吏征发百姓采挖黄金珠玉者，以贪赃盗窃罪论处。

汉初规定，家资达到十万钱即中产之家才可以做官。为了广泛招揽人才，景帝将十万钱的标准降至四万，放宽门槛，让家境贫寒的廉洁之士也能够进入官僚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邬文玲

从个人品行上来说，历代对文帝的评价比对景帝要高。文帝是表里如一的，他确实是实行仁政，是一位仁厚之君，这是历代都没有争议的。景帝在仁厚之外也有刻薄寡恩的一面，例如为了平息七国之乱，不惜把忠心耿耿的重要谋臣晁错杀了。这是他们两人最大的不同。文帝和景帝一致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重视国计民生。

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四十八岁的景帝病逝。

至此，汉王朝建立已六十一年，汉初残破、萧条景象一扫而光。史载：如果没有遇到水旱灾害，百姓都人给家足。城乡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储藏了大量财物。国库的钱，数以亿计，因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数都没法数。太仓堆满了新旧粮食，有的因没地方存放，只好放在外面，以致腐烂不可食。街巷中随处可见到马，阡陌之间更是成群遍野。地位卑贱的看门人都吃上了小米和肉，官吏因无事可做，就忙着生养孩子。人人自爱而怕犯法，都以行义为先。

这样一片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乐的景象，是在汉初统治者制定的“与民休息”“黄老无为”政策下取得的。特别是文、景时期一系列惠民措施，更博得后世的一致称颂。据统计，文景时期共颁布了八次大赦令。东汉著名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在《景帝纪》后赞道：“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将文帝、景帝时期的统治与周代的成康时代相媲美，誉为“文景之治”。文帝、景帝的谥号便由此而来。古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

汉景帝阳陵出土的人物俑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世，然而繁荣景象背后，也掩藏着重重危机。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确是一扫秦末的残破凋敝，出现了欣欣向荣、百业俱兴的盛景。然而诸侯王和匈奴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被消除，特别是北方匈奴，一直是汉王朝梦魇般的劲敌。从汉高祖刘邦时代开始，就不断受到来自北方的骚扰和挑衅。新兴的汉朝无力与匈奴大规模长期征战，只有采取和亲与安抚。然而，怀柔只可以换取短暂的和平与宁静，却无法保证长治久安。

时代呼唤变革。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随着新皇帝的即位，徐徐拉开帷幕。

汉武帝

汉武帝像

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去世，十五岁的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在位长达五十四年，占西汉王朝统治时间的四分之一，开创了中国帝制时代第一个恢宏盛世。

初试锋芒。武帝母亲即景帝王皇后的身世颇为传奇。王皇后的母亲臧儿是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中最早反叛的燕王臧荼的孙女。臧儿有两个女儿，长女即皇后王娡。臧儿先将王娡嫁给一个姓金的人家，生了一个女儿。后来臧儿听算命的说，女儿将来一定会大贵，便后悔将女儿嫁给家世平庸的金家，提出离婚。金家一气之下，将王娡送进太子宫，没承想这倒真的成全了算命先生的话。王娡进宫后，得到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的宠幸，接连生下三女一男。男孩就是汉武帝刘彻。

即位伊始，这位少年君主便显现出超常的才略和胆气。建元元年（前140年）岁首十月，武帝下了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书，令各地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他要将天下贤才尽数招揽到朝廷，辅佐他建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帝鉴图说·汉武好儒》

丞相卫绾上奏，请求罢免修习法家、纵横家学说的贤良，认为这些学说会扰乱国政。这一建议马上得到武帝的许可。

汉初一直奉行黄老“无为”政策，对百家思想持自由开放的态度。此次武帝同意卫绾的请求，罢免法家、纵横家贤良显然不同寻常，意味着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将要发生重大转变。

六月，卫绾因病免相。武帝趁机对大臣做了一次大调整，任命祖母窦太皇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舅舅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窦婴、田蚡的外戚身份固然惹眼，但四人均崇尚儒学才是这次调整的关键。

果然，不久他们便将儒家主张的建明堂、行巡狩、改正朔服色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

事情尚在酝酿之中，便遇到强大阻力。阻力来自窦太后。

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很少干预政事，但唯有对尊崇儒术这件事十分反感。史称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悦）儒术”。武帝和大臣要尊崇儒术，贬黜百家，自然担心窦太后会反对。于是赵绾建议，索性不向窦太后所在的东宫奏事。窦太后闻知大怒。

武帝不敢公然违抗祖母的意愿，于是罢免窦婴、田蚡，并将赵绾、王臧下狱，二人被迫自杀。但这只是表面的妥协。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宣布设立五经博士，儒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但对武帝来说，更为迫切的是解决北方边患问题。建元三年（前138年），武帝向全国征募愿意出使西域者。此举其实剑指匈奴。

建元六年（前135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窦太后寿终正寝，至此，汉武帝长达六年的政治“禁锢期”宣告终结，属于刘彻的时代终于到来。

阴山山脉

内蒙古阿拉善盟匈奴岩画。在古代，阴山南北是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逐水草而居，猎牧于山林草原，从发现的岩画中可以看到匈奴人的生活状况。

匈奴王像

剑指匈奴。战国中期，匈奴崛起。他们不断蚕食、征服周边弱小民族，并南下侵扰中原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派蒙恬率军北击匈奴，夺取河套地区，迫使匈奴北迁。但秦末战争爆发后，匈奴趁中国内乱，又南下夺回河套。

秦汉之际，匈奴头曼单于太子冒顿杀死他的父亲，夺取单于之位。这是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他东灭东胡，西击大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很快便控制了整个蒙古草原，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

汉初，匈奴不断侵犯汉朝边境，进行掳掠。高帝七年（前200年），匈奴南下攻打汉分封的诸侯国韩，韩王信不敌而投降。匈奴直抵晋阳。汉高祖刘邦率三十万大军前往阻击，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陷入匈奴包围圈，被困七天七夜，险些被俘。高祖通过贿赂单于阏氏（夫人），才得以逃脱。此役对汉朝来说是一次重大挫败，百姓编歌谣：“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单于天降瓦当，内蒙古包头市出土。

单于和亲瓦当，内蒙古包头市出土。

平城之战令高祖意识到，当时尚不具备用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国力，于是采纳谋臣刘敬的建议，与匈奴缔结“和亲”。和亲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第一，汉将一位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第二，汉每年送给匈奴大量丝绸、酒、食物等礼物；第三，汉与匈奴结为兄弟之国；第四，双方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高祖死后，惠、吕、文、景四朝均选送公主，与匈奴续订和亲之约，赠送的礼物数量逐年增加。

“和亲”虽然缓解了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匈奴一旦遭遇灾荒，就撕毁合约，南下掳掠。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骑兵甚至深入到距长安仅七百里的地方。

更让汉朝君臣感到耻辱的是，高祖死后，冒顿单于送了一封国书给吕后，说：“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大怒，要斩使者，发兵攻打匈奴。当时群臣情绪激昂，但几位头脑清醒的大臣，理性分析形势，认为出兵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吕后知道他们说得有理，只得婉辞回书，重修和亲之约。

匈奴无疑是汉的心腹之患。文帝时，贾谊曾上书，发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的慨叹。其所谓“可为流涕者”指的就是匈奴边患。他痛心道：“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

文帝时曾有意抗击匈奴。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入侵河套地区，文帝调集八万骑兵，前往高奴，准备阻击。匈奴闻风撤走。文帝亲临甘泉，阅兵视察。恰在此时，国内发生诸侯王反叛事件，文帝遂罢兵回朝。次年，匈奴求和亲，文帝召开朝议，让大臣讨论是继续和亲还是出击。结果大臣都认为应当和亲，致使文帝放弃北击匈奴的想法。

壮怀激烈的武帝，决心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然而，对于汉是否具备独自对抗匈奴的能力，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他需要一个同盟者。他听说，匈奴大败月氏后，月氏人西迁至西域一带。冒顿单于用月氏王的头骨做饮器，月氏人对匈奴恨之入骨。武帝于是决定派人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

秦汉时将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称作西域。这里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国家。他们生活在沙漠的绿洲上，或以游牧为业，或以农耕为主，或兼营农牧业。对于汉朝人来说，西域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一个叫张骞的郎官响应招募。武帝于是派这位年轻的冒险家，率领一百多位应征者，携带大量丝绸、食物，从长安出发了。由于路途遥远，途中又要经过匈奴之地，谁也无法预想张骞一行会遭遇怎样的命运。

建元六年（前135年）年底，匈奴派使者前来求和亲。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臣一如既往地分为主战、主和两派，最终主和派占了上风。虽然武帝听从了多数大臣的意见，但显然这并非他的本意。

两年后（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州）豪族聂壹通过大臣王恢上言，建议诱歼匈奴。这一次，武帝坚定地站在了主战派一边。

汉朝调集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山谷。聂壹诱匈奴十万骑前往马邑，距马邑百余里时，单于看到牛羊遍野，却无人放牧，不禁心中生疑。他抓获一个汉军吏，从他口中得知武帝的计划，立即杀死聂壹，掉头撤退。

汉匈从此断绝和亲，汉匈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凯

“马邑之谋”是汉朝第一次有计划地试图与匈奴人展开军事上的角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它的标志性意义很大，实际上“马邑之谋”拉开了汉匈战争的大幕。

元光六年（前129年），匈奴入侵上谷郡。武帝令汉军分四路出击，每路一万骑，围剿匈奴。汉匈战争正式开始。

四路军中有两路战败，一路未与匈奴遭遇，只有将军卫青率领的一路直捣匈奴单于府——龙城，歼灭七百人。这个小小的胜利，给朝野上下极大的鼓舞。

卫青是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弟。卫子夫曾是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卫青是公主家的家奴，出身卑贱。武帝到姐姐家玩时看上卫子夫，平阳公主便将她送进宫。她很快便给武帝生了个儿子，当时武帝已经二十九岁，第一次有儿子，因此对卫子夫十分宠爱。卫青也长得一表人才，善骑射，善结交，武帝认为他有将帅之才，对他格外器重，不断提拔他。起初，大臣对此颇有微词，但经此一役，都佩服武帝知人善任。

此后，汉军连年与匈奴交战，不断取得胜利。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率兵击败楼烦、白羊王，收复河套地区，汉在这里设朔方（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治今内蒙古五原）。

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率三万骑大败匈奴右贤王，斩首一万五千余人，右贤王仅率数百人逃脱。

西汉马踏匈奴石雕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今甘肃临洮），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大黄山）一千余里，大败匈奴，杀两王，俘浑邪王子，歼灭八九千人。

当年夏，霍去病越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河上游），至祁连山（今甘肃酒泉南方），歼灭三万余人，俘两千五百人。

这两次战役给匈奴右翼以致命打击，造成匈奴内讧。这年秋天，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降汉。汉在河西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十八岁进宫，任侍中。他和卫青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杰出军事人才，善骑射，骁勇善战。他跟随卫青出击匈奴后，很快便脱颖而出。经过这两次战役，他的地位逐渐跃居卫青之上。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分两路出击匈奴。卫青部出塞千余里，穿越漠北，重创单于部，单于仅率数百骑逃走，汉军追至窴颜山赵信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歼敌一万九千人。霍去病部出塞两千余里，大败左贤王部，斩首七万余人，封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临瀚海（今贝加尔湖）而还。

匈奴从此一蹶不振，他们编歌谣唱道：“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其主力向西北远徙，出现“幕南无王庭”的局面。

汉向新建立的西北、北方边郡移民，修筑长城、烽燧，派兵数十万屯田戍守。

茂陵石雕之伏虎，霍去病墓前。

两年后（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因病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四岁。武帝十分悲痛，将其安葬在自己的寿陵——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将坟冢建成祁连山的样子，以此纪念他北伐匈奴的伟大功绩。

南方的战事。武帝开疆拓土，扩大版图，并不限于蒙古草原。秦末战争爆发后，越人相继脱离秦王朝的控制，南海郡尉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楚汉战争期间，闽越和东瓯首领曾帮助汉军攻打楚军。汉建立后，刘邦分别封他们为闽越王和东瓯王。后又派使者出使南越，令赵佗臣属。但三个封国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向汉告急。汉水军从会稽（今江苏东部及浙江西部）出发，前往相救。闽越闻风撤走，东瓯请求举国内迁。武帝将他们安置在长江与淮河之间。这些越人逐渐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今天汉民族的一部分。

建元六年（前135年），好战的闽越王将兵戈指向南越，南越向汉求救。汉大举发兵，分两路进击闽越。大军尚未翻越五岭，闽越人十分震恐，杀其王，向汉谢罪，汉罢兵。

武帝向闽越发兵的同时，派番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到南越都城番禺（今广州）后，南越人拿蜀的蒟蒻酱招待他。他很奇怪，蜀与番禺相隔千山万水，蜀的东西怎么到番禺的？他多方打听后了解到，番禺城西北的牂牁江可连通蜀，夜郎（今贵州西北部及云南、四川两省部分地区）是连通南越与蜀贸易的中转站。唐蒙因此建议武帝，可沿牂牁江出兵南越。这激发了武帝经营西南的兴趣。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以唐蒙为使者前往西南，夜郎及周边部族纷纷表示愿意归汉，汉在此设立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汉开始修建南夷道，自僰道（今四川宜宾境内）通往牂牁江。

东北战事与财政困局。在辰韩的北面，高丽、沃沮的南面，是称作东夷的濊貊。元朔元年（前128年），濊貊首领率众二十八万人归汉，汉在此设苍海郡。

云南省晋宁出土的西汉文物铜孔雀

汉武帝自建元三年（前138年）出兵救东瓯以来，战事不断扩大。特别是元光六年（前129年），汉匈战争全面爆发后，几乎连年征发十余万将士，军需供应花费巨大。西南方面，仅平定反叛的费用即以巨万计。东北方面，苍海郡设立仅两年，“人徒之费，拟于南夷”。汉初六十余年休养生息积攒下来的财富，在十余年间消耗殆尽，朝廷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捉襟见肘的财政，令武帝不得不放慢开疆拓土的步伐。元朔三年（前126年），他被迫撤销建立两年的苍海郡，停止西南方面的经营，专心对付北方的匈奴。

张骞凿空西域。这一年，十三年前奉命出使西域的张骞回到长安。原来，张骞西行途中被匈奴人抓获，十年后伺机逃脱。他辗转到达已迁居妫水流域的大月氏。大月氏已在此安居乐业，无意东归。张骞无奈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当年随他出使的一百多人，回到长安时，只剩下他和一个贴身奴仆。

张骞此行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自此打通了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中国开始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接触，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故被誉为“凿空”。

张骞把他出使西域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讲给武帝听，说汉朝正西方一万里处有大宛国，出产骏马——汗血马。大宛西南有大夏国，他在大夏曾见到邛的竹杖、蜀布，是大夏东南的身毒商人贩来的。他由此推想，身毒离蜀应不远。

受交通手段的限制，当时世界上各个文明彼此隔绝。武帝第一次听到汉以外还有如此广阔的世界，不禁十分向往。他命张骞等分四路出使身毒，北路行至氐、莋，南路行至嶲、昆明，受到当地部族的阻截。滇王没有听说过汉，问汉使者：“汉孰与我大？”此次受阻，让武帝下决心重新经营西南。

财政改革。要经营西南，首先必须解决经费问题。元狩三年（前120年）的大移民更加剧了财政的紧张。

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濮阳瓠子（今河南濮阳）发生大决口，流入巨野泽，与淮河、泗水连成一片，泛滥十六郡。武帝当即征发十万士卒进行堵塞，但很快又被冲垮。此后，武帝听信大臣和望气家的话，不予堵塞，放任自流,以致灾区连年饥荒，百姓生活没有着落。元狩三年（前120年），武帝决定将灾民七十二万五千口迁往西北边郡，一方面解决灾民的生活困难，一方面充实西北边郡。此举花费数以亿计。

面对这样的财政困境，武帝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才可能使他渡过难关。

武帝最先改革货币，但不成功，盗铸猖獗。在此情况下，武帝一反常规，开始选用商人。

秦商鞅以来就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当时有“七科谪”，即七类贱民，其中商人以及父母、祖父母为商人者，就占了四类。国家对他们实行歧视性政策。汉建立后，继续奉行重农抑商政策，高祖时曾下令，不允许商人穿丝质衣服、乘车骑马，并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头税。惠帝以后虽然放宽限制，但仍不许商贾做官。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任命齐地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南阳的大铁商孔仅为财政大臣大农令的副手——大农丞，专管国家命脉产业——盐铁事宜。洛阳贾人之子侍中桑弘羊，因精于计算，更得武帝赏识。在他们的筹划下，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陆续出台。

首先，实行盐铁国营，在各地设盐官、铁官，掌管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天汉三年（前98年），武帝又将酒的酿造和贩卖收归国营，称作“榷酤”。

元狩五年（前118年），废除半两钱，发行五铢钱，币重与名称相符。元鼎四年（前113年），下令取消郡国铸币权，货币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造，第一次将铸币权控制在中央手中。货币自此稳定下来，五铢钱长期使用，一直到隋时。

元狩五年末，开征车船税和缗钱税，称作“算车船”“算缗钱”。“算”为征税的单位，缗指串铜钱的绳子。规定，工商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均须按经营成本申报纳税，违反者罚戍边一岁，没收财产。同时，重申不允许商人占有土地的政策。

为了防止商人隐匿财产，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下告缗令，令检举揭发者可得被告者一半财产。告缗波及全国，商贾中家以上大多被告，短短几年内，政府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下令在各地设均输官，将中央充裕的物资，从出产地直接运往所需地区，减少运输费用。同时颁行平准法，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贱买贵卖，一方面可增加国家收入，一方面可平抑物价。

此后，桑弘羊又建议允许百姓用捐粮换取做官吏、赎罪和免除徭役的资格。此令一出，一年之中，国库就堆满了粮食。

武帝财政改革的实质就是将以往的自由经济改为由国家控制经济的运作。由于改革主要针对商贾、富人群体，因此，虽然改革的力度很大，但并没有给百姓增加多少负担，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实现武帝的伟大功业至关重要。国家为了防止官吏随意向百姓赋敛，还特意制定了“擅赋法”。汉兵出征，沿途郡县只需提供粮草。

迅速充盈的国库，为汉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元鼎二年（前115年）至元封六年（前105年）十年间，汉在开疆拓土和外交方面均取得了辉煌成绩。

元鼎五年（前112年），汉出兵南越，平定王相吕嘉反叛，设立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珠崖（治今海南海口东南）、南海（治今广东广州）、苍梧（治今广西梧州）、郁林（治今广西桂平西）、合浦（治今广西合浦）、交阯（治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治今越南清化西北）、日南（治今越南广治西北）九郡。

次年，汉平定西南且兰（今贵州黄平西）等族反叛，设牂柯（治今贵州福泉）、越雋（治今四川西昌东南）、沈黎（治今四川汉源东北）、汶山（治今四川茂汶）、武都（治今甘肃西和）五郡。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出兵征服滇国，设立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赐滇王王印。

至此，五岭以南及西南地区几乎全部并入汉的版图。

经营朝鲜与西域。秦汉之际，燕人卫满在朝鲜半岛称王，以王险（今朝鲜平壤）为都城。惠帝时，卫满与汉约定，为汉外臣保塞。卫满逐渐征服真番、临屯，疆域达数千里。传王位至孙子右渠时，拒绝入朝，并大量引诱汉朝逃亡的人。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发兵从海陆两路攻入朝鲜。次年，朝鲜大臣杀右渠降汉，汉设立真番（治今朝鲜黄海南道信川郡）、临屯（治今江原南道江陵）、乐浪（治今朝鲜平壤南）、玄菟（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四郡。

经过二十余年经营，武帝时代的中国疆域，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及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较秦时扩大近一倍。

汉在少数部族聚居区实行郡县和部族首领双重统治，尊重当地习俗，并给予不收赋税的优惠。

汉在西域及中西交通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进展。

匈奴在元狩四年（前119年）遭遇大败后，逐渐向西北迁徙，西域成为汉匈争夺的焦点。元鼎二年（前115年），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欲结和亲，共击匈奴。此行虽没有达到目的，但张骞派出的副使到达大宛（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位于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大夏（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等国，与这些国家建立了联系。

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派兵征服北道的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姑师（后称车师，今新疆吐鲁番），控制了西域门户。

元封六年（前105年），武帝将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结和亲，进一步巩固了汉对西域的控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由于当时的贸易主要以丝绸为主，因此这条道路被誉为“丝绸之路”。

元封元年（前110年）岁首十月，武帝第一次领兵北巡。十八万骑兵分十二部，浩浩荡荡，从云阳出发，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他派使者向单于宣战：“南越王头已县（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

单于大怒，立斩接待使者的官吏，扣押汉使者，但却不敢应战。

封禅之旅。汉武帝这次北巡有着特殊的意义，系为即将举行的封禅大典做准备。封禅，是战国以来帝王的最高理想，只有开启盛世的圣德帝王才有资格行封禅礼。武帝显然认为自己已经具备这样的资格。

元封元年（前110年）正月，武帝开始了封禅之旅。四月，在泰山东举行了封泰山大典。礼毕，武帝携霍去病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两人登上泰山山顶。在泰山东北的肃然山举行禅礼后，武帝在奉高（今山东泰安东）西南四里处的明堂大会群臣。群臣向武帝祝寿，歌颂他的功德。武帝宣布，以此年为元封元年。

接下来的数年，相对以往的峥嵘岁月，稍显平淡。

元封二年（前109年），数万士卒堵塞了黄河决口，为害二十余年的水患终于得到治理。

元封五年（前106年），卫青病逝，武帝将他葬在茂陵的东面，与霍去病墓相望。

这一年，武帝进行了一项重大制度改革，即在郡国之上设立州，将京畿以外的郡国分为十三州。州设刺史，主要职责是监察郡国守、相等二千石官员和强宗豪右。州刺史初设时级别不高，秩六百石，仅相当于一个大县县令，远低于所监察郡国长官，但后来其权力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

太初元年（前104年），在太史令司马迁等人建议下，武帝改正朔，颁行新历——“太初历”，行用夏正，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字用五。至此，武帝稽古礼文的文治工作基本告成。

巫蛊之祸。平静的社会表象下，其实早已暗流涌动，并最终在武帝晚年以惊人之势爆发。

太初、天汉年间，关东地区不时传来农民暴动的消息。他们多者聚集数千人，少者数百人，攻城邑，夺库兵，劫死囚，杀官吏。泰山、琅邪郡尤为严重，道路不通。

武帝好大喜功，自即位以来就不断用兵四边。他喜欢铺张排场，连年出巡，举行各种祭祀典礼。生活奢靡，在位期间修建了大量宫殿苑囿。太初元年建造的建章宫，规模宏伟，史称有“千门万户”。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迷信方士，炼丹求仙。这些都花费巨大，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一位大臣曾当面批评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切中武帝要害。武帝虽然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但治政却并非纯用儒术，而是广泛吸纳法家思想和手段，外儒内法。史称“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他任用的郡国二千石官大多是执法严厉的酷吏。赋役沉重，统治残酷，是造成武帝后期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武帝派兵镇压农民暴动，花费数年，才大致平定。但仍有很多反叛的农民逃到山泽，重新聚集。于是武帝制定“沉命法”，规定地方官若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叛乱，要被处以死刑。地方官害怕被杀，索性欺瞒不报。结果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

更令武帝始料不及的是，更大的灾祸居然起于萧墙之内。

征和二年（前91年），有人告发丞相公孙贺父子行巫蛊，牵连两位公主和许多贵戚大臣。

巫蛊是当时盛行的巫术，即将木偶作为仇敌的化身，埋在土中，对其进行诅咒，认为这样就可让仇敌死。武帝迷信神仙鬼神，所以当时京城里充斥着方士女巫，都希望借此换取荣华富贵。这些女巫往来宫中，教那些不得宠的妃子行巫蛊。公孙贺案发，牵出宫中行巫蛊事。武帝原本怕死，一听大怒，杀死宫人及大臣数百人。即便如此，武帝心中仍十分不安，担心巫蛊应验。一天他睡觉时，梦到数千个木偶拿着棍子追打他，他被吓醒，自此就病倒了。

颇受武帝宠幸的水衡都尉江充，曾得罪过太子刘据。他看到武帝年老多病，担心太子即位后对自己不利，于是对武帝说，武帝的病是因为巫蛊。武帝便命江充为绣衣使者，治巫蛊案，获罪而死者达数万人。江充告太子行巫蛊。太子求见武帝不得，无以自明，被迫发兵，矫诏杀死江充。

武帝命丞相刘屈氂率部与太子大战于长安城中，喋血死伤者数万人。结果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匈奴经过十余年的休养，逐渐恢复元气，自元封末年起，边塞烽烟再起。征和二年（前91年），匈奴再次侵边。次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等分三路出击匈奴。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颇受武帝信任。李广利纵兵深入，至燕然山时，被单于五万骑兵包围，李广利寡不敌众，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族灭李广利家。

接连发生的事件令年迈的武帝备受打击。巫蛊案经调查后发现，多属不实。武帝意识到太子很可能是因为恐惧举兵，并无反叛之心，心中不免伤痛。此时，恰好一个叫田千秋的郎官上书，替太子诉冤。武帝立即将他从三百石的郎官提拔为中二千石的大鸿胪，并族灭江充等构陷太子的官吏。

轮台罪己诏。武帝意识到，政策的转变已经等不到下一代了，必须提前改弦更张。

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等大臣提出，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开屯田，设亭障，以巩固汉在西域的地位。武帝借此之机颁布了轮台诏，批评屯田是“扰劳天下”，他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的执政策略：“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同时提出国家政策的全面转变：“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即政治上从严刑峻法转向宽松温和，经济上从垄断财利转向发展农业，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对待百姓从重赋繁役转向轻徭薄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宋艳萍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罪己诏的形式来自我批判的皇帝。有了错误能主动承认，而且能积极改正，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因为当时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连年战争使国库空虚，这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强烈的不满，很多批判的声音随之而起，这让汉武帝不得不进行反思。

针对武帝即位以来热衷求仙的举动，田千秋上奏：“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由于这些年来求仙一无所获，武帝此时也省悟：“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只是可以少些病罢了。”于是欣然同意田千秋的提议。由于田千秋两次上奏均吻合武帝心意，于是拜为丞相，封富民侯，寓意为“思富养民”，宣明武帝休养生息的决心。

武帝的这一举措扭转了汉帝国“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厄运。

武帝一直非常清楚汉建立以后的政局变化和自己的使命，他曾说：“汉家庶事草创，加之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因此，到了晚年，他可以改弦更张，与民休息。这也正是他超越秦始皇的地方。

后元二年（前87年），七十岁的武帝病逝，临终前，立八岁的少子弗陵为太子，即汉昭帝，命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辅政。

东汉史学家班固盛赞武帝在“稽古礼文”方面的功绩，认为他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察举贤才，兴建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建封禅，“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有三代之风，称其“雄材大略”。但又批评他不如文、景恭俭济民。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则认为，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几与秦始皇无异！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是因为武帝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不同时代的史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武帝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无论如何，汉武帝不愧为雄才大略之主，其文治武功均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两汉经学

北京国子监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于北京孔庙与国子监的夹道内的十三经刻石碑有一百八十九块，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刻石成于清乾隆年间，故又称“乾隆石经”，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

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无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

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孔子从平民到“素王”，从生前颠簸流离，到身后万众敬仰，这一切都要从石经说起，从两汉说起，从经学说起，从儒学蜕变成经学说起。

熹平石经。迄今有文字可考的镌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汉代的“熹平石经”、曹魏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成石经”、后蜀的“广政石经”、北宋的“嘉祐石经”、南宋的“御书石经”、清朝的“乾隆石经”。

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已经是一块块残缺不全的碑石，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图为石碑所刻《周易》文字。

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明朝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三十六幅，这些彩绘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其中一幅《汉高祀鲁》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图景。从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熹平石经”镌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年），历时九年才完成。内容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是中国历史上刊刻最早的一部石经，也称作“汉石经”。又因其经文全部是用隶书一种书体刻成，故又称作“一体石经”。“熹平石经”刻成后，立于京都洛阳的太学之中。它集汉代隶书之大成，被奉为书法的典范。令人遗憾的是，从三国时起，“熹平石经”在历经了无数次的浩劫之后，几乎毁失殆尽。

汉高祀鲁。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的思想受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之罪。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隐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适合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祭孔后不到半年，刘邦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无法找到。

汉朝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门。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长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汉初政局。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策方面，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厉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文景之治”盛世下深层的社会矛盾，我们还可以从当时贾谊的《治安策》中窥见一斑。

贾谊说：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的变法，弃绝礼义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使社会风俗败坏：聚众辱寡，以诈欺诚，恃强凌弱，年轻人欺负年老人，社会混乱达到极点。现在虽然是汉朝，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如今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丢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月异而岁不同。人们做事唯利是图，最严重者为了利益去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兄弟。盗贼敢于割断窗帘、门帘进入内室，甚至偷走高祖、惠帝两庙的器具,竟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大都市抢劫官吏，夺取钱财。还有的伪造文书，骗走国家粮库近十万担粟米，敛取民赋六百余万钱。有的还乘坐驿车，周游郡国，招摇撞骗。这些人寡廉鲜耻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可是我们朝廷大臣，只把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数字的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熟视无睹，没有引起警觉，反而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贾谊（前200—前168年），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十八岁即有才名，二十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满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三十三岁忧伤而死。其著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治安策》《吊屈原赋》等。

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仪教化，但汉文帝只是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国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多家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可以更好地发展，可以更好地拱卫中央朝廷。然而事实上，以吴、楚、齐为代表的诸侯国的领地几近“天下之半”，诸侯王国的人口也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

清刻本《淮南子》

汉景帝时，曾到伏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在武帝独尊儒术前，两个学派的确发生过激烈碰撞。

《圣庙祀典图考》中的伏生

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曾在景帝时做了博士。有一次，辕固生和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反驳说：“不对。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顺应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夏桀、商纣，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夏桀、商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理应身处上位；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却是臣子，理应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而南面称王，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辕固生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那么高皇帝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这时汉景帝听不下去了，于是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商汤、周武王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这场争论停止了。自此以后学者再不敢争辩汤武革命的事了。

《周易》书影

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喜欢《老子》这本书，有一次召来辕固生，问他读这本书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俗人的言语罢了。”窦太后恼怒道：“它怎么能比得上内容如同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于是让辕固生入兽圈刺杀野猪。景帝知道是太后发怒而辕固生直言并无罪过，就给了辕固生一把锋利的兵器。辕固生下到兽圈内去刺杀野猪，一刺，野猪便应声倒地。太后无话可说，只得作罢。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呈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脱离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

《仪礼》书影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与此同时，迎儒家耆宿申公来朝，并仿古制，设明堂辟雍，改历易服，这意味着汉武帝要用儒家思想来修礼仪，整顿已经颇为混乱的社会秩序。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在这一年，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提拔了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因此，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这样评价赞扬武帝：“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并不见于汉代史籍，这是近代的说法，1916年，易白沙先生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孔子平议》的文章，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正因如此，近年来，有学者质疑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真实性。我们认为，从历史事实去考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政策还是被推行了的。

董仲舒与汉代经学。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董仲舒是位关键人物。

董仲舒像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关于他的籍贯，司马迁《史记》说他是“广川人也”。自古以来，由于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对董仲舒的籍贯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清代《畿辅通志》中就有德州、枣强、景州三种说法。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其核心思想“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汉武帝时，董仲舒先后任江都易王刘非、胶西王刘端国相，后辞去官职，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事，都会派遣使者或廷尉，到他家里问询。

《春秋繁露》书影

董仲舒的学说以诠释《公羊春秋》为基础，将先秦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杂糅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学理论的体系，使其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它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与历史问题，都给予了比较系统的回应。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院长 杜维明

董仲舒在修《公羊春秋》时，着重体现了微言大义，他的目的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秩序。

经学脱胎于儒学，与儒学就有了差异。《说文解字》等古代字典与文献，把“经”解释为织布的纵线，后转义为法度、常规、常典，这样就可以“以经邦国”了。

经既然是常典，就不是一般人留下的东西。《博物志》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制作曰传。”为什么“圣人制作曰经”呢？“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所以，在汉代，经专指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一般称作六经、六艺。

汉初，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由于《乐》缺佚，无人传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易》《书》《诗》《礼》《乐》《春秋》是经学的基本经典，这些都是先秦儒者口耳相传，陆续抄录的。根据汉代人的说法，抄录这些经的木牍竹简，长二尺四寸。后来作为启蒙用书的《孝经》《论语》也被确认为“初经”或“小经”。《孝经》规制为一尺二寸，《论语》为八寸。

上个世纪，朝鲜曾经发掘原汉代乐浪郡汉墓，其中出土一部《论语》，这应该是现存已知最早版本的《论语》，其规制是否符合汉代人所说的定制，由于我们无法看到实物，也就无法知晓了。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也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这些都被立博士，列入官学系统，各派的传承脉络十分清晰。

一般来讲，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白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

在西汉，经师一般不是来自贵胄之家，而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缙绅贵族，经学为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社会道德思想上的话语权。在地方，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专制皇权。汉代民谣形象地记述了这种情况：“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经学与政治秩序。与先秦儒学比较，两汉经学有自己的一些鲜明特点。

其一，经学是汉代的儒学。先秦的儒家著作传到汉代，残损严重。比如《礼》，现在一般称作“三礼”，即《仪礼》《礼记》《周礼》，在西汉初年，仅存“士礼”十七篇。所以，修复旧典，只能借用增字解经、推衍经义的方法。这恰恰是汉儒最乐意做的事，汉儒解经，动辄万言，十分常见。

其二，经学是神圣化的儒学。汉代儒学得以独尊，那么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就拥有圣人和素王的地位。司马迁曾用《诗经》的话来评价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这远远不够，孔子还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为汉立法制宪，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

其三，经学是谶纬化的儒学。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著作，是相对“经”而言的。经的本意是织布的纵线，纬就是横线。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在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纬以配经，就称作“经纬”；谶以附经，就称为“经谶”；谶纬往往有图，所以又叫“图谶”“图纬”。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其四，经学是通经致用的儒学。与先秦的儒学不同，汉代的经学有更明确的目的性，更加强调其实用性。比如，在汉代，《尚书》中的“禹贡”篇被用作治理黄河的参考文献，“洪范”篇被用来预测世事变迁；还有《春秋》一书被用来作为审判罪犯的标准，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而《诗经》则被用来作为谏书，规劝执政者改过自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孙晓

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汉代经学与先秦儒学的不同。经学脱胎于儒学，却不同于儒学，这中间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变化了，所依赖的社会背景不同了。孔子时代，儒家比较侧重强调“礼”和“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讲求的是等级秩序，仁讲求的是人与人关系和睦，这与先秦人分等级的宗法制是一致的，尊尊亲亲，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秦汉时代，礼崩乐坏，宗法制为编户齐民制取代，社会等级不再森严，小农家庭成为基本的社会细胞。所以汉代经学家比较侧重强调“孝”，因而我们常说“汉以孝治天下”。“孝”的观念来源于家庭伦理，把这种家庭伦理放大，就可以用来规范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

在汉代，蜕变为经学的儒学对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通经致用的特长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扬。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皇帝称作天子，君权来自神授，皇权合理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其他各家学派无法解决并刻意回避的问题。为了使这个神话臻于完美，汉代经学家还经过了二百年的努力，最后，经学家贾逵在《左传》中找到尧的一个后代，名叫刘累，曾在夏代做过大臣，贾逵认为刘邦就是刘累的后人。这样，刘邦就可以通过尧上溯到黄帝，具备了上帝的血统。刘邦以后，王莽、曹丕称帝，也是把自己的血统追溯到舜，再上溯到黄帝，以证明自己做天子的合理性。

经学家正名定分，解决了皇权的合理性，主要目的是强化中央专制集权，这迎合了汉王朝的政治需求。

“春秋大一统”理论便是汉代经学家的一个创建。阐发《春秋公羊传》的经师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衍出“大一统”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专制集权的权威，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极巨且深。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三纲五常”理论也是汉代经学家的一个重要创建。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连用始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经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启发

经学是用阴阳五行来论证纲常观念的，用自然秩序来证明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经学被后人称作名教，也是因为过分强调这些道德概念，以名为教，固化等级观念，规范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

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主要目的是通过比附的方法论证古代专制集权政体与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但是，经学家也巧妙地改造这些观念，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

汉代是个迷信的时代，在经学家看来，天与人是相通的，也就是存在“天人感应”，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祥瑞一般指美丽罕见之物，如瑞星瑞云、珍稀草木、麒麟凤凰等等。皇帝做的事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灾异就是自然灾害和怪异的现象。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社会动荡，武帝下了一道自我反省罪过的诏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罪己诏”。

汉代经学家十分相信阴阳灾异论。但是这种理论若要运用，还得审慎。西汉昭帝时，有个叫眭孟的人，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擅长以灾异为预言。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泰山有大石自立，石后有数千只白色乌鸦，同时皇家园林也发生了枯柳复生、虫蛀树叶成文字的怪事。眭孟便以《春秋》之意推论，上书要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套由灾异推衍出禅让的理论，企图动摇皇权的根本，结果为眭孟惹来杀身之祸。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是指传承有序、用汉代隶书写就的、被列为学官系统的经书。对于古文经，我们认为，不能望文生义，简单以为古文经是用古文即篆书写就的经书。准确来说，古文经是指西汉平帝以前、未得立于中央学官的所谓经书。其来源有三，即汉代发现的古文本经书、民间传本和作伪本。治古文经则称为古文经学。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古文经，是毛氏传本，称为《毛诗》，长期流传于民间。《毛诗》就不是用古文书写的。20世纪在安徽阜阳发掘的部分《诗经》简牍，用汉隶书写，与《毛诗》一样，是民间传本，属于古文经。

今文经与古文经为争立学官，争夺官方正统地位，曾发生多次激烈交锋。古文经在东汉比较盛行。

郑玄像。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今山东高密人，官至大司农。曾入太学攻《京氏易》《公羊春秋》《九章算术》等，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和《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归里之后，复客耕东莱，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著述计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古文经的兴起，应该是经学自身的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结果。古文经用发掘的古文文本、民间传本甚至伪造的经本，来正本清源，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的崇拜。这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古文经斥纬书为诬妄，这同样遏制了今文经学把经学庸俗化的企图。古文经学倡导对经文字词的考据与训诂，这无疑强化了经学的学术特征。

到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经学的文化渊源。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是多重的。这似乎暗合了《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讲的道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应该说，经学有容乃大、中庸平和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代新秩序与旧制度混合的社会现实。儒学在汉代之所以得到独尊地位，一方面在于它关注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在于它善于从其他学派汲取营养，而不是抱残守缺。

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混合了天道与人道，混合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混合了天道观与先王观，“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从理论走向实践。这样，“无为”就变成了“无不为”，“与民休息”也就变成了“积极进取”。

经学还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模糊了国家与社会、国家制度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界限，在强调国家制度管理的同时，也注重社会秩序建设，给冰冷的制度罩上了一层柔软的面纱，给严苛的行政融入了点人间的脉脉温情。正因如此，我们也会说，汉代的政治思想，是“内法外儒”或“内儒外法”，不管如何，其目的不过都是为了达到“内圣外王”之道罢了。

经学从墨家学说中汲取了“天志、天德、天意”等思想，天被人格化，其学说也被神圣化。而经学从墨家吸取的“小康与大同”的理论，更是用来作为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和对理想社会的设定，直到现在，这样的理论还是那样的深入人心。

经学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得到更多营养，经学家大多擅长说阴阳，解五行，这使得传统儒学变成“天人之学”，强化了学说的道德权威。但是，以阴阳五行解释经义，也给经学庸俗化打开了方便之门。

两汉以降，先秦诸子多湮灭不彰，经学独贵，究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经学善于吸收各个学派的营养，还因为各学派自身也有缺憾。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道家太“糊涂”。道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了隐士，得其形式的人成了道士。道家一派的余脉后来演化为宗教，都是因为“道”这个基本概念被固化了，不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其实，作为道家学说的“道”原本十分高明，后来被道士改造为具有人格的宗教元神，道家的始宗也就变成教主，学术蜕变为宗教。

法家太“明白”。法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了循吏，得其形式的人成了酷吏。法家学说融入经学后，学说流传衰绝。真正的原因在于法家知今不知古，知新不知旧，知近不知远，知君不知民，知法律不知教化，知国家不知社会，知制度不知秩序，结果反为聪明所误。

墨家过于平民化。墨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如东汉的王充、桓谭之流，成为社会批判的先驱；得其形式的人，如西汉郭解、剧孟等人，成为快意恩仇的侠客。

阴阳家过于神秘化。阴阳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为智者（科学家），得其形式的人成为方士。这个学说神秘难验，虽然能长期流传于民间，但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录了他对诸子学说的评价。他曾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它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正因如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如先秦儒学演化为经学一样，经学自身也不断演化。这种演化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民族、不同国别而进行，与时俱新，各有侧重。或强调“礼乐”，或强调“仁义”，或强调“忠勇”，或强调“诚信”，或强调“理”，或强调“心”，或“移孝为忠”，或“以名为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孙晓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学化的儒学是一种宗教，所以把儒学称为儒教。我们不这样看，我们习惯把它视作一种学术，一种学说。经学没有来世观念，而其他宗教均把来世作为最终慰藉。经学没有繁杂的科仪，而科仪是宗教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是，经学有强烈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关注现实，经世致用，这是任何一种有别于宗教的学术学说的基本特征。

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与专制皇权沆瀣一气，狐假虎威；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也有为一己之私，不遗余力排斥其他流派的举措，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又足以彰显其作为学术流派的本质。

祭孔乐舞

今天，我们在文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我们面前的这尊泥像，很亲近，很熟悉，如同家人，我们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

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哲人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昭宣政治

汉昭帝像

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辞世。这位统治中国长达五十四年的雄主，北击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西逾葱岭、征服大宛、凿空西域，使得汉王朝的疆土空前广阔。

然而，在这个强大帝国的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危机。外患并未彻底根除，内乱接连不断，全国多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建国百余年后，大汉帝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何以能够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从而避免重复秦朝覆亡的悲剧？大汉王朝迎来了它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昭宣时代。

汉武的政治遗言。今天陕西的周至县，汉代写作“盩厔”，是汉代离宫——五柞宫所在地。五柞宫据说因宫中有五棵遮天蔽日的大柞树而得名。

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虽然已经进入仲春，但周至依然一片肃杀，五柞宫的气氛更是凝重。刚刚行幸于此的汉武帝，病情突然加重。他在病榻上，下诏立少子即八岁的弗陵为太子，拜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辅佐少主。

仅隔一日，武帝撒手人寰。

这位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一代雄主，一生纵情挥洒他的豪情、他的雄心，在建立了伟大功业的同时，也在其身后留下一个庞大的烂摊子。大批朝臣因卷入巫蛊之祸，或处死，或被抓，朝野上下人心惶惶。长年用兵四边，大兴土木，使国家财政枯竭，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各地暴乱不断。

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一件七面棱形斛，上面书写的文字，据考证正是武帝给太子弗陵的遗诏。“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道出了武帝对生命终将逝去的无奈。“善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失。”武帝的谆谆教诲，充盈着他对幼子的殷殷期待，也流露出他深深的忧虑和不安。将偌大的王朝、严峻的局面交付给八岁的少子和几位外姓辅政大臣，将会是怎样的结局？汉王朝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武帝去世的第二天，太子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由于昭帝年龄尚幼，朝政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主持，史称“政事壹决于光”。此后二十年，霍光牢牢把持朝政，两次废立皇帝，可称之为“霍光时代”。

汉画像石上的戴武冠侍卫

《历代画像传》中的大将军霍光

霍光，字子孟，为霍去病同父异母弟。他十多岁随霍去病入宫，任郎官。由于性格沉稳，处事谨慎、周详，二十多年从未出过差错，深得武帝信任，出则奉车，入则随侍左右。巫蛊之祸后，霍光并没有因为是卫氏的亲戚受牵连，反而成为武帝心目中可“任大重，可属社稷”的首选。武帝病重前，曾令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这实际上等于宣示天下，他要立少子为帝，以霍光辅政。

霍光能够顺利掌控政局，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丞相田千秋势力很弱。田千秋原本只是一个在高祖庙任职、禄秩几百石的小郎官。巫蛊事件后，他因上书为卫太子讼冤，正合武帝心意，一下子被提拔为中二千石的九卿，数月后又擢为丞相。这在汉代历史上前所未有。史载“千秋无他材能术学”，才能平庸，加上他在朝廷素无根基，自然不能与深处枢机二十余年的霍光分庭抗礼。

自战国以来，“丞相”（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称谓不同，事权则一）一直是百官之首，无“大司马”官。元狩四年（前119年），因卫青在反击匈奴战中取得大捷，武帝始以卫青为大司马，冠大将军号。当时大司马位虽高，却不负责管理政务，没有官署属僚。武帝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意味着这一职务开始超越丞相成为权力中枢，政府行政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汉后期，这一职位多任外戚，成为外戚专权的凭借。

忠诚显然是武帝选择辅政大臣的首要条件。然而，辅佐少主、主理天下，仅有忠诚显然是不够的。是否有控制朝政大局的能力，是否能够按照武帝所期望的方式治理天下，对于武帝和汉王朝来说同样重要。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不知道武帝晚年是否有更好的选择。历史事实是：霍光主政的二十年，虽然朝廷内部斗争激烈，跌宕起伏，但是，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却得到很好的控制，社会稳定发展，为“宣帝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

昭帝即位最初的几年，除了应对突发事件、施行一些惠政外，国家少事。霍光亲历了武帝中晚年政治的转折，无论是从个性还是观念出发，他都会选择忠实地执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国策。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言更强化了他的这一思想。

谏大夫是所谓的言官，专门负责为皇帝建言献策，虽然职位不高，但地位重要，可能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始元四年（前83年），杜延年任谏大夫。他痛感武帝时期过于奢侈，连年用兵，以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多次劝霍光修文帝之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悦）民意”，并建议霍光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从霍光此后的举措来看，杜延年的建言显然对霍光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昭帝下诏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举文学各一人。

贤良、文学是汉代察举的两个科目。贤良指德行贤良，文学指通晓经义。举贤良始于汉文帝，举文学的开始时间不详。昭帝此次诏举文学是历史记载的第一次。武帝以前所举贤良不局限于治儒学者，还包括一些修习法家等百家之学的人，武帝“罢黜百家”后，所举均为儒生。

盐铁会议。次年春二月的一天，建章宫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朝廷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与朝廷大臣齐聚一堂。会议由丞相田千秋主持，主题是受诏询问贤良、文学，百姓疾苦所在及朝廷推行教化的关键。

事前谁也没有想到，会上辩论异常激烈，以至这次会议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议之一。御史大夫桑弘羊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贤良、文学激烈抨击武帝推行的盐铁国营、酒榷、均输等经济管制政策，历数其弊端，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是造成百姓贫穷困苦的根源。

作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反驳道：这些管制措施是制衡周边民族、安定边疆、满足国用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大业”，绝不可废。

说到周边民族政策，贤良、文学又掀起新的一轮攻击。他们认为，武帝长期对外用兵，劳师苦众，夺取的却是蛮荒无用之地，当今之策不如“偃兵休士”，恢复和亲。

桑弘羊驳斥道：和亲从未换来边境安宁，匈奴反复无常，若不进行打击必然给边境带来后患。武帝出击匈奴不仅无过，而且是一件“著于海内，藏于纪府”的伟大功绩。

双方分歧的根本在于执政理念和施政方针。贤良、文学信奉儒家学说，主张以德治国，教化为先，反对严刑酷法。桑弘羊则认为只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政令的推行、社会的稳定，否则“其乱必也”。

由于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在僵持中结束。

这次会议，双方争辩之激烈，观点之对立，史所罕见。当时丞相史就指责贤良、文学说：“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由于这次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武帝的盐铁政策上，史称“盐铁会议”。宣帝时桓宽根据原始档案，撰写了《盐铁论》一书，保留了这一历史会议的珍贵记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振东

这个争论的根源，实质上在于两派的执政理念和施政方针是不一样的。武帝去世以后，国家的政策制度走到了十字路口。是继续武帝的政策呢，还是要有所改变，适应当时的社会现状？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盐铁会议上的争论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盐铁论》书影

五个月后，朝廷颁布了一项决定：废除酒专卖和关内铁官。

据《盐铁论》记载，这个决定是包括桑弘羊在内的大臣提出，霍光代表昭帝奏可的。霍光在这件事上充分尊重了大臣的意见。但是，这件事仍然埋下了桑弘羊与霍光决裂的隐患。在桑弘羊看来，举贤良、文学以及召开盐铁会议本身已经反映了霍光的态度。

燕王谋反。桑弘羊是一个极聪明且自信的人，尤其是在武帝中后期他成为武帝的智囊之后。武帝晚年，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武帝一起转弯，而是始终坚信积极有为的方针是正确的。霍光执政后所采取的“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令他难以接受。而且，他本指望子弟可以凭借他的功劳得到封赏，如今不仅没有加官晋爵，反而遭受如此的攻击。他实在是气难平。

昭帝即位没几年，朝廷便聚集了一帮对霍光不满的人。除了桑弘羊外，还有身为外戚的辅政大臣上官桀父子、燕王刘旦和鄂邑长公主。

燕王刘旦是武帝第三子。卫太子死后，刘旦年龄最长，他本以为自己被立为太子、即皇帝位是顺理成章之事。没想到武帝遗诏立年幼的弗陵为太子，他无法接受。他怀疑这是霍光等大臣搞的宫廷政变。一接到诏书，他便和几个宗室密谋反叛，尚未举事，消息泄露出去。霍光念在刘旦是武帝、昭帝至亲的分上，没有像对其他几个宗室一样加以严惩，仅派人讽喻而已。刘旦表面上“叩头服过”，但内心却一直不服。

辅政大臣上官桀原来与霍光的关系甚好，两家甚至结为亲家，霍光的女儿嫁给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并育有一女。昭帝即位后，上官桀父子不顾霍光的反对，通过昭帝长姐鄂邑长公主，将上官安的女儿送进宫。始元四年（前83年），上官氏被立为昭帝皇后，上官安以皇后父加赐骠骑将军号、封列侯。上官桀父子为了报答长公主的恩德，几次提出给长公主宠幸的面首丁外人封侯赐官，霍光以高祖规定“无功不侯”为由拒绝。上官桀父子及鄂邑长公主由此与霍光结怨。

这些对霍光不满的人很快便勾结在一起，他们要除掉霍光。

这天，霍光出宫休沐，一封号称是燕王旦的上书递交到昭帝手上，举报霍光出京检阅羽林军，僭越帝制，道上称跸，预先置办饮食，并擅自调增幕府校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

上官桀等人显然过于低估昭帝的智商。十四岁的昭帝立刻就识破这封信是伪造的。霍光出阅羽林和调校尉最多是近十天发生的事，刘旦远在燕国，怎么能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又上书长安？何况霍光现在大权在握，若真要谋废昭帝，又何须一个小小的校尉？

上官桀等人见谗毁霍光不成，于是策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准备设伏杀了他，废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阴谋泄露，长公主、刘旦自杀，其余参与谋反者全部被灭族。

一场颠覆政权的危机安然渡过，霍光的地位更加稳固，史书称“威震海内”。

霍光主政与霍氏族灭。元凤四年（前77年）正月丁亥日，十九岁的昭帝在未央宫“加元服”，即举行成人仪式——冠礼。一般而言，年幼的皇帝成人后便可亲政，但昭帝依然将政事“委任”于霍光。

四年后，即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年仅二十三岁的昭帝突然病死。昭帝无子，他的猝然离世令霍光和大臣们措手不及。国不可一日无君，然而，立谁为帝令霍光等朝臣十分为难。

武帝六子中，此时只有广陵王刘胥在世，群臣都认为应立刘胥。但霍光不这么看，当初武帝放弃年长的刘胥而选择昭帝，就是因为刘胥品行有亏。他和大臣们商议，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刘贺这年约十八九岁。

但事实证明，这仍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史书谓刘贺“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无）节”。做了皇帝，并没有让刘贺有所收敛。若仅仅是生活奢靡，也许并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这位新君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子。他将昌邑官属全部征至京城，并超迁拜官。这让霍光等朝廷旧臣十分不安。

霍光与几位重臣密谋，以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为由，请求皇太后废黜刘贺。昌邑王即位仅二十七天，便被废，他从昌邑带来的二百余臣僚，除少数几人外，悉数被杀。

选立新的皇帝再次被提上日程。由于武帝子孙零落，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这时，流落民间、身为庶人的卫太子孙刘病已进入了霍光的视野。

卫太子因巫蛊事件兵败自杀，妻妾、子女均被杀，当时刘病已刚刚出生几个月，被收系狱中。廷尉监丙吉、掖庭令张贺等人可怜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养他，他才历经磨难活了下来。昭帝时承认了他的皇室血统身份。

此时的刘病已年方十八岁。卫太子家族几乎灭绝，刘病已在朝中无人可以倚仗而便于操控，这应当是霍光选择刘病已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平元年（前74年）七月庚申，刘病已被迎入未央宫，当日便举行了登基典礼，是为宣帝。第二年正月，霍光稽首表示要归政皇上。宣帝谦让表示一切仍需委任大将军，结果一切都如昭帝时一样，凡事先向霍光汇报，然后再向宣帝上奏。

宣帝生长于民间，史称他喜游侠，斗鸡走马，游遍三辅地区。丰富的社会阅历，加之天资聪颖，使得他比同龄人成熟、老练得多。他很清楚自己能否坐稳皇位，取决于霍光，昌邑王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对霍光恭敬有加。史载，宣帝即位拜谒高庙时，霍光随从骖乘，宣帝感觉“若有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骖乘，宣帝“从容肆体”，才真正有了做皇帝的感觉。

地节二年（前68年）三月，霍光病逝，宣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班固赞曰：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宣帝对霍光的感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感激、敬重霍光，是霍光把自己从一个庶民立为一朝天子，并在武帝之后的二十年保住了风雨飘摇的刘姓天下。霍光对汉室的忠心，无可置疑。班固甚至认为霍光匡扶汉社稷的功绩，即使是阿衡、周公也无以复加。宣帝何尝不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为霍光举办了一个堪比人君的隆重葬礼。但另一方面，他又对霍光心存忌惮和不满。霍光身为人臣，却可以“擅废立主”，专制擅权，任用、放纵霍氏家族，横行天下。这促使宣帝在霍光死后开始削夺霍氏权力。

霍光死后两年，霍氏因谋反罪被灭族。

霍光虽然对汉室忠心耿耿，但是权力欲和控制欲很强，私心也很重。他一方面牢牢控制朝政，另一方面大肆封赏、提拔自己的亲属。儿子霍禹、侄孙霍云做了守卫宫殿的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两个女婿分别为东、西宫卫尉，京城兵权都控制在霍氏手中。其他的堂兄弟、女婿、外孙等也都做了内朝官，自由出入宫省，史书称“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这些都为霍氏家族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霸王道杂之的宣帝政治。汉宣帝终于可以亲理政事了。他自幼生长于闾阎，深知百姓艰难，故励精图治，希望百姓过上好日子。他宣布五天举行一次朝会，听取百官汇报，并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考核制度，信赏必罚。

为了广泛听取民意，打开言路，他允许吏民给皇帝上封事。

所谓封事，就是将上呈皇帝的奏章装在皂囊中，封缄其口，以免内容泄露。最初规定，吏民上封事必须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标上“副”字，即为“副封”。领尚书者先打开副封，如果认为内容不足取，可直接退掉，不呈给皇帝。这样，封事能否呈给皇上，实际上是由领尚书的权臣决定的，这为权臣弄权、干政提供了条件。后来，在御史大夫魏相的建议下，宣帝废除了“副封”制，解决了权臣壅蔽言路的问题。

宣帝认为治政的关键在于吏治，吏不清廉、公平，政治就会衰败。而吏治的关键在于地方官，他经常对大臣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每当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诸侯王相等地方官时，宣帝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执政方略，然后综核名实。治政确有成效的，就颁诏书加以勉励、赏赐，朝官需要增补时，依次从这些人中递补；有名实不符的，则予以处罚。每逢年初郡国上计（地方官员向朝廷上报一年的治理状况），宣帝都亲自询问地方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对频繁调换郡太守，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有安定感，才会服从管理。

地节三年（前67年）三月，宣帝下诏表彰胶东相王成“劳徕不怠”，八万多口流民主动回乡登记户籍。表彰的目的显然是向天下宣示，要大力推行循吏政治。

《汉书》中有一篇《循吏传》。所谓循吏，唐代注释大家颜师古解释说：“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也就是世人所说的好官。《循吏传》共收了六个人的传，其中五人是宣帝时官，即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从这些循吏的事迹来看，主要是重视民生，大力推行教化，鼓励农桑。例如，龚遂任渤海郡太守时，为了扭转当地的奢靡之风，规定每人必须种一棵榆树、一百根薤、五十根葱、一畦韭菜，每家养两头母猪、五只鸡。见到有人佩带刀剑，就质问他：“何为带牛佩犊！”让他卖了刀剑买牛、牛犊。虽然当时就有人说这些循吏的政绩中有虚假的成分，但总体上说，宣帝时的吏治在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值得称道。故《循吏传·序》说：“汉世良吏，于是为盛。”

自武帝以来，盛行严刑峻法，“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经常出现“罪同而论异”的情况，更为奸吏弄虚作假提供了条件，“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廷尉史路温舒因此上书，认为只有“省法制，宽刑罚”，才可兴太平之风。宣帝深以为然，十二月下诏置廷尉平四人，取公平之意。并且，每到季秋审核地方上交的疑案时，宣帝都亲临宣室，斋戒判案，人称公平。

接着，宣帝公布了一系列减免刑罚的措施。

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为了鼓励孝道，下诏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康二年（前64年）夏五月，宣帝再次下诏斥责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瞒下，明令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

也是在这年五月，宣帝下诏将自己的名字“病已”改为“询”。因为自秦始皇以来，皇帝的名字要行避讳，“病已”两字是常用字，难避讳，百姓上书经常因忘记避讳而被治罪。宣帝为了方便百姓，决定更名为“询”，并下诏，以前因触讳治罪的，一律赦免。

元康四年（前62年）春正月，宣帝下诏：年八十以上的老人，除诬告、杀伤人外，其他一切罪行都免于刑罚，以终天年。由于政通人和，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这一年谷价降至一石五钱。

但宣帝并非一味施行仁政，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在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时，也在三辅等官僚、豪强势力盘踞的地区，重用以“任刑罚”出名的能吏。例如，《汉书·循吏传》谈到宣帝时的官吏时就说，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皆称其位，然任刑罚”，严厉打击豪强势力、贪官污吏。由于他们不择手段，不避权贵，故多不得善终。

宣帝晚年，曾与后来的元帝、当时的太子刘奭闲聊。刘奭批评宣帝“持刑太深”，认为“宜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感慨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所谓王道、霸道是古代人对君主两种不同统治方式的称谓。古称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春秋战国时期，统一成为大势所趋，故当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之政，称王道，认为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教化治理天下的方式；而将春秋霸主凭借武力、刑罚、权势等进行统治的方式称霸道。但事实上，治理国家必须兼用霸、王两道，不可偏废，否则国家必然大乱。宣帝深明此理，“霸王道杂之”正是对宣帝政治的最贴切解读。

在西域和匈奴问题上，宣帝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

昭帝时，匈奴贵族因争夺单于位连年内战，开始衰落，由于自顾不暇，对西域的控制也逐渐削弱。汉武帝末，李广利出征大宛后，开始在渠黎（今新疆轮台东南、尉犁西北）设校尉，进行屯田。汉与匈奴以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为中心，展开了对西域的长期争夺。宣帝时，侍郎郑吉领渠黎屯田，后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的南道。神爵年间，匈奴再次内讧，日逐王先贤掸率部一万余人投降汉，郑吉率部接应。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受到重创，汉重新夺回车师。神爵二年（前60年），汉在车师都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正式设立机构，并护车师以西的北道，号“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正式成为中国的行政管理区。

苏武，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出使匈奴，被扣留，在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历经十九年，于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返回长安。

五凤年间（前57—前54年），匈奴分裂为五单于，后兼并为南北两部。南部呼韩邪单于为了求生存，向汉称臣归附，并于甘露元年（前53年）遣子入侍。

汉元帝时王昭君出塞和亲，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图为明人绘《明妃出塞图》，描绘昭君出塞的情景。

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亲自入长安朝见汉天子，汉宣帝在甘泉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宣帝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之上”，并颁赐黄金质“匈奴单于玺”，以册封形式承认呼韩邪为匈奴的最高首领。呼韩邪担心受到北匈奴郅支单于的攻击，希望留在保禄塞（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为汉保卫边塞。汉匈结束了近一百年的战争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友好相处的历史时期。两年后，即黄龙元年（前49年），呼韩邪再次入长安朝见宣帝。

此年年底，宣帝病逝于未央宫，结束了二十五年的统治。汉宣帝被后代尊为中宗，意谓中兴之主。汉宣帝对内轻徭薄赋、整饬吏治，对外安定边疆，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众多功绩使得他与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并列，成为西汉正式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

汉宣帝和他的前任汉昭帝共执政三十八年，践行汉武帝后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政治清明，呈现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和谐繁荣景象，后代历史学家称之为“昭宣中兴”。

从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到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再到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从积极有为到休养生息，汉帝国的统治者们艰难地抉择着历史的方向。大汉帝国在辉煌与危机转圜之际的这一次平稳过渡，注定在时空长河中留下悠远的记忆。昭宣时代，为历史勾勒出了一个强大王朝的温和背影。

王莽改制

王莽像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王朝总是被忽略和轻视，以至于人们对它不太熟悉。这个王朝就是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

新朝建立于9年，灭亡于23年，仅存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它享国甚短，传祚无继。其实，与新朝相比，秦朝的国祚也不过十五年，但是在任何一本史书上，却都要用浓墨重彩来描绘。

新朝的建立者是王莽，他代汉自立。这种异常的行为，被东汉初年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确定为“篡汉”。班固的定性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称作“新莽”。

直到近代，胡适开始为王莽翻案：“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胡适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大政策，并指出“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要理解以上的矛盾和疑问，一切还应该从王莽自身说起。

王莽执政。王莽祖籍为山东章丘龙山镇平陵城，王莽的祖先，原为战国时期齐田氏，因汉初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王莽是新都哀侯王曼次子、孝元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幼年十分坎坷，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一起生活。王氏是外戚家族，当时权倾朝野，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族中其他人更是多为将军、列侯，生活奢靡。只有王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而且勤奋好学，拜当时名儒沛郡（今安徽淮北境内）陈参学习《礼经》。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伯父大将军王凤生病，他精心护理，亲尝汤药，几个月不解衣带，蓬头垢面。

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名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可王莽贤能，永始元年（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王莽身居高位，却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的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所以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野，他都深受爱戴，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刘华祝

班固的《汉书》对王莽的评价的确不太准确。班固借用《论语》的话，说王莽“色取仁而行违”，但通观《汉书》可以看到，王莽代汉而立的前后，其人格还是比较一致的。王莽为臣时，有一次，一些官员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衣不曳地，破布蔽膝，穿着十分简朴，还以为是他家的婢仆。后来王莽当上皇帝，依旧比较简朴，并勤于政事。

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此时的大司马既是外朝首领，又是“内辅之臣”。王莽当上大司马后，生活更加克勤克俭，政治上广泛招纳贤良，所得赏赐都用来款待儒士。

过了一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得罪傅太后，被免职归家，退隐封地新野，杜门自守。这个时候，其次子王获杀了一个奴婢，王莽逼迫王获自杀。因此，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日增，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

关于王莽杀子，后来史家多用沽名钓誉来解释，这种解释值得商榷。一般来说，要图谋篡位的大奸之人应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最好的帮手，如果儿子犯罪，往往是千方百计庇护。若是像王莽，为了一个并不严重的罪名就逼杀儿子，即使是为了博得声誉，也是难以理解的。

元寿元年（前2年），王莽回到京城。元寿二年（前1年），汉哀帝无子而薨。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出任大司马，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护。元始元年（1年），王莽推辞再三，最后还是接受了“安汉公”的爵位，但是他却把俸禄拿出来，作为两万八千人的封赏。

明堂图

王莽为安汉公，遂任命刘歆为“羲和”，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是传说中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儒林史卜之官”，刘歆也就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领导人。他与王莽同心协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后来又立《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三十名，每一博士领弟子三百六十人，共有弟子一万零八百人。此外，又征召通晓一艺的教授十一人，以及懂得《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文字等学问者数千人，到京城来“令正乖缪，壹异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

西周明堂复原图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经学中的两派，即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多次激烈交锋，古文经争立学官的活动也从未停止。到这个时候，古文经才得以立学官，得到朝廷肯定，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

元始三年（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元始四年（4年），王莽被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

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明于天下，为此，他在长安开始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与百姓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十万人的奋力突击，一万套住宅竟然二十天就全部完工了。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播于更多的普通百姓。他在长安城中建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上书中说：“古时候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想要按照经书，建造一个小康社会，甚至于建造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这种理想，不止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各个阶层的民众。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后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

加封九锡后，王莽又派“风俗使者”八人，巡查全国各地，采集民谣，赞颂天下太平，借以彰显王莽宣扬经学的教化之功。此外他通过重金引诱的方法，使匈奴等外族归顺，遣使来朝贺。以此再现经学所讲四夷宾服的太平盛世。这样一来，王莽也就成为经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

王莽执政，每遇水旱，就只吃素食。有一年盛夏大旱，郡国飞蝗成灾，王莽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赈灾救荒。满朝公卿见王莽如此，也都纷纷效仿。连王太后也把自己的“汤沐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收入用于赈灾。王莽还派出官员，到民间组织捕蝗，同时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让贫民迁居。沿路饮食及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种、食粮等都由官府供给。一时间，朝野上下，对王莽的仁德交口称颂。

与王莽同时期的扬雄，是个孤傲而纯粹的学者，惜墨如金。但他也忍不住留下称赞王莽的文字，说王莽是周公以来最有德行的人。

代汉立新。6年，汉平帝病死，年仅两岁的刘婴即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王政君命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暂代天子摄政。至此，王莽不但有周公之名，也有了周公之实。

王莽在朝中的势力本来就很大，代天子摄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首势力的反弹。王莽软硬兼施，先后镇压了安众侯刘祟、东郡太守翟义、“盗贼”赵明等的反叛与起义。

扬雄像

王莽摄政时，各种各样的符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这时，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外面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刘邦）传予皇帝金策书”，龛里写着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自己以及胡编的人共十一人的名字一一写上，每人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铜龛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祖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初始元年（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历时二百一十一年的西汉王朝，就此结束。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院长 杜维明

王莽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政治上的巅峰，他是一个学术上很有造诣的人，而且能够礼贤下士，有很强的亲和力。所以不能说他的上位完全是靠政治权术，事实上他靠自己的人格魅力，笼络了一大批人。很多祥瑞说，这个时候天命要转移了。不仅如此，接受他观念的儒生相当多，公众舆论也是相当强。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用《周礼》的方式来建国。

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王莽在朝野得到广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一个叫作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几乎没有太多流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孙晓

我们不同意用班固等传统史学家所谓的“王莽篡汉”来概括这段历史，就如同我们不同意正义或正统必须用鲜血换来一样。我们不怀疑王莽代汉有他个人的主观诉求，但也应该看到,他所处的衰败时代，需要革故鼎新;他所代表的儒生队伍，需要新的政治实践;他那个社会的人民，也渴望圣人的诞生。

读《汉书·王莽传》，我们可以看到班固在评判王莽时的踌躇与犹豫，他甚至隐约假设，若是王莽一直像在成、哀之际那样，“勤劳国家，直道而行”，一定会成为经学所称颂的贤相名臣，百世流芳。我们无法推测王莽心路的变化。我们只是相信，有理想的人都是很自信的，但是，当他把自信当作能力的时候，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王莽作为儒家一派的钜子，代汉而立，创建一个庞大而崭新的帝国，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虽然他夺取政权的目的或许与其他王朝缔造者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时势造英雄，大多开国帝王，为帝王而帝王，为的是获得权力的快感，而王莽则有超越现实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负。他斩获帝王的权力，目的是能够把经学家学说付诸实践，创建一个平等安宁、快乐理想的社会。这一切，我们可以从王莽建立新朝前后实施的一系列具体改革中得到答案。

王莽改制。王莽改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或荒淫无道，或年幼无知，把昭宣中兴带来的昌盛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危机四伏。汉宣帝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元帝时石显等宦官擅权，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哀帝即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宠臣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四十三亿。由于宦官、外戚轮流执政，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的不是谄媚奉承的佞臣，就是明哲保身的庸臣。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只要结交上权臣，就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搜刮盘剥。

画像砖中的耕作图景

谈到西汉灭亡，我们一般会归结为政治的腐败。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常常会被忽视。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这个变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一千三百多万，到了西汉平帝时，达到六千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这样的人口密度与现代相比也差别不大。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变量。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

人口激增，灾害不断，政治黑暗，秩序混乱，带来的是贫富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在市场出售，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加重，很多人辛劳终年，难以果腹。从官员到百姓，对现实普遍不满，对前途丧失信心，都希望变革，希望社会重新整合。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出现了。

王莽向来有孝悌之名。年轻时，他敬养母亲，赡养寡嫂，抚育侄儿，为人谦恭，这一切并非浪得虚名。为官期间，他谦逊自重，秉公廉洁，节俭朴素，兼济众生，朝野上下，口碑甚好。因此，这时的人们甚至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并不是阿谀奉承。

《孝行图》

王莽做了皇帝以后，根据儒家的经义，开始了他的改革。

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周礼》，将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如中央官职中，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改为纳言，等等。地方官职名称也多有改动，如太守改为大尹、连率等。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等等。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

如果说，王莽的政治改革只是改朝换代的形式，那么，他的经济改革则比较全面而深刻。

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等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国有后重新分配，没有耕地的农民，由政府分给耕地。具体规定是，一对夫妇耕地一百亩，不满百亩的，由政府补足。“王田制”本意无疑是善良的，就是要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然而，这一善意的政策注定会侵犯很多人的利益，首当其冲就是大官僚的利益。

土地集中到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以后，大量的贫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就会不稳定。王莽采取了王田制度，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就可以平均分配。但他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不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为了逐步实现人人平等，王莽开始禁止奴婢买卖，以此扼制奴婢数量的扩大，倡导平等，重建和谐社会秩序。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废奴，把奴隶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解救出来，一方面就是想削弱这些集团的势力，另一方面也使国家获得可支配的劳动力。但因为政策执行得不彻底，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奴隶，可能还没有依附到大土地所有者身边安全。

长安城设九市，既见于《三辅黄图》的记载，又有张衡《西京赋》的记载为证。

“五均六筦”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这同样是为了消除贫富差距。五均，即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王莽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立五均官，由政府来控制物价上涨，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从内容看，如果能够实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一政策，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

六筦，就是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由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以及五均赊贷。这项政策的目的当然是增加国家财政，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山林川泽之利收归国有，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收入没有增加，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孙晓

丰年的时候，官府把粮食买回来；灾年的时候，国家的商业机构再把粮食平价卖出去。这样，老百姓丰收的时候，粮食能够顺利地卖出去，灾年也能得到粮食。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包括五均六筦很多措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具体执行的官僚阶层，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他另搞一套，所以产生的问题非常多，使政策不能够顺利执行。

新莽货币大布黄千

新莽铜诏版，出土于甘肃合水，为王莽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刻篆字九行，每行九字。

王莽还频繁地改革币制，他即位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其出发点无疑也是善意的，然而，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非常不便。而且每次易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当时，汉代流行的五铢钱被废掉以后，王莽就增加了很多各种各样名称的钱币。结果这种钱币增加以后，造成的社会混乱更大，因为像王莽别的政策一样，这些钱币是经常变化的，新的钱币来了以后，老百姓还没有熟悉它就变了。所以说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多，带来的社会混乱也更严重。

理想与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沟壑，王莽改革遇到了重重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也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

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以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给关中、关东地区带来的压力。而凑成“四海”，只不过是托古改制的借口罢了。

位于青海海晏的西海郡遗址

西海郡虎符石柜

西海郡故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六百五十米，南北宽六百米，城墙残址高达四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垣所构成的三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区。

城内地势南高北低,南部有建筑遗迹，城北部有一小城，在城址内采集到西汉和王莽时期的五铢钱、货布、货泉、大泉等五十种钱币以及东汉时期的“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铭文瓦当等遗物。

当时王莽就想着，有这个四海一统、四海归一，可以表示出这个国家的强盛。西海也叫羌海，就是羌人住的地方。王莽派审查的人拿了很多金银财宝，到这个地方把羌人贿赂一下，羌人见了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地方给出去了，自己跑到青海湖以西的地方去了。汉王朝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西海郡。

这个工程相当浩大。西海郡远离中原，非常偏远、荒凉，主城是西汉王朝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成的，此后，西海郡成为镇守西部的主要军事基地。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的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实施中，这些战争并没有起到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战争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

尽管王莽改制的政策都是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改制的软弱和多变，不仅没能解决已有的问题，反而带来更多的矛盾。

随着形势的改变，王莽已渐渐由万众拥戴而变为万众背离。

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已成全民公敌。人心思汉，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无疑暗示着人们已将希望转移到已经是新朝国师的刘歆身上。刘歆早在建平元年（前6年）为了避哀帝刘欣的名讳而改名刘秀。在种种暗示之下，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了废除王莽的兵变。

新莽败亡。新朝地皇四年（23年）七月，大经学家刘歆因兵变事情败露而自杀。他是新朝的国师，号嘉新公。

刘歆，字子骏，西汉末年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他是沛人（今江苏沛县），西汉皇族，汉代古文经学的开创者，中国经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与父亲刘向同校皇家藏书，后来子承父业，汇集六艺群书，分类撰为《七略》。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目录著作，在学术史上有很高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启发

汉代经学就是儒学汉代化。从学术传统上，汉代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可以追溯明晰传承脉络，文字用汉代隶书抄写，经本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经学已成为利禄之途。为争立学官，获得正统地位，古文经学多次抗争。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古文经学才得以立博士，挤进官学体系。

一般看来，刘歆倾心古文经，是因为他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对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未能流行而且也没有立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王莽倾心古文经，或许是因为他希望古文经可以为他的皇帝梦提供理论支撑。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王莽和刘歆这两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也会把自己的理想添加到古文经学之中，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糅杂百家和对政治的妥协。于是他们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规划了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是实践者。

刘歆的死，对王莽打击巨大，因为两人有几十年情谊。此时的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从此终日借酒浇愁，几乎不吃东西，读书累了，就靠几案而睡。

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了新莽政权的灭亡。这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

新朝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长安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希望得到上帝的佑护。也就在这一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新朝灭亡后，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理想主义改制的失败。王莽死了，经学家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

一个王朝如一个人的生命，诞生以后，终会有寿终正寝那一天。西汉王朝即是如此。与西汉相比，王莽的新朝一世而亡，可谓是早夭。今天我们探讨王莽的失败原因，也许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对王莽的失败，史书上的评论大体相同，一般都归结为改制无方、食古不化、人心思汉等。然而若综合分析，应该说，王莽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

就客观原因来说，王莽的失败是一种必然。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结果是流民数量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破坏。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时，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耕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承受之重。

此外，自然灾害也加速了王莽的失败。黄河在历史上一共有九次大改道，第一次是在春秋时期，第二次就是王莽新朝的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在魏郡，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决口改道。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显示出这场水灾的严重，而更严重的是，在人口极为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这给了王莽政权最致命的一击。

祸不单行，与水灾相伴又有旱、蝗、瘟疫等灾害。新莽朝的农民起义，大多集中在黄泛区，自然灾害愈重的年份，起义的声浪也愈高。

就主观原因来说，王莽代汉而立，其实是以王莽为中心的儒生集团的一场政治实践。作为儒生，王莽有与传统文人相同的性格缺陷。

其一，习惯把理想当作现实。班固说“莽诵六艺，以文奸言”,这句话的意思是，王莽诵读六经，借以包装自己的谬论。班固的评说是不对的。王莽不过是把梦当成真而已，所以他的改革措施只看到改革社会的必要性，没有顾及社会现实的可能性，所以，好梦难以成真。

其二，做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王莽的改制多朝令夕改，遇到困难时，缺乏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地皇三年（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于是彻底废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可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灭亡。因为“口惠而实不至”，所以“怨灾及其人”。

其三，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便对刘歆有了防范，弃之不用。弃用刘歆，昭示着汉末儒生集团的分裂。与秦始皇一样，王莽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但事必躬亲，很难容人、任人，也许过于勤勉，不善于用人，便很难做一个好皇帝。

就改革本身来说，通过对其具体政策措施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首先，改革的蓝图就有很大问题，改革的目的和手段相互抵牾，难以统一。汉代经学比较注重社会秩序，对国家与制度则重视不足。这一倾向在古文经学中的表现更为明显，王莽恰恰是古文经学的巨擘。所以王莽改制的顶层设计，其根本目的是社会的整合，不是国家建设。可是，事实上，整合混乱的社会秩序，必须以完善国家制度作为起点。

王莽的“王田制”，将全国土地国有化，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其意在于消除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本意是善良的，但这一善良政策注定会失败。原因很清楚，西汉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为官僚，他们充斥于各级政府之中，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这一措施必然引发官僚集团集体反弹。结果，王莽既没有能力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又触犯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损害了自己的政权基础。

王莽禁止奴婢买卖，立意是要扼制奴婢数量的扩大，倡导平等，重建和谐社会秩序。但这项措施却上下不得人心。禁止奴婢买卖，必然危及官僚、豪强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平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从内容看，如果能够施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

王莽的改革过急过速，一有想法，便要全国推行。为了保证改制落实，还辅助以严刑酷法。这种不经过试验，不顾各地具体情况的改革，结果往往是朝令夕改，引发更多的社会混乱，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外，新莽时期，还多次发动与周边民族的战争，这些战争，没有起到用外部民族矛盾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的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王莽改制失败了，王莽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失败了。但是，我们应该肯定，王莽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实践中，得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

光武中兴

汉光武帝像

“驱马北邙原，踟蹰重踟蹰。千年富贵人，零落此山隅。”东汉十二帝，除献帝刘协之外，死后都葬在洛阳附近。邙山，是秦岭—崤山山脉的余脉，北临黄河，南俯洛阳，可谓风水宝地。其间丘冢遍地，墓碑林立。东汉帝陵向来有“北五南六”之说，邙山上的五座东汉帝陵之中，就包括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原陵。

沧海桑田，原陵主人早已驾鹤西去，但他所创立的东汉王朝，却以厚重儒雅之姿，悬布在历史的星空中。

东汉是独立的王朝，又是西汉的延续。在中国历史上，复活前朝的案例并不少见。西周之后有东周，西晋之后有东晋，北宋之后有南宋。然而既能复活前朝，又能发扬光大者，唯有东汉。

人心思汉。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西汉王朝，在居摄三年（8年）寿终正寝。继立的新莽政权，又于地皇四年（23年）被推翻。已经习惯了大一统秩序的中国大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为争夺粮食、地盘和控制权而厮杀角逐。共同的敌人——王莽倒下之后，哪个集团能够平定天下，谁将成为中国大地的新统治者，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命题。

这个命题的最终答案还没有揭晓，但是答案的选择范围似乎已经划定。

王莽改革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刘氏汉朝的眷恋，形成了“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以刘氏子弟的名义，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号，容易得人心、聚人力。因此，当时起兵反对王莽统治的武装集团，其名义上的首领人物往往是刘氏宗室成员；非刘氏宗室者，要么诈称是刘氏子弟，要么以“辅汉”为口号，就连赤眉军这样的农民武装，也找了一个刘姓放牛娃当天子。清代学者赵翼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时说，“汉自高惠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故虽时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则思汉之心益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未来政权的一些基本属性大致确定，即国号应该为“汉”，皇帝应该姓“刘”。

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地位并不显赫。

据史书记载，年轻时的刘秀谨厚柔和，勤于农事，做过贩卖粮食之类的小生意。他曾经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只能略通大义。他曾感叹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执金吾是汉代的高级官员，地位相当于九卿，负责京城警备巡防。阴丽华是南阳有名的美女。当一名威武风光的二千石官员，娶一个漂亮女人为妻，这大概就是青年刘秀的人生理想。

地皇三年（22年），刘秀与大哥刘 在南阳起事，加入了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莽队伍。第二年，族兄刘玄被推举为这支队伍的领袖，登基称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刘 被封为大司徒，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

发生在地皇四年（23年）的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正是年仅二十九岁的刘秀。

当时，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统领数十万大军，从洛阳南下，直扑昆阳。大敌当前，众寡悬殊，诸将只想退避自保。刘秀说服众将，坚守昆阳，阻击莽军。他带十三名骑兵冲出重围，就近征调援兵，随后亲率三千猛士冲击敌阵，里应外合，大获全胜。

昆阳之战，刘秀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铫期、王霸等将领，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刘秀的忠实追随者。

《历代画像传》中的“大树将军”冯异。冯异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为光武得天下立下重要战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宋艳萍

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在这次战役中，王莽军的主力被歼。这次战役使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在力量对比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地皇四年（23年）十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十五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已迁都洛阳，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进入长安后，更始政权定都长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凯

更始帝刘玄选择长安作为自己的都城，这是因为从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到王莽代汉，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长安一直是西汉王朝的首都，刘玄既然以西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那么新政权选择长安作为自己的都城也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情。在当时“人心思汉”的时代背景下，以长安作为都城有助于提高新政权的合法性。

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声势浩大的另一支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抚敌纳降。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荐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

王业之基。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百余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也相当可观。

东汉末的政论家蔡邕说，“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意思是说，包括幽州和冀州在内的河北地区，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比蔡邕年代稍晚的袁绍、曹操，都因为据有河北，先后成为汉末乱局中的巨擘，演绎了“得河北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

其实，这个规律的最早实践者，乃是光武帝刘秀。

地皇四年（23年）十月，刘秀奉更始帝之命，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按照汉代的官制，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地位远在执金吾之上；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有临事制宜、生杀予夺的大权。此时的刘秀已经不再满足于当初“仕宦当作执金吾”的事业追求了，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战火洗礼，经受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他已经有了更为远大的政治目标。

在此之前，刘 因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城府颇深的刘秀使出韬晦之策，方得保身。

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更重要的是，刘秀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个寒冷肃杀的冬天，一个新的政治势力正在蛰伏。

最初，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王郎在邯郸称帝，以“十万户”的赏格，缉拿刘秀。

刘秀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郭圣通是刘秀的第二个妻子。前此一年，刘秀已经娶心仪已久的南阳美女阴丽华为妻。从史料记载来看，刘秀对郭氏的感情始终不如对阴氏。前者是政治联姻，后者则是真情契合。作为政治联姻的继续，刘秀称帝之后，郭氏被立为皇后，儿子刘强被立为太子。统一大业完成之后，郭氏被废黜，阴氏取而代之成为新皇后。两年之后，刘强失去了太子位，取而代之的刘庄正是阴氏之子。

在河北，刘秀还得到了渔阳、上谷两郡势力的鼎力支持。渔阳、上谷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扎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

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

更始二年（24年）五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郎。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刘秀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

称帝千秋台。25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在鄗县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年号“建武”。

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筑建的。仪仗器具、祭祀礼仪之类，全部从简。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

刘秀登基祝文里的“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辞。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于刘秀。

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长安有刘玄，弘农有赤眉军的刘盆子，睢阳有刘永，益州有公孙述，远在安定的上将军卢芳，也被匈奴人称为“汉帝”。

鹿死谁手，尚属未知。

光武帝刘秀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又一次大放异彩。

从当时的实力对比来看，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刘秀一边。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熟视无睹。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九月，赤眉军攻入了长安。十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其后数年，盘踞关东的睢阳刘永、东海董宪、齐地张步、庐江李宪、荆州秦丰等割据势力被一一翦除；彭宠、苏茂、邓奉等叛乱武装被消灭；五校、尤来、青犊等农民军也被击败降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邬文玲

赤眉军一度势力大盛，推翻了绿林统治的政权，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但是赤眉军的势力没有能够持续下去，最终被迫退出了关中地区。究其原因就在于，赤眉军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确立起统一全国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只注重眼前的攻城略地，最后导致物资供应匮乏，被迫退出关中地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秀的军队，刘秀军队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统一全国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刘秀步步为营，在所征服之地建立新的秩序，使自己拥有稳固的后方，为最终的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山东年画上刘秀攻取洛阳的情景

定都洛阳。洛阳，是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畿的理想选地。建武元年（25年）十月，光武帝刘秀率领部众，浩浩荡荡地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直到初平元年（190年），军阀董卓劫走少帝，火烧洛阳。因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上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

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祚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光武政权的合法性。两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刘秀定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光武帝刘秀从南阳起兵，又以河北为根据地，定都中土洛阳，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有利于平定东方的敌对势力。后来的平乱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在周、秦、汉、唐时期的地缘政治体系中，洛阳即便不是都城，也是地位仅次于都城的战略重镇。新莽时，“定帝德，国洛阳”的谶语颇为流行，王莽就曾经派人按照京城格局营造洛阳，为迁都做准备。东汉定都洛阳，也有顺应人心和“天命”的考虑。

东汉定都洛阳，使中国政治中心完成了由关中地区向河洛地区的转移。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也由东西对峙逐渐转变为南北轴心。

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五分之四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其中，公孙述牢牢占据着益州。益州号称“天府之国”，从来都是割据者的乐园。在益州西北，隗嚣控制着陇右及河西地区，兵强马壮。

分别而论，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是这两股势力一旦联合起来，互为掎角，再加上地势之利，形势就陡然严峻起来。公孙述已经称帝，有觊觎天下之心；隗嚣则首鼠两端，静观事态的发展，不肯放弃独霸西北的现实利益。这一幕，仿佛是曹操、刘备、孙权主演的历史剧提前上演。三国鼎立的局面，若隐若现。

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公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经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辩。

画像砖《驿使图》

时光，恍然回到了策士纵横的战国时代。

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隗嚣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是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也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有眼力的政客。他已经认识到，洛阳的新政权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就之路就在眼前。

马援带回的消息令隗嚣感到失望。但隗嚣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他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

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发兵陇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久经沙场的皇帝，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说，每次筹备打仗，须发都要变白不少。

窦融归汉。上世纪七十年代，居延汉代甲渠候官遗址出土了一份官吏调动任命文书。文书上说，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甲渠候哨所的郑骏、孙良已经调离，留下的空缺，分别由五十岁的梁普和五十七岁的孙况补上。文书的所署年代是：建武五年（29年）。

出自居延汉代甲渠候官遗址的还有一份起诉文书。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长官指挥不当，致使部属李丹和一匹驿马被敌人掳去，属失职行为。文书所署年代是：建武五年。

居延，是汉代的边防要塞，属张掖郡。建武五年，光武帝平定东方的战争进入了尾声，但他的势力尚未进入边远的西北地区。“建武”年号出现在西北边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得从河西窦融集团说起。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他的高祖父曾当过张掖郡太守，从祖父做过护羌校尉，从弟又担任武威郡太守，窦氏一族在河西地区很有势力，影响也很大。两汉之际，关中和中原一带战乱纷扰，河西地区远离战火，划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

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抛出了“橄榄枝”。

“建武五年”的年号数次出现在居延地区的官方文书中，意味着河西集团已经脱离了隗嚣，接受了东汉朝廷的册命。窦融的易帜归汉，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邬文玲

一直到建武八年（32年），河西窦融集团才真正归附了光武政权，那么从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当中，我们却能够看到建武三年（27年）到建武七年（31年）的纪年简牍，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建武是光武帝的年号，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体制之下，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作为纪年，就表示着认同这个皇帝的统治，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可见，光武帝利用窦融集团的支持，对河西地区的隗嚣集团和公孙述集团进行了有效的制衡，使得西部地区暂时处于一种战略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光武帝才能够专心致志地先解决东部的问题。

居延汉简

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

建武十年（34年），隗嚣集团彻底败亡。建武十二年（36年），吴汉、臧宫率领汉军攻入成都，消灭了公孙述。

至此，虽然小规模的兵乱战事仍然不断，但吞舟巨鲸式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复存在。新莽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了，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的历史使命。

刘秀能够建立东汉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但是从创业过程来看，仍然相当艰难。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大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夫创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宋艳萍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托古改制，但是新政不符合社会实际，不仅没能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光武帝刘秀顺应民心思汉的社会潮流，借用儒生强华所献《赤伏符》中的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成功地将“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转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重要力量。

东汉画像砖戴进贤冠的文官儒生，四川彭县出土。

明刻本《刘秀云台记》

退功臣进文吏。光武帝死后，汉明帝追思前朝元勋，命人把邓禹、吴汉、贾复等追随光武帝刘秀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赫赫战功的二十八位将帅的肖像绘在南宫云台，随时瞻仰。这就是流传后世的“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后人附会，说他们是天上的二十八宿下凡。

如何安置开国功臣，是每一个新兴王朝都必须面临的问题。

二百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萧何、曹参、陈平等草莽元勋出将入相，布列朝堂，演绎了一段“布衣卿相”共掌天下的历史大戏，但同时也因诛除韩信、彭越、英布等有功将帅而留下了杀功臣的恶评。

光武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对于这样的处置，元勋们是否甘心，我们不得而知。史书上说，功臣“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

在中国历史上，前有汉高祖刘邦，后有明太祖朱元璋，都因诛杀功臣而受到后世诟病。能够像光武帝这样优容功臣而君臣相安者，大概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了。故王夫之赞叹说，“三代以下，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

建武十五年（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徒欧阳歙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剃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之士优容有加的光武皇帝，这次却是冷若冰霜。他不顾众人的求情，拒绝赦免大司徒。不久，欧阳歙死在狱中。

欧阳歙，字正思，既是权势显赫的朝廷三公，又是世代传授《尚书》、弟子遍天下的著名学者。八世博士，学为儒宗，在当时称得上是“国宝级”的儒学大师。他曾经担任汝南郡太守，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的“度田”政策，还暗中贪赃千余万。升为大司徒之后，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官位和舆论都没能挽救欧阳歙的性命。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进文吏”，便于把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扩大和维护专制皇权，才是这个政策的核心价值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邬文玲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皇帝为调整国家统治权力结构、强化皇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所谓的“退功臣”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力，尤其是他们的兵权，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所谓的“进文吏”就是指进用懂得治国安民之术和封建典章制度的一些文人儒士，作为官僚机构的中枢，任用他们担任要职治理国家。光武帝通过这一项措施，最终实现了向文治的转变，确立了一整套以文官为中心的体制，这是光武帝给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

光武帝以“柔道”治国，却以铁腕治吏。无论是掌权的尚书，还是虚位的三公，一旦有过错或者不合皇帝心意，往往会受到严惩。尚书官员经常被拖到皇帝面前捶扑鞭打，毫无体面可言。朝廷选拔的临民之官，也多为行政风格苛严之人。史书上说，“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曾说：“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意思是说，管理官吏，教化民众，关键在于君主。这是人治社会的铁律。

光武帝善于御下，也比较注意约束权贵，以身作则。

据《后汉书》记载，洛阳令董宣，号称“卧虎”，是有名的酷吏。他还有个绰号“强项令”，意即“硬脖子县令”。湖阳公主的奴仆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躲藏在公主府中，执法官吏无法抓捕。有一天，该奴仆为公主驾车外出，被董宣抓获，就地处死。湖阳公主恼羞成怒，向光武帝哭诉告状。光武帝准备用杖刑处死董宣，董宣不服，申辩一番后以头撞柱，头破血流。光武帝不忍心杀他，让他向公主叩头道歉，董宣不肯。两个侍从架着他，强摁他俯身，董宣两手撑地，就是不肯叩头。公主无可奈何。光武帝赐给董宣三十万钱，奖励他的刚直不阿行为。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晔、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

光武帝刚猛治吏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

度田事件。“度田”，是东汉初期最重要的国策之一。秦汉以来，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报告本地的田亩和人口数量，中央据此确定地方应当承担的赋税和劳役数量。中央政府要想维护专制皇权与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效地控制广袤的国土，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掌握土地与人口方面的数字。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失去土地和财富的贫民卖身为奴，沦为地主豪强的附庸，或者成为流民，成为统治秩序的隐患。中央政府控制的赋税和劳役来源越来越少，对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的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遗憾的是，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

1989年，在甘肃武威汉滩坡东汉墓中出土了两枚木简。木简注明时间为建武十九年（43年），正是大司徒欧阳歙事发下狱之后的第四个年头。木简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五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田地三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

大司徒欧阳歙是国家一等高官，又兼学界领袖，可谓学高望重。欧阳歙之死，是光武帝以铁腕解决度田不实问题的强烈信号。光武帝本人及其核心统治阶层多出自豪强之家，所以，东汉王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豪强政权”。当豪强势力威胁到专制皇权和国家利益的时候，光武帝体现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决不姑息。除了大司徒欧阳歙，还有河南尹张伋等十多名郡守都因度田不实而被处死，被处刑和免职的郡县级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凯

度田是东汉前期最重要的基本国策之一，所谓度田就是丈量田地同时统计户口，中央政府据此分配地方应当承担的赋税和劳役，中央政府要想更加有效地维护专制皇权和统治秩序，要想更加有效地控制广袤的国土，就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掌握土地和户口方面的数字。

同西汉后期的“限田”和王莽时期的“井田”一样，东汉政府的“度田”举措，由于触动了豪强势力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所不同的是，前者选择了妥协或者放弃，光武帝选择了坚持。失去了保护伞的地方豪强不肯让渡既得利益，甚至发动叛乱，但最终都被平息。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至此终于得到了缓解。史书上说“度田”叛乱平定之后，“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社会一派安宁景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邬文玲

光武帝刘秀本人出身于豪族，他的核心统治成员也同样出身于豪族，光武帝能够建立东汉政权也主要是得到了南阳豪族和河北豪族的大力支持。那么东汉政权建立以后，不可避免地要满足这些豪族的利益，并且形成了一些新贵而产生了新的豪族。这些豪族的核心就是开国功臣集团，还有刘氏宗亲集团以及外戚集团。他们逐渐把持朝政，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对国家统治和皇权形成了威胁，虽然刘秀采取度田等措施，对这些豪族进行抑制，但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到东汉末年的时候，这些豪族势力控制了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最终形成割据势力，导致分裂局面的出现。

东汉墓壁画《男墓主与仆人》

对于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业绩，宋代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有一段精准评价：“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养黎民，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

历代史家、政客对光武帝刘秀的个人才干也多有好评。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说：“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其中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晋人袁山松认为光武帝兼具汉高祖之气度、汉文帝之仁爱、汉宣帝之明察，因此才能立国称帝。

丝绸之路

敦煌壁画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西汉朝廷的一个普通郎官从长安启程，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负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他所开启的道路将连通东方与西方，并将不断延伸与发展。它蜿蜒曲折，却又绵绵不断，它有主干，也有分支，甚至扩展到浩渺的大海，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它就是丝绸之路。开启这条通道的人就是张骞。

美玉出昆仑。在中国先人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那里有四角神兽，有不死之水，还有长着豹尾虎齿的西王母。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八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酬唱游玩，尽欢而返。

日照昆仑上，羽人披羽衣。乘龙驾云雾，欲往心无违。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国。灵气皆自然，求之不可得。（唐·李华《咏史十一首》之六）

世上没有神仙，周穆王与西王母的浪漫故事也只是一个传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遥远而神秘的昆仑山只存在于先人的想象之中。

汉画像砖上的西王母

屈原《九章·涉江》中说：“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早在屈原的时代，人们就知道，美玉出于昆山。

商代古墓中出土的玉器，有相当一部分是新疆的和田玉，也就是古人常说的“昆山之玉”。显然，早在周穆王之前，就有人跋山涉水，出入昆仑。

屈原时代的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

《历代神仙传》中的周穆王

汉代的西域，通常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三十六国”。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其中就包括楼兰国：“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

《汉西域诸国图》

楼兰，一个散发着迷幻色彩的名字，一个沉淀了传奇与历史的国度。两千多年前的楼兰，是天山南麓的一个邦国，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史书记载，楼兰国在西域的东陲，与汉朝接壤，盛产美玉，百姓驱赶着驴、马和骆驼，放牧为生。然而，4世纪之后，黄沙淹没了楼兰国，楼兰文明尘封在了历史典籍之中。

20世纪，沉寂已久的沙漠忽然变得喧闹起来。1900年3月27日，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孔雀河下游寻找水源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古代城址，发掘出大批写着汉字的木简、残纸以及钱币、丝织品等古物。考证的结果令他惊喜万分，这里竟然是消失了十几个世纪的楼兰古城！

此后不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普鲁士中亚考察队、日本的大谷光瑞考察队，相继在尼雅、库车、吐鲁番等地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这些尘封已久的沙漠遗存，生动展示了两千年前的丝路文明，再现了中原王朝开通丝路、经营西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3世纪初，匈奴崛起于蒙古草原，控制了东到大海、西到天山的广袤土地。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对西汉王朝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如何解除匈奴祸患，成为西汉前期最为严峻的政治命题。

西域流沙古未开，氂牛边堠接轮台。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和议终非中国计，雄兵方逞帝王才。守文弱主书生见，难得英雄靖九垓。（清·王昙《咏汉武帝》）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拓精神的封建帝王之一。在他统治期间，西汉王朝达到了鼎盛。北击匈奴，开疆拓土，是这位一代雄主最为壮观的政治业绩。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开辟丝绸之路呢？

西汉初建之时，汉高祖刘邦曾经在“白登之围”中领教了匈奴的厉害。其后采取低姿态，通过“和亲”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期，汉朝国力渐渐强盛，基本上具备了以武力抗击匈奴的实力。为了提高战争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其方略之一，就是把臣服匈奴的西域诸国拉拢过来，“断匈奴之右臂”。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想，张骞奉命出使西域。

张骞，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探险家和外交家之一。史书说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他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不甘心碌碌一生，于是应募出使，投身绝域。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率领着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西行之路。

此次出使的目的是联络被匈奴打败的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的第一次出使非常不顺，先是被匈奴拦截扣留了十三年，好不容易逃出来，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不料月氏人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在这种情况下，张骞只好返回。在归国途中，再次被匈奴扣留，过了很久才回到长安。出发时的百余人，回国时只剩两人。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没能达到与大月氏结盟的战略目的，但是却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流沙遍地的西域之中，原来还有那么多的绿洲小国；苍凉壁立的葱岭以西，原来还有另外的国度和异样的文明。张骞的详细汇报，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

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考古室主任 哈迪夏·塔西巴耶娃

张骞很详细地记载道：在大宛，种植有大米、小麦，还种有苜蓿，也就是牧蓿，有葡萄，还用葡萄制作大量的葡萄酒；另外，大宛还以品种优良的骏马为骄傲，因为他们只培育血统正宗的名马。而汉朝的皇帝尤其看重出自大宛的名马，想获得这种名贵的马。我们可以根据岩画判断出来当年大宛盛产名马的景象。

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张骞再度持节出使。

这次出使的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盟友，在西域政治格局以及汉朝与匈奴的博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乌孙弃匈奴而亲汉朝。

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让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帝国心生敬畏。乌孙王热情地招待了张骞一行，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又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的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汉使回到长安，表达答谢之意。

汉武帝把两位汉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

除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还派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大夏（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今阿富汗北部）等国进行访问，赠送丝绸、铜镜等珍贵礼物，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

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一年后就病逝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

丝绸之路。张骞和他的部属，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在此之前，中原王朝对河西走廊以西地区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张骞一行获得了邦国分布、山川地形、道里行程以及风土人情的宝贵信息，由此开启了汉朝经营西域的宏伟大业。所到之处，他们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由此形成的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作“丝绸之路”呢？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养蚕抽丝、织绢制绸的技术。目前所知的世界最古老的六大文明中，只有中国使用丝纤维。在瓷器、茶叶传入西方之前，丝绸是中国与西方贸易体系中最主要也最具代表性的商品。西方人把东西方商路定名为“丝绸之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所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通往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或者向南，到达身毒（今印度）。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织锦

汉唐之间的“丝绸之路”又可分为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丝绸之路。在15世纪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前的千余年间，穿越西域的沙漠之路，始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通道。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张骞凿通西域之后，华丽高贵的丝绸、光洁典雅的铜镜、高超的铁器铸造技术，借助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西方。非洲的狮子、西亚的驼鸟、印度的孔雀、膘壮健行的大宛天马，通过丝绸之路，从域外来到中原。今天，我们日常食用的葡萄、核桃，也都是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的。

对人兽树纹双面罽，这是域外纺织物输入中国的明证。

汉代诗人辛延年在《羽林郎》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的“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

意大利发现的汉代丝织品

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源自印度的佛教很早就在西域传播，两汉之际，又从西域传入中原。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

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息（今伊朗）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

神秘的罗马军团。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一支六千人的罗马军团在卡尔莱战役中被安息军队击败，突围出来的罗马士兵下落不明。据说，他们沿着丝绸之路辗转东移，进入西汉帝国境内，被朝廷安置在张掖郡的骊靬县（今甘肃永昌）。

骊靬，就是今天埃及的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它是罗马帝国在北非的政治中心，因此，古代中国人常常用骊靬来指代大秦（罗马）。出土的简牍材料显示出，早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之前，来自罗马帝国的商人旅居永昌，久而久之形成聚落。或许是由于他们来自骊靬，西汉政府就以骊靬为名，设置了骊靬县。罗马军团残部是否真的败退到了骊靬城，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骊靬县的得名是否真的缘于罗马侨民，同样是谜。

西域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为了解决使节往来、军吏驻防需要的粮食给养和安全问题，数以千计的士兵、犯人被分遣至土地肥沃的交通要地，一边耕种稼穑，一边戍守备战。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车师是进入西域的门户，汉军长期驻屯，人数最多时达到了两千余人。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张小峰

汉朝要付出这么大的财力做这件事情，维持与西域交往的畅通，实际上是汉朝试图将国家影响力远播于四方的战略规划，用今天的词语来形容就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所以丝绸之路能否畅通是汉朝国力是否强大的见证，是汉能否有效影响和控制西域甚至更远国家的一个标志。维持丝绸之路畅通，不但对汉朝本身，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马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渡沙越漠，蜿蜒布列。丝绸之路的要害之处，还有许多邮驿机构，负责传递信息、提供食宿。它们是帝国的神经末梢，把西域边陲与帝国中心连接起来。两千年过去了，烽火台仍然矗立在孔雀河故道北岸。

轮台烽燧

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遗迹

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传车簿》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轮台歌》诗中道：“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人员往来提供了极大便利。商贾驼队、政府使节、屯田军吏在绿洲与戈壁上穿梭行进。史书形容当时的景象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悬泉置，位于敦煌东面的戈壁滩上，是汉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普通驿站。从出土的汉简得知，悬泉置曾经接待过解忧公主、楼兰王、乌孙和车师等二十多个国家的使者，有一次朝廷派遣使者王君护送于阗王等返回西域，人数多达一千七百多人。

这些被发现的文书档案，生动记录了两千年前丝绸之路上的繁忙景象。

班超出使西域。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维持丝路畅通的费用支出相当惊人，朝廷中反对经营西域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

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六十五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做出卓越贡献。

东汉的班超，是丝绸之路历史上又一个光照千秋的英雄人物。他与西汉的张骞，堪称汉代经营西域的双子星。张骞成功凿通西域，班超奋力维护丝路。班超是史学家班固的弟弟，早年在官府从事抄写文书的工作，后来投笔从戎，在西域建功立业。投身西域三十一年间，班超把亲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他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八万之众，使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朝。史书上说：“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朝廷在表彰班超的功绩时说：班超没有动用汉朝的大军，没有给国家带来负担，却能让远方的各民族和睦相处，使风俗各异的人们同心协力。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张小峰

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三十余年。有一次班超受命要临时回国的时候，当时于阗等国的人抱着班超的马腿不放，不让他走，说“我们今天以汉室为父母”。这种情怀表现出西域各国对西汉中央政权的向心力。班超在晚年的时候上书皇帝，说他难忘故土，希望叶落归根，他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样的赤诚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人。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遣部属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即便如此，此次出使，仍然增进了中国人对中亚各国的了解，而西方的大秦也听到了更多的关于汉朝的消息。

又过了七十多年，延熹九年（166年）九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盛装美饰的帝都臣民布列街衢，引颈观望。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夹护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

东汉中晚期“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新疆尉犁营盘遗址15号墓出土。

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欧洲人到达中国的记录。万里之外的大秦帝国遣使来访，在汉朝皇帝和他的臣子的观念中，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白龙堆，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路。东晋隆安四年（400年），一位东晋高僧赴天竺取经，途经此处，历尽艰险。他在游记中心有余悸地描述着：“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曾经浩渺无际的盐泽（今罗布泊）已经干涸，当年驼队络绎不绝的古道难觅人迹，只有顽强的胡杨和永恒的黄沙，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往昔，记录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恢宏历史。汉代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第一个高峰期。正是在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

清议与党锢

汉画像石《讲经图》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最注重教育与教化的封建王朝。开国皇帝刘秀是读书人，追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们也不乏儒生学士，绵延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也因此多了几分斯文与儒雅的气质。然而，血腥让斯文扫地，残酷使儒雅不再，发生在2世纪下半叶的党锢之祸，折断了帝国的脊梁，空留下千古叹息。

东汉清流名士。太学，是汉代的官办中央大学，始设于西汉武帝时期。这是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太学便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中传道授业的是五经博士，生徒则来自全国各地，统称为太学生。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三万多人。儒学之兴，于斯为盛。

学而优则仕。在那个儒学备受重视的时代，读书人如果能够精通一种经书，就有机会进入官场，平步青云，实现人生抱负。西汉的大学者夏侯胜就是读书人的成功典范。他告诫弟子说：“读书人最大的悲哀是不能精通经典。如果精通了经典，那么取官封爵就像从地上拾取芥草那么容易；如果不能精通经典，那还不如回家种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这是汉代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然而，东汉中期以后，读书人求取功名之路越来越狭隘。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留给读书人盘桓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

东汉中期以后，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中央，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他们任人唯亲，为非作歹，导致王纲不振，朝政废弛。在地方，世家大族与各自的门生、故吏联结成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网，党同伐异，控制了基层官吏的选用权。“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首流传在民间的歌谣辛辣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选拔官吏方面的黑暗与不公。太学生人数激增，本来已经使官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选官过程中的种种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了入仕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太学生已经无法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凯

当中央政府给了地方察举的权力的时候，行使这个权力的人会推荐跟自己亲近的人。这样，掌握权力的人就可能把察举的皇权变成私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个人的前途、民生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成为读书人最为关注的话题。一些正直的朝廷官员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清流派士大夫群体。他们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李膺就是清流派士大夫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许昌襄城）人。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高官，但李膺却没有世家子弟特有的纨绔习气。他也不是纯粹的读书人，但却具有为读书人所推崇的正直与勇气。李膺早年曾长期担任边关将领，为维护帝国的边疆安全立下赫赫战功。但是真正使他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与宦官集团的顽强抗争。他为人刚直不阿，在担任河南尹、司隶校尉等要职期间，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从而赢得了士大夫群体的交口赞誉，被称为“天下模楷李元礼”。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其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膺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龙门之内，岂有鱼虾？成了李膺的座上宾，也就成了士林的名人，也就是所谓的“名士”。

东汉后期的清流派名士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他们身无分文，却不必为衣食发愁。他们不是权贵，却能让权贵屈尊。皇甫规，字威明，出身于西北豪强，官至度辽将军，是东汉后期最著名的将军之一。他不怕勇猛的羌人，不怕权势遮天的宦官，唯独惧怕名士。解甲归乡之后，有一位曾经担任雁门太守的同乡前来拜访，皇甫规非常冷淡地把人家打发走了。有一天，一个名叫王符的年轻书生登门求见，皇甫将军“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原因很简单：王符是清流派的名士。汉末枭雄曹操也曾经以这种狼狈仓皇却极见热情的方式对待从袁绍那边前来投奔的许攸，人们都认为这是曹操有求于许攸，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攸是一个大名士。在那个清流名士牛气冲天的时代，得罪了名士，就会招来非议，失去人心，等于自毁前程。史书描述说：名士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名士的清议言论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这是东汉后期特有的现象，放眼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称得上是绝无仅有。

东汉后期的“清议”，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后汉书》里记录了大量相关的歌谣，爱憎之情，跃然纸上：“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书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李膺）、陈仲举（陈蕃）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宦官居庙堂之上。东汉“清议”对宦官群体的批判和抨击最为严厉。“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痛斥的“小人”，主要是外戚与宦官，而尤以宦官为最。

男子去势，在宫中服侍皇帝与后妃，俗称为宦官。宦官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古代的埃及、波斯王宫中也使用宦官。《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即以宦官的身份担任中书令。东汉在皇宫外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在皇宫内则豢养了一个同样可观的宦官群体。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忠炜

历史研究发现，最早的阉割术出现在商代，从那时起就有阉人，中国的宦官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他们大多是奴隶、罪犯，在宫廷中做一些基本的“家务”。

东汉宦官深度干预政事，大约始自顺帝刘保时期；到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统治期间，宦官的权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东汉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延熹二年（159年），桓帝借助宦官的力量，铲除了权倾一时的外戚梁冀，单超、曹腾、具瑗等宦官因功封侯，东汉进入了宦官专权的年代。汉灵帝最宠幸的宦官是张让与赵忠。他曾公开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这些宦官倚仗着皇帝的宠幸，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上下其手，左右朝政。他们深居宫廷，但是他们的亲朋故旧与附势之徒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网。“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史书以此形容宦官集团的权势。

曹腾是东汉后期地位最为显赫的宦官之一。他侍候过四任皇帝，在宫廷中供职三十年之久，被封为费亭侯，官至大长秋，成为最受皇帝信任的政治顾问。曹腾死后，养子曹嵩承袭了爵位，得到了太尉这样的高官。曹嵩之子曹操少时放荡不羁、品行不修，二十出头就进入了官场。如果没有宦官祖父曹腾提供的荫泽，这个乱世枭雄未必能够成为汉朝江山的颠覆者。后来，曹魏政权追尊曹腾为“高皇帝”，曹腾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皇帝”名号的宦官。在史家的笔下，曹腾还算是一个比较正派的宦官。一个正派的宦官尚且具有如此能量，其他宦官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这是明末清初的唐甄在《潜书》中描绘的宦官形象。在正统观念中，这些失去了男人根本的“异类”，乃是天刑之人、刀锯之余，只适合做些仆庸杂役的琐事，根本不具备登上庙堂的资格。在东汉士大夫看来，宦官乃万恶之源，国家的种种不幸，都与宦官当权有关系。不铲除这些害群之马，汉家就命运堪忧。

第一次党锢之祸。延熹九年（166年），司隶校尉李膺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此人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膺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校尉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一边，毅然处死了这个杀人犯。原因很简单：张成是宦官们的座上宾。在正义与国法的二选一命题中，李膺选择了前者。这件事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的权势其实是皇权的延伸。东汉皇帝多数寿命不长。皇帝幼弱，不谙政事，需要外戚扶持，于是乎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皇帝长大之后，不满皇权旁落，就利用宦官铲除外戚，权力自然落到宦官手中。因此，宦官的存在其实是与东汉专制皇权相伴生的痼疾，无法根除。清流派士大夫把政治黑暗的原因归结于宦官专权，未免有失客观。另外，宦官群体中并非都是恶人，勇于进谏的吕强、改进造纸术的蔡伦，都是《后汉书·宦者传》中的正面人物。清流派士大夫要求对宦官进行集体清算，实际上是仇恨情绪的极端发泄。这种株连式的斗争方法，也给他们的反宦官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忠炜

清流派将矛头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第一，对宦官这个群体的不齿；第二，对他们各种行为的不齿。当宦官这个群体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弄权的时候，他们或祸国殃民，或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所以，清流士大夫很容易将矛头对准宦官群体。

李膺和清流派官员无意冒犯皇权，但是他们藐视国法的行为事实上已经触逆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上书天子，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朋结党，诽谤朝廷，惑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膺，并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幸运的是，在太尉陈蕃、外戚窦武等朝廷重臣的苦苦求情下，永康元年（167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膺、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却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邬文玲

在古代，“君子不党”这是一个共识。对于皇帝来说，群臣如果结党营私的话，对皇权会造成很大的威胁，皇帝对于结党营私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对清流派进行打击，而且在公布的诏令中，把清流派这些官员称为“党人”。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轺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博，汝南郡征羌县（今河南漯河）人。为官清正刚直，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豪气干云地说：“我死之后，希望能够埋在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无愧于伯夷、叔齐！”此次大赦归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的热烈欢迎。延熹九年（166年）的党锢之祸没有扑灭士大夫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的声望。

第二次党锢之祸。永康元年（167年）的冬天，寒冷异常。但是遭到禁锢的党人却分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十二月，昏聩无能的汉桓帝驾鹤西去，年仅十三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朝廷重臣重新洗牌，清流派领袖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大将军窦武是灵帝窦太后的父亲，为人谦逊好学，不但没有外戚的种种劣习，反而具有为汉末名士所推崇的种种美德。太傅陈蕃则以正直不阿著称，一向被视为士大夫的楷模。他们二人执掌大权，让人们看到了大汉重整朝纲的希望。东汉中期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如今，外戚与清流派官员结成了同盟，宦官的末日还会远吗？

汉帝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一旦外戚与士大夫联起手来，就会形成一把无坚不摧的巨型铁钳。公元前74年，外戚霍光和士大夫一起完成了更换皇帝的壮举；8年，外戚王莽在士大夫的鼓噪下，活生生地把刘家的汉朝变成了王家的新朝。在很多人看来，用这把巨型铁钳来对付一群阉竖宦官，实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在168年的政治搏杀中，这把曾经令人胆寒的巨型铁钳却莫名其妙地生锈了。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景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统统革职，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京畿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上奏，要求立刻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了。

宦官被逼到了绝路之上。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膺、杜密等党人的复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但他们并不准备坐以待毙。他们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窦武和陈蕃等人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忘了，宦官手里还掌握着最后的筹码——皇帝和太后。诛杀宦官的奏章是呈送窦太后亲阅的，可是宦官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显然被激怒了，他们怒吼道：“为非作歹的宦官固然该杀，可是我们这些人并无罪过，为何也要被族灭！”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把汉灵帝劫持到德阳殿，又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五校尉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

最为悲烈的一幕随即上演。八十多岁的太傅陈蕃惊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八十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进行了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陈蕃，字仲举，汝南郡平舆县（今河南平舆）人，少年时就有宏图大志。据说，在他十岁那年，父亲的一位老友薛勤前来拜访，见庭舍脏乱，就说：“你为什么不把屋子打扫干净来招待客人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污垢，哪能关心区区一间小屋呢？”这位一生尽忠的老臣，终于以死捍卫了自己“不畏强御”的高节，但却没能实现“扫除天下”的大志。千余年来，“扫天下”与“扫一屋”何者重要，始终是科场考试的重要命题。假如陈太傅和窦大将军能够更加周密细致一些，以“扫一屋”的态度来“扫天下”，也许这悲剧就不会上演了。只是历史容不得假设。

天下，是汉家的天下，天下的主人姓刘。如果主人像泥鳅一样离不开污泥而陈蕃们仍然执意要扫除这污泥，那么被扫除的只能是陈蕃们自己。在东汉后期的专制政治体系中，皇权的行使离不开宦官。深度打击宦官，势必会伤及皇帝。伤及皇帝，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所谓“投鼠忌器”，就是这个道理。陈蕃、窦武和清流派士大夫的悲剧，也正是由此而来。

对于年仅十三岁的汉灵帝来说，要让他完全理解建宁元年（168年）八月那个灯火通明的夜晚的波谲云诡，显然是不现实的。他不知道这场宫廷政变的原委何在，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是逆臣贼子，是噩梦中出现的魔鬼，只知道温顺和蔼的宦官勇敢地扫除了魔鬼，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甫等十八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和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连他们选任的官吏也都被免官禁锢。

窦武、陈蕃结成的反宦官集团被宦官集团轻松击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把所有宦官作为打击对象，不但引起了窦太后的反感，还使原本彼此不睦的宦官们团结起来。还有一点很重要：窦武之死，固然是由于事起仓促；而陈蕃赴难的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多少士大夫的援助。显然，清流派这个群体并不是官僚队伍的主流，他们与普通官僚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在此前此后的党锢系列事件中，很多官吏落井下石、坑害党人，也说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反宦官行动的最终失败，使朝纲昏暗的东汉王朝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内部调整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凯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皇帝来说，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通常能在这三股势力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一旦皇帝本身的掌控力弱化，很容易大权旁落，因此，三股势力之间的消长会影响政治格局的变化。窦武作为外戚集团，站在清流集团一边，跟官僚集团联合，事实上改变了以往三足鼎立的态势。

宫廷喋血已经结束，但是对清流派士大夫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窦武、陈蕃和刘淑被清流派士大夫尊称为“三君”，“君”的意思就是“领袖”。宦官已经砍倒了“三君”，接下来该受难的就是“八议”“八厨”了。建宁二年（169年）十月，在宦官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宦官的爪牙和曾经受到清流派批判的官僚联合起来，不遗余力地追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内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与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的党锢之祸相比，第二次党锢更为残酷。从受害人数上看，第一次党锢中，约二百名党人卷入其中，但没人被处死；第二次党锢则有上百人被处死。从地域上看，第一次党锢只涉及中原数郡，第二次党锢则是全国范围的。从禁锢范围看，第一次党锢只有涉案党人本人被剥夺了做官资格；第二次禁锢非但党人不得做官，他们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不得做官，就连五服之内的亲属都被禁锢终身。三服之外的亲属在当时其实已经有些疏远了，而株连至五服之内，惩罚之重，可见一斑。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熹平元年（172年）四月，一条青蛇盘卧御座，久久不去。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这一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甫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公卿大臣皆素餐尸位，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一千多名太学生被逮捕入狱。

建宁四年（171年）正月，京城内外喜气洋洋。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得到宽囿，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生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经不再是士人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十年内的两次党锢，最具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士大夫遭到反复摧残，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分裂。

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清流被全部打入另册之后，宦官集团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迅速走向灭亡。在光熹元年（189年）的宫廷政变中，两千多名宦官被集体屠杀。只是宦官群体的消失并没有挽回东汉的亡国命运，这或许是党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清初学者顾炎武曾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薄西山的东汉朝廷拒绝了清议，等待它的将会是什么呢？

曾经车水马龙的太学，如今门可罗雀。曾经喧嚣沸扬的洛阳城，终于归于宁静。这是闪电来临之前短暂的宁静。一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雨正在隐隐逼近。

黄巾起义

清代苏州年画《天师作法图》

东汉末年，瘟疫横行，朝廷腐败，社会动乱，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奉他为活神仙，趋之若鹜。

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漂着黑色纸烬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东汉流民。“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大意是说：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家里的男人在哪里？男人都在西北胡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论议。

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处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可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

1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纪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从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无数中原男儿抛尸疆场，魂断西北。战争也给东汉王朝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汉安帝时期（106—125年），为平息羌乱，花费二百四十多亿。汉顺帝时期（125—145年）的一场战争，又耗资八十亿。而当时，东汉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大约八十亿。这无休无止的庞大军费，自然都出在百姓身上。

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百姓一旦成为流民，便脱离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现象，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臧知非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要么做地主的依附民，要么沦为奴隶，要么迁徙逃亡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是东汉覆亡的最根本原因。

太平道。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春天，一场瘟疫席卷中原，黄河北面的冀州是重灾区，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尸填沟壑。朝廷照例派遣宦官带着药品到各地抚慰，可是这种象征性的抚慰，照例又成为宦官聚敛钱财的好机会。奉命巡行冀州的宦官满载而归，准备回洛阳交差。在南下途中，他发现一群又一群的百姓向北方行进。在黄河渡口，又有数百名衣衫褴褛的流民簇拥在一起，等候摆渡北上。良心发现的宦官把剩下的药品丢给百姓，不失时机地宣示天恩，并告诉他们冀州疫情，劝他们不要北上赴死。可是百姓们对宦官的话置若罔闻。他们叩头谢恩之后，仍然争相上船，直奔黄河北岸。

他们要到哪里去呢？

“汪洋千顷势何雄，九水同归一泽中。”元代文人李京吟咏大陆泽的诗篇，记录在明代《顺德府志》中。位于今河北邢台巨鹿县西北的大陆泽，曾经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湖泊，如今已经干涸，全然不见当年衔山吞水、浩渺如烟的壮美风光。在光和二年那个瘟疫蔓延的春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大陆泽，接受一位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他治病的方式相当独特：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他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说来也怪，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大贤良师”妙手回春的神奇故事。更令人赞叹的是，“大贤良师”给人看病，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这些钱也都用于救济穷苦百姓。“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太平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食辄令有余，新陈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黎庶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冥冥暗夜中，人们仿佛看到了一线光明。

“大贤良师”是冀州钜鹿郡（治所在今河北巨鹿）人，名叫张角。

早在西汉成帝时，一个名叫甘忠可的人，从滨海齐地千里迢迢来到京城长安，向朝廷献上了一部名叫《包元太平经》的书。朝廷认为他假借鬼神欺上惑众，将他关进大牢。东汉顺帝时，齐人宫崇向天子奏上《太平清领书》，被没收封存在帝国的书库里。桓帝时，著名的方士襄楷又向皇帝提到这部书，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追究他的过失。到了灵帝时期，张角接受并宣传《太平清领书》的思想，创立了一个宗教组织——太平道。

老子李耳，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一向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局面——“文景之治”。不过，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归民间，不再被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三百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成最主要的民间信仰——道教，老子被尊为始祖，甚至连皇帝也对他顶礼膜拜。

《老子授经图》

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正月，一个皇家使团出现在钜鹿的老子祠。使团的首领叫管霸，是汉桓帝最为宠信的宦官之一。管霸代表皇帝，举行了隆重的祭祀老子仪式。十个月之后，桓帝宠信的另一位宦官又来到钜鹿，再次代表皇帝祭祀老子。第二年七月，汉桓帝干脆把老子牌位请进了皇宫，为这位道教始祖举行了一次豪华无比、别开生面的祭祀活动。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这个荒淫无道的皇帝对清心寡欲的老子顶礼膜拜，究竟意欲何为呢？

汉桓帝好色荒淫，但是御宇多年，一直没有子嗣，这是他的一个心病。他祭拜老子，是希望像道教宣扬的那样，能给自己留个“龙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旗号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占据道教信仰的制高点，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能够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

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尊崇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地，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甚至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道教组织。位于巴山北麓的午子山，壑幽林密，溪水潺潺，风景秀丽。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在百姓中收徒传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宗奉老子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把东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对于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迅速发展，东汉朝廷是不是浑然不觉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正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生活上和心理上的一种需要。太平道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与东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广大人民群众困苦不堪有很大的关系。

黄巾举事。就在“大贤良师”张角为百姓念咒治病的时候，汉灵帝刘宏也没闲着。这一天，他草草结束了早朝，早早回到后宫，玩起了驴车游戏。刘宏十二岁登基，如今已有十个年头。这位在朝堂政务方面缺少悟性的年轻皇帝，在生活娱乐方面倒是颇有创意。汉代人通常用马拉车，灵帝则酷爱驴车。上行下效，一时间驴价飞涨，洛阳驴贵。他在驾驭国家方面没什么本事，但是驾驭驴车却是得心应手。小小驴车在他的操控下，时而疾驰如风，时而周旋如规，宫女们的娇嗔和宦官们的谀赞，让他得意不已，把天下、国家、臣民全都抛在了脑后。

灵帝最不该抛在脑后的，是司徒杨赐的奏章。杨赐，字伯献，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东）人。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显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秉，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官职，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这封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

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梁、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的太平道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臧知非

张角能够利用宗教手段，即用道团组织农民，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生活无依靠，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他们在宗教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活支持。从这点上说，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以及张道陵，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都具有时代特点。陈胜、吴广之后，经历了近四百年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了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迷信形式，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光和六年（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尺余。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句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歌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太平道发动起义的战斗口号，也是他们起义前的舆论准备。“苍天”，代表腐朽的东汉政权；“黄天”，则代表新生的太平道理想社会。“甲子”，是184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为农历甲子年。实际上，“苍天已死”的口号并不是张角发动黄巾起义时才发明的。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安徽亳州的曹氏宗族墓地发现了一块墓砖，上面赫然刻着四个字：“仓天乃死”。“仓天”，也就是“苍天”。“苍天乃死”，与张角太平道宣扬的“苍天已死”口号如出一辙。这块墓砖有明确的纪年——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比张角起事早了十几年。这说明，早在张角起事之前，下层百姓中间就普遍弥漫着绝望和仇恨的情绪，这也是太平道迅速发展的群众基础和时代背景。一旦有星星之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马元义是太平道大方的首领，也是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他组织荆州、扬州等偏远地区的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徒众，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184年三月初五。这一年正是农历甲子年。

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中平元年（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唐周临事变节，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一千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下诏，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

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驰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腹地，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攻打城池，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沉寂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声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劭的官员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牧守枭裂，流血成川。”

《曹全碑》。遒劲、优美的隶书，历来被视为中国书法的瑰宝。碑文记载郃阳县令曹全的家世及生平，其中提到黄巾起义的相关情景。

据“曹全碑”记载，中平元年三月，曹全出任凉州酒泉郡禄福县的县长，正赶上黄巾起义爆发，“妖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扬，同时并动。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人怀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隐隐杀气，破石而出。出土于山东东平县的“张迁碑”同样记载了那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黄巾初起，烧平城市。”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从地域上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围大，当时东汉一共有十四个州部，其中至少八个州部出现了暴动；一是出现了南阳、颍川、汝南、钜鹿等几个重要集结区域，对京师洛阳形成合围态势。起义的时间虽然提前了，但是相对于东汉政府来说仍然有主动性。因此，战事初起，黄巾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攻城略地，势头很猛，给东汉王朝的地方机构带来重创。

冀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驿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率所有的京畿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巾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面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

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十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皇甫嵩、朱儁、卢植等又都是久历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势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随着战事的发展，官军逐渐占据了上风。在南方战场，颍川、汝南、南阳等地的黄巾军相继战败。在北方战场，冀州黄巾军与官军浴血奋战。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人公将军”张梁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皇甫嵩的统领下加入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展开决战，张梁及三万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五万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十一月，“地公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十余万被杀。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健

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中国历史上，它第一次把农民战争和宗教结合起来，宗教强化了农民战争的动员能力，包括思想的号召力，这是一次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全国性农民暴动。它虽然没能推翻东汉政权，但是使这个老迈腐朽的封建王朝遭受重创，奄奄一息。第一，东汉政府的统治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国家财政出现了巨大危机，宦官与士大夫群体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更加黑暗。第二，黄巾军开启了一个持续动荡的时代。在边疆，汉族豪强与羌人、乌桓、鲜卑势力联合，边陲再无宁日。在中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官军疲于奔命。第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逐渐由帝国秩序的维护者演变为东汉王朝的掘墓人。后来开创了三国鼎立局面的曹操、刘备及孙权的父亲孙坚，都曾参与过镇压黄巾起义。

2004年，湖南长沙市东牌楼出土了一批汉代公文简牍。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年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

灵帝卖官。黄巾大起义及其引发的暴动骚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动荡，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明码标价。相当于今天总理级别的三公，标价一千万；相当于部长的九卿，标价五百万。读书人想要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东汉“摇钱树”，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

古代的志节之士，视金钱如粪土，瞧不起那些有“铜臭味”的财奴。“铜臭”这个词，就出现在汉灵帝卖官鬻爵的时代。崔烈是当时的北方名士，学问没得说，口碑也很好。他花了五百万，当上了司徒。司徒是三公之一，是汉代最高级别的官职。崔司徒自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有一天，他向儿子崔钧打听人们的评价，崔公子说：“过去人们对您评价很高，都说您要是不当三公就可惜了；现在您当上了司徒，人们却很失望。”崔司徒追问原由，崔钧只得直言：“大家厌恶您身上的铜臭味。”崔司徒既羞且怒，操起手杖打跑了儿子。铜臭味道不得世人好评，大汉天子却乐此不疲。在任命崔烈为司徒的朝会仪式上，汉灵帝颇为可惜地对身旁的侍从说：“实在是太不合算了，这个官位应该值一千万啊！”灵帝的可惜是有例可循的：乱世枭雄曹操的父亲曹嵩，正是花了一千万，才买来一个太尉的职务。崔烈后来为国捐躯，没有辜负名士的名声。名士报效国家，尚需花钱买路，那些庸碌贪腐之徒就更不用说了。卖官鬻爵的钱财源源不断输入西园，灵帝在西园修了一座“万金堂”，颇有“招财进宝”的意味。中国向来有“王者藏于天下”的古训，大汉天子却忙着充实自己的“小金库”，他已经利令智昏，抛弃了天下。

通过卖官的方式来筹集军费，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这样的事例并非始于汉灵帝。西汉武帝时，连年征伐四夷，国库空虚，也被迫采取了“入谷射官”的手段，也属于卖官的性质。所不同的是，武帝卖的是闲职散职等不重要的官职，灵帝则无限扩大化，负责管理国家职能的职位也可以卖，君臣之间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我们不赞成把卖官鬻爵全部归结于汉灵帝个人的贪婪。从史书记载来看，汉灵帝大规模卖官鬻爵出现在黄巾起义之后，显然，黄巾起义加重了东汉帝国的财政负担，灵帝卖官鬻爵既有个人贪婪的原因，也有制度性的原因。只是，靠钱买来职位的官员，一心只会想着把买官花出去的钱从百姓身上捞回来，怎么能成为百姓的父母官？这样的皇帝，又怎么能约束他的官员们呢？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栩、张钧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斩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他们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皇甫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中常侍赵忠在故里邺城有一处住宅，豪华程度堪比王侯宫殿，明显逾制。皇甫嵩进军途经邺城，随即向朝廷报告此事，要求没收充公。另一位中常侍张让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被皇甫将军断然拒绝了。两名宦官气急败坏，后来在灵帝面前进谗言，收走了皇甫嵩的车骑将军官印，把他的食邑从八千户降到二千户。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

东汉王朝陷入乱世泥淖。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一带）人，既长于戎马征战，又精通儒学，称得上是文为儒宗，武为将表。作为平定黄巾起义的首功之臣，皇甫嵩威震天下，无人能出其右。一位名叫阎忠的有识之士劝他推翻汉室，南面称帝。史书生动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阎忠说：“您现在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

皇甫嵩反问道：“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阎忠说：“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

皇甫嵩回绝说：“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

皇甫嵩重视名节，忠于汉室，可是，天道无亲，汉家气数将尽之际，又有多少豪杰能够像他这样守志如一呢？古人有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乱世之中，强梁为道，军队就是国家的利器。在讨伐黄巾军过程中掌握了国家利器的雄杰豪强，已经不再唯东汉朝廷马首是瞻了。

经历了黄巾之变，东汉王朝“朝政日乱，海内虚困”，彻底滑入了乱世泥淖。中原乱，边疆乱，官场乱，人心乱，怎一个乱字了得！亲身经历了乱世之殇的思想家仲长统感叹道：“如此下去，大汉王朝恐怕气数将尽，不知来世圣人用什么方法能够拯救这个社会。”仲长统期盼的来世圣人遥不可及，一批乱世枭雄却横刀跃马，闯入了历史舞台。

仲长统卒于220年，享年四十一岁。就在那一年，汉献帝逊位，大汉王朝正式谢幕。

三国鼎立

战国三足金鼎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似乎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两个“必”字，连起天下的分与合。两个“久”字，推动着分与合周而复始的循环。

哲学家说，所谓规律，就是事物间彼此必然的联系。

难道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吗？东汉天下的分裂是因为统一时间太久还是另有原因呢？分裂的局面难道只能消极地等待其“分久必合”吗？

刘焉建策与董卓进京——皇权式微与地方势力的膨胀。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由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

无论是从广度还是烈度来看，这都无疑是一场撼动东汉朝廷统治基础的社会地震。心有余悸的朝廷开始总结黄巾起义的教训。太常刘焉说：之所以发生起义，是因为地方上的太守对百姓盘剥得太厉害。应该选用朝中有清名的重臣担任地方州牧，一方面管束太守，一方面平定起义，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刘焉的这个建议，简单说就是在郡太守上面增加州一级行政机构，州牧是这级行政机构的最高长官，掌管一州的军政大权。

几个郡的财政、军权都集中在州牧手中，郡守只能服服帖帖听从管束。问题是谁来管束州牧呢？比郡守权力膨胀数倍的州牧，会接受中央朝廷的管理吗？

刘焉的建议不但被朝廷采纳，而且他还被任命为益州牧，来到四川成都。刘焉本来想到今天的两广地区做州牧，但后来听说，四川地区有“天子气”，便到这里来寻他的天子梦。在成都，刘焉在发展自己的势力的同时，还命人制作了皇帝用的仪仗车队，成了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势力。

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病死，新皇帝刘辩十七岁。由于年幼，刘辩让舅舅何进任大将军掌握朝政。何进欲清除宦官势力，但遭到姐姐何太后的阻挠，便秘密召并州牧董卓率兵进京，企图利用地方的力量达到目的。不料事先得知消息的宦官先下手为强，还没等董卓到来，便先杀了何进。何进的手下袁绍又对宦官展开反攻。等到董卓率兵开进京城洛阳时，残余的宦官们已经劫持少帝逃出洛阳。董卓坐收渔翁之利，他把少帝迎回洛阳，不久又把少帝废掉，另立少帝的弟弟刘协为帝，这就是献帝。

清刻本《三国演义》中的“董卓火烧长乐宫”及“虎牢关三战吕布”

董卓进京，废少帝立献帝，说明了中央朝廷没有决断重大政策的能力和处理重大事情的力量，只能依靠地方势力。一个任并州牧的凉州武夫，能够利用手中的武力自命为相国，凭自己的意志决定皇帝的废立，这种权力与前朝相比是绝无仅有的。

刘焉和董卓绝不是特例。在州成为凌驾于郡县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以后，各州的州牧和刺史或通过镇压黄巾起义扩大自己的地盘，或借口讨伐董卓壮大自己的实力，或凭天高皇帝远的优势割据自保，地方势力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冒出来：

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西部）；公孙瓒占据幽州（今河北北部）；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袁术占据江淮地区；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张绣占据南阳（今河南西南部）；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陶谦占据徐州（今山东东南部及江苏北部）；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地区）；刘璋占据益州（今川、贵、滇地区）；张鲁占据汉中（今陕西南部）；马腾、韩遂占据关陇（今陕西西部、甘肃、宁夏及青海北部）。

文姬归汉——动乱年代的凄美乐章。国家在分裂，战火在燃烧，生灵遭涂炭，百姓在呻吟。这一切强烈震撼着蔡文姬的心灵，这个有着厚重的家族文化背景的才女，用细腻的文学笔法把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

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

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

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茕茕对孤影，怛咤糜肝肺。

南宋人绘《文姬归汉图》

蔡文姬之所以描写得这样生动形象，是因为她不仅是战乱的亲历者，也是战乱的受害者。她在战乱中被匈奴的骑兵掠到塞外，流落在南匈奴长达十二年。

《历代画像传》中的蔡琰

大约在建安十一年（206年），长期流落在南匈奴的蔡文姬被曹操用重金赎了回来，结束了寄居生涯，回到了中原，并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著名的史学家郭沫若以此为素材，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历史剧《蔡文姬》。剧中除塑造了一个才华高绝、胸襟开阔的女子形象，更塑造了接近历史真实的曹操形象：他是雄才大略、总揽全局、爱惜人才、极富才华的英雄，是蔡文姬命运的拯救者，是军阀割据局面的终结者。

首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历史把终结割据的任务交给了曹操。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包含了必然。

曹操像

曹操，安徽亳州人。他喜好读书，平日“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经传里当然包括儒家大一统思想。

他以反对称王割据自诩，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他精明强干，机警过人。在东汉天子已无任何权力可言、沦为军阀手中玩偶的时候，他首先发现了天子的价值，把天子抢到手中，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袁绍两大军事集团在官渡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大决战。此时的袁绍，据有当时最富庶的青、冀、幽、并四州。冀州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幽、并骑兵，勇冠天下。

袁强曹弱。曹操仅有数万人且装备落后的军队，能够抵挡得住袁绍装备精良的十万精兵吗？

胜利之神从来不眷顾表面强大的人，而总是青睐心怀天下、志向高远的真英雄，具有这种素质的不是袁绍，是曹操。

建安五年正月，官渡之战爆发。曹军大胜，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

曹操书法“衮雪”拓片，这是目前唯一能看到的曹操书法真迹。

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为曹操加快统一战争的步伐增添了极大的动力。建安九年（204年），曹军攻占邺城，取得冀州、青州。又用了三年时间，占领幽、并二州，平定三郡乌桓，不仅彻底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巩固了北边的安宁，而且利用乌桓人的能骑善射组建了强大的骑兵，壮大了军事力量。

《隆中对》与赤壁鏖战。战争长期在北方进行，使得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成为动荡乱世中的一块安定的绿洲。《刘镇南碑》描述荆州说：“稌粟红腐，年谷丰夥。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攘窃之民。”

荆州的富庶与安定，荆州的重要地理位置，荆州主人刘表的平庸，这一切引起了它的东邻孙吴的垂涎。从建安八年（203年）十月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正月，孙吴三次攻打江夏郡，企图敲开荆州的东大门。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在孙吴第三次攻打荆州江夏郡这年，曹操五十四岁。“暮年”曹操的“壮心”，就是完成统一大业。

凭着政治家的敏感，曹操察觉到了孙吴的战略意图。他预感如果让孙吴抢先占据了荆州，将给他的统一大业带来巨大的麻烦。他果断地决定向荆州进军。

曹军南下的步骑很快就进入荆州界内，此时刘表已经病逝，新即位的刘琮还没等曹军兵临城下便闻风而降。寄居在荆州的刘备从新野率军向南，准备撤退到江陵。江陵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还储备了大量的物资。有鉴于此，曹操立即亲率精锐骑兵对刘备军展开追击，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备，并将刘备军击溃，迫使他放弃了占领江陵的企图，转而向东南奔往夏口，曹操则直扑江陵，占领了这个荆州重镇。

面对曹军的咄咄攻势，孙刘两家选择了联合抵抗。建安十三年这里发生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战役，因此地有赤壁山，所以称赤壁之战。战争一方是孙权、刘备为首的孙刘联军，一方是曹操亲率的二十多万南征大军。曹操近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是战无不胜，在这里却饱尝了失败的滋味。

宽阔的江水阻止了曹操进军的步伐；孙刘联军的一把大火，使曹军停泊在江边的水军战船“樯橹灰飞烟灭”。赤壁山下，曹操天下归心的壮志碰到了铁壁。

清代山西临汾年画《群英会》

《历代画像传》中的孙权

《历代画像传》中的刘备

对于曹操的失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是因为他太骄傲了，有人说他战争的步子迈得太急了。

这些分析虽然都有道理，但都未触及根本。最根本的原因是曹操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他的对手孙权、鲁肃、周瑜、刘备、诸葛亮等人都不是平庸之辈，而是和他一样有胸怀天下的宽广胸襟、统一天下的雄图远略、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的英雄人物。

大约在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随叔叔从山东老家出来避难的诸葛亮，历经辗转周折后，在距荆州襄阳城西二十多里一个叫隆中的山村定居下来。

辗转流徙的经历，砥砺着他结束战乱实现统一的宏图远志。

明人绘《三顾茅庐》

经过十多年的学习、观察、思考，一个实现天下统一的系统规划在他的心中日益成熟。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席间说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够格。”

虽然都是英雄，刘备在起家的路上却备受挫折。然而失败并没有使他放弃追求，挫折也没有磨灭他的意志。

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的事业发生了一个转折。这一年他经过三顾茅庐见到了号称“卧龙”的诸葛亮。他对诸葛亮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个问题，既表达了刘备心中多年的郁闷，也表达了他欲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

诸葛亮用了很长一段话回答了刘备的问题。

自董卓已（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就是被后人传诵千古的《隆中对》。

比刘备、诸葛亮隆中谋划早七年，在孙吴的首都建业也有过一幕类似的场景。

建安五年（200年），孙权和鲁肃也有一次对话。

孙权问：“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

鲁肃回答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这番对话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江东对》。

《隆中对》和《江东对》，都是政治家经过深思熟虑、极富远见、极富战略意义的建言。这种战略思想一旦被刘备、孙权这样具有坚毅品格的政治家所接受，就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对于曹操的统一战争，赤壁之战是个句号。从此之后，曹操退回北方，终止了南征的步伐。

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逗号。他们还要继续划分曹操退出后的半壁江山。

对于社会进程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问号，社会还要经过怎样的道路才能走向统一？

争荆州与关羽之败。赤壁之战后，荆州八郡为曹、孙、刘三家分别拥有：曹操占有南阳、章陵二郡；孙权占有南郡、江夏二郡；刘备占有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

清绘本《回荆州》

七年之后，经过一系列摩擦、谈判、讨价还价，甚至刀兵相向，建安二十年（215年），孙刘双方达成协定，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属孙吴，南郡、零陵、武陵归属刘备。

荆州最后划分以后，刘备集团自以为荆州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便放心大胆地开始了向曹操的进攻。

清刻本《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六月，刘备军先后占领了西城、上庸、房陵三郡，打通了汉水的汉中到襄阳段。七月，刘备派驻扎在荆州的关羽率军北攻襄阳，并实现了对襄阳的包围。时值八月，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汉水暴涨，大水漫过河床，向樊城城北低洼之处狂泻。樊城外围曹军驻扎之处顿时变成一片汪洋，平地水深数丈，七军皆被淹没。曹兵纷纷登至高处避水。关羽利用水军优势，率众登上大船，对被洪水包围的曹军发动进攻。关羽大获全胜，樊城危在旦夕，曹操闻讯，甚至打算把都城迁出许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正当关羽军攻打襄阳节节胜利的时候，孙吴却趁虚偷袭荆州，占领了江陵。丢失荆州的后果比攻不下襄阳严重得多，关羽放弃攻打襄阳，回军救江陵，在麦城兵败被杀。

蜀汉失去了荆州，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刘备与诸葛亮共同决策的夷陵之战。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一月，曹操病逝，时年六十六岁。十月，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汉献帝，建元黄初，国号魏，史称曹魏。

魏文帝曹丕像

第二年（221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元章武，国号汉，史称蜀汉。

一年之后，孙权称吴王，虽然没有称帝，但以黄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

上尊号碑，又名劝进碑，为臣下恳请曹丕即位的奏书石刻。

蜀汉章武元年七月，刚刚登上帝位三个月的刘备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讨伐孙吴的战争。

一般人认为刘备伐吴是为了替关羽报仇。对于关羽的死，刘备不为之动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刘备此时已六十二岁，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家，只是因为一时愤怒而率兵东征的说法，不能使人信服。更何况刘备大举东征时离关羽之死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因此不能说是愤兵。

蜀先主刘备像

愤而为关羽报仇，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要重新夺回荆州，恢复《隆中对》设计的从关中和荆州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态势。

刘备不顾一些人的劝阻，率兵讨伐孙吴的态度是坚决的。诸葛亮是什么态度呢？

史书对诸葛亮是赞成还是反对伐吴夺回荆州没有明确记载，然而，东征孙吴对于蜀汉来说是件大事。在这件大事面前，蜀国内部有过激烈的争论，作为蜀国主要决策者之一的诸葛亮不表示自己的态度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满仓

诸葛亮是赞成刘备东征孙吴的。因为他还没意识到《隆中对》战略方针本身存在的缺陷，不会因为初次受挫而放弃对《隆中对》战略方针的贯彻。在刘备集团内部，反对伐吴的人，史书都给予了明确记载。如果诸葛亮也反对伐吴，史家一定会大书特书，然而在史籍中却只字未提。在伐吴战争失败后，诸葛亮说：“法孝直（法正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显然是在感慨，在伐东吴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重要人物进行有效劝阻。

急于夺回荆州，重新配置进攻中原的双钳，是诸葛亮与刘备的共同心态，这种共同心态，决定了他们在伐吴问题上的共同态度。

一个是蜀汉帝国的君主，一个是蜀汉帝国的丞相。两个最高决策者的态度如此，其他人的阻拦劝谏能起多大作用呢？

然而，刘备、诸葛亮在下决心夺回荆州时，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孙吴方面力保荆州不失的决心。

对于孙权来说，处在上游的刘备既是盟友，也是悬在头上的一柄利剑。没有荆州，孙吴西部虽有门户，但钥匙却不在自己手里。

孙吴所在的江东地区，北有强大的曹魏，向北发展几乎没有空间。只有向西发展，占领荆州，才有可能全据长江天险，北拒曹魏。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强弱，关系到孙吴的安危，关系到孙吴的存亡。

从经济上看，江东地区除江浙一带以外，其他地方尚未开发，经济十分落后。荆州土地肥沃，士民殷富，有了它，就可以使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蜀汉对荆州是志在必夺，孙吴对荆州则势在必保。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七月，刘备亲率八万水陆大军沿江东下，穿过三峡，杀向东吴。因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

战争开始，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避其锐气，主动退却。

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换取主动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当孙吴军退出三峡，行至今鄂西北山地与江汉平原的交界处夷陵地区后，便停止了退却，坚壁防守。

两军在夷陵对峙了半年以后，蜀军疲敝，斗志大衰。这时孙吴军趁机反攻，对蜀军营寨发动了火攻，同时令水军逆流攻击蜀军水军。刘备败退，收集残兵北上马鞍山，围绕自己的指挥所，依山部署兵力。吴军四面围攻，蜀军土崩瓦解，数万人战死。刘备利用夜色突围，在秭归又遭重创，最后退至白帝城。

孙吴捍卫荆州占有权的充分准备和坚决态度，使蜀汉大军在夷陵之战中惨遭失败，七八万主力军队丧失殆尽。

陆逊像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因病重在永安宫去世。临死前他把儿子以及蜀汉政权的前途一并托付给了他非常倚重的诸葛亮。

身负重托的诸葛亮为了蜀汉的前途，为了统一大业，对夷陵之战失败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蜀汉终于放弃了跨有荆益的战略，以承认孙吴对荆州的全部占有换取了两家新的联盟。

鼎有三足，三分而立。然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它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

白帝庙外景

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

魏蜀吴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

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

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各自在追求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昌盛的道路上不懈地努力。这种努力是汹涌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局面。

汉末地方割据形势图（199年）

诸葛亮治蜀

诸葛亮像

孙权背盟，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放弃荆州，既是重修前好的前提，也是诸葛亮经过深刻反思的决策。孙刘联盟的恢复，证明了诸葛亮决策的正确，也使蜀汉的外交取得了主动。外部问题解决了，如何把蜀汉国家治理好，便成了诸葛亮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结盟东吴。蜀汉建兴元年（223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

孙权背盟，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

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蜀汉的开国君主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面临着如何治理蜀汉的艰巨任务。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讲的：“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蜀汉建兴七年（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

孙权像

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

消息传到蜀汉，一石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且立刻出兵讨伐。

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来，意识形态立场要服从现实利益,他会为自我的生存着想。蜀汉要生存下去，必须跟孙权、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盟的关系，否则就无法承受北方曹魏的压力。

愤怒的群臣最终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升坛歃盟，对天发誓，勠力同心，同讨曹魏。

南抚夷越。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痛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

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腐败的地方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趁机再次叛乱。

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

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蛮荒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

蛮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

汉代滇人服饰

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取胜。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平定叛乱绝不是依靠武力杀伐这么简单。对于南中，诸葛亮有一个更为长远的打算。

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

约一千八百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了南中，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汉代文物上的驯象场面

云南省普洱市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类似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治理南中的原则：南抚夷越。既然是南抚夷越，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类也。

七擒孟获，南抚夷越，最终让这里的人民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

儒法融合，人尽其才。内政建设，第一位的重要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

清代苏州年画《斩马谡》

张裔，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裔。后来，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放张裔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请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就发现张裔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裔早已经连夜返回蜀地去了。

张裔归来后，诸葛亮立即委之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

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裔、费诗、秦宓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争相为国家效劳。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

蜀汉建兴六年（228年）的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而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脱逃，论罪当斩。临刑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

在这个案件中，受处罚的不止马谡一人。马谡所率的将军张休、李盛同被处斩，将军黄袭被解除兵权，赵云因“失利于箕谷”被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也自贬三等。马谡的副将王平因指挥有方加拜参军，进位讨寇将军。整个处理，赏罚严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

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蜀，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

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李严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后，十分感动。多年后，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竟一时间悲痛愤激，发病而死。

诸葛亮的法治，饱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

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

百姓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

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

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意，受罚者刑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都江堰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吏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

经营巴蜀。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它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时至今日，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在正常发挥作用，保证着对成都平原超过一千万亩农田的灌溉。

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 张开勇

李冰都江堰三大工程的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是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地将新的材料、新的技术应用到都江堰的建设中来，不断地完善这一水利工程。

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地进行维护。都江堰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而维护好都江堰，则是一项复杂而又有着较高技术难度的工作。诸葛亮深知这一点。当年，诸葛亮专门派了一队一千二百人的士兵保护和维护都江堰。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兜，内装鹅卵石，逐层累叠而成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江堰加强管理，一千二百人既是士兵，又是维护河堤的河工，他们长年驻守，日夜巡视，保护江堤和疏浚河道。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首设的堰官制度，则被一直沿袭下来。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诸葛亮的这一举措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在两千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于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这样的描写：“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稉稻莫莫。”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其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的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

井盐是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传统的方法用所谓的家火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盐产量是“家火”煮盐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火井”煮盐。

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

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

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百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蒲元在汉中铸造宝刀。蒲元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蜀水淬火。一次，蒲元命人从成都取蜀水回来，他一试，说里面掺杂了八升涪水，不能用。取水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路上因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蜀水，就擅自掺进了八升涪水。

蒲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在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所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据《南史》记载，蒲元为诸葛亮打造的筒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软猬甲”的原型。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地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冶金业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是用于制造农具。诸葛亮促进了铁器的运用和推广。所以蜀汉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非常有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满仓

本来四川就是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农业自然就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地区，还有一样最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锦。

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用蜀地所产的蚕丝织成的锦，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

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为了奖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八百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作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变成了规模化的国家行为。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机杼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

名重一时的蜀锦，新疆出土。

蜀锦成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息农，养育民物”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今天，蜀锦已经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四川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之一，人们不仅用蜀锦做衣物，更是把它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作“锦里”，衙门所在地就叫作“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便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堰官，可见诸葛亮非常重视这几种核心行业的带动作用。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了，国富民安，蜀中大治。

北伐中原。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十四年了。这十四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十四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四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四次北伐，蜀军都没有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他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五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

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疏后主刘禅，表达心志：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这个时候，诸葛亮《隆中对》理想的实现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那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想法了。明明知道自己只能够延长蜀汉的运祚而已，不可能再实现当初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十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滨五丈原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五丈原。

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绝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忿恨，人人引为奇耻大辱，可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一病不起。

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难成。弥留之际，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

《历代画像传》中的诸葛忠武

此时的五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陨落在诸葛亮的军营之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竟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满仓

诸葛亮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是兴盛的汉朝，不是东汉末期，桓帝、灵帝那种黑暗的四分五裂的汉朝。他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时的那种统一的、蓬勃的、欣欣向荣的汉朝。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诸葛亮是为理想而死、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老百姓或是从大政治家的视角来看，这都是最为可贵的品质之一。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这个“忠”是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集于诸葛亮一身，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成为所有时代衡量为官者贤愚忠奸的标尺。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西晋统一

司马懿像

景初三年（239年）正月，一道紧急诏书，催促魏国太尉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他预感到，魏国的局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急召司马懿赶回洛阳的，正是病榻上的魏明帝曹叡，他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八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

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变局的，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

变起高平陵。在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之下，幼主曹芳顺利登基。然而，一场权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曹爽主政，司马懿则掌控军权，这样的局面逐渐令曹爽开始担忧。

于是，在幼主登基后不久，曹爽便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实则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和一批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自此之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

景初十年（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三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城九十余里，前去祭扫魏明帝的皇陵。司马懿称病未一同前往。祭陵的仪式气氛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却没料到，这一天，却成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

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地“康复”了。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司马氏悄悄豢养了十年之久的三千死士，成为政变的奇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太后的名义，宣布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政变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就可以看出曹爽与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蓄谋已久，布置严密，而且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

司马懿不失时机地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被免掉官职。

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们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被诛灭三族。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这次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诚然，就个人素质而言，无论政治谋略还是军事斗争，曹爽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然而，高平陵之变是西晋取代曹魏的关键性事件，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个人因素，还有没有起更重要作用的因素呢？

陈寅恪先生在分析司马懿政变成功的原因时，除了指出他坚忍阴毒的性格外，还强调了豪族对司马氏父子的支持。

“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回忆自己的家世时这样说。

“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史书上这样评价司马懿。

司马懿，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祖宗三代都是高官，司马懿兄弟八人号称“八达”。

世代高官、儒学传家，这正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典型特征。

司马氏的姻亲也多世家大族：司马懿的岳母河内山氏，是司徒山涛的祖姑母；司马师的妻子泰山羊氏，是羊祜的姐姐；司马昭的妻子东海王氏，是王肃的女儿；司马懿的女婿是京兆人杜预。

高平陵政变的鲜血，洗刷掉了曹魏政权庶族寒门代表的成分，掌握了朝政的司马氏家族，成为世家大族政治上的代表，因此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政归司马氏。高平陵之变后，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

嘉平六年（254年）十月，司马师废掉曹芳，改立年仅十四岁的曹髦为新皇帝。

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

清刻本《三国志演义》中的司马师与司马昭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曹髦临死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

甘露五年（260年）五月的一天，不想坐等被废黜的曹髦，率领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冲出宫门，亲自去讨伐司马昭，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命运。

曹髦之死，意味着曹氏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

曹氏衰落了，但魏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灭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来结束天下三分的局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经营，司马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此时蜀汉政权也已经走上了末路，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氏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平蜀之战。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已经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时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

蜀汉延熙十六年（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一万人。

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晧，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陈祗与黄晧勾结起来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了混乱和腐败的时期。

蜀汉炎兴元年（263年），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也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这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沂南画像石上的“大傩舞”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刘禅，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晧却搞起了鬼神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

而此时，曹魏却已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十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领兵三万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再率军三万，攻击姜维后方。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三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

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突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

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三万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十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七百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二十多天后，魏军有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

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便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

当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诸葛亮之子）。恶战中诸葛瞻、诸葛尚父子兵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对英烈父子，特为他们修建了一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

邓艾攻破绵竹之后，成都门户大开，蜀军全线溃败。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邓艾奇袭江油这一仗，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了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之后再也无险可守……由此看来，奇袭江油，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例。

存在了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地灭亡了。在今天成都市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被后代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塑像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在他左侧是孙子刘谌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到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

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金陵王气黯然收。司马昭灭蜀，为其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后，也就是咸熙二年（265年）的十二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就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晋武帝司马炎

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挟此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为什么没有出兵？首先，西晋建国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其次，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没有给晋武帝提供“敌营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晧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明主风范。然而很快，孙晧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

孙晧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中。

在孙晧的命令下，京城建业大肆修造宫殿。民众服役，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疏劝谏，孙晧根本听不进去。

孙晧还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十五六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许出嫁。

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语举止一有差错，就会被记录下来，被孙晧处以种种酷刑。

孙晧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业城外三十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室。

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咸宁五年（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之后的第十五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为首的是大将杜预与王濬等人。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简牍，反映了孙吴时期人们的现实生活、社会交往和经济关系等情况。

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

咸宁五年十一月，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濬等人。浩浩荡荡六路大军，大举伐吴。

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军自下邳直趋涂中。

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自寿春向江西方向进军。

建威将军、豫州刺史王戎自安城向武昌方向进军。

平南将军胡奋自新野向夏口进军。

晋军主将、镇南将军杜预自驻地襄阳直趋江陵。

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濬与巴东监军唐彬率水师自巴蜀浮江东下，直趋建业。

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

长沙出土的晋持刀武士俑

六路大军中，王濬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八万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从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吴国水军完全被这种气势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所向披靡，攻克夏口、武昌，直奔吴国首都建业。

孙晧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

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

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晧也和刘禅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禅，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晧，指着座位说：“我设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晧针锋相对，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

三年之后，孙晧死于洛阳，死因可疑。而十二年前，蜀汉后主刘禅同样死在洛阳，寿终正寝。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于西晋末年在许昌去世。

西晋骑马仪仗俑，长沙金盆岭出土。

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六十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

纸醉金迷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太康年间，由于天下统一，战乱结束，加上课田制等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出现了“太康盛世”。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有这样的描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矣。”

干宝的论述多溢美之词，如“天下无穷人”“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均系夸大。如果说太康盛世存在，也是世家大族的天堂。

西晋王朝依靠世家大族建立起政治、文化秩序，依靠他们进行统一战争，当然要给他们优厚的回报。

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是对世家大族政治上的回报。负责向中央推荐候选官员的中正几乎全都由世家大族担任，选才标准基本上就是门第高低和出身贵贱。官场上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官吏按照品级占有土地是对他们经济的回报。第一品可占五十顷，每品递减五顷，一直到九品。官吏还有按照品级使亲属获得免除徭役赋税的权利，最高者可惠及九代，低者也可以三世受益。

相对丰富的物资供给，特殊利益的保障制度，太平盛世的享受心理，三者共同作用，使当权者骄泰之心顿生。

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再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将许多土地分封给皇室成员。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富足，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

明人绘《宫中图》

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再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多达万人。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坐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将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

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曾，每天的饭食要花掉一万钱，纵使如此，他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

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当成可耻的事。

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积累。各封地建立的军队成了西晋灭亡的祸根。

洛阳学者 徐金星

晋武帝在位的时候，为了镇压异姓功臣，同时为了镇压吴、蜀及西南、东南的势力，他想了个办法——分封。他分封了二十七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允许这二十七个王拥有军队，这就埋下了祸根。

八王之乱。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

永熙元年（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她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

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的不满。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

291年到306年，先后有八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之久，死亡数十万人。这是一次皇族内部争夺权力的混战。历史上统治者内部的争权斗争屡屡见诸史册，但像这样历时长久、死亡众多的变乱却不多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批寒门人士在其中推波助澜。他们欢迎动乱，希望动乱规模越大、时间越久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他们的不平等待遇才有改变的可能。

清刻本《晋惠帝昏庸》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十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

元康九年（299年），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

西晋的内乱，给了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

十六国后赵“大赵万岁”瓦当，邺北城遗址出土。

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304年，刘渊建立汉国。

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与中原王朝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

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军队的战争中，石勒成了决定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

永嘉五年（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十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曜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曜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袒肩露背，口衔玉玺，乘坐羊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三十七年。西晋灭亡。

洛阳学者 徐金星

长期的战乱使西晋王朝元气大伤，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是七百万，这七百万人口中就迁走了九十万，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是文化程度最高的，这样一些人南迁了，从此以后，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开始逐渐南移了。

在距离洛阳不到四十公里的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世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游牧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

画像砖《牛车行进图》，牛车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相当普及。

三国鼎立持续了六十年，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四十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漫漫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

魏晋风度

画像石拓片《竹林七贤》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来说，也是如此。

景元四年（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

此前，三千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

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

这位名士陨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

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这个人就是嵇康。

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名士放歌须纵酒。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音，它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抑扬顿挫似戈矛纵横。

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

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能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仪的主人。

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

在距洛阳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游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褒衣博带，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袒胸露背，或脱帽弃帻，不拘礼法。

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

史载,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来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裆里来？”

画像石拓片《刘伶醉酒》

为什么魏晋时饮酒之风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正始元年（240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之机，起兵政变，并控制了京都。

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

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满仓

一些知识分子有意避开复杂的政治斗争，去竹林寻找一方净土韬光养晦。

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

嵇康为曹魏宗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七贤的出身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可以稍稍遮蔽腥风血雨。

玄学和清谈。仔细看来，画像石拓片《竹林七贤》上除了七贤以外，还多了一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

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做竹林之游呢？

荣启期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比较反感的都是原来中原地区传统的儒学和礼教，非常崇尚玄学和清谈。

相传，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

士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世卿家族中有了不世袭的家臣，这是最初的士的来源之一。随着春秋时期卿大夫势力的崛起与壮大，养士之风大盛。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可任中下级官吏。

士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他们或纵横捭阖，游说诸侯；或授徒立说，影响后世；或避实就虚，出奇制胜；或舍生取义，刺杀独夫。

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士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士开始成为独立的知识群体，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士大夫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批评时政。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清议之风。

孔融看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破坏纲纪，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

建安十三年（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政治的残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原。

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以《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

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

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

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

出身上等世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禀性的同异离合问题，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最后，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掷入，就转身急急忙忙跑了。

此时，司马氏集团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轹王室。尽管如此，“性直狭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

据《晋书》记载，嵇康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便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

《於越先贤像传赞》中的嵇康

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抡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兔起鹘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玄学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提高。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地断定，当时的名士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高度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作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嵇康认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这个态度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

招安名士。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魏步伐，他们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

阮籍像

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景元二年（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氏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

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山涛字巨源，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嵇康这一口号等于是明确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决裂。像商汤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周公是推行圣王这套政治理念的，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在嵇康看来，都是不对的。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同孔子一道进行鄙薄。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所宣扬的东西挑战：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对司马氏集团篡夺曹魏政权的意图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清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

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这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谈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遇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优游从容，游心太玄，引领一代清峻、渊远的玄学风致。

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

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巽、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巽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以死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他要从一而终。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他只能忠于一个政权，不能做三姓家奴。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生地安徽石弓山。

他的溘然离世让整个士人阶层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

十四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威势，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

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净土。

竹林时期的玄学名士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树立了不向淫威低头的典范，所以嵇康人格魅力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与后来那些假名士，那种假放达、真纵欲的人完全不一样，后者不是心里有痛苦，而是完全麻醉了。

最典型者是西晋末期八个旷达不羁之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内，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一日，其中一个人来晚了，被关在门外，守门者不让他进，他便在门外脱光衣服，从狗洞中探出头来，狂吠不止。

然而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诸因素早已时过境迁，这些名士的狂放早已没有了竹林七贤的精神和境界，只是徒具皮毛的东施效颦而已。

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诗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娱。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西晋后期，这些情况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玄学和政治区分不开，政治家不专心治国，把谈玄变成第一要务，导致了清谈误国。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

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

清谈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于是形成了整个朝廷矜高浮诞的风气。时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婴”，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

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但如果以前不崇尚玄虚，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东晋名士。建兴四年（316年），统一中国仅仅三十七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氏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

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士人的南迁赋予了竹扇更多的风雅。位于绍兴蕺山的竹扇作坊，现在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出来。

南宋人绘《王羲之玩鹅图》

同样是在这里，东晋时期，一位老婆婆因为无法销售她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于是他提笔在老人的扇面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这是王右军的字，要卖百钱。”果然，老婆婆的所有的竹扇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王羲之《兰亭集序》

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其书法更是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

东晋时期的玄学名士以王羲之为代表，他在书法上的贡献大家都是知道的，其书法之美恰恰是东晋名士风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东晋的玄学名士，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艺术心灵。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一种习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祓禊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滨，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乘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

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走上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谈玄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的时候，担任总指挥，在淝水以八万兵力大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

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东晋时期，前秦大兵压境，双方力量悬殊，在这种危急关头，像谢安这样的世族阶层，可以说做了整个东晋的中流砥柱，挽危亡于既倒，这应该说是一种精神领袖的作用、社会灵魂的作用。

历史发展到东晋，玄学在儒与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与自然在名士身上诠释得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

《陶渊明醉酒》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规划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

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他的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在陶渊明这里都得到了解决。比如人和自然的冲突、生和死的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文人所不解的问题，但是陶渊明看清楚了这个问题。

用生命阐释的魏晋风度。从汉末开启的这股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作品之中。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的魏晋风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嵇康自己无非是率性而行，他反对司马氏，本来还不会死，司马氏是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可是，这时有三千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估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地感觉到，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嵇康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了他。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两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

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平日性格孤傲、愤世嫉俗的嵇康，此时教导起孩子来却变得唠唠叨叨,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

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也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与他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士人的责任。

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既能与世沉浮，又能坚持气节。十八年后，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箭之下。

嵇康行刑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的史书都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刑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要来一架古琴，在众士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

魏晋风度，就是魏晋时期官僚士大夫一系列个人行为所掀起的思想潮流、所表现的政治态度、所形成的社会风气的综合体。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考察魏晋风度的时候，看到的既有风流倜傥，又有荒诞颓废；既有个性张扬，又有生活放荡；既有思想智慧，又有愚钝拘泥；既有成功经验，又有失败教训。

它是反应丰富社会生活的万花筒，是折射社会方方面面的多棱镜。

门阀政治

晋元帝司马睿像

王导像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同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邪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两百余年。

在这次迁徙的队伍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邪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东晋门阀政治。

牛继马后。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入侵，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王国邻近的琅邪王司马睿成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偕同世家大族南下建康，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

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

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来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兄弟，总共四代都是父子相承，构成了西晋皇族的正统。而琅邪王司马睿只是司马氏家族的旁支疏属。

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司马睿本人，不仅和西晋王室关系比较疏远，而且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妃子夏侯氏跟一个姓牛的小吏私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其实，更早的时候就流传着一本名叫《玄石图》的书，书里有一条“牛继马后”的谶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因为这条谶语，据说司马懿曾经用一种可以同时盛两种酒——毒酒和美酒的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

据史书记载，司马睿在众多皇家宗室中，常常表现得“恭俭退让”，“不显灼然之迹”。这当然是史书美化皇帝德行的字眼。在八王之乱中，众多的宗室亲王尽显其实力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司马睿却表现得与他们不同，这让我们读出了“恭俭退让”之类文字的另一面：他在诸王中没有实力，没有威望，这恐怕是他特殊的出身所决定的。

当时“牛继马后”的故事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传遍了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不会瞧得起一个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人物，这也使得同他而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了牵连。

新亭对泣。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每当天气晴好，跟随司马睿来到江南的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

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寥廓，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异啊！”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座中一人突然变色道：“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新亭对泣”，说话之人正是随同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

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帮助司马睿在南方站稳脚跟。王导与司马睿一同来到江南，他深知此时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

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杆大旗，这是南渡世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家族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琅邪王司马睿。

司马睿的父亲司马伷是接受孙吴——孙晧投降的人，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来，司马睿是灭其国家的仇人的后代。司马睿到了南方，怎么立足？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世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

每年的三月三对于居住在江南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欢聚，举行祓禊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三月三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即将开幕。

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到水边观看祓禊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高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吴地的世家大族纪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器宇轩昂，一派王者气象，而中原大族又心悦诚服地拥戴司马睿，都被震慑住了，继而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顾荣、陆晔、甘卓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旧地的臣民开始归附司马睿。

东晋持盾武士俑

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世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世族的表面矛盾，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据田余庆先生考证，这种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南北世族之争。面对来自南方世族的紧逼，北方世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郗鉴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东床上，袒胸露腹，旁若无人地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郗鉴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世家大族联姻之盛，他们希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

清绘本中的《家谱图》

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一百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世族。

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是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世家大族占据。初渡江的司马睿就曾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

北方世家大族大量南迁，必然会和当地的土著大族、世家大族发生一些矛盾，包括经济上的、土地上的，甚至是政治上的。由于这些矛盾，当地的土著曾几次起兵，反对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

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的形势，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三定江南的南方世家大族首领义兴周玘，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不久事情败露，周玘幽愤而死。后来，周玘的儿子周勰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

然而，代表南方世家大族利益的周勰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

叛乱虽然剿灭了，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对南方土著大族的态度不得不做出某些转变。

王导的谋略很深：他放下架子，主动跟南方人接近，并把朝廷中的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来坐。

王导请求与南方大族通婚，这在重视门第观念的当时，不亚于一场革命。虽然最终未获允许，王导纡尊降贵的姿态，却赢得了南方大族的普遍好感。此后南北世族的通婚，对于南方世族也起到了一定的同化作用。

为了避免与本地大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不激化矛盾，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舍”，在会稽临海一带开垦荒地，发展产业，建立新的势力范围。

当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侨州郡县制度。

侨州郡县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避免触犯南方世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待。为了与旧籍相区别，对侨置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方有琅邪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邪郡。永嘉之乱后，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主要分布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及其周边、京口晋陵一带、会稽郡、吴郡、吴兴郡。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百万。

宁波、绍兴地区是当时江南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生盘桓栖息于此，名士王羲之和谢安雅爱东土山水之美，每每登山临水，弋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集会即发生于此。新亭对泣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府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建兴四年（316年），长安沦陷，晋愍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

以弋阳王司马羕为首的内臣和以刘琨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即帝位。但是，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并没有急于称帝，仍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

在这种情况下，以什么方式才能把这些势力统一起来？以什么方式才能保住南方现有地盘，使得北方胡族不那么容易就直接踏入南方？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司马氏的统治延续下来。这一延续，也就是说要各方势力都在自己的利益上做出一番妥协。

“王与马，共天下”。318年，晋愍帝司马邺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知道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进，四十三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

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门阀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

“王与马，共天下”。“王”，字面上指琅邪王氏，实际上泛指世家大族；“马”，字面上指皇族司马氏，也泛指东晋皇权。

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对这种历史现象有深入研究。他在专著《东晋门阀政治》中对这种世家大族与皇权联合执政的格局做了专门论述。

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于门阀世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此外，他在司马皇室中并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与西晋武、惠、怀、愍的皇统疏而又疏。只有门阀世族的砝码，才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分量。而当时众多世族名士纷纷渡江，恰好为司马睿提供了这种有分量的砝码。

司马睿固然需要南渡世族的支持，南渡世族也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障。

门阀政治下的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支撑、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就是：皇权要向世家大族做出让步，世家大族在皇权需要时支持皇权。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皇权的隐忍退让毕竟是暂时的，皇权与世家大族的矛盾凸显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司马睿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自己竟然真的做了东晋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司马睿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

刁协是南渡避乱士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隗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在司马睿手下任从事中郎，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

当时的建康发生了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负责督运粮草的督运令史淳于伯，因督运粮草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鲜血逆着柱子上流二丈三尺，然后又往下流了四尺五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得冤枉。刘隗上疏批评从事中郎周莚、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隗的这次上疏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隗上疏后，王导立即上疏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处分。

东晋建立以后，晋元帝司马睿基本上是个傀儡。朝廷大权被王导、王敦兄弟操控。尤其是王敦，他在上游控制着东晋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司马睿后来不甘心做傀儡，他想削弱王氏的权势，为了对付王敦，他当时就利用刁协、刘隗这些心腹。

司马睿抑制琅邪王氏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永昌元年（322年），镇守荆州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协、刘隗为名，兵锋直指京城建康。司马睿令刁协督统六军进行抵抗，但被王敦军打败。刘隗逃到北方投奔石勒，刁协在逃亡途中被杀。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邪王氏胜利告终。

这个时候王氏的势力受到打压。司马睿想通过压制王氏的势力来压制世家大族的势力，最终实现自己独大。所以王敦起兵，不但得到了王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其他世家大族的支持。

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皇权的退让，世家大族觊觎皇位、问鼎天下之心又开始潜滋暗长。

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继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甚至对皇帝的使者也爱理不理。王敦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力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琅邪王氏。然而这一次，王导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成功地化解了这次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满仓

王敦是一个比王导有野心的人物，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他在起兵时，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实际上是对于司马氏打压王家势力的一种反抗。但是清了君侧以后，就是要清君了，这就会破坏原来司马氏家族跟整个过江世族和江东世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司马氏家族在当时是有法统名分的，王家要取而代之,江东世族同意吗？其他过江世族同意吗？王导就是因为对此有清醒的判断，所以他反对王敦的举动。

此后的世家大族，一直延续着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过，门阀政治的平衡总是相对的。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本性，决定了总会有野心家要设法打破这种平衡。

荆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

东晋百年之中，司马氏皇权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为庾氏家族和桓氏家族把持，所以荆、扬二州始终为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控制。

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

门阀政治下皇权与世族共治的平衡，一旦遭遇权臣的野心就会被轻易打破。

晋穆帝永和年间，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均衡的企图。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荆州刺史庾翼病死，桓温接替了庾翼的位置，出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冬，桓温率兵沿长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势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破竹，很快攻至成都，李势战败投降，成汉灭亡。此次大胜，使桓温的威望极大提高。

桓温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士大夫，同时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士大夫，他想要改变这种现象。当然，到了东晋后期，加强皇权，建立一个比较有力的政权也正在进行。桓温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他的家族根基不错，他自己也才华过人，拉拢了一大群人，慢慢地就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身边的谋士也很出色，他通过北伐，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不断集中各种政治资源。有一句名言：“如果不能流芳百世，还不能遗臭万年吗！”这句话反映了他要做一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大事的心态，他不管人们对这件事的评价好坏。野心犹如一粒种子，在权力和威望的催生下开始生根发芽，桓温谋权篡位的野心不断膨胀着。

为了夺取东晋帝位，桓温希望借助北伐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人气。

晋穆帝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初次北伐，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经襄阳、淅川进入关中，在峣柳打败前秦军队，一直打到长安东南的霸上。后因军粮不继撤兵。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二次北伐，在伊水之北打败羌人酋长姚襄的军队，并收复了洛阳，使洛阳又控制在东晋手中将近十年。

桓温北伐的成功，使他的地位迅速上升，此时他的职务已经升任到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兼徐、兖二州刺史。与此同时，他取代司马氏称帝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当时在位的是废帝司马奕，面对桓温咄咄逼人的气势，他甚至找到算命先生扈谦，让他为东晋的前途占卜。这说明皇帝已经明显感到了桓温对皇权的威胁。

为了给自己登上帝位增加最后的砝码，桓温决定第三次北伐，攻打前燕，以便再次提高自己的威望。可是这次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废帝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打到了离前燕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一带）只有二百里的枋头，由于侧翼配合的晋军遇到了前燕军的顽强抵抗，桓温军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此时晋军的军粮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桓温只得下令撤退，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又遭到前燕军队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三万多人。

明人绘《东山携妓图》。描绘谢安未出山时隐居东山，放情山水，以声色自娱的情景。

桓温北伐失败，威望大跌。为了加快取代司马氏的步伐，他干脆放弃了先增加威望后登帝位的打算。371年，桓温废掉了皇帝司马奕，另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司马昱是司马睿最小的儿子，史载他无济世大略，只会清谈。桓温凭借手中权力，加上屡建大功和对皇帝的一废一立，一时威震朝廷内外。司马昱虽然有皇帝的名号，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有朝一日像司马奕一样被桓温废掉。

桓温篡权的阴谋如果得逞，东晋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

淝水之战与世族政治的谢幕。在皇权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个世家大族的代表站了出来，他就是谢安。谢安在未出仕以前，隐居于浙江会稽东山，四十岁后才应桓温之请出任大将军司马。但随着桓温取代司马氏的意向越来越明显，谢安逐渐与桓温成为政治对手。

面对炙手可热的桓温，谢安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谢安随机应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

有一次，谢安与王坦之到桓温处议事。当时桓温的参军郗超正在和桓温密谋篡位之事，听说谢安到来，桓温急忙安排郗超躲在帐幕后面，偷听谢安说些什么。忽然刮来一阵风把帐子掀开，露出了郗超。谢安不以为意，笑呵呵地说道：“郗生可真是入幕之宾呀。”一句笑话化解了尴尬局面。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果稍微处理不当，都会激化矛盾，授柄于人，为桓温行诛杀之计提供借口。谢安表现得镇静自若，神闲意畅。

咸安二年（372年），司马昱被立为皇帝仅一年就病死了。

此时，桓温也已经六十岁了。因为疾病缠身，桓温加快了篡位的步伐，要求新即位的孝武帝司马曜给他举行加九锡礼。加九锡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是谢安、王坦之等人以九锡礼的策命之文写得不合格为借口，让执笔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一直修改了八九个月，直到桓温一命呜呼还没有修改好。谢安、王坦之等人以特有的方式，挫败了桓温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平衡的企图。

桓温的离世，给东晋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危机。

皇权与世家的矛盾、与北方世族间的矛盾，还只是东晋王朝的内部矛盾，而南朝与北朝两个政权的矛盾则是生死攸关的外部矛盾。来自北方的压力始终高悬在东晋政权之上，东晋的历次北伐，其实主要是一种战略防御，并非想真的统一南北。现在，当外部矛盾激化时，一切内部矛盾都降到从属地位。这是东晋门阀政治能够维系平衡的一个外部动力。

北伐的失败，桓温的病逝，使得东晋军队失去了领军人物，这导致来自北方的威胁长驱直入。

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出动一百多万军队，号称“投鞭断流”；又调发了凉州之兵、蜀汉之军、幽冀之众，东西万里，水陆并进，浩浩荡荡杀向东晋。东晋京城听说胡马窥江，苻坚军已到达淮淝一带，上下一片震恐。

东晋王朝危在旦夕。

面对复杂紧张的形势，谢安又一次被推到了最前沿。

当东晋政权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门阀大族再次挺身而出，成了维护东晋政权稳固的核心力量。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石、谢玄等成为抵抗前秦的领军人物。

大战前夕，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运筹帷幄。

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降将朱序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顿时，秦军一退而不可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

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正与人下棋。不久，谢玄淮上的信使至，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淝水之战是贵族政治最后的挽歌。歌声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门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

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打破门阀政治的人，却是一个维护门阀政治的人。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位。六年以后，荆州都督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在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元兴二年（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

宋武帝刘裕像

元兴三年（404年），出身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

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势力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从此，寒族开始冲击世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

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前有王导，后有谢安，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年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平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成为魏晋风度的滋生土壤。同时，由于高标郡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历史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却成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世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他们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被雨打风吹去。

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

梁武帝治国

梁武帝萧衍像

位列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的南朝梁佛寺——同泰寺，寺里生活着几千名僧人。一天，寺院里来了一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到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在此期间，众多王公大臣纷纷前来规劝他出寺执掌朝政。他就是统治南朝梁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

梁武帝一生之中曾四次舍身同泰寺，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四次下来，一共花了四万亿钱。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寺院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南朝梁如此之久的呢？

萧衍称帝。永元元年（499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物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

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而来，这让农民提着的心放了下来，但疑问随之在他们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

其实，士兵们的疑问也并不比农民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至于砍伐竹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一概不知。

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士兵们扛下山后，打成捆，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激起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

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

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的谗言，诛杀了他父皇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致使南齐政权内部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也感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不想束手就擒，但也不想先挑起事端，他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

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浮出水面了，而这关乎着萧衍此举的成败。

萧衍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把沉入湖底一年多的木头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地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三千艘船装备成了战船。这三千艘战船，连同招募的一万多名士兵和一千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捣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皇城）以外全部落入萧衍之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他能够仔细地策划一件事情，能够早在数年之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并做出适当的谋划。梁武帝是善于深谋远虑的。

无奈之中，萧宝卷下令将台城外的官署、民房全部烧掉，逼迫百姓迁入台城，闭门自守。

见此情形，萧衍下令筑起长围，将台城围得水泄不通，众将士如箭在弦上，只等萧衍一声令下，萧宝卷的人头就会滚落刀下，夺取皇位易如反掌。然而，此时的萧衍却闭口不谈攻打台城的事情，他又在静静地等待。

围城半个月后，台城大门自动打开了，一件神秘的礼物送了出来——一颗人头，萧宝卷的人头，而送出人头的南齐百官，已经臣服于萧衍，列队迎接他入主台城。

然而进入台城后，萧衍并没有自己称帝，而是立萧宝卷的弟弟萧宝融为新皇帝，并且在入城之后，颁布大赦令，废除萧宝卷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淫刑滥役，收殓战争中的死者，医治受伤的人，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

随着各州郡相继归附，萧衍称帝的时机逐渐成熟，这时，他便时不时给手下暗暗传递想称帝的信息，心有灵犀的手下，便顺势劝说萧衍称帝。而此时的萧衍却又假意推辞，反复三次才装作勉为其难地答应。

502年，齐帝萧宝融“禅让”帝位的典礼举行，萧衍在群臣固请并献出天意文书后，最终接受“禅让”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至此，萧氏家族建立的南齐，仅仅维持了二十四年，寿命比它的前朝刘宋短了一半还多。一朝比一朝短似乎成了南朝政权的宿命，而这一次，梁武帝萧衍决心要改变这一宿命。

然而，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至。

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在得到允许后进入台城皇宫。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其真正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私带的大量兵器，闯入卫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但这次叛乱让梁武帝感到隐隐的不安。

这次叛乱虽然被平息了，但却像导火索一样点燃了其他地方的反叛火焰，一些已经臣服梁武帝的南齐旧势力趁势造反，一时间，狼烟四起。虽然这些叛乱火焰很快被梁武帝扑灭，但臣子反叛的想法并没有根除，死灰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复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满仓

政权交替，新朝建立，旧朝倒台，这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很多人没有忠的观念，这反而对政权交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崇信佛教与重振儒学。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通过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汉、魏、两晋和南朝宋、齐之间，政权的不断“禅代”，让“忠”的观念最终失去了道德的约束。

《释迦出山图》

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了八十二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六十四人。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价值观遭到了挑战。梁武帝登台之初，社会就处在这样一个动荡和混乱的环境之中。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两万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三万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增加了近两倍，人数猛增到八万多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梁武帝的时候，已经是北魏后期，正是北方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梁武帝认为，北方统治者崇尚佛教，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吸引了很多信众。南方要是打压佛教，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难免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方面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僧尼的增多导致佛寺大量涌现，南齐时在建康修建的栖霞精舍，即今天的南京栖霞寺，是当时的佛教重地，不仅成为佛教三论宗祖庭，还雕刻有能和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媲美的石窟千佛岩。

栖霞寺，始建于南齐永明元年（483年）。

千佛岩的开凿与皇帝的崇佛密不可分，这也导致沙门僧侣地位不断攀升，高僧频频出入朝廷，已是家常便饭。梁武帝立国之后，当时很有名望的智藏和尚在皇宫来去自由，这引起了群臣的不安。

为了维护皇宫正常秩序，群臣向梁武帝提议，要对智藏和尚进行约束，严禁其登上皇帝座位。智藏和尚听说此事后，勃然入宫，傲然坐上皇帝宝座，在对梁武帝表示抗议后拂袖而去。

高僧对皇帝的态度，势必影响到追随他们的广大信徒对皇帝的态度，长期发展下去，必定会不利于梁朝政权的稳定。

治国之术，权衡为重。然而，当时的这些问题，却让梁武帝无从权衡，这让他心急如焚。梁武帝十分清楚，一旦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梁朝的命运也将和短命的前朝一样转瞬即逝。他该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两座格外引人注目，这两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它们的华丽，而是因为它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造的。

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七里之远，两旁是三十六院，里面供养着一千多名僧人。

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一座七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点缀着花果，有五百尼姑，不时讲诵。

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每月初一、十五，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的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的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他又一次开了历史先河，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戴，一时之间，全国信佛之人激增。

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南朝梁变为佛国，他的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

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建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建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了数百名学生。

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的《孔子正言》《五经讲疏》等儒学著作，也署着梁武帝的大名。

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魏晋《拜谒图》。图中两人躬身手执写有姓名和官职的名刺，一人持剑，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社会觐见拜会的场面。

梁武帝从朝代更迭、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不久，梁武帝便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制礼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很快，一个强有力的制礼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制礼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制礼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制礼班子从礼仪典籍里查找，从礼学专家处咨询，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十一年，制定出了一个多达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零一十九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军、宾、嘉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陈苏镇

南朝的“五礼之学”，主要是为吉、凶、军、宾、嘉五种礼做仪注，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和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具体的仪式及一些规则联系起来，把它具体化。简单地说，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军礼就是军队中的一些礼仪，宾礼是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所遵行的一些礼仪，嘉礼就是婚姻喜庆这方面的礼仪。

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制礼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起来了。

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建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撰《在家受菩萨戒》。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魏道儒

《菩萨戒》的核心内容是历史上常常讲的三聚净戒。所谓“三聚净戒”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要遵守戒律，第二个要做善事，第三个就是要一切都为了众生。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它们都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皇帝菩萨”与治世气象。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自已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不论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了三年，盖的棉被，两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并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的大臣。

他为了倡导吃素的理念，曾推出《断酒肉文》，下诏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一千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的不断推动下，演变成只有汉族僧人才吃素的独特风俗。

更让人惊讶的是，吃素的梁武帝，五十岁那年开始戒色。并且，他还把很多清规戒律推广到皇宫内部，六宫嫔妃衣服不能拖地，在宫内不得饮酒。

梁武帝的以身行戒，加速了《在家受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七年之后，建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梁武帝又亲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并且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魏道儒

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把儒佛结合起来，用佛教撬动儒家观念，是梁武帝治国的理念。对于梁武帝的这种做法，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旨“妙测机神，发挥礼教。实足使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悟缘觉，民思孝道”。

而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到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奉上了高高的祭坛。

帝王祭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此制，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孝观念日益淡薄，祭孔也不再被严格遵循。到南朝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祭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祭孔典礼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祭孔典礼中，都可以见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

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醉心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南朝梁，诞生了像《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之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

其实，文化繁荣是南朝梁经济发展托起的一道彩虹，经过梁武帝二十多年的治理后，南朝梁发展成为南朝最发达的国家。

梁武帝治国近五十年，在此期间，梁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力增强，文化繁荣。

梁朝的地位令其同时的北朝不敢小觑。东魏主高欢解释他之所以对士人采取宽缓态度时说：“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一千多年以后，明末清初人王夫之在谈到梁武帝治国时说：“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旧习祓除已尽，而贤不肖皆得自如其志意，不相谋也，不相溷也。就无道之世而言之，亦霪雨之旬，乍为开霁，虽不保于崇朝之后，而草木亦蓁蓁以向荣矣。”

王夫之认为南北朝是阴雨连绵的“无道之世”，而梁武帝统治下的梁朝则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据史书记载，当时建康有户二十八万，如果以每户五口计算，则有一百四十万人。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大都会。

人口的繁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一百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建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

建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历史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二十九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职贡图》里，被真实地再现出来。

梁武帝与达摩

源源不断来到南朝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古印度）的菩提达摩，当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建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他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

外国僧侣到南朝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两句诗，它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朝梁，就建有佛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仅京城建康一地，佛寺就超过五百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是梁武帝于大通元年（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同泰寺。

据《南朝寺考》记载：同泰寺有一座九层的宝塔，大殿有六所，小殿及堂十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三层，大佛阁七层。璇玑殿外，积石为山，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所铸十方金像、十方银像，都极为壮丽。

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寺庙呢？

梁武帝三次“舍身”的同泰寺（鸡鸣寺）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的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地卷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梁武帝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其中缘由，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六十五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同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会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四万亿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满仓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最主要的是他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了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得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

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改变了。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侯景之乱。在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

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兽

太清元年（547年），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南朝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

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南朝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地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作为国君，梁武帝晚年沉迷佛教，没有把精力全部用在治理国家上面。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手里。之后东魏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东魏此举，意在挑起侯景与梁朝的争斗。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太清二年（548年）十月，侯景在梁武帝的侄子萧正德配合下攻进首都建康，把皇城紧紧包围起来。

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族殉国，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注脚。身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自己感到些许的自豪。

所以，当侯景攻陷皇城见到梁武帝时，他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英武的梁武帝。作为叛军的侯景，突然觉得自己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他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

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但此时他没有难过，大臣在危难时刻的舍身，让他确认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成功。

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

以前，梁武帝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地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不受打扰地走向了他想去的佛门圣地。

太清三年（549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八十六岁。

一代才华横溢的君主，不可逃避地要承担亡国的责任。

作为普通人，高龄是人生的幸事；作为皇帝，耄耋之年仍决断着国家大计，未尝不是国家的悲剧。

梁武帝在处理侯景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他先是不顾臣下劝谏，坚持接纳朝三暮四的侯景；接着又中了东魏离间之计，企图出卖侯景换回侄子，最后终于酿成大乱。这一切都与他年事已高，智力和精力都已不胜任有密切关系。

历史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

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

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朝文物《力士博龙纹金饰牌》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

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

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

建立北魏的这支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拓跋建国。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之间、松海林涛之中，有一个古老的山洞，名叫嘎仙洞。这里曾是拓跋远祖宗庙所在地。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建都在山西大同的拓跋焘曾派人前往这里祭祀拓跋祖先。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山洞中发现了一千五百多年前刻在石壁上的祭文，从而使那次祭祀的真实性得到了证实。

当拓跋焘派人到大兴安岭嘎仙洞祭祀祖先的时候，拓跋族早就离开了这里，这里早已是人去洞空了。

拓跋族为什么要离开这里？离开以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程？自身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活环境决定着生活方式。当拓跋族生活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时，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然而，当狩猎这种生活方式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时，拓跋族毅然决然走出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去寻找新的生活。

他们沿着大兴安岭西麓向西南方向进发，来到今天内蒙古呼伦湖一带，以后又进一步南下，进入匈奴故地，在茫茫的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

嘎仙洞内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拓跋鲜卑祭祖石刻祝文拓片

敕勒川狩猎壁画，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墓葬出土。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北魏盛乐城遗址

魏甘露三年（258年），三国的历史已经进入尾声，拓跋族二十万人马在首领拓跋力微的带领下，已经到达了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拓跋猗卢又在此定都。

北魏登国元年（386年），已经被前秦灭亡的拓跋族的代国，乘淝水之战后北方大乱之机在盛乐重新建国。开国皇帝是拓跋珪。

重建后的代国，不久又改国号魏，史称北魏。天兴元年（398年），北魏把都城从盛乐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创始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胡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五十年内就有一百多万汉人迁入。胡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西晋），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珪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八十多次。

选用汉士与国史之狱。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十七岁的拓跋焘继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被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拓跋鲜卑在汉化、封建化的道路上正快马加鞭。

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一百二十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然而，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

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于是出身汉族第一高门、富有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

太延五年（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十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细赅备而无所隐讳。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所作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拓跋鲜卑早期许多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统治者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及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

北齐魏收所撰《魏书》书影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七月的一天，乌云密布。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三百余人。

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在这次打击中，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却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汉族和鲜卑之间的矛盾。

北魏陶骑马俑，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

失去了中原世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找寻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呢？

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竟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几任北魏帝王都没有找到答案，情况反而愈演愈烈，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太和改制。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

孝文帝拓跋宏像

孝文帝登基的第十三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

冯太后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北魏宫廷有一个“子贵母死”的现象，所以孝文帝亲生的祖母和母亲都很早就死去了。冯太后实际上是一个汉人，她从孝文帝小的时候就注意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上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通过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使他们与拓跋贵族生活的差距逐渐缩小。

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这些流民成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满仓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战乱后有大量的无主荒地，另外也为了维持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所以采取这种措施。鲜卑人能够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均田制在这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由乡里威信高的人担任，为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孝文帝同时颁布了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新的租调制度使百姓的负担减少为过去的十几分之一。

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一百年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基础便是脚下的沃土。

世俗服装立像，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

泥塑仕女头部残像，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

北魏明堂始建于太和改制期间。宫殿富丽堂皇，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

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升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

历时六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成长。

迁都洛阳与汉化改革。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去世，二十四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现在，是他独自上路的时候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孝文帝，没有了依恃，也没有了约束。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

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三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三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史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找了三个汉族大臣，让他们提出来反对意见，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在旁边听，然后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三个人都是赞成孝文帝三年守孝制度的，但是，他们表面上又提出了很多反对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那些拓跋贵族所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

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并亲题“文圣尼父”，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无法施展拳脚。如何摆脱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呢？

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

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三十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

北朝陶俑，戴突骑帽、披小衫子的北朝官员。

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本不想出兵伐齐的大臣们再次出面阻拦。安定王拓跋休、任城王拓跋澄等鲜卑贵族也跪在马前，请求停止进军。孝文帝假意坚持，大怒道：“我正要统一天下，你们这些人竟敢阻挠大计！若再多言，军法从事！”众臣惴惴，孝文帝这时才说：“不继续南征也行，你们必须答应把国都迁到洛阳。现在你们就要表明态度！”为了不再南征，拓跋贵族们也只有答应迁都。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

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一百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

除此之外，一百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

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祭拜一位他敬仰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祭拜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迁都以后，孝文帝已经进入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条件了，他可以亲自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这当然表明了一种姿态：我就是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迁都之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平城，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平城。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即今河南孟津官庄村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着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征，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遗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像

西魏文帝大统九年（543年），随着一阵婴儿的啼哭声，西魏大将军宇文泰又添了一个儿子。这是他第四个儿子，取名宇文邕。

宇文邕“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在所有兄弟中，最受父亲宇文泰钟爱。宇文泰常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

宇文邕果然是其父志愿的实现者。宇文泰的志向是什么？宇文邕是怎样实现其父志向愿望的呢？

东西魏的对峙。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魏孝武帝元脩，忍受不了权臣高欢的控制，轻装简从，离开洛阳，来到长安，关中成为魏朝的正朔所在。

高欢不愿丢掉魏朝正朔，在洛阳另立元善见，就是魏孝静帝。

两个朝廷，一东一西，史称东魏西魏。

两个皇帝，两个傀儡，实际掌权者分别是高欢和宇文泰。

北齐天保元年（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取代东魏称帝，建立北齐。宇文泰率军讨伐高洋。西魏军从三门峡北渡黄河，到达绛县附近。高洋闻听西魏来伐，亲自率军在晋阳城东屯驻，准备迎敌。宇文泰听说东魏军阵容强大，感慨地说：“高欢不死矣”，便不战而退。

今天流淌于山陕交界的一段黄河，也曾经是东西魏之间的界河。每到严冬河面结冰时，守在河边的西魏军总要把自己一边的河冰凿开，以防东魏军利用坚冰过河。

北齐《鞍马出行图》，山西太原北齐墓壁画。

不战而退，通常是弱者采取的策略。戳向冰面的冰凿，凿出的是弱者的防御态势。

敦煌壁画《作战图》

西魏的富国与强兵。强与弱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北周武帝即位后，依然是严冬冰河，依然是凿冰冲冲，但位置已变成北齐一方，凿冰者已变成北齐士兵了。

北周武帝不是神仙，北周不可能因为他的即位便由弱转强。这样的变化要追溯到他的父亲宇文泰。

六镇，这道昔日阻挡北方柔然的军事屏障，在北魏末期，由于地位的不断下降，像六座愤恨的火山，终于以起义的形式喷发了。六镇鲜卑或被起义裹挟，或被朝廷征召，如溢出的岩浆一般，漫延到河北、山东、关陇地区。

出身武川镇的鲜卑人宇文泰，先参加义军，后被朝廷收编，迁到晋阳，继而又被派到关中镇压那里的起义军。与宇文泰一起到关中的一大批鲜卑人都来自武川镇，当高欢势力崛起于洛阳时，宇文泰也已经成为关中武川鲜卑人的首领了。

东、西魏对比

国力弱小的西魏，在其初期不得不迎击强大东魏的一次次征讨，虽然没让东魏占到太多便宜，但自己也在慢慢地赔着老本。

恶劣的环境，严峻的形势，对宇文泰来说，既是意志品格的砥砺，也是政治智慧的考验。宇文泰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应付这一切吗？

武定元年（西魏大统九年，543年），东魏北豫州刺史高慎据虎牢降西魏。宇文泰亲率大军前去接应。与此同时，东魏主高欢也率十万大军赶到黄河北岸。为了阻止东魏军过河，宇文泰从黄河上游放满载燃料的火船顺流而下，企图烧毁架在黄河上的浮桥。东魏军则事先准备好长铁锁链，待火船快到时将其钩住，拉向岸边，使浮桥完好无损。东魏军顺利渡过黄河，在邙山脚下布阵；西魏军向邙山推进，两军在此进行大战。东魏军大胜，宇文泰六七年辛苦经营起来的十万大军，损失了一多半。

由于进入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不多，纯粹依靠鲜卑人来补充军队显然不现实。宇文泰同时从汉人中间征收兵员，征募汉族豪强地主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招募均田农民入伍，西魏军队中汉族士兵的比重逐渐增加。

宇文泰采取鲜卑八部的形式，建立了一套军队统辖系统。宇文泰、元欣、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为八个柱国大将军。其中宇文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元欣因为是西魏宗室，柱国大将军仅为虚名。余下六位统率六军，每个柱国大将军下有两个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二十四开府；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共四十八仪同。一个仪同领兵约千人，一个开府领兵两千，一个大将军领兵四千，一个柱国大将军领兵八千，六柱国合计有兵四万八千人左右，这支军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府兵。

2000年，在山西太原东郊王家峰北齐徐显秀的墓中，发现了一幅当时的壁画。画中的武士们一个个腰系革带，足蹬长靴，服装为小袖大开领，典型的北朝鲜卑打扮。

如果说东魏军队的装束具有许多鲜卑特征，那么从形式上看，西魏的府兵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

西魏的府兵形式上采取鲜卑旧日的八部制，军队将领不仅鲜卑人恢复了昔日的鲜卑姓，就是汉人也被赐以鲜卑姓：李虎赐姓大野氏，李弼赐姓徒何氏，赵贵赐姓乙佛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所统领的士兵皆以他们主将的鲜卑姓氏为自己的姓氏。

西魏的府兵制，被一道人为的血缘纽带和宗族色彩所包裹，尽管这血缘和宗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但它让六镇鲜卑人觉得自己的身份提高了，地位改变了；它让汉人将领有了被当权者信任和依靠的感觉，从而加强了胡汉结合的紧密程度。

宇文泰的强国措施不仅是府兵制一项，而是包括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制度。政治上实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统治原则；经济上实行均田制，提高了服役年龄，缩短了服役时间；思想文化上推行儒家学说。通过这些措施，西魏的国力迅速增强。

北周武帝的武功与文治。宇文护，宇文泰的侄子，自幼随宇文泰征战，深受宇文泰的赏识。宇文泰死前，遗命宇文护辅佐十六岁的儿子完成帝业。

不到两个月，宇文护就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扶上帝位，代替西魏建立了北周。

宇文护任北周宰相，专权跋扈，引起了新皇帝宇文觉及一些功臣的不满。宇文护则采取了镇压政策，他杀掉了宇文觉，处死了柱国大将军赵贵，逼死了另一个柱国大将军独孤信，另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帝。

鲜卑武士像

然而宇文毓也不是俯首听命之辈，宇文护渐渐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终于在两年多以后毒死了宇文毓，另立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为帝，这就是北周武帝。

短短的三四年之间，宇文护为了专权，先后杀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时功臣，北周政局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据史书记载，宇文泰死后，北周府兵二十四军皆由宇文护指挥，所有调动，必须有宇文护手书。宇文护府邸的禁卫，规模比皇帝还盛大。国家事无巨细，全都先由宇文护决断，然后报告皇帝。

与两个哥哥截然不同，武帝宇文邕对这一切欣然接受。不但如此，他还下令仿照西周尊崇周公的先例，在宇文护封国建立皇祖别庙，由宇文护主持祭祀。

没有了皇帝被杀，没有了权力冲突，平和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笼罩着城内的皇宫。

然而，平和的背后却酝酿着一场事关北周前途的殊死斗争。

史书记载，宇文护不识大体，自恃建国家、立皇帝之功，大权在握。凡所委任，全都不堪其职。而且诸子贪残，僚属纵逸，倚仗宇文护的威势，蠹政害民。长此下去，必定断送北周的前途。

建德元年（572年）三月十八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皇太后。皇太后叱奴氏，是武帝宇文邕的生母。宇文护每次拜见太后，太后总是让他坐下，而让武帝站在一旁。

拜见皇太后之前，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对他说：“太后年纪大了，却喜好饮酒，酒后喜怒反常。我虽然屡次劝谏，却没有效果。希望兄朝拜时能劝谏太后。”又拿出亲自抄写的周成王所作的《酒诰》对他说：“见太后时给她读一读这个。”

兄弟二人走进含仁殿拜见太后，正当宇文护坐在皇太后身旁给她读《酒诰》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的宇文邕用手中的玉圭照着他的头部狠狠砸下，宇文护当场倒地。事先埋伏的武帝亲信冲出，将宇文护的头颅割下。

宇文护专权的时代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了。武帝亲政，掀开了北周历史新的一页。

武帝亲政的头一年，北周发生严重的蝗灾，加上连年用兵，征发徭役，造成百姓逃亡，土地荒芜。

百姓安宁，政局则平静；与民休息，天下则安定。周武帝深知这个道理，亲政伊始，所下的第一个诏书便是“自今正调以外，无妄征发”。

1944年4月，当人们修建洛惠渠时，在今天陕西大荔城西北的义井村，挖出了古代修建渠道的工具，经考证为汉武帝时所开凿龙首渠的遗迹。

北齐菩萨头像，山西太原龙山童子寺遗址出土。

北齐力士头像，山西太原龙山童子寺遗址出土。

北周武帝亲政后，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开河渠，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开龙首渠，以广灌溉”，使关中地区成为北周的粮仓。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劳动力则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为了把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北周武帝实行了释放奴婢、杂户的措施。自保定五年至建德六年（565—577年），先后五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几十万口的奴婢、杂户有的就地为民，有的成为主人的部曲，有的听任还乡。

奴婢变成自由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扩大了封建生产关系，可以说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

分裂、战乱、旱涝、瘟疫……一个个天灾人祸纷纷降临在百姓头上。当他们觉得不堪忍受时，便纷纷遁入空门，向来世寻求精神上的慰藉。

佛教在北朝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到北周、北齐时，寺院已有四万余所，僧尼达三百多万人。

寺院既是宗教场所，又是经济组织，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他们既不向政府缴纳租调，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这就意味着，僧尼人口越多，朝廷的财政收入就越少。

急于发展经济的北周武帝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展开了。

灭佛的范围从关中扩展到整个北方，层面由经济扩展到文化。周武帝指责佛教不敬父母，通过灭佛来推崇孝道，这绝不是借口。周武帝在位时非常重视文化习俗层面的建设和改革。

中国自古重婚姻，认为婚姻乃人道之始。传统婚姻重伦理，而鲜卑婚俗则常显出与伦理不合之处。

北魏清河王元怿是孝文帝之子，是宣武帝元恪的弟弟。宣武帝死后，元怿竟与宣武皇后通奸。

安定王元燮是景穆帝的孙子，北海王元详是景穆帝的曾孙，论辈分，元燮是元详的从父，但作为侄子的元详，却与元燮的妃子高氏通奸。在西魏、北周之前，拓跋鲜卑不计辈分的乱婚，已经乱到了冲击一般封建伦理纲常的地步，两性间的关系已经乱到弟奸嫂、侄烝婶的程度。

从宇文泰开始，就对婚俗进行了改革。西魏大统九年（543年）正月，诏“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中外，指姑之子女与舅之子女；从母即姨母。按照这个规定，姑之子娶舅女、舅之子娶姑女以及和同姓姐妹的后代结婚，都在被禁止之列。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不婚是对姑舅亲、姨表亲等近血缘婚姻的限制。

武帝建德六年（577年）六月下诏：“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与母同姓便不能娶，其中自然包括不许子烝母、外甥娶姨等逆缘的性关系和婚姻。

西魏、北周的婚俗改革，在民族习俗方面，模糊了鲜卑、汉族之间的界线，使其政权获得了汉族关陇大族以及其他著姓的支持。

周武帝十分重视儒家文化教育。他听说后梁沈重“学冠儒宗”，便亲自给他写信，并派人前去邀请他到长安讲学。

他还下诏规定，诸贵族子弟入学，先要给老师送礼物，学成之后，还要举行祭奠孔子的仪式。

周武帝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说礼可以使人“在上不骄，处满不溢，富贵所以长守，邦国于焉乂安”。

他还下诏要求表彰孝子的行为，通过表彰孝子达到提倡儒家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

军事武装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军队是统一天下的工具。在三方鼎立的形势中寻求自强自立，追求天下统一的北周武帝，自然不会轻视军队的建设。

在其父宇文泰府兵制的基础上，周武帝又采取了一些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周武帝亲政的第二年，下令“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

改军士为侍官，使士兵成了皇帝的侍卫，军士的地位有了提高，自然会踊跃从军，勇敢作战。

募百姓为兵，即把府兵的来源扩大到所有国民，“是后夏人（汉族）半为兵矣”，军队的阶级成分和民族成分进一步发生变化。

除其县籍，就是从军者另立军籍，以作为免除徭役的依据。

为了提高军队的军事素质，周武帝还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有时是集合各级将领教以战阵之法，有时是亲率六军讲武于城郊。练兵阅武的时候，他总是身体力行，和将士们一起翻山越谷，履涉艰辛。

北周的灭齐之战。西边日出东边雨。与北周形成鲜明对照，北齐却是日益衰落。

与北周武帝即位同时，北齐武成帝高湛也登上了帝位。高湛的昏庸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他不理朝政，重用奸佞，终日沉湎于酒色，生活淫乱。

他的儿子齐后主即位后，更为昏暴，杀人如儿戏，又大修宫苑，苦役百姓。整个北齐民穷财尽，阖境嗷然。

《历代画像传》中的齐后主高纬

北齐还推行反汉化政策，滥杀中华朝士，辱骂汉人为“贱汉”，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建德四年（575年）七月，北周武帝发布了伐齐诏书：“今白藏在辰，凉风戒节，厉兵诘暴，时事惟宜。朕当亲御六师，龚行天罚。庶凭祖宗之灵，潜资将士之力，风驰九有，电扫八纮。可分命众军，指期进发。”

十七万北周大军在武帝的指挥下，直指北齐洛阳。经数月鏖战，仍没有攻克。在这关键时刻，统帅武帝生病，北周军队只好撤兵。

第一次伐齐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通过这次军事行动，北周获得了经验和教训，也进一步探明了北齐的虚实，看到北齐的军事调动没有章法，如同儿戏，了解到北齐朝政昏乱，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保夕。这使周武帝更加坚定了灭齐的决心。

唐阎立本《北齐校书图》。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高乾和等十一人共同校勘国家收藏的五经诸史。

建德五年（576年）十月，武帝第二次发布伐齐诏书：“伪齐违信背约，恶稔祸盈，是以亲总六师，问罪汾、晋。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贼众危惶，乌栖自固。暨元戎反旆，方来聚结，游魂境首，尚敢趑趄。朕今更率诸军，应机除剪。”

此次出兵攻击的目标为晋州（今山西临汾）。晋州地处晋阳、洛阳之间，将洛阳与晋阳南北连成一线。周军的战略部署是：先攻击晋州，扼其咽喉，等齐军来救，再集大军一举消灭来援的敌之主力，然后乘胜东进，直捣北齐京都邺城。

北周十月四日出兵，二十七日攻占平阳。为了吸引北齐主力，在攻占平阳以后，周武帝留下梁士彦率一万精兵镇守，自己率主力撤回长安。北齐后主高纬果然率主力攻打平阳，而周武帝仅在长安停留三天，又率主力东返，在平阳城下与齐军主力展开决战，齐后主兵败逃回晋阳。北周军乘胜追击，十二月十三日追到晋阳。齐后主以高延宗为相国，主管晋阳防务，自己则逃至邺城。十七日，北周军攻破晋阳，生擒高延宗。二十九日，周武帝亲率大军进攻邺城，齐后主让位于八岁的皇太子高恒，自己做太上皇，做好了出逃的准备。从正月初三到正月初九，北齐太皇太后、太上皇后以及幼主高恒先后逃往济州（今山东茌平西南）。正月十八日，北周军队进攻邺城，齐军出战大败，后主也逃往济州。北周军逼近济州，镇守济州城北碻磝关的北齐将领高阿那肱投降，北齐后主南逃，中途被俘。建德六年（577年）二月，北周平定了北齐全境，统一了北方。

武帝所领导的北周，是一个经过又一番胡汉融合过程而产生的具有勃勃生机的政权。这个政权既有塞外游牧民族的豪放，又有中原农业民族的精细;既有塞外金甲铁骑的骁勇，又有中原运筹帷幄的睿智；既有兵强粮足的物质基础，又有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

北周武帝是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的志向是北平突厥，南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

他有实现志向的能力和素质。

他生活简朴，身穿布袍，睡盖布被，没有金玉饰品；宫殿为土阶数尺，没有斗拱，没有雕文刻镂；后宫嫔妃，不过十余人。

他爱兵如子，见到有士兵光脚行军，便脱下自己的靴子赐给他。巡视部队时，能叫出主帅姓名，使将士感见知之恩。

他身先士卒，每至征伐之时，总是亲自上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

他与将士同甘共苦。平齐战争开始时，臣下请求为他换一匹好马，他拒绝说：“为什么要我独乘良马？”

历史给了他统一天下的机会，然而上天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578年，他率军北伐，途中便感不适，回到京城后病故，年仅三十六岁。

华夏河山的重新统一，因为他的去世向后推了九年。

陈朝兴亡

陈武帝陈霸先像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演绎了数十幕王朝更迭的悲喜剧。由陈霸先建立的陈朝，是这一系列悲喜剧中的一幕。

这一幕的开启，对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的变动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幕的落下，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国力，陈朝都是南朝中最弱小的一个。这样一个王朝的兴亡，为什么会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呢？

出身寒门的英雄。有一个江南小镇，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居住着大量的蛮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被称为“五溪蛮”。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垄亩之中。因为家贫，陈霸先早年以捕鱼为业。后来做了村官，在乡里任过里正。闲暇时节，陈霸先喜欢涉猎史籍，好读兵书，苦练武艺。

不久，陈霸先来到都城建康，管理油库；因为聪明伶俐，被升为梁朝皇室宗亲——新喻侯萧映的传令官。村官、油库吏与传令官，这些都属于极低下的职位，说明陈霸先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寒门家族。

虽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但他晓习吏事，勤于工作，因而深受萧映喜爱。萧映调任广州刺史，将陈霸先也一道带上，并引入幕僚担任中直兵参军，受命“招集士马”，成为主管军队的官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此时，陈霸先正是三十多岁的壮年时期。

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政权一直控制在南方世家大族手中，门阀制度壁垒森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所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寒门很难有出头之日。

唐人绘《高逸图》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阿祥

六朝时代，是中国很讲究门第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唯一的贵族时代，有了好的出身，可以平流进取、位至公卿。在这种氛围之下，出身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出人头地的。可是，陈霸先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呢？这与侯景之乱的历史背景有关。侯景之乱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破坏，而且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很多世家大族，基本上都被毁灭掉了。

侯景之乱让整个南方世族遭受了灭顶之灾，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陈霸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掌握了岭南的军事指挥权，其军事才华也有机会得以展现。此后，他相继讨平广州杜僧明、交州李贲之反叛，官至西江督护、高要太守。陈霸先这段经历，有两个特点：第一，其仕途是从极低下的职位开始的；第二，其每次升迁皆为展示军事才能所致，可谓因军功起家。

讨平侯景之乱。陈霸先的真正崛起，就是在平定侯景叛乱中。面对着满纸残山剩水，新任广州刺史元景仲竟然与侯景勾结，陈霸先激于义愤讨杀元景仲。此后，陈霸先率领三千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勤王，讨伐侯景。其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使北伐具有了合法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世族的代言人——太原王氏王僧辩。

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

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已经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从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世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传统世族对于寒族，有着天然的出自血液里的不屑和戒备。

王僧辩出身北方世族太原王氏，一直追随梁元帝萧绎，属于西部荆雍集团的核心人物，自然是股肱之臣；陈霸先虽然军功卓著，但毕竟出身寒门，而且跟随陈霸先的将领，除个别大族子弟外，大多为江浙、岭南一带的寒门与庶族。两者出身不同，导致了政治地位的悬殊。

史书上说王僧辩是太原祁人，但据史家考证，他不是太原王氏，而是乌丸人。虽然如此，但王僧辩的行为主张的确代表着世家大族的利益，因此，陈霸先与王僧辩的关系，具有寒门庶族与世家大族斗争的性质。

不同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二人政治待遇迥异。陈霸先所镇守的京口，地处抗齐前线。这种军事布置，无疑对陈霸先极为不利。而且，以王僧辩为代表的荆雍集团，还试图对陈霸先的势力形成包围。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昔日的政治联盟开始出现裂痕。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两个在北方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甚至梁朝一向赖以凭借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两国的手里，南朝梁政权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江陵焚书。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三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梁元帝身陷重围。一千五百多年前，江陵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十四万册之多，然而现在，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荆州图书馆馆长都只能在这不多的古籍中，寻找当年曾经辉煌的过往。

湖北省荆州图书馆馆长 欧阳军

这是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梁元帝把十四万卷藏书毁于一旦。他焚的这些书都是非常珍贵的图书。从梁元帝的内心来讲，他也不希望把这些书毁掉。有的人在死的时候，会把一些最珍贵的东西，随着自己一块焚掉，感觉好像是对文化的一种捍卫，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他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在印刷术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大量书籍只以稿本或抄本传世，无数杰出学者的毕生心血、千百年的学术文化结晶，就这样毁于一旦。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随着江陵焚书，南朝梁王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梁元帝至死也不知道亡国的真正原因。

与北齐的殊死之战。江陵城破后，挽救梁朝危亡的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陈当然不肯听命于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第九子，时年十三岁的萧方智为帝。与此同时，攻陷江陵的西魏扶持梁元帝的侄子萧詧为帝，建立了一个听命于西魏的傀儡后梁政权。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培植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们选中了梁武帝的侄子，被北齐俘虏八年之久的萧渊明。北齐随即陈兵江北，意图迫使梁朝就范。

随着矛盾的升级，形势越发混乱起来。这是南朝梁历史上最为诡异的时刻，在促狭的梁朝国土上，竟然出现了三个皇帝。三个皇帝背后代表了三股势力，其中，北齐的军事力量较为强大，此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逼迫王僧辩答应让有北齐背景的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

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变节背叛，终于分崩离析。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智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

看到辛苦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

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十万大军，挥师南下。

每年的六月，南方漫长的梅雨季节便姗姗而至，一千五百多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雨季，北齐大军兵临城下，建康危在旦夕。

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

六月十一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

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建康城，粮草匮乏，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蒨及时送来三千斛米、一千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又从玄武湖中割来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

将士们大快朵颐，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十万人马只剩下两三万。北齐至此衰落，丧失了南侵的实力。陈霸先终于击败了最强大的对手。

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之后，其功业已经超过萧道成和萧衍，萧梁政权自然非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陈永定元年（557年），五十四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智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是为陈武帝。自此，寒族全面上位。

平民化的开国皇帝。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家乡，三十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保持寒门本色，更提出了“务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阶级的政治诉求及其政治主张，这和南朝世族追求奢靡淫侈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梁朝将相大臣共有一百二十七人，其中高门世族一百零九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庶民地主十九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陈朝最高统治集团共有七十七人，高门世族二十九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庶民地主四十八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在这七十七人中，属于北方籍的二十三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属于南方籍的五十四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

这个变化，正好反映了陈朝世族的衰落和南方豪帅的勃兴。

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顽强，作风朴实。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宫中依然“衣不重彩，饰无金翠，歌钟女乐，不列于前”。

陈武帝高度平民化的生活作风，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风气。受他影响，陈朝初年政治清明，官员大多廉洁守法。山阴孔奂任晋陵太守时，不接受富人赠送的衣、被，并留下一句名言：“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独享温饱耳。”“民有未周”就不忍独享温饱，是典型的寒族平民政治家情怀。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初现。

被后人称为江左贤帝的陈霸先，并不是在四方平定、八面颂歌时称帝的，当时整个南方政权都处于危难之中，政局的动荡让富庶的江南一度生灵涂炭。历史选择了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攘臂于无望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使江南免遭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南方华夏的正朔文化。

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有可能在放下弓箭、专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的。可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

永定三年（559年）六月，在位仅仅二十一个月的陈武帝在建康城中猝然长逝。

有一种说法称，陈武帝死后就葬在今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陵。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一个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两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但一千五百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地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陈朝的文宣之治。陈霸先打下的江山，百废待兴。他登基不到两年，就赍志而殁，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的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其侄子陈蒨继位，是为陈文帝。

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湘郢王琳、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他整顿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国势开始强盛。

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周弘正尚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以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

陈文帝像

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南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

太建五年（573年），陈朝的十万大军渡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收复。但形势大好的时候，陈宣帝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

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另一方面，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之时，北周开始了破冰之旅，一举歼灭了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太建九年（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统一了北方。

陈宣帝像

北方的统一，使得南北形势完全改观，原本鼎足而立的局面不复存在。北周的统一北方，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而在第一次北伐中已经透支国力的陈朝，却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在这个时候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徐州之战几乎使陈军全军覆没。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阿祥

当时北方无论是人口、经济规模还是军队的战斗力等都胜过南方，而且在冷兵器作战的年代，自然条件是很重要的。在地势上，北高南低，南方的北伐，往往要走水路，水是从北方往南方流的，走水路就得逆水而上。如果北方把水口扎住的话，水就没了，南方的船就上不去了，所以南方的北伐是很难克服自然环境制约的。

太建十四年（582年），充满忧患意识，志在荡清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在再三叮嘱后人“成由勤俭败由奢”之后，撒手西去。陈王朝在建立二十五年之后，传到了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就是著名的陈后主。

文采风流、不识艰难的陈后主。“映日花光动，迎风香气来。佳人早插髻，试立且徘徊。”这是陈后主所作的《梅花落》。陈叔宝的身份是皇帝，他的责任是治国兴邦，但他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并不怎么在意，面对旖旎的江南，陈后主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

陈叔宝像

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两岁时江陵城陷，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天嘉三年（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九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初识世事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尽享荣华富贵。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识王业之艰难”。唐朝魏徵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

后主不识艰难，陈朝国力也已大不如前，但北方箭在弦上的威胁，后主却不以为然。又到江南雨季，淫雨霏霏正好成为后主歌赋骏景。陈朝的天空似乎已经没有了晴天，而这个时候，北方的军队正龙腾虎跃，秣马厉兵。随后，隋文帝剑指江南。此时的陈朝，几乎就是隋朝的瓮中之鳖。

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在他的即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无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的即位宣言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

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建康城里，做皇帝的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

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艳情狎邪居多，风格轻浮绮艳、纤巧秾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他手下共有陈暄、孔范、江总、王瑗等十人，不遵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狎客”。

陈叔宝即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词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好尚，徐陵特地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年即位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此，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溺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每瞻视顾盼，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在阁上梳妆时，面临轩槛，宫中望之若神仙。从当太子的时候，陈叔宝就和张丽华两情缱绻。当年，陈宣帝即将去世时，陈后主曾被自己的弟弟、想要取而代之的陈叔坚砍伤，养伤期间，他摒去诸姬，独留贵妃张丽华随侍，加之张丽华记忆力极强，很多奏章能过目不忘，所以陈后主对她极为宠爱。

《吴友如画宝》中的张丽华

陈后主对张贵妃以及其他妃嫔的宠爱，体现在历史上著名的三阁之中。陈朝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都很简朴，但这一切在陈后主这里都发生了改变，陈后主即位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穷土木之奇，极人工之巧，修建了临春阁、结绮阁、望仙阁，中间以复道相通。每座阁楼高数十丈，广数十间，门窗、壁带、挂楣、栏杆都是檀香木的，并以金玉珠翠装饰。阁内所设宝床、宝帐，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每微风徐来，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

江南多佳丽，三阁新落成，陈后主为此赋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句脱俗，令后人赞叹，但“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却成为著名的亡国之音。

“东南妩媚，雌了男儿。”随着江南文化的精致成熟，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变得温柔妩媚起来，而这个时候，在北方，北周已经被隋朝取代，立志再造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已经剑指江南。

除了不守君道、沉湎文学，奢侈腐化、放纵狂欢以外，陈后主在政治上也表现昏庸，所用非人。

隋开皇六年（陈至德四年，586年），隋朝开始陈兵江北，觊觎南朝，而同一年新年伊始，三十四岁的陈叔宝颁发了一道诏书，要效仿上古先贤唐尧夏禹，置谏鼓，听臣言。

面对隋朝的大兵压境，陈国大将任忠上书进谏：现在的官场，公然行贿受贿，小人内外勾结，已经乱了朝纲，违背了法典，倘若边境有战事，我们的大业就要毁于一旦了。

孔范是陈后主的狎客，因文章艳丽而被宠幸，官至都官尚书，这个时候他训斥任忠，我们有长江天险，边关战事，何足挂齿。你们边关将帅不过是匹夫之勇，哪里比得上我深谋远虑。

陈后主听了这样的话，当即黜夺任忠兵权。此后，只要陈朝将帅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这些将领的兵权，转而分配给文官，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

陈后主任用的小人有施文庆、沈客卿和孔范等人。他们大多“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犹善”。如果只是一帮文人饮酒作赋，那对王朝也并没有太大的祸害，毕竟文不误国，但陈后主身边的很多文人，自取身荣，不存国计，在治理国家、稳定边疆等关系国运的大事上，和后主一样，没有任何韬略可言。

隋开皇八年（陈祯明二年，588年），隋朝八路大军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地方同时向南朝发动了攻击。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依然纵酒行歌，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御敌人于国门之外。

然而，虎踞龙蟠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粉饰太平掩不住虚弱的本质，人造盛世更挽不回亡国的命运。陈后主粉红色的梦，终于在没有进行任何大决战的情况下，凋零在妩媚的江南。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 邵磊

亡国之夜，陈后主带着两个心爱的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孔贵嫔，准备藏到井底苟且偷生躲过这一场劫难，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容易被后人诟病；劝陈后主干脆衣冠整肃，面对隋军。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有的臣子甚至把身体趴在井口上，阻止陈后主进入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的两个贵妃，下到井底去了。

当天晚上陈后主的踪迹就被隋军发现了。很快，他和他的两个妃子就被隋军用绳子从水井里捞上来了。当时是一根绳子上拽着三个人，所以隋朝的军士觉得很重。出来的时候，两个妃子惊慌失措，身上沾了好多的胭脂，落在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口水井后来就得名为胭脂井。实际上那不是胭脂的痕迹，是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成的。

亡国之夜，陈后主忘了一国之君的威仪，却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生死经历，或许会被传颂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三十三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身，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称之为辱井。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阿祥

我们可以说陈后主陈叔宝是爱情的圣人，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但我们不能说他是个暴君，他是一个荒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是“炀”，跟后来的隋炀帝杨广那个“炀”一样。炀是什么意思，就是荒怠政务，一天到晚吃喝玩乐，这是个恶谥。

《南史》《北史》

亡了国的陈后主，在陈朝灭亡十六年后，因疾善终，时年五十二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建康，因为曾经的都城建康，已经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约三百多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陈朝灭亡了，这对陈氏家族来说是奇耻大辱，是哀痛的丧礼。

隋朝统一了，这对中华历史来说，却是结束了一个时代，掀开了新的一页。

陈朝形势图

魏晋佛教

龙门石窟，北魏孝文帝时期造像。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如果说四百八十寺只是文学作品中的数字，只表示抽象的“多”，那么，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全国有寺院六千四百七十八座，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就是十分具体的数字了。

这个见于《魏书·释老志》的数字，见证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大踏步发展。

佛教为什么会在南北朝有如此大的发展？它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道路？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渴望脱离苦海的庶民百姓与佛教的兴盛。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政权更替频繁，各种政治力量的社会地位动荡变易，长期分裂割据以及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各种战争不断爆发。

下层社会的庶民百姓不仅承受着各种战乱的痛苦，而且受着瘟疫、水旱等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

面对种种不幸，百姓不仅无能为力，而且求助无门。

悲天悯人、无所不能的佛祖出来度众生于无边苦海。

《法句譬喻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四个和尚坐在树下，探讨什么是人间之苦的根源。

一个人说：天下之苦源于淫欲。

另一个人说：世间之苦源于饥渴。

第三个人认为：人生之苦源于愤怒。

第四个人说：人间之苦源于恐怖。

正当四个人争论不休时，佛来了，他说，你们都不知道造成痛苦的根本原因。饥渴、寒热、嗔愤、惊怖、色欲、怨祸，全都生于自我本身。自我本身是众苦之本、祸患之源。如果想脱离世间之苦，就当求寂灭，摄心守正，淡然无想，进入涅槃。

佛教认为，人生是一片苦海，里面充满了生老病死、怨恨离别、求取不得等苦恼，只有超脱出生命活动的过程，达到无生无死、无爱无忧的涅槃寂境，才能脱离苦海，取得永恒的快乐。

《大般涅槃经》书影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佛教传入以前就已存在。道教所关心的，是社稷荣衰、战争胜负、命运穷达、人生贫富、寿命长短、前途吉凶、祛病消灾等社会现实问题。

佛教普度众生于苦海、达到彼世幸福的出世思想，与当时人们迫切需要取得现世利益的入世心态，存在着一定差距，因此，佛教也曾受到一些指责：

僧人聚敛钱财，大建寺塔，奢侈靡费，无益当世。

僧人不能令主上延年益寿。

僧人上不能调和阴阳，使年丰民富，消灾祛疫，克静祸乱；下不能休粮绝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长生久视。

演员登上戏剧舞台，素面对众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化装改变自己的面孔。

佛教想在华夏舞台站住脚，不改变自己是不行的。然而，这种改变不是舞台化装那样简单，而是对自我的部分改变。

葛洪像。他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

晋佛图澄尊者像

当然，佛教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教义，以成仙不死为追求目标而使自己面目全非，但部分地改变自己以便在新的国度立足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僧人，不是只会诵经参禅打坐的和尚，还有着种种道术。

佛图澄，十六国时期著名的高僧，但也会占梦等方术。一次，后赵主石虎梦见一群羊驮着鱼从东北过来，醒来觉得奇怪，便到佛图澄处求占。佛图澄听完石虎复述梦境之后，说：“不祥之梦，恐怕预示着鲜卑人将占有中原。”

西晋时有个名叫范材的僧人，在集市上以为人占卜为生。无论冬夏都穿着破衣、打着赤脚，据说他的占卜十分灵验。

西晋惠帝时，天下疫病流传，僧人安慧日夜祈祷，请求天神降药治愈万民。后来他在寺院门外发现了天降神水，用来给病人治病，很多人因此痊愈。

十六国时，南凉有个僧人叫释昙霍，能预见人的生死贵贱，被国人称为“大师”，出街入巷，都受到百姓的迎送之礼。

北魏宣武帝时，王显任御史中尉。当他为布衣平民时，有和尚曾为他相面，说他日后必定富贵。

上述佛教僧人的所作所为，都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他们用占卜、占梦、谶纬、相人等方术预言世人的吉凶贵贱，用神水符咒为世人治病消灾，颇近于道教的秘学方术。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从对涅槃境的专注变成对人生利益的兼顾，这表明佛教正在向中国化转变。

康僧会，世居天竺，自幼随父亲经商到交广地区。双亲亡后出家，他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三国时，他来到孙吴首都建业。

康僧会刚到江东时，江东地区还只是初染佛法，睹其形未及其道，人们对佛法不甚了解。康僧会初传佛法以术不以法，即不讲深奥的佛理，而展示以直观的神术。他见到孙权后，给他讲了佛骨舍利的神奇及阿育王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造八万四千舍利塔的故事，又用了三个七日祈求舍利降临，并演示了舍利子击破铜盘、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的神奇，使孙权对佛教大为叹服，立即同意兴建寺塔。

佛教在江东站住脚后，康僧会没有停止于用神术宣传佛教，而是进一步宣传佛理，在宣传佛理的时候借用了不少儒家思想。

孙晧即位后，想毁坏佛教寺塔，他说：“如果佛教真是正教，其主张与先圣典籍相符，我就尊奉保存它，否则，就将其寺塔全部焚毁。”于是，孙晧便大集朝臣，把康僧会迎来，让他论述佛教与儒家圣典的关系。

孙晧问：“佛教讲善恶报应，与儒家经典有联系吗？”

康僧会答：贤明的君主孝慈仁德，就会有祥瑞之报。“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孙晧说：“既然周孔已经明确论说，何用佛教？”

康僧会说：“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

康僧会认为，儒家和佛教都讲善恶报应，只不过儒家所言为近迹，佛教所言为幽远，二者相得益彰，各有用途。

康僧会翻译的《旧杂譬喻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子行将出嫁，众姐妹为她送行，相约在楼上共进饮食。一个橘子从桌子上滚落下来，一直滚到楼下。众女子说：“谁能下楼把橘子取回来，我们就共同为她做饭。”

即将出嫁的女子便下楼去取橘子。这时一个小孩已经把橘子捡了起来，女子要求小孩把橘子还给她。小孩说：“你出嫁前先到我家，我就还你，否则不给。”女子答应了，小孩便把橘子给了她。女子拿回橘子，让众人请了一顿饭。

临嫁之前，女子对丈夫说：“我先去实现承诺，回来给你做妻子。”出城之后，女子碰见了强盗，她请求强盗放她去兑现承诺，强盗也答应了。又碰到了吃人鬼，女子又同样乞求，感动了恶鬼。最后，女子来到孩子家中，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当嫁女一诺千金，既已答应嫁前先到童子处，丈夫、强盗、恶鬼都拦不住，这与儒家“信”的观念非常契合。

康僧会翻译的另一部佛经《六度集经》中还有一个法施王太子的故事：他内清外净，尊圣孝亲，慈济众生。国王宠妃想与其私通遭到拒绝，怀恨在心，不断向国王进谗言，迫害太子。国王不忍残害自己的骨肉，便让太子到离国都八千里外的地方做边王，临行嘱咐他：“尔镇境外，则天行仁，无残民命，无苟贪困黎庶，尊老若亲，爱民若子，慎修佛戒，守道以死。世多奸伪，齿印之教，尔乃信矣。”太子稽首泣涕曰：“不敢替尊诲。”太子到边国一年，慈化国民，远民慕润，归化云集，增户万余。

《六度集经》还有这样的记载：国王当时“以五教治政，不枉人民。一者慈仁不杀，恩及群生。二者清让不盗，捐己济众。三者贞洁不淫，不犯诸欲。四者诚信不欺，言无华饰。五者奉孝不醉，行无沾污。当此之时，牢狱不设，鞭杖不加，风雨调适，五谷丰熟，灾害不起，其世太平，四天下民，相率以道”。

尊圣孝亲、施行仁政、尊老爱民、诚信不欺、牢狱不设、刑措不用、五谷丰登、天下太平，这些都和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的政治没有什么区别。

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雕刻的菩萨像中,维摩诘菩萨右手端举麈尾，坐榻倚几，似在侃侃而谈。这正是佛教融入当时思想界的反映。

两晋时期，当玄学之风越煽越盛之际，很多佛教界僧人也加入到玄风竞煽的行列中。

僧人竺法雅发明了“格义”法。所谓“格义”，说白了，就是用人们熟悉的老庄学说比附讲解佛教教义。“格义”法在佛教和老庄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僧人康法畅在东晋成帝时渡江来到建康。他虽出家为僧，但善于玄学清谈，经常手持麈尾，与当时著名的玄学家清谈竟日。一次，玄学家庾亮问康法畅：“此麈尾何以常在？”康法畅答：“廉者不取，贪者不与，故得常在也。”这成为玄学思辨的美谈。

大同云冈石窟

西域僧人康僧渊，深目高鼻，一副胡人相。东晋初渡江，玄学家殷浩始问佛经深远之理，康僧渊却与他论俗书性情之义，论辩昼夜，殷浩终于折服。王导曾拿他的胡人相貌开玩笑，康僧渊回答说：“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对。

僧人竺法深，本为琅邪王氏，年轻时出家。西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他既明佛法，又善老庄，善于谈玄。由于他出身高门，得以穿木屐上殿，与朝中君臣谈佛论道，当时人都称其为方外之士。有一次在简文帝处遇见丹阳尹刘惔，刘惔和他开玩笑说：“你是出家人，何以游走朱门？”竺法深答道：“君自睹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

僧人支道林著《逍遥论》，其文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 。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 之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支道林此论主旨，意在说明无欲无为即逍遥。支道林提出“物物而不物于物”，即对事物有一定的目标追求，而又不能被这种目标追求所役使，从而提出一种既有追求又超然于这种追求的处世哲学。

淮阳人支孝龙，神采卓荦，高论适时，与阮瞻、庾凯等玄学家并结知音之交，世人呼为“八达”。当时有人问他：“大晋龙兴，天下为家。沙门为什么不保全发肤，去掉袈裟，脱去胡服，身穿绫罗？”支孝龙答：“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诚。剪发、毁容、改服、变形，彼谓我辱，我弃彼荣。故无心于贵而愈贵，无心于足而愈足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满仓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盛传的时期。佛教之所以在此时兴盛，一是因为它的教义与人们欲求脱离苦海的愿望产生共鸣；二是僧人们吸取道家的道术，关心人们的现世利益；三是它与儒家相融合，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四是它融入当时的社会思潮，推动了玄学的发展。

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佛教的发展道路并非一马平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次灭佛运动使它一度进入发展的低谷。

《太平经》插图《乘云驾龙图》

44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把年号改为太平真君，这是一个充满道教色彩的年号，标志着皇帝信仰的天平向道教倾斜。

拓跋焘本来对佛教并无恶感，还常与大德高僧共同谈论。后来受道士寇谦之的影响，特别是大臣崔浩，经常向他灌输佛教虚妄、靡费害世的思想，使他对佛教渐渐失去了好感。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关中地区爆发了大规模起义。第二年，太武帝率军西征到达长安。在长安的佛寺中，发现了大量的兵器，太武帝认为这是与反叛者通谋的证据，下令没收寺院财产。在查抄财产时，又发现大量酿酒器具和数以万计的州郡牧守、富人寄存在寺院中的财产，还发现了藏匿美女以供淫乐的密室。震怒的太武帝于是下令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一场遍及北魏境内的灭佛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

北魏太武帝灭佛，时间大约持续了六年。在此期间，佛像被毁，佛经被烧，寺院被废，一些僧人被杀。

洛阳龙门石窟

保定元年（561年），北周武帝即位时，北朝的佛教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僧人数量增加到历史最高水平。他们既不向政府交纳租调，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严重地影响着朝廷的财政收入。

为了发展经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建德三年（574年），北周武帝又发动了一场持续约五年的灭佛运动。

据史书记载，北周武帝灭佛，“关东西数百年来官私佛法，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三宝福财，其赀无数，簿录入官，登即赏费，分散荡尽”。

两次灭佛运动对佛教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严酷的寒冬，然而寒冬毕竟只是一年中的一个季节。

维摩诘像

五六年的灭佛，相对于几百年的发展，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兴盛发展，仍是魏晋南北朝佛教的主流。

大同云冈石窟第一窟，有一尊维摩诘像，尽管日月的风化模糊了他的面貌细节，但他头上戴的尖顶帽，是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特征。

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内，有一幅维摩诘题材的作品。这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作。低垂的帐幔下，维摩诘头戴高帽，褒衣博带，斜倚榻上。这与顾恺之在江宁瓦棺司所绘的病维摩形象十分吻合。服饰的褒衣博带，与江南形象的吻合，正与拓跋鲜卑汉化的进程契合，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法显西行与魏晋佛教的发展。后秦弘始二年（400年），一位名叫法显的中国僧人，从长安出发，渡沙河、越葱岭前往中印度求法。他先后到达西域、印度、锡兰，最后经由苏门答腊，回到建康，历时十余年，游历了西域及中亚三十多个国家。他写的《佛国记》，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宗教、风土人情、文化地理，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法显像

《佛国记》书影

洛阳，曾经是北魏的国都。北魏后期，洛阳地区寺院林立，佛塔成群，被西域僧人视为佛国乐土。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每年四月八日为礼佛日，前此一天，洛阳各处的佛像一千余躯全都会聚于景明寺。至八日，依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

四月八日这天，“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

法显译作

众多的寺塔，盛大的佛事，吸引了大批西域僧人前来洛阳。为了给他们提供一个憩息场所，宣武帝在洛阳城西大觉寺东又修建了永明寺。此寺“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耕耘绩纺，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大批西域僧人来到洛阳，在洛阳长住者甚至还耕耘绩纺，仿效中原衣食习俗，他们返回西域，也必然会将这些文化带回去。

天水麦积山石窟

3—6世纪，佛教传遍大江南北。

佛教遍染华夏，华夏改造了佛教。

华夏文化以它博大的胸襟包容了佛教，同时又赋予它一系列新的特色。

它是政治的附庸，政治家们用它辅助治理国家；它是经济的实体，享受着国家给予的种种特殊照顾；它具有思辨性，闪耀着哲学思想的智慧；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一端连着华夏中原沃土，一端连着西域中亚文明；它是艺术的瑰宝，赋予山川岩石灵动的生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卜宪群总撰稿.—北京：华夏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80-8665-1

Ⅰ.①中… Ⅱ.①卜… Ⅲ.①中国历史－隋唐时代②中国历史－五代十国时期③中国历史－宋代 Ⅳ.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8071号

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

总 撰 稿：卜宪群

撰 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杜晓宇 董秀娟 王敏

责任印制：顾瑞清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装：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5月北京第1版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开

印 张：18.625

插 页：8

字 数：367千字

定 价：72.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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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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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国家2011计划

『国家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文前彩插

青釉四系罐 隋

鎏金猞猁纹银盘 唐

敦煌壁画《行脚僧图》

狩猎纹金蹀躞带及刀 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 唐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五代

宋仁宗皇后像

编委会

《中国通史》顾问委员会

荣誉顾问 ◎陈奎元

总顾问 ◎王伟光

顾 问 ◎童刚 黄浩涛 高翔 晋保平 林甘泉 陈高华 陈祖武

宋镇豪 童超

《中国通史》编辑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主任 ◎曹寅 卜宪群 贾琪

编 委 ◎马援 王镭 闫坤 王震中 黄金山 鲍康健 潘平

朱昌荣 李健 郭华 金城 赵良

总撰稿 ◎卜宪群

撰 稿 ◎雷闻（再造统一——唐代宗教）

撰 稿 ◎江小涛（五代十国——宋代文化）

让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王伟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并撰稿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即将正式出版。这是我院向社会推出的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播历史知识的力作，也是我院史学工作者与全国史学、文博工作者贴近大众，共同合作，将史学研究成果以形象化、通俗化的方式介绍给社会的有益尝试。这里我以《中国通史》的创作与出版为契机，就史学研究应当如何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的品格。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在记录、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但究其本质来说是以资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的的。因此，在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传统史学因其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做到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吸收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华，但在历史观上与传统史学历史观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出发，在承认杰出历史人物历史贡献的同时，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的传统史学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准。历史观不同，研究的视角不同，决定了研究的目的不同。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秉持这一理论，不仅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而且开辟了史学研究的许多新领域，深化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这些都是传统史学无法达到的。但这些优秀成果，许多还仅仅局限于在专业研究者内部传播，局限于在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上刊登，普通大众既难以读懂，也难以读到，这对于广大历史研究爱好者和普通大众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大众，为人民做学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其研究成果，应当走进人民群众,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起到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白寿彝等人，都重视历史普及，写了不少历史普及读物，影响很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成果更丰富了，传播方式也更多样了，历史研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更密切。许多史学工作者也都在感慨史学大众传播环节的缺失，呼吁加强历史普及工作，这是对我们史学研究宗旨回归的反映。《中国通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主，凝聚了全国众多的史学与文博工作者的智慧，它将史学最新研究成果以贴近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方式展示出来，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

二

史学研究成果要真正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必须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将科学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坚决反对错误的历史观，杜绝人为杜撰的虚假历史。当前，以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图书出版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推动并形成了全民上下的“历史热”。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作品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社会大众获取历史知识、认识历史过程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无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某些历史题材作品竭力淡化阶级分析方法，淡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动力的观点，从而使历史发展的动力观、阶级观、社会形态观等许多牵涉唯物史观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受到挑战。某些作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些作品中，封建主义沉渣泛起，资本主义价值观得到弘扬，客观上形成了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冲突。某些作品肆意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某些作品不顾历史背景、历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盲目宣传某些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犯有侵略行为的历史人物等。

盲目拔高统治阶级人物。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任意拔高某些统治阶级人物，如把历史上某些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帝王、有为人物的行为上升到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夸大个别封建帝王、人物的人格魅力；把当代处理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原则安放在封建政治家的身上；把封建史学家歌颂的所谓“盛世”，即历史上某些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夸大为“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甚至用一些热辣的词语，如“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等来歌颂封建帝王将相。相反，对帝王将相的腐朽性、反动性、落后性、剥削性和阶级局限性则避而不谈。

肆意虚构、解构历史。撇开某些标明“戏说”“虚构”的历史题材作品不论，很多以历史“正剧”形象出现的作品，为了迎合某些观众的心理，置有明确史实记载的历史发展线索、历史人物活动于不顾，任凭主观意志剪裁、编造，从而导致历史题材作品所展示的历史环境、人物关系或过于片面，或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热衷权谋宣传。某些作品大加渲染封建帝王的“统治经”、封建官僚的“做官经”等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权谋权术，忽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美好、和谐、智慧思想的歌颂，忽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贡献；热衷于帝王将相题材的选择，忽视对历史上劳动人民中间的英雄人物、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再现，忽视对思想家、科学家，特别是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展示；热衷于表现情爱的床戏场面，竭力宣扬色情，忽视对人物品质的歌颂与揭露。

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不少历史题材作品，接受或部分接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情况并不罕见。历史循环论、天人感应论、宿命论、因果报应论等在不少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甚至很严重。

传递虚、假、错、伪的历史知识。有的作品将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错乱安排，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有的作品不顾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职官、行政、文化、礼仪、风俗等制度的重大差别，只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或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而任意张冠李戴；有的作品在语言使用上现代化，错字、错语、错音情况比较严重；有的作品对有明确记载的历史过程进行无原则的篡改，对某些没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地方又进行不负责任的虚构，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中国通史》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为线索的历史学作品，上自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下迄清王朝灭亡，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三条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可以说，这是一部由史学专家撰写的大众化的通史，它对广大读者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纠正当前历史题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很有帮助。

三

史学研究成果贴近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还需要在多种形式上下功夫，不应只限于厚重的史学专著。过去吴晗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用通俗的语言和清新的文风，将严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普及了几代人的历史知识。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和形式，用科学的历史知识占领这些先进的传播高地，将胡编乱造、充满错误历史观的伪史学、假史学赶出大众图书市场。《中国通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它较好地处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历史观与学术性的关系。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广泛吸收一切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客观对待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复古主义，又注重防止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第二，大众化与科学性的关系。大众化、通俗化不是要放弃科学性。本书文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把所要阐述和思考的历史问题，通过大众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引发大众对历史变迁的看法；从问题意识入手，从当代人对历史的关注点入手，引导大众做出正确的历史判断。全书不空论，不戏说，不虚论，不妄言，论从史出，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力求能够被最广大的读者接受。

第三，通与专、点与面的关系。全书既有中国通史的贯通意识，又有各章节突出的问题意识。所谓贯通意识是使读者在看完本书后，对中国历史纵向过程有基本了解；所谓问题意识是抓住了各时段最为重要的历史问题，从问题引入，使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横向深入有充分了解。全书既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又有各章节的微观深入；既有近距离的放大，又有远距离的透视，从而把牵涉到整个中国史的大问题，统筹合理地安排开来。

此外，本书尽可能利用了历史遗迹、遗存，尽可能避免了复杂的、大段的过程描述，把复杂的问题通过自己的语言通俗明了地表现出来，情节感、节奏感强，抓住了主要问题，舍弃了不必要的枝节，使读者在阅读欣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历史知识。

总之，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比较，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从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中，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创造的辉煌文明中，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

历史为鉴 光影为媒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童刚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国内优秀纪录片创作团队精心摄制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将于近日正式播出，以电视片解说词原稿为基础编成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由华夏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中国学术机构专业史学工作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通力合作推出的集科学性、观赏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是在时代召唤下应运而生的历史文化精品。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不间断历史记录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推崇国学研究、注重历史教育，主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国家。201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历史学习和研究的多次指示，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尊重历史、坚定信念、辨析荣辱、知行合一的高瞻远瞩与真知灼见。

如何让中国的亿万民众，特别是广大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们更好地读历史、懂历史，汲取中国历史当中的宝贵营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机构和国家级电视媒体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文化担当。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全国一流历史学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合力打造出了一部规模宏大、观点鲜明、论述严谨、丰富生动的百集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这不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将会在史学普及和传播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通史》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集结了中国最顶尖的历史学家，组建起一支历史研究的“国家队”，为作品的创作付出了丰博的学识与全部的心血。《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并邀请了国内多家重点大学、专业机构的历史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如此强大的学术顾问团队与创作阵容，确保该作品展现出了有关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和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其次，《中国通史》的推出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和影视传媒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在史学通俗作品成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追逐的流行读物时，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阅读史学作品，专业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同时，出版影视工作者以引人入胜的视觉艺术方式，增添了历史表述的观赏性。学术内容和形象艺术和谐地结合为一体，准确而灵动地再现了中国人自己对历史的重大关切，表现出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突出特色。

从《中国通史》的百集架构来看，这部作品涵盖了中国自远古至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杰出历史人物和伟大文明成就，以全景式的视野和宏大的叙事方式，描绘出中国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本书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代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和辉煌为三条主线，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分析手段，使受众能够从全方位、多视角获得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知识，能够从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创造的文明中，科学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和人民创造历史的正确选择，深入地领悟到我们今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中国通史》强调的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华文明起源时代到夏、商、周的古史遗迹，从秦汉一统的雄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从隋唐的盛世图景到两宋的繁华气象，从元代的文化融合到明清的兴亡巨变，《中国通史》用流畅的史笔勾勒出中国主要朝代的变迁历程。与此同时，创作者们还用一定的篇章，展现了吐蕃、南诏、辽、西夏、金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及其历史成就。《中国通史》一改传统史书中“汉族正统”的论调，明确指出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构建和丰富着中华文明，肯定他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通史》的第二条创作主线，是总结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堪称是一部当代影像版的《资治通鉴》。通过对历朝历代行政体制和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将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变迁与得失清晰地梳理出来，展现了传统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的精髓，对于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施政方略，具有一定的启发和警示价值。

除了“资治”作用之外，《中国通史》还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发展史。从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到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从两汉经学、魏晋风度、唐诗宋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到明清小说，从丝绸之路的开辟到日本遣唐使来华访学，从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到郑和七次下西洋，详尽地介绍了古代中国在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商贸、外交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通史》的创作者们通过鲜明的事例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开放、政治的清明、文化的自信、社会的包容与民族的交融，才能培育出万古长青的文明之花。

综上所述，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之上，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问题分析横向展开，站在今天的高度来把握、剖析和思考中华民族走过的辉煌历程。中国历史学家和出版影视工作者推出了一部具有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国史纪录片经典，也推出了一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在精深研究基础上具有普及意义的《中国通史》读本，更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号召，自觉修好党史、国史必修课。在浩荡的时间长河中，珍藏历史的启示，铭记历史的回声，更加自信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更为辉煌的未来。

探寻历史 走向未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主任

曹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标，也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历史是前人留下的“百科全书”，是先辈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成长进步的。这也意味着，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特别需要看清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更多地了解、更深刻地懂得中国的历史，以此获取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

研究和总结历史，思考和探索未来，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大历史工作者一直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在这几十年间，通过他们深入细致的研究、辛勤不懈的开拓，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在富有激情的探讨和争鸣中不断得到发展。同时，学习历史、探寻历史也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点所在，成为广大影视、传媒工作者热爱和深入开掘的事业，许多历史类影视节目办得风生水起。这是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同步出版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得以推出的深厚基础。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完成。由影视媒体与史学界共同完成大型影像和文字载体的历史题材作品，在国际上已有成功先例，从国内来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推出了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这次合作也为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中国通史》是中国影视媒体与史学界的最新合作成果，在历时数载的创作、拍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影视工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走到一起，祖国的东西南北各地都留下了他们不倦的身影。同时，邀请国内多所大学、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访问了众多博物馆和文化遗址。他们相互配合，疑义与析，共同成长，为我们带来了这部沉甸甸的作品。

《中国通史》围绕三条主线展开，即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展现了从中华文明的起源直至晚清五千多年的历史长卷，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丰富的视听手段再现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图景。翻开这套五卷本《中国通史》，或是观看纪录片《中国通史》，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读本，而是一部体例内容新颖的历史作品：细节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更有启示性，更具新传媒特点，通过新视角、新方式，重新敲开历史之门，探寻不一样的风景。

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内容，是与世界历史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集《中国通史》纪录片及五卷本《中国通史》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的姊妹篇，它们将共同构筑起一座通向历史的文明长廊。

希望读者能和我们一道，在阅读、观影与思考的过程中共享这种体验：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则“长风破浪会有时”。历史上的艰辛不仅仅是曾经的艰辛，历史上的辉煌也不仅仅是曾经的辉煌，回顾民族的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民族的今天，展望民族的明天。探寻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党委书记

贾琪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终于制作完成，即将与观众见面；以该片解说词为基础创作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同期出版。值此之际，百感交集。

《中国通史》是继百集纪录片《世界历史》之后的又一创作实践。《中国通史》采用实景拍摄、情景再现、学者访谈等多种形式，同时结合高清影像和三维特技，既宏观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文明起源至封建帝制终结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又生动再现了无数精彩纷呈的历史现场，展示了许许多多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堪称一部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和通俗易懂的读本。

《中国通史》制作团队由一流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和优秀的影视工作者组成。他们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经历无数次论证、修改和补充，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这一巨制。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主席说：“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体会中国人民对中国梦的渴求。”从这个时代意义上讲，《中国通史》可谓应运而生。

百集《中国通史》的创作，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通力合作，也得到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博部门的热情襄助，在此一并致谢。

此时此刻，我们衷心期待社会各界的广大观众和读者对于影片和图书内容可能出现的疏漏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我们将在日后认真采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吸纳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作品进行修订和完善。

《中国通史》总目

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

第五卷《明清》

目录

让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

历史为鉴 光影为媒

探寻历史 走向未来

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

《中国通史》总目

再造统一

炀帝功过

贞观之治

武则天

开天盛世

安史之乱

中晚唐的困局

世界都会长安

吐蕃兴衰

敦煌

唐朝对外文化交流

唐代宗教

五代十国

宋太祖

澶渊之盟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王安石变法

靖康之难

宋金和战

偏安东南

东京梦华

宋代新儒学

宋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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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统一

隋武士俑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这首曲子名叫《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称作“亡国之音”。这是南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与嫔妃们的唱和之作。陈后主不理朝政，日日夜夜沉湎于声色。不久，陈后主的江山，就如那花期短暂的后庭花一般凋零破碎了。

此前的三百多年，类似的亡国之音一直在南北大地上吟唱，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北方，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期间“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短的只存在过八年。在南方，朝代更迭也同样频繁。

滚滚长江水，目睹着这些割据政权的兴亡离合和人民的深重苦难。然而，统一是历史的趋势，是政治的需要、经济的要求、文化的向往、人民的渴望。但此时的南朝，由于政治腐朽昏庸，无心统一；北朝则受游牧民族的牵制，无力统一。山河分裂，天下犹如一盘乱棋。那么，如何破解这个三百多年来无法解开的困局呢？破解这个困局的棋子，没有落在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也没有落在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而是落在了一片荒凉苦寒之地。

“王气所聚”的武川镇。位于大青山北麓的土城梁村，距离呼和浩特市西北二十五公里。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北，就是荒凉寂寥的大漠。谁能想到，这一段段静默的黄土梁所怀抱的，曾经是北魏的军事要塞——武川镇。后人感叹武川镇乃“王气所聚”，因为在这个区区弹丸之地，先后走出了北周、隋、唐三朝皇室，左右了中国三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传说当时有一个术士，他在武川镇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相书似乎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按照相书上的面相，在大街上或小的衙门当中，他满目所见都是帝王将相。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可能的。回来之后他就把相书烧掉了。这个传说完全是附会，但是六镇当中确实出现了一大批影响整个中国以后历史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武川镇遗迹

天兴元年（398年），北魏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个由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将国都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了抵抗北部游牧民族柔然的攻击，拱卫平城，北魏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军镇，其中有六个最为重要，除武川镇外，另外五个分别是：沃野、怀朔、抚冥、柔玄、怀荒，这就是著名的北方六镇。

北魏抵抗柔然的军事主力集中在北方六镇。六镇军将多由拓跋氏贵戚贤臣充任，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虽然远离政治核心，仕途却不受影响，且常被特别提拔，因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

然而，太和十七年（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后，北方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镇守边疆的勇士们逐渐被遗忘，成为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弃儿。空间的距离扩大了政治身份的差距，“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流连于繁华富庶的中原，谁会想到那荒凉苦寒的边塞？六镇的军将不但失去了往日的荣耀，镇兵镇民们甚至被归入了贱民的行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六镇集团的镇守者原来是最高贵的士人，现在他们被视为最低贱的军人。因此，下层军将就纵酒高歌，结成了义父、义兄、义子的关系。这样一种强固的集团，在面临沦为社会底层的强大压力的时候，所激起来的反弹、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是当时任何集团也比不了的。

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家族关系，再加上聚积已久的怨气，使北方六镇这片重要的卫戍之地逐渐演变为北魏最不安定的地区。正光五年（524年）三月，因沃野镇下辖的一个高阙戍戍主对下属苛刻，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杀戍主，并且攻占了沃野镇，揭开了六镇大起义的序幕。很快，战火席卷了北方六镇。六镇军人集团乘势起兵，经过一系列的军阀混战之后，来自怀朔镇的高欢和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主宰了北魏王朝的命运，这两位并世枭雄，最终将北魏分割为东魏和西魏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北魏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北方的力量，再加上塞外击破柔然而新兴的突厥，连同无所作为的南朝，使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政治割据中，国家统一的前途更加渺茫。

历史在黑暗中继续蜗行摸索，它在呼唤一个强势人物，一个真正能够一统天下的君主。

杨坚崛起——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西魏大统七年、东魏兴和三年（541年）六月十三日的一个深夜，一声响亮的啼哭在西魏冯翊城（又称同州）中响起，同州刺史杨忠的夫人吕氏诞下了一个健壮的婴儿，他，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

就在这天晚上，一位名叫智仙的尼姑特地从山西渡过黄河，星夜兼程来到同州，求见杨坚的父亲杨忠。她告诉杨忠：“此儿大有来历，不可养于俗人之家。”杨忠相信了这位素昧平生的僧尼，决定把自家宅院辟为尼寺，将儿子交给智仙抚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杨坚家族从五代祖开始就世代在武川镇为武将，到了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一代家族开始兴盛起来。杨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身材魁梧、武艺绝伦、见识深远。他随着宇文泰到了关西，在对东魏的战争中功勋卓著，成了宇文泰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被封为隋国公。为什么杨坚建立的王朝叫隋朝呢？这个“隋”就是从这来的。杨坚就出身在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里。

由于杨忠常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外，杨坚的青少年时期大多是与智仙一起度过的，智仙还给杨坚取了个非常佛教化的小名——那罗延，意为“金刚力士”。历史已经无从探究智仙的具体来历，但她却对杨坚的一生影响巨大，将杨坚真正历练成为一个勇猛精进、刚毅沉着的金刚力士。一代枭雄宇文泰曾夸赞杨坚：“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

在杨坚的成长岁月里，西魏和东魏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五次，在一系列的拉锯战中，战争的天平逐渐倒向西魏。事实上，在与东魏高欢集团对峙之初，局促于关中一隅的西魏宇文泰集团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尤其是在武力上，根本就不具有与高欢相抗衡的能力。因为经过六镇起义洗礼的鲜卑武装，有二十多万都归入了高欢的麾下，而宇文泰所统领的军队不过区区一万人。由于宇文泰武川军人集团实力较弱，特别是其中的鲜卑军队人数很少，要稳定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并与高欢集团相抗衡，他们就必须依靠关中本地的汉人豪强。为了将此前互不统属的军队与乡兵进行整编，从西魏大统九年（543年）开始，宇文泰开始着手军制改革，“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一些汉人豪族相继率领乡兵归附宇文泰。到了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宇文泰终于完成了对府兵制的建设，将此前一盘散沙的地方武装打造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宇文泰带领着他身边的核心军将集团来到关中之后，面对的是众多的汉人豪强集团。为了安定地方和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宇文泰将率领这些士兵的汉人豪强选拔到高级将领的位置上去，让自己身边的核心集团做最高级的将领来统领他们，这样就编制出来府兵制这样一套军事系统。府兵制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北周的第三位皇帝周武帝宇文邕对府兵制的改革影响尤其深远。首先，他下诏“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强调军队归皇帝所有，完成了府兵的国家化；其次，他又下令大量征召汉族百姓入伍，史称“是后夏人半为兵矣”，这无疑使汉人武装逐步成为国家的基础。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北周的军事实力得到很大程度的加强。

在西魏府兵制的顶端是八位柱国大将军，除了宇文泰本人与西魏宗室元欣之外，还有六位，即：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在八柱国之下，还设有十二大将军，他们都是府兵制下最重要的领兵大将。杨坚的父亲杨忠，就身居十二大将军之列。正是借助府兵制，西魏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增强，不仅可以与东魏抗衡，而且在战略态势上日益占据优势。

成年后的杨坚，跟随父亲加入到征战的行列中。此时高欢和宇文泰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儿子高洋和宇文觉也已经先后废掉了东魏和西魏的皇帝，建立了北齐、北周两个国家，但相互之间的战争依然在继续。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杨坚很快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他先后被北周皇帝授予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展现出超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王者之气。杨坚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势力更大的独孤家族的赏识，这促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联姻。父亲杨忠为他迎娶了独孤家族的第七个女儿。杨坚的岳父独孤信，出身鲜卑望族，是西魏的开国元勋，位居府兵制顶端八大柱国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独孤信家族是鲜卑贵族，他的祖先就是鲜卑的部落大人，家族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他当然也是出生在武川镇的，后来跟着宇文泰到了关西。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毓，后来成为北周的明敬皇后；他的第四个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个李昞就是后来建立了唐王朝的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换句话说，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就是李渊的母亲；他的第七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后来成了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这样，独孤家族一门就出了三个皇后。

无论是在北周，还是在之前的西魏，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联姻都非常普遍，这得益于宇文泰的治国之策。割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兵力财力不及东魏的高欢，文化上不如江南萧氏，因此必须推行一个全新的政策，那就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这是宇文泰在府兵制之外的又一次改革。宇文泰用儒家经典《周礼》来改造中央官制，使汉族豪强与士人归心；同时，给一些汉族军将赐予鲜卑姓氏，以达成杂糅胡汉的目的。杨坚家族就被赐姓为“普六茹氏”。这样，一个胡汉势力相结合的政治同盟——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所谓关陇集团，关是关中，陇是陇右，它是指当时一个地区性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在宇文泰率军来到关中并且把关中地区的军事形势暂时稳定下来以后，就成为宇文泰首先需要利用和依靠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集团成员都是府兵集团当中的高级将领、中级将领。所以整个关陇集团也就是宇文泰的统治核心集团。关陇集团的意志就直接表现为北周王朝的统治意志。

关陇集团的出现是北朝民族融合的最后一环，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程中，民族政策的好坏与民族融合程度的高低，始终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是王朝兴衰的重要杠杆。与宇文泰实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不同，东魏高欢有着非常强烈的鲜卑化倾向。强大的鲜卑军队是高欢集团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东魏，还是之后的北齐，都在通过许多措施来确保他们的利益。高欢经常使用鲜卑语号令三军，鲜卑官员也普遍轻视中原士族，在朝堂议事时甚至以“狗汉”呼之，在民间，鲜卑人欺凌汉人同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不仅激化了民族矛盾，也使北齐朝政迅速走向腐化。

隋朝建立——新兴王朝的勇气与智慧。577年年初，北周和北齐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此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北周。一方面，经过府兵制改革，北周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北齐自身：腐败混乱的朝政，激烈的民族冲突，使北齐的实力不可逆转地消解着，北周军队的攻击，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帝王图》中的隋文帝

北周很快灭掉了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实现了从天下三分到南北的隔江对峙，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这一年，杨坚三十六岁，因为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上柱国。更为重要的是，杨坚再一次得益于政治联姻。此前他十三岁的大女儿杨丽华被周武帝选为太子妃，北周统一北方后的第二年，武帝病逝，宣帝即位，杨丽华成为皇后。杨坚也随之被晋升为大司马，距离最高权力宝座越来越近。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中，不难感受到杨坚深沉严毅的王者气质。然而，也正是过高的荣耀和霸气外露的仪表，将杨坚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闻

随着杨坚政治地位和政治威望的提高，周宣帝对他越来越猜忌，所以他的处境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周宣帝曾经对杨丽华，也就是杨坚的女儿说，早晚有一天我会族灭你们杨家。有一次，周宣帝召杨坚入宫，他事先告诉身边的左右侍从，一旦发现杨坚神情有变，就立即杀了他。杨坚入宫之后，表现得泰然自若，面对周宣帝的百般责辱，他装聋作哑，最终躲过一劫。

为了化解周宣帝对他的猜疑与忌惮，杨坚请求外调为扬州（治今安徽寿县）总管，暂时远离政治中心。此前杨坚就曾先后担任过隋州刺史、定州总管和亳州总管，深知北周存在流民问题、官制腐败问题以及州、郡、县多重管理的混乱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会毁掉这个国家。这让杨坚对最高权力充满了渴望，他想改变这一切，但目前他需要在隐忍中等待。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已在上一年退位的周宣帝暴病身亡，撇下了年仅八岁的静帝，北周的王气黯然而收。作为静帝的外祖父，已晋爵为隋王的杨坚距最高权力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

此时的杨坚，完全不必再收敛他的王者霸气，为了防止北周宗室势力发动兵变，他先后将五位亲王召回长安处死，这使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深感不安。

当年六月，宇文泰的外甥——坐镇山东的大将尉迟迥在相州誓师，声讨杨坚。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很快起兵响应。一时之间，三方并乱，“半天之下，汹汹鼎沸”。

杨坚无法容忍统一的北方重新分裂，他派遣名将韦孝宽首先全力进攻最具威胁的尉迟迥，很快攻破邺城，尉迟迥自杀身亡。八月底，杨坚大军压境，郧州总管司马消难逃到陈朝。到了十月底，益州总管王谦被杀，传首京师。这样，仅仅用了四个月，三总管之乱就被彻底平定。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宗国

在平定尉迟迥等三个总管的叛乱之后两个月，杨坚下令，把宇文泰改为鲜卑姓氏的汉族将领的姓氏还原为汉姓。比如说，杨坚原来叫普六茹氏，现在就还原为杨姓，这表明了杨坚要向大家宣告，他是汉族正统的代表，同时也表明了他要跟原来的鲜卑传统划清界限。

开皇元年（581年）二月，杨坚废掉了北周最后一个鲜卑皇帝静帝，从外孙手中取得皇位，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大隋王朝。杨坚之所以极力标明自己汉文化的正统性，是因为只做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皇帝，显然不是杨坚的志向。

新的朝代，自然要改弦更张，采用新的政治制度。新王朝建立后，杨坚首先将北周仿照《周礼》设立的官爵制度废除，恢复汉魏旧制，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事实上，在建国的第一天，杨坚就任命自己的心腹高熲、虞庆则、李德林分别掌管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成为新王朝的宰相，而六部尚书中，汉人与胡人出身者各占一半。显然，这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胡汉融合的新政治格局，最直观地体现了新的时代特色。

自隋朝建立伊始，杨坚已经剑指南朝。然而，隋朝虽然取代了北周，但全国的政治格局与多年前北魏时期并无两样。此时中国南方由陈朝割据，北方则受到突厥的牵制。要统一天下，杨坚必须首先解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如何破解这个三百多年来都未破解的困局呢？这考验着杨坚和新兴王朝的勇气和智慧。

突厥，是北朝末年崛起于塞北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数十万精锐骑兵，北方草原的众多部族都归附其下。北齐、北周对峙时，双方都争相拉拢突厥，每年送给突厥大量丝绸等物资，试图以此换取其帮助，突厥自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蒙古国境内的突厥文碑

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突厥石人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突厥的佗钵可汗曾得意地说：我南边的这两个儿子这么孝顺，我还愁物资缺乏吗？他说的这两个儿子指的就是北周和北齐，可见他的骄横之态。不过，随着北周平定北齐统一北方之后，突厥就不可能再通过操纵中原内战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了，特别是杨坚建立隋朝以后，对突厥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史书记载就是“待之甚薄”，这样一来，突厥就对隋朝十分怨恨，不断地派兵南下侵扰。

不过，强大的突厥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弱点，那就是内部矛盾重重，与沙钵略可汗同时并立的，还有达头、突利、阿波等几位可汗，形成割据态势。对此，开皇元年（581年）十二月，曾经出使突厥、熟知其内幕的长孙晟给杨坚上书，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和弱的策略，分化瓦解突厥各部。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收到了奇效。开皇三年（583年）夏，隋文帝任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道出击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突厥战败，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由于东、西突厥相互对峙，分别向隋朝示好，北朝末期的战略态势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开皇四年（584年），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终于臣服于隋朝。据说，当曾经不可一世的沙钵略可汗在长孙晟的威逼利诱下，跪受杨坚诏书之后，感到羞愧难当，与大臣们抱头痛哭了许久，不仅是因为颜面尽失，更让他们伤感的或许是突厥强盛时代的逝去。三百年无法解开的困局，在隋文帝杨坚手中，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破解掉了。

伐陈之战——走向统一。解决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杨坚终于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隔江而治的陈朝。

据《隋书》记载，自隋朝建立之后，杨坚多次与文武群臣讨论平陈之策，对此他表现得尤为审慎。二百年前，前秦苻坚挥师百万，大军南征，结果一战即溃，致使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各族政权的战乱之中。杨坚不想重蹈覆辙，他采纳了当朝宰相高熲较为稳妥的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闻

高熲建议，在江南收获季节，在江北开始集结一部分隋军，摆出一副进攻的态势，虚张声势，诱使陈朝屯兵防御，这样可以耽误江南的农时。等陈军开始集结之后，隋军立即解甲收兵。这个建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破坏江南的经济；二是麻痹陈朝，为以后的进攻增加突然性。

隋代战船模型

但这个建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无法有效分解陈朝的主力军队。开皇六年（586年），虢州刺史崔仲方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计划：在武昌以西的长江上游大造战船，“多张形势”，吸引陈朝的注意力；将武昌以东的长江下游作为隋军的主攻方向，密谋渡江之计。如果陈军以精兵增援上游，则武昌以东的隋军即可乘虚横渡长江，直取建康；如果下游的陈军按兵不动，则上游的隋军可顺流直下，配合下游隋军攻取建康。杨坚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完全予以采纳。开皇七年（587年），杨坚对长江北岸的隋军进行了细致的部署，并命令大将杨素在白帝（今重庆奉节）建造战船，又令人将伐树造船的余材投入长江，顺江而下，给陈朝施加心理压力，诱使陈朝调兵西上，从而转移对下游隋军备战的注意。

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为了瓦解江南民心，他令人把这份檄文抄写了三十万份，悄悄在江南各地分发。

就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陈朝却依然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陈后主自以为江南为“王气所在”，根本无须担心，大臣也说：“长江天堑，自古隔绝南北，隋军难道还能飞过来吗！”然而，北方的隋朝却不这么认为。隋文帝与大臣们早已成竹在胸。北方国力的增强，已经打破了南北间的均势；北方各族人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融合，又逐渐消除了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色彩。人民向往统一，呼唤统一，支持统一，这都使隋文帝对统一充满着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中国古代人以及现代人，心里是有一种渴望统一的情结的，这种情结大概从春秋战国时，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具有了。人们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么一种观念，就是说在这块土地上应该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的。

开皇八年（588年）十一月初十，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三十里的定城，隆重誓师。五十万南征大军在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的统率下，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大门奔涌而出。自前秦王苻坚兴兵南征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淝水之战风声鹤唳的历史没有重演，战争进展之顺利甚至超出了隋文帝的想象。

韩擒虎、贺若弼，是平陈之役的两个主要角色。开皇九年（589年）正月初一，贺若弼自广陵渡江，很快攻占京口，韩擒虎则自采石夜渡长江。他们分南北两路，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贺若弼大军苦战两日，击溃了陈军的主力，而韩擒虎则率奇兵，在正月二十一日率先攻入建康城。

“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谁怜容足地，却羡井中蛙。”千年之后，杜牧的诗句仍然使人回味不已，它形象地写出了陈朝灭亡的原因，也道出了陈朝末代皇帝的无尽悲哀。

攻取建康之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二月初，岭南的冼夫人率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使命。这是数百年来多少旷世枭雄所梦想的目标，无论是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还是鲜卑英雄宇文泰、一代英主周武帝，他们都为这个梦想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这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大分裂，人们对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隋朝的统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以后第二次大统一的局面，再次将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凝结在一个政权之下。但版图的统一仅仅是再造统一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等待隋文帝杨坚和大隋王朝去完成的，将是更为重要的使命。他需要为这片辽阔的版图植入新的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的因素，这无疑考验着这位杰出政治家和整个民族的勇气与智慧。

炀帝功过

隋炀帝像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七月，再造统一的杨坚死于今天陕西省麟游县境内的仁寿宫，次子杨广即位，是为大名鼎鼎的隋炀帝。

如果我们问：“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暴君是谁？”恐怕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会回答说是秦始皇与隋炀帝。相比之下，隋炀帝似乎更为不幸。毕竟，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开创者，是“千古一帝”，而隋炀帝却不过是个亡国之君，是后世帝王的反面教材。“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瓦岗军领袖李密讨伐隋炀帝的这句檄文，早将杨广残暴、荒淫的形象牢牢确立在国人的心目中。

千百年来，隋炀帝都是作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这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是否公平？真实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这种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建构？他是真的犯下了那么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后世“众恶归之”的结果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近隋炀帝和他的时代，去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隋朝的制度创新——中央与地方官制的变革。开皇初年，一位叫梁彦光的官员被任命为相州刺史。如果在以前，临近赴任的这段时间将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自己挑选和任命僚属，帮助他处理各方面事务。但从开皇三年（583年）之后，他再也不必这样做了。因为隋文帝废除了地方长官就地自聘僚属的制度，他的下属以后只能一律由中央吏部任免。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官主要都是由当时地方长官自己来任命的，这样就造成一个弊病，形成了一个一个地方小集团，这对中央集权、对中央的统一领导是非常不利的。杨坚看到了这种弊病，所以他当皇帝以后，实行了改革，把所有官员的任命权都收归中央。

全国两千多个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官员，不论由何种方式选拔出来，最后都由中央直接任命，任命、罢免、考核的文书都归吏部处理。这样，吏部不仅责任重大，而且事务繁多，以至吏部的官员抱怨说“年纪稍大的官员，会被需要处理的文书活活累死”。因此，在吏部官员忙碌的时候，地方官的上任反而显得轻松很多。

在相州，梁彦光只能工作三年。三年后，朝廷会根据他的工作情况将他调往外地。从隋初开始，文帝就规定，州县长官三年一换，下属官员四年一换，且不得连任。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很容易被地方豪强拉拢结交，进而互相勾结影响中央政令的推行。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牢牢控制了地方官任用之权，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撤郡五百多个，裁减了大批的官员。

另外，由于王朝更迭频繁，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官职和称谓。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想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对制度做出了重大革新，完成了从秦汉三公九卿制向隋唐三省六部制的转型，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

“三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尚书令通常空缺，而以左、右仆射总其权。尚书省内设有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合称“六部”，其长官称为尚书。在六部之下，各有四司，负责各项具体的行政事务。

门下、内史两省最初设置于内廷，是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到了隋代，它们正式成为国家的政权机构，这是三省制形成的重要环节。

内史省主要负责皇帝诏令的起草，而门下省不仅要签发内史省起草的皇帝诏令，还要对尚书省呈交的奏案进行审核，因此成为政务运行的枢纽。

隋朝最终摆脱了秦汉“家国一体”的体制。在外朝，形成了与皇家事务彻底分离的政权机关。三省成为国家政务运行的不同环节，而皇帝自己则成为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与此同时，三省六部中的所有官员，无论职务高低，都已不再是三省长官的僚属，他们虽然在工作上受到宰相的监临，但其关系却是比肩的同僚性质。

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而且地方豪强直接控制着当地的人口，这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征发的对象，也给国家稳定造成了隐患。再加上当时的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不合理，很多农民隐瞒户口。这些都导致了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减少。

通过大索貌阅以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一百六十四万，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含嘉仓遗址

1969年在洛阳发掘出了隋朝粮仓——含嘉仓。今天在一些粮窖里还能找到大量已经炭化的谷子。含嘉仓面积四十五万多平方米，有粮窖约四百个，每个粮窖可以存放多达五十万斤的粮食。而这只是隋朝储存粮食的一小部分。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隋朝的农业获得长足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开皇九年（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七百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仁寿四年（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八百九十万户，短短十五年时间内，增加了近二百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

从晋王到皇帝。伟大的君主除了要让国家强盛，还必须为帝国挑选一位理想的继承人，一向几乎无所不能的杨坚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难，因为太子杨勇太令人失望了。

隋代阿弥陀佛说法像

首先，太子杨勇生活奢侈，这与向来提倡节俭的杨坚的观念就很不相同。其次，他的一些做法触动了杨坚敏感的神经，比如说，有一年冬至的时候，他在东宫接受百官的朝贺，这在当时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

杨坚和独孤皇后一共有五个儿子，三子杨俊封为秦王，出镇洛阳；四子杨秀封为蜀王，出镇益州，幼子汉王杨谅则留在长安。而此时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在干什么呢？

开皇十一年（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扬州总管府的大殿香烟袅袅，一场隆重的受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法事极不寻常，因为主持受戒仪式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而接受菩萨戒的，正是隋王朝在江南的最高长官晋王杨广，这一年杨广二十一岁。作为隋朝的皇子，杨广为什么要纡尊降贵和僧人杂处呢？

智者大师像

就在两年前，平陈之役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南方并不平静。第二年，江南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反隋叛乱，杨广又受命出镇扬州。叛乱虽然很快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士人、百姓对新兴王朝的敌视，无疑是一项紧迫的课题。于是，杨广把目光投向了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

几百年来，江南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而智顗则是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佛教领袖，对僧俗各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对于智顗来说，能够在故国覆灭之际，为佛教僧团找到杨广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亲王作为外护，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幸事；而对于杨广而言，能够借助这位名重一时的高僧的名望，扩大自己的影响，更是收取江南民望的方便法门，何况，佛教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传信仰。

杨广、智顗二人的交往，可谓一拍即合、相得益彰。杨广为智顗奉上“智者大师”的尊称，而智顗则不仅盛赞杨广镇守江南的功业，甚至将其视作“总持菩萨”再世，这无疑对江南的百姓产生了巨大影响，杨广平陈以来那种“征服者”的形象也渐渐得以改观。

杨广随后镇守扬州达十年之久，其间江南社会稳定，经济文化日渐繁荣，而与智顗等佛教高僧的交往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事业的成功往往伴随着野心的滋长，杨广开始觊觎太子之位。此时的杨勇日渐失去了文帝与独孤皇后的宠爱，太子地位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杨广一方面培育自己的势力，并成功取得了朝中重臣杨素的支持；另一方面矫饰言行，处心积虑地骗取了父母尤其是独孤皇后的信任。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正是杨广。

仁寿四年（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皇帝杨坚病倒了。一个月后，为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这一年，他三十六岁。

为了巩固皇位，杨广刚一登基，就立即派人赶回长安，以文帝遗诏的名义将长兄废太子杨勇赐死。此前，三弟秦王杨俊早已离开了人世，而四弟蜀王杨秀也因杨广的诬陷，被文帝废为庶人。因此，当杨广即位时，只有幼弟汉王杨谅有能力表示反对。

杨谅时任并州总管，今天山西、河北、山东的五十二个州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早在杨勇被废、杨广入嗣东宫时，杨谅就非常不满，到蜀王杨秀被废之后，他心里更加不安，因为杨广的下一个清算目标显然就是自己。果然，在隋文帝死后，杨广秘不发丧，随即以文帝的名义召杨谅入朝。

以前，隋文帝曾担心京师发生叛乱，若皇帝与太子身遭不测，而领兵在外的汉王却被伪诏征调回京，这无疑会使隋王朝陷入巨大的危险。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当年隋文帝就是用这种方式把北周的五位亲王骗回长安并一网打尽的。于是，文帝跟杨谅订下一个密约：如果是文帝本人召他回京，玺书上的“敕”字旁边会别加一点作为暗记。

杨谅在玺书上没有发现暗记，心知京城有变，于是立即起兵造反。可是，追随杨谅起兵的却仅有十九个州，由于实力的差距，这次叛乱很快被杨素平定。通过短短的平叛战争，杨广不仅清除了那些异己势力，又发现了一批能干的将领，如杨义臣等人，使得最高权力的过渡顺利完成。

“尚秦汉之规摹”——志向远大的隋炀帝。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

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三年中，除了平陈之役及开皇末年对高丽和突厥的两次小规模战争之外，社会是相当安定的。杨坚一直推行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的政策，农民除交租调、服徭役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获得长足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了。

杨广即位的次年改元大业。登上帝位的他，能否像他父亲杨坚那样大有作为呢？面对着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杨广开始了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毁誉不一的帝王生涯。

《隋文帝祈雨图》

千名美女划着龙舟，缓慢前行，她们各自手执雕板镂金的船桨。这就是托名唐代颜师古所撰的《大业拾遗记》中所载隋炀帝的一次江南出游。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中的描写则更为细致，除了一千名美女之外，又添上了一千只羊。在香艳化的过程中，隋炀帝下江南的故事也被妖魔化了。

实际上，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便可窥见他的雄心。《隋书•炀帝纪》说他“尚秦汉之规摹”，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

当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身边就聚集了许多青年才俊，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诏每州岁贡三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时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之初，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此后，形成了秀才、明经和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进士科取人颇多，隋朝的进士房玄龄、侯君集和孙伏伽等人后来甚至成为唐初的名臣。

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山东地区也不安定，国家的统一局面并不巩固。此外，作为都城的长安人口众多，关中物资供应不足。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

隋朝统一以后，东部河北、山东的地方势力是有很强大的反弹。南方也一样，开皇九年（589年）杨广平陈之后，第二年，陈朝旧境全叛。巩固统一是杨广面临的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任务。如果国家的核心建在关中、在长安，指挥起来不是很方便，而洛阳是天下之中，相对来说，对于控制河北、山东、江南，是比较有利的。

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邻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

王朝的都城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气质，谁能够担负起设计建造洛阳城的重任呢？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宰相杨素、杨达及主管工程的将作大匠宇文恺的肩上。接到皇帝营建东都的诏令，几位大臣立即行动起来。

杨素等人没有让杨广失望，仅仅用了十四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周长约二十七公里，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如此短的工期内建成这样规模的城市，也是很难实现的。人们不禁好奇：这样的奇迹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在东都洛阳刚刚建成的时候，河北地区的三千多户工匠就被官府迁入洛阳定居下来。同时杨广又将几万户富商迁入洛阳，为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从那以后，洛阳又重新成为古代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营建东都的工程开工没多久，杨广又有了新的决定——开挖大运河。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还要动用大量人力开挖大运河，杨广的目的是什么呢？

江南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北方的人口和北方土地可以产出的财富，却不足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人口和朝廷，这使得加强整个南北之间的水路交通运输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而水路运输的便利、低成本又使开挖大运河成为最佳选择。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杨广征发百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又发淮南十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大业四年（608年），又令百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六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两千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文明，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大运河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

与南朝那些“面傅脂粉”、坐于深宫的皇帝不同，精力旺盛的隋炀帝喜欢四处巡狩。即使是对炀帝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初唐史官也不得不承认，杨广“志包宇宙”，“威震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而在《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一诗中，炀帝这样表达了他的心声：“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可见，对隋炀帝的巡狩活动，不可一概以游山玩水视之。

在西部的古丝绸之路，即使拥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此行进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杨广曾经不辞辛劳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西巡张掖。

自五胡十六国以来，由于战火绵延、各地政权更迭频繁，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烟尘断绝，曾经的繁荣早已衰败。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西巡河右，这次出巡主要是为了解决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维护边境安全，因为就在一年之前，吐谷浑的军队屡屡侵扰张掖等边关重镇。杨广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取得全胜，丝绸之路重新打通。隋朝在吐谷浑故地置州、县、镇、戍，实行郡县制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祁连山海拔近四千米，杨广曾经率军队从这里穿过，他是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域的帝王。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曾在燕支山大设宴席，款待高昌王麴文泰及西域二十七国来朝见的大臣和使者，来自武威、张掖等地的许多士女百姓也盛装出席。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丝绸之路”重新繁荣。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曾经两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越南，招抚流求。他真正住在长安不足两年，住在东都洛阳不足四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为了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成就他的大国之梦，建立一番足以比肩秦皇、汉武的“大业”，炀帝始终在不停奔走，但这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隋王朝的速亡埋下了祸根。

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王城遗址

高句丽墓壁画《狩猎图》

东征高丽——隋王朝开始步入险境。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谅率三十万大军反击了高丽与靺鞨对辽西的联兵进犯。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决心彻底解决辽东问题，这年二月，杨广下诏讨伐高丽。

为什么要打高丽？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实际上是打辽东，当时“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因为辽东原来是汉朝的四郡地，是中国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辽东没有统一进来，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最后完成。所以说，从隋文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每一个皇帝都打辽东。为什么要打？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对一个帝王来说，国家的统一与边疆的巩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大业七年，为征辽东，全国各地的军队、水手乃至粮草、辎重等,都汇聚到涿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当时的强盛，平高丽将会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然而，此时的他根本不会意识到，东征高丽这个决定最终拉开了隋王朝空前危机的序幕，当然，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炀帝忽略了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隋朝的军队出海作战，并没有什么优势，他们不擅长水战，尽管有一支来护儿的水军，但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了。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两千七百人！

损失惨重的隋炀帝很快组织起第二次东征，就在高丽马上要弃城投降、几近成功的时候，有人却从后方匆匆赶来，向杨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杨玄感起兵叛乱了。杨玄感时任礼部尚书，负责在河南督运粮草，他扣下了即将运往前线的军粮，起兵造反。很多关陇勋贵子弟纷纷响应，叛乱的兵力一度多达几万人，直奔东都杀去。杨广闻讯后立刻下令从高丽撤军。

杨玄感是杨素之子，他叛乱的原因就是隋炀帝继位以后，曾经对杨素有过猜疑，说杨素如果没有死的话，我也会把他灭掉。因此作为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心里自然就觉得很害怕，担心有朝一日隋炀帝对他下手。

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怕危及权贵势力，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十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杨玄感自杀身亡。第二次征辽东就这样被叛乱打断了。

当时追随杨玄感起兵的，还有一大批像李密和李子雄这样来自关陇集团核心家族的成员，这个现象表明隋朝的统治阶层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另一方面，杨玄感起兵使第二次征辽战争很快就失败了，这样就动摇了隋朝的统治基础，使之后的农民战争获得了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大业十年（614年），杨广三征高丽。此时，高丽历经三年的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只好向隋炀帝认错，并称臣求和。这次东征大隋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隋朝国内早已怨声载道，天下骚动。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隋代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

征高丽前后动用一百三十万军队，除了军队以外，还要征发大量民工为战争服务。拿造船来说，当时就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几个造船厂，比如在东南就征发了很多人日夜不停地为他建造战船，这些民工就站在水里，天天造战船，结果腰部以下都生蛆了，死了差不多一半。

征辽大军中的大规模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走投无路的百姓高唱《无向辽东浪死歌》：“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呐喊。很快，全国就形成了三个农民军集团，即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以及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

百姓摇旗呐喊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爆发了。大业十三年（617年），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世族也加入其中。

国破身亡——隋炀帝身后事。大业十二年（616年），杨广在万念俱灰之下，带着萧皇后，第三次乘龙舟经大运河来到江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逃避，而且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重返关中故土。

杨广把在长安时就一直置于案头的名贵铜镜也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镜自照，面对镜中的自己感慨道：“这么好的一颗头颅，将来会是谁来砍下呢！”

隋炀帝墓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四日，全副武装的叛军闯进杨广的寝宫，最终杨广死于江都。丢了江山社稷的杨广，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卿卿性命，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但他无法预料，后世人们提到他时往往会联想到“残暴”“奢靡”等词，最终他还丢了名誉。杨广的悲剧不只是国破身亡，更在于他的形象被后世刻意地贬低。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隋炀帝的统治是一种急政，而不是单纯的暴政，事实上，他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推行得急了一点，也早了一点。毕竟，经过了几百年的割据战争之后，广大百姓需要的其实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隋炀帝墓志

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大业，这个昭示杨广满腔抱负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最终只走到了第十四个年头。应运而起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历史即将走向又一个鼎盛的朝代。

贞观之治

唐太宗像

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的九嵕山，沟壑纵横，峰峦秀拔，景色宜人。在这座山上，长眠着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帝王，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是大唐帝国的第二位皇帝，他在位的贞观时代由于社会安定、政治清明，被后人誉为“贞观之治”。虽然从经济上来看，这个时代远不如开元天宝盛世那样繁荣昌盛，甚至与隋代的国力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它却如一个充满激情和希望的少年，朝气蓬勃，具有独特的魅力。后世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大都将其视为超越尧舜的理想年代，谈起贞观，就像在谈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战功卓著的秦王李世民。李世民是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与窦氏生的第二个儿子。他有一兄，名叫李建成，还有两弟：三弟元霸，四弟元吉。李元霸死得很早，《隋唐演义》等后世的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天下无敌的头号大英雄，但这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辅助李渊与群雄争霸，并最终夺取天下、建立大唐王朝的，主要是他的另外三个儿子，而秦王李世民的战功尤其显赫。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饱经风雨的老练的政治家，在大唐建国的道路上，开国皇帝李渊自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然而在今天留下来的正史中，大唐开国的功劳似乎都被记在李世民一个人头上，这自然是不公正的。细心的史学家们经研究发现，李世民在登上皇位之后曾改动了国史，以致其父李渊和兄弟们的功劳都被淡化甚至抹去了。

《大唐创业起居注》

不过，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点，李世民本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显赫的战功仍是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无论是当时流传的《秦王破阵乐》，还是今天看到的昭陵六骏浮雕，都是这一事实的真实写照。

昭陵六骏可能是中国美术史上最有名的浮雕艺术品了。它们最初竖立在昭陵北司马门内两侧，现在有四块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两块（拳毛騧、飒露紫）则在20世纪初被文物贩子盗卖到美国，如今收藏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2002年7月至2003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昭陵博物馆的协助下，对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有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中“昭陵六骏”石雕的四件残块的发现尤其引人注目，因为有两件石块已被证明可与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青骓”“什伐赤”的残损部分相拼接。如今，这几件六骏的残石已被移交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勤骠、青骓，这些名字带有浓厚异域风情的骏马，每一匹都承载着李世民的一段辉煌的功勋。例如，拳毛騧为平刘黑闼时所乘，什伐赤为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时所乘，白蹄乌为平薛仁杲时所乘，特勤骠为平宋金刚时所乘。

昭陵六骏之什伐赤

昭陵六骏之青骓

无论是窦建德、王世充，还是薛仁杲、刘黑闼，都是在隋末乱世中叱咤风云的一代豪杰，也都是李唐建国的主要对手，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被李世民所平定的。每一次战斗都很艰险，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透过飒露紫与青骓身上所中的羽箭，感受到那些大战的惊心动魄。

变起玄武门。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正如隋代的杨广在江南不断建功立业，并进而谋取东宫之位一样，随着战功的不断累积，李世民的个人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他也开始觊觎最高权力，这自然给太子李建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双方的矛盾日渐升级。最终，在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太子建成和站在太子一边的四弟元吉，并胁迫父亲李渊立自己为皇太子。

清绘本《两奸王斗富》描绘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斗富的情景，从中可见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李建成与李元吉只是两个奸诈炫富之人，与历史上真正的李建成与李元吉很不相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闻

为了这一天，李世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建立自己的人才队伍，无论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这样的谋士，还是尉迟敬德、秦叔宝等猛将，都被收到自己的帐下；其次，还尽力争取朝中大臣与后宫嫔妃的支持，对高祖李渊施加最大的影响；第三，他力图在洛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派心腹屈突通、温大雅、张亮等去洛阳，暗中结交山东豪杰；第四，他也着力收买建成和元吉手下的重要人物，如掌管宫城北门玄武门的禁军将领常何。以前我们只从史书中看到太子一党试图收买李世民麾下的猛将尉迟敬德等人的记载，但敦煌文书表明，李世民当时也有同样的手段，而且似乎更有成效。

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掠走一件敦煌文书《常何墓碑》残卷，今天收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怅（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敦煌写本P.2640《常何墓碑》

在玄武门之变中，常何在玄武门当值，李建成认为他是自己人，就根本没有防备，而李世民却在他的帮助下，暗中在玄武门设下伏兵。

敦煌文书《常何墓碑》的宝贵，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常何本人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也把李世民此前通过他来收买禁军将领的隐情呈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尽管李世民后来极力推卸责任，掩盖自己密谋夺位的事实，声称高祖李渊早就打算改立自己为太子，并把他精心策划的玄武门之变描绘成一次事发仓促的自卫，然而，这显然不过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

就在玄武门的战斗基本结束后，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秦府大将尉迟敬德突然出现在大内深处高祖皇帝的面前。此时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了，李渊无奈交出了全国的兵权。两个月后，他又被迫下诏退位，改称太上皇，李世民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

毫无疑问，杀兄逼父，这种人间惨剧自然有悖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从许多方面来看，李世民通往皇权之路都与隋炀帝有许多类似之处，甚至更为血腥，但在传统史家的笔下，二者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因似乎很简单：隋炀帝在登基之后，滥用民力，兵革屡动，使隋王朝迅速覆亡；而唐太宗却完成了一个华丽转身，他从此励精图治，与民休息，不仅奠定了唐王朝三百年的基业，也创造了一个传颂千古的“贞观之治”的美丽神话。

宋人绘《十八学士图》（局部）。李世民为秦王时，于宫城西开文学馆，罗致四方文士，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人。

政治环境宽松的贞观之治。在通过宫廷政变夺取皇位之后，唐太宗面临着治理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天下的问题。那么，他究竟可以依靠哪些人才来帮助他呢？

我们知道，与北周、隋朝的皇室一样，李唐家族同样来自北魏时期的武川镇军人集团。在宇文泰推行关陇本位政策之后，他们也都成为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随着隋代以来天下统一局面的形成，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社会结构都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仅仅依靠关陇集团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了，因此，来自山东和江南的人才逐步进入朝廷之中。

唐太宗即位之初，朝廷里存在着三种人：

第一种是唐高祖时的重臣，如四位宰相中，裴寂、宇文士及出身于关陇贵族，萧瑀为隋炀帝萧皇后的弟弟，出身于江南士族，而封德彝则是山东士族。这些人思想保守，无法解决隋末农民战争之后的山东问题，致使武德年间山东地区的叛乱一波接着一波。在李世民登基之后，这部分人很快远离了权力中枢。

第二种是李世民为秦王时的僚属，其中既有关陇集团出身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这些谋士，又有山东豪杰，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等骁将，他们多年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并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分人是李世民依靠的主要力量，不过，他们虽为乱世英雄，却并不真正了解当时社会的真正需求，无法解决唐王朝面临的转型问题。

第三种是在隋末战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些中下层士人，如魏徵、王珪、戴胄、杜正伦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宗国

第三种人有一些共同点：其一，他们大多出身比较寒微，也都比较年轻，在贞观之初一般都不到五十岁；其二，他们经历过隋末动乱和唐初的政治斗争，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与百姓的疾苦有深刻了解；其三，通晓经史，注重经世致用，特别注意吸取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其四，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敢于评说时政，甚至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

虽然唐太宗即位后，继续重用关陇贵族作为皇权的依靠，但与此同时，也大力提拔了魏徵等主要来自山东的士人，来帮助他制定大政方针。正是这两部分人才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其中魏徵的作用尤为重要。

魏徵像

魏徵，是除了唐太宗之外，开创“贞观之治”局面的另一位主角。他是河北巨鹿人，早年曾出家为道士，在《隋唐演义》中，他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奇人。但真实的魏徵却是另一个形象，虽然其貌不扬，没有小说中那么神奇，那么高深莫测，但他极具胆识，且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在一首《述怀》诗中，魏徵这样写道：“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然计不就，慷慨志犹存。”其不凡志向可见一斑。在隋末农民战争中，他曾先后追随过瓦岗军的李密与河北的窦建德，与所谓的“山东豪杰”关系密切。

随着窦建德被李世民平定，天下安定，魏徵来到首都长安，被太子李建成收归帐下，官拜太子洗马。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权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太子一边。然而，形势突变，在玄武门之变中，太子被杀，魏徵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幸好李世民爱惜人才，不计前嫌，并对他委以重任。

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徵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贞观时期的朝廷决策中，他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用贞观时期另一位名臣王珪的说法，魏徵“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形象地反映了魏徵对自己正色当朝的要求，以及对唐太宗致太平的高度期许。那么，在太宗眼里，魏徵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后世的人们谈起“贞观之治”，往往会想起那位被史家称道的名相房玄龄，然而在唐太宗看来，房玄龄的功勋似乎主要是在创业时期，魏徵才是贞观之治的首功之臣。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二年（638年）三月，太宗曾特别指出：“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可见，对于魏徵的特殊贡献，唐太宗是了然于胸、始终念念不忘的。“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正是唐太宗与以魏徵为代表的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结果。

何谓“贞观之治”？简言之，就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国家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治世。政治清平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文化初步繁荣，国力日益强大。其特点，一是君臣孜孜论政的政治文化，二是将民本思想落在实处。

《贞观政要》书影

贞观之治的出现，首先得益于贞观君臣对隋朝速亡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一个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四十年就土崩瓦解，这是唐初君臣亲眼目睹的事实，对此，他们不能不心怀戒惧。特别是唐太宗，他非常注意从隋王朝的覆灭中总结教训，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成为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君臣们常常聚会，在一起讨论统治方针与政策，这成为贞观一朝的标志性景观，其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一书中。

在这部书中，吴兢分门别类地记录了唐太宗与他的大臣们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多次讨论，其中，太宗即位仅两个月之后的一次讨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贞观时代的基本政治路线。在当时的朝廷中，关于用何种政策来治理百姓，出现了“王道”“霸道”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宰相封德彝等人认为，经过长期的战乱，人心不古，因此，对百姓必须实行高压，对四夷各族当以武力慑服。封德彝所代表的，实际上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那种崇尚武力与强权的悠久传统。

对于这种主张，魏徵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为太宗分析了大乱之后天下思定、人心思治的政治形势，解除了太宗对于大乱之后能否迅速致太平的疑虑，他特别劝太宗“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坚定了太宗以德化民的信心。后来的情形基本上是按照魏徵的预期发展的，在太宗施行仁政的决策下，到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就出现了安定、清明的政治局面，贞观之治的雏形得以显现。多年以后，太宗还不时回想起这次讨论，认为魏徵的建议为国家治理指明了方向，使国家完成了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型。

在贞观君臣论治过程中，他们讨论了皇权的来源和君民的关系问题，清醒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反复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这无疑是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的翻版和具体化。太宗自己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为君之道，必须首先安养百姓，如果为了一己之私去损害百姓的利益，就像是割自己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人也就死了。”这表明，唐太宗对君民关系有深刻的理解。

在皇权本身的运用，特别是君臣关系上，贞观君臣也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他们重新提出了《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的原则，强调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对皇权的范围和行事准则进行某些限制和界定。总的说来，贞观年间的君臣关系比较和谐，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太宗一方面特别强调君臣共治天下，另一方面又要求百官坚守直道，敢于负责，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在一次上奏中，魏徵特别要求唐太宗说：“但愿您使我成为良臣，而不要使我成为忠臣。”太宗非常奇怪，赶忙询问“忠臣”与“良臣”的区别。魏徵回答说：“所谓忠臣，就是敢于进谏，但却被皇帝诛杀，这样不仅使皇帝陷入不义，昭著恶名，又使得国家与自己的小家都走向毁灭，唯独自己享有勇于进谏的好名声。至于良臣，则是皇帝勇于纳谏，君臣都享有美名，使得子子孙孙都享有荣华富贵。”太宗听后非常感动，厚赏了魏徵。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魏徵的勇于进谏和太宗的乐于纳谏，才使二者各自享有“良臣”与“明君”的不朽盛名，从隋末战乱中走出来的唐王朝也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在太宗倡导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下，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风气。在宫内，贤德的长孙皇后就曾多次向太宗进谏，纠正太宗的一些她认为不妥的言行。在外朝，除了魏徵之外，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珪、戴胄、马周、张玄素等，甚至那位在隋炀帝时以阿谀顺旨、溜须拍马闻名的封德彝也有多次进谏的记录，可见一时风气之盛。

贞观君臣论治中，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他们也将这些思想落实在朝廷具体的政策之中，例如轻徭薄赋，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奖励人口增殖等。在贞观初年，全国的经济情况一度非常严峻，不过由于大量荒地的存在，农民都能占有土地，在唐太宗的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到贞观中期，虽然经济仍然未达到隋代的水平，但社会秩序迅速安定，全国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小康局面。

“天可汗”唐太宗——贞观时期和谐的民族关系。在2002年至2003年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的那次发掘中，除了“昭陵六骏”石雕残块的发现外，更令人振奋的是，文献记载的立于昭陵的“十四国蕃君石像”也通过这次发掘，得到了验证。大约有分属十个个体的残躯、头像及带有铭刻的底座被发现，它们是唐太宗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昭陵北司马门十四国蕃君像底座

经过研究，可以确认这些石像当年曾被安置在北司马门内最南端的第五台地上，与昭陵六骏一起，分别排列在两座东西相对的廊房中。

西侧：于阗王伏阇信；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

焉耆王龙突骑支；

吐蕃赞府弃宗弄赞（松赞干布）；

高昌王左武威将军麴智勇；

龟兹王诃黎布失毕；

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诺葛钵；

东侧：突厥乙沴泥熟侯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

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

新罗乐浪郡王金真德；

林邑王范头黎；

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那顺。

这些石像及其题名虽有残缺，但可大致复原。据研究，东侧的另外两尊蕃王像应当是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以及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这十四尊石像是在唐高宗时所立，像主大都是在贞观年间归化唐王朝的少数民族首领。与六骏一样，它们矗立在昭陵，同样是为了展示唐太宗一生的功业。这些石像的排列有一个规律，即西侧的蕃君主要是今天新疆、西藏、青海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以突厥首领为主，兼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谈到唐太宗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天可汗。

关于天可汗制度，在学术界目前还有一些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天可汗”的称号不限于唐太宗，因为唐代西域和北方民族也曾经把后来的玄宗、肃宗、代宗称为“天可汗”。但无论如何，以“天可汗”来称呼唐朝皇帝是从唐太宗时开始的。

贞观四年（630年），名将李靖率军大破东突厥，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擒东突厥颉利可汗，献俘太庙，于是西北各部给唐太宗献上了“天可汗”的尊号。此后，在给这些部族君长下公文时，太宗就自称为“皇帝天可汗”，用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天可汗事乎？”贞观二十年（646年）九月，在唐军平定薛延陀后，原属铁勒之十一个部落又遣使入唐，尊太宗为“天可汗”。

关于这个尊号的来历，据有的学者研究，“天可汗”亦非唐朝皇帝所特有，一些强盛的游牧民族的首领也有此号，只不过汉译用别的名词而已，如突厥语中的“登里可汗”，如果翻译成汉文的话，也就是“天可汗”的意思。至于唐太宗身兼皇帝和天可汗的两种身份，是继承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汉体制”的结果。也就是说，唐太宗对中原百姓自称为皇帝，对西北游牧民族，则自称“天可汗”。

西北各民族首领给唐太宗上“天可汗”的尊号绝非偶然，它与唐王朝在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州制度密切相关。唐朝在贞观年间相继平定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等之后，对其首领并不采取屠杀政策，而是推行了“羁縻”政策，也就是说，在各族聚居区列置州县，重要地点则设立都督府，以本族的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可以世袭。例如，东突厥的突利可汗就被太宗封为“北平郡王、右武侯大将军、顺州都督”。这些羁縻州府一般不向朝廷申报户口和缴纳赋税，但要接受所在大唐边州长官的征调，并向朝廷进贡。一方面其长官由朝廷册立任命，但另一方面则以传统方式处理本族内部事务，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应该说，这个政策是符合唐王朝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的。

对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民族，唐太宗则采取了和亲政策，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与吐蕃结成甥舅关系，从而避免了双方的武装冲突。文成公主的入藏，不仅使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关系更加密切，更重要的是，她给藏地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与生产工具，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正由于此，藏族同胞至今都对这位美丽的唐朝公主感怀至深。在拉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中，文成公主的塑像与松赞干布一起，接受着藏民世世代代的敬仰与膜拜。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手推行和亲政策的，正是这位天可汗——唐太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闻

和谐的民族关系，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前提，其本身也正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之所以有这样的民族政策出台，与唐太宗本人的民族观念密不可分，他曾经总结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应该说，这样的民族观念，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数百年民族融合的美丽结晶。

以人为镜可知得失。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那位“耻君不如尧舜”的魏徵因病去世。与他对贞观之治的特殊贡献相适应，魏徵墓在整个昭陵一百六十七座陪葬墓中的位置非常显赫，绝大多数文武大臣的陪葬墓都位于陵山南麓的平地上，唯独魏徵的墓地位于九嵕山的山梁上，与嫔妃、公主等一样享受着所谓“近茔”的优遇。

对于魏徵之死，唐太宗悲痛万分，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失去了魏徵这面最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太宗的过失呢？随着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黯淡下来。

君恩难常，就在魏徵死后不久，太宗就怀疑他与朝中官员的结党营私有牵连，于是做出了一系列不理智的举动。在魏徵的病榻之前，他曾经亲口答应把女儿许配给魏徵之子，后来竟然悔婚了，他甚至还令人推倒了魏徵墓前那座由自己亲笔书丹的石碑！这种悲剧，长眠于九泉之下的魏徵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吧。

魏徵墓

封建帝王的自我尊大恐怕是与生俱来的，隋炀帝就曾经跟人说：“人们都以为我只是靠祖宗的荫庇继承皇位的幸运儿，其实他们错了！我无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都能靠自己的才干当上皇帝。所以，我倒是觉得生于天子之家才是我的不幸呢！”这种狂妄之语出自隋炀帝之口，倒也不足为奇，但类似的想法，连一生英武的唐太宗也未能幸免。

李世民毕竟是个凡人，他也有着普通人一样的虚荣和自满，随着社会的安定、国家的日益繁荣，这种骄傲的情绪就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对于魏徵无休止的犯颜直谏，他也有厌烦的时候。有一次，他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对长孙皇后说：“魏徵那个乡巴佬整天找我麻烦，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他！”而长孙皇后赶紧换上朝服向太宗祝贺，说：“我听说‘主明臣直’，魏徵敢于直言进谏，正是由于您是个有道的明君啊。”太宗这才消了气。这件事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太宗的心态，即使是长孙皇后要提出意见，也需要非常委婉。

俗话说“旁观者清”，随侍太宗身边的魏徵对此自然洞若观火，也焦急万分。贞观十一年（637年），他就曾连续上了四道《论时政疏》，提醒太宗慎终如始，切不可居安忘危。另一位大臣马周更直截了当地说：“但愿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然而，在魏徵死后，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就少多了。

立储之困与太宗晚年政局。在唐太宗晚年，最困扰他的是接班人的问题。长孙皇后为太宗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李承乾，虽有轻微的足疾，但已位居皇太子多年。第四子魏王李泰，好文学，深得太宗的宠爱，他还组织文人学士编写了唐代的第一部地理总志——《括地志》，直到今天，此书仍是我们研究唐初地理的重要资料。第九子晋王李治，生性软弱，太宗不是很中意他。

受到父亲恩宠的李泰开始积极活动，希望能取代太子的地位。感受到威胁的承乾则力图自保。此时，朝中的文武大臣与勋贵子弟各有附托，结为朋党，这使太宗非常忧虑，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又一次笼罩在他的心头。历史会不会重演？

就在魏徵去世三个月之后，承乾被人告发谋反，被太宗废掉太子之位，宰相侯君集等也因此被杀。至此，太宗只能在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之间选择一人继立为皇太子。那么，究竟选哪一个呢？由于当朝宰相同时也是长孙皇后哥哥的长孙无忌的坚持，最终唐太宗选择了晋王李治。

太宗选择李治为太子，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李泰与承乾争位已久，如果李泰做了皇帝，承乾的性命一定难保，甚至晋王李治也可能性命不保。晋王则素来仁弱，如果他即位，则两位哥哥都可能保全。第二，如果立了魏王李泰，会给后世子孙树立一个坏的榜样，即藩王可通过阴谋夺取皇位。第三，长孙无忌是关陇军事贵族的代表，而李泰的背后则是一些出身普通地主阶层的文人大臣如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人，如果立了李泰，他们必然会与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发生冲突，这是唐太宗所不愿看到的。

太子的废立问题，让唐太宗身心俱疲。将一个他并不十分满意的晋王立为皇太子，他的心情可想而知。英雄暮年，着实令人有些伤感。在李治被立为皇太子之后，他的舅舅长孙无忌的权力就更大了，与魏徵时常犯颜直谏不同，长孙无忌对太宗一味阿谀奉承，曲意逢迎，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太宗的骄傲情绪，也使得贞观之初那种群臣争相进谏、太宗虚心采纳的政治风气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由于唐太宗认为李治懦弱无能，便决心在自己有生之年解决边疆问题。于是，在贞观末年，对外战争就频繁起来：贞观十八年（644年）平灭焉耆；十九年（645年），出征高丽；二十年（646年），灭薛延陀；二十一到二十二年（647—648年），在东北，唐军又两度泛海进攻高丽；在西北，击败龟兹，并移置安西都护府于此；在西南，又发十三州兵攻打“松外诸蛮”。这些战争加重了百姓兵役和徭役的负担，开始引起百姓的不满。

更严重的是，唐太宗亲征高丽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隋炀帝的命运。然而，唐太宗毕竟不是隋炀帝，他会及时改弦更张，直面自己的错误。据史料记载，当时朝中许多人都反对太宗亲征辽东，但没有人能够说服太宗，等到他失败而归时，他才无限感慨地说：“要是魏徵还活着，他一定不会让我去征讨高丽的，我也就不会落得这样的失败。”于是，魏徵的墓碑被重新竖立起来，而魏徵之子与公主的婚姻也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在魏徵去世六年之后的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在翠微宫驾崩，时年五十二岁。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在这样落寞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尽管有这样一个不那么辉煌的尾巴，贞观时代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动心的年代。开元时期的史学家吴兢就称赞说：“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

这个评价，几乎高到无以复加。唐太宗是否承受得起如此的赞美，我们在此不予置评，但比肩尧舜，则的确是唐太宗最高的人生理想，也是魏徵的殷殷期望。

“贞观之风，到今歌咏。”的确，贞观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树立了极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

武则天

无字碑

乾陵，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墓，位于陕西省乾县北门外六公里处的梁山北峰上。这是今天唯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唐代帝陵，其中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后世的人们从未停止过猜测。在乾陵朱雀门外，隔着司马道，左右对称地竖立着两座巨大的石碑。西面是武则天为唐高宗所立的“述圣纪碑”，东面那座著名的“无字碑”，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巍巍屹立完好无损，仿佛仍在默默诉说着主人不平凡的一生。

的确，在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武则天的出现绝对是个异数。无论是她与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两代的情感纠葛，筹划登基的密室权谋，还是她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都成为千百年来史学家与文人墨客的关注焦点和不尽的话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武则天的形象与评价大不相同，直到今天，有关她的故事仍能轻轻拨动中国人的心弦。这一切，不仅因为她独特的个人魅力，还因为她所开创的时代，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天盛世，成为走向盛唐的重要环节。

武则天的身世。初唐四杰之一的才子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起首一句便是“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在唐初那个婚姻非常讲究门第的时代，一个出身寒微的女子怎么可能登上权力的巅峰？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武则天出生于并州文水县（在今山西）。父亲武士彟，是隋朝末年河东（今山西部分地区）地区的木材商人。隋炀帝时期大兴土木，许多像武士彟这样的木材商人因之发家致富。不过，武士彟并不是那种只懂得赚钱的普通商人，他还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随时准备着进行更高层次的政治投资。

起初，武士彟是太原副留守王威的心腹，但经过认真权衡利弊之后，他开始倾心结交当时坐镇太原的李渊，也就是后来建立大唐的唐高祖。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笔回报丰厚的投资。从李渊的角度出发，他也需要得到太原土著豪强的支持，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在李唐建国的道路上，武士彟立下了不少功劳。太原起兵之初，他就被任命为大将军府铠曹参军。唐军平定长安之后，他被赐以“太原元谋勋效功臣”的称号，并担任了尚书兵部下面的库部郎，主管全国的武器装备事务。三年之后，武士彟晋升为工部尚书，这表明李渊的确很看重他的经营管理的才能。经过这样攀龙附凤的投机，一个庶族出身的富商从此步入了高官的行列，成为大唐王朝的新贵。

在唐初，门阀士族虽然丧失了政治特权，但在社会上仍有极高声望，因此，武士彟在时人眼中仍被视作暴发户。不过，很快，一次婚姻改变了这一切。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在武德四年（621年）病故，于是唐高祖亲自做主，把隋朝权贵——观王杨雄的侄女嫁给了他，这也就是后来武则天的生母。弘农杨氏为天下高门，又是隋朝皇室近亲，在那个“婚”与“宦”决定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时代，作为当朝新贵的武士彟能攀上这样的亲事，自然求之不得。到了武则天出生时，她的家庭已实在不能算是“寒微”的。

武则天是武士彟与杨氏生的第二个女儿。贞观九年（635年）五月，武士彟去世，当时武则天年仅十一岁。她的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无忧无虑的童年转眼成为过去，因为父亲前房相里氏所生的两个哥哥元庆、元爽对杨氏母女显然不算太好。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幼年武则天的性格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她变得隐忍而坚强。仇恨的种子在她心中已经种下，即使到她后来手握天下大权之时，她仍对这两位异母哥哥曾经的态度和行为耿耿于怀，使其相继被流放而死。

武则天之母杨氏顺陵走狮

那么，这个普通的贵族小女孩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的呢？

人生的转折发生在三年之后，在她十四岁那年，武则天被唐太宗召入皇宫，成为后宫的一名“才人”。《新唐书•武皇后传》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太宗闻士彟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岁。母杨恸泣与诀，后独自如，曰：‘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母韪其意，止泣。既见帝，赐号‘武媚’。”

上述材料生动反映了武则天与生俱来的独特个性。侯门一入深似海，何况是皇宫！母亲杨氏的悲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的态度，从她坚定决绝的语气来看，似乎宁愿入宫碰碰运气，也不愿呆在家里受气，她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冒险精神在此时已开始显现。

在唐初，皇室的婚姻通常取当朝勋贵子女为对象，武则天能被召入宫，并不奇怪。当然，武则天的美貌也是重要因素。一些唐史专家认为，洛阳龙门奉先寺那尊著名的卢舍那大佛就是按照武则天的容貌来塑造的。无论这个推测是否属实，我们都可以依稀看出史书所载武则天“龙睛凤颈，方额广颐”的神采，何况这尊大佛正是武则天在当了皇后之后，以“脂粉钱二万贯”赞助修凿的。与明代版画相比，庄严端正的卢舍那大佛或许更接近武则天的容貌和气质。

除了过人的美貌，武则天也有着出众的才华，至今我们仍可以在她晚年亲自书写的《升仙太子碑》（此碑今在河南偃师县府店乡府店村南）中，感受到一种流丽、秀逸之美。

卢舍那大佛

武则天像

然而，在太宗时期的后宫，这位武媚娘过得似乎并不如意。十二年过去了，她的地位丝毫没有提高，身份依然只是当年入宫时受封的五品“才人”。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她刚毅的个性。

武则天在晚年曾回忆起她年轻时的一则故事：据说当时唐太宗有一匹雄健狂烈的骏马“狮子骢”，即使是身手矫捷的骑手也不能驯服它，而柔弱的武则天却出人意料地站出来说：“只需给我三件东西，我就能驯服这匹马。一是铁鞭，二是铁檛，三是匕首。如果铁鞭打它不服，就用铁檛击打它的头部，如果还是不服，就以匕首割断它的喉咙！”虽然据武则天自己回忆，唐太宗当时对她的胆识颇为赞赏，但从情理推之，她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那种残忍，恐怕不免会让太宗有些反感。有个细节似乎透露出一点隐情：与武则天大致同时入宫的一位徐才人，很快就因知书达礼、性情柔顺被太宗封为九嫔之一的“充容”，而武则天虽然也试图表现自己，但历经十二年，却一直没有得到这样的升迁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唐朝的嫔妃制度是这样的，除了皇后之外有四妃，就是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妃之外就是九嫔，九嫔有九位，第一等就叫昭仪；九嫔之下又是九位婕妤，九位美人，九位才人；才人之下还有二十七位宝林，二十七位御女，二十七位采女，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武则天第一次进宫的时候，被封为才人，也就是婕妤、美人、才人中的最低一等。

废王立武——关陇集团与新兴力量的较量。幸运的是，虽然没有得到唐太宗的青睐，但武则天却渐渐与小她三岁的皇太子李治有了感情。同样是在《讨武曌檄》中，骆宾王就指责武则天：“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先后侍奉太宗、高宗父子两代皇帝，自然有悖于人伦。武则天后来自述说，太宗早在贞观时就因其德行出众，把她赏赐给了李治，这自然只是她的一面之词，是她为了掩盖自己在伦理方面的缺憾而编织的谎言。

无论两人的感情是如何开始的，有一个事实却很清楚，那就是当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驾崩之后，二十五岁的武则天虽一度按照惯例，与太宗那些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一起在感业寺出家为尼，但很快就被唐高宗召回后宫，进而被封为“昭仪”。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十九日，唐高宗不顾舅舅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坚决反对，废掉了出身关陇集团高门的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史称“废王立武”。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两个女人的斗争，更是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大臣相继被贬杀，关陇贵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支持武则天的，则主要是一批依靠科举入仕的新进官僚如许敬宗与李义府等，通过“废王立武”的斗争，这些人开始在唐王朝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后滨

关陇集团是在北朝后期，即西魏、北周开始形成的以关中陇右地区的军事贵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隋唐的皇室以及隋唐皇室的姻族都出自这个集团。唐高宗李治支持武则天，他与舅舅长孙无忌、大臣褚遂良等人代表的关陇贵族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唐太宗临终前的顾命大臣，是他们全力扶助李治当上了皇帝，而且在李治称帝后继续执掌着朝政大权。李治和武则天起初打算以和平方式笼络长孙无忌等人，但无论如何低声下气，都无法奏效。

李勣墓前石雕武士

在这件事情的最终决策上，手握兵权的元老重臣李勣（即徐世勣，也就是瓦岗山的徐茂公）的态度至关重要，在高宗犹豫不决的时候，是他对高宗说出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这句话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自东汉以来，皇帝总是和当时最有势力和影响的豪强大族或贵族联姻，皇后的废立不单纯是其家事，而是国家大事。正因如此，高宗要反复征求宰相大臣的意见。然而，唐初的社会结构已经有了重大变化，当时山东士族已经崩溃，关陇集团也已衰落，国家政权已不再建立在门阀和贵族的基础上了，李勣的话实际上点破了这一点。“废王立武”，不仅标志着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皇帝—贵族政体的终结。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不再出现外戚专权的现象。

武则天与高宗合称“二圣”。如愿当上皇后，只是武则天走向权力巅峰的第一步。从显庆五年（660年）之后，唐高宗由于身体的原因，开始让武则天协助处理政务。几年后，武则天又开始垂帘听政，她甚至与高宗合称为“二圣”。不过，《资治通鉴》所说的“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却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武则天并未完全掌握朝政大权，在重要政务的决策比如对宰相的选拔上，高宗仍然掌握着最后的权力。

直到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上表建言十二事，才真正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张，如轻徭薄赋、停止边疆战争，同时，她还试图从礼制的角度提高妇女地位，并建议提高中下层官员的待遇，使才高位下者得以升迁等。这些建议既显示了武则天对当时国情的深刻理解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也透露出她收买人心、提高自身威望的野心。

在武则天的背后，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私人谋士集团，其核心是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等人，他们当时大多担任着史官、著作郎等著述之职，虽然官阶较低，但大多“善属文”，也就是一些笔杆子组成的写作班子。与绝大多数朝官在皇城上班不同，这些人常常出入长安北面的宫城，故称“北门学士”。他们不仅帮武则天编写诗文著作如《臣轨》《列女传》《百僚新戒》等，同时也参决政务，为武则天出谋划策，成为她幕后的得力助手。

《武后行从图》

此后，武则天不仅鼓动高宗改立太子，还将一些年轻资浅的文士任命为宰相，而这些人大都是她的拥护者。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病死，次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不久，在宰相裴炎的配合下，武则天用一个近乎儿戏的理由废掉了李显，改立三子李旦为帝，即唐睿宗，她自己则正式临朝称制，把朝中一切军政大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从此，武则天加快了取代李唐王朝的步伐。

武则天称帝。对于武则天的野心，朝野上下自然都是心知肚明，而不满其专权的大有人在，就在她临朝称制的第二年，扬州爆发了徐敬业的叛乱。徐敬业是曾为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立下大功的李勣之孙，他纠集了一批失意的高官子弟，打出了匡扶李唐天下的旗号，公开起兵反对武则天，骆宾王那篇《讨武曌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然而，徐敬业虽然组成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一度来势汹汹，但很快就被武则天派去的大军平定了。

徐敬业叛乱的迅速平定显然坚定了武则天的信心与决心。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自称圣母神皇，并以高压手段镇压了越王李贞等李唐宗室诸王在各地发动的武装反抗。与此同时，她开始任用来俊臣、周兴等一大批酷吏，大肆屠杀李唐宗室子弟与反对她的朝臣，扫清了称帝道路上的最后障碍。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正式改唐为周，改元为“天授”，并为自己加上了“圣神皇帝”的尊号，一代女皇最终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这一年，她六十五岁。

然而，在任何时候，武力和屠杀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作为一个女人，要登上并坐稳皇位，武则天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首先，从儿子手中夺取皇位并实现改朝换代，这本来就是一种“篡夺”，必然会遭到来自李唐支持者的强烈反对，更何况，她还是个女人，这的确是个前无古人的创举。如何制造舆论，向朝野上下宣扬武周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呢？

在传统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基础上，一个又一个祥瑞在各地被制造出来，白雀、嘉禾、醴泉等不断涌现，一些昭示大周受命的所谓“瑞石”也被送到洛阳。据说，甚至连那滚滚奔流的混浊的黄河水也一度变清了。这些祥瑞似乎都在向人们展示着武则天的仁德和神圣，而她的改朝换代就是天命所在。为了表示对那些捧场的山川神灵的感谢，武则天曾封洛水神为显圣侯，而洛阳附近的中岳嵩山则被改称为“神岳”，中岳神被封为“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天中王”，这也是中国古代山川封爵的开始。

可是，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中，武则天毕竟很难找到其皇权合法化的依据。不过幸运的是，她从佛教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

这是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图书馆的一份珍贵的敦煌文书，据意大利汉学家富安敦（Antonino Forte）教授研究，它就是法明等十位僧人于载初元年（690年）七月所上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乃是武周革命时重要的政治宣传品。

《大云经》全称为《大方等无想大云经》，在唐代，社会上流行着后秦沙门竺佛念所译的四卷本，以及后凉沙门昙无谶所译的六卷本。在《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法明等僧人完全从为武则天登基制造舆论的角度，对译自印度的《大云经》进行了非常通俗的解释。例如，对于“大云”之称，《义疏》就直接解释说：“神皇母临万国，子育兆人，犹如大云，以一味雨泽及中外，无远不霑，故曰‘大云’者也。”

特别重要的是，在《大云经》中，原有净光天女以女身而当称王于阎浮提国土的记载，《义疏》遂直接采用各种祥瑞与谶言，把武则天与净光天女比附，来证明武则天称帝的正当性：“佛即先赞净光惭愧之美，次彰天女授记之征，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所谓圣母神皇是也。”可以想见，对于无法从儒家政治传统中获取有利资源的武则天而言，来自佛教义理方面的支持，对于其政权的合法性是多么重要。

由于从小受到母亲杨氏家族的佛教信仰的熏陶，更由于佛教徒在武周代唐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替武则天进行政治宣传，在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下诏令佛教位在道教之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武周时期的道教完全就此衰落。事实上，就在这部《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法明等僧人就在五处引用了道教的谶纬，如《卫元嵩谶》《中岳马先生谶》《紫微夫人玉策天成纬》《嵩岳道士寇谦之铭》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岳马先生谶》，它很可能就是长安金台观主马元贞所造作的，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替武则天进行政治宣传。

在泰山脚下的岱庙之中，收藏着一座著名的岱岳观碑，是由两块石碑上施石盖合而束之而成，故又被称为“双束碑”。民间又俗称为“鸳鸯碑”。上面镌刻着从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到代宗大历八年（773年）的二十余条道教徒奉敕建醮造像的题记，下面这条题记尤其引人注目：“大周天授二年岁次辛卯二月癸卯朔十日甲子，金台观主中岳先生马元贞，将弟子杨景初、郭希玄，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奉圣神皇帝敕，缘大周革命，令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元贞于此东岳行道，章醮投龙，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又奉敕敬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永此岱岳观中供养。”

武则天投龙金简

与此同时，在河南、山东还发现了五条相关的石刻材料，表明在武则天称帝前后，这位来自长安的道士马元贞曾率领弟子，与宫中所派出的宦官一起，前往五岳四渎进行了一系列的道教仪式，宣扬武周革命的正当性。

1982年，一位农民在嵩山峻极峰下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件珍贵文物，这就是著名的武则天投龙金简，目前，它保存在河南省博物院。这枚金简不仅是武则天宗教信仰的见证，也真实记录了武则天晚年的心境。金简长36.3厘米、宽8.2厘米、厚约0.1厘米，重247克。在其正面分三行镌刻着如下文字：

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

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

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据学者研究，金简上的“胡超”就是当时著名的道士胡惠超。武则天正是请他采取道教的投龙仪式，来为自己解脱罪名。

所谓“投龙”，是一种道教仪式，将写有自己愿望的金简（或玉简、土简等）投入名山大川中，通常还伴随着一条小小的金龙，因为据说龙可以上天入地，如同信使一般，把金简及其中表述的愿望带给天地诸神。虽说与嵩山金简配套的金龙今天已经无从得见，但我们或许可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龙中依稀想见其形制。在武则天晚年，或许是因为对其称帝前后的大肆杀戮而心生忏悔，她希望通过这种投龙仪式，请道教的神仙除去她先前所犯下的各种罪孽，从而益寿延年，中岳金简真切地反映了她的这种期盼。

西安何家村出土金龙

显然，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曾在武则天的改朝换代中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宣传作用，而到了晚年，她似乎更倾向于道教的长生久视的学说了。

标新立异、“自我作古”的女皇。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无疑是位成功的政治家，她同时也是个极富创造力的女人，在许多方面都力图标新立异，她身上那种“自我作古”的豪迈气概是许多男性皇帝都望尘莫及的。

国家祭祀是中国古代国家获得政权合法化的重要途径，早在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时，武则天就开始以皇后的身份积极参与这些仪式，虽然此举曾一度招致儒家官僚的反对，但却是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确立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步骤。

到了武周政权建立之后，她更加放手改革国家祭祀。例如，她曾经在中岳嵩山举行了原本只应在东岳泰山举行的封禅大典，又铸造了象征中国古代皇权的九鼎。武周革命之初，为了表示对新政权的支持，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也“聚钱百万亿”，用铜、铁铸造了一个雄伟的“天枢”，立在洛阳皇城正南门外——这是全城官民最容易看到的公共空间。武则天还下令，在天枢上面铭刻朝中百官与四夷酋长的名字，营造出皇权天授、万国来朝的景象。

与此同时，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明堂也在武则天的亲自主持下得以建立，成为她祭祀神灵和施行朝政的场所。要知道，在太宗、高宗时期都曾多次动议修建明堂，都因诸儒争论不决而未能实现，至此，这一梦想因武则天的决断而得以实现。据史料记载，在这座明堂的顶部，专门设计了一个高达一丈的铁凤凰，外面涂以黄金，这自然是武则天作为女皇的象征，也有“凤鸣岐山”这样象征周王朝勃兴的含义在。她还给明堂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万象神宫。当然，与九鼎、天枢一样，明堂这类重要的礼制建筑，都出现在武周统治的中心——神都洛阳。

在文化上，武则天也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创造，就在登基前夕，她亲自创造了十二个新字，其中就包括了自己的名字——“曌”，象征着女皇的权威如日月当空，无远弗届。其他十一个字是：天、地、日、月、星、君、臣、人、载、年、正，还有证、圣二字等，史称“武周新字”。后来还陆续有增加，如国、初、授等。无论是在敦煌文书上，还是在一些石刻资料中，我们都能见到这些新字。在我们前面介绍的武则天中岳投龙金简上，也有“曌”“月”“日”“臣”等四个武周新字。如今，这些新字已经成为一些文物断代的重要依据。

武周新字

当然，除了这些礼仪与文化上的创造之外，武则天在政治上也有大胆的举措。为了收拢人心，武则天广开仕进之门，平民百姓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高官，因此，人们常常批评武则天“取人颇滥”。在她称帝的第二年（691年），社会上就流行着这样一则歌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脱校书郎。”

这首歌谣并不夸张，因为当时武则天就曾一次性任命了拾遗、补阙六十人，而原本的编制却不过二十员。有趣的是，当时一位幽默的举人又续了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甚至连武则天本人都在被嘲笑之列，认为她糊涂。于是一个刚刚被提拔的侍御史认为这是诽谤朝政，要治这个举人的罪。武则天却笑呵呵地回答说：“只要你们这些人不是滥竽充数，何必怕人家说呢！”女皇的胸怀和气度可见一斑。其实，不止是这些低品的官员，宰相的任命也不断打破常规，其任职资格越来越低，甚至一些五品、六品的官员就可能被直接任命为宰相。毫无疑问，这些破格提拔的宰相对武则天自然感恩戴德，这也有利于加强武则天对宰相的控制。

在科举制度上，武则天也有两项新的举措：首先是大开制科，给那些沉寂下僚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迅速升迁的道路。其次，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

总而言之，武则天的用人之道是“进退皆速”，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会很快被她罢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人有些轻易，导致了“试官”“员外官”的盛行，但同时也有利于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后来为开启开天盛世立下大功的姚崇、宋璟、张说、张嘉贞等人，无一不是在武周时期崭露头角的。

政归李唐。武则天晚年，一块最大的心病就是她的皇位继承人问题。究竟是立本家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还是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武则天一度非常犹豫。如果立子，则意味着政权回归李氏，这无疑是对自己开创的武周政权的否定，从其情感上很难接受。武氏的支持者就声称：自古以来，“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大周皇帝姓武，其继承人当然也应该是武氏子弟。然而，更多的朝臣倾向于李氏。

宰相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大臣，他就从亲情的角度出发，问武则天：“儿子与侄儿相比，究竟谁更亲一些？”答案自然无须待言。另一些朝臣则从宗法制度的角度指出：如果立武承嗣为太子，等他即位之后，是绝不可能为姑姑武则天立庙祭祀的，这也等于否定了她一生的努力。

显然，这种两难的困境是女性称帝本身所造成的，从体制上来说，李、武两家的矛盾也是无从化解的，虽然武则天曾做出过许多弥合的努力，她甚至一度让儿子李旦改姓武氏，但这究竟还是行不通的。最终，在狄仁杰等人的努力下，武则天确定了向李唐回归的方针。于是，在圣历元年（698年），她从均州召回了先前被废掉的次子李显，重新立他为皇太子。

大足元年（701年）十月，武则天回到了长安，并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安”。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因为这是她自永淳元年（682年）移居洛阳之后，二十年来首次西返长安，具有明显的政治指向作用。

但是，武则天还必须协调朝中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一方面，侄儿武三思再度拜相，表明武则天希望在她身后，武氏家族能够继续享有她称帝期间获得的一切特权；另一方面，她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这两方面的势力都对李显顺利继承皇位构成巨大威胁。

最终，在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等联合禁军将领发动了一场政变，杀死了张易之兄弟，武则天被迫提前让位给儿子，即中宗李显。大约一年之后，无比落寞的她在东都洛阳的上阳宫辞世，享年八十一岁。武则天时代就此终结。

“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尚书》中的古训代表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女性从政的否定，而武则天却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独自挑战着这一传统。在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摆脱封建史家对武则天的谩骂和批判，从客观的角度来面对她的成就和复杂的一生。武则天是残忍的，她可以为了登上权力巅峰而任用酷吏、大开杀戒；她也是宽容的，面对骆宾王文采飞扬的战斗檄文，她连声赞叹，并批评宰相失职，错过如此人才。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她的一生，都不能不对她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表示赞叹。正是由于武则天的出现，唐朝的历史才显得那样的多姿多彩。

在武则天时代，虽然一度因改朝换代而造成血雨腥风，但在她的统治稳定之后，社会秩序就恢复正常了。“政启开元，治宏贞观”，郭沫若对武则天的历史定位可谓公允。在她统治时期，人口大量增殖，国家疆域空前拓展，基层社会安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与此同时，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为国家发现和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开天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天盛世

《打马球图》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这是大诗人杜甫那首著名的《忆昔》诗的前面四句，他所回忆的，是曾经亲身经历的一个如梦如幻的时代，在饱受战争煎熬而不断奔波流离的杜甫心中，现实是冰冷残酷的，而那个刚刚逝去的繁华年代却显得那般美好。

的确，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玄宗时期，唐王朝进入了真正的盛世。在他统治的四十多年中，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中国历史都迈入了一个巅峰时代，后人通常将其称为“开天盛世”。这也是中国文化最富有积极进取精神和博大胸怀的时代，对于当时那种无所不在的宏大开阔、昂扬向上的精神，人们习惯于称之为“盛唐气象”。

讲武立威。开天盛世是从乱象中走出来的。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十三日，刚刚平定太平公主之乱的唐玄宗在骊山脚下举行了一次讲武阅兵仪式，当时征兵二十万，旌旗相连五十里，规模非常宏大。

然而，就在这次军礼仪式上，发生了一件令全军震慑的大事。玄宗突然以军容不整为由，下令斩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于旗下，在张说、刘幽求等大臣的苦苦哀求下，郭元振才最终免死，被流放边地。另一位具体负责制定军礼的官员唐绍却没有这么幸运，未等其他大臣求情，就被迅速处斩了。

这个事件极不寻常，因为郭元振身为宰相，又一直是唐玄宗的心腹，在平灭太平公主时立有大功，而唐绍也素来以直言敢谏著称。以这种显而易见的借口而欲处斩宰相，不过是唐玄宗对功臣集团的一次警告。对于唐玄宗而言，如此处置功臣，自有其不得已处，绝不可以“鸟尽弓藏”来解释。

玄宗的皇位来之不易，此前的十年，是大唐开国以来政局最为动荡的岁月。神龙元年（705年）正月的那场宫廷政变，终结了武则天时代，中宗李显被扶上了皇帝宝座。然而，中宗时的朝政更加混乱，野心勃勃的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一心想步武则天后尘，武三思等武氏家族的成员也力图保持他们此前获得的各种特权，而朝中的大臣则纷纷拉帮结派，一时间卖官鬻爵、大兴土木，使得朝纲大坏。

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没过多久，韦皇后毒死了中宗，并秘不发丧，派韦氏子侄担任禁军将领，自己则临朝称制，刚刚复辟的唐王朝再次面临着被篡夺的危险。在这个危急时刻，年轻的李隆基站了出来，他联合姑姑太平公主，掌控了禁军，于唐隆元年（710年）六月十九日夜发动了政变，杀死了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并拥立父亲李旦登上皇位，自己则成为皇太子。

唐玄宗像

不过，乱象仍未结束。很快，极富政治权谋与野心的太平公主就发现侄儿李隆基不易控制，她开始积极活动，企图说服睿宗李旦换掉太子，却未能成功。两年之后，睿宗下诏传位给太子，但自己仍掌握着军国大事的决定权。太平公主仍不放弃，她在七位宰相中安插了四位自己的亲信，并试图控制禁军。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唐玄宗得知太平公主即将举兵作乱的密谋，立即先发制人，粉碎了这次未遂的政变，太平公主被赐死于家中。至此，二十八岁的唐玄宗才真正掌握了军国大权。

太平公主的威胁虽然解除了，但玄宗很快发现，自己又被功臣集团所包围。在杀韦皇后、平定太平公主之乱的过程中，唐玄宗得到张说、崔日用、王琚、刘幽求、郭元振等人的大力帮助，这些人都很有才干，通过参与玄宗的密谋，他们都步入高级官员的行列，并试图继续把持朝政。于是，有人就直接提醒玄宗说：“这些功臣大都是机变权谋之士，可以与他们共渡危难，但决不可使他们得志！”

一语点醒梦中人，要清除神龙以来朝廷的种种弊政，就必须有能够拨乱反正的贤臣的辅佐。可是他的那些功臣作为既得利益者，只希望维持现状，甚至自身还可能成为下一次宫廷政变的参与者。

为了显示自己掌握的强大军事力量，玄宗决定在骊山举行这次盛大的讲武仪式。一方面，借以震慑潜在的政敌；另一方面，则通过对郭元振等人的处罚，向功臣集团敲响警钟。

“救时宰相”姚崇。唐玄宗选择在骊山讲武，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目的，就是为了会见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当时在距离骊山不远的同州（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史的姚崇。正是伴随着姚崇的登场，开天盛世的序幕才缓缓拉开。

姚崇并不是政坛的一个新面孔。早在武则天末年，姚崇就曾经担任过宰相，他不仅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且为人刚正廉洁，即使在酷吏横行的武周时期，他也敢于坚持原则，多次平反冤狱，在朝野上下享有崇高威望。然而，由于功臣集团的反对，玄宗被迫采取了不寻常的手段才实现了拜姚崇为宰相的目的。

就在骊山讲武的第二天，玄宗来到渭川打猎，召见了姚崇，并任命他接替郭元振留下来的宰相职位。据史官吴兢记载，当时姚崇并未马上谢恩接旨，他提出，只有在玄宗答应他的十条建议之后，才愿意出任宰相。虽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认为姚崇拜相的过程太过戏剧化，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十条建议却非常切中时弊，代表了姚崇后来施政的基本方向，即迅速安定政局、澄清吏治、与民休息，并营造宽松的政治环境。

唐玄宗完全接受了姚崇的建议，于是姚崇同意出任宰相，他们重整朝纲的努力就此展开。首先，把张说、刘幽求等功臣全部从朝廷要员贬为外州刺史，同时又把玄宗的兄弟如宋王成器、岐王隆范等出为外州刺史，这样使功臣和宗王无法结合起来，杜绝了再次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

其次，大力整顿吏治。开元二年（714年）五月，罢去了武则天以来所有的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并严禁皇亲国戚利用权势，为人请托。

最后，通过几次对皇亲国戚犯法的严惩，使国家重回法制轨道。一次是皇后的妹夫长孙昕因殴打御史大夫李杰，被玄宗杖杀，玄宗还专门下诏向百官谢罪；另一次，则是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欺凌百姓，被御史纠弹，在姚崇的坚持下，王仙童被治罪。这两个案子的处理震动朝野，使从中宗以来骄纵无比的权贵们看到了玄宗的态度，开始收敛自己的不法行为。

在唐玄宗和姚崇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年时间，稳定政局的任务已经完成。到开元四年（716年）底，号称“救时宰相”的姚崇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在罢相时，他推荐宋璟接替自己主持朝政，开元之治继续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开元初被贬出的功臣张说被召回京，重新出任宰相，而外放的诸王也被相继召还长安，这表明政局已经彻底稳定下来，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承平发展的时期，盛唐的繁华就在前面不远处。

唐代的制礼作乐。文坛领袖张说的归来，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开元十一年（723年）五月，玄宗置丽正书院，延揽一批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任职其中，两年之后，它被改称为“集贤殿书院”，张说以宰相的身份兼领其事。玄宗对集贤院的学士们非常优礼，一些人甚至觉得耗费过多，张说解释说：“自古以来，在国家承平之日，帝王们通常会大兴土木，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而当今皇上却优礼文士，研习典籍，这才是国家之福啊！”

在张说的支持下，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唐玄宗在东岳泰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封禅典礼。盛世封禅，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古老传统，具体仪式是皇帝在泰山顶上筑坛以祭天，称为“封”，在泰山脚下的社首山祭地，称为“禅”。封禅的目的既是为了向天地报告统治的成功，更是为了炫耀帝王的功业。

这次封禅仪式规模弘大，参加者除了朝中的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外，周边民族和国家如突厥、契丹、日本、新罗、大食、日南等都派使者参加了这次盛典，这当然是为了营造一种万国来朝、天下一家的气氛。在玄宗祭天的玉牒中，他特意申明，这次封禅，他没有任何个人的秘请，只希望为天下苍生祈福。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的大典，玄宗亲笔书写了一篇《纪泰山铭》，镌刻在泰山之巅的摩崖上。一千多年过去了，在晨曦的照耀下，这面粲然生辉的石刻依然是泰山最为醒目和壮观的遗迹，向人们诉说着盛世的辉煌。

除了封禅，唐玄宗还下诏进行《大唐开元礼》与《唐六典》的编纂。《大唐开元礼》从开元十四年（726年）开始编纂，直到开元二十年（732年）才得以成书。而《唐六典》的修纂历时更长，从开元十年（722年）开始，直到二十六年（738年）才最终成书。这两部书虽然内容不同，但都是在玄宗制礼作乐的背景下修成的。

唐玄宗《纪泰山铭》摩崖石刻

《大唐开元礼》的主要内容是唐代五礼制度中各种仪式的仪注，而《唐六典》的内容则是唐代各官府机构的设置、人员构成及其执掌。在某种意义上，《大唐开元礼》可谓唐代的《礼记》，而《唐六典》则相当于唐代的《周礼》，可以说，它们都是唐玄宗营造盛世的产物，其撰作目的都是树立本朝典制的权威。

空前繁荣的富庶时代。开元、天宝年间，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东至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均属大唐，西南以世界屋脊喜玛拉雅山为天然屏障，与天竺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大食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势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茨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

回顾中国历史上几个有限的盛世，无不与疆域的辽阔息息相关。面对这样广大的国土，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国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会情不自禁涌出自豪感。

开天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括户，也就是对那些因战乱或沉重的赋役、兵役而被迫逃亡的农民进行全面普查，准许逃亡农民就地落籍，结果括出八十万逃户，使国家控制的户口从神龙元年（705年）的六百一十五万户增加到开元十四年（726年）的七百零六万户，人口则达到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人。到了三十年后的天宝十三载（754年），政府控制的户口更增加到九百一十八万户。事实上，据中晚唐著名学者杜佑估计，当时的实际人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如果以每户五六口推算，则全国人口当在七千万上下，而长安的人口就在百万以上。

那么，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什么情况呢？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二三百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人口才五六千万，北非人口则是三百万。当时全世界总人口两亿左右，仅唐朝就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农业的发展，是盛唐经济繁荣的基础。史书记载：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意思是当时全国耕地很多。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六亿六千万亩，人均超过九亩，为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八倍。

唐朝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粮食，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今河南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随后，在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水稻种植也陆续获得成功。随着水利灌溉设施的兴修，耕作制度的改进，水稻种植的北移，曲辕犁、筒车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普遍利用，盛唐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喜人局面。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宗国

据学者推算，盛唐时代，全国每年粮食产量可达六亿石，约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五十亿公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约三百五十公斤。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盛唐的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都达到了一个良好的比例，这是盛唐得天独厚之处。

含嘉仓铭刻砖

考古工作者1971年发现位于洛阳老城区北侧的含嘉仓遗址时，还以为是八角墓葬，等看到铭文砖之后才知道，它正是唐玄宗时代大名鼎鼎的粮仓——含嘉仓。这个粮仓始建于隋代，至唐代和北宋时都在沿用，其规模之大不可思议：东西长约六百余米，南北长约七百余米。仓城内东西成行、密集排列着四百多个粮窖。粮窖口径最大的约十八米，深约十二米，可藏粮一万几千石以上。

其实，含嘉仓只是唐政府许多粮仓中的一个。在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大小粮仓星罗棋布，数不胜数。

在人口增殖和农业发展的带动下，开天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江南的发展态势尤为迅猛。或许，天宝二年（743年）春天在长安城东广运潭的那次盛会可以被视作这个富庶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广运潭遗址千余年来仍有迹可寻。根据有关历史记载，其遗址应该在今西安东北光大门（唐禁苑光泰门）一带。在这片土地上，今天已建成了西安世博园，供游人赏玩。

这次盛会是由陕郡（今河南陕县）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策划的，他预先准备了三百多艘新船，分别标示各郡之名，除了满载大米外，每艘船上都陈列了本郡的土特产品，例如：

广陵郡（扬州）：锦、铜镜、铜器、海味；

丹阳郡（镇江）：京口绫衫缎；

会稽郡（绍兴）：铜器、罗、吴绫、绛纱；

南海郡（广州）：玳瑁、真珠、象牙、沉香；

豫章郡（南昌）：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椀；

宣城郡（安徽宣城）：空青石、纸、笔、黄连。

这些产品的种类反映了唐代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到唐玄宗时期的一些新变化。首先，江南已经可以生产一些高级的丝织品，取代河北地区成为唐代丝织品生产的中心只是迟早问题；其次，豫章茶具反映了茶叶生产已经有了巨大发展，饮茶在唐代社会已经蔚然成风；第三，宣城纸笔则说明，从唐代起这里就已经成为文房四宝的生产基地，这同时表明了唐代社会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第四，广州船上所陈列的主要是进口商品，这表明，唐代的海外贸易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巨大发展。

三月二十七日这天，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登上望春楼，一场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

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

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

在各郡贡船中，为首的第一艘船尤为引人瞩目。船头上站立着陕县尉崔成甫，他身着绿衫，外罩锦半臂，头系红抹额，亲自领唱起他新填词的《得宝歌》，在他身后，一百名盛装的美女齐声应和，鼓、笛之声响彻云霄，欢乐的气氛弥漫在广运潭边。

紧随着陕郡船之后，各郡船只依次前进，驾船的人都头戴斗笠，身着宽袖衫，使人恍若置身于江南水乡。在望春楼下，这支庞大的船队接受着玄宗的检阅。不过，这却不仅仅是一次检阅各地物产的博览会，更像是一次君民同乐的大聚会。为了观看这次盛会，成千上万的长安百姓也都涌到了广运潭边，其中不少人从没见过如此多的船只，目睹着林立的桅杆，显得异常兴奋。这一天，无论是“三郎”玄宗，还是广大百姓，都深深感到那种国泰民安、身逢盛世的喜悦。

昂扬与超越的盛唐气象。就在广运潭盛会的前一年（742年），一位旷世的天才也来到了长安，他就是李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李白，盛唐的韵味将会如何黯淡？虽说天才总是成群结队出现的，盛唐的诗坛也是万紫千红，但如果只能选一个人来代表盛唐气象，那么李白无疑是不二人选，他的出现，实在是这个时代的幸运。

李白像

李白出生于一个富商之家，在四川江油县度过了少年时代，他自幼读书击剑，才气横溢。二十多岁时，他出三峡，泛舟而下，开始了十多年的漫游生活，足迹遍布吴越、荆楚、齐鲁等地，在饱览各地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李白的诗歌具有豪迈无前的浪漫主义风格，语言瑰丽，意境辽远，而且极富音乐性。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

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李白书法《上阳台帖》

《将进酒》排山倒海、恣意汪洋的气势，至今让人读来魂悸魄动，目醉神迷。宋代的严羽曾说：别人写诗是用笔一句一句写下来，而李白则只要把心里那股气张口一喷就行了。这实在是知者之言！同样是李白，他也能写出“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样清新婉丽的词句。事实上，不管是哪种体裁，也不管是哪种主题，只要出自李白之手，都一定会达到极高的水平。

李白的诗名越来越大，连唐玄宗也知道了李白的大名，终于，在天宝元年（742年），四十二岁的李白被召入翰林供奉。

在兴庆宫的沉香亭，四面遍植名贵的牡丹，当年唐明皇与杨贵妃常在此饮酒赏花。宿醉的李白曾为之写下了著名的《清平调》三首，其中之一曰：“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然而，对于傲岸不羁的李白来说，长安的宫廷生活终究不是他所习惯的。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就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知李白者，杜甫也！寥寥四句，就把一位豪放俊迈、诗酒无双的李白形象勾勒出来。可是，李白这种傲视权贵的态度使他得罪了高力士等人，没过多久，他就自请还山。

然而，仕途失意并不影响李白的狂放与激情，盛唐的人们是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这位天才诗人的，他的朋友遍布各地，这其中，就有另一位诗坛主将——杜甫。

和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李白相比，小他十一岁的杜甫通常被视作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风格的不同并未影响二人的交谊，特别是杜甫，他对李白一直非常仰慕，时常牵挂在心。据学者研究，在杜诗中，赠怀李白的诗篇多达十五首。“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是他对李白诗篇的高度评价；“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则吐露出他对李白遭遇的不平之气；“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更充分表明，只有杜甫，才是李白的真知己。

成都杜甫草堂中的杜甫塑像

至于杜甫自己，他一生的科举和仕途都不如意，早年曾在长安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窘迫生活，中年时，又遭逢安史之乱这样的家国巨变，被迫流离失所。然而，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他就不可能写下被后人称为“诗史”的《北征》、《春望》、“三吏”、“三别”等忧国忧民的诗篇；如果没有战乱中他到处奔波、寄人篱下的经历，他也写不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那样感人至深的篇章。安史之乱终结了开天盛世，而杜甫沉郁顿挫的诗篇则给盛唐的诗坛画下了有力的句点。

盛唐气象也表现在绘画艺术上。与诗坛一样，开天时期的画坛同样群星闪耀，各种题材的绘画都出现了繁荣景象。人物画方面，有善于表现贵族妇女闲适生活的张萱。在辽宁省博物馆中，保存着相传为宋徽宗临摹的张萱所作《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是杨贵妃的姐妹虢国夫人等骑马游春的场景，画面生动，是唐代贵族妇女生活的形象写照。张萱的另一幅名作《捣练图》收藏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刻画的则是宫廷妇女从事捣练、理线、熨平等工序的劳作场景，富于生活气息。这两幅仕女图都显示了张萱在刻画人物方面的精妙技艺，也反映出盛唐艺术那种雍容华贵的气度。

《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在山水画方面，则有被称为“大小李将军”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所代表的金碧山水画，以及王维所代表的水墨山水。后世对王维推崇备至，奉其为文人水墨画的鼻祖，宋代的苏东坡就说，王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在鞍马画方面，其代表人物是韩幹，他流传至今的名作《照夜白》生动表现了唐玄宗所喜爱的名驹的神气，另一幅《牧马图》后来也曾成为宋徽宗宣和内府的珍藏之宝。

正如李白、杜甫辉耀盛唐诗坛一样，盛唐的画坛同样出现了一位划时代的大师——“画圣”吴道子。无论是人物、花鸟，还是台阁、山水，各个门类的绘画，他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当吴道子还在世时，他高超的绘画技艺就已经被民间所神化了。

据说在开元中，一位名叫裴旻的将军为了给亡故的母亲做功德，请吴道子在东都天宫寺画几面墙的神鬼壁画，吴道子答应了，但他要求裴旻先献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剑舞，“以增壮气”。只见裴旻走马如飞，剑如闪电，突然将手中的宝剑高抛数丈，在其笔直下落的一瞬间，他拍马赶到，刚好将急速下坠的宝剑纳入手里的剑鞘中。和围观的百姓一样，吴道子看得激动无比，随即起身作画，很快就完成了一幅时称“天下壮观”的得意之作，可见吴道子画风的跌宕豪放。

韩幹《照夜白》

另一则故事更为有趣。据说吴道子在长安一座寺院绘制了“地狱变”壁画，将地狱中的阴森恐怖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许多长安百姓看过之后，都不敢杀生吃肉了，当时市面上的屠户和渔夫们失去了生意，不少人甚至因此改行。

在唐代，绘画艺术的载体主要是壁画和屏风，卷轴画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吴道子的作品大多集中在长安、洛阳的寺观壁画之中。据史料记载，他前后画寺院墙壁三百多间，而人物与神鬼的面貌无一相同。

可惜的是，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无缘欣赏到这些壁画杰作，只能从一些后人的摹本中依稀看到它们的风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流传到日本的《送子天王图》。这幅画描绘的是佛陀释迦牟尼降生的故事，无论是天王、神怪，还是大臣、宫女，神态各异，生动表现出不同身份的人面对佛陀降生这一重大事件所发生的不同的心理变化。整幅画作兰叶描，并略作渲染，用线挺拔，轻重顿挫似有节奏，衣带随风飘举，体现出吴道子一派的典型画风。

《送子天王图》（局部）

盛唐的书坛同样精彩。无论是张旭、怀素、贺知章的草书，还是李邕的行书、楷书，都冠绝一时。李阳冰的隶书，甚至被称为秦代李斯之后的第一人，而后世艳称的书法大师颜真卿，他的青春岁月同样是在开天时期度过的。

当然，能与李白诗歌、吴道子绘画一起代表盛唐气象的，当数张旭的草书。“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将一个豪放不羁、旁若无人的艺术家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张旭在当时影响极大，无论是怀素还是颜真卿，都曾向他学习书法。而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等均有褒贬，唯独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在艺术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相传，张旭因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遂得草书之神。这与吴道子观裴旻舞剑而得壮气，可谓不谋而合。

据说，在任职常熟县尉时，张旭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呼叫狂奔，乘兴挥毫，激动处，甚至用头发蘸着墨汁疾书于墙壁。酒醒之后，看着满墙龙飞凤舞、飘逸万态的书法，自己也不能相信，认为一定是有神力相助。今天，当我们看着张旭仅存的几件作品时，他奔走挥毫的身影似乎依然在眼前闪动。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开天盛世来之不易，它是从一连串的政治动乱中走出来的。只有政治稳定，才有经济的发展，也才有文化的繁荣。

随着李白、杜甫、王维、张萱、韩幹、吴道子、张旭、怀素、李阳冰、颜真卿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华与个性，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读出了“盛唐气象”的真义。直到今天，盛唐文化所代表的那种昂扬与超越的精神仍值得每个中国人为之自豪。

然而，即使是盛世，也有繁华落尽的时候，在唐玄宗的晚年，各种社会矛盾逐步积累，引发了安史之乱，开天盛世从此成为中晚唐人心目中的一个梦境，而唐玄宗早年的励精图治和晚年的骄奢淫逸，也都成为后世君主时常借鉴的一面镜子。

唐朝形势图（741年）

安史之乱

唐彩绘胡人骑马俑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这是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的高潮部分，这段凄美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缔造了开天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和他心爱的贵妃杨玉环。就在长安往西不远处那个并不起眼的马嵬驿里，大唐帝国最美丽的女人被赐死了，而深爱她的玄宗却只能掩面泣血，无能为力。

然而，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爱情悲剧，不过是唐朝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中的小插曲。自天宝十四载（755年）起，一场起自幽燕的叛乱席卷了整个中原和帝国的心脏地区，惊慌失措的唐玄宗匆忙逃离长安城，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成都去避难。

为什么在大唐帝国最为繁荣昌盛的承平时期，会发生这样一次突如其来的叛乱？为什么它竟然会持续八年之久？它最终是如何被平定的？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唐玄宗末年的政局说起。

奸相专权与动荡的政局。就在开天盛世一派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下，一场潜流汹涌的危机却正在孕育之中。这种危机是双重的，它来自朝廷与边疆两个方面。

历经艰险从美国追索回国的“唐贞顺皇后石椁”，其浮雕精妙绝伦，实属国宝。石椁的主人就是人们熟知的武惠妃，她是在杨贵妃之前，玄宗最为宠爱的女人。正是这位武惠妃和她的儿子寿王李瑁，卷入了开元后期皇太子的废立事件。

唐玄宗共有三十个儿子，其中七个早夭。因长子小时候被动物抓破脸，次子李瑛遂被立为皇太子，可是他的生母赵丽妃出身于歌妓，没有家族势力可以凭借。后来玄宗非常宠爱武惠妃，在宰相李林甫的支持下，武惠妃开始积极活动，试图让自己的儿子李瑁做太子，一时间李瑛的太子地位岌岌可危。

为了自保，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瑛与另外两个弟弟联合起来，准备谋害寿王，可惜事情败露，武惠妃乘机诬告他们要谋害玄宗。玄宗一气之下，没有认真考虑就下令把三个儿子全部杀掉。事后，他不免有些后悔，所以立寿王为皇太子的事情也被搁置下来。不久武惠妃去世，玄宗遂立第三个儿子李玙为太子。

然而，危机远未结束。在天宝之初，唐玄宗一度重用与太子颇有关系的名将皇甫惟明、王忠嗣来解决国家的军事问题，又重用太子妃之兄韦坚管理国家财政。然而，随着他们功业日盛，玄宗却感到这是一种来自太子方面的极大威胁，李林甫乘机兴起大狱，天宝六载（747年）韦坚和皇甫惟明被赐死，甚至太子也被迫与韦妃离婚。稍后，兼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也被李林甫诬告为谋反。虽然太子最终没被牵连，但他与玄宗的关系从此蒙上巨大的阴影，他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以致于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就已经花白。

在太子废立及一系列大狱的背后，都闪现着宰相李林甫的身影。

李林甫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奸臣之一了，他是李唐的宗室，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拜相，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年）去世，他独揽朝政达十八年之久，这不仅在玄宗时期的宰相中绝无仅有，即使是在整个唐朝的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李林甫这类权相的出现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宰相机构开始独立于三省制之外，从此之后，宰相就不仅具有决策权，而且掌握了行政权，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一人之手。

随着玄宗年事渐高，怠于政事，善于揣摩其心意的李林甫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李林甫文化程度不高，据说也就是能识字判事而已，但不可否认，他却具有非常出色的行政才能，不仅帮助唐玄宗完成了政治、军事制度的一系列调整，又采取了许多措施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

《帝鉴图说》中的唐玄宗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李林甫对威胁到他的人非常无情，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进行打击，甚至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成语“口蜜腹剑”就源于当时人对他的形容。可以想见，如果太子即位，曾策划拥立寿王的李林甫必然会失势，太子的亲信如皇甫惟明、王忠嗣、韦坚等人必然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李林甫不惜多次兴起冤狱，其最终目的是要动摇东宫。

天宝八载（749年）前后，一个真正足以动摇李林甫地位的人出现了，那就是唐代历史上另一位臭名昭著的奸臣——杨国忠。他是唐玄宗的新宠杨贵妃的远房堂兄，在杨家姐妹的推荐下，玄宗委任他担任各种财政使职，进而取得了掌管全国财政收支的大权。必须承认，除了依靠裙带关系外，杨国忠本人也的确具有很强的财政管理能力。两年后，他又兼领剑南节度使。在极短的时间内，杨国忠的权势几乎上升到与李林甫相同的地步，二人的矛盾激化起来。

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借口南诏入侵，奏请杨国忠亲赴成都坐镇，试图借此机会把杨国忠赶出朝廷。但事情还没结果，李林甫就于十一月病死在骊山。就在李林甫死后的第三天，杨国忠被正式任命为宰相，他不仅接管了李林甫手中的全部权力，同时继续兼领自己此前的各种财政使职，甚至连关内、剑南等地的军政大权也落入他的手中，权力的集中达到空前的程度。

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与不断恶化的朝廷政局相比，唐王朝的军事战略格局的变化则更加凶险。在府兵制下，国家的战略格局是居内驭外，关中、河南等地的军府数量大大超过其他地区，整个安全态势是内重外轻，因此，唐代前期发生在外州的叛乱一般很快就被平定。为了适应边疆形势的发展变化，唐王朝开始实行募兵制，在边疆地区相继设立节度使，渐渐囤积了大量的常备军，且战斗力非常强劲。相比之下，内地的防卫却非常薄弱，除了长安的一些禁军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常备军可言，国家出现了非常危险的外重内轻的战略格局。由于承平日久，内地的百姓已经多年不闻干戈之声了。

从唐睿宗开始，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到开元九年（721年），基本上完成了九大节度使的设置，它们分别为：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李林甫拜相之后，为杜绝有才学的汉族将领“出将入相”的道路，遂向玄宗建议由胡人也就是唐朝所谓的“蕃将”来担任节度使。这样，从开元末年起，许多蕃将开始成为各大“军区”的首脑。到了天宝末年，担任节度使的分别是：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他养父的儿子安思顺节度朔方，哥舒翰兼任河西、陇右二镇节度使，封常清则兼任安西、北庭二镇节度使，至于剑南，则是由宰相杨国忠兼领的。

在这九大“军区”中，兵力最强的当属安禄山和哥舒翰，他们二人分别是东北、西北两大军事集团的代表，相互之间颇有矛盾。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兼领三镇的安禄山实力无疑更胜一筹，因为他辖下的河北地区是唐代前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远非戈壁荒漠居多的河西与陇右可比。这种经济与军事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发动叛乱时有了更强的信心，更何况哥舒翰当时年老多病，长期待在长安休养。

天宝末年，发生在玄宗与他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之间的一段对话很有意味。晚年的唐玄宗怠于朝政，他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回答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

所谓“云南数丧师”，是指杨国忠支持下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于天宝十载（751年）发兵攻打南诏，大败而回，天宝十三载（754年），剑南留后李宓再次出兵南诏，又全军覆没。杨国忠却向玄宗报捷，满朝文武慑于他的淫威，没有人敢说出真实情况。“边将拥兵太盛”，是指安禄山一人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正在东北厉兵秣马。高力士的话可谓一言成谶，因为，安史之乱就在前面不远处。

语言天才与舞蹈专家安禄山。安禄山的雄厚实力不仅来自于唐玄宗的充分信任，也不仅是因为他部下的军队常年与契丹、奚等部族作战而训练有素，他的实力还与其军队的组成结构以及他自身的特殊身份密不可分。那么，这位掀起滔天巨浪的安禄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其实，如果我们抛开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沉重打击不谈，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

安禄山是一个语言天才。据史料记载，除了汉语之外，他还通晓其他九门语言，这样超强的语言能力使他早年曾担任了范阳节度使下面负责对外贸易的“互市牙郎”，也使他在收服来自各个少数民族的军将时，显得游刃有余。

安禄山还是一位舞林高手。虽说他身材高大，膀阔腰圆，可就是这样一个大腹便便、上马还需要几个人帮忙搀扶的人，跳起“胡旋舞”来，却旋转如飞，迅捷如陀螺，据说他还曾在玄宗的宫廷中，与杨贵妃一起翩翩起舞。数十年后，大诗人白居易曾写了一首《胡旋女》诗来描绘这一场景：“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诗中的“太真”指的就是杨贵妃。

要探究安禄山的真相，我们还得从他自身的种族来源说起。

据中唐人姚汝能所编纂的《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本是一个“营州杂种胡”，小名叫“轧荦山”，他的母亲阿史德氏是一位突厥女巫，后改嫁于突厥汗国中一个名叫安延偃的粟特将军。安禄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粟特人的集团中，如果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安禄山应该是个粟特人。

敦煌壁画《舞蹈图》

粟特人，在中国的古籍中叫作“昭武九姓”或“九姓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康、安、曹、史、石、米等九个绿洲王国。粟特人大多以经商为主，是丝绸之路上国际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有人将他们称作“东方腓尼基人”。要在各个民族之间做生意，通晓多种语言正是粟特人的基本技能，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安禄山通晓九门语言就不会感到过于惊奇了。

经商，或许是每一个粟特人与生俱来的本领和天性。为了追求财富，他们背井离乡，经过万里流沙与茫茫戈壁，从遥远的撒马尔干一路往东，走向繁荣富庶的中国。随着商队所到之处，许多粟特人就在当地留居下来。从南北朝到隋唐，丝路沿线的于阗、楼兰、龟兹、高昌（吐鲁番）、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及长安、洛阳等城镇，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安禄山成长的营州（今辽宁朝阳）也不例外。在开元、天宝前后，营州存在着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粟特聚落，盛唐诗人高适《营州歌》云：“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吟咏的就是这种情形。另据史料记载，与安禄山一起发动叛乱的史思明同样是来自营州的“杂种胡”，他比安禄山只大一天，两人从小就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的经历也基本相似，只不过史思明“解六蕃语，同为牙郎”，通晓的语言仅比安禄山略少一些而已。

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线描图》反映的粟特人日常生活。

起兵范阳。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在范阳（今北京）崛起，与他在同契丹、奚两个民族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分不开，而范阳之所以精兵甲于天下，正是唐王朝遏制两蕃的需要。事实上，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并不仅仅是他的昏庸和任人不明，而是他需要安禄山这样通达边事的蕃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安禄山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群与他种族、出身类似的武将，形成了一个关系胶固的军事集团，而粟特人在其中更占有很大的比例。除了史思明外，在安史之乱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何千年、安太清、安守忠、康节、安武臣等一大批粟特族武将。

据《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在担任范阳节度使时，时常派粟特胡人去全国各地经商，每年都把大量的金银珠宝运回范阳。每当这些胡商回来献宝时，安禄山总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他身着粟特民族传统服饰，端坐在高床之上，将珍宝罗列于前，同时香烟缭绕，巫师们击鼓歌舞，而诸胡人则罗拜于下，向上天祈福。

据学者研究，安禄山充分利用了粟特民族传统的宗教信仰——祆教的祭祀仪式，来团结胡族百姓。祆教又称“拜火教”，是中国古代对波斯古代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的习惯称呼，它主要崇奉光明之神。通过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中介，祆教早在西晋末年就传入中国，但主要还是在粟特聚落内部流传。事实上，安禄山的本名“轧荦山”正是粟特文“光明”一词的音译；在他死后，史思明给他所上的谥号“光烈皇帝”，同样是取了“光明”之意。显然，安禄山把自己打扮成了“光明之神”的化身，这成为凝聚胡人的一个重要手段。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九日，久蓄异志的安禄山终于在范阳起兵，誓师南下。几天之后，太原等地的报告陆续送到了长安，唐玄宗与满朝文武都震惊不已，只有宰相杨国忠却喜不自胜，因为他之前的预言终于应验了。

与老到的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的政治才能与手腕都相去甚远，安禄山从来不把他放在眼里，而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更使杨国忠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于是，他开始搜集安禄山谋反的情报，并不断向玄宗预言安禄山要造反，二人的矛盾迅速激化。据说，安禄山本来想等玄宗驾崩之后再起兵造反，但杨国忠的步步紧逼迫使他提前动手了，打的旗号就是诛杨国忠以清君侧。

十一月十五日，玄宗派刚刚入朝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募兵六万，去防守东都。同时，他又采取了一系列部署：以郭子仪取代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派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避免这两镇落入安禄山亲党之手。同时，他任命儿子荣王李琬为元帅，曾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名将高仙芝为副元帅，带着在长安临时拼凑起来的一支五万人的军队开赴陕郡（今河南陕县）。

然而，叛军前进的速度非常惊人，十二月初，已进抵黄河北岸，灵昌（滑州，今河南滑县）、陈留（今河南开封）等地相继沦陷，叛军直逼东都。一经交手，封常清就发现他临时招募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是范阳虎狼之师的对手，只能连连败退。到十二月十三日，洛阳就落入了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率残部与高仙芝会合之后，退往潼关，并组织起坚固的防线，暂时稳住了阵脚。高仙芝和封常清都是一代名将，他们退保潼关的决策，在当时无疑是合理而明智的。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唐玄宗却听信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的一面之词，认为他们不战而退，竟然下令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处死。

封常清《谢死表》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书中，保留着封常清在临死之前呈给玄宗的《谢死表》，其中先分析战况，希望朝廷能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有清晰的认识，最后说：“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千载之下，读到这样字字泣血、披肝沥胆的文字，仍然令人震撼。

临阵处死大将，实在是兵家大忌。那么，由谁来接替他们呢？玄宗想到了因病在家休养的河西、陇右二镇节度使哥舒翰，命他前往潼关镇守。哥舒翰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局面呢？

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但他面临的局势却非常不利。就在他称帝前不久，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兄弟就分别杀掉了安禄山派来的守将，举兵声讨安禄山，一时间，河北二十三郡就有十七郡响应，极大地牵制了叛军在河南的军事行动。河北地区是安禄山的根据地，为解决后顾之忧，安禄山迅速派史思明率军夺回了常山，颜杲卿被杀，河北诸县又落入叛军之手。

不过，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却在五月的嘉山（今河北正定东）之战大破史思明，斩首四万级，军威大振，再次切断了洛阳与范阳的交通，叛军人心惶惶。只要潼关坚守，郭、李二人即可引兵直取叛军老巢范阳，平叛的局势就会豁然开朗。对于这一点，郭子仪、李光弼十分清楚，久经战阵的老将哥舒翰自然也十分清楚，而安禄山则是忧心如焚。

然而，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唐玄宗却因杨国忠的煽动，一再催促哥舒翰出关与敌作战。有了高仙芝与封常清被诛的前车之鉴，哥舒翰显然不敢抗旨不遵，迫不得已，他在大哭一场之后引军出关，结果在六月八日陷入叛军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也成为俘虏，一时间，平叛形势急转直下。

明皇幸蜀。潼关失守，使长安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它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六月十三日凌晨，在一片蒙蒙细雨中，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子皇孙以及杨国忠、韦见素等宰相，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的禁军的护卫下，匆忙逃出长安，向四川进发。

《明皇幸蜀图》

十四日，当他们到达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的时候，疲惫饥饿的禁军发生了骚乱，杀死了杨国忠和他的姐妹们，进而包围了驿站，要求玄宗处死杨贵妃。形势所迫，玄宗只好同意，风华绝代的美人就这样成为替罪羊，香消玉殒了。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终结。第二天，当玄宗准备从马嵬驿出发时，被许多百姓拦住，他们请求玄宗留下，以保存平定叛乱的希望。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早已心惊肉跳，他留下太子李亨慰喻百姓，自己先行往成都进发。在百姓的请求和心腹宦官李辅国的鼓动下，太子终于下决心留下来，担负起平叛的重任。对于唐玄宗来说，这实际上是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而对于唐王朝来说，这又成为平叛与复兴的起点。

元人绘《杨贵妃上马图》（局部）

崎岖的蜀道上，南下的唐玄宗一行人马正在艰难前行，向成都进发。此时，太子李亨对于自己何去何从却根本没有打算。这时，有人建议他去朔方（今宁夏灵武），因为他过去曾经遥领过朔方节度大使，而且朔方军兵力也很强。太子同意了，于是率部到达灵武，并在七月十二日即位，是为唐肃宗。他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并改元为至德元载（756年）。一个月之后，肃宗派去的使者到达成都，玄宗虽然表面上很高兴，但内心却很矛盾，四天之后，他才下诏改称太上皇，要求天下大事虽由肃宗决定，但要同时上奏给他。无论如何，表面上的权力交接算是完成了。

杨贵妃墓

收复两京。肃宗刚到灵武的时候，朔方精兵都在郭子仪、李光弼的率领下，奔赴河北平叛了，故灵武的兵力很弱，这让肃宗心里很不踏实。于是，他命令河西节度使李嗣业率兵五千勤王，又从安西发精兵七千人。到了七月底，郭子仪又率五万大军从河北归来，到这个时候，灵武的军威开始雄壮起来，人们终于看到了复兴的希望。当然，这些兵力还不足以平灭叛军，于是，肃宗又派朔方大将仆固怀恩等人去回纥借兵。

在灵武，极具战略眼光的谋臣李泌向肃宗提出了先攻取叛军老巢范阳，再收复两京的计划，规劝肃宗不要希望速胜。肃宗本来同意了这一策略，但形势的变化使他最后改了主意。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二月，肃宗来到凤翔，各地的勤王之师也聚集至此，九月，回纥可汗派其子叶护率精骑四千多人也抵达凤翔。于是，肃宗决心先收复长安，以便尽早把玄宗从成都请回来，免得有两个权力中心。四月，他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担负起收复两京的作战任务。

九月十三日，郭子仪等率军十五万，从凤翔出发。二十七日，在长安城南不远处的香积寺北大败叛军，次日收复了长安。郭子仪等继续率兵追击叛军，到十月十六日，安庆绪逃离洛阳，退往相州（今河南安阳），两天之后，广平王李俶进入东都。至此，两京全部收复。

十二月初，逃往四川达两年之久的唐玄宗回到了长安，文武百官、京城士庶欢呼舞蹈，夹道欢迎，许多父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说：“不图今日再见二圣！”在欢庆胜利的时候，人们似乎已经原谅了这位酿成大错的皇帝。

唐军虽然收复了两京，但叛军的有生力量并未被消灭。安庆绪退保相州之后，忌惮留守范阳的史思明实力强大，于是派人去征调他的军队。史思明不愿受安庆绪的摆布，于是以所部十三郡、兵八万投降朝廷。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归顺，朝廷自然更不放心，没过多久，史思明又再次发动了叛乱。

乾元元年（758年）七月，唐肃宗以幼女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感谢其在收复两京中的关键作用，并再次要求回纥出兵帮助唐军讨伐安庆绪。九月，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军征讨安庆绪，他不愿将军权交给一个人掌握，于是特意不设置元帅，而由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这使得唐军缺乏统一指挥，为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十月，郭子仪等攻拔卫州（今河南汲县），进围相州。安庆绪无奈，向史思明求救。

第二年三月，史思明率军十三万与唐军在相州决战，结果六十万唐军竟一战而溃。不久，郭子仪被朝廷解除了兵权，召回长安。而叛军方面，史思明很快诱杀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并把范阳改称为燕京。到了九月，他率军南下，重新占领了东都洛阳。只是在李光弼的努力下，局势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到了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安禄山的命运又在史思明的身上重演，他也被自己的长子史朝义所杀。由于史思明所部的节度使都是当年安禄山的旧将，地位本来就与史思明不相上下，他们当然不愿为史朝义卖命，叛军的力量在内部矛盾中有所削弱。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唐玄宗、肃宗父子先后去世，他们最终还是未能等到天下复归太平的那一天。太子李豫，也就是以前的广平王李俶即位，是为唐代宗。他再次向回纥借兵，于这年十月收复了洛阳。在仆固怀恩的率领下，官军乘胜渡过黄河追击史朝义，迫使叛军的重要将领薛嵩、张忠志、田承嗣等相继投降了朝廷。最后，连叛军老巢范阳的节度使李怀仙也向朝廷请降，史朝义无奈，试图向北逃入契丹，但被李怀仙部下追及，被迫自杀。

唐玄宗泰陵

至此，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

安史之乱的消极影响。与玄宗、肃宗两位皇帝相比，诗圣杜甫或许是幸运的，诗人终于盼来了胜利的时刻。“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杜甫在那一刻的喜悦之情。

然而，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了，唐王朝也在表面上恢复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但这场战乱造成的后果却极为深远，中晚唐出现的各种政治、军事、社会、经济问题都与它密切相关。

最为直接的后果当然是藩镇割据的形成。和平的局面虽然出现了，但安史的残余势力并未被彻底消灭。为了尽快平乱，在仆固怀恩的建议下，唐王朝先后任命了几位安史旧部如张忠志、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担任节度使，他们仍然统率着原来的军队，并自行任命管内的官吏，只是以表面上的投降换取了朝廷的承认，而朝廷则以节度使的头衔换取了暂时的安宁。这几个藩镇在中唐以后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时常连兵对抗朝廷，他们的存在，对中晚唐的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安史之乱导致了河西、陇右的大片土地落入吐蕃之手。为了平定叛乱，朝廷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到中原，致使河西、陇右成为军事真空，吐蕃很快乘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河西、陇右之地也已全部被吐蕃占领了。在这种情势下，长安的西边已无险可守，吐蕃的军队突然成为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就在平定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吐蕃军队就势如破竹，攻入了长安城，甚至还册立了一位新的皇帝，而唐朝的军队根本没能组织任何有效的抵抗。虽说吐蕃这次占领长安的时间很短，但他们对唐王朝的巨大威胁却一直延续了下去。

经过这场战乱，唐人的心态似乎也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像先前那么自信了。由于安禄山、史思明的粟特胡人身份，使得在安史之乱后，夷夏之辨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在唐代初年，唐太宗曾说自己对汉人与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而盛唐的人们更有着极为开放的胸怀，他们曾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人们对这样的观念产生了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为许多唐人的共同心态。

这场战乱，使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中原地区更是白骨遍野，国家控制的人口从天宝年间的九百多万户锐减到乱后的不足三百万户。当然，除了在战乱中死去的人口外，还有大量人口南迁到江南一带也是原因之一，这无疑给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晚唐河北财赋不纳于朝廷的情况下，江南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使唐王朝得以延续下去。

往日的繁华已成追忆，盛唐的诗篇也已无法唱响，经过这场令人错愕的战乱，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

中晚唐的困局

唐越窑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

经过七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了。然而，这场战争带给大唐王朝的创伤却久久不能平复。它带给大唐帝国的，是疆土的丧失，是人口的锐减，是地方割据倾向的增强，也是朝野上下心态的变化。

虽然从此时起，唐王朝又走过了一百四十五年，但盛唐那种繁荣、稳定的局面却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唐王朝一次次努力重建秩序，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最终却无法挽回地走向了更为惨淡的衰落。那么，唐王朝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

藩镇割据。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部，四位反叛朝廷的河北节度使在这里上演了一场建号立国的闹剧。幽州节度使朱滔称冀王，魏博节度使田悦自称魏王，成德的王武俊称赵王，平卢的李纳自称齐王。他们追溯了周代的分封制度，刻意把自己的领地打扮成周代的诸侯王国，虽然仍沿用唐朝年号，但却只对天子做象征性的臣服，在各自管内仿照朝廷典章设置百官。

这四个藩镇称王，主要是在各自藩镇内部为自己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事实上，到8世纪后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春秋那样的封建割据时期的思想颇为普遍。从这一点来看，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结构已经与前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朝廷面临的最大困局，那就是藩镇割据。当时为了尽快平乱，唐王朝先后任命了几位安史旧部担任节度使，他们仍然统率着原来的军队，并自行任命管内的官吏，只是以表面上的投降换取了朝廷的承认，而朝廷则以节度使的头衔换取了暂时的安宁。在这些藩镇中，李宝臣的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李怀仙的幽州镇、田承嗣的魏博镇并称为“河朔三镇”，是最跋扈的藩镇，名义上尊奉唐王朝，实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父死子继，长期割据一方，直到唐亡。在中唐以后，河朔三镇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时常连兵对抗朝廷，他们的存在，对中晚唐的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立藩镇。河北之外，中原藩镇有些割据性较强，如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等。南方藩镇则军队很少，往往不设节度使，而只设观察使，以文臣充任，他们基本忠于朝廷，江淮、剑南诸道则成为朝廷财政的支柱。

力求振作的唐德宗与“泾原兵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对于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盛年即位的德宗皇帝雄心勃勃，试图做出一番事业。在即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德宗解决了不少积弊很深的历史遗留问题，如禁止各地进献奇珍异宝，放出许多宫女，设置由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给事中组成的三司使，来受理州府不能裁决或裁决不当的旧案，禁止广度僧尼，清理滞留京城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等，这些措施节省了朝廷用度，也有助于教化风俗，朝廷上下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气象。当然，最重要的措施是在财政上推行了影响深远的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

唐德宗像

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两税法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钱来征收赋税，用货币来运转这个国家的经济。在这二十年间，国家靠两税法，通过征收茶税、酒税等积累了很多的财富。

朝廷派特使分赴各州，确定朝廷与地方两税的分配，即将各州征收的两税分为上供（上缴国库）、送使（送交节度使）、留州（各州财政自留）三部分，确保了中央财政的收入，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在这个基础上，德宗开始了削藩的努力。

行动的契机是一个偶然事件，建中二年（781年）正月初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自称留后，但朝廷这次拒绝承认这种藩镇内部的权力交接，而早就订立了军事同盟的藩镇则支持李惟岳，战争不可避免了。

这次对藩镇的战争起初进展顺利，但随着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公开叛乱，河北诸藩则与之结盟，形势急转直下，李希烈的兵锋甚至一度逼近东都。由于形势危急，德宗急调泾原军队前往增援，却不料激起了更大的一场灾祸。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派他们继续向前线进发，犒劳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他们杀进长安城，德宗仓皇逃出宫，十月初四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才稍稍站稳脚跟。这场事变就是史上有名的“泾原兵变”。叛乱的军兵推举闲居长安、满腹怨气的原幽州节度使朱泚称帝，他也是朱滔之兄。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河南李希烈反叛，加上在长安城里称帝的朱泚，唐朝藩镇之祸达到极点。

经过神策军将领李晟等人的奋战，终于在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收复了长安，迎接德宗还宫。德宗宣布赦免了河北诸藩镇，集中力量，于贞元二年（786年）四月平定了淮西，李希烈被杀。至此，德宗发起的对藩镇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这场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破坏，不过，它却奠定了中晚唐的基本政治格局，重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使二者恢复了力量平衡。战后，河朔三镇的实力大为削弱，从此在表面上都始终效忠于朝廷。从朝廷方面来看，从此对藩镇多加姑息，任其内部世袭，这是一种大乱之后稳定局势的权宜之计和无奈之举。

唐宪宗像

元和中兴。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因风疾失音久治不愈的顺宗将皇位让给了二十七岁的太子李纯，这就是即将带领唐王朝走向中兴的宪宗。他性情刚明果断，用人不疑，决心以法度制裁藩镇，恰好，剑南西川发生的事，给他了一个牛刀小试的机会。

成都（古称益州）在唐朝与扬州一样，是全国仅次于两京的大都会，史称“扬一益二”。在宪宗即位的时候，向来恭顺朝廷的剑南西川却出现了某种割据的迹象。

当时的西川节度使是中唐名臣韦皋，他在西川经营了二十多年，拥有雄厚实力。由于屡次击退吐蕃的进攻，他还被晋封为南康郡王。韦皋经常向朝廷进奉巨额财富，以表忠心。不过，在他的治下，资深的幕僚往往出为管内州刺史，任满之后则重回幕府，而被禁止入朝迁官，这已经使西川处于某种半割据的状态。

永贞元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暴卒，其心腹刘辟随即自称“留后”，试图效法河朔三镇，迫使朝廷任命自己为节度使。起初，宪宗因为初即位，以息事宁人为务，同意了他的要求。可是，没把这位年轻皇帝放在眼里的刘辟却得寸进尺，要求朝廷将剑南东川、山南东道这两镇也交给他。这次，宪宗拒绝了。于是，刘辟悍然举兵，直接向东川发动了进攻。

面对这样咄咄逼人的叛乱，宰相杜黄裳建议宪宗改变德宗姑息藩镇的做法，对刘辟进行坚决镇压。第二年年初，神策军使高崇文受命率禁军出征，经过半年多的讨伐，攻破了成都，俘获了刘辟，十月二十九日，刘辟被斩于长安。平定西川，是二十五年来朝廷对藩镇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心，也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然而，对于长期割据的河朔三镇与淮西、淄青等藩镇，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在经历了几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到元和七年（812年），一个真正的良机出现了。

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继任者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宪宗的面前。田季安之子年仅十一岁，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被将士们拥立为节度留后，宪宗立即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表明朝廷推心抚纳之意。又派大臣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一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并免除六州百姓赋税一年。这些措施，使田兴感恩流涕，将士、百姓也欢欣鼓舞。

魏博归朝，不仅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史称“刳两河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在河朔三镇中，魏博向来是最为倔强难制的，对中央的威胁也最大。田兴的归顺，使胶固一片的河朔三镇发生了分化，也使得朝廷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

《平淮西碑》拓片（局部）

河北局势的好转，使宪宗得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长期对抗朝廷的淮西镇。元和九年（814年）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朝廷开始调集诸镇兵马讨伐，河北的成德、山东的淄青两镇则暗中与吴元济相勾结，甚至派刺客到长安刺杀了力主用兵的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一时间，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甚至有人要求免去裴度官职以安抚藩镇之心。在这样的形势下，宪宗毫不动摇，待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任命他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

经过近四年艰苦的战争，到了元和十二年（817年）冬，大将李愬率军雪夜入蔡州，生擒了吴元济。这位立下大功的将领，正是三十年前平定朱泚叛乱、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晟之子。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淮西的平定，使天下为之震动，诸镇强藩纷纷要求归附朝廷。次年初，横海节度使程权上表，请求举族入朝，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请求纳质献地自赎，幽州节度使刘总也下决心归附了朝廷。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起先上表请求纳质献地，后又反悔，于是，宪宗以平定淮西的原班人马围攻淄青，到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终于平定了淄青。

至此，宪宗的削藩事业取得了重大胜利。史称：“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

然而好景不长，来之不易的中兴大业没过多久就功败垂成。元和十五年（820年），宦官陈弘志等杀死了宪宗，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

自元和时期开始对藩镇用兵以来，巨额的军费开支使国家经济不堪重负，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情形是“三户资一兵”，百姓负担愈加沉重，天下厌兵情绪加剧。因此，当穆宗即位之后，就开始推行“销兵”之策，即诸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补，十年之间便销其十之三四。然而，销兵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许多军士落籍，成为一支变乱的潜在力量，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都加入了河朔叛乱的队伍。《旧唐书》甚至以为，“再失河朔，盖销兵之失也”。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幽州军乱，将士们驱逐了穆宗任命的节度使张弘靖，揭开了河朔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成德军又乱，节度使田弘正（也就是宪宗时率先归附朝廷的魏博节度使田兴）与其家属将佐三百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杀。

至此，河朔三镇再次脱离了朝廷的控制，朝廷与他们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僵持局面。至于其他藩镇，则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唐王朝的控制之下，这也是宪宗努力削藩的成果。

藩镇割据破坏了唐王朝的政令统一，但同时藩镇间相互制约，又维系着唐王朝的统治。唐末出现的超强藩镇才开始打破均势，以兵力压制群藩，最后导致了唐朝灭亡。

牛李党争。如果说河朔三镇的存在使中央备感压力的话，则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的结党倾向，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宪宗以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所谓“牛李党争”，以至于文宗皇帝叹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李德裕塑像

牛党的领袖是牛僧孺、李宗闵，李党的领袖则是李德裕、郑覃等。牛、李结怨的源头是宪宗时期的一次科举考试，当时还是举子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言辞激烈地批评朝政，得罪了李德裕之父、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双方结怨极深。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吴宗国

两党大致各由志趣相投、政见相似的官员相结而成，虽然在对科举置废、藩镇政策方面有不同意见和措施，但总体看，党争的主要表现还是以人划线，此进彼退，互相倾轧。

穆宗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本当入相，却八年不得调动，而牛党引牛僧孺为相，造成李、牛积怨加深。文宗时，牛李两党斗争日趋激烈，在朝议事，争吵不休，进退官员，唯党为是。武宗即位，以李德裕为相，将牛僧孺、李宗闵等远贬于南方。武宗死后，宣宗即位，牛党再度得势，贬李德裕于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这以后，牛李两党首领先后病死，“牛李党争”遂告结束。

唐后期的宦官专权。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后期政治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可能是中晚唐政治生活中另一个难以破解的困局。与藩镇割据相比，宦官专权更是腹心之患。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在唐初，朝廷对宦官的使用有一定的限制，唐太宗特别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级别最高的内侍也不过是四品官。直到武则天称制之前，宦官的职能不过是阁门守御、内廷洒扫而已。中宗以后，宦官的人数增加到三千余人，但高品者仍然很少。宦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从玄宗时开始的。

玄宗在位时间很长，对宦官的使用范围更广，限制则更少。稍微合乎他心意的宦官，就被授予三品的左右监门卫将军。据史料记载，当时宦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可见其规模之大、品阶之高。

唐玄宗时权势最为显赫的宦官有两位。首先当然就是高力士，他出身于岭南，自幼入宫，后成为玄宗的心腹，在玄宗发动的几次宫廷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元、天宝时期，高力士权倾天下，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都因之以取将相。不过，他对唐玄宗始终忠心耿耿，故时人对其并不太反感。另一位是杨思勖，本姓苏，也来自岭南。他有勇力，为人残忍好杀，开元时，多次率军征讨安南（今越南）、岭南等地的叛乱，屡立战功。

杨思勖墓壁画

宦官对于朝政的真正干预，是从安史之乱后逐渐掌握禁军兵权开始的。如李辅国在肃宗时从幸灵武，程元振保护代宗即位，均立下大功，但仍未直接掌握禁军的兵权。到了朱泚叛乱时，德宗仓皇逃到山南，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一路随从护卫，于是，当乱平之后，德宗不再信任朝官，而特设神策军护军中尉两员，由窦、霍二人充任，统率神策军。从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成为固定制度，直至唐亡。

唐墓壁画中的宦官形象

神策军地位在其他禁军之上，装备精良，有十五万人之多。控制了神策军等于控制了中央的军事力量。朝廷又以宦官为监军使，驻扎各个藩镇，直接与中央联系，既是中央耳目，又是控制地方的手段。

宪宗时期，宦官的权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首先，设立了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他们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其次，宪宗时，宦官还掌握了除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中。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统治者。

宦官不仅掌握了禁军，也一度掌握了地方节度使的任命。许多禁军将领为了求得节度使之职，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还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

宦官权力的扩大，直接破坏了君臣同心同德共谋中兴大业的政治氛围，而宪宗本人最终也死在宦官之手。当然，宪宗不是唯一一位被宦官杀死的唐朝皇帝，他的孙子敬宗同样是被宦官所杀，年仅十八岁。事实上，自顺宗直至唐亡，除敬宗外，八个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

跋扈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横行朝野，必然与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在接替敬宗即位的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与父亲穆宗、长兄敬宗皇帝不同，新即位的文宗立即显示出与骄奢淫逸的父兄不同的品质来。他喜欢读书作诗，尤其喜读《贞观政要》，在与大臣们讨论政事时，也经常注意总结天宝之后的政治得失，颇有太宗遗风。对于轻易废立皇帝的宦官集团，年轻的文宗极其愤怒，希望能设法剪除。然而，这种举动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文宗虽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却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可言。登基时，他年仅十七岁，且一直深处王府之中。与祖先相比，他既没有太宗皇帝那样在沙场上出生入死的创业经历，也没用玄宗那样广交豪杰、培植亲信的政治实践，要想剪除手握重兵的宦官，实在是痴人说梦。后人评论文宗“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是颇为恰当的。

甘露之变。为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起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郑注，共同策划了一个剪除宦官的计划。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先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带领宦官去察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

然而，当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将乘舆拥入宣政门内，李训等人试图将文宗抢回，却失败了。随着大门的关闭，双方的胜负已经判定。仇士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捕杀了李训、郑注及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从此以后，宦官更加专横，凌逼皇帝，蔑视朝官，文宗认为自己受制于家奴，连东汉末年的汉献帝也不如，最终郁郁而终。直到唐末，再无皇帝主动对宦官采取大规模剪除行动，南北司也更势同水火。从此，“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直到唐朝灭亡。

回光返照式的大中政治。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八日，宪宗第十三子李忱在宦官的拥立下登上皇位，是为唐宣宗，次年改年号“大中”。由于母亲地位低下，宣宗从小受到大家的歧视，甚至被认为智力低下，文宗、武宗都经常拿他开玩笑。这种成长环境使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也使他清醒认识到朝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登上皇位之后，他励精图治，使大中政治呈现出中晚唐少见的安定局面，他本人也被称为“小太宗”。

然而，这种太平景象却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各种危机却在不断积累。到懿宗于大中十三年（859年）即位之后，这些矛盾终于激化开来，大唐帝国二百余年的大厦开始摇摇欲坠。

懿宗是宣宗的长子，但一直备受冷落，当他在宦官的支持下即位之后，多年的怨气便开始发泄出来。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常常排斥群臣的建议，一意孤行。日常生活中，他荒淫无度，诸事务求奢华。女儿同昌公主出嫁，一次就赐钱五百万贯；自法门寺迎佛骨入宫，耗费了国家巨大财力。

在这前后，唐王朝政治上官僚队伍膨胀，官员贪贿成风；经济上土地兼并加剧，民众赋税增加。特别是徭役征发增多、兵役负担沉重，加上灾荒频仍，税吏横暴，导致大批民众生活无着、破产逃亡。当时翰林学士刘允章给懿宗上《直谏书》，沉痛分析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危机，以及百姓的困苦生活，他说：“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走投无路的百姓只有造反一条路了。

大中十三年十二月，宣宗尸骨未寒，懿宗即位伊始，浙东就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只坚持了不过半年多即被唐军镇压，但却从此揭开了唐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咸通九年（868年），自徐州派往桂州的戍兵因不满朝廷再三延长戍守期限，推庞勋为首，爆发兵变。庞勋率戍兵回师，攻占徐州，与唐军对峙一年以上，战败被杀。这次兵变沉重打击了唐王朝，为此后的农民大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懿宗病故，年仅十二岁的僖宗即位，从小照顾他的宦官田令孜开始平步青云，最终升为神策中尉，大权独揽。就在僖宗登上皇位的第二年，真正的危机终于到来了。

黄巢起义与唐朝覆亡。乾符元年（874年）年末，贩卖私盐的王仙芝聚众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起义，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冤句（今山东菏泽）人黄巢随即响应，队伍迅速扩大到几万人，连续攻占今河南、山东多个州县，黄河流域为之震动。

乾符四年（877年），王仙芝兵败被杀，黄巢成为义军首领，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乾符五年（878年），黄巢率义军避开唐军主力，从浙江开山路七百里，挺进福建。乾符六年（879年），循福建向西，一举夺取南方重镇广州。十月，义军出师北上。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打过长江，占领洛阳，逼近潼关，十二月，唐僖宗逃往四川，黄巢大军进入长安，建国号“大齐”，年号“金统”。义军宣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大杀唐宗室与官吏，剥夺富家财产。

黄巢在进兵北上途中，为了减少行军阻力，就发布文告，说：义军的目的是两京，希望沿路诸藩镇自守疆域，不要与义军为敌。这样，分化了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把打击的锋芒指向了唐王朝最高统治者。

敦煌P.2700《秦妇吟》残卷

晚唐诗人韦庄所写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中的诗句，生动描写了黄巢大军攻入长安之后镇压唐代官僚的场景。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经过农民军的打击，唐朝的公卿大臣、名门显贵死亡、逃散殆尽，他们的土地、资财也被没收。然而，在进入长安之后，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军首领却满足于眼前的胜利，没有乘胜追击，给唐王朝留下了喘息之机。

很快，唐朝又调集沙陀首领李克用率四万精骑赴关中参战，诸道援军对长安形成了包围态势，长安城中的粮食供应与兵员补充都成为严重问题，形势开始对义军不利。到中和二年（882年）九月，黄巢部下大将朱温（后改名朱全忠）投降唐朝，农民军元气大伤。一系列战斗之后，义军被迫撤出长安，又转战河南、山东一年多，中和四年（884年）六月，黄巢在泰山东南狼虎谷被杀，起义失败。

黄巢起义持续十年，其成功在于利用藩镇矛盾，流动作战，失败在于没有建立牢固的根据地，攻占长安后又不能及时追歼逃亡的唐僖宗残部。这次大起义削弱了各级官吏和贵族豪强势力，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统治。黄巢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重要标志，突出特点是首次通过义军领袖称号曲折提出“平均”要求，反映起义目标由主要针对国家转向针对社会。

黄巢败后，各地藩镇割据加剧，相互之间攻伐不断，而宦官和朝官则各结藩镇为援，借助外力来打击政治对手。至此，唐王朝已经彻底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几乎成为藩镇任意摆布的傀儡，只能在诸强藩的夹缝中求得生存。

昭宗时，强藩有宣武（治今河南开封）朱全忠、河东李克用、凤翔（治今陕西宝鸡北）李茂贞等。南衙朝官主要依靠朱全忠，北司宦官先后倚仗李克用、李茂贞。到昭宗末年，朱全忠已成最强藩镇。天复三年（903年），朱全忠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并命各地藩镇诛杀当处监军宦官，整个宦官集团被一网打尽，中晚唐以来形成的宦官专权局面被彻底破除。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挟持昭宗及百官迁往洛阳，八月，杀昭宗，立其子哀帝李柷。次年杀宰相裴枢等大臣三十余人于白马驿，并投尸于黄河，南衙遂与北司同归于尽。

哀帝李柷即位玉册

朱全忠在其后与李克用的争霸战争中，赢得河朔三镇支持，基本上稳定了北方的形势，最终于天祐四年（907年）迫哀帝让位，自立为“梁”，唐朝灭亡，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唐后期藩镇、朋党、宦官三大祸患中，终究还是藩镇割据为害最烈，直接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世界都会长安

《井真成墓志铭》志盖拓片

2004年4月，初春的西安传来一个令学界震惊的消息：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了一方珍贵的唐代墓志，墓志的主人是日本的留学生井真成。

10月10日，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公众介绍了这件珍贵的文物，日本著名画家、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也出席了这次发布会，高度评价了这件文物的历史价值。

这方墓志的志盖铭文为篆书，共十二个字：“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志文为楷书，共计十二行，一百七十一个字。志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第一句：“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据墓志记载，此人才华出众，因此被日本国派往大唐学习礼乐制度，并在长安担任官职，可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因病去世，年仅三十六岁。为表示悼念，唐玄宗特意追赠他为从五品上阶的“尚衣奉御”。

隋文帝营建大兴城。其实，井真成的经历不过是当时许许多多在华外国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在唐都长安，不仅生活着井真成那样来自东瀛的使者，还活跃着来自中亚、印度乃至东罗马帝国的使者、僧侣与客商。那时，长安不仅是隋唐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枢，也是中国文化乃至东西方文化交融汇聚的中心。在当时的世界上，无论是从规模、人口、贸易还是从文化多样性上衡量，长安都可谓首屈一指，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都会”。

今天，隋唐长安城的地面建筑大多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我们只能通过历史文献、诗人的吟咏、考古的碎片，来想象和重构这座世界都会昔日的神采与荣光。

唐代长安的前身是隋代的大兴城，为方便起见，人们通常直接称之为“隋唐长安”。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宰相高熲亲自负责，而具体工程则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恺主持。工程进展非常顺利，仅仅历时九个月，一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都就拔地而起。因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郡公”，这座新都就以“大兴”为名。第二年正月，为了即将到来的迁都，文帝还特意大赦天下。三月，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隋文帝正式迁入大兴城。

在杨坚营建大兴城的背后，还流传着一个神秘的故事。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朝迁都除了杨坚嫌当时的长安城规模太小外，还因为皇宫中发生了一系列妖异的事件。杨坚担心刚刚即位就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工程，会招致百姓不满，于是在一天晚上专门把高熲和大臣苏威找去商议。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主管天文观测的官员虞季才就上奏说：“臣上观天象，又核对了许多材料，发现国家必定有迁都之举！而且从汉代营建这座长安城以来，已经过了八百年了，连地下水都已经盐碱化了，根本无法饮用，所以陛下还是早作打算吧。”隋文帝大吃一惊，觉得天意如此，于是才下定了营建新都的决心。

这只是虞季才为了迎合隋文帝的心意，假借天意来消除他的顾虑而已。对于隋文帝而言，也有他的心理作用在作怪，因为在刚刚完成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北周的宗室诸王基本上都被他残酷杀掉了，如果继续住在北周的皇宫中，他的心里难免会有些异样。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借营建新都之机，将朝中的政治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和布局。

当然，迁都新址也有客观的需要。从隋唐长安城与汉长安城的相对位置，我们不难发现，汉长安城过于靠近渭河，其西北角甚至也随着渭河的走向缺少一块。相比之下，位于汉长安城东南方向的隋唐长安城地势要高爽许多，免除了渭河对都城的侵蚀和威胁。

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主要由宇文恺负责，参与营造的还有阎毗、何稠等建筑家，他们都带有一些西域胡族的血统，但本人却生长于华夏，一直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因此，大兴城的基本格局与结构，既取法于北魏孝文帝之后的洛阳城及东魏、北齐的邺都南城，又在建筑技巧上采取了不少西域的工艺。

到了唐代，“大兴城”被改名为长安，宫殿与城门建筑的名称也有许多改动，但城市建制、坊市街道布局等却基本上保持了隋代的风貌，只是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才修建了长安的罗城，也就是外郭城。除此之外，唐代前期陆续建成的大明宫和兴庆宫也是对隋代大兴城格局的重大改变。

毫无疑问，隋唐长安城是大一统王朝的直接产物和象征，也只有这座伟大的都城，才可以和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相称，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隋唐长安城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个系统规划的全新都城，这一点使其与中国古代绝大多数都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唯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或许只有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了。

隋唐长安城的规模非常大，据《唐六典》记载，东西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七里一百七十五步。这一记载，也为今天的考古发现所证明，据勘测，隋唐长安城总面积达到八十四平方公里。保存至今的西安城墙，基本面貌是明代洪武三年至十一年（1370—1378年）夯筑、隆庆四年（1570年）加砖砌筑的，在清代又多次修补。从规模上来看，隋唐长安城几乎是明代西安城的六倍，其气势之宏伟可想而知。

唐长安城平面图

唐代长安城与“三大内”。长安城最显著的特点是整齐划一，从平面图看上去犹如一个围棋盘。其总体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宫城、皇城和京城（外郭城）。宫城和皇城是全城的核心，宫城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皇城则主要是朝廷的各种政府机构，至于京城，则主要是居民所在的里坊，以及东市和西市。在这种格局下，帝国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基本上被分隔开来。

唐代的宫城包括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合称为“三大内”。太极宫位于全城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它是隋代就已经修建的，在唐代也被称为“西内”。太极宫的正殿是太极殿，唐高祖李渊正是在这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开创贞观之治的太宗也是在这里视朝听政。

虽然太极宫在国家礼制空间结构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但大多数唐朝皇帝却并不生活在这里，而大明宫才是他们日常起居听政的地方。

大明宫布局图。从1957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开始对大明宫进行正式发掘工作，至今已持续了五十多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基本上将城垣、宫墙、城门及宫殿等遗址的范围和分布勘察清楚。据初步勘探的结果，大明宫的总面积达到三百二十公顷，合四千八百亩，相当于北京紫禁城的三倍多。

大明宫又称“东内”，位于长安城东北的禁苑中，也就是今西安城北一公里的龙首原上。它最初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但未成而止。到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才又重建大明宫，从第二年开始，高宗迁往大明宫听政，从此以后，这里也成为高宗以后诸皇帝居住和听政之所。之所以要从太极宫迁往大明宫，主要是因为太极宫地势低洼潮湿，而大明宫“北据高岗，南望爽垲，终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窥”，不仅地势高爽，更可以居高临下，掌握京城全局。

大明宫内的建筑遗址，保存于地面的，有含元殿、翔鸾阁、栖凤阁、三清殿、太液池、大角观等，其中尤以含元殿的遗址最为引人瞩目。含元殿是目前在大明宫内发现的三十余处宫殿遗址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语出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作为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一直是大唐帝国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

大明宫含元殿复原图

据史料记载，含元殿的台阶高出地面四十余尺。从今天的考古结果来看，含元殿殿址位于龙首原南沿之上，高出下面平地达15.6米，基本与史料的记载可以印证。

据考古探测，含元殿基东西长约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11间，进深4间，每间广5米。另外，在含元殿前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高达15米的夯土层，系翔鸾、栖凤二阁遗址，二者相距150米。

由于含元殿屹立在龙首原的南沿之上，殿堂高于南面地面十多米，从殿前广场登上含元殿，必须经由著名的龙尾道。与北京故宫太和殿前的御道不同，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龙尾道不是沿着含元殿向南，而是起自殿前广场的平地，沿翔鸾、栖凤二阁内侧的坡道，经过三层大台，迂回登到殿上。这种模式，也影响到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以及日本奈良平城宫第一次太极殿的建设。无论是含元殿与东西二阁，还是宽阔的龙尾道，都凸显出盛世王朝的宏伟气魄。

除了含元殿外，大明宫里最重要的建筑还有麟德殿、含光殿等，从出土文物来看，大明宫里甚至还有“毬场”。1956年冬，大明宫西城的西边距离宫城西墙210米的地方，出土了一块石志，长宽各53.5厘米，上面的铭文是：“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可见，在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十一月，这里修建了一座毬场。唐代宫廷贵族最喜爱的运动就是马球，多才多艺的唐明皇在年轻时亦是此中高手，晚唐时大明宫中兴建毬场，正是这种风尚经久不衰的真实反映。

对于唐玄宗来说，兴庆宫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在他登基前所住的王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兴庆宫号称“南内”，从开元十六年（728年）之后，唐玄宗移住兴庆宫，开始在这里起居、听政。

唐壁画《打马球图》

在开元、天宝年间，兴庆宫经历了多次营缮，它的特殊之处是以园林区为主体，建筑风格多样化，其豪华富丽更在大明宫之上。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兴庆宫的建筑装饰瓦件丰富多彩，仅莲花瓦当的种类就多达七十三种，在宫城东南隅还发现了黄绿两色的琉璃滴水。直到今天，兴庆宫公园依然是西安城中最大的公园。面对着“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我们还可依稀品味到它千年之前的盛世风华。

对于大诗人李白而言，兴庆宫里也留下了他笑傲王侯、恃才不羁的身影，著名的《清平调》三章就是他在这里写下的。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今天西安兴庆宫公园的沉香亭就是在唐代的原址上重建的。据说，当年杨贵妃在沉香亭四周种植了大片的牡丹花，共有红、白、紫、浅红四种颜色，盛开的时节灿若云霞，也难怪玄宗面对着如此美景、如此佳人，会忍不住召来浪漫的李白写下如此醉人的乐章，而浅吟低唱的乐工，正是后来因杜甫的诗歌扬名于后世的李龟年。

皇城位于太极宫的正南，主要分布着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御史台等中央各级政府机构。在皇城的东南角，是李唐王朝的宗庙所在，而西南角，则是国家祭祀社稷的地方。皇城的正门叫“朱雀门”，向北与太极宫正门承天门相对，向南则经过朱雀大街与京城的明德门相通，构成了全城的中轴线，中轴线将长安城分为街东、街西两大部分，在唐代分属万年、长安二县管理。

京城也称“外郭城”，主要是居民所在的里坊，以及东市和西市这两个贸易集中的地区。整个外郭城的平面呈长方形，考古发掘表明，其东西宽近九千七百二十一米，南北长近八千六百五十二米。东、南、西三面各开三门，已经勘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正中的明德门规模最大，共有五个门道，其他的通常只有三个门道。

在城内，南北向街道共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其中连通城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其宽度多在一百米以上，而朱雀大街的宽度甚至达到一百五十五米，这即使是在今天城市的规划中，依然是个惊人的数字。

纵横交错的街道将外郭城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东、西两市，合称为“坊市”，这自然是长安都市社会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每个坊的四周都夯筑着高高的坊墙，坊墙之内除了民居外，还有旅馆、当铺、青楼等，大大小小的佛寺、道观也散布其中。

东、西两市在隋代称为“都会市”和“利人市”，它们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是商业贸易的集中地。据史料记载，两市规模与内部结构大体相当，四面均有六百步，每面各开二门，这样在市内就有东西、南北交错的四条正街，街道两边店铺林立，繁华异常。

唐代长安城的伟大不仅表现在其规模上，还表现在其人口的数量上。“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盛唐诗人岑参的诗句为我们勾画了长安的人口规模。而中晚唐的韩愈也曾指出：“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关于长安具体的人口数量，史学界曾有过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即使在盛唐的天宝年间，长安城也不过六十万人，但根据有些学者的推算，其人口达到一百八十万人。时至今日，具体的争议虽然仍在继续，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盛唐时期的长安人口超过了一百万人，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如此规模的城市。

对唐长安人口数量的估算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自然是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所导致的。比如，其核定的范围是仅限于长安城内，还是将其周边的人口计算在内？又比如，对在籍每户平均口数的推算、对流动人口的估算等，也都有着很大不同。

作为大唐帝国的首都和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都市，长安城的人口结构也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里有皇帝与他的百官所维系的中央政府，有庞大的军队，有京城本地的居民，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士人与商贾，有来自周边各国的使节和商人，也有形形色色的僧人、道士。事实上，正是那些外来的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他们都是流动的风景，需要我们细细品味。

唐章怀太子墓中的《客使图》

每年冬天，来自全国各州的都督、刺史或主要佐官如长史、司马等，通常都会到长安述职，他们被称为“朝集使”。

朝集使入京时，除了要将地方州县各级官吏考课的结果带到中央备案外，他们还带来当地的土产献给朝廷，在元日的大朝会上，这些土贡之物将会被陈列在朝堂之外供百官参观。与此同时，这些地方大员们还为朝廷带来了特殊的礼物——“贡士”，也就是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从武则天时期开始，这些来自地方的才俊也被要求站在贡品的前面接受检阅。

曲江大会和雁塔题名。唐代，每年冬天有数以千计的青年士子从全国各地涌入长安，他们是为了参加第二年春天由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也就是所谓的“春闱”。在来京之前，他们大多经过了各州官府筛选考核，因此往往被称为乡贡进士、乡贡明经。每年的春天，长安城的气氛都会显得有些特别。对于那些顺利及第的幸运儿来说，这个春天就会变得非常美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正是对那种喜悦之情的生动写照。于是，他们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最重要的，当然是“曲江大会”和“雁塔题名”。

大雁塔

曲江位于长安城东南角，它或许是唐代长安最有名的公共空间了，它是在汉代乐游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里花木繁茂，碧波荡漾，每到节日，唐玄宗通常都会来这里游赏，百官齐聚，太常寺的教坊奏乐，池中的彩舟也被装饰一新。更重要的是，曲江并不是皇家独享的，长安城的普通百姓也可以和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一起享受这良辰美景，晚唐时，朝廷甚至允许有财力的百姓在曲江自行建立亭台楼阁。然而，春天的曲江池畔，或许只有那些新科及第的进士们才是最得意的一群人，在长安百姓羡慕的眼光里，他们泛舟湖上，并在船上大摆宴席，歌咏欢聚。

离开曲江，这些新科进士们通常会呼朋引伴，前往附近的慈恩寺，他们公推一位书法最佳的人，将本年新进士的姓名、籍贯、及第时间等题于大雁塔的塔壁，这被称为“雁塔题名”。大雁塔是高僧玄奘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修建的，起初只有五层，武则天时进行了重建，改为十层，经后世多次修葺，如今只有七层，它是中国古代楼阁式砖塔的优秀代表。

雁塔题名是从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年）开始的，起初直接在塔壁题名，后来因空间有限，题名又发展到塔院的四壁。这是一个非常风雅的传统，当然也是个巨大的荣誉，直到今天，当我们读到白居易“慈恩寺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时，依然能感受到他当时的那种喜悦与得意。

当然，能够实现雁塔题名梦想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一些落第的举子不愿回乡，于是就在长安城中僻静的寺院租房居住，时称“过夏”，通过一个夏天的复习，他们盼望着能在来年有好运气。很显然，在长安城中，为数众多的佛寺与道观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重要的公共空间，因此，在唐人传奇中，许多故事的场景都被放在了这些寺观之中。

国际化的大都市。最早系统记述长安这座城市创始的典籍，可能是唐玄宗时期的史官韦述所撰的《两京新记》，可惜目前仅有残本留存于日本。在这部著作中，韦述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宫廷建筑、佛寺道观、历史古迹、达官贵人的豪宅，还记载了流传在这座城市中的各种故事。

唐壁画《商旅图》

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会，长安城里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质子、客商与僧侣。据史料记载，仅在贞观四年（630年）平灭东突厥汗国之后，颉利可汗就曾率领一万多户突厥民众入居长安。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河西、陇右地区，使丝绸之路断绝，许多来自中亚各国的使臣不得不滞留在长安，有的甚至超过了四十年。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朝廷对留居长安多年早已娶妻生子并有田宅的胡客进行检括，竟然发现有四千人之多。

西安出土的一通著名的《米继芬墓志》中说：“其先西域米国人也。……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遐□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去永贞元年九月廿一日，终于醴泉里之私第，春秋九十二。”

显然，米继芬和他父亲一样，相继成为本国派驻长安的质子，他也在唐朝的禁军中任职。九十二岁那年，米继芬在自己位于醴泉坊的家中去世。米继芬的身世和经历可以说是唐代长安许多外国人的缩影，而他家所在的醴泉坊位于西市的正北，更是胡人聚居的重要社区。这些粟特人甚至在醴泉坊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中心，也就是祆祠，而这样的祆祠在长安城共有五处。

由于这些背景各异的胡人的存在，唐代长安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别样魅力。无论是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还是在服饰、游乐等社会风俗方面，盛唐的长安都受到异域文化的巨大影响。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的《少年行》在为我们勾勒出长安少年俊逸风貌的同时，也将“胡姬”的酒肆带入我们的视线。

在唐代，“金市”系指长安的西市，那是长安最为繁华热闹的所在，来自突厥、波斯、印度和中亚昭武九姓的胡人大多生活在此附近，其中尤以康、安、史、米等粟特胡人最为活跃。他们不仅经营着各种店铺，将异域的奇珍异宝向唐人兜售，在那些茶楼酒肆，也活跃着一些充满着异域风情的歌姬舞女。

“胡姬美如花，当垆笑春风。”对于长安的少年来说，这些肌肤如雪、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更何况，她们当垆贩卖的，还是当时中国比较稀罕的葡萄美酒，而她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

当然不止是胡旋舞，漫步在盛唐的长安街头，人们会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异域情调。无论是西市里那些牵着满载货物的骆驼的胡商、在广场上表演幻术杂技的艺人，还是那些托钵独行的虬髯胡僧、宴席上技惊四座的琵琶高手，都是那个年代常见的景观。

长安是座流动的城市，不仅仅是人口在不断流动，其社区功能与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据学者研究，隋代官员阶层大多居住在街西中部的各个坊里，但是，到了唐代，随着唐高宗把听政地点迁往大明宫，官员阶层的居住地也随之向街东的中北部迁移。这样，以朱雀大街为界，从唐玄宗开元年间以后，长安城街东就变为高官的居住区，而街西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庶民的居住区。

从“象天法地”政治之都向世俗生活之都的转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9世纪时，长安城出现了新的转型。在这样的变化背后，隐含着长安城从一个“象天法地”的宇宙之都向世俗的生活之都的转变过程。

长安城的设计体现着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图式。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象征着天子上应天帝，受命治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外郭城的正门明德门，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一些礼制建筑如太庙、太社对称地分列两边。可以说，大兴城在营造之初，是为了展示新王朝的正统性而建设的“宇宙之都”“礼仪之都”。

显然，长安城的规划正是宇宙秩序在人间的投影，其重点放在了国家统治理念的视觉化方面，居民的生活机能被放在了第二位。事实上，长安城的居民被严格限制在各个里坊之中，每个里坊都有坊正，负责早晚依据钟鼓声启闭坊门。到了晚上，大街上即空空荡荡，如果违规夜行，会受到巡夜的金吾卫的盘查。严格的里坊制度，构成了大道笔直、坊墙耸立的景观，其设计意图明显是为了便于对居民的管理和控制。

然而，随着大明宫、兴庆宫的相继修建，长安城的政治重心在向东北部移动，从大明宫前到街东中部的乐游原北麓诸坊变成了高官显贵的主要居住区。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此处靠近大明宫和皇城，便于官员入朝和办公。其次，乐游原地势较高，排水好，又靠近东市和附近诸坊的各种娱乐设施，自然也是他们考虑安家的重要因素。

也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长安的里坊和市场几乎同步发生了变化，到了9世纪之后，长安城的格局与唐前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随着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东、西两市已经无法满足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许多店铺也开始向两市附近的诸坊蔓延，东市附近的平康、崇仁二坊的繁荣甚至不下于两市。前者是烟花妓馆集中的区域，为高官、新进士及富商大贾游乐之地；后者则形成了旅馆区，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与各地入京办事的人员大多聚集于此。正因如此，中晚唐传奇故事中的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这个区域之内。

在东市附近的地区，也集中分布着各个藩镇的进奏院，类似于今天各省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而东市这种繁华之地，通常也是各种政治情报的集散地。中晚唐的许多政治事件就发生在这一带。

与此同时，封闭式的坊墙开始崩解。在唐初，只有极少数高官和行动不便的人才被允许临街开门，但天宝之后，制度就逐渐放宽，到了9世纪，破墙开店的现象也日益增多。

至此，隋与唐初那种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封闭式城市格局发生了动摇，工商业逐渐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这座象征着统治秩序的宇宙之都开始向居民的生活之都转变，这虽然背离了宇文愷当初设计的初衷，但却为宋代以后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种变化，显然也是与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相适应的。

从9世纪到10世纪初，长安城经历了多次兵火战乱，宫室、城垣与坊市受到极大破坏。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对长安城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大破坏，经过这次浩劫，辉煌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曾经的世界都会，只剩下断壁残垣，留给后人凭吊。

吐蕃兴衰

雍布拉康（母子宫）

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唐太宗李世民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带领下，两个伟大的王朝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

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时战时和、交替发展的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由沧海变为雪原的神奇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吐蕃崛起。唐代吐蕃崛起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其地理环境相当特殊。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在高原之上，又东西向分布着一系列巨大的山系，从北往南分为四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此外，横断山脉则为南北排列，构成一个“山束”。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超过四千米，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呈向南突出的弧形，横亘在我国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之间，它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

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流淌着西藏最大的河流——雅鲁藏布江，在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东西狭长，宽度平均十至二十公里，最宽处也不过五十公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青藏高原上农业发达的地区，吐蕃就起源于雅鲁藏布江南岸支流雅隆河谷。在吐蕃王国的初期，雅隆河谷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在这里，今天还发现了吐蕃赞普的陵墓。

四川大学讲座教授、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巴桑旺堆

根据藏文文献记载，青藏高原本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时间的进程，大地从大海中隆起，沧海变桑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民族为开拓青藏高原，为形成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吐蕃的族属，唐人就不甚了然，中唐著名学者杜佑的《通典》就说：“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不知有国之所由。”《旧唐书•吐蕃传》也说“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众说纷纭。在青藏高原上，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生活的遗迹，而藏族可能是当时的土著居民与迁徙而来的氐、羌等古老民族融合而成，不过，藏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应该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

吐蕃政权是由今天西藏山南的泽当地方的雅隆部落建立起来的。如同许多民族的早期历史一样，吐蕃远古时期的历史也与宗教起源、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今天我们能知道的，是雅隆河谷的部落曾以犬和牦牛作为自己的图腾。吐蕃王室的始祖是聂赤赞普，据说他修建了藏族历史上最早的堡寨“雍布拉康”，意为母子宫，其遗址今天仍在西藏乃东县境内。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雅隆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从松赞干布之祖达日年塞、父囊日松赞开始，大力推进青藏高原上的兼并战争，到松赞干布时，在征服了羊同、苏毗、白兰、党项等部族后，基本上统一了青藏高原之大部，一个强大的吐蕃政权建立起来了。

关于吐蕃国号的来历，在汉文史料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旧唐书•吐蕃传》所言，称吐蕃系十六国时期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以“秃发”为国号，后语讹为吐蕃。另一种是《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西羌属……有发羌、唐旄等，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其实这些都是推测，“吐蕃”应当来自他们的自称。中原王朝对于周边民族或国家的命名原则是“名从主人”，按照对方的自称而以汉字写其音，突厥、回纥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吐蕃”是其自称。

心胸宽广的国王——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汉文史书称为弃宗弄赞）是吐蕃历史上最伟大的赞普，在他的手上，吐蕃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族的伟业。关于他的生卒年，各种汉、藏文史料中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人们通常认为，松赞干布生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卒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年仅三十四岁。

松赞干布是在年仅十三岁时继承王位的，当时吐蕃社会内部矛盾重重，父王之臣叛离，母后之臣作乱，雅隆部落危机四伏。在即位之后，他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平定了对雅隆部威胁最大的苏毗和羊同两部。随后，他又向东北部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这样，雅隆部的实力已经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西征服了泥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据藏文史料《布顿佛教史》说，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尽行统治”。正是由于他“法度贤明，政绩崇伟”，所有民众对其感恩戴德，于是上尊号“松赞干布”，意思是心胸宽广的国王。

在统一青藏高原之后，松赞干布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迁都，将原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隆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逻些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拉萨之地。这不仅可使吐蕃加强对新征服地区和部族的控制，也可借机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在迁都之后，松赞干布还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了雄伟壮丽的宫殿，吸引了许多边地部族的首领来遣使通好。

松赞干布另一项历史功绩是着手统一文字，以适应新兴政权的需要。在吐蕃政权建立之前，雅隆部和其他一些较大的部族已有了初期的文字，但很不统一，文字的不统一也给吐蕃的统治带来许多不便。于是，松赞干布先后派出许多聪慧大臣前往印度学习文字，最终由屯桑布札等人创立了一套新的文字系统。他们仿照那卡热和迦什弥罗等文字，根据原来的藏语特征，创造了二十四个辅音、六个长音，共三十个字母的吐蕃文字，且有楷书与草书两种文体。从此之后，吐蕃有了自己统一的文字，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松赞干布也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如划分行政区，设置各级职官，确立玉石、金、金饰银、银、铜、铁等告身制，共十二个等级；建立王廷议事会，以及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等，这些措施，使吐蕃政权粗具规模，也为吐蕃之后二百余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成公主入藏。松赞干布不仅是吐蕃政权的缔造者，也是唐蕃关系的开创者。他与文成公主的联姻是唐蕃关系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第一次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随即派使臣冯德遐入吐蕃宣慰，经过这次往来，双方对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到了贞观十年（636年），松赞干布遣使携带大量金银珠宝随冯德遐入朝求婚，不过，太宗虽然盛情款待了吐蕃使者，却没有立即答应其求婚的请求。使者返回之后，向松赞干布汇报说，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主要是吐谷浑挑拨离间造成的。于是，贞观十一年（637年），松赞干布发兵攻打吐谷浑，又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八月派兵二十万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一带），甚至派人到长安贡献金甲，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

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执失思力、牛进达、刘兰等分路进讨，牛进达在松州大败吐蕃军队，于是松赞干布赶紧派人向太宗请罪，并再次提出请婚的要求。在这种情势下，太宗恩威并施，同意和亲，以宗室女为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双方建立了甥舅关系。

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宰相葛尔•东赞域松受松赞干布委派，带领庞大的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他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禄东赞。由于他举止得体，聪明机智，深得太宗喜爱。唐初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来描绘当时的场景。从画面上看，坐在步辇之上的太宗威严而从容，身着红袍的禄东赞肃穆恭谨。为了笼络这位在吐蕃地位显赫的大臣，太宗下诏将琅耶公主外孙女段氏嫁给禄东赞为妻，但禄东赞却回答说：“我在吐蕃已有结发之妻，情深意长，所以不愿再娶。何况，赞普尚未与公主成婚，我作为臣子，怎能自己先行娶妻？”太宗虽然很欣赏他的态度，却仍固执己见，可见对他的重视。这件事也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步辇图》

为了表示对和亲的重视，唐太宗派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蕃。松赞干布亲自率部来到柏海，亲迎于河源，他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对于这次和亲，他显得非常兴奋，声称：“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甥舅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和亲到松赞干布去世的十年中，唐蕃之间没有战争，关系非常友好。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其次，极大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随行的有六百多人，其中包括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她所携带的物品极为丰富，如三百六十部佛经、三百多种金玉饰品、三百六十多种食品、两万多匹绫罗绸缎。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各种图书典籍，其中有医书六十部、工艺著作六十部、历算占卜书八十部，另外，还有一些字典与耕作之书。与此同时，许多吐蕃的贵族子弟也在长安的国子学学习，他们给吐蕃社会带去了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和战之间的唐蕃关系。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派王玄策出使中天竺，却正赶上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去世，国中大乱，阿罗那顺篡位自立，并派兵袭击了王玄策率领的唐朝使团，王玄策带领三十多名使者奋力抵抗，但因寡不敌众，全部被俘，所有物品也被抢掠一空。后来，王玄策觅得机会逃脱，前往吐蕃，松赞干布立即派一千二百精兵，会同泥婆罗骑兵七千，随同王玄策前往征讨阿罗那顺，连战三日，斩首千余级，并擒获了阿罗那顺与王妃、王子等一万两千余人。这场战事震动了整个天竺，各个城邦纷纷向唐朝纳贡称臣。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松赞干布对唐朝的忠心。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即位的唐高宗遣使赴吐蕃报丧，松赞干布立即派人在昭陵前献上金银珠宝十五种，进行祭奠。在昭陵北司马门的十四座蕃君石像中，就有一座属于“吐蕃赞府弃宗弄赞”，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松赞干布。

就在第二年，松赞干布也去世了，据说他死于一场瘟疫之中。

由于松赞干布的儿子贡松贡赞早死，其孙芒松芒赞即位（650—676年在位），汉文史书称他为“乞黎拔布”。由于他当时年幼，执政大权落入大论（宰相）葛尔•东赞域松（禄东赞）之手，吐蕃从此进入了五十年之久的葛氏家族专权的时期，其子赞悉若、钦陵、赞婆等相继担任大论之职，直到圣历元年（698年）葛氏家族被铲除为止。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代的关系进入了连年不断的战争状态。

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四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显庆四年（659年），禄东赞正式出兵吐谷浑，在乌海东岱（今青海东格措纳湖一带）被唐朝名将苏定方击败。但恰在此时，吐谷浑内部发生分裂，叛臣素和贵逃往吐蕃。引导吐蕃军队进攻吐谷浑，迫使吐谷浑可汗率残部数千帐北走凉州，请求内附。

此后，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优势。乾封二年（667年），吐蕃攻破唐朝生羌十二州，控制了整个青海地区。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再次攻陷唐朝西域的羁縻州十八个，又与于阗合兵攻陷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一带），安西四镇并废，形势一度非常紧张。于是，唐高宗不得不紧急将征辽东的大将薛仁贵调往西北战场。

薛仁贵是在唐初对高丽的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名将，他是绛州龙门人，在贞观末，他作为平民应募出征，由于作战英勇，很快在战斗中崭露头角，被破格提拔为五品的游击将军。唐太宗甚至在结束辽东之役时感叹说：跟随我开国的那些将军们都已经老去了，这次征辽，夺回辽东之地并不是让人多高兴的事，我欣慰的是得到了你这样一员虎将啊！

将薛仁贵从辽东调往青海战场，一个重要后果是使唐在东北亚的军事防御受到削弱，新罗不断蚕食高丽故地，最后统一了朝鲜半岛。这也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说的外族盛衰连环性的一个表现。

乾封元年（666年），唐王朝以李勣为统帅，取得了对高丽的最后胜利，在这场战争中，薛仁贵再次立下了卓著战功，于是被任命为安东都护，留守新征服的高丽故地。当咸亨元年吐蕃大举进犯西域、唐军节节败退之际，高宗皇帝想起了这位常胜将军。于是任命他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西出青海，对吐蕃进行反击。虽然薛仁贵一路节节胜利，但由于郭待封违抗命令，使吐蕃军队在乌海先打败了郭待封的两万辎重部队，迫使薛仁贵退兵大非川。随后，吐蕃又集结了四十万大军与薛仁贵决战，唐军大败，从此之后，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完全处于防御态势。之后，唐蕃战争的主要战场从青海转向了西域。

嗣圣元年（684年），武则天临朝称制，开始对吐蕃采取进攻的态势，积极谋求收复安西四镇。到了如意元年（692年），曾在大非川之战被俘的唐将王孝杰率领大军大破吐蕃，收复了安西四镇。这样，从咸亨元年以来被吐蕃占据了二十四年的天山以南地区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到了圣历元年，吐蕃专权的葛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

唐隆元年（710年）正月二十七日，又一位大唐公主踏上了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是章怀太子李贤之子雍王守礼的女儿，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为此，他在始平县（今陕西咸阳西北）举行了隆重的出降仪式，为金城公主饯行。王公大臣与文人雅士数十人在宴席上赋诗饯别，今天，我们还能在《全唐诗》中看到其中的二十余首，回味当日的盛况。

这次和亲的对象是赤德祖赞（704—754年在位），他是吐蕃政权建立之后历任赞普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当长安四年（704年）他的父亲墀都松身死于南诏军中之时，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少年，因此朝廷政事由其祖母墀玛蕾执掌，直到太极元年（712年）其祖母去世，他才开始亲政。

为了准备这次和亲，吐蕃还专门修筑了“迎公主之道”，并别筑一城，供金城公主居住。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去世，金城公主在吐蕃生活了近三十年时间。虽然其间唐蕃之间还发生了多次战争，但由于金城公主的不懈努力，双方的使者往来从未间断。

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蕃时，也带去了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龟兹乐一部，后来，她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儒家经典及文学作品颁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月王药诊》，就是在把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又吸收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

毫无疑问，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唐朝中原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影响。赤德祖赞在后来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也成为两个民族最深刻的历史记忆。

西藏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次旦扎西

按理说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之间两百多年间，互派使臣次数是一百九十一人次，唐朝派使臣到拉萨吐蕃是六十六人次，吐蕃派到唐朝的是一百二十五人次，这是很频繁的。

在赤德祖赞晚年，吐蕃政权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反叛事件。天宝十三年（754年），年近六旬的赤德祖赞在末氏、郎氏等大贵族的叛乱中被弑身亡。第二年，其子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即位，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三年之久的统治生涯。据《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红史》《新红史》等藏文史书记载，赤松德赞是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所生之子，不过，此说并未为藏学界普遍接受，通常认为，他是赤德祖赞的妃子那囊氏所生。

安史之乱后的唐蕃关系——吐蕃大军攻陷长安。就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唐王朝内部发生了天崩地裂般的安史之乱，这场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叛乱给唐朝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然而，对于吐蕃的军事扩张而言，安史之乱却创造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到中原，致使河西、陇右成为军事真空，吐蕃很快乘虚而入，到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通往河西、安西与北庭的道路已经被完全切断。在这种情势下，长安的西边已无险可守，吐蕃大军突然成为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

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调集二十万大军，经泾州、邠州、奉天、武功等地向长安进犯，即位不过一年的唐代宗急忙重新任用平定安史之乱的元勋郭子仪担任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然而为时已晚，就在长安近郊的周至，仓促集结的唐军一战溃败，代宗仓皇出逃陕州（今河南陕县），郭子仪收集残兵败将退保商州（今陕西商洛），吐蕃大军顺利进入长安。

这次吐蕃大军之所以长驱直入，攻入长安，其原因在汉文史料中并不清楚，但在藏文材料中详细记载了其中的缘由。据《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记载，由于吐蕃在陇右地区不断攻取唐朝州县，唐朝为集中力量收复安史叛军占据的两京，只好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暂时罢兵。在《旧唐书•吐蕃传》中，则只记载了762年肃宗派郭子仪等人与吐蕃使者在鸿胪寺歃血为盟，但碍于尊严，向吐蕃纳绢的详情就没有记录下来。随着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不愿再向吐蕃纳贡，这就惹恼了吐蕃，于是达扎路恭提议，直接向唐朝京师长安进军。这件事，在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虎年（762年）也有明确记载。

在攻入长安城后，吐蕃军队纵兵大掠，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人选正是金城公主的侄儿广武王李承宏。不过，郭子仪迅速组织军队开始反击吐蕃军，城中的侠少也不断制造骚乱，迫使吐蕃军队在十五天之后退出长安。虽然时间很短，但吐蕃攻占长安是大唐帝国受到外族的最大打击，也是吐蕃军事扩张的顶峰。

从长安退军之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广德二年（764年）攻占了河西重镇凉州；大历元年（766年）攻占甘州、肃州；大历十一年（776年）攻占瓜州；贞元二年（786年），敦煌军民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之后，“寻盟而降”。至此，河西走廊的大片土地都落入了吐蕃之手。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五十余州、一百五十余县，控制人口达一百六十多万。

对于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朝也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宰相李泌提出了一个计划来遏制吐蕃，他建议：首先与回纥建立友好关系，使其从北方对吐蕃施加压力；其次，与南诏重修旧好，以便在吐蕃的南部边界增加一个与之对抗的势力；最后，争取劝说天竺与大食加入反吐蕃联盟。这样，就可以从北、南、西三方面对吐蕃形成包围的局面。

在这个宏伟的计划中，与回纥与南诏的结盟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李泌指出：“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蕃之右臂也。”

自平定安史之乱时借兵回纥开始，唐与回纥就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当德宗放下个人恩怨将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之后，二者的关系就更加稳固了。随后，回纥开始在西域特别是北庭地区与吐蕃展开激烈争夺，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唐朝边境的压力。

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其中心区域大致与今天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范围相当。在极盛期，它辖有云南全部、四川南部及贵州西部地区。从民族成分来讲，南诏是今天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在吐蕃向外扩张时期，南诏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它成为唐、蕃在西南地区尽力争取的对象，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唐初，在西南地区设置了巂州、戎州、姚州及安南都护府。为了抗拒吐蕃，唐玄宗积极推动六诏的统一，作为遏制吐蕃在西南边疆扩张的力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其实，据敦煌文书《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就在五年之前，皮逻阁还亲自入朝吐蕃。这次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使之归顺大唐，可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在唐王朝的支持下，蒙舍诏兼并了蒙雋诏、越析诏、浪穹诏、施浪诏等其他五诏，建立了南诏国，并于次年迁都苍山、洱海之间的太和城。

奏乐陶俑，云南大理出土。唐天宝八年（749年），南诏王带回龟兹乐两部。图为南诏国演奏胡乐的艺术再现。

南诏建立之初，与唐朝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天宝四载（745年），皮逻阁还派遣其年幼的孙子凤迦异入朝长安，受到玄宗的厚待。天宝七载（748年），皮逻阁去世，其子阁罗凤袭爵云南王，但唐与南诏的良好关系却在不久后破裂。由于唐朝边将贪功，处置失当，双方陷入战争之中。天宝十载（751年），阁罗凤大败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次年，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自此二者结为兄弟之国，共抗唐朝。

南诏德化碑

不过，阁罗凤虽然被迫弃唐从蕃，但内心却一直充满矛盾和无奈，大历元年（766年），他在都城太和城立了一块巨碑，即著名的南诏德化碑，来表明自己“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并说：“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大历十四年（779年），阁罗凤去世，其长孙异牟寻即位，迁都于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

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又不停征发其军队参与对外扩张战争，南诏苦不堪言，产生了复归大唐的念头，这正好与李泌策划抗击吐蕃包围圈的时机相吻合。于是剑南节度使韦皋于贞元五年（789年）给异牟寻写信接洽，双方使者不断。到贞元十年（794年）初，韦皋派节度巡官崔佐时赴南诏，与异牟寻在苍山会盟，南诏正式归唐，并随即派军大破吐蕃于神川，取城十六座。

至此，李泌北和回纥、南通南诏的战略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渐渐减弱，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

四川大学讲座教授、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巴桑旺堆

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唐书里头有很多与藏民族有关的记载，尤其是对藏族的军事的记载，应该说是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导致历史上留下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也使唐人对藏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很多政治上的措施和文化上的元素，都是从唐朝制度、文化里吸取营养的。

长庆元年十月十日，唐朝宰相崔植、王播、杜元颖等十七人与吐蕃使者会盟于长安西郊的王会寺。次年，唐朝又派大理卿兼御史中丞刘元鼎为赴蕃会盟使，带领使团入吐蕃再盟，五月六日，在拉萨河畔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长庆三年（823年），又将盟文刻石立碑。据说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逻些，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这三碑中的两座已不复存在，只有逻些那座唐蕃会盟碑历经了千年的风雨，依然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

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

在会盟碑的西面是藏、汉两种文字对照的盟文内容，南、北两面分别是唐朝与吐蕃会盟使臣的名单，东面则是藏文的盟词。盟文首先申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盟文再次肯定了清水会盟时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通传的驿递路线，并商定双方今后不再相互捉拿生口。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唐蕃会盟碑已经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与吐蕃的衰落。在吐蕃与唐朝的文化交流中，佛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来说，这一点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早在吐蕃政权建立之前，佛教的一些因素已经传入青藏高原，只是未能产生任何影响。到了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再次传入，并开始对社会产生一些影响。松赞干布修建了著名的大昭寺与小昭寺，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身像被供奉在小昭寺，而大昭寺则供奉着泥婆罗赤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身像。此外，当时肩负创立吐蕃文字重任的屯桑布札从天竺带回许多佛经，而两位公主也各自从大唐与泥婆罗带来大批佛经，其中有些已经被翻译成吐蕃文字。

佛经在当时的吐蕃社会中，影响还很有限，仅有王室和部分贵族子弟开始接受佛经，绝大多数吐蕃百姓还是信奉传统的苯教。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苯教依然具有佛教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正因如此，在许多藏文史书中，都记载了松赞干布晚年将佛经经咒、宝物等秘密埋藏起来的传说，他寄希望于他的后代能够再弘佛法。

桑耶寺全景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传播开来的，是在松赞干布去世百年之后的赤松德赞时期。在他即位之后，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仍然很大，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臣外戚玛祥仲巴杰等人还组织了反佛大臣集会，制定了反佛的“小法律”，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首先设计活埋了玛祥仲巴杰，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推行佛教。

首先，他迎请外地高僧入藏弘法，如天竺高僧寂护、汉地高僧摩诃衍等人；其次，颁布兴佛诏书；第三，修建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的寺院，它的建成被后世视为佛教在吐蕃地区扎根的标志；第四，他开始选择贵族子弟出家为僧，最初有七名贵族子弟通过考试，最终得以剃度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一年之后，出家的僧人达到了三百多人。对于每位僧人，赤松德赞都赐给三户属民作为供养，这也就是所谓的“三户养僧制”。

随着赤松德赞政权的稳固与佛教势力的不断发展，他下令举行佛、苯二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苯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在此之后，一部分苯教徒改信了佛教，但大部分都选择了自我流放，隐居在边远地区，成为后来苯教在藏北、藏东复兴的基础。事实上，赤松德赞并未对苯教全部根除，苯教的许多法术后来也被吸收进佛教之中。

在取得了对苯教的胜利之后，吐蕃佛教内部的矛盾却日渐激化。在藏、汉文史籍中，这次斗争被称为“顿渐之争”，也就是“顿门巴”与“渐门巴”之争。前者是从唐朝传入的，其代表人物是汉地高僧摩诃衍；而后者则由天竺传入，其代表人物是天竺高僧寂护。

“渐门巴”认为，只有通过逐渐修行佛法，才能一步步有所成就，最终成佛，因此讲求修持的次第与积累。“顿门巴”源于唐代禅宗的南宗，认为成佛之路不是靠长期持戒与修行得来，而需要突然顿悟，“立地成佛”。其实，早在摩诃衍到达吐蕃之前，以“金和尚”——无相大师为首的汉传净众宗就已传入吐蕃，而其弟子无住大师的某些语录也曾被译为吐蕃文。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汉文文书P.4646号是著名的《顿悟大乘正理决》，它揭示了吐蕃佛教史上曾经发生的一次重要辩论，辩论双方正是摩诃衍与代表渐门巴的天竺僧——寂护弟子莲花戒。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曾以这件文书为基础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上梳理了这次辩论的情形，他称之为“吐蕃僧诤记”。

《顿悟大乘正理决》

这次僧诤会从贞元八年（792年）开始，持续了近三年时间，主要是以文字形式展开的，这些书面文献被译为各种语言，相互交换和保存，《顿悟大乘正理决》就是根据这些文献编成的，它包括“前河西观察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所写的序、大辩论的汉文档案以及摩诃衍呈给赞普的三道表章。有趣的是，根据这件汉文文书，当时摩诃衍大获全胜，赞普允许他在吐蕃传播禅宗，且取得很大成功，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一批吐蕃人皈依了禅宗。而晚出的许多藏文史书却记载汉僧失败，赤松德赞遂禁止汉地佛经流传，印度佛教终于在吐蕃取得优势。应该说，王锡是大辩论同时期的人，他的记载应有可信之处。无论如何，国内外藏学家大都同意，今天藏传佛教的教派中，至今仍有汉地佛教留下的深刻烙印。

贞元十三年（797年），赤松德赞去世，其子牟尼赞普即位，汉文史籍称之为足之煎。他继续了其父崇佛的政策，支持佛教高僧参与政治，并在王室中供养僧侣。他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均贫富，缓和阶级矛盾，但未能成功，却又损害了大贵族特别是后族贵戚的利益，仅仅执政一年多时间，他就被母后进食毒死。

在王室供养的高僧娘•定埃增的帮助下，牟尼赞普的幼弟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最终即位，稳定了政局。他进一步推行崇佛的国策，不仅下诏要求吐蕃境内所有贵族与贫民都必须修习佛法，且规定在赞普年幼时，选择高僧帮助赞普学习佛法、处理朝政。他任命娘•定埃增为掌教大臣，汉文史书称之为“钵阐布”，其实权已经凌驾于大论（宰相）之上。这些措施，不仅是藏民全体信佛的前奏，也开启了僧人掌握政事的传统。

842年，在大昭寺前，发生了一件令吐蕃举国震惊的大事，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被刺杀了！就在唐蕃会盟碑前，一位来自叶尔巴寺的僧人拉隆贝吉多杰乔装打扮，趁着向正读碑文的朗达玛行礼之机，向他射出了仇恨的袖箭。

朗达玛是赤德松赞的第四个儿子，就在四年之前，一些反佛大臣发动政变，杀死了狂热崇佛的赞普赤祖德赞（汉文史书中的“可黎可足”或“彝泰赞普”），随后拥立反佛的朗达玛登上赞普之位。两年之后，在反佛大臣的推动下，朗达玛开始推行毁佛政策。他声称，吐蕃境内前所未有的瘟疫、大旱和水灾都是崇佛所致，甚至说文成公主是魔女，她带来的汉地佛像给吐蕃降下了不祥之兆，破坏了吐蕃的“脉气”。以此为借口，他下令封闭寺院，摧毁佛像。至于佛僧，则必须在还俗、结婚、充军、打猎等方面做出选择，否则就会被处死。

虽然这次灭佛的时间不过四年，但对吐蕃佛教的打击是空前的，西藏的佛教势力在之后的百年时间里一蹶不振，史称“灭法期”或“灭佛期”。当然，朗达玛本人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在他死后，吐蕃贵族分别挟持其二子争夺王位，甘、青之地的边将们也卷入到王室斗争，吐蕃本土和属部都陷入一片混战之中，平民与奴隶也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一个统一的吐蕃政权从此崩溃了。

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步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

敦煌

敦煌画卷《观音经变图卷》，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自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就开始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海运和空运发达之前，它一直是联结东西方的主要交通干线。然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战乱中，丝绸之路也经常被阻断。隋唐帝国的兴起，不仅使国家回归统一，也给古老的丝绸之路带来了新的繁荣。

在丝绸之路上，有许多迷人的绿洲城市，而敦煌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在某种意义上，敦煌甚至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这不仅是因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汇聚的要冲，更因为它保存的大量壁画、雕塑与文献资料，为我们今天了解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文化及中外关系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可以说，敦煌，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1900年初夏，敦煌的天气渐热，但莫高窟却仍旧显得荒凉而破败。虔诚而节俭的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他试图用节省下来的香火钱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第一步工作就是雇人清理洞窟中的积沙。

5月26日，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这个洞窟开凿于晚唐，窟主是当时河西归义军地位最高的僧官——河西都僧统洪辩。不过，与莫高窟数以百计的洞窟相比，此窟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一次十分偶然的发现，却将一个隐藏了近九百年的秘密揭了开来。

在休息时，王道士雇来的一位姓杨的工人无意中发现16窟甬道的北壁是空的。当晚，二人偷偷挖开墙壁，一个装满古老经卷、绢画的小洞窟呈现在他们的面前，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十七窟的藏经洞。

藏经洞

没有多少文化的王道士并不知道，藏经洞中的那些写卷和绘画究竟有多大价值，不过，他也意识到这些东西非比寻常。于是，他不时从中挑选一些精美的绢画和书法漂亮的写经，送给地方官和一些名流，以期引起他们对莫高窟的重视，从而实现自己募集钱财重修莫高窟的计划。这样，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与洞中的一些文物逐渐开始在西北地区流传开来。

令今天的国人扼腕叹息的是，藏经洞的发现时间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当时正值清朝末年，八国联军正在侵略中国，忙于逃命的清廷自然无暇顾及西北边陲发生的事情，而当地的官员大多昏聩无知，致使这一宝藏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却成为西方“探险家”巧取豪夺的目标。

来到敦煌劫掠藏经洞遗书的外国探险家有很多，盗取文物最多的，则是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7年5月，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并诱使王道士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他。十六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及五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被运抵伦敦，安置在大英博物馆中。伯希和则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凭借自己丰富的汉学知识，伯希和用三个星期把所有的写本都翻检了一遍，并从中挑选了最有价值的七千多件经卷与文书，这一切，他不过花了五百两银子。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名叫“敦煌学”的显学，而敦煌，这座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九个世纪的历史文化名城也开始重新受到世人的瞩目。当藏经洞的宝藏与莫高窟的艺术瑰宝同时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敦煌与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也渐渐清晰而鲜活起来。

华戎所交的都会与灿烂的敦煌艺术。敦煌，是一个被戈壁、荒漠与高山环抱的小绿洲，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由于地处内陆，属于典型的沙漠气候，全年平均降水量不足四十毫米，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很大，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是滋润这片绿洲的主要水源。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击败河西匈奴，夺得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并陆续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自此开始。

与此同时，西汉王朝在敦煌的西部，还设立了阳关与玉门关，调兵戍守。从此以后，敦煌就成为联结河西走廊与西域的门户与军事重镇，东汉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便长期驻守在敦煌。由于地处丝路南、北两道的交会之处，敦煌也成为东西方贸易与文化的重要中转站，《后汉书•郡国志》就称之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莫高窟，位于敦煌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历经千年的开窟造像，形成了南北长一千七百四十米的石窟群。在十五至三十多米的断崖上，分布着七百三十五个历代营造的洞窟。这些洞窟可分为南、北二区，南区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是礼佛之地，共有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两千多身；北区则是僧人修行居住的场所，画、塑很少。那么，莫高窟是从何时开始兴建的呢？

莫高窟

月牙泉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许多少数民族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敦煌在这一时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五个政权，直到北魏灭北凉，敦煌才又重归北方统一政权之下。

目前所见敦煌佛教的确切记载，是西晋时世居敦煌的月氏高僧竺法护，他率领一批弟子在这里译经修道，被人们尊称为“敦煌菩萨”。不过，莫高窟的开凿却要比法护的时代晚得多。

据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敦煌望族李克让所撰的《莫高窟佛龛碑》（原立于332窟）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高僧西行来到敦煌，在城东南鸣沙山东麓，忽然眼前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之中，依稀有千佛化现而出。他认为这里就是他所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通碑文的记载，是有关莫高窟最初开凿情况的最早记录，虽然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但由于是当地的文献，还是可以信赖的。

不久，另一位高僧法良也来到敦煌，在乐僔的禅窟旁又开凿了一个石窟。从此之后，莫高窟的兴建绵延千载，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可惜的是，乐僔与法良所开凿的最早的洞窟，却早已无法确认了。

太延五年（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攻占了北凉首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凉王沮渠牧犍投降，其驻守敦煌的弟弟无讳、安周最终率万余家撤离敦煌，入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在这一过程中，敦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不过，当地的佛教却在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北魏王朝直接统治敦煌以后，又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这是北魏吸收了凉州佛教因素之后，经过平城（今山西大同）到洛阳的发展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文化。

从孝昌元年（525年）到武定二年（544年），被封为“东阳王”的北魏宗室元荣出任瓜州刺史。虽然北魏末年中原地区发生了连年的战乱，但远处边陲的敦煌却未受到太大影响。在元荣统治敦煌的二十年中，他不仅团结当地豪族，保持了境内的安定，而且大量抄写佛经、开凿洞窟，使莫高窟营造的规模日益扩大。

元荣之后，于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年）担任瓜州刺史的北周建平公于义，继续了东阳王元荣在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在《莫高窟佛龛碑》中就说：“建平、东阳弘其迹。”这些王公贵族的做法，不仅给当地各阶层民众做了榜样，上行下效，敦煌掀起了一个造窟的高潮，而且，他们也带来了中原的艺术风格，使莫高窟逐渐突破之前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了大隋王朝，并于开皇九年（589年）平陈，完成了再造统一的伟业，也为丝绸之路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隋炀帝时，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敦煌、张掖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在《隋书•裴矩传》中，保存着他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数百年的开拓，丝绸之路已由南、北两道发展为三道，即当时从敦煌出发，直到西海，也就是今天地中海，共有三条路线：

北道从伊吾（今新疆哈密）越过天山，沿草原之路西行，经过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

中道从高昌西行，经焉耆、龟兹、疏勒，越过葱岭，经瓦罕山谷，进入粟特地区，再到波斯，最后到达地中海沿岸；

南道从鄯善到于阗、朱俱波（叶城）、喝槃陀（塔什库尔干），翻过葱岭，经瓦罕山谷，过吐火罗地区（今阿富汗），进入印度。

这三条道路分别以伊吾、高昌、鄯善为门户，但“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清楚说明了敦煌在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在隋代文帝、炀帝大力倡导佛教的推动下，全国崇佛之风大盛。在莫高窟的藏经洞中，就保存着一批隋朝皇室成员的写经，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43《大楼炭经》卷三题记就说：“大隋开皇九年（589年）四月八日，皇后为法界众生敬造一切经，流通供养。”这显然是著名的独孤皇后在长安所写的，可见当日佛教发展的盛况。

敦煌壁画《飞天》

独孤皇后写经题记

在这股崇佛的浪潮中，敦煌也不例外。短短的三十多年里，莫高窟就兴建了九十多个洞窟，这在其千年的营建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隋窟绝大多数集中在莫高窟南区的北段，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占据了莫高窟中心崖壁中上层的最佳位置。无论是从洞窟的数量还是壁画的篇幅来看，隋窟都大大超过莫高窟之前二百年间保存下来的洞窟总和。

第420窟西壁佛龛塑像

第420窟开凿于隋代中期，是最具代表性的隋代洞窟之一，在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和西夏时期均有修复，例如洞窟入口处的壁画即为西夏所绘。本窟属于覆斗顶殿堂窟，平面方形，西、南、北壁各开一龛。西壁龛内塑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外左右亦各塑有一身菩萨。主尊释迦牟尼佛身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体态丰满，面容慈祥。在佛陀的身后，左右分立阿难、迦叶两大弟子，前者恭敬虔诚，脸带稚气，后者肋骨毕现，一派苦行僧的模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龛外侍立的菩萨的服饰上，绘有非常漂亮的连珠狮子纹，这是典型的萨珊波斯（今伊朗）的纹样，可见隋代的佛教造像，也吸收了某些外来文明的因素。

在壁画题材上，乘象入胎、夜半逾城及须达拿太子等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等在隋代逐渐减少，而经变故事画开始丰富起来，如《文殊变》《普贤变》《药师变》《弥勒经变》等，特别是维摩诘经变开始大量创作，成为引人瞩目的新内容。在420窟西壁龛外两侧的上方，就绘有文殊菩萨前往探视称病的维摩诘居士的故事。窟顶四披，则绘制了《法华经变》，风格细密而精致。

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又数次征伐辽东，终于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抗。大业十三年（617年），一个地方军官李轨在武威起兵，自称凉王，控制了河西地区。李唐王朝在长安立足之后，利用粟特胡人安氏的势力，平灭李轨政权，把河西纳入自己的版图。不过，唐初的敦煌局势并不稳定，几经变乱，直到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局势才最终稳定下来。贞观七年（633年），敦煌正式定名为沙州。

从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可以看到，武德末、贞观初，河西地区州县萧条，百姓凋敝，帑藏空虚。敦煌以西、以北地区都是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而以南则是吐谷浑的地盘。当时，唐王朝特意关闭了西北关津，“禁约百姓，不许出蕃”，贞观元年（627年）西行求法的玄奘就是偷渡出去的，没有经过敦煌的州城。

吐鲁番与敦煌。隋末以来，从西域到内地的使者、商人主要还是通过经由高昌的中道。

高昌，即今天的吐鲁番，它是丝绸之路上除敦煌之外，另一颗最为耀眼的明珠。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纳、哈拉和卓等地进行了艰苦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的文书，这些宝贵的资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吐鲁番盆地乃至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认识。

隋与唐初的高昌王国是一个由汉人麴氏建立的政权，其都城是高昌城，其遗址位于今天吐鲁番市东南四十公里的三堡乡境内，面积2.2平方公里，分为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在它的西北，则是著名的交河城，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李白、岑参等人的边塞诗中，直到今天，它仍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

与敦煌一样，高昌国也是一个佛国圣地。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学者们发现，在面积并不算大的吐鲁番盆地，当时仅以姓氏命名的家寺，就有四十多座。高昌、交河城内，一些显要之地，也往往矗立着宏伟的寺塔建筑的遗迹。

另外，在火焰山山谷中，也有重要的石窟寺遗址，如吐峪沟中现存的四十六个洞窟，在唐代之前叫作“丁谷窟寺”；木头沟中，则有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现存八十三个洞窟，它开凿于十六国时期，麴氏高昌国时达到了全盛时期，当时称为“宁戎窟寺”。伯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异常精美，可惜其中不少在20世纪初被德国探险家勒考克盗走，藏于柏林博物馆，又毁于二战末盟军的轰炸中。

交河故城

高昌佛教的兴盛，对于唐初西行求法的玄奘来说，尤其意义非凡。

当麴文泰得知玄奘来到伊吾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迎接，对他优崇备至，甚至与他结拜为弟兄。当玄奘从高昌继续西行时，麴文泰为他置办了丰厚的行装，又给高昌以西诸国写下了二十四封书信，并附上礼物，还向西域的霸主西突厥的叶护可汗献上厚礼，请他们为玄奘提供方便。二人约定，等玄奘取经归来，要到高昌国住三年，接受国王与信众的供养。只可惜，当玄奘从印度载誉归来时，高昌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虽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极力模仿和学习中原制度，但由于势力单薄，高昌国不得不臣服于先后控制西域地区的柔然、高车、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当大唐王朝于贞观四年（630年）二月一举击溃东突厥汗国，原属东突厥的伊吾随即称臣内附时，高昌王麴文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他与西突厥连兵，东攻伊吾，企图封堵这个唐朝进入西域的门户，又多次劫掠西域各国前往唐朝进贡的使者。这就给了唐太宗一个很好的出兵借口。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牛进达、姜行本等将领出征高昌。这次行军非常顺利，到第二年八月，刚刚接替病死的麴文泰担任高昌王的麴智盛就开城投降了。唐朝在高昌设立西州，在天山北面的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设庭州，又在西州交河县置安西都护府，以控制西域。这是唐王朝进军西域的关键一步。

参加平灭高昌的唐军大将姜行本曾在天山立了一块纪功碑，即《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纪功碑》，它记载了唐军这次平灭高昌的壮举。在碑文所记率军鼓行而前的将领中，第一位就是“沙州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刘德敏”，可见敦煌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

显庆三年（658年），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今新疆库车），并设立了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镇守西域广大地区。然而，从龙朔二年（662年）开始，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的军队也进入西域，同西突厥余部联合，与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在随后的三十年中，四镇几度易手，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名将王孝杰率军收复四镇（此时焉耆已被碎叶取代），并发汉兵三万人镇守，大大增强了唐朝在西域的战斗力。从此以后，直到8世纪末的一百年间，西域的局势稳定下来，唐朝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控制，丝绸之路也进入到一个极盛时期。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唐代诗人张籍的《凉州词》，描绘的就是唐代丝路的繁忙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与吐鲁番也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在两地的市场上，有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有来自西域的香料和奇珍异宝，也有来自北方的驼马和毛织品，还有当地出产的五谷。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年），沙州有六千三百九十五户，三万二千二百三十四人，达到前秦以来的又一个高峰。

丝绸之路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粟特地区来的九姓胡商有关，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以撒马尔干的康国为中心，分布着大小十余个操粟特语的民族所建立的城邦王国。

从4世纪初以来，粟特商人已经来到了敦煌。1907年，斯坦因就在敦煌西北的一座长城烽燧中发现了八封粟特文写成的信件，学界通常称之为“粟特文古信札”，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它们都是在武威、敦煌等地经商的粟特人发往家乡撒马尔干的，却不知什么原因，遗失在敦煌的长城脚下。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粟特人经营的国际贸易活动更为活跃，许多人在敦煌、吐鲁番这样丝路绿洲城市中定居下来，有些则继续向东，来到长安等地进行贸易。1973年，从吐鲁番阿斯塔纳509号墓中出土了一件文书，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胡商带来的商品不仅是香药与奇珍异宝，还有充满异域风情的胡族奴婢。

《唐荣买婢市券》

开元十九年（731年）二月，在吐鲁番的市场上，沿着丝绸之路做生意的粟特商胡米禄山，就将一位年仅十二岁的胡族小女孩作为奴婢卖给了来自京城长安附近的商人唐荣，他得到的是四十匹白练。这可能是当时一个胡婢的正常价格。

在这份西州都督府发给的买人市券上，还有五位保人的签名，他们是：石曹主、曹娑堪、康薄鼻、康萨登、罗易没。从这些名字不难看出，他们都是出身于中亚的胡人，除了罗易没来自吐火罗国，其他四位和米禄山一样，都是出身于粟特的昭武九姓胡人，他们正是丝绸贸易的主要担当者。

在吐鲁番阿斯塔纳509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开元二十年（732年）粟特商人申请“过所”也就是通行证的文书，其中记载了已经在西州落户的粟特人石染典，带着奴婢和牲口等，从新疆的库车到瓜州市易，瓜州都督府给予通行证后，他经过悬泉守捉、长乐守捉等唐朝镇防机构官员的盘问勘察，来到敦煌。

石染典在沙州向官府呈报了自己所携带的奴隶与牲口，并申请到伊州去。在文书上，就有沙州主管市场的官员——“市令”张休“勘同”的批注，确认石染典所带人员与牲口数目属实。这件难得的文书，也印证了粟特商人在敦煌市场的活跃。

在唐代沙州敦煌县的十三个乡中，有一个从化乡，这是一个7世纪初形成的粟特人聚落。到了天宝九年（750年），这里有三百户，一千四百人，大部分居民都是康、安、史、石、曹、何、米等姓的粟特人。他们虽然已经成为唐朝的百姓，但依旧信仰着自己的传统宗教——祆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中，就有记录：“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祆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百步。”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过所实物《石染典过所》，过所相当于今天的通行证明。

这所祆舍，无疑是敦煌粟特百姓精神信仰的中心。

除了祆教之外，从丝绸之路上还传来了景教和摩尼教，来自中原传统的汉文化也得到进一步深入。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道教典籍，都传到了敦煌。当时沙州城内有州、县两级学校，按照唐王朝的规定，教授儒家经典。在藏经洞中，也发现了许多儒经的注释本，如《论语郑氏注》等。由于李唐王朝尊奉老子为先祖，道教得到了历代皇帝特别是唐玄宗的大力弘扬，敦煌与中原诸州一样，建立起紫极宫、开元观等道观，为国设斋行道。同样，敦煌文书中也包括了许多唐代的道教典籍，如《老子化胡经》《太玄真一本际经》等。

当然，佛教依然是敦煌最流行的宗教。当地的一些大家族如翟氏、李氏、阴氏等，都争先恐后地在莫高窟开凿“家窟”，其中220窟就是翟氏所建，故称“翟家窟”。它始建于贞观十六年（642年），从甬道北壁10世纪的供养人图像来看，翟家世代供奉此窟，历时约三百年，这不能不让人惊叹。

220窟东壁《听法帝王图》

在东壁北侧的下方，有一幅《听法帝王图》，画中的帝王头戴冕旒，青衣朱裳，形象高大，在两旁身后恭谨扶持的群臣簇拥下，显示出帝王的威严，与传世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相比，亦显得毫不逊色。考虑到当时正是初平高昌，唐太宗威震西域之时，画中的帝王无疑正是暗喻太宗，这自然也显示了翟氏对朝廷的忠心。

220窟的壁画色彩非常鲜艳。20世纪40年代时，敦煌研究院移除了上层归义军时代的壁画之后，才显露出初唐的壁画，由于有上层壁画的保护，这些下层的壁画才显得如此鲜亮。南壁绘的是西方净土变，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大大小小的佛、菩萨、天人化生等约一百五十身围绕四周，空中有天女散花，佛前平台上舞乐齐动，一派欢乐的景象。这也是此后唐代壁画的常见构图。

武则天一生崇佛，据说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中，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面容就是照她的形象来塑造的。无独有偶，莫高窟第一大坐佛据说也是如此。第96窟始建于延载二年（695年），主尊为倚坐弥勒大佛，又称“北大像”，高达三十五米半，围绕着大佛像，则是高达四十五米的九层木构窟檐。今天，“北大像”是人们到敦煌时必去的地方。在窟中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丰姿时，是否还会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事事敢为天下先的一代女皇？

在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二十七米的“南大像”。据专家考证，本窟开凿于盛唐，壁画绘于开元十三年（725年）之后。当人们走进十米进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时，一定会感受到盛唐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

《王氏夫人供养图》

在甬道南北两壁，绘制有巨幅的供养人画像，其题记曰：“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瓌供养时”。南壁共有十二身供养人像，第一身形象最大，描绘的是乐庭瓌的夫人王氏，她头饰鲜花、宝钿，身着碧衫红裙，足登笏头履。在她的身后，是两个女儿与九个婢女，她们造型生动，富有生活气息，是敦煌供养人壁画中最精彩的一幅。

在盛唐的繁华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洛阳、长安相继失守，惊慌失措的唐玄宗无奈逃往成都避难。为了抵御叛军，唐肃宗调集驻守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的西部各地劲旅，前往中原平叛，虽然完成了勤王的任务，却使得西北地区的防卫空虚，吐蕃乘虚而入，从青海北上，开始蚕食唐朝的疆土。在三十年间，陇右、河西诸州相继落入吐蕃之手，到了贞元二年（786年），敦煌军民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之后，“寻盟而降”。从此以后，敦煌进入到吐蕃统治的时代，直至大中二年（848年）。

由于与吐蕃订立了“勿徙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755—796年在位），他大力弘扬佛法，而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在占领敦煌之后，赞普马上邀请高僧昙旷入藏讲道，又招请汉僧摩诃衍入藏传播汉地禅法。在敦煌，吐蕃也大力扶持佛教，继续开窟建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的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尊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的理想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苦痛，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佛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恸的场景。引人瞩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十三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

归义军时期。会昌二年（842年），采取灭佛措施的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僧人刺杀，吐蕃陷入战乱之中，其河陇地区的大将论恐热、尚婢婢也相互攻击，使吐蕃的实力受到很大削弱，其在河西、西域的统治秩序也迅速崩溃。

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潮出行图》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了吐蕃的守将节儿，夺取了瓜、沙二州，并派多路使节向唐朝报捷。大中五年（851年），唐朝为之新置了一个方镇，名为“归义军”，张议潮被任命为节度使，敦煌从此开始了延续近二百年的归义军时期，直到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攻占沙州为止。

初期的归义军名义上是唐朝的一个军镇，但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到了曹氏执政的归义军后期（五代、宋初），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地方王国，因此，在宋代的典籍如《宋会要》中，就把瓜、沙二州列入《外国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特殊的。

10世纪中叶之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对峙状态，这也影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夏在占领瓜、沙之后，还征发百姓去攻打宋朝，使敦煌日趋衰落。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以及南宋建都杭州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盛起来，敦煌与吐鲁番这样的丝路绿洲，逐渐失去了往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它们所蕴含的文化宝藏，却无时不在吸引着我们，去领略它们昔日的荣光。

唐朝对外文化交流

波斯银壶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这首《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描绘的是各国使节来到大明宫朝拜大唐皇帝的盛况。这并不是诗家夸饰之言，唐朝的对外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扩大，对这些地区的认识也更加丰富了。中国的丝绸、瓷器通过陆路、海路两条丝绸之路大量运往亚非诸国，而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印刷术在这一时期也传入亚洲各国。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其强盛的国力与灿烂的文化对许多国家都具有吸引力，日本先后派出十五批遣唐使，阿拉伯帝国也曾派出三十七批来华使臣。唐朝文化成为周边诸国竞相学习的对象，在唐都长安，聚集了来自亚洲各国的使者、留学生、学问僧、商人等，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情谊。

以大唐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人类历史上，有几个“文化圈”的存在引人瞩目，如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以及东亚文化圈。所谓“文化圈”，是指文化发展过程中，因传播而接触到异质文化，其间所产生的种种变化，特别是诸劣势文化吸收优势文化后，就形成了文化圈。在东亚文化圈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无疑就是中国。在政治秩序上，唐朝与周边诸国建立了册封与朝贡体制。从地理上来看，东亚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包含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这些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等。这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则透过教育制度即以儒家教育为主体、祭祀孔子于学校的“庙学制”，在东亚各国生根发芽，并塑造着士人的共同意识与行为规范。唐朝，无疑是东亚文化圈形成最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与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发生密切关系的时期。

显庆五年（660年）《大唐平百济国碑铭》

隋及唐初，朝鲜半岛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7世纪中叶新罗与唐联合，先后灭掉百济和高丽，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最终，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每一位新君即位，甚至立王妃、太妃，都需要经过唐朝的册封。从8世纪之后，新罗几乎每年都派使者入贡，甚至有一年三贡者。

唐朝的官僚体制、思想文化对新罗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儒学，也成为新罗学校教育的基础。从8世纪以后，新罗从唐朝带回孔子与十哲、七十二弟子图，置于大学，建立了与唐朝一样的庙学制度。

《桂苑笔耕集》书影

新罗还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时，新罗学生多达二百余人。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到唐末，在唐朝科举登第的新罗学生有五十八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是今韩国庆州人，十二岁入唐，临行前其父对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可见新罗人是如何看重在唐朝科举及第。崔致远于是勤奋努力，十八岁进士及第，历任淮南节度使幕职，居唐十六年后回国，被韩国学界尊为“汉诗学宗师”，他用汉文所著《桂苑笔耕集》流传至今。新罗商人频繁与唐朝进行贸易，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聚居有不少新罗人，他们的聚居地被称为“新罗坊”。

新罗来唐的僧人很多，仅有法号可考者就有一百三十余人。玄宗时来唐的新罗王族释地藏长期在池州九华山修行，后来甚至被认为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九华山也最终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

更有象征意味的是道教传入新罗。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唐代尊老子为祖先，故道教受到极大尊崇，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国教色彩。从唐初开始，道教也被传入到朝鲜半岛。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唐高祖派刑部尚书沈叔安去册封高丽王时，还带着道士与天尊像同行，并为高句丽人讲《老子》。此事在朝鲜古代文献如金富轼编《三国史记》、僧一然编《三国遗事》中都有记载。

《皇甫奉謜墓志》盖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唐代墓志，志主是长安玄真观的观主皇甫奉謜，据墓志记载：“天宝初，祥符发于尹真人故宅，声教遐布。有诏以童诵，随三洞法主秘希一传经新罗。”也就是说，在唐玄宗天宝初年时，这位皇甫尊师还是个小道童，就跟随其师秘希一去新罗传授道经。这则材料是此前从未见过的新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罗受到唐代文化影响之深。

日本古称倭国，唐朝始改称日本。隋炀帝时，日本派小野妹子为大使出使隋朝。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九月，唐朝水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救援百济旧部的日本水军遭遇，爆发了大规模海战，结果日本惨败而归。战败的日本亲身体会到唐朝的强大，也开始认识到唐朝制度、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于是开始全面效法唐朝制度。这种情形，类似于明治维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大规模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一批批遣唐使被派往唐朝，与他们一起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各类技术人员，他们在唐朝居留、游历、学习，将先进的唐朝文化带回日本。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

《日本书纪》书影

律令是唐代国家的法律与政治制度的基础，日本则在学习唐代律令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与法律体系。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孝德天皇宣布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定年号为“大化”。第二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史称“大化改新”。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如参照唐制，建立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大化改新部分解放了生产力，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在白江口之战后，学习唐朝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701年，日本公布了《大宝律令》，757年，公布了《养老律令》，这是以唐朝永徽、开元律令为蓝本而制定的。

有趣的是，今天在日本，唐律已散佚，但《养老令》则几乎完整留存；而在中国，唐令早已散亡，唐律则完整保存下来。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对日本律令制与唐代的关系有具体而深入的认识。比如，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唐令的条文被日本完整继承，哪些因不合日本国情而被废弃，哪些又进行了某些改变。我们还可以借助日本《养老令》及其注释书，来复原唐令的条文。

坐落在日本奈良若草山下的皇家寺院东大寺，全称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它始建于745年，正值唐朝的开天盛世。在东大寺的西北方，有一所另外辟出的院落，是名闻天下的宝库“正仓院”，里面保存着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来自唐朝。

正仓院

正仓院保存的珍贵文物，属于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即724—749年在位的圣武天皇，他所处的奈良时代，正是盛唐文化全面传播于日本的高峰时期。在圣武天皇去世后，光明皇后不忍再睹其遗物，遂将天皇生前常用的物品分五批捐赠给他们夫妻合力营建的东大寺，这就是正仓院宝库的来历。

今天，每到秋高气爽的金秋时节，日本宫内厅都会从正仓院中取出一二百件各类文物展览，在短短的二十天内，来自日本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会蜂拥而至，争相一睹这些难得的宝物。正仓院中的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日常用品如丝织品、瓷器、家具、乐器、兵器等。

例如，正仓院保存着四十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立女屏风”中，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1995年，陕西富平县南陵村发掘的节愍太子墓中，就绘有六扇树下美人屏风，与正仓院所藏的实物非常接近。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

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唐代的琵琶今天已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除了乐器，在正仓院中还保存着大量伎乐道具，仅假面具就多达一百七十一面，包括力士面、金刚面、婆罗门面、醉胡王面、吴女面、昆仑面等，这无疑是唐代长安乐舞文化的一个缩影。今天，如果我们要研究唐代的音舞，正仓院是一个必须拜访的地方。

唐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成为日本上层社会学习的对象。在正仓院宝物中，就有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留下的墨宝，前者是抄录与佛教相关的中国古诗文的《杂集》，后者则是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这两幅作品非常精美，显示了他们对唐代书法文化的深入了解。最有意思的是，光明皇后娘家本姓“藤原”，为模仿唐人的单姓，她特意在卷末落款时，署上了“藤三娘”之名。

正仓院藏琵琶

正仓院藏744年光明皇后书《乐毅论》

正仓院中的宝物，是由历次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其中不少直接来自唐朝皇帝的赏赐，故等级极高。当然，遣唐使带回的，不仅是这些物品，他们还带回了在唐朝所学习的多种文化。

旅唐日人中最知名的有三人：吉备真备在中国留学十七年，回国后官至右大臣，极力推广唐朝文化与政治制度。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名晁衡，他曾在唐任官，结识了许多诗人朋友。玄宗时一度误传他死于归国途中，李白写下了动人的悼念诗作《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学问僧空海回日本后，大力弘扬佛教密宗，创造日本字母，对日本文化有巨大影响。

日本《东征绘传》中鉴真东渡的情景

唐朝僧人和商人也有不少渡海赴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扬州龙兴寺高僧鉴真（688—763年）。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唐代律宗高僧。应日本政府与佛教界之邀，从天宝元年（742年）到天宝七载（748年），他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弘法，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的过程中，他还双目失明，受到沉重打击。天宝十二载（753年），遣唐使藤原清河在阿倍仲麻吕的陪同下，在扬州拜访了鉴真。六十六岁高龄的鉴真踏上了第六次东渡之旅，最终于十二月二十日踏上了日本国土，完成了十二年的心愿。在日本，鉴真为圣武天皇及其他许多贵族、僧人授戒，并校正佛经，传授戒律，弘扬医术，做出了许多贡献。763年，鉴真去世。779年，在他去世十六年之后，日本贵族、曾受学于鉴真的著名文学家淡海三船（即真人元开）写下了《唐大和上东征传》，来宣传鉴真的事迹。

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地位，被尊称为“过海大师”，是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今天，他甚至被学者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高峰。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鉴真与弟子们建立的奈良唐招提寺采用了当时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与工艺，其主体建筑群至今仍存，体现着盛唐艺术的特色与魅力。

1980年2月，在日中友好团体的努力下，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夹紵干漆像回到故乡，在北京与扬州展出。在当时，有超过三十万的扬州人争睹鉴真像，盛况空前。这尊夹紵造像是鉴真的弟子在其去世之前制作的，栩栩如生地表现了鉴真大师坚毅慈悲的性格，在日本被视作国宝。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建立之初，在历史上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鉴真大师的造像回国接受供奉，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

圆仁白描像

在鉴真圆寂七十多年后，他的一位三传弟子随最后一次遣唐使踏上了大唐的土地，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鉴真的故乡扬州。这位来唐的“请益僧”法名圆仁，从开成四年（839年）七月到大中元年（847年）九月的八年多时间里，他走遍了半个中国，其足迹遍及今天的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七省。在巡历的过程中，他还用日记体记下了十年的经历，这就是著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这本日记是用汉文写成的，共有四卷，按日分则，共有六百零一则。它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他所观察的中唐时代的地理人情、风俗制度、政治形态及百姓生活，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材料。在此书之后四百五十年左右，出现了《马可•波罗游记》，但后者只是由别人整理作者的口述回忆录而成，与圆仁这部由作者亲撰且以汉文记录的日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圆仁先在扬州住了半年多，然后开始巡礼。他先来到登州，在赤山法华院住了九个多月，随后向五台山进发，在瞻礼五台山五十多天之后，他又来到长安。圆仁在长安学习生活了四年十个月，目睹乃至经历了长安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特别是遇到唐武宗会昌灭佛，他也受波及，最后只好以假还俗为代价，踏上回国之旅。

唐代的贸易大通道——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唐王朝不仅仅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它也与东南亚乃至西亚、北非地区有了密切的贸易往来。

当鉴真和尚于天宝九载（750年）自扬州开始第四次赴日的尝试时，他的船遭遇逆风而被迫漂流到海南岛，他随后来到了唐朝当时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广州。在这里，他看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他还发现，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种类极多”。

罗马金币

波斯银币

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市舶使起初由宦官担任，晚唐时则由节度使兼任。当外国商船入港之后，市舶使先登记货物，征收舶脚商税，并先行收购官府所需之物，然后就任其自由贸易。大历七年（772年）时，有记载说，这类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四千多艘，而李肇则在宝历元年（825年）写就的《唐国史补》中，用类似的语句描绘了抵达广州的外国船只，他特别强调：“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集宝货。”到了乾符六年（879年），当黄巢大军攻陷广州时，他屠杀了大量居住在那里的外国商人。

在阿拉伯文献中，说被黄巢屠杀的外国商人有十二万之多，其中包括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及摩尼教徒。这个数字无疑有些过于夸张，但仍然显示了在遭此沉重打击之前的广州，是一个多么繁荣的国际通商口岸。

1998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附近的一次沉船打捞活动震惊了世界。这次打捞的主人公是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蒂尔曼•沃特法，就在两年前，他厂里的几位印尼工人告诉他，在苏门答腊南端的加斯帕海峡水下埋藏着大量古代沉船的珍宝。这引发了沃特法从事海洋探险、打捞宝物的激情。于是，他来到加斯帕海峡的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海域进行打捞作业，果然于1997年在该岛东面海域发现了10世纪的中国沉船“印坦号”。种种迹象表明，这艘船是从广州出发的，许多珍贵文物如九十七枚五代南汉政权生产的银锭被打捞出水。1998年上半年，他又在同一海域发现15世纪的中国沉船“马热尼号”，并打捞出许多明代瓷器。

这两次探宝收获使沃特法信心倍增。不久，他在离勿里洞岛西面海岸二海里处，潜水至十七米深的海底时，发现在黑色的大礁岩下有一艘沉船残骸和若干器物，他将此沉船命名为“Batu Hitam”，中文意为“黑石号”，并全权委托澳大利亚海洋考古学家麦克弗列克主持打捞沉船和水下考古的活动。从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历时九个月，终于将“黑石号”及其宝物全部打捞出水。

黑石号船体保存基本完整，采用绳索缝合捆扎船体，从结构看是一艘印度或阿拉伯造的单桅缝合帆船。这种船体结构是典型的阿拉伯缝合船，制作船体时不使用铁钉。从陶瓷的器类组合，并结合当时的航运路线分析，学者们普遍认为黑石号可能是从扬州解缆出港，目的地是波斯湾。

黑石号上的文物一经公诸世间，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与收藏界的极大震动。在这艘船上，满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瓷器就有六万七千多件，其中以湖南长沙窑出产的碗、执壶等瓷器最多，共约五万六千五百件。此外，还包括浙江越窑青瓷二百件、河北邢窑青瓷三百五十件和广东地方窑的普通青瓷七百多件。而三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尤为引人注目，被称为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

黑石号上的“江心镜”

黑石号上的外销瓷

除了瓷器之外，黑石号上还载有十件金器、二十四件银器、十八枚银铤和三十件铜镜。金器之精美可媲美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其中的八棱胡人伎乐金杯高十厘米，比何家村出土的两件八棱胡人金杯尺寸还略大些。

在一方铜镜上，有这样一圈铭文：“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可见此镜758年铸于扬州，它正是唐代文献传说中的“江心镜”。另外，在一件长沙窑瓷碗上，还有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铭文。结合其他器物考证，可以将黑石号沉船的年代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在长沙窑的瓷器中，许多图案与纹饰都带有明显的阿拉伯风格，如飞鸟、摩羯鱼等，这表明唐代长沙窑烧制了大量外销瓷，为了适应西亚的市场需求，调整了自己的产品特色。黑石号当年乘载的宝藏为海上丝绸之路保留了珍贵的实物，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证实唐朝时期中国和印度洋西边的中东诸国已存在海运贸易，而且规模巨大。可以说，黑石号宝藏对于唐代的对外关系史乃至当时国际贸易史的研究都具有极高价值，无论怎么赞美它都不为过。

从2002年开始，中国国内的扬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等文博单位都曾提出购买意向，但最终未能如愿。2005年，新加坡圣淘沙集团（Sentosa Leisure）成功购买了文物的多年展览权，后来又筹资三千二百万美元买下这批具有重大意义的唐朝宝藏。如今，这批宝藏被命名为“唐朝沉船宝物：新加坡海事珍藏”（Tang Shipwreck Treasure：Singapore’s Maritime Collection）。虽然它们未能被中国国内购藏，但最终落户于华人文化圈的新加坡，亦属幸事。

在新加坡，黑石号文物在进行长期修复与研究工作，从未正式在大型展览上亮相过，只有一些专家有缘一睹其神采。从2012年开始，它们中的一部分精品将在亚洲、美洲、欧洲与大洋洲等各个博物馆进行为期五年的巡展。

与黑石号这样的阿拉伯船相比，唐朝的海船体积更为巨大，且构造坚固，故能经受波斯湾的惊涛骇浪。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有一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州，途经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一万四千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联结了东亚、印度与伊斯兰文化圈。

西行求法的高僧大德。咸亨二年（671年），唐朝高僧义净（635—713年）从广州出发，乘船取海路前往印度求法。咸亨四年（673年）二月，义净到达东印度耽摩立底国，后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十年。垂拱元年（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近十年，最终于证圣元年（695年）五月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两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共五十年间，五十七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书影

《南海寄归内法传》书影

在现存宋代以前记述海外交通与印度、东南亚情况的著作中，义净的著作具有独特的价值。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古代印度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而东南亚除了近代发现的一些碑铭可供间接参考之外，也没有留下什么成文的资料。在这种背景下，义净留下的他亲自观察到的第一手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

义净是从海路前往印度的，在他之前，另一位著名的高僧玄奘（602—664年）则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还是佛教唯识宗的开创者。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在大慈恩寺等寺院进行研究和翻译佛经直到圆寂。

玄奘在到达印度之后，先在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等，又学显扬、婆沙、俱舍、顺正理、对法、因明、声明等论，钻研诸部，前后五年。随后遍游五天竺，历谒名贤，寻求梵本。在戒日王为其举办的曲女城大会上，五印度十八个国王、三千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两千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度，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玄奘佛学水平之高，于此可见。

甘肃瓜州榆林窟西夏壁画《玄奘西行求法》

不过，应唐太宗的要求，玄奘还写下了《大唐西域记》（玄奘口述，弟子辩机编成）一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进呈于太宗皇帝。此书是玄奘西行求法路上的见闻，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尽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由于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本书遂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及我国新疆的最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大唐西域记》书影

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玄奘无疑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今天，玄奘已经成为中印两个文明之间友好的化身。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曾说：“如果没有玄奘，重建印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玄奘对此是当之无愧的。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唐王朝不仅以博大的胸怀接纳来自西亚、中亚、印度等地的文化，也以积极的态度输出先进的文明给周边国家，如新罗、日本等，这既包括了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包括了精神文化的互动，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唐代宗教

唐持剑天王造像

唐代是一个宗教盛行、多元并包的社会，佛教、道教及各种外来宗教都获得巨大发展，相互之间也在影响、交融。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玄奘西天取经，却又出现了会昌灭佛；道教取得了类似于国教的地位，却始终不及佛教深入人心。在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的各种宗教之上，则是笼罩一切的皇权。武则天利用佛教的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的论证，而玄宗、武宗、宣宗则都接受了道教大师的授箓。至于那些居于儒家价值观高地的士大夫们，则一方面力图在公共领域对宗教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却在私人生活中与僧、道人士过从甚密。如果我们不了解唐代宗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时代。

儒释道辩难。武德七年（624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里，一场隆重的释奠礼仪正在举行，唐高祖李渊亲自出席，陪同高祖前来听讲的，还有秦王李世民与满朝文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释奠本来是国家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这次仪式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参加讲论的，不仅有一代大儒，还有来自佛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

代表儒家出场的，是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代表佛教出场的，是长安圣光寺沙门慧乘（亦作惠乘）、普光寺沙门道岳；道教方面，则由清虚观道士刘进喜、李仲卿出马。这几位均为一时名流，为朝野夙所钦重者。比如，陆德明是著名的《经典释文》的作者，道岳则曾是玄奘西行求法之前的授业恩师。

孔庙大成殿

由于唐高祖以老子后裔自居，以道教为本宗，故辩论中的席次以道士居首，儒家居中，而以沙门殿后。刘进喜、徐文远、慧乘三人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不过，这次讲论本因儒家释奠礼仪而起，而代表儒家出讲的徐文远、陆德明皆一代儒宗，尤其是陆德明不仅学问渊博，且极富词辩，善说名理，对于三教经义，均能遍析其要，故特别受到高祖的赞赏。

在这次释奠之前发布的诏书中，高祖定下了“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原则与基调，这也是后来三教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三教讲论的目的，是使其相互观摩，商量意旨，而参与各方为了攻击对方，树立本教威望，莫不广引对方经典以资辩驳，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三教之间的相互了解，许多人开始兼明三教，否则无从在论战中取胜。

唐代佛教的中国化。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定型时期，除了天台宗创立于隋代之外，其他如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都是在唐代真正定型的。

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慈恩宗，是由玄奘法师及其弟子所创立的佛教宗派，在唐初盛极一时。玄奘在印度游学多年，在那烂陀寺的时间最久，其师戒贤法师正是唯识之学的宗师，玄奘从其学习《瑜伽师地论》，回国之后，他将此书译为中文，凡一百卷，成为唯识宗的根本经典。玄奘主张众生种性各别，改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着他的翻译随时对他的门徒们讲说，并没有专篇著作。

玄奘门下弟子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与圆测。窥基是唐初名将尉迟敬德之侄，而圆测则为来华的新罗王孙，他们二人天分极高，深得玄奘器重，对于新译的经论分别作注，特别是在《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弘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

玄奘像

唯识宗在玄奘与窥基、圆测等弟子的努力之下，盛极一时。可惜的是，由于玄奘过于坚持印度传统，且唯识宗理论本身过于繁细，难以通俗，唐初之后，此宗逐渐归于衰落。

与唯识宗坚持印度佛教原汁原味的传统不同，禅宗则是中国化最为彻底的佛教宗派，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禅宗自谓教外别传，据说灵山法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于是付法，迦叶成为印度禅宗初祖。到了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传法于菩提达摩，后者于梁武帝时来华，是为中国禅宗初祖。他晚年传法的少林寺，因此被称为中国禅宗的祖庭。此后，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神秀与慧能。慧能，世称禅宗六祖，与神秀分别为南北二宗，各传顿、渐之门。这是禅宗早期传法的谱系。

明人绘《达摩面壁图》

弘忍大师

慧能大师

北宗的神秀深受武则天的尊崇，他九十岁时，被武则天召入长安，大弘禅法。神龙二年（706年），神秀去世，文坛领袖张说在其碑文中称他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其弟子普寂、义福继续弘扬其法，两京地区完全成为北宗的势力范围。

慧能则出生于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在获得弘忍衣钵之后，长期在南方传法。与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经》、主张渐悟相反，慧能提倡顿悟法门，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而且，南宗禅号称“见性成佛、直指人心”，一扫当时佛教其他各宗强调的繁琐的章句之学，可谓振聋发聩，因而开始在南方民众中广泛传播开来。

慧能禅师入寂于先天元年（712年），春秋七十六。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也就是著名的《坛经》。在佛教史上，中土人的著述能被称为经的，唯慧能禅师一人。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

慧能大师肉身像

慧能在世时，他的禅法主要还是在南方流传，真正使南宗禅传入中原并成为禅门正统的，是他的弟子神会。

神会起初是神秀的弟子，十四岁那年，他来到岭南参拜慧能，成为六祖座下十大弟子之一。到了开元二十年（732年），四十五岁的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极力攻击北宗禅法，为慧能争取六祖地位。虽然一度颇为成功，但也引发了北宗禅支持者的极大反弹，神会一度被逐出洛阳地区。

时局的突变，为神会提供了绝佳的机缘。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郭子仪率朔方军平叛，由于军费紧张，朝廷规定，百姓纳钱百缗即可得度，而神会则被推举为度僧的主持，为平叛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使他在政治上取得了朝廷的支持，南宗禅从此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

神会晚年居住在洛阳荷泽寺，故他传下的禅法一系，被称为“荷泽宗”。不过，荷泽宗只是南宗众多禅法的一支，而且在神会去世后并不太盛，更为繁盛的是慧能的另外两大弟子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传下的法脉。到了晚唐，遂发展出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等五宗，而此时，其他许多佛教宗派都已衰微，只有禅宗一枝独秀，成为唐宋佛教史上最有影响的主流宗派。

禅宗作为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佛教本有其弘扬教义的经典、仪式、戒律和礼拜的对象，但慧能以后的中国禅宗把这一切都抛弃了，既不要念经，也不要举行仪式，更不要崇拜偶像，而认为要成佛达到涅槃境界，只能靠自己一心的觉悟，这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思想。

道教的极盛。与印度传来的佛教相比，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朝廷更多的支持。这首先是因为，在大唐开国的过程中，不断有道教徒附会李氏为老子后裔的神话，以强调李唐建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对于李唐皇室而言，这的确是一种方便的宣传策略，以天命所归的神话，来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对于道教而言，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二月，长安城南终南山中的楼观台，一座皇家支持建立的石碑竖立起来，撰作碑文并亲自书写的，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铭文则是由宰相陈叔达完成的。这通碑文记载了楼观道团的领袖岐晖在李渊起兵之后，不仅以观内粮草资给李渊之女平阳公主，又派楼观道士前往蒲津关迎接唐军的事迹。当李渊取得天下之后，岐晖的政治投资取得了丰饶的回报，不仅获赐大量土地，连观名也由“楼观”改为“宗圣观”，这表明唐朝统治者已经正式将老子视为其家族的先祖了。

《大唐宗圣观记》拓本（局部）

从南北朝末到隋唐初年，不仅是政治上走向南北统一的时期，在思想文化上也加快了相互交融的步伐，道教也不例外。到了唐代，此前各具传统的六朝道派如上清、灵宝、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箓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是紧密相关的。

朝元阁老君像

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六朝时期的“靖”“治”等团体被宫观体系取代，道士本身也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唐王朝在对道教给予极大支持的同时，对道团组织的控制也日渐增强。

高宗一朝是唐代宗教政策定型的重要时期。乾封元年（666年）正月，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但这次大典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完成之后，高宗命令天下诸州置观、寺各一所。

这个政策对于道教方面，尤其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宫观网络，而这种网络对于佛教而言，早在隋代就已经具备了。

从泰山上走下来的唐高宗特意来到了老子故里亳州，在此，他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创建祠庙，置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正式获得了比较特殊的地位。

与佛教更多介入民众个人信仰生活不同，唐代道教却力图影响国家的礼仪制度。在唐玄宗时期，这种努力到达了顶峰。

开元十九年（731年）二月，深受玄宗尊崇的道门领袖司马承祯上言，说当今五岳神祠供奉的都只是山林血食之神，而实际上五岳都各有神仙洞府，有上清真人来担任仙官，负责山川风雨、阴阳气序。在他的建议下，几个月之后，玄宗下诏在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而其中的神像，均由司马承祯按照道经的记载，进行设计。

随后，玄宗派两京著名宫观景龙观、大弘道观的道士们与宦官一起，前往五岳所在州县，与地方官共同完成真君祠的建设。与之同时的，是在庐山修建了九天使者庙，在青城山新置了青城丈人祠。其理论依据，则是六朝以来流行的《五岳真形图》。

司马承祯的提议，是直接标榜道教的仙真要高于国家祭祀的五岳神，这实际上是自南北朝以来道教积极参与国家五岳祭祀活动的延续。五岳真君祠的置立，是唐代五岳祭祀道教化的顶峰，也是道教参与乃至改造国家祭祀的一个表征。

从隋文帝开始，在位的皇帝经常把自己的图像（包括金铜铸像与画像）安放在佛寺与道观之中。唐玄宗则对此进行了制度化推进，他下诏全国的开元寺、观都安放自己的铸像，这一方面显示了国家对佛、道教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对皇帝本人的神化。

最有意蕴的，当属长安太清宫。它置立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起初名为“玄元皇帝庙”，后改名为“太上玄元皇帝宫”，最终定名为“太清宫”。太清宫供奉的主尊正是老子，而其性质则是道教宫观与皇家宗庙的结合。虽然其日常管理由道士负责，但其祭祀则列入国家的祀典体系，而太清宫使通常更由宰相兼领。从唐玄宗到唐末，太清宫成为国家祭祀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内容，这也是道教与国家礼仪制度结合的产物。

太清宫中的神像备受关注，天宝元年（742年），太上老君的塑像就被安放其中，他的身边，则是玄宗的汉白玉雕像。四年之后，宰相李林甫、陈希烈的雕像也出现在他的身边。到了天宝八年（749年），甚至连文宣王孔子的雕像也被竖立在老君像前，这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唐玄宗时，道教经典也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这就是有名的“道举”。玄宗在长安设立了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一百人。《老子》自不必说，《庄子》《文子》《列子》等也相继改名，成为“明四子科”的科目。代宗时权倾一时的宰相元载，就是在玄宗时通过道举而进入仕途的。

不过，唐玄宗虽然是位狂热崇道的皇帝，但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还是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面对当时各种宗教与意识形态，他还是采取了平衡的手段。

唐玄宗遍注三教。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御制《道德经注》，颁行天下，令诸州大道观刻石，今存邢州、易州碑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P.3725正是这样一件由国子监学生抄写的官方文本。

就在同一年，唐玄宗还御注了佛教的《金刚经》。《金刚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般若类佛经的一种，先后曾有六次翻译，最早的当属后秦鸠摩罗什的译本。虽然入唐之后还有玄奘、义净的新译本，但仍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流行，在敦煌两千多件《金刚经》卷子中，绝大多数是这个译本。《金刚经》在唐代受到佛教各宗派的普遍崇奉，特别是对于六祖慧能之后的禅宗而言，《金刚经》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与此同时，此经在民众佛教信仰世界中亦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出现了许多讲述其灵验的故事集，如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郎余令《冥报拾遗》、孟宪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目前所知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亦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其在唐代佛教信仰中的重要地位。在玄宗御注《金刚经》颁行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不少专门宣讲玄宗御注的书籍，如敦煌文书S.588《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等。

敦煌文书P.3725唐玄宗御注《道德经》

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722年）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御注的《孝经》颁于天下。到了天宝二年（743年）五月，他再一次御注《孝经》。《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实际上可能成书于秦汉之际。《孝经》有云：“在家以孝事亲，出则以忠事君。”这就是所谓“移孝作忠”，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玄宗御注《孝经》，还要求天下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更显示了他希望能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

《金刚经》

唐玄宗御注《石台孝经》

《孝经》《金刚经》《道德经》，这三部经典篇幅都不大，但对于儒、释、道三教而言，却都是根本性的经典。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这说明，他的宗教政策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三教齐一的政策。

在唐玄宗三教齐一的政策下，开元、天宝时期的三教讲论更多呈现出一种调和、融合的意味。例如，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八月初五，是纪念唐玄宗生日的千秋节，为此特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这次讲论中，玄宗明确提出了“会三归一”的主张，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也提出了“万殊一贯，三教同归”的说法，恰好是玄宗“会三归一”的注脚。这种看法，也是与玄宗遍注三教的做法是一致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戎马倥偬的肃、代二帝无暇举行三教讲论，直到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才举行了一次活动。此后，文宗、宣宗等亦曾举行过类似的活动，只是，讲论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的交锋与融合并不是主要目的。到了懿宗时期，三教讲论甚至成为君臣戏谑的一种表演，这与唐初那种相对严肃、充满思辨精神的热烈辩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唐玄宗对于儒、释、道三教的态度，其实也是大多数唐代皇帝的态度，虽然有些皇帝会有所偏重。比如，武则天时期，就因为佛教在其改唐为周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而对佛教极为重视。一些道士为了讨好武则天，甚至主动要求改信佛教，洛阳著名的大弘道观的观主杜乂就出家为僧，并著《甄正论》来攻击道教。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在这种大背景下，仍有不少道士积极活动，为武则天改朝换代的行为呐喊助威。

唐人绘《六尊者像》（局部）

会昌灭佛。当然，也有极端的情形发生，晚唐时期武宗对佛教采取的严厉政策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

会昌元年（841年）六月十一日是武宗诞辰，按照惯例，在宫中举行了佛道的论辩。然而，当辩论结束时，武宗却没有依照代宗以来的惯例赐给参与其事的僧人紫方袍，紫方袍仅仅赐给了两位道士，这无疑是对佛教蓄意的侮辱，它预示着更大规模的对佛教的打击很快就会到来。

在武宗皇帝在位的六年里，一道接着一道的反佛诏令从宫中发出。会昌二年（842年）三月，武宗要求各寺院开始驱赶那些没有度牒的僧人，并禁止寺院剃度沙弥。十月，开始沙汰僧尼，并没收一些寺院的财产。随后，开始限制各寺院拥有的奴婢人数。会昌四年（844年），武宗下令禁止长安各寺院供养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台山、终南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等佛教圣地巡礼，拆除民间的小规模的山房、兰若、佛堂等。

到了会昌五年（845年），灭佛进入了高潮。七月，武宗下令省并天下佛寺，规定两京的左右街各留寺四所，僧徒各三十人；诸州各留寺一所，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其余寺院全部拆毁，僧尼一律还俗。拆下的寺材被用来修理官廨驿站，铁像被熔铸为农器，铜像用来铸钱，其他奇珍异宝则被献给皇帝。为了确保灭佛法令的执行，武宗分遣御史巡行天下，严查抗命不遵的地方官员。

经过这次灭佛，全国共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亩，共有超过二十六万僧尼还俗，十五万奴婢成为国家纳税人口，使佛教势力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中的会昌灭佛。

会昌灭佛有着深刻的政治与经济原因，唐代佛教寺院经济极为兴盛，侵占了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对唐王朝的财政收入造成巨大危害，这是灭佛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在宫廷中，还有赵归真等一批道士在推波助澜，甚至声称正是这些缁衣僧尼的存在阻碍了武宗的成仙之道，因此，道教方面的鼓动成为武宗废佛的直接原因。

佛教的再起。会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皇帝因病去世了，据说是因为服用了道士所炼的丹药所致。宦官拥立其叔父光王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在他的统治时期，开始复兴佛法，一些被废毁的寺院重新建立，一些被迫还俗的僧尼又重新获得出家修行的机会。

到了懿宗时期，对佛教的崇奉达到顶峰，咸通十四年（873年），他不顾朝臣的规劝，派遣一群僧人前往凤翔的法门寺，迎请释迦牟尼的佛指骨舍利入长安。这并不是唐朝皇帝第一次迎请舍利，但可能是最为隆重的一次。

当神圣的钟磬奏响，在禁军的护送之下，佛骨舍利进入长安城，并在城中举行了盛大的巡游，长安百姓观者如潮，如醉如痴，一些信徒甚至燃指以求功德。据说懿宗皇帝亲自来到安福门迎接，他拜伏于舍利之前，泪流满面。舍利在大明宫的内道场供养三天之后，又轮流供奉在长安各大寺院，供百姓礼拜。

八个月后，舍利被送回法门寺，当时懿宗却已经驾崩，其子僖宗在送还舍利之时，按照佛教密宗的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塔下地宫，用唐密曼荼罗结坛供养。从此，这些珍宝在地宫中封存了千年之久。

唐代民间的佛道关系。事实上，虽然朝廷的三教讲论曾带有相互竞争的意味，晚唐甚至发生了会昌灭佛这样极其严重的惨剧，但在民间社会，佛道二教却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对抗。当我们将目光从宫廷中高僧大德间的佛道论衡转向民间社会，从各种经典之间的复杂因缘转向石刻造像，我们会发现隋唐时期的佛、道关系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充满矛盾和斗争，而更普遍的情形则是和平共处、互相融合。

四川仁寿县牛角寨第69窟（佛道混合窟）

在石窟造像中开始出现佛道造像共一窟龛的现象，这种情形在中晚唐时期的四川地区尤为常见。例如，简阳县龙泉驿大佛岩第34号龛就是一处佛道混合龛，而仁寿县牛角寨的一百零一个龛窟中，九十五龛系佛教造像，六龛系道教造像，其中第47、69两窟都是佛道合一窟。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咸通十四年（873年）二月八日，剑南资州的录事参军邓喑在北岩同时造立佛教的观音和道教的天尊像供养，此人在被诬陷而停官后，发愿为上司造佛、道二像，后得以复官。可见民间信仰中无论佛、道，只要能佑助自己，即加以崇奉，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在造像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唐代，甚至在佛教圣地龙门石窟也出现了道教造像。例如在521号窟双窑北洞的外壁上有一则题记曰：“弟子张敬琮母王婆敬造天尊一铺，开元五年（717年）三月日。”这是龙门石窟唯一的一处道教造像，可能反映了唐玄宗时期道教的昌盛。其实，在唐代佛寺中往往也有道教壁画或造像的存在，例如长安千福寺西塔院的西廊就有韩幹所画的《天师真》一幅。

姚妙姿造天尊像

近代的一些考古发现也可证明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初，在西安西郊桃园地区发现了一批鎏金铜造像，出土于距地面一米多深的一个坑里，其中包括佛坐像四件、佛立像一件、菩萨立像三件、天王像一件、弟子立像一件、单跪供养人像一件，值得重视的是，另外还有两件天尊立像和两件天尊坐像。据研究，这些造像出土的地点是在唐长安醴泉坊内的醴泉寺。这种情况或许正是唐代佛寺中道教造像的一个缩影。

隋唐时期，在一些道教造像上刻着佛教色彩浓厚的发愿文。例如，隋文帝时，道民刘子达为死去的弟子造四面老君像一区，但题记却希望国王帝主、七世父母、法界众生“一时成佛”。在武则天时期，一位女道徒姚妙姿为死去的儿子、儿媳等人建造了一尊元始天尊造像，但在发愿文中，却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托生于西方无量寿国土。

“七世父母”本来就是佛教的概念，而“西方无量寿国土”则是佛教净土信仰中的极乐世界。这些道教徒虽然建造的是道教的天尊或老君像，但却希望死者托生于佛教的极乐世界，甚至一时成佛，可见，对于这些在家的普通信众而言，佛、道二教的边界并不是那么森严的。

位于北京南郊房山区云居寺的房山石经是天下佛教界的重要文物，其刻经事业是从隋代开始的，到了唐代获得巨大发展。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盛唐时期房山石经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其背后的推手却是一位女道士，她就是唐玄宗的胞妹金仙长公主。

开元十八年（730年），在金仙公主的请求下，唐玄宗不仅“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还划拨了大片土地、田庄、果园等给云居寺，作为常住财产，为刻经事业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对于金仙公主的贡献，后来宪宗时期的幽州节度使刘济曾称赞说“有为之功，莫此而大”。

位于房山云居寺石经山的金仙公主塔，建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

除了金仙公主之外，幽州本地的一些道士、女冠也曾积极参与了刻经事业，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不少刻经的题记上。例如，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上，就有天宝九载（750年）四月八日的题记：“蓟县会川乡白狼观女观（冠）上石经邑主祁妙行，合邑人等上经一条。”

这反映了一个特定地域中道教徒参与佛教刻经事业的情形，道士或女冠往往参加了刻经活动中的佛教社邑组织。在幽州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的地域中，道教徒们往往无法自外于这种深入人心的刻经事业，他们中的不少人也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为石经的建设贡献心力。

在中古时期，宗教信仰往往与家族密切相关。然而，在唐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虽然一些大家族仍然具有传统的信仰，但在普通家庭里，却出现了各种宗教共存的多元场景。

在出土于宁夏固原的一方唐代墓志中，志主梁元珍葬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十月，从墓志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位入仕成为国家官员，另外两位则出家修行，一位是白鹤观道士灵芝，另一位则是福基寺僧智岸。

《申屠晖光墓志》

这样的家庭在唐代并不罕见，在元和十一年（816年）十一月的一方墓志中，我们发现志主申屠晖光也有两个儿子分别为僧、道：“次子道义，气蕴清阳，心归仙府，名籍上党县龙兴观道士；次子法宣，学古讷言，范师成行，潞城县胜缘寺僧。”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唐玄宗时青城山道士刘知古的家庭。他的兄长学儒家经典，弟弟则奉佛，出家于武担山静乱寺，法号履彻。据当时宰相张说的记载，刘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观的静思院画了老子、孔子与释迦牟尼，张说评论说：“三圣同在此堂，焕乎有意哉！达观之一致也。”

在唐代，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可以分别信奉佛、道，这既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唐宋之际三教合一的基础。

如果我们把宗教比作一个市场，那么皇帝与官府就是最大的买家。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极力向皇家推销自己，希望更多介入国家政治。

在唐代社会，各种宗教多元并存，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其他宗教如景教（基督教的一支）、摩尼教和祆教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传播。在相互辩论与竞争中，也相互了解与融合。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到村舍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对于民众而言，多种宗教的存在，慰藉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当强调内在超越的禅宗在唐代“一花五叶”，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并深刻影响宋明理学的思想；当玄宗以九五之尊，遍注《孝经》《老子》与《金刚经》，并提出“会三归一”的宗旨时，唐代宗教就已经使得中国的社会思想从此不同。

五代十国

明人绘《孟蜀宫妓图》，讽喻蜀后主的糜烂生活。

907年，朱温灭唐，改国号为“梁”。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在江淮以南，与梁同时并存的有吴、吴越、前蜀、南汉、楚、闽、南平（荆南）七国，后唐时，前蜀被灭，后蜀代兴，后晋时，吴国被南唐取代，后周时,又有在太原立国的北汉，史称“十国”。

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分立，是唐朝中后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自诩正统的地区性政权，其势力范围大体没有越过黄河流域。“十国”则是五代统御所不及的独立王国，除北汉偏于山西一隅之外，其他九国占据了东起江淮闽浙，南到两广，西至四川的广大区域。这一时期,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但在分裂和战乱的表象下，也酝酿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积极因素，这些因素为后来宋朝的统一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朱温灭唐，建立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当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唐王朝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了。898年八月，唐昭宗李晔在经历了近三年的颠沛流亡后重新回到长安，同时宣布改元“光化”，聊资庆贺。此时的昭宗早已失去了继位之初的“兴复”志向，只能在各股军阀势力的缝隙中求得苟延残喘。同时，宦官和朝臣之间的矛盾更加白热化，他们各结藩镇为援，互相倾轧，为心怀叵测的军阀干预朝政提供了方便之门，也埋下了唐朝灭亡的祸根。

朱温像

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人合谋废黜唐昭宗，将他囚禁在宫中的少阳院，并对政敌实施野蛮报复。宰相崔胤因为得到河南军阀朱温的支持，才幸免于难。他秘密致书朱温，请其出兵讨乱。这次事件，成为朱温染指关中、问鼎唐室的开端。

朱温出生在宋州砀山（今属安徽）的一个乡儒之家，父、祖均以教书为业。他幼年丧父，家中贫困，随母亲王氏受雇寄食于萧县的一个大户人家。史书记载，早年的朱温“不事生业”，游手好闲，凶悍顽劣，以雄勇自负，是个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物，所以乡邻都很讨厌他。乾符四年（877年），二十五岁的朱温参加黄巢起义，并随军进入长安,不久又叛离黄巢，投归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唐僖宗任命他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位“朱全忠”，日后成了大唐社稷的掘墓人。

毛泽东对朱温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朱温被任命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时，还只不过是众多割据者中间的一个，宣武镇也并非强镇。凭着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朱温逐渐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各路劲敌，以汴梁（开封）为中心，控制了关东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势力最为煊赫的藩镇军阀。

刘季述等人作乱时，不仅对朱温投鼠忌器，而且派人前来通款，表示愿意送上唐家社稷。朱温召集幕僚商议，决定恢复唐昭宗的帝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他的支持下，崔胤联合侍卫军将领诛杀了刘季述等人，迎唐昭宗复位。为了感激朱温的功劳，唐昭宗进封他为梁王。

唐天复元年（901年）十月，崔胤勾引梁兵入关，图谋杀尽长安城里的宦官。宦官韩全诲等人情急之下劫持了唐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朱温借“勤王”之名，趁机向关中扩充势力。唐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李茂贞被迫杀死韩全诲等人，与朱温和解，护送昭宗出城。随后，朱温在长安城大举灭阉，将七百多名宦官统统赶到内侍省杀掉了,同时解散神策军，完全控制了唐昭宗。

这时，朱温欲取唐室而代之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天祐元年（904年），他杀了宰相崔胤，强迫昭宗迁往东都洛阳，一路上又杀死了昭宗的所有亲信侍从。同年八月，唐昭宗在洛阳被朱温的手下谋杀，他的第九个儿子、十三岁的李柷嗣位，即昭宣帝，又称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废黜了昭宣帝，用接受“禅让”的形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梁”，最终宣告了唐朝的灭亡。

李克用与十三太保的传奇。当朱温在中原地区迅速崛起的时候，唯一能与他抗衡的是沙陀族（西突厥的一部）军事首领李克用。李克用的父亲朱邪赤心因为勤王有功，被唐朝赐以国姓，并逐渐在代北地区发展起自己的势力。在收复长安、平定黄巢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的功劳不在朱温之下。从唐中和三年（883年）担任河东节度使，到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去世，李克用以太原为中心，苦心经营二十五年，将代北集团进一步发展成“河东军事集团”，成为当时北方内战最活跃的参与者和政权的有力竞争者。这个集团不仅支撑了李克用的割据政权，也成为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及北汉诸政权赖以建立的基础。

李克用像

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义子，称十三太保，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一时雄杰豪武之士，帮助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其中太保李存孝，称得上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游彪

李克用的这些所谓义子，实际上就是他在军中培植的亲信。他是少数民族血统，“胡人”之中，养子之风素来盛行，他便将这些族属不一的义子组成“义儿军”，利用虚拟的父子关系加以笼络，使其为自己拼死效力。

李克用在与朱温的角逐中，常常以李唐宗室自居，以“勤王讨逆”为旗号。当朱温弑唐昭宗的噩耗传来，李克用便“南向恸哭，三军缟素”。朱温灭唐后，四川军阀王建派使者游说李克用“各王一方”，被李克用严词拒绝。

此后，他的继承者李存勖仍奉唐朝正朔，发誓要诛凶讨逆，恢复唐朝。这些姿态，既是出于斗争策略的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氏父子的政治取向。因为唐朝的政权也是由边疆军事贵族的权力孕育而来的，其“龙兴之地”都在太原。这表明，在10世纪上半叶的权力角逐和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与观念转变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李存勖是李克用的长子，小名亚子。史书说他体貌雄伟，胆力过人，文武兼资，多才多艺。李克用临终时，交给李存勖三支箭，嘱咐他完成三件大事：一是讨伐忘恩负义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攻占幽州（今北京一带）；二是征讨背信弃义的契丹，解除北方边境的威胁；第三件大事就是要消灭世仇朱温。李存勖将三支箭供奉在家庙中，每临出征就派人取来，放在锦囊里，带着上阵，打了胜仗，又送回家庙，表示完成了任务。

《历代画像传》中的后唐庄宗李存勖

后梁乾化元年（911年）的柏乡（今河北高邑）之战，李存勖几乎全歼了朱温的精锐主力，后梁从此一蹶不振。913年，李存勖攻陷幽州，俘获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923年四月，李存勖称帝，改国号为“唐”，史称“后唐”。同年十月，灭后梁。十二月，迁都洛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又攻灭前蜀。

经过十多年的铁血征战，李存勖成了北方地区无可争辩的主人，并一度将势力扩展到了长江上游。与此同时，他还成功扼制了契丹的南犯，使其“不能深入为寇”。

然而，李存勖即位后的表现却与创业时判若两人。他自认为父仇已报，中原已定，不再进取，开始享乐。这位皇帝是个狂热的“戏剧爱好者”，他沉溺于看戏、演戏，经常亲自粉墨登场；同时重用伶人、宦官，监视和诛杀功臣，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他任用酷吏，横征暴敛，使得民怨沸腾；又悭吝成性，有功不赏，以致将士离心，甚至强抢将士妻女入宫，终于激起兵变。李存勖称帝仅三年，便死于伶官出身的郭从谦之手。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中评论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李存勖死后，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他比李存勖年长十八岁，凭着赫赫战功和宽厚仁慈的德性，在后唐军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因此，当他受命讨伐叛军时，手下的将士就策动哗变，与叛军兵合一处，拥戴他做了新的主子。

李嗣源是五代时期一位少有的开明君主。他即位后便着手改革弊政，杀宦官，诛酷吏，严惩贪腐，整肃吏治；废苛法，均田税，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他本人也崇尚节俭，不事奢华，禁止中外诸臣进献珍奇玩物。后宫只保留老成宫女一百人，宦官三十人，御厨五十人，教坊一百人。宫廷供应机构如此简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少见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他的政绩有很高的评价：“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但李嗣源疑心过重，使得群臣失据，父子猜忌。在他晚年患病时，终于发生肘腋之变，次子秦王李从荣率兵攻打宫门，妄图篡位，事败被杀。李嗣源本人也因惊悸悲恸、愧恨交加而很快死去。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石敬瑭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明宗死后，养子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杀死闵帝李从厚（李嗣源第三子），自立为帝。李从珂对在太原拥兵自重的石敬瑭十分忌惮，于清泰三年（936年）迫令石敬瑭离开巢穴，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由此激起石敬瑭的反叛。石敬瑭一面部署抵抗，一面向契丹求援，并许诺奉契丹主耶律德光（即辽太宗）为父，事成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每年上贡绢帛三十万匹。耶律德光闻讯大喜，便派兵南下，帮助石敬瑭灭了后唐，做了皇帝，石敬瑭即后晋高祖。

后晋高祖石敬瑭像

“燕云十六州”包括：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州）、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蔚（今河北蔚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州东）、朔（今山西朔州）。东西绵延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面积约十二万平方公里。历史上，这一地区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万里长城横亘其间，胡汉长期互为出入。谁控制这一地区，谁就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后，中原地区失去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华北平原门户洞开，河东地区也失去了云、应、寰、朔四州的缓冲地带，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与此同时，契丹获得这片地区后国力大增，加速了从单纯的游牧经济和行国体制向“复合型”政治经济体制转化的进程，在中原政权面前取得了攻守自如的有利地位。这种格局历经辽、金、元三朝，一直未曾改变。

石敬瑭的所作所为，就连他的“佐命功臣”刘知远也看不过去，认为：“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后周世宗的神武雄略。石敬瑭死后，他的继承人石重贵受到朝中反契丹势力的影响，对契丹采取敌对态度，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从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到开运四年（947年），耶律德光先后三次大举南侵，最后攻陷开封，灭了后晋。

然而，入侵者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普遍反抗。契丹人在中原无法立足，被迫撤退。耶律德光也在北撤的途中病死，临终长叹道：“想不到中原汉人这样难对付！”

契丹人北撤后，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东下，占领洛阳、开封，收复河南、河北，建立了后汉政权。但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两年过后，大将郭威起兵攻入开封，隐帝刘承祐（刘知远之子）被杀，后汉灭亡。广顺元年（951年）正月，郭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

后汉高祖刘知远像

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后周世宗柴荣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

郭威在位期间，对前朝弊政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免除正税以外的苛捐杂赋，禁止地方官员巧立名目增加百姓负担；放宽盐、酒、皮革等物品交易的垄断政策，允许民间正常买卖；鼓励垦荒，减免租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倡节俭，反对奢靡；废除严刑峻法，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军队扰民；重视有才德的文臣，逐步改变军人专政的局面。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以来混乱不堪的北方社会开始走向安定，政治、经济形势逐渐趋于好转。

后周太祖郭威像

后周世宗柴荣像

柴荣是郭威的内侄和养子。刚继位时，柴荣就立下宏愿：“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尽管他只做了五年的皇帝，却能够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迅速恢复。

在此基础上，他积极对外开疆拓土。显德二年（955年），征伐后蜀，收取秦（今甘肃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陇南武都区东）四州；此后又三次亲征南唐，夺取江北、淮南的十四个州。显德六年（959年），北伐辽国，占领瀛、莫二州和瓦桥、益津、淤口三关。正当他准备乘胜进取幽州、收复失地时，却不幸突患重病，被迫班师，并于当年六月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后周世宗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及成就，为以后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后人评价他“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并对他英年早逝、壮志未酬深感惋惜。

五代的削藩尝试。枭雄们乘乱渔利，一旦粉墨登场，往往会转而构建秩序、巩固局面，以免重蹈前人覆辙。这样，他们就由以前的混乱制造者转化成新的稳定性力量。

朱温称帝以后，在原有的禁军编制之外，另设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由他亲自掌握，作为自己的私兵。后唐明宗时，又设侍卫亲军，着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后晋时期，明确以侍卫亲军作为全体禁军的编制形式，这种做法被后汉、后周所继承。到后周世宗时，又组建了殿前军。从此，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了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成为捍卫朝廷的中坚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唐朝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变乱时期，武夫拥立擅杀的事情时有发生。不但普通民众苦难深重，就连身处高位者也常有朝不保夕之感。

当然，如果我们不是囿于单纯的道德评判，而是以历史联系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在攻伐杀掠、篡窃成风的表象下面，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也正经历着若干积极的变化，新的秩序和因素也在酝酿之中，并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

五代十国虽然仍是军阀专政的时代，但与唐朝末年相比，割据的状态趋于稳定，割据的势力趋于弱化，统一的迹象已经渐露端倪。中原各政权在加强中央权力、限制和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

中原政权在强军固本的同时，也采取了种种方法削弱各地藩镇的力量。例如：将禁军与藩镇武装混合配置，共同行动，以收牵制和监督之效；检选地方骁勇精壮之士补充到禁军中来，有的则是直接从藩镇兵中抽调；逐渐将节度使的任免权收归中央，对节度使的任期和移调也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以免他们结成死党、构成巢穴。此外，对节度使干预地方政务的权力加以不少限制，规定州刺史可以直接向朝廷奏事。通过这种种措施，到后周时期，地方藩镇势力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朝廷控制乃至消灭。

五代的削藩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专制君权重新酝酿的过程。在唐朝制度体系崩溃以后，五代时期的各割据政权先在自己统辖的范围内从事区域性、阶段性的秩序重建，为新的统一王朝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此后宋朝赖以巩固和统一的各种措施，就是吸收了五代时期的削藩经验而来的。

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南方的割据政权在经历了初期短暂的纷争后，大多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以现实的态度承认和尊重邻国的现状，彼此建立起较为和平友好的关系。这种政策使得南方各国战争较少，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客观上使一方生聚免于战乱之苦，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早在隋唐时期，随着东南地区的开发和漕运的兴盛，扬州已成为东南第一大都市。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富强足以自立。

五代周文矩绘《重屏会棋图》。图中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在对弈。

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合肥人杨行密任淮南节度使，据有扬州，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藩镇之一。唐昭宗希望他从南方牵制朱温，于天复二年（902年）封他为吴王。此后吴国迅速强大，阻断了中原战火向淮南的蔓延，使南方经济得以免遭战争破坏。

937年，吴国的权臣徐知诰代吴自立，改名李昪，自称是唐朝的后裔，为了附会已经灭亡的唐朝，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定都金陵（今南京），经先主李昪、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三朝，历时共三十九年。国力最盛时，地跨江西全境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各一部，人口约五百万，是南方最强大的地区政权。

南唐立国后，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对外休兵罢战、敦睦邻国，同时结好契丹以牵制中原政权，使江南地区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对内则轻徭薄赋，大兴水利，劝课农桑，鼓励商业。农业开发的力度超过了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南唐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盛。纺织印染、制盐制茶、金银陶瓷、矿冶、造船、造纸以及文具制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仅产量高，而且工艺精细，涌现出许多名产上品。像李廷圭的徽墨、李少微的歙砚和李煜的澄心堂纸，都是千百年来冠绝天下的艺苑瑰宝。

同时，南唐也是一个艺术的王朝，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统治者设太学，兴科举，广建书院、画院，激励斯文，使南唐成为饱经战乱沧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栖身之所。《南唐书》中说：“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这种盛况，在五代十国乃至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割据政权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绘《韩熙载夜宴图》

钱镠治理苏杭。南唐以东，是钱镠建立的吴越国。从9世纪末占据杭、越，到978年纳土归宋，钱氏政权历时近百年，是五代十国中享祚最久的割据政权。吴越国土狭小，实力不足，又与吴国（后为南唐）为邻，因而钱镠及其子孙都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借以牵制强邻，求得自保。钱镠在位期间，奖励垦荒，发展农桑，兴修水利，治理湖海，奠定了杭嘉湖平原作为江南粮仓的地位，在混战割据的局势下，使吴越的富庶甲于东南。同时，他大力建设苏州、杭州，从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传流至今。

钱镠在杭州城外兴筑百里钱塘江海塘，减轻了潮患，扩大了平陆，发展了海运，对保障杭州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了积极的作用。钱氏捍海塘采用石头、竹木和细沙等材料筑成，属“竹笼石塘”结构，是中国筑塘技术的一大改进，并为后代所沿用。直到元代，这种“竹笼石塘”法才被“木柜石塘”法所取代。

吴越王钱镠

《钱镠钱俶批牍合卷》

吴越奉佛教为国教，境内佛寺林立，佛塔巍峨。著名的有今天杭州的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和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由此使得吴越国的高层建筑技术闻名宇内，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一流水平。杭州人喻皓设计高层建筑匠心独运，时人誉为“造塔鲁班”。

此外，在杭州钱元瓘墓和钱俶生母吴汉月墓中发现的石刻星象图，均以写实手法绘制，并有基本坐标线，准确程度相当高，是中国已发现的最完整、最科学的古天文星象图。西湖烟霞洞的吴越时期十六罗汉造像，风格写实，雕刻技艺十分高超，仪态、形制类同真人，具有浓郁的人间气息，是这一时期雕刻艺术的精品。

王审知治闽。在吴越国的南方，由王潮、王审知建立的闽政权对福建地区的开发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唐代福建地广人稀，黄巢入闽，“杀人如蚁”，使人口进一步减少。从当时的人口比重来看，唐末福建的原住人口不过几万户而已。王氏入闽时带来大批族人，入闽的光（今河南固始）、寿（今安徽寿县）移民多达数万人。王审知也因此被福建移民尊为“开闽圣王”，至今享受香火。

王审知像

王审知治闽期间，致力发展海上交通。他从治理福州对外交通的航道入手，下令凿去福州以北黄崎海道中阻碍舟楫的巨石，开辟了甘棠港（今为福安白马港），招徕海外商贾，扩大与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贸易；沟通南方和北方的海上联系，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从事转口贸易，赚取利润。甘棠港自开辟后，一直长盛不衰。海外商船货品可直抵福州城下，闽国商人亦从这里扬帆出海，随波逐利。当时福州中外商贾云集，交易繁盛，一片繁华的景象。闽国统治者设立了榷货务，征榷海外产品，并将之源源不断地转运北方市场，从中赚得巨额利润。

同时，王审知还大力兴学办教，奖掖斯文，对后来福建形成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偏安一隅的前后蜀。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山川险固，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自汉代以来，每逢中原丧乱，就有人据蜀自立。到了唐代，这里又多次成为皇帝流亡避难的场所。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出身禁军都头的王建攻占成都，据有西川，后来又兼并了东川和汉中等地。天复三年（903年），昭宗封他为蜀王。此时，王建已是名副其实的川中霸主。所以，当朱温篡夺大唐社稷时，王建也自称皇帝，建国号“蜀”，史称前蜀。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副主任 胡蔚

王建建立了前蜀王朝，时间虽然很短，从907年到925年，只有短短的十八年，但此时正值唐末，由于战乱，中原的很多官宦和士人纷纷来到前蜀避难，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模仿唐代的官职体制建立了一套很完善的政治制度，并且由于蜀地有很多天险，可以说是据险一方，在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前蜀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建的政权都应视为唐朝统治在一个地区基础上的延续。他得到了不少前来避难的唐朝官员和士人的帮助，以唐制为蓝本建立了一套正规的管理制度和仪式。同时在境内励精图治，发展国计民生。在10世纪初的动乱岁月里，前蜀堪称最稳定、最安宁的地区。不过，他的继承人王衍奢侈无度，残暴昏庸。后唐趁机伐蜀，成都沦陷，前蜀灭亡。

934年正月，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趁后唐内部王位争夺之机，在成都即皇帝位，建国号“大蜀”，史称后蜀。但孟知祥只做了七个月皇帝就去世了，继位者是他的儿子孟昶。

当时蜀国境内很少发生战争，百姓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后蜀与南唐同为五代时期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区域。后蜀宰相毋昭裔与赵崇祚辑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间集》，对后世影响很大。毋昭裔还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发展教育，并奏请雕版刻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孟昶还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宠妃，即花蕊夫人费氏。她出身歌妓，多才多艺，是五代十国时著名的女诗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相传她最爱芙蓉花和牡丹花，于是孟昶命官民在成都大量种植芙蓉、牡丹。成都“芙蓉城”的别称，即由此而来。

孟昶即位初年，还能勤劳国事，节俭朴素，与民休息。因此后蜀国势强盛，北线疆土一度扩张到长安。但他在位后期，贪图逸乐，沉湎酒色，不思国政，荒淫无度，连夜壶都用珍宝制成，号称“七宝溺器”，以致朝政十分腐败，国运日衰。相传孟昶对戏曲也很着迷，因为这个缘故，有些戏班至今奉他为守护神，谓之“孟郎君”“郎君大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南方各国的发展，其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统一。因为当时的中国尽管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的状态，但各地的经济联系和商贸往来始终没有隔断过。后世中国的许多特征，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繁荣、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空前兴盛、城市商业化倾向的迅速发展以及新的文人士绅阶层在东南地区的集中等等，都应追溯到这一时期南方各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南楚——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的王朝。在中南地区，马殷建立的楚政权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的政策，使百姓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楚国利用湖南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和周边的商业贸易，采取免收关税的政策，鼓励进出口贸易，以致“四方商旅闻风辐辏”。茶税成为当时楚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每年所得“凡百万计”。潭州（今湖南长沙）也成为南方最大的茶市，城市化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就连偏居岭南的南汉政权，立国之初也能够兴办学校，提倡文教，推广科举制度，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李晓

五代十国的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相比，突出表现为两个特点：第一是相对比较安定，第二是社会经济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了在彼此竞争当中取得胜利，这些割据南方的地方政权，竞相采取了发展经济、保境安民的政策，这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宋太祖

宋太祖像

五代开国之君，几乎全是前朝重将，他们靠政变和杀戮夺取皇位，很快又被别人赶下台而身死国灭。大小统治者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激烈角逐，兵荒马乱，生灵涂炭。这是黎明到来的前夜，民众急切盼望着一位能够结束乱世、救他们于水火的英雄出世。960年，后周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建立大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开启了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气度非凡的赵匡胤。宋朝的开国皇帝姓赵名匡胤，其尊号全称为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史称宋太祖。

宋太祖赵匡胤之母杜太后像

赵匡胤的祖籍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有关赵匡胤家族的历史，五代以前已不甚了然。只知道他的祖辈都在涿州一带担任地方官，是该地区较有名望的家族。有关赵氏的比较确切的事迹，是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开始的。赵弘殷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因为武艺高强、骁勇善战而投身军营，后周时期参加了征讨南唐的战斗，最后病死在南征途中。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二月十六日，赵匡胤出生在都城洛阳的夹马营。据称，当时后唐明宗每天晚上都要在宫中向上天祈祷：“我是个胡人，遭遇乱世，被众人拥戴做了皇帝，实属迫不得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为天下百姓做主。”宋人以此作为“我太祖皇帝应期而生”的明证，但此说实出自宋人的捏造，不足为据。

年轻时的赵匡胤长得体格魁梧，擅长武术骑射，为人豁达大度，气概非凡。后汉初年，他离开父母，出外远游，希望能找到安身立命、施展抱负的处所。当时正逢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领兵讨伐李守贞的叛乱，赵匡胤就应募成了郭威帐下的一名士兵。

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政权。赵匡胤结识了郭威的养子、时任开封府尹的柴荣，并受到柴荣的信任和器重。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郭威病逝，柴荣继位，史称周世宗。当时盘踞在太原的北汉政权利用后周权力交接、政局不稳之机，引契丹为援，率军大举南犯。后周世宗力排众议，御驾亲征，在高平（今山西高平）大败北汉军。在这场关系到后周生死存亡的大战中，赵匡胤因为功勋卓著而被世宗提升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一跃成为禁军的高级将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李晓

高平一战的作用，还不单纯表现在这一方面，更加重要的还是赵匡胤赢得了后周世宗柴荣对他的极大赏识，如果没有柴荣对他的信任和欣赏，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赵匡胤的快速升迁。

高平之战后，世宗着手整顿禁军，大批裁撤老弱病残。同时，为了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世宗决定把天下勇武之士招募到京城，从中再加以严格挑选，编成一支新军，称为“殿前诸班”，使之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精锐的禁军部队。而负责这次选拔和组建工作的，正是赵匡胤。这次经历对赵匡胤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不但在这支新军中培植了自己的势力，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同时也借此机会广结党羽，使许多禁军将领都成为他的亲信，为日后的“黄袍加身”埋下了伏笔。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显德六年（959年），后周世宗在北伐契丹的途中身染重病，被迫返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半个月后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九岁。后周世宗的英年早逝，不但使他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神武雄略”无法实现，而且也断送了建立才九年的后周政权。他的刚满六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史称恭帝。后周顿时陷入“主少国疑”的动荡之中。

柴荣曾协助其养父郭威举兵灭亡后汉，建立后周。对于武将拥兵篡位，他是有所防范的。在北伐契丹途中，他偶然得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的字样，顿时心生疑忌。“点检”是殿前都点检的简称，为殿前军的主帅，在禁军将领中地位最高。当时担任该职的是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是周室的外戚，位高权重。世宗便把他当成了首要怀疑对象，在临死前罢免了他的点检之职，改由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担任。

在世宗看来，赵匡胤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将领，知遇之隆，世所罕见。同时，赵匡胤也是新近迅速提拔的将领，与后周王室和朝廷重臣没有什么渊源，且为人豁达仗义，由他担任禁军首席将领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

然而，正是这个世宗认为可以信任的赵匡胤，此后仅仅半年，就依靠禁军的力量，发动兵变，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帝宝座，建立了赵宋王朝。

这年十一月，从北方边境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传来急报，说是北汉和契丹合兵向南进犯。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仓促之间莫辨真假，于次年（960年）正月初一派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御敌。第二天，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率前军先行出发。当时开封城内已经流言纷纷，说是“将以出军之日，册点检为天子”。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并于当日夜晚抵达距开封城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

一到陈桥驿，军中将士就互相议论说：“如今皇帝年幼，无法亲政。即便我等出生入死，为国破敌，又有谁知道呢？不如先拥立点检做天子，然后再行北征也为时不晚。”于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心腹赵普一面调度和部署要求兵变的将士，一面派人快马回京，向赵匡胤的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通报消息。

赵普像

第二天黎明，赵匡义、赵普领着兵变将士来见赵匡胤。赵匡胤一副酒醉未醒的样子，伸着懒腰，慢慢起床。此时将士们早已急不可耐，齐声高叫：“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没等赵匡胤答话，便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身上，并且下跪叩拜，齐呼“万岁”。事已至此，赵匡胤就对众将士说：“你们自己贪图富贵，强行立我为皇帝，既然如此，你们就得听我的命令，否则，这个皇帝我就不当。”众将士表示愿意服从命令。于是赵匡胤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小皇帝和太后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大臣也不得侵凌，严禁劫掠府库财物，服从命令者重赏，违反命令者诛灭满门。

陈桥驿

正月初五，赵匡胤的队伍回到开封，果然军纪严整，秋毫无犯。当时早朝尚未结束，宰相范质闻讯，后悔不迭，死死抓住另一位宰相王溥的手说：“仓猝遣将，都是我等的罪过呀！”王溥也惊得目瞪口呆。军士们逼着范质等人来到赵匡胤的殿前司公署。军校罗彦瓌仗剑厉声叫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等人无可奈何，只得向赵匡胤跪拜称臣。

接着，在崇元殿举行了帝位禅让仪式，赵匡胤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因为赵匡胤此前担任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又称宋州，今河南商丘）在春秋时代是宋国的国土，所以定国号为“宋”，以开封为首都，史称北宋。

宋代史书在记述“陈桥兵变”时，都极力强调赵匡胤是在禁军的突然策动下被迫做皇帝的，他本人并未参与策划此事。后代也有人认为此事是历史上的一大疑案，如清初诗人查慎行曾说：“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事实上，疑案不疑，赵匡胤不但参与策划了此次兵变，而且是此次兵变的幕后总导演。

北宋灵鹫纹锦袍

后周世宗柴荣的英年早逝以及随之出现的“主少国疑”的形势，为赵匡胤策动兵变、夺取帝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在此以前，他对英明神武的世宗一直是心存敬畏的，并且也以自己的忠诚、勤勉和战功赢得了世宗的信任。可以说，没有世宗，就没有赵匡胤在军中的地位和声望。如果世宗不死，赵匡胤也许会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地位和声望，不至于心生他念。但赵匡胤绝非凡夫俗子，他具有一般武人所缺乏的胸襟、城府和远见，懂得怎样创造机会、利用机会。一旦机会来临，他是绝不会与机会失之交臂的。

俗话说：乱世英雄起四方。生逢乱世，没有军队是成不了英雄的。赵匡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但懂得军队的重要，更懂得人心的重要。因而在获取军权的同时，也处心积虑地笼络人心。

早在后周世宗大力整顿禁军时，赵匡胤就负责殿前诸班的组建工作，因而在殿前军中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再加上他为人大度，遇事能为部下考虑，因而素得军心。等到他取代张永德担任殿前都点检时，便成为殿前军无可争议的统帅。

再看看兵变前禁军两司的其他高级将领：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此人与赵匡胤素来友善，赵匡胤常以兄长之礼事之。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与殿前都虞候王审琦是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又同属殿前司系统，都是赵匡胤的心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是侍卫亲军司主帅，又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位高权重，跟赵匡胤也没什么交情，但此人在世宗死后不久就被派往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其侍卫亲军司主帅一职已有名无实，难以遥控京城事态。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资历老，地位高，在李重进调往扬州后成为侍卫亲军司的实际主帅，但此人素无谋略，性情粗暴，常常任意残虐部属，因而得不到将士的拥护，被人讥骂为“韩瞠眼”。据说，他的儿子见赵匡胤的威望日增，曾劝他早做提防，却被他拒绝了，结果父子俩都在兵变中死于非命。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与赵匡胤素来关系亲密，当时正受命戍守外藩。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将家子弟，性格忠厚率直，兵变时随赵匡胤一起“北征”。赵匡胤当皇帝后，他还成了赵匡胤的妹夫，两人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人仁厚，也不会对兵变掣肘。

由此可见，到兵变前夕，赵匡胤不但已经掌握了殿前军的指挥权，而且使禁军的不少主要将领归附到了他的门下。至于极少数可能构成威胁的将领，要么被远远地调离京城，要么就是头脑愚蠢的孤家寡人。这一切表明，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篡夺皇位了。

实际上，策动兵变的计划可能在后周世宗死后不久就开始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主帅拥兵在外，成功策动兵变的可能性最大。这是因为，以某项军事行动的名义可以造成兵力的最大集中，只要切实控制了强大的军队，就能确保兵变计划的顺利实施。同时，主帅也可借此对兵力配备和人事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安排，以避免兵变实施过程中的掣肘和其他不确定因素。

为此，赵匡胤及其亲信效仿后周太祖郭威的故智，制造了北方敌人来犯的谎言——此次契丹和北汉“合兵入侵”，在辽朝史书中并无记载，陈桥兵变后也再无人提及，仅说敌兵自动逃遁，因而可视作子虚乌有之事，纯属赵匡胤及其亲信策动兵变的借口。

另外，兵变时机的选择也十分恰当。当时世宗新丧，恭帝幼弱，王纲不振，朝廷内外人心惶惑，正是枭雄逞其异志的最佳时机。不仅如此，赵匡胤及其亲信还趁机大造舆论，推波助澜。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黄口小儿也知大变将至。

种种迹象表明，在大军出发之前，赵匡胤已经对兵变做了周密部署：为了确保计划的万无一失，他先支开尚非死党的慕容延钊，让其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让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张令铎随己出征，抽空京师侍卫亲军的兵力；将两位铁杆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安排在开封城内，以便内外策应。此外，就连自己家属的安全问题，赵匡胤也仔细考虑到了：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出军之时，赵匡胤的家人都躲进了名叫定力院的寺庙内，以防不测。一切准备就绪，剩下的事只需让赵匡义、赵普等人出面张罗就行了，赵匡胤本人尽可放心“酒酣”“醉卧”，直至荣登大宝。

当然，此次陈桥兵变也表现出跟以往兵变截然不同的特点。

五代时期的军将之所以乐于从事拥立的勾当，无外乎贪图富贵荣赏。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因而几乎每次兵变都伴随着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给老百姓尤其是京城士民造成巨大灾难。后唐明宗入主洛阳，京师大乱，烧抢不息；后周太祖策动兵变，许军士“旬日剽掠”，于是众皆踊跃，汴梁为之残破。

此次陈桥兵变，虽也出于将校士卒喜新厌旧、贪图富贵的惯性，但因为赵匡胤严申纪律，约束部属，因而没有出现以往兵变常有的大破坏、大劫掠。一回开封，他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禅位后，后周宗室也都受到优厚的待遇，范质、王溥等前朝大臣继续留用，就连企图反抗的韩通也被加官厚葬，政权移交的过程是在和平、稳定的状态下顺利完成的。所有这些，都被人们作为宋太祖的仁政而称颂不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营造出了民心所向、天命所归的祥和气氛。

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宋太祖即位之初，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仍在延续着。北宋从后周政权继承过来的地盘，只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淮河流域各地。

当年后周世宗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世宗领导的历次对外军事行动，赵匡胤都是亲身参与了的。因此，在牢牢控制住原先后周的统治区域后，他也想把世宗开始的统一事业继续进行下去。那么，该确定怎样的统一战略和部署呢？赵匡胤为此与大臣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探讨。

有一则“太祖雪夜访赵普”的故事，说的是某天夜晚，太祖冒雪走访赵普。赵普见皇帝门外立雪，大吃一惊，问其所以。太祖答道：“我睡不着。现在卧榻之外，都是别人的地盘，所以来找你商量商量。”赵普问他有何打算。太祖说：“我打算先攻取太原（北汉）。”赵普听了，沉默良久，然后委婉答道：“陛下欲攻太原，非臣下所能知。”太祖知道他不赞成，就让他发表自己的意见。赵普分析说：“北汉位于北部边境，就算能够一鼓拿下，那么北方契丹的强大军事威胁就要由我们独自承担了。不如先保留这个缓冲地带，等我们平定了南方诸国后，再来收拾这块弹丸之地。”太祖听后大喜道：“我的本意正是如此，只不过想试探你一下罢了。”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就这样确定了。

《雪夜访普图》。赵匡胤雪中访问功臣赵普，边饮酒边商定统一天下大计。

其实，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略并不是北宋初年才提出来的，更不是赵普的发明创造。早在显德二年（955年）夏，东平人王朴就向后周世宗献了一篇《平边策》，内中首先提出了“先易后难”的统一策略。他说：“攻取之道，从易者始。”主张先向南唐开刀，因为南唐与后周的边界线最长，易于实施骚扰，使对方疲于奔命、民困财竭，同时也可以侦察对方兵力的虚实、防备的强弱。等到对方疲敝已极，再趁机进攻，迅速夺取江北各州。占领江北后，攻取江南之地就易如反掌了。南唐既平，则南汉、后蜀可传檄而定。南方地区统一之后，燕云各州就会望风归顺。后周世宗对王朴的统一方略大为赞赏，不但将王朴倚为干城，而且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基本遵循了这一战略方针。

当然，后周世宗也没有完全实施王朴《平边策》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在征服了南唐的江北各州后，他没有继续向南方挺进，而是立刻转兵北上，希图用武力收复被契丹占领的燕云十六州。只是因为在进军途中染上重病，他才被迫停止进攻。

这件事引起了后人无限的感慨。人们一方面被后周世宗敢于向强敌挑战的气概和魄力所折服，另一方面也对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结局深表同情和惋惜。

赵匡胤随世宗征战多年，有着相当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他得出“当今劲敌，唯在契丹”的结论，既是他个人的切身体会，也是唐末五代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都认为，在南方地区依然处于分裂割据、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单靠中原地区的力量去挑战北方强敌，是十分冒险的。作为刚刚诞生的北宋政权，如果不经过充分的准备就轻率北伐，不但难以收复失地、统一国家，恐怕自身也难免继梁、唐、晋、汉、周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的朝代。

当时南方多为经济发达、物产丰饶之地，而各割据政权大都政治腐败，军力衰弛。因此，首先把征服的矛头指向它们，不但易于得手，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宋王朝的财力物力，为日后向北用兵、收复失地提供更充分的物质条件。

为此，宋太祖确定了在北部边境暂取守势，而集中力量先对南方诸国实施征服的战略方针。他还就实施这一方针的理由和具体步骤做过详细的说明：“自五代以来，中原兵连祸结，民力疲敝，府库空虚。因此，要统一天下，必须先取巴蜀，其次攻取广南、江南。这样，国家财富才会丰饶。北汉与辽接壤，如果先攻取北汉，则辽国之患就将由我独自承担，不如暂且让它苟延残喘，充当我们的屏障。等我们国力雄厚、财富丰饶后，再收拾它不迟。”

从乾德元年（963年）正月起，宋太祖开始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同年二、三月，先后消灭荆南、湖南；乾德三年（965年），削平后蜀；开宝四年（971年），征服南汉；开宝八年（975年），平定江南。用十三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在南方，残留的割据势力只剩下地处浙江的吴越和占据福建漳州、泉州的陈洪进。南唐灭亡后，这两个割据政权都已无法独立存在下去，最终归属宋朝只是时间问题。在北方，宋太祖三次征讨北汉，虽未能将其完全消灭，但对北汉政权已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已无法对宋朝构成重大威胁。这一切都为继他而立的宋太宗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证明他确定的“先南后北”方略是符合当时形势的，是正确的。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福建陈洪进和吴越钱俶相继纳土。第二年（979年），宋太宗北上亲征，最终消灭了北汉政权。至此，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彻底终结。

杯酒释兵权与“强干弱枝”。从907年到959年这五十三年内，中原地区更换了五个朝代，前后八姓十三君。在这五个短命的朝代中，除后梁是被另一个长期对立争锋的军事实力集团（太原李氏集团）所推翻、后晋是被北方辽帝国所颠覆以外，其余都是被内部的军人所篡夺的。为了改变这种篡窃成风、兵战不息的局面，避免使北宋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宋太祖赵匡胤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和财政措施。

赵匡胤凭借自己掌握的禁军大权，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他深知掌握禁军对自己统治的重要性，因而改革的首项措施就是针对禁军及其将领的。

在他即位时的禁军将帅中，既有慕容延钊、韩令坤这样的前朝元老，又有石守信、王审琦这样的结义兄弟。没有他们的支持，太祖难登大宝。而一旦龙飞在天后，太祖又担心他们骄横跋扈，以致变生肘腋。

为此，他与赵普导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根据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记载：

某日，宋太祖设宴款待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领。酒过三巡，太祖故作愁眉不展状，开口说道：“我不是靠你们出力，到不了这个地步。但做皇帝也太难了，实在不如做节度使快活，我现在是整夜不敢安枕睡觉啊！”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宋太祖说：“这很清楚，谁不想做皇帝呢？”石守信等惊恐万状，纷纷表白：“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道：“你们虽无异心，可是如果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一旦以黄袍加你之身，你虽然不想做皇帝，能办到吗？”众将一听，都吓得离席叩头，请求太祖指示一条“可生之途”。太祖这才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意思：“人生如白驹过隙，求富贵者，不过想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免遭贫乏而已。你们何不解除兵权，出守地方，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再与你们结为婚姻之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不很好吗？”众将明白了太祖的意思，一齐拜谢道：“陛下关怀臣等，真可谓生死而肉骨啊！”第二天，这些人便都称病辞职。太祖大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李晓

赵匡胤能够当皇帝靠的是陈桥兵变，他不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而是一个中央高级将领，他凭借这样一个殿前都点检的位置，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而他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所以杯酒释兵权解决的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新老交替问题。

除了用“和平收买”的方式解除功臣大将的兵权外，太祖还对禁军的人事和组织做了多项调整。例如用资历浅、才能平庸的人取代宿将，以收易制之效；殿前都副点检和侍卫亲军都副指挥使之类的禁军最高军职，后来都不再除授，从而降低禁军将领的地位和声望；侍卫亲军既无兼统之人，此后逐渐分为马军、步军二司，形成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三衙”鼎足而立、彼此牵制的局面。

宋太祖采纳赵普等人的建议，从政治、财政、军事、司法四个方面削除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唐朝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的纷乱局面。

五代时期，节度使通常兼任治所所在州的行政长官，而节度使手下的将领则担任节度使所辖其他州（称为“支郡”）的行政长官。此外，节度使还可以自行任命州县官吏。针对这种状况，宋太祖在着手进行统一战争时，也开始削夺节度使的行政大权。他在削平荆、湖割据势力后，即下令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各州直属中央，取消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直接对中央负责。知州之外又设通判，与知州分掌地方权力，彼此相互牵制。此后，其他节镇所领的支郡也都陆续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另外，宋太祖还利用节度使调任、致仕、入京朝见等机会解除他们的权力，将其投置闲散，使其再无可能威胁中央。

唐末五代的藩镇之所以能成为对抗中央的强大势力，就在于藩镇控制着自己所辖地区的财政大权，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这种情况在宋太祖即位之初仍然延续着。一些节度使依仗权势，在地方上巧立名目，盘剥百姓，聚敛财物，中饱私囊。针对这种情况，宋太祖改派文官去地方参与财政管理，防止藩镇垄断商税，增课民租。又命令各地每年的租赋和商税收入除留下少量应付日常需用以外，其余一律上交朝廷，不得私自存留。同时，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掌管所辖地区的财政事务，负责将财赋收入转送京师。通过这些措施，地方上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集中到了朝廷，极大地削弱了藩镇的势力，使之再无力量豢养军队，有效遏制了他们对朝廷的威胁。

为了削夺藩镇的兵权，宋太祖借鉴后周世宗的经验，下令地方长官将本部兵员中的骁勇之士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挑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往各地，以此为标准招募人员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师充当禁军。这样，各地军队中的精华都被集中到京师，编入中央禁军，地方上再无精兵壮勇，只剩下老弱病残，“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

五代时期，藩镇诸侯专横跋扈，常常擅自任命部下将领担任地方司法机构的长官，总揽司法大权。而主持刑事审判的官员也多由武人担任，因此常有草菅人命、枉法杀人的事情发生，朝廷对此却无法过问。鉴于此种弊端，宋太祖下令各州的死刑案件都必须上报朝廷，由刑部复查审核，地方官不得擅自判处罪犯死刑。随后又令各州上报的案卷均由刑部与大理寺会同裁决，再将结果上报皇帝。开宝六年（973年），朝廷又委派经科举入仕的文官担任各州管理司法的官员，并恢复了各县县尉的设置，把原来通常由节度使的亲随镇将掌握的司法治安权收归朝廷。

通过对地方藩镇行政权、财权、兵权和司法权的全面削夺，宋太祖从根本上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尾大不掉、割据自雄的混乱局面，彻底改变了外重内轻的格局，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藩镇虽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有专制一方的权力。朝廷号令藩镇，如臂使指，从心所欲。即便是领兵在外的节度使，一旦皇帝有诏，必定立刻赴阙，绝无违令拖延的可能。

军事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改革。宋太祖在解决藩镇问题、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军事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措施，借以造成“上下相制”“内外相维”的局面，重新确立了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的君主专制体制。

宋太祖通过对禁军人事和组织的多项调整，确立了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共同统领禁军的“三衙”体制。这个体制防止了由禁军将领个人统领各军的可能性，造成禁军将领之间的相互牵制，确保了全军统帅只可能是皇帝本人。

同时，“三衙”只负责禁军的训练管理等事项，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禁军的指挥调动，归枢密院负责。每有战事发生，枢密院秉承皇帝意旨调动军队，而统兵将领则临时委派其他官员担任。这样，就使得统兵权和调兵权彻底分离开来，有效杜绝了将领发动兵变的可能性。对此，北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曾经评论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

宋初约有军队三十八万人，其中禁军约为二十二万人。宋太祖将禁军的一半部署在京师，其余一半分散到外地驻扎，使京师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并起来能够制止京师可能发生的变乱。在这种兵力布局中，京师驻军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反映了太祖强固根本的意图，既可以内外相制，又可以强固根本，从中可见宋太祖用心之深。

此外，宋太祖还推行“更戍法”，使禁军驻地经常变动。无论是驻屯京师的禁军，还是驻扎外地的禁军，都必须经常调动，轮流更换防地。同时，军队将领也经常更换，不得久任。有事出师，由皇帝临时指派将领；战事结束，则兵归宿卫，将归本镇。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既是为了使士兵均劳逸、习山川、知艰难、识战斗，更重要的是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防止将帅与士兵之间形成牢固的渊源关系，避免骄兵悍将犯上作乱。

在朝廷，形成了以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的中枢分权格局。这种格局不但分散了宰相的事权，加强了君主专制，而且也与唐朝中后期以来财政制度广泛变动和财政事务日益繁剧的背景相适应。除此之外，宋朝还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共同参决朝廷政务。中枢分权格局的要义，在于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造成宰执群体内部的相互牵制和平衡。这种分权格局在宋朝的整个官僚体制中都有明确的反映。

募兵制与兵民分离。募兵制是以雇佣招募的方式组建职业军队的制度，大约起源于春秋时期吴起组建的“武卒”，盛行于东汉，唐朝中叶府兵制瓦解后又开始普遍实行。募兵制的产生不仅仅是为了适应边防和军事体制的需要，而且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唐朝前期实行的府兵制是一种以“寓兵于农”为原则的民兵制，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均田制下的编户农民。由于社会经济和土地关系的不断变化，均田制日趋瓦解，而日益频繁的对外战争又使得对兵员的需求迅速扩大，为数有限且缺乏严格训练的府兵已无法满足需要。在此情况下，朝廷企图通过训练农民来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的想法变得不切实际，军队雇佣化、职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安史之乱以后，作为土地分配基础的户籍登记制度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使得政府完全不可能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尽管政府仍在口头上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际上土地的自由买卖和流通业已兴起，地产的集中和租佃关系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引人瞩目的内容。这些因素共同摧毁了府兵制赖以存在的基础，使募兵制成为朝廷和地方军阀们获取兵员、组建军队的唯一手段。这种状况历经唐末、五代一直延续到了宋朝。宋太祖对募兵制未做任何改动，而是全盘继承，照行不误，实际上是对唐朝中后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一种承认。

不仅如此，宋太祖还赋予了募兵制以更深的意义。所谓“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就是说，通过实行募兵制，可以将兵和民分离开来，既防止了荒年兵民结伙造反，又使得任何可能发生的兵变失去民众的支持。这表明，宋代的募兵制已不再是一项单纯的军事制度，而已被纳入社会政策的范畴。

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史•文苑传》中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这段文字，说明了宋代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及其深远影响。后人也常常因此而盛赞宋代的文治超过了汉、唐。

众所周知，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武人专横、文人式微的时期。后汉时一个名叫史弘肇的将领公然宣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这种态度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就连被武将视作文臣而备受排挤的胥吏出身的官员，也对科举出身的文官极尽奚落之能事：“此等若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事！”总之，那时文人的地位掉落到了最低谷。

宋太祖虽出身行伍，却颇好读书。即便是在军营中，也常常手不释卷。因而他较之五代时期的一般将领有更多的见识。他对那一时期武人专权乱政的种种弊端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在立国后即开始大力整顿，以求扭转这种局面。

为了压制武夫悍将，宋太祖提拔了一大批文臣官僚，将他们安排到重要的岗位，并一再提倡宰相须用读书人。为了培养崇文好学的风气，宋太祖不但率先垂范，而且时时督促手下文武大臣认真读书。

由于每个人的背景不同，其学习的内容也是多样的：对于通晓吏事、精明强干的大臣，太祖要求他们通过多读书来增广见闻，开拓器局；对于粗野的武将，则要求他们通过读书来提高文化素养；对于文学之臣，则要求他们重视法律、吏事的学习，以增加实际才干。在太祖的大力倡导下，好学之风愈来愈盛，与五代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宋人科举考试图》

从宋太祖开始，宋朝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完善，以提高科举取士的公正性，完善考试制度的严格性，增强士人应举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强了皇帝对选士大权的控制，扭转了五代时期不重学问、读书人不愿入仕为官的局面，使新王朝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宋朝的“祖宗家法”。宋初创制立法的核心内容，大都奠定于宋太祖时期，又被宋太宗继承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这些内容都被宋人统称为“祖宗家法”，对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宋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诏告天下说：“先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段话表明：赵匡胤作为大宋朝“启运立极”的缔造者和开创一代制度规模的伟大政治家，其崇高地位在宋初就已经确定了。文中提到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八个字，确实反映了太祖在位十七年创法立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同时也表达了太宗打算克绍箕裘、继体守文的态度。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立法原则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后代学者曾将这八个字概括为：“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这是十分精辟的。从上面列述的宋初各项重大制度调整和改革的内容来看，无不体现了这一精神。

所谓“弊”，是指唐末五代以来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宋太祖创制立法的目的，既要铲除已然之弊，又要防范未然之弊。其政策的重点，立足于一个“防”字。

从祖宗家法的实施结果来看，除弊和防弊的确都大见成效：一是彻底铲除了因武将拥有禁军大权而对皇权构成的最大威胁，去掉了“腹心之患”；二是彻底扭转了一百五十年来藩镇自立、外重内轻的政治局面，又辅之以现实而明确的统一策略，终于削平僭伪，重新建立起统一而巩固的中央集权；三是通过一系列分割事权的制度设计，确保皇帝能够大权独揽，使君主专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四是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为文官治国奠定了基础，也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契机。后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唐宗”“宋祖”相提并论的。

但“祖宗家法”也埋下了诸多隐患，如在制度设计上过分重视制衡与防弊，从而导致效率的缺失和因循之风的盛行。这些隐患在以后的岁月中渐次展开、凸显，给宋朝的统治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危机，也是造成宋朝武功不振，而最终亡于外族的重要原因。

斧声烛影，千古之谜。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开封城中风雪弥漫。赵匡胤心情很好。他派人将弟弟赵光义请来喝酒。兄弟俩喝到酒酣耳热之时，不知为何，赵匡胤将旁边侍候的太监宫女统统支走。

关于这场夜酒，史书记载，遥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不时离开席座，看样子似乎有谦逊退避之状。禁漏三鼓之时，这场夜酒终于喝完了。这时，院子里的积雪已经下了数寸，宋太祖拿着一把玉斧在地上戳雪，一会儿回屋，解衣上床，鼻息如雷。

当晚，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突然驾崩，时年仅五十岁。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宋太祖时代宣告结束。

宋太祖之死，“烛影斧声”留给后人一个千古谜案。有人说赵匡胤死于谋杀，也有人说他死于常年饮酒过度或突发脑溢血。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考证这位宋朝开国皇帝的死因已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赵匡胤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他用卓越的智慧与超人的胆识，终结了乱世，给天下百姓带来了久久期盼的和平，书写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澶渊之盟

澶渊旧址

从960年宋朝建立，到1125年辽朝被金所灭，宋辽之间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一百六十五年。10世纪末、11世纪初西北党项势力崛起以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又演化为北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因此，宋太祖和宋太宗所完成的统一，只是局部统一。终北宋一朝，始终面临着来自北方和西北强邻的压力，这种压力对北宋政权的内外政策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北宋和南宋都可视作又一个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原政权与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长期对峙、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及各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共同发展，它们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登基称帝。早在北宋建立以前近半个世纪，由契丹人创建的辽帝国就已经雄踞于中国北方及草原地区。它日益频繁地介入中原事务，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现象，用“华夷之辨”的旧史观是无法加以解释的。因为辽朝不但强大，而且持久（存在了二百余年），又在漫长的时间里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与中原王朝发生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表现出跟以往骤兴骤衰的“游牧帝国”迥然有别的特点。这对于以汉族定居人口为主体、自视为天下文明中心的中原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作人类历史上地缘政治格局的先声。

契丹武士画像

在契丹的早期历史中，契丹诸部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大国强邻之间的势力消长，先后依违于北魏、隋、突厥、唐、回鹘等强大的中原王朝或草原霸主，经过长时间的迁移分合，逐渐站稳脚跟并成长发展起来。9世纪中期，回鹘汗国的瓦解以及此后唐王朝的内乱，为契丹彻底摆脱羁绊、扩张势力并最终建立起强盛的政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项事业有赖于杰出领袖的强有力的领导，而耶律阿保机的诞生，适逢其时。

阿保机出身于契丹迭剌部。从他的七世祖涅里开始，其祖先累世被选为迭剌部的首领，并多次担任过部落联盟的军事统帅。到9世纪末，迭剌部在契丹人中的地位仅次于可汗的家族遥辇氏。

在担任迭剌部首领和部盟军事统帅期间，阿保机多次北征室韦，南讨奚，东北进攻女真，牢牢控制了长城以北的地区。同时，他还把锋芒指向更强大的对手：唐天复二年（902年）利用晋王李克用全力对付朱温之机大举进攻河东，掳获人畜无数；唐天祐二年（905年）又与李克用会盟于云州（今山西大同），集中全力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对抗；唐天祐四年（907年），阿保机被推举为契丹可汗。此后，他全力巩固自己在契丹内部的永久性权力，于辽神册元年（916年）举行了一次汉式登基仪式，正式建立了父传子继的世袭王朝。

阿保机在位期间征用汉人，建造城郭，发展农业，又创制契丹文字，大开盐铁之利，并着手建立契丹政权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对境内的游牧部族和定居人口实行分治，完成了契丹从地区性的强大部落联盟向具有良好组织的政权的过渡。这些措施都为此后契丹帝国与中原王朝的持久抗衡奠定了基础。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灭后梁，成为中原无可争议的主人，势力达到鼎盛。阿保机避其锋芒，以少量兵力牵制和骚扰后唐，同时在西部、北部和东北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扩张战争：辽天赞三年（924年）征服阻卜、党项、吐浑诸部，辽天显元年（926年）攻灭渤海国。至此，契丹帝国的疆域“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声威传播万里。同年初，李存勖被叛军所杀，阿保机挟新灭渤海的余威，向后唐使者提出领土要求。恰在此时，阿保机突然病亡。可以相信，如果天假以年，他显然是要对河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

辽国得到燕云十六州。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每有叛乱，常引契丹为援。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后唐末帝李从珂对抗时，向契丹主耶律德光（后称辽太宗）乞援，请求对方支持他夺取帝位。作为条件，石敬瑭答应将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让给契丹，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还进奉绢帛三十万匹。这十六州包括今天河北的北部和北京、内蒙古的一部以及山西雁门关以北。后代历史学家都认为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使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河东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从此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可以长驱南下，威胁和攻掠中原，使华夏文明之邦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蒙受羞辱，其流毒至深且广。

获取燕云十六州，在辽朝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片南方新疆域不但为辽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财富和成熟精细的农耕技术、手工业技术，而且成为契丹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更具活力的推动因素。尽管它还不足以使整个帝国形成统一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与传统的草原牧区融为一体，但它带动了草原社会和契丹民族的进步。由于这一地区的加入，辽朝的国力空前提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别于以往游牧政权的具有多元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型帝国。

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辽庆州城遗址

辽朝对中原事务的干涉以947年辽太宗率军入大梁、灭后晋而达到顶点。但此次行动也导致汉族百姓的激烈反抗，使辽太宗不得不仓皇北撤，打消了久据中原的念头。这件事也表明辽朝尚无能力完全征服或统治整个中原地区，预示着南北双方长期对峙的局面即将到来。

高梁河之战——宋辽第一次正面对决。宋太祖即位之初，其全部精力均用于整顿内部和平定南方割据政权上，对辽朝则采取“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方针，精心选择和任用边防将领，专任责成，以求边境安宁。而彼时辽朝正值穆、景二宗在位，内乱相继，国势稍衰，也无力大举南犯。这样，宋、辽双方基本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

在宋太祖的统一战略中，并不包括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对于北汉割据政权的存在，他却始终耿耿于怀。这是因为，北汉尽管为“弹丸黑子”之地，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自其建立以来，即与辽朝结成联盟，对中原王朝抱持完全敌对的态度。对辽朝来说，北汉也是南北双方之间一个非常宝贵的缓冲地带和战略据点，它的存在可以有效地牵制中原王朝对辽朝的任何不利企图。因而就连昏怠的辽穆宗也深知北汉的重要性，在开宝年间两次帮助北汉击退宋军的进攻。可以确信，只要辽和北汉的军事同盟存在，中原政权的北部边境就难有安全保证。而且在宋太祖看来，北汉盘踞之地为中原故土，无论如何是要予以收复的。于是在976年，他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征讨北汉的行动。只是因为他当年突然死亡，这次行动才告终止。

对于被辽朝占据的燕云地区，宋太祖曾设想过用经济方式和平赎买，如不成功，再以武力解决。出于这种和平外交的策略，同时也为了设法争取契丹不再干涉收复北汉的计划，宋太祖于开宝七年（974年）接受了辽朝的建议，双方开始协商签订和约。第二年，宋、辽正式互派使节。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最终攻灭北汉。宋、辽双方遂在漫长的边界线上直接对峙。

在攻灭北汉的战争中，辽朝曾派大军南下增援，却在太原东北方向的石岭关被宋军打得大败，不得不退回幽州。这一仗肯定也助长了宋太宗夺取燕云失地的信心。于是，他在灭掉北汉后随即就向辽朝大举进攻。

事实证明，宋太宗这一决定是非常轻率的。当时宋军已持续对北汉作战数月，将士疲惫不堪。大战之余，人人都想休整待赏，此时攻辽，正所谓强弩之末。

在攻打幽州的关键性战役中，太宗又在军事部署上犯了严重错误，使宋军主力均云集坚城之下，没有做出可以相互应援的机动配置，对辽军可能大举来援完全缺乏准备。等到耶律休哥援军抵达，宋太宗又急调攻城部队迎战，使幽州城围顿解。在辽方援军和守军的猛烈夹击下，宋军在幽州城西的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惨遭败绩。太宗在激战中也受了箭伤，狼狈南逃。宋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辽兵乘势追击，大获全胜。

雍熙北伐。高梁河之战以后，辽军经常进犯北宋的镇州、雄州、雁门关等边境地区。在这些边境局部战争当中，双方互有胜负。例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辽军十万进犯雁门关等地，相继被宋军击败；同年十月，辽景宗亲率大军围攻瓦桥关，斩杀守将张师，又大败宋朝援军，一直追击到莫州。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九月，辽景宗去世，立十二岁的儿子耶律隆绪为皇帝（即辽圣宗），由隆绪之母萧太后临朝执政。当时宋太宗一度想弭兵议和，却被辽方拒绝。而边将贺怀浦父子又趁机上言，说是“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此时正是攻取燕、蓟的好机会。于是宋太宗信以为然，决定再度起兵。

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分三路向北进发：东路由曹彬、米信率领主力出雄州，主攻目标是幽州；中路以田重进为主将，由定州出飞狐，直取蔚州；西路以潘美、杨业为正副将领，出雁门关，攻取云、朔、应等山后各州。然后三军会师，齐力攻打幽州。

起初，三路军进展都很顺利。田重进先后在飞狐南、北击败辽兵，占领了飞狐、灵丘、蔚州等地；西路军先后攻克寰、朔、应、云四州，且边地百姓纷起响应，应募参军；东路军也连败辽军，连续攻占了岐沟关、涿州、固安、新城等地。

然而形势很快逆转：宋军东路主力本应持重缓进，以吸引辽军注意力，等中、西两路得手后，再合围幽州。但他们却轻军冒进，占领涿州后，又因粮草不继而退回雄州。等听到中、西两路宋军节节胜利后，又急于争功，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匆向涿州进发，沿途屡遭辽军袭扰，再至涿州时已是人困马乏，饥渴交加。

相反，辽方主帅、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却是一位深通兵略的名将，面对宋军攻势，他先是避免正面交锋，待宋军深入后又派轻骑夜袭，且设伏兵断绝宋军粮道，使宋军疲于应付，实力大耗。等辽圣宗和萧太后率领的应援大军一到，遂集中兵力发起攻击，终于在岐沟关大败宋军。

东路军惨败后，宋太宗急令各军后撤。中路军迅速撤回定州。而西路军在后撤之际又接到太宗命令，要他们掩护云、朔、寰、应四州边民迁入内地。此时辽军已迅速集结，正寻机求歼西路宋军主力。在这种形势下，西路军副将杨业主张暂避敌锋，以偏师出寰州以东，配合云、朔守将，安全撤离两州军民。这个正确意见却遭到监军王侁、刘文裕的反对，他们坚持要杨业率军迎击寰州正面之敌，并指责杨业畏敌怯战、心怀他志。作为主帅的潘美竟也默认了他们的错误主张。杨业无奈，只得出战，临行前与潘美等人约定，请他们在陈家谷布阵接应。杨业出战后遭到辽将耶律斜轸的重兵伏击，且战且退，等转战到陈家谷，却发现潘美、王侁等人早已率军退逃了。杨业悲愤交加，率领部下与辽军拚死力战，遂致全军覆没。杨业本人受伤被擒，绝食而死。杨业素以骁勇著称，号为“杨无敌”，就连辽兵也畏其威名。他的死对宋军无疑是极沉重的打击，守卫云、朔等地的宋军将领纷纷弃城溃逃，遂使山后各州重新落入辽军之手。

《绣像杨家将全传》中的杨业

此次雍熙北征的惨败，使得宋军元气大伤，太宗本人也锐气尽失，再也不谈收复燕云之事。而辽朝却乘胜利之威，屡屡兴兵南犯，抢掠州县，重新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

澶渊之战，两军对峙。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去世，其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真宗即位之初，曾通过边境官员向辽朝表达了愿意和好的意向，却受到辽朝的冷淡。因为当时宋朝不仅在辽朝面前失去了优势，而且正深受西北党项人的困扰。辽朝统治者看透了宋朝的软弱和所处的困境，因而决定加强攻势。

宋真宗像

咸平二年（999年）十月，辽军大举侵入河北。起初，辽军先在保州附近受挫于宋军田绍斌、石普和杨嗣等部，继而又在遂城受挫于宋军杨延昭（杨业之子，人称“杨六郎”）部。于是，辽军改变战术，撇开宋军重兵把守的城镇，纵兵深入河北内地，肆意践踏掳掠，并在瀛州西南大败宋军，宋将康保裔被俘。在此情况下，宋真宗决定率军亲征，车驾至大名府，并撤换了前方主帅傅潜，却未能与辽军交锋。次年正月，辽军北撤。宋真宗自以为亲征大功告成，得意地题了两首《喜捷诗》，然后班师回京。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张希清

《宋史•杨业传》等记载，杨业有七个儿子，但是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杨延玉，在雍熙北伐时，随杨业战死在陈家谷口，另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杨延昭。杨业对杨延昭非常器重，曾经说：“这个儿子像我。”杨业在攻打瀛州、朔州的时候，杨延昭都是先锋，在乱箭射穿手臂的情况下，他仍然奋战不止。

咸平四年（1001年）十月，辽军再次入侵，宋将王显在遂城击败辽军，辽军进至满城后即行撤退。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辽将耶律奴瓜、萧挞凛又率军进攻定州望都。宋将王超、桑赞临阵畏缩而退，王继忠力战不支，被俘投降。这两次季节性的攻势，都是辽朝更大规模进攻之前的试探性行动。

到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辽军在辽圣宗和萧太后的亲自指挥下，以收复“关南之地”（指后周世宗北伐时夺得的瀛州、莫州以及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一线以南的地区）为名，再次大举南侵。此次辽军来势极猛，一路攻占遂城、望都、冀州等城，并越过宋军坚守的许多州县，迅速深入北宋腹地，于十一月间进逼黄河北岸的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

澶州又称澶渊，距离北宋首都开封不过一百公里。当时形势极为严峻，前方急报一夕数至，宋廷上下一片震恐。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产生了迁都逃跑和坚决抵抗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主张逃往成都。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要求真宗即刻御驾亲征，以鼓舞士气，安定人心，击退辽军。他认为如果抛弃宗庙社稷，窜往楚、蜀，必然会使敌军长驱深入，宋朝的江山就难保了。另一位宰相毕士安也支持亲征的意见，但主张不要匆忙，应做好充分准备。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主战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宋真宗决定北上亲征。

寇准像

宋真宗从开封出发，一路上顾望不前，行动迟缓，只是在宰相寇准和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的一再敦促下，才由韦城继续向澶州进发。当时，澶州横跨黄河，分为南、北二城，中间以船排列组成浮桥，作为两城之间的通道。十一月二十六日，宋真宗终于到达澶州南城。

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军对澶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主帅萧挞凛身先士卒，向宋军发起进攻，却被宋军的强弩射中额角，于当晚死去。

这一意外，使辽军士气大挫。而宋朝君臣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仍在为真宗要不要渡河进入北城而争论不休。许多人认为辽军势盛，真宗不能渡河。这次又是寇准和高琼力排众议，坚持要求真宗过河以鼓舞士气、激励人心。高琼甚至用马鞭抽打给真宗抬轿的卫士，促令前进。于是，宋真宗登上北城城楼，打起龙旗，张开黄伞，澶州内外的宋军官兵顿时高呼万岁，士气大振。相形之下，辽军士气则更加低落。

萧挞凛一死，辽军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宋真宗登临澶州北城，更是让辽军骑虎难下。

澶渊之盟——开启宋辽一百二十年的和平。两军对峙之下，辽朝统治者感到要在澶州击败宋军已不可能，而辽军南下又系冒险深入，沿途州县大多仍控制在宋军手里，随时可能被截断退路。因此，双方在澶州相持的时间越长，对辽军越不利。于是，辽朝统治者决定尽快同宋朝议和，以摆脱危险尴尬的境地。

事实上，在这次入侵的进军过程中，宋、辽双方已经开始了试探性的和平接触。辽方的关键性人物，是一年前刚被辽军俘获的王继忠。王继忠与毕士安都是宋真宗的藩邸旧人，深得真宗信任。入辽后又受到萧太后的赏识，被任命为户部使，曾向辽圣宗和萧太后建议南北和好。当时萧太后未置可否，但亲征时即令王继忠随军行动，可见辽方已有两手准备。就在南进途中，王继忠在萧太后的同意下，通过宋朝的莫州官员向宋真宗递交了一份国书，宣称辽方希望恢复友好关系。宋真宗起先将信将疑，但还是回复说愿意议和，并委派鄜延路走马承受公事曹利用为议和使者，出使辽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赵冬梅

宋真宗想要谈判是有道理的。虽然宋军在当时战场上略占优势，但是以宋朝的国力，第一，彻底消灭契丹，没这个力量；第二，拿回幽云十六州，恐怕也费劲；第三，退一步说，拿回长城防线也困难。宋真宗不算勇敢，但也不能算太怯懦，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所以他会采纳比较现实的议和策略。

临行前，宋真宗已经确定了只可给钱、不许割地的谈判底线。据说寇准曾经把曹利用叫过去，对他说：“尽管皇上已答应议和，但如果你许诺的钱财超过三十万，我一定杀你的头!”

谈判过程中，辽方希望宋朝割让关南之地以换取和平。曹利用坚决拒绝了辽方的所有领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纳绢银作为交换条件，并警告说，如果辽朝坚持要求割让土地，那么双方只能继续打下去。经过讨价还价，双方最终签订和约并互相交换盟书。这个盟约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具体内容有：

1.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和银十万两，以为“助军旅之资”。

2.双方沿边州县各守境界，严格制止对对方边界的非法侵入。

3.双方均不得接受对方逃亡人员，对逃入对方境内的人必须遣返。

4.双方交界处的城池和边防设施可依旧保存修葺，但不得增修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

5.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此外，双方还就外交礼仪和彼此名分地位作了约定：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主为弟，并称萧太后为叔母。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称呼对方。这种虚构的亲属关系实际体现了双方的平等地位。

和议达成后，两军班师。宋真宗如释重负，不胜欣喜，便赋诗一首，以志其事：“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并将这首诗镌刻于石，命名为“回銮碑”，又称“契丹出境碑”，立在宋真宗用过的御井旁。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力量相对均衡条件下互相妥协的产物。

对辽朝来说，虽常以进取的姿态介入中原事务，每每以武力威胁南方，但似乎并未认真打算过要彻底地征服和统治整个中原地区。其期望值最多也止于索取失于后周世宗的关南之地，同时保有自辽太宗以来业已从中原攫取的好处。其武力南下的行动虽能渔利，但同样也会招致南方的打击报复。兵连祸结的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内蒙古赤峰市宝山2号辽墓壁画《仕女出游图》

反视北宋王朝，虽自宋太宗北征屡败以来，“畏辽”心理日益弥漫，战略上渐居守势，且在地理形势、后勤补给、军事战术诸方面常陷于被动，但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庞大的军备仍令对方忌惮。具体到这次盟约的签订，如果不是宋军主力业已集结，并且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和打击力，那么仅凭宋朝单方面的退让求和，也是难以实现的。

尽管澶渊之盟常给人以“城下之盟”的印象，但基本内容还是平等的，北宋并没有丢太大的面子。从经济角度来看，每年三十万匹两的“岁币”对北宋并不构成沉重负担，且和平实现以后，北宋还能从双方贸易中获得大量盈余，辽朝亦可借此获得其必需物品，因而对双方都是划算的。

澶渊之盟也是宋辽双方务实态度的一大成果：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辽朝也获得了稳定的额外收入来源，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南方边境的防卫负担。双方在此后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了和平往来、密切交流的状态，史载，“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这种新型的地缘政治平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辽代交颈鸿雁玉佩，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

辽代“万岁台”金花银砚盒，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

澶渊之盟虽换来了辽宋一百多年的和平，但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它使宋朝君臣从此忘战去兵，羞言武备，奢谈太平，对外常常屈己讲和。后来在与金国议和时，甚至不惜丧失民族尊严，这是后人必须警惕的。

澶渊之盟后，杨延昭又驻守边疆近十年，维护着边境的安全与和平，最后马革裹尸。从此，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交相辉映，在不断的丰富和演绎中，原本只有浴血沙场的铁血男儿，后又融入了不让须眉的杨门女将。历史创造了英雄，后人又用传说来缅怀英雄那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穆桂英挂帅

民初山东平度年画《穆桂英点将》

《绣像杨家将全传》

宋辽西夏形势图（1111年）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清代年画中的包文正上任

从唐末五代到宋仁宗时期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中国的政治舞台经历了一个由武人专政转向恢复文官体制、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演变过程。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在太庙里立下誓碑，令后继子孙当皇帝的，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有关誓碑的记载虽然不足，但其中体现的治国理念确实被宋太祖的继承者们所遵循，宋朝也因此成为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随着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重新崛起，中国传统政治所特有的“朋党现象”也日渐发展，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宋朝政治的走向，成为宋朝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北人与南人之争。宋太祖虽然出身职业军人，但作为一个王朝的奠基者，他具有自信、开拓的政治家胸怀。他深知“上马得天下、下马治天下”的道理，所以他推行的“右文”政策，不重形式，只求精神。不杀士大夫与言事之臣，足以垂范后世，成为宋朝三百年文治鼎盛的开端。

宋太宗因为得位不正，自信不足，而且生性多疑猜忌，将宋太祖防微杜渐的制度设计推向极端，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的因循之风初步形成。当时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式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有很大的提高，但士大夫的精神意志却并没有随之高涨。顺守服从，唯皇帝马首是瞻，已成为政坛普遍的风气。

宋代的朋党问题，在太宗年间已初露端倪。当时发生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戊寅科”进士胡旦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为党羽、进行政治投机的事情。他们纠合在一起，以清议自命，抨击时政，臧否大臣，野心勃勃。但他们遭到了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被统统贬出京城。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正是“朋党比周”之类。就连一贯正直磊落、不党不群而被视为“天下正人”的田锡，也因为跟胡旦等人的同年关系而受到牵累，仕途很不顺当。

宋真宗时，内外局势相对稳定，政治上谨遵祖宗成宪，而辅之以黄老清静之术。宋真宗虽不像太宗那样刚愎独断、猜疑成性，遇事也愿意谋于朝中重臣，但缺乏主见，在大政方针上常常表现出患得患失、游移不定的弱点。而且他的虚荣心比起宋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沉溺于种种迷信、造神活动而不知返，以至朝廷上下跟得了疯病似的，不但浪费钱财无数，也为奸佞之人干乱朝政开了方便之门。当时虽有皇帝与元老重臣共治之名，却没能将政局向好的方向引导，也没能因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对“祖宗家法”作必要的调整。

真宗晚年多病，使得权力争斗更加炽烈，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分化。这场争斗虽具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性质，但同时也隐含了南、北士人之争的意味。权力、道义、地域三者互相交错，构成了当时朝廷政争的核心内容。

被骂作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和刘承珪都是南方人，因为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相互勾结，为追逐权力，不遗余力地排斥朝中正士，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

“五鬼”之中，尤以王钦若和丁谓最为活跃。王钦若相貌矮小丑陋，但却智数过人，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意，是制造“天书封禅”闹剧的关键人物。丁谓文采出众，多才多艺，办事能力又强，但却有才无德。他不但极力迎合宋真宗，屡奏“祥瑞”，而且以其出色的理财能力从容调度、尽心督办，充当迷信活动的后勤总管，受到了宋真宗的信任和重用。

这些南方人心术不正，逢君之恶，进一步坐实了当时人们对南方人轻儇奸诈、有才无德的观感。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在反对“南方小人”的态度上，北方士人是高度一致的。

宰相王旦以识人善任著称，不敢过分露骨地排斥南方人士。寇准则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著名词人晏殊是江西抚州人，七岁以神童被荐。宋真宗召他与进士千余人一起考试，晏殊神情自若，援笔立成。真宗十分高兴，赐他同进士出身。这却惹恼了寇准，说晏殊是南方人，不该得到如此恩宠。这种态度，就连真宗也觉得不像话，反驳说：“张九龄不也是南方人吗？”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萧贯参加殿试，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结果山东人蔡齐夺魁。为此，寇准兴高采烈地对同僚说：“又为中原夺得一状元。”

这种北人轻视甚至歧视南人的现象并非偶然。

唐宋之际，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迅速发展，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观，给南北政治力量的对比带来了深刻变化，也使得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五代以前，由于南方比较落后，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开始扩大，北方的传统优势地位逐渐弱化。这种变化，绝不可能被北方统治集团轻易接受。在当时，大多数北方人士对南方势力的崛起采取了抵制和敌视的态度。就连有“圣相”之称的李沆也一贯主张求治之道，最关紧要的是“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矛头直指梅询、曾致尧（曾巩的祖父）等南方士人。

在北宋前期，北方人对南方人的鄙薄还带有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优越感。随着南方士人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在统治集团中政治地位的日益攀升，双方的斗争便趋于白热化，其势头之猛烈，目标之明确，前所未有，构成了宋朝党争的重要内容。

“元老”和“新进”之争。宋仁宗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他将兴科举、重文教的政策推向新的高度，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但当时士大夫集团中，又有“元老”与“新进”的区别。

所谓“元老”，主要指前朝旧臣，是一群被皇帝视作“有大臣体”的人物。他们虽然也是由科举入仕，但多半谨慎持重，驯顺服从，“知进退”，“不生事”。他们一般具有如下共同特点：年纪大，资格老；注重稳定，安于现状；清静循默，标榜慎独，厌恶“好事躁进”之人；人情练达，圆滑世故，很少外露，也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善于揣摩皇帝的意思，皇帝“圣明”独断则顺从遵守，人主软弱摇摆则以镇静扶持。由于这些人身居高位，他们的个人特点难免会对官场风气产生影响，比如：稳重有余而活力不足，注重经验而缺乏创新，练达而流于世故，主静而陷于麻木，遵守成宪而失之因循，等等。总之，他们多半只有在坦途上规行矩步的本事，只有攫取和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洞察力和应变力，常常沉浸在自我比较、自我满足的心境之中；对新人新事新风尚，则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一旦朝廷面临重大危机，他们往往一筹莫展，缺乏应付挑战的勇气和魄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只是士大夫中守旧势力的代表，是宋初以来不断加强的君主专制体制的产物，并不是士大夫主体意识和精神的体现者。

所谓“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以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其以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和天圣八年（1030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这三届科考为仁宗亲政做了人才储备，所得进士基本构成了官僚队伍的中坚力量。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余靖、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他们的领袖人物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烁古今，也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

文彦博《三帖卷》

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这批年轻人风华正茂，锐气十足，在学问渊源、文章风格、秉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所以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当内忧外患严重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就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韩琦《信宿帖》

这批人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宋朝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士大夫力量重新崛起、士大夫主体意识再度觉醒的一个标志。

以这批人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为开端，宋朝始终一贯的右文政策和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努力才有了实质性的意义：士大夫作为饱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阶层，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既是王朝统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解释者，又是辅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礼法统治的实践者。在周边强邻环伺的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它有助于增强中原王朝的正统性和文化的凝聚力，以利用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来跟强邻作持久的抗衡。宋真宗时期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已表现出了这种冲动，自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工作，它对宋代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但是这批新进之士也在政坛上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例如：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无形中得罪了同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不避嫌疑，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皇帝的猜忌；开始以朋党自任，最终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尽管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最容易被小人所误。由于这种种弱点，他们虽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却为自己的仕宦之途设下了重重障碍。

宋仁宗像

宋仁宗是一位性格仁恕而软弱的皇帝。他从太后刘氏和元老重臣的卵翼下走向自立，起初也曾有过君臣一心、和衷共济、共致太平的良好愿望和热情。这种态度，使“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成为可能。随着老人政治的破产和内忧外患的不断加深，他转而倚重以范仲淹、韩琦、富弼为代表的士大夫新兴力量，试图改革弊政，有所作为，“庆历新政”是这种尝试的高潮。但他缺乏将一场改革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的决断力和意志力，同时，形势的发展又与他的期望背道而驰：统治集团中不但新、老势力之间矛盾重重，就连新派势力内部也是内讧不断、争斗不休，这似乎更加印证了老臣吕夷简等人对“朋党”问题的先见之明。由此，宋仁宗不但对“新政”心灰意懒，对“新人”也逐渐厌弃，转而回归到因循守旧的老路，念念不忘防范朋党，致使晚年军政日衰，局势积重难返。

景祐党争。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朝廷举行郊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这样的胆量在当时也只有素称刚正的宰相王曾能与之相比，足见范仲淹恪守儒家礼法、维护皇帝权威、反对女主干政的坚强信念和勇气，也预示着他在以后政治生涯中的基本风范。因为这件事，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

范仲淹像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驾崩，宋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城，担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刘太后的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和反感，便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您十多年了，应该感念她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于她那些小的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内外不得对太后当政时期的事情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

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认为，废黜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明，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进谏。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自己却随即上奏说：御史、谏官伏阁请对，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事，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辅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对。

这一事件是年轻的台谏官们围绕朝廷大政而与元老重臣发生的首次激烈冲突，虽无朋党之名，实则是仁宗年间朋党之争的开端。因为进对言事是台谏官的职责，所以宰臣不便以朋党的罪名厚诬他们，而是用极不正当的手段挫败了他们的行动。经过这件事，范仲淹和吕夷简走上了公开对立的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包伟民

朋党是个贬义词，这毫无疑问。那么朋党问题在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在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官员都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一旦组成小团体，就会有小团体的利益了，就不会全心为皇帝服务了。

景祐二年（1035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一向“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这种看法未必公正，但至少可以反映出此人工于心计、遇事求稳的基本特征。朝中官员有不少出自他的门下，因而吕夷简难免有招权纳贿的嫌疑。在范仲淹看来，此类行径纯系奸臣所为。联想到吕夷简在刘太后当政时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从未对太后的专权逾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又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这就更能证明吕夷简是个十足的小人。

基于这种看法，范仲淹回京后总想找机会再对吕氏发起攻击。

次年五月，范仲淹向仁宗献上了一份《百官图》，详细指明在这份官员升迁图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宰相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说：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知道此事后，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疏上达仁宗，其中多为针砭时政的内容，并且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禹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旨，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儆戒百官越职言事。

吕夷简像

范仲淹的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馆阁的官员上书为他喊冤，结果都受到处分。而职司监察的台谏官们却慑于吕夷简的威势，又害怕招来朋党之议，多对此事缄默不语。当时许多官员都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不避嫌疑，到郊外为其饯行。王质甚至还公开宣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肖》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这些清流，讥讽谏官高若讷。这首诗一时间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赵冬梅

范仲淹是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的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那种有担当的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即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清流们虽然博得了若干舆论的同情，但其政治实力和经验还远不足以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相抗衡。作为初登政坛的新秀，他们的力量和火候都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经受更多的磨难和历练。而吕夷简一方不但势力雄厚，盘根错节，而且手段老辣，招招致命。吕夷简加在范仲淹等人头上的罪名如下：

一是离间君臣。众所周知，在朝廷各派势力斗争当中，皇帝本人的立场和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宋仁宗亲政初期宰相执政的成员构成来看，他所依赖的政治力量主要仍是一群前朝老臣。宋仁宗信任他们、倚重他们，甚至把他们视作自己治国理政的引路人和导师。吕夷简既是这群元老大臣中的佼佼者，又曾力主厚葬仁宗生母李宸妃，并帮助仁宗力排众议，废了郭皇后，因而在仁宗心目中更具有特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仁宗不可能容忍新进后生们离间他跟老臣的亲密关系。当新、老两派闹得不可开交时，他自然会舍范而保吕。

二是越职言事。自宋初以来，统治者立法施政处处强调预防弊端和平衡牵制，要求朝廷大臣们谨遵祖宗成宪，不可妄生事端，官场中已经养成了稳重守法、循规蹈矩的风气。范仲淹们身居侍臣馆阁之职，口舌之任非其所司，却肆意议论朝政，抨击大臣。虽本意不坏，勇气可嘉，但毕竟与朝廷体制不符。吕夷简攻击他们越职言事，在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

三是引用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为祸的事例比比皆是。宋仁宗在亲政之初，最怕大臣们结党营私，危害朝廷。前番台谏聚众请对，已让他感到头痛；此次范仲淹等人又越职言事，众口嚣嚣，肯定让他更加恼火。吕夷简对皇帝的心思了如指掌，因此不但能够让台谏系统的官员乖乖闭嘴，而且也能够以朋党的恶名令范仲淹之流轻易落马。手段虽不够光彩，但却绝对有效。

经过这场风波，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一种倒退。

罢免吕夷简，重新起用范仲淹。新进势力虽然暂时被弹压下去，可老年政客的表现也越来越不能令宋仁宗满意。宰执中也分成以吕夷简为一方，以王曾为另一方的两派，动辄争吵不休。宋仁宗一怒之下，于景祐四年（1037年）将他们全部罢免，改由王随、陈尧佐等人组成新一届老人政府。这届政府的老朽昏庸和无所作为是北宋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

王随拜相时已过花甲之年。早在真宗朝知应天府时，宰相王旦就说他办事糊涂，不能服众。仁宗亲政后，他凭借资格老，出任参知政事。吕夷简暂时罢相，即推荐他代替自己，成为这届政府的首相。他刚上任就病体难支，当了一年的宰相，什么业绩也没有。不但没有业绩，身为首相，他丝毫不能发挥协调和平衡政府成员的作用，每次议事都跟陈尧佐、韩亿、石中立等人吵得一塌糊涂。除了生病、骂人、拜佛外，他似乎什么正经事也没干过。

陈尧佐更以七十五岁高龄而登相位。此人的资格比老相李迪、王曾等人还要老。陈氏三兄弟（兄尧叟，弟尧咨，尧佐居中）都很有文采，陈尧佐尤其擅长诗词、书法，自号“知余子”。临死前曾自夸：我这辈子活到八十二岁高寿，官至一品，荣华富贵，总算对得起祖宗了。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但绝不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

其他如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知枢密院事盛度等，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者。这批人把持着政府，使得朝廷上下充斥着一股衰朽之气。有人甚至把此时的政事堂讥讽为“养病坊”，说这帮老朽光吃饭，不干事，而且个个揣着私心，只想着少生事端，全身而退，没有人关心朝廷政务。

可巧这一年倒霉的事情接连不断：先是宋仁宗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儿子，却在出生当天就夭折了；七月，开封府上空出现了流星雨的奇异天象；到年底，河东又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庐舍人畜损失惨重，且波及京师地区。

根据古代天人感应的观念，如此频繁的灾异全是人间统治者失政的反映，是上天盛怒之下给予人间统治者的警告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不得不做出表示，诏令臣僚直言时弊。一时间奏章迭至，议论纷起。人们列举出宋仁宗亲政以来国家政务的种种弊端，将上天降祸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的腐败无能，甚至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宋仁宗。

在群臣的一致劝谏下，仁宗不得不于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同时罢免了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人，重新调整了政府的人员组成。但这次调整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继任宰相的张士逊和章得象都是老臣，暮气已深，除了顺从皇帝的意旨之外，别无所长。面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他们照旧“无所建明”，一筹莫展。中枢大臣既已如此，其他官员的因循墨守更可想而知。朝廷在这批人的把持下变得更加缺乏进取心，呈现出政事散漫、风气浮华的局面。

随着内忧外患的日益严重，宋仁宗痛感朝廷人才匮乏，也终于意识到老臣们并不中用。与此同时，那些因朋党的罪名而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本人，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间声誉更隆。在这种情况下，仁宗似乎对“朋党即小人”的观点产生了某种怀疑，在对待“朋党”的政策上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迫于内外形势的压力，宋仁宗觉得有必要向新进士大夫们作出一定的让步。

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起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为国效力。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终于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他们的代表人物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在安定西北局势、解决边境冲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仁宗皇帝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

相比之下，老相吕夷简已经日薄西山，衰朽不堪。内外官员对他的攻击也一浪高过一浪，认为他应该对当时朝政的种种弊端负全部责任。面对朝臣们不断施加的压力，宋仁宗只好忍痛割爱，罢免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一代权相，终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罢免吕夷简的同时，宋仁宗又对政府做了一系列的改组，将那些意气风发、敢于发声、勇于任事的年轻才俊吸收到重要岗位上来。经过这番改组，朝廷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庆历新政也由此开始实行。

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年）的政府改组，使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的行列，这在仁宗即位以来还是第一次，表明了仁宗皇帝决心兴利除弊、锐意革新的政治态度。

同年九月，仁宗在天章阁召见中书、枢密院官员，向他们询问当世要务和治国方略，又下手诏给范仲淹、富弼等人，让他们就国是发表意见。随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了自己的改革建议。

从这三人的改革建议来看，共同的核心内容，就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罢黜那些不合格甚至有罪过的官员。此外，范仲淹还从加强法制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为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

庆历新政涉及的范围虽然有限，但其矛头却是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因而势必会损害官僚队伍中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所遇到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韩琦在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时，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讥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技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最终导致新政流产。

就在守旧派向新政官员施放明枪暗箭时，又发生了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但暴露了新进士大夫自身的弱点，授人以柄，而且也造成了改革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和分裂。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利用，致使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再次触动了宋仁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

首先是台谏的分裂。

新政期间，欧阳修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不但文章名冠天下，而且一向以风节自励，遇事敢言，是公认的清流领袖，也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就表现得十分活跃：遇事必奏，言辞切直，举劾官吏，无所顾忌。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得最多的，竟然是同样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

当时御史台的长官是王拱辰，他与欧阳修不但是天圣八年（1030年）的同年进士（王拱辰为状元，欧阳修为省元），而且还是连襟（二人同为前参知政事薛奎之婿）。按照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的朋党。可是他们却在新政期间成了死对头。这也许是二人都极端自负、互相攀比、谁也不服谁的缘故。

台谏之间分裂和对抗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自此以后，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成为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

二是滕子京事件。

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为人尚气节，以倜傥自任，一派名士风度。滕、范二人是一对志趣相投、患难与共的兄弟。早年间，滕子京也做过谏官，跟范仲淹一样敢言，因为多次上书批评宋仁宗沉溺女色而触犯龙颜，被贬出京城。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滕子京滥用公使钱，数额达十六万贯之巨，其中除少量是按例犒赏西北蕃部之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被滕氏做了人情，揣入私囊。不仅如此，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按察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

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参知政事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间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

在范、王之争中，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1044年）二月，滕子京被再贬为岳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台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不仅如此，范仲淹身为执政，跟被告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不但不知回避，反而在朝堂上吵吵闹闹，实在有失大臣之体，难免有朋党的嫌疑。所以，仁宗此举未始不是敲山震虎、暗寓警告。

三是范仲淹和韩琦之间出现裂痕。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时，围绕修筑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一事，范仲淹、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在经略西北的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就有过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

范仲淹离开陕西后，知永兴军的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主持西北防务。郑戬是天圣二年（1024年）的进士，与范仲淹是连襟，两人关系密切。他在主持边务之后，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以便秦州、渭州的军队可以互相应援。不久，郑戬调离，城尚未修好。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渭州的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沪停止修建。刘沪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派狄青逮捕了刘沪和协助修城的董士廉。

范、韩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戬、刘沪等人辩护，并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谏官余靖、欧阳修等人都站在范仲淹一边，认为修建水洛城有利无害。为了平息事端，仁宗只好将尹洙调离渭州，同时继续修建水洛城。

范仲淹、韩琦同为新进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互相对立，不仅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而且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

此时西北地区的形势已基本稳定，国内的动乱也暂时平息。宋仁宗似乎觉得可以舒口气了，一年前的改革热情已开始降温，转而更加关注朋党问题。

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对辅臣说：自古以来都是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结党的吗？范仲淹回答：君子、小人各有其党。如果结成朋党做好事，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

范仲淹的回答显然无法消除宋仁宗的疑虑。在仁宗看来，既是朋党，总难免有小人之嫌。要想辨明君子、小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范仲淹他们是君子结党，这些君子们的自负、偏激、狂妄、强辩等习气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同月，欧阳修写成《朋党论》一文，试图为朋党正名。可是这篇文章产生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首先，欧阳修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就说明，以前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其次，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也为人们所熟知，统治者更是以防范臣下结党营私作为维护皇权的首要任务。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论点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就连真正的正人君子也不会苟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欧阳修明白无误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并且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庆历四年六月，前朝旧臣夏竦以阴谋手段构陷新政人士，迫使范仲淹、富弼离开了京师。

夏竦博学多才，曾经当过宋仁宗幼年的老师。然而此人一向心术不正，喜欢玩弄权术。宋夏战争期间，他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主持西北防务。在任期间表现平平，实际支撑西北局面的是范仲淹和韩琦。不仅如此，他还贪恋京师生活，不能忍受西北地区的艰苦，因而一再请求内调，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庆历三年（1043年）政府改组时，宋仁宗曾打算任命他为枢密使，却招来台谏官的一致反对。在台谏官的极力阻止下，宋仁宗不得不撤销这项任命，已经启程的夏竦只好悻悻返回去。

这件事使得另一位名士石介欢欣鼓舞，他在兴奋之余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对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新政官员大肆吹捧，而把夏竦斥为大奸之人，使得夏竦怀恨在心。而且这首诗语气狂妄，荒诞不经，所以刚一出炉就引起了名士们的忧虑。石介的老师孙复说：“石介的灾祸从此开始了。”

后来，夏竦唆使自己的婢女偷偷模仿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布谣言，说是石介为富弼、范仲淹起草了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

这一招既狠且毒，就算宋仁宗不信真有此事，也足以让范仲淹、富弼等人惶惶不可终日。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以防秋之名，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

范仲淹、富弼出朝后，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正式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就夭折了。

“朋党”问题虽然不始于宋代，却是宋代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个问题在仁宗时期上升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不但与士大夫政治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而且左右了这一时期改革运动的走向和结局。

在历史上，“朋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词。它起初是指同类之人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官员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在人们心目中，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本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臧否失实，真伪相杂，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朋党现象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绝对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朋党亡则国兴盛。

由于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件可怕武器。

在士大夫主体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宋朝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不但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后来又演化成新党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仁宗时期被视作朋党的人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指出了“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因而他们在斗争中不知避讳，甚至以朋党为荣，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品。这种新的模式对宋朝后来的历次政争都产生了影响。

宋仁宗永昭陵

尽管宋仁宗时期的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权力之争，并且经常被人们视为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实践和运用，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能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相反，由于新进士大夫自身素质及认识上的局限，还对政坛风气和社会风气造成负面的影响，严重干扰国家政务的正常运行和政治革新的顺利推进，成为北宋中后期党派倾轧和恶斗的先声，也成为宋朝政治史上令人诟病的痼疾。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像

王安石不仅擅长写诗作文，而且是个学问家，对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学说均广泛涉猎，造诣颇深。他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喜欢独立思考，“断以己意”，辩才无碍，“议论高奇”。这个特点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文士和俗儒：既不以文才出众而沾沾自喜，也从不以拘守前人旧说为满足。这种近乎不可动摇的自信，也影响到王安石立身处世、为官从政的态度。在他看来，君子当以道德立身，以学问涵养，以济世为念，既要有施仁布惠的情怀，又要有经邦致用的才干。他不但自负于自己的经学造诣，而且十分强调经术与治国理政的密切关系，认为：“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这种思想在他步入政坛时已初露端倪，以后在其主持变法的过程中更显得十分突出。

宋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在位长达四十二年的宋仁宗病逝。仁宗没有子嗣，由其养子赵曙继承皇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不久又重病缠身，且与曹太后失和，到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便撒手人寰了。由于当时财政极度困难，朝廷甚至不得不削减英宗的丧葬费用。

英宗死后，他的长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

赵顼是英宗诸子中最出色的一位，勤奋好学，天性孝友。除了学习正统儒家经典，他对法家学说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曾亲手抄录《韩非子》全书，令府僚校对。这种知识积累和思想旨趣对他以后临朝主政产生了影响。

自嘉祐末年以来，士大夫要求改革积弊的呼声持续不断。宋神宗即位后，对臣僚推诚加礼，征询他们对于国家政事的见解，并在这种交流对话中对列位大臣留意考察，盼望能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位可资依赖的股肱之臣，帮助他实现政治抱负。

宋神宗像

司马光像

当时前朝名臣大多健在，宋神宗对他们礼敬有加，然而他们就国是发表的见解却很难让这位锐意有为的年轻皇帝满意。以富弼为例：此人自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拜相以来，已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那位勇于革新的“富相公”完全判若两人。当神宗向他请教边防事宜时，他给神宗泼了一瓢冷水，说什么“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从这次对话中，宋神宗意识到，尽管这些元老大臣德高望重，但已经暮气沉沉、思想僵化，想依靠他们进行改革大业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司马光。此人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重。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可他却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大谈修心之要，让务实的宋神宗不得要领。在边防问题上，司马光的态度跟富弼如出一辙，要求皇帝清静持重，不可生事。因此，在宋神宗眼里，司马光也不是辅助他治国理政的合适人选。

在不断的观察和比较中，宋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历史性选择。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为文动笔如飞，人皆服其精妙。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高中进士第四名，随即被派往扬州，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从此开始仕宦生涯。

当时王安石的文名已著于天下，就连文坛宗师欧阳修也对他称誉备至。他本可以凭借自己的文学才能踏上仕途捷径，但却一再婉拒好友和前辈的推荐，拒绝到朝廷“清要之地”做官。这种做派在当时朝野引人瞩目，许多人都把他看作是士大夫的典范。

从王安石的早年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端自负且志向远大的人物。地方吏治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王安石从政伊始即抱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他在基层一干就是十六年，史书说他知明州鄞县时，“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此后又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每到一地都留意民事，兴利除弊，干得有声有色。

在地方任职的实践中，王安石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日益深入，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改革思想。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王安石回京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向宋仁宗上了一篇洋洋万言的《言事书》，被视为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篇万言书中，王安石打出了“法先王”的旗号，试图通过“托古改制”的策略手段，用上古先王之法抗衡宋朝的祖宗家法，为变法扫清障碍。他认为，改革弊政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吏治腐败、人才匮乏的问题，强调用人唯贤，用人唯才，循名责实，久任责成。针对朝廷财政拮据、“三冗”（冗官、冗兵、冗费）成灾的局面，王安石既赞成厉行节约，更重视开辟财源，主张因时因地制宜，通过改革现行各项财政制度来增加政府收入，从根本上解决“用度不足”的问题，也就是他后来经常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财思想。

宋神宗做皇子时，对王安石的大名早有耳闻，对这位文才卓绝、学识渊博、特立独行、富有创新精神的著名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韩绛、韩维兄弟既是王安石的好友，又是王安石变法主张的热心支持者和鼓吹者。韩维是神宗的藩邸亲信，经常在神宗面前提起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宋神宗对王安石其人及其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尽管君臣二人尚未谋面，但年轻的宋神宗已经对王安石充满敬意，把他看作是能够辅佐自己实现富国强兵夙愿的重要人选。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朝。宋神宗特许他“越次入对”，以便随时与他讨论时政和治国之道。王安石一再鼓励宋神宗以尧、舜为法，以恢复先王圣政的气魄来破除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改革祖宗家法中业已存在的弊端，实现富国强兵。这些观点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在他眼里，王安石的人品、学识、文才和吏能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意志坚强，有担当意识，对改革弊政有坚定的信心和系统的设想，用他来辅佐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熙宁变法”由此开始。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时，实际已赋予了他主持变法的全权。从此，君臣二人的命运就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宰相曾公亮说：“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为了推行变法，朝廷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该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主持，实际负责者是吕惠卿，王安石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此外，王安石又引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这三人都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干将。

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全面主持新法。与王安石同时拜相的，还有他的好友韩绛。与此同时，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也相继被贬离职。为了全力支持王安石，宋神宗几乎提供了他所能给予的一切。

对于宋神宗来说，实行变法的最大目的是富国强兵。因此，王安石等人的改革方案也大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设计和推行的。

均输法。北宋建都开封，其官民所需及庞大军队的物资供应，仰赖东南财赋重地。发运使司则是京师财货物资供应的枢纽，在北宋财政系统中有特殊的地位。在变法以前，发运使司只是根据朝廷硬性规定的数量和品种向东南诸路摊派物资，以供京师之需，供需脱节的问题十分严重。发运使司付出了巨额的运输费用，所运物资往往数量过剩或不合需要。一旦朝廷有所急需，则又临期仓促应办，致使地方不胜扰攘，富商大贾趁机操纵物价，非法牟利，于官于民均为不利。

朝廷首先选择这一跟京师财货供应直接相关的领域，作为财政制度改革的突破口。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六路均输法”正式颁行。在颁布新法的同时，宋神宗任命“尤善商财，计算无遗策”的原陕西转运使薛向为江、浙、荊、淮发运使，主持均输法的实施；并从国库中拨出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作为发运使司的“籴本”，以供周转之用。

均输法作为官方介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初步尝试，所获致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改善了京师的物资供应状况，供需脱节的问题有所扭转，浪费大大减少。其次，官方平准物价的措施以及在赋税征收方面的若干变通，确实给农民带来了部分方便。再次，大大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和物价的操控，使“轻重散敛之权”重归公上。总的来说，均输法的实施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均输法得以比较顺利地推行，原因之一是该法为“熙宁变法”的第一仗，上至皇帝、下至改革派人物都极为重视，颇有“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架势。原因之二是用人恰当，薛向在理财方面的突出能力在其主持均输法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原因之三是实行均输法后的利益受损者范围有限，主要是一部分富商大贾，他们在强有力的政府干预面前反应微弱，不足以对新法造成重大阻碍。

青苗法。北宋仿效前代之制，在各路州县设置义仓，太宗时改为常平仓。设置常平仓的目的，在于调节粮食价格，以防丰年谷贱伤农和灾年富商大贾对农民进行高利贷盘剥，本来是一项维护农民利益的举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举措在实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弊端：不少地方官不能按年景好坏进行籴粜，甚至与富商大贾相互勾结，借收籴和出粜之机共同渔利。还有一些贪官污吏竟敢私吞常平仓存粮，或擅自挪作他用。到仁宗年间，因边患频仍，朝廷每每挪用常平仓储粮以充军需，以致“蓄藏几尽”。在此情况下，常平仓已是有名无实。青苗法正是为了改革旧有的常平仓法而颁行的。

王安石在担任鄞县知县时，曾采取过“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办法，以解决青黄不接时农民的缺粮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熙宁二年九月，青苗法颁行天下。主要内容包括：将常平仓、广惠仓所存钱谷作为本钱，在每年青黄不接时贷给民户。借贷者结成户保，根据自愿原则和偿还能力，贷取额度不等的青苗钱。借贷者随夏、秋两税归还所借青苗钱，归还时，须在所借钱数外加纳二分至三分的利息。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 范国强

王安石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地域小，行政层次简单，对信息的了解和分析也非常充分和符合实际情况，而且监督和管理成本也相对较低，使得这一个农业贷款系统可以有效运行。另外，没有上级政府的考核压力，而且王安石本人也不会利用职权搞腐败。但是，青苗法在全国推行的过程当中，情况就大不相同，青苗法的推行要经过官府，一旦经过官府，就很麻烦，里边肯定会有人钻政策的空子，因为这里面是有利益可图的。

从青苗法实施的实际情况看，官府获得了大量的利息收入。但因自愿原则受到破坏，利益受损的不仅是富商大贾和兼并之家，许多地区的民户也因官府强迫贷款、收取息钱而颇有怨言，在推行过程中有蜕变为政府敛财手段的明显趋势。青苗法也成为各项新法中争议最大、受到反对最多的一项内容。

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四月，朝廷派员分路考察各地农田、水利和赋役等方面的情况，根据调查结果，拟定和颁布了“农田水利法”。

在朝廷的大力催办下，农田水利工作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从熙宁三年（1070年）到九年（1076年），各地兴修水利一万多处，受益民田、官田三十六万多顷，特别是多年荒废、户口极少的京西唐、邓、襄、汝等州的田土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

在兴修农田水利的过程中，“淤田”成为改善土地质量、提高农业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北方各地纷纷决放河水，将河水中的淤泥放入农田，使贫瘠之地变成沃壤，从前每年亩产仅五六斗的田地，现在增加到二至三石。

此外，朝廷还对治理黄河给予了极大关注。朝廷特设“疏浚黄河司”，负责治理黄河。但因工程浩大、技术困难，最终难有大的成效。熙宁十年（1077年）五月，发生了黄河曹村大决口。此后，黄河分为两路：一路与泗水会合，自徐、邳至淮阴而入于淮水；一路与济水会合，经东阿、历城等地，在利津入海。北宋政府根除黄河水患的愿望化为泡影。

免役法。宋初以来实行按户等轮差各种职役的制度，将民户按财产多少分成九等，规定下五等户一律免役，上四等户则根据其户等高下承担各类职役（又称差役）。因为九等中的下五个等级通常被视作一个等级（即第五等户），所以又称为五等户制。职役分为以下几种：一是衙前，负责运送上供官物，管理府库，兼理官厨、馆驿、河渡等事；二是里正、户长、乡书手，主要负责催督赋税；三是承符、散从、人力、手力之类，供州县衙门驱使，奔走公事；四是耆长、弓手、壮丁之类，负责捕捉盗贼，维持地方治安。

差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对乡村上户而言，通过承担职役，他们不但把持着农村基层政权，而且占据了州县官府的部分吏职，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要对封建政权承担更多更重的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役制的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

在各色差役之中，负担最重的是衙前。轮充衙前的乡村上户，如果损耗了官物或府库财物，必须照数赔偿；外州的衙前押送官物至京师，又每每受到官吏的刁难和勒索，以致长期不得归还。从仁宗朝起，轮充衙前者往往倾家荡产，乡村上户普遍视衙前役为畏途，想方设法逃避。轮差里正的乡村上户，催督赋税如有缺额，都要先期垫付甚至代为缴纳，负担十分沉重。里正役满后，还要充任衙前，更使这类乡村上户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从仁宗时期开始，围绕衙前役的局部改革已经开始，让轮充衙前的民户出钱、由官府募人充役的情况，已非少见。熙宁二年（1069年）十二月，王安石等人确定了以募役代替差役的改革原则，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又在全国正式推行免役法。

免役法的主要内容是：前此轮差职役的民户不再服役，改为按土地、家产多少缴纳免役钱。前此无差役负担的官户、僧道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以及上五等的坊郭户，一律按其户等减半出钱，谓之助役钱。各路州县可预计所辖境内一年所需的雇役费用，按户等摊派，免役钱和助役钱随夏、秋二税同时缴纳。在通常所需的役钱之外，还要加收百分之二十，以备水旱灾荒年份之用，称为免役宽剩钱。

根据新法规定，原先享有免役特权的官绅形势之家也须缴纳助役钱。在实施过程中，某些地方向豪强大户征收助役钱唯恐不多。这些举措的确体现了抑兼并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打击了官僚地主阶层的既得利益，也成为免役法招来激烈反对的主要原因。

在历史上，差役法是封建劳役制度的一种形式，不但给民户造成沉重负担，也会妨碍正常的农业生产。王安石免役法改行纳钱募役，使民户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沉重的劳役负担，是有进步意义的。同时，纳钱募役的普遍推行，对于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帮助。由于大量征收免役钱、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使北宋政府获得了一个新的稳定财源，财政状况大大改观。

但免役法在本质上仍是朝廷的敛财手段，从财政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并无多少新意。新法推行过程中户等失实、负担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官府大量敛财，致使民间出现钱荒。通过增加地方吏员俸禄来改善吏治的效果也不明显。

市易法。市易法是一种政府垄断商业的政策，也是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理财思想的具体体现。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自称“草泽”的魏继宗上书朝廷，建言实行市易法。王安石等人对他的建议深为赞赏，便以中书的名义向宋神宗建议在开封设市易务，专主其事。

市易务成立后，神宗任命吕嘉问为提举官，并拨内藏库钱一百万贯和京东路八十七万贯作为市易务的本钱。自此以后，各地也相继设立了市易务。熙宁六年（1073年）冬，开封市易务改为都提举市易司，统辖各地市易务。

市易务垄断经营的商品范围极其广泛，大到茶、米之类的主要消费品，小到果蔬、芝麻之类的零碎商品，可谓无所不有，以致人们惊呼市易务欲“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

封建王朝推行商业垄断政策，目的无非两个：一是抑制富商大贾，平衡物价；二是增加政府的收入。而后者又往往是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

市易法的推行不仅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利益，也损害了中小商人的利益。主持市易务的官员专欲敛财，对稳定市场秩序、促进商业繁荣等事却不十分用心。为了多取利息，市易务在统购统销各类商品的同时，还以官钱直接向民间放贷。此外，政府还在原有商税的基础上，向商人加摊所谓“市例钱”，即在商税正额之外加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充作市易务吏员的“膳食之费”。所以，市易法虽然在增加政府收入方面成效显著，但由此而引起的争论和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方田均税法。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高度发展，宋代“田制不立”的状况已成定局，政府对土地所有权及其转移不再过多干涉。在田产转移不定、买卖频繁的情况下，民间财产占有状况与赋役负担之间不平衡的现象极为突出。官绅豪强占田无限，又享受着免税免役的特权，成为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总根源，也是侵蚀政府财税基础的主要因素。作为田赋和差役主要承担者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民，压力更为沉重。为了逃避压力，他们往往托庇于官绅形势与豪强大户，伪立契券，诡称佃户，向保护者缴纳一定数额的租课，以求不入官府税籍；或分家析产以求降低户等，隐瞒年龄以逃避身丁。这些“诡名户”日渐增多，越来越影响政府的赋税收入，到北宋中期遂酿成十分严重的财政危机。

在熙宁变法以前，已经有人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宋仁宗康定年间，郭谘在洺州肥乡县（今河北肥乡）创设“千步方田法”，成为熙宁年间方田均税法的先声。

随着免役法的推行，政府在核定田产、户等方面已经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朝廷于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颁布了方田均税条例，首先在开封及京东路施行，以后又推广到河北、河东、陕西等路。

由于丈量田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政府又无专项拨款，因而推行起来相当吃力。同时，丈量工作也存在不少技术方面的困难，如平原易测而山地难量、土地成色等级缺乏精确的衡量标准等。此外，丈量过程中纠纷不断，常有反复。凡此种种，使得此法的实施进度十分缓慢，且范围始终没有超出上述诸路。

免行法。在王安石变法以前，京师开封的各行商贩及手工业者除须缴纳税钱之外，还要承担内外官司在物品和人工方面的种种摊派。这些强行摊派和科配，成为工商户的一大负担。

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讨论和拟定相关政策。同年七月，免行法正式实行。各行根据利润的厚薄多寡，按月或按季缴纳免行钱，可以免除行户祗应，或者由官方为其雇人代役。由于市易务直接参与了免行法的制定，且免行钱又是由市易务负责征收，因此有人将此法视作市易法的补充和发展。

免行法与免役法也有相似之处。后者主要是为了解除乡村民户的差役负担，前者则是为了缓解工商行户的科配负担。这两项法令在客观上有利于各行业的人员专务本业、发展生产。但在免行法的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免行钱征收过重或分摊不均的问题，使得不少行户宁愿忍受科配，而不愿缴纳免行钱，甚至出现了既纳免行钱而又不免科配的现象，使行户承受了双重负担。

裁减冗兵，整顿编制。熙宁变法的另一主要目的是强兵，希图扭转北宋王朝长期以来的“积弱”局面。这一时期在军事方面的改革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裁减冗兵，整顿编制；二是实施将兵法，加强军事训练；三是推行保甲法，强化地方治安，并寻求恢复征兵制的途径与方法；四是军备物资方面的改革，如设置军器监，推行保马法等；五是设置武学，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

仁宗末年宋军员额冗滥，素质低下。神宗即位之初，全国兵额仍保持在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其中禁军员额为六十六万三千人。将校们吃空额、中饱私囊的现象也相当严重，以致编制虚浮不实。这种状况若不加以扭转，富国强兵只能是一句空话。有鉴于此，神宗在位期间始终致力于整顿军制，以求裁减冗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的前一年，即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就颁布诏书，令“诸路监司察州兵拣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者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同年七月，又对各路的“半分”禁兵（又称“小分”：北宋拣汰禁兵，凡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供军中杂役，因其只领半饷，故谓之“半分”）作了厘整和汰减。

熙宁二年（1069年），又诏令裁并各处禁军编制，确定每营兵额。这件事先从聚兵最多的陕西路开始实行，此后扩展到其他各处。在大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的禁军人数都做了重新裁定，一部分禁兵、厢兵的番号被撤销。

通过裁减冗员和整顿编制，到熙宁末年，禁军人数为五十六万八千有余。厢军到元丰（1078—1085年）末年整编为八百四十指挥，计二十二万七千余人。大体说来，神宗时期禁、厢军的总人数不超过九十万，比英宗治平年间减少了约三十万，还是很见成效的。

将兵法。变法以前，北宋禁军实行更戍法，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其弊端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已经暴露无遗。针对这种状况，神宗年间大力推行将兵法，代替更戍法，希图通过这一措施来加强军事训练，提高禁军素质。

将兵法最早可追溯到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间。文彦博曾言：“庆历初，陕西四路之兵，逐路始分数将，每将马步不下三二千人，各自训练，务要精熟。兼得兵将相谙，使唤之际，尽知人人所能，则鲜败事。”范仲淹“首分鄜延路兵以为六将，将各三千余人。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监教一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专掌教阅”。但这类措施都是为应付西北危局而临时采取的，对朝廷军制并未造成多大影响。

熙宁年间，蔡挺首先在他管辖的泾原路推行新制，训练禁军。在加强训练的同时，实际已改变了禁军原有的编制，采取了伍、队、阵、将的新编制单位。即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队；五队为一阵；“每将皆马、步军各十阵”，共计二千五百人。在训练上，每天教阅一阵。这种编制形式更有利于训练和实战，对北宋后期的禁军编制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彦博像

蔡挺不但注重禁军的训练和改造，而且也十分重视对当地义勇军的训练，使之“与正兵相参战守”。这样既节省了兵费，又巩固了边防。这些措施引起了宋神宗的极大兴趣。

熙宁五年（1072年），神宗召蔡挺入京，任命他为枢密副使，负责推行将兵法。次年夏，此法初行于河北四路。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一度罢相，但将兵法的实施工作并未停止，而是由北及南，次第推行。元丰四年（1081年），东南各路也都设置了将官。至此，将兵法已在全国普及。将兵法实行后，虽也存在着新、旧编制（系将禁军与不系将禁军）并存相混等问题，但对于加强军事训练、提高禁军素质还是有帮助的，因此反对者较少。

保甲法。王安石推行保甲法，不仅是为防范盗贼、加强地方治安，更重要的目的，是力图恢复征兵制，以取代募兵制，消除雇佣兵“无赖奸猾”“骄纵恣肆”的积习，裁减因实行募兵制而造成的巨大兵费开支。

募兵制在仁宗时期已经弊端丛生，由招募而来的正规军，其战斗力之孱弱，已成为外敌口中的笑柄。裁汰冗兵、招刺义勇之类的议论也由来已久。但因为募兵制是“祖宗家法”中一项极重要的内容，加之推行既久，改造起来也有很大的难度。所以要求改革的呼声虽高，但朝廷始终未能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

持骨朵武士，四川泸县宋墓石刻

最先提出实行保甲法的，是管勾开封府界常平广惠仓农田水利差役事赵子畿。在赵子畿上疏建言的基础上，司农寺制订了《畿县保甲条例》，以朝廷的名义颁布实施。

乡村民户以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主户中最有财力和才干者分任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民户不分主、客，凡有两丁以上，即选一人充当保丁。单丁、老幼、病患、女户之类，令就近附保，不编充保丁。除官府禁止使用的兵器外，其余如弓箭等并许从便自置，以便习学武艺。

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在所保范围内往来巡逻。遇有盗贼，即击鼓报警，由大保长率同保人户追捕。若盗贼窜入别保，则击鼓呼应，协助捉拿。捕贼有功者，均有奖赏。同保人户互相监督，如发现有重大犯罪行为，必须举报，否则连坐处罚。本保内有外来行止不明之人，并须觉察，收捕送官。各保所辖人户及保丁，都要置牌记录，以备官府审查。保内如有人逃亡、迁移或死绝，须申报县衙。外来人户入保居住的，也要向官府申请，收入保甲。

从这些条文来看，推行保甲法的最初目的是要在乡村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系统，以防止民户作奸犯科，强化封建统治秩序。

保甲法颁布后，先在开封、祥符二县试行，又扩展到开封府界所属其他各县。接着在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实行，最后普及推广到全国各地。

就军种类型而言，保甲属于“乡兵”。为了达到“与募兵相参”以及最终取代募兵的目的，宋朝采取了保甲上番（值勤）和教阅（训练）两项主要措施，以提高保丁的军事化、正规化程度。

由于朝廷推行保甲上番与教阅的制度，使民户重新担负起兵役的任务，引起了极大的纷扰。与此同时，教阅保甲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元丰年间对西夏的战争中，义勇保甲仅仅充当守城、转运、杂役之类的辅助性工作，并未作为正规军使用。正因为如此，保甲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激烈的反对，也就很自然了。

到元丰年间，宋神宗对通过推行保甲法来革除兵制之弊的方案已丧失信心，重新恢复了对募兵制的正面评价。当时，保甲教阅虽仍在进行，但大体已流于形式。宋神宗更倾向于把保甲法的功能定位在维持治安方面，不再试图以保丁取代募兵。

保马法。自中唐以来，因河西之地尽失，唐朝失去了最重要的军马来源，被迫以大量金银绢帛与西北诸蕃交换马匹，而唐军也逐渐转变为以步兵为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宋军马源多仰赖于跟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边境贸易。因战马匮乏，北宋禁军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因缺马而导致的战术劣势，使宋军在对外战争中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与此同时，北宋马政的腐败也由来已久。具体表现为管理废弛、马种低劣、成本昂贵、马匹死亡率高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马政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朝廷颁布保马法，先在开封府界实行，随后推广到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由各路监司、经略使及州县负责其事。

保马法推行后，牧监的养马费用和马匹的死亡率均有明显下降。但光靠这一项措施，并不足以扭转北宋马源匮乏、骑兵落后的局面。保甲养马名为自愿，实际上摊派现象普遍存在，官府只是把养马的负担转嫁到了民户身上。

军器监。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宋神宗接受王安石之子王雱的建议，设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将原属三司胄案的事务全部移交军器监。并且规定：在出产兵器材料的各州设置都作院，负责地方军械之政，由军器监颁发兵器样本，作为法式。

神宗对军器监事务非常重视，经常亲自过问兵器制作的情况，还亲自汇集各类兵器的制造法式、样式及改进之法，撰成了一部百余卷的专著，可惜其书已佚。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军器监的工作颇见成效，所造兵器数量大增，足够几十年征战之用，且制作工艺明显改善。由布衣李宏研制发明的“神臂弓”，射程达二百四十余步（约合三百七十余米），可穿透榆木，箭身深入半截，劲利无比。熙、丰年间，这种利器开始装备宋军，到南宋初期仍是令金军生畏的武器。

振兴武学。在边疆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北宋政府曾费尽心力试图解决军事人才匮乏的问题，宋神宗兴置武学，就是这种努力的具体体现。

武学初置于仁宗庆历年间，但随即招来众多非议。在重文轻武的风气下，官僚士大夫认为没有必要单独设立武学，让读书人讲习武事。建学以后，报考者也寥寥无几。因此创置仅三个月，即遭废罢。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复置武学。学生以一百人为额，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并在武学中推行三舍考选法。武学生在校学习诸家兵法（元丰中，以《孙子》《吴子》《六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和《李卫公问对》颁下武学，作为教材，合称“武经七书”），同时由教授官讲授历代用兵成败事迹，并接受忠义气节方面的教育。此外，还要学习阵法、武艺。

武学之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尚属首次，在当时虽未能完全达到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人才的目的，但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改革科举，振兴教育。自庆历新政以来，士大夫中主张改革的人每每以士风萎靡、吏治腐败、人才不足为患，王安石也持同样的观点。早在嘉祐年间（1056—1062年）的“万言书”中，他就认为革除弊政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人才匮乏、吏治腐败的问题，并就人才的培养、选拔、任用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改革设想，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振兴学校教育，统一思想道德，培养和选拔拥护改革政策、具有真才实学的社会政治人才。当他在熙宁年间执掌朝政之后，便把这些观点和设想付诸实施，对科举选士制度和官学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熙宁兴学”。

宋仁宗时期的“庆历兴学”为时很短，由于师资、经费不足，缺乏必要的考选升补制度，加之守旧官僚的反对，很快就停止了。到仁宗末年，科举考试脱离实际的问题更加严重。神宗即位之初，新、旧党中不少著名人士对于改革科举和振兴学校都持有基本相同甚至完全一致的观点。旧党人士程颢、吕公著提出了“一道德以同俗”，渐罢科举，使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悉由学校的主张。司马光也建议废罢帖经墨义，改试经史论策，并要求参加科考的士人必须经由政府官员推荐，以便考察其行为品德。这也都是“熙宁兴学”试图实现的目标。

熙宁四年（1071年），朝廷正式颁布兴学诏令。“熙宁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

对科举考试内容及科目进行改革和调整。由于进士科长期以来在各项科目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因而自然成了改革的重点。改革者希望通过罢试诗赋声律和帖经墨义，改试经义论策，使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更加切合实际，以此来扭转科场浮华不实的毛病。科举士人及选人、门荫子弟并试断案和律令大义，以督促他们留意政事，敦本实学。

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有了更加统一的标准，即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作为出题的依据和衡量的标准，并取消了《春秋》的儒经地位。此举的本意是为了摒除异端杂学，以达到统一思想和道德的目的，为推行变法服务。王安石在经学方面造诣精湛，久为时人所推崇，又是变法的领袖人物，所以宋神宗认为只有他才有资格撰为经说，以为天下取法。但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得天下士子趋“新学”若鹜，非王氏不学，思想重新受到束缚，以致旧弊尚未铲除，新弊又已萌生，这大概是王安石等人始料未及的，也成为反对派攻击新学的主要理由。

振兴学校教育的工作比庆历年间更加深入。除了进一步发展地方官学外，最重要的政策举措，就是在太学中严格实行三舍考选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生考选升补制度。即使在王安石罢相之后，三舍法也一直沿用不辍。三舍法是北宋官学教育不断发展的产物，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这项制度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对在校学生学业和行为考察的连续性和严密性，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官学的考察课试制度直接与科举取士制度结合起来。在实行三舍法的情况下，太学已取得了部分取士权，使得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逐渐连成一体，因而对读书人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

神宗时期，学校教育全面发展。除太学之外，其他专科类学校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武学已如前述，律学也创置于这一时期，医学更趋完善。凡此种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派人士求真务实、敦本实学的精神，值得人们重视。

新法遭遇的非难。熙宁变法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新法推行伊始，即招来众多的非议和阻挠。随着新法的全面实施，反对之声也日益高涨，官僚集团中形成变法派和反对派（即新、旧两派）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两派之间的纷争，有观念之争、政见之争、利益之争，也不乏意气之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由于新法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更由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若干新变化，即便是矛盾对立的双方也都难以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去体会和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使这种论争最终陷入“义利之争”“君子小人之争”的思维窠臼，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更使得统治集团内部自此陷入无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争斗之中，对北宋后期政局的影响，至深且巨。

反对派加在王安石和变法派头上的罪名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乱祖宗家法，二是与民争利，三是用“王氏新学”钳制天下士人，实行文化思想专制。

反对派非议新法，原因之一，就是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在宋朝，祖宗家法有一种被神化的趋势。其理由是很显然的：经过太祖、太宗创制立法的努力，北宋政权避免了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的厄运，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到神宗继位之时已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太平稳定。这样的祖宗法度，难道是可以随意变更的么？

在他们看来，祖宗法度虽有弊端，但还没有到可以被彻底否定的程度。如司马光曾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许多在仁宗末年呼吁改革的人士（包括司马光在内），到熙宁年间都成为新法的反对者。究其原因，都跟他们对当时形势的基本判断有关。在他们当中，许多人只是对仁宗末年的种种积弊表示不满，而对于此类积弊跟祖宗家法有何关系，却似乎没有或者不愿意有清醒深刻的认识。

反对派非议新法，原因之二，是认为圣主治国，当以道义为本，仁政为先，“富国强兵”只是细枝末节，绝非正道。与这种观念相联系的，是认为君子不当言利，人主不当与民争利。

熙宁变法所要追求的目标，就是实现富国强兵。强兵的前提，则是富国，因而新法中的大多数内容，都跟理财有关，这就很容易招致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士大夫们的反对。新法实施后，来自反对派的批评就更加尖锐了。知谏院范纯仁一再上书，攻击新法，把主持和推行新法的人士一概斥为嗜利小人，极力主张罢免王安石，废除新法。

除了传统观念和守旧势力的巨大阻碍，新法在推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弊病也成为反对派人士指斥新法、攻击变法派的重要口实。他们攻击最力的，是青苗、免役、市易等法。

反对派指责青苗法有以下弊端：一、名为济困乏，抑兼并，实为官府敛财取息的手段，“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二、名为自愿，实为强行摊派，这在富户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三、既损害了富户的利益，也无助于贫户渡过难关。四、青苗息钱并不比高利贷轻。按法令规定，每半年（分夏、秋两期）取息二分，一年就是四分利息。实施过程中还要多于此数，每每高达六分。此外，偿还时必须一体纳钱，不得以他物充代，致使钱重物轻，无形中又加重了民户负担。五、官府散尽常平本钱以行青苗法，极易造成官钱流失，使朝廷丧失应付紧急局面的能力。六、由于贫户往往无力偿还青苗本息，其经济地位更加岌岌可危，实际上又为兼并开了方便之门。

应该说，反对派的这些指责大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他们不但一再上书表态，反对青苗法，而且不少人还在自己的辖区内拒绝推行此法，上至德高望重的韩琦、富弼，下至仅为一县父母官的陈舜俞，都有“不奉令”“持不行”之类情形。

反对青苗法的呼声如此之高，以致几乎中断了整个新法的进程。

宋神宗看到老臣韩琦的奏疏后十分忧虑，对人们反映的青苗法的弊端感到不安，甚至对新法的立意也开始有所怀疑。王安石虽多方辩驳，仍不足以使宋神宗释虑。王安石见说服不了宋神宗，干脆称疾不出，上章请求解除职务。

此时宋神宗还需要依靠王安石主持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的宏愿。经过一番权衡之后，他终于又站到变法派一边，令吕惠卿谕旨，请王安石继续执政。

从仁宗晚期开始，改革役法已逐渐成为朝野许多人士的共识，一些地方官员在各自所辖区域都进行了改差役为雇役的尝试。嘉祐七年（1062年），司马光也在其理财名著《论财利疏》中提出对衙前役进行改革。他在该疏中还重点提出了让坊郭上户承担衙前役的观点，理由是坊郭上户脑子灵活，擅于经营，比乡村上户更能胜任“部送纲运，典领仓库”的职责。

然而从熙宁三年（1070年）底免役法开始推行，该法很快就成为反对派诟病的焦点，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对青苗法的责难。

王安石曾说，改革差役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可是在变法派制定政策和推行政策的过程中，免役法的不少内容却与王安石所表达的改革意向颇有出入，这是该法引起众多非议的主要原因。

熙宁三年十一月，司马光上疏，对免役法提出全面批评。司马光之所以改变初衷，对免役法大加责难，是因为变法派所设计的新法内容跟他原先所设想的役法改革大相径庭。首先，改革已不仅限于衙前役，而是全面废除差役法。原先乡村上户轮流差役，犹有休息之期，如今岁岁纳钱，实际负担加重。原先乡村下户及单丁、女户之类的贫困户可免差役负担，如今却要一概出钱助役，这纯属官府的公然盘剥。受雇应募者多为浮浪不根之人，因缘为奸、玩忽职守的情况在所难免。若受雇之人不足以应付公家之事，势必还要轮差民户，遂使“免役”流于虚文。

对于新法给贫困民户所造成的危害，王安石是承认的。然而，当宋神宗也担心剥削太重会招致民怨时，王安石却说：“祁寒暑雨，民犹怨咨者，岂是顾也！”这就未免强词夺理了，与其“去民疾苦”的改革初衷大相径庭。另外，不少官吏对新法奉行过当，在确定户等时经常上下其手、非法升等，致使民户负担进一步加重。

新法实行后所征收的免役钱、助役钱以及免役宽剩钱，并非全用于雇人服役。按照苏辙的说法，雇役“所费止用所入三分之一”。除去雇役所花费用外，朝廷每年都从征取的役钱中获得大量盈余，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免役法为朝廷敛财的实质目的。

市易法也受到反对派众口一词的指责，并且集中体现了新、旧两派在理财观念上的激烈冲突。老臣文彦博的观点在当时极具代表性，其核心内容即是反对官府垄断商业，与民争利，认为这是一桩有失体统、可羞可耻的事情。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宋神宗对于市易法也是始终抱有疑虑的。他曾经向王安石追问：“市易务卖果实，审有之，即太繁细，令罢之如何？”王安石虽一再辩解，但理由却苍白无力。只是因为该法在开辟财源方面更加直截了当，所以才未遭废罢。

在熙宁年间的各项新法中，如果说青苗、免役、市易诸法是为了开辟财源，那么保甲法则是为了节省朝廷开支，改革兵制，增强军力，但这个目的并未达到。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反对派对保甲法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评和责难，综合起来有这么几条：一是立法与执法者不恤民情，不识时宜，立法草率，执法苛严，使乡村民户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二是保甲上番、教阅耽误农时，影响民户生计。三是强迫保丁自办各类教阅器械和设施，加重民户负担。四是保正、保长及各级官吏以权谋私，缘法作奸，残酷迫害和敲诈乡村贫户，致使官民矛盾、阶级矛盾激化。五是因矛盾激化而导致保丁反抗，使保甲法走向其反面。六是保丁接受训练并非自愿，素质和战斗力并无多大提高，很难达到强兵的目的。七是保甲法跟免役法的部分内容有冲突，致使执行过程中抵牾混乱颇多，令人莫知适从。这些问题和弊端，都是变法过程中实际存在的。

在实行募兵制的条件下，兵民分离、百姓不知兵事的状况由来已久，变法派试图通过推行保甲法来恢复兵民合一的制度，纷扰可想而知。且不说这种想法是否现实可行，即便可行，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加上各级官吏奉行过当，督责太严，势必引起户民强烈的抵触情绪。当时开封府界的各县乡民，为了逃避新役，甚至发生了自毁肢体的事情。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如果当时变法派不是热衷于得不偿失的恢复民兵制的努力，而是侧重于对现行募兵制及其他军制进行改革和整顿，并根据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守内虚外”的传统战略方针，致力于提高国防力量的主体——禁军的素质和战斗力，则其遭受的阻力可能会小一些，改革的成效也可能会更大一些。

至于科举与学校改革方面，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反对派攻击最力的，是认为不应该以王安石一家的学说作为取士标准。反对派特别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攻击“王氏新学”，也带有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意味。客观而言，“一道德”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害无益。无论是北宋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新学”还是后来的理学，一旦定于一尊，学术思想的生命力也就枯竭了。

变法派阵营的矛盾和分裂。作为主持变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有着明显的性格弱点。《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这种看法，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司马光说王安石“贤而愎”，可谓一语中的。就连王安石早年的好友曾巩也批评他“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这种性格特点，对于一个文人学者来说也许并无大碍，但对于一个执掌朝政的政治家来说，却是严重的缺憾。

王安石的文才、学问和人品超出侪辈，这一点，就连他的政敌也难以否认。但自视过高，势必会走向反面。譬如他崇尚经术，品格高古，言必称“二帝三王”，虽含有为推行变法而制造舆论的深意，却也每每给人留下议论迂阔、不切实际的印象。他鄙视流俗，特立独行，不屑于交结士林以为党助，却也在无形之中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他果断自信，个性坚强，却失之于偏执、急躁和武断，尤其是在遇到不同意见时，不但不懂得求同存异，反而经常使矛盾更加激化。他率性质朴，却不善于洞察人性之恶，乐于用人之长，却不能制人之短，遂使不少投机分子混入变法队伍，既给他本人造成被动，也给变法大业造成了危害。

对那些反对新法的人士，王安石不加区别，不作分析，一概斥之为“流俗”，致使许多昔日的好友甚至恩人都成了他的敌人。熙宁初年，御史、谏官的原班人马，也因为政见不合而被相继贬逐。在阻力巨大、树敌过多的情况下，王安石不得不对年轻新进的官员更加信任和依赖，凡表态支持新法者均可受到重用。就连他的弟弟王安国也对乃兄的用人政策不以为然，批评他知人不明。后来王安石承认自己“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这的确是痛定思痛后的结论。

在王安石重用的“轻儇小人”中，唐坰大概是他尝到的第一颗“苦果”。此人以父荫得官，十足的“二杆子”脾气。熙宁初曾上书声言：“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为此大得王安石青睐。后来王安石对他的为人渐有了解，对他有所压抑。这令唐坰十分恼怒，于是疯劲大发，一连上了二十道奏疏，攻击时政。最后又孤注一掷，在朝会之时公然弹劾王安石，乃至诋毁王安石为李林甫、卢杞一类的奸臣，并给王安石罗列了洋洋六十条罪状，着实让王安石下不来台。这件事震动朝野，也使王安石的声誉受到了莫大的损伤。

在变法派阵营中，吕惠卿和曾布是两位关键性人物，他们对新法的支持最为坚定，出力也最多，堪称王安石的左膀右臂。然而此二人从变法伊始就关系不佳，王安石虽爱其才，却不能居中协调，致令吕、曾二人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

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围绕着对市易法的调整和对吕嘉问的处理，吕惠卿和曾布之间发生了公开而严重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王安石完全支持和偏袒吕惠卿、吕嘉问，导致曾布去位，魏继宗被罚。这件事还使得宋神宗和王安石之间分歧增大，严重扰乱了变法派的阵脚。

当时正值北方大旱，反对派利用天灾，对新法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其中首先对宋神宗产生巨大触动的，竟是一个名叫郑侠的小官。

郑侠曾经是王安石非常赏识的后生，后来却对变法持否定态度，从此自外于王安石。不仅如此，郑侠还把天灾造成的恶果归罪于新法，并绘制了一幅《流民图》，上奏神宗皇帝。神宗观此图后，一度下诏暂罢新法。事有凑巧，郑侠上书三天后，果然天降大雨。这对变法派来说，无疑是不祥之兆。

不久，司马光就写了《应诏言朝政阙失事》，全面指斥新法，要求罢免王安石等变法派人士。两宫太后也在神宗面前泣诉“王安石变乱天下”。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感到难以继续执政，只好恳请辞职。熙宁七年四月中旬，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

自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变法派阵营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集中体现为王安石和吕惠卿之间矛盾的白热化。

吕惠卿才华出众，但却是典型的有才无德之人，胸襟狭窄，功利心和嫉妒心极强。早在熙宁初年，司马光就竭力反对重用吕惠卿，还写信规劝王安石：“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话都不幸而言中了。

吕惠卿自视对新法贡献最多，不但看不起其他新法人士，就是对王安石本人，也渐渐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这种野心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完全暴露出来。

王安石辞相之际，为了使新法能够继续推行下去，向神宗推荐韩绛接替自己的位置，又力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可吕惠卿却有自己的打算，史书说“惠卿既得势，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为了达到排挤王安石的目的，吕惠卿先是对郑侠“擅发马递”一案穷加鞫治，构陷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王安国“坐夺官，放归田里”。王安石得知消息，竟至“对使者泣下”，却又无可奈何。当时发生了宗室赵世居谋反的案件，其事牵连到一位名叫李士宁的术士，而王安石又曾与李士宁关系密切。吕惠卿遂借机“起士宁狱以倾安石”，毁坏王安石的名声。

宰相韩绛看出了吕惠卿的野心，却又无力制止，遂向神宗皇帝建议，复相王安石。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

王安石接到任命后，立即赴京任职。他还从继续推进变法的大局出发，对吕惠卿在其罢相期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然而吕惠卿却对王安石的复职十分不满，虽然不便公开反对，却时常发牢骚，在神宗面前说王安石的坏话。宋神宗对吕惠卿这种消极怠工、牢骚满腹的态度十分失望，觉得吕惠卿“忌能，好胜，不公”，且“自许太过”，因而多次提醒王安石：“惠卿不济事，非助卿者也。”

这时，朝中一些见风使舵的小人又开始改变立场，转而向吕惠卿发起攻击，致使变法派阵营内讧不断，最终公开分裂。这其中，以御史中丞邓绾的表现最为恶劣，起的作用也最坏。

邓绾，成都双流人，举进士，为礼部第一，也算得上是一位才子。可他却是个精于谄媚、趋炎附势、品行不端的小人。他有一句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足见其无耻的程度。王安石、吕惠卿交恶后，邓绾的小人嘴脸充分显露出来。“安石去位，绾颇附吕惠卿”，助吕攻王；“及安石复相，绾欲弥前迹，乃发惠卿置田华亭事”，致使吕惠卿被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出知陈州。反水的同时，他又揭发另一位新法要员、三司使章惇与吕惠卿勾结，顺便把章惇也赶出了京城。

变法派的分裂不但使王安石心灰意冷，饱受刺激，也让神宗皇帝不胜厌烦。他一方面对吕惠卿的拆台十分恼怒，另一方面也对王安石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深感失望。尽管他对王安石仍非常尊重，体恤有加，却也对王安石的判断力（特别是对人的判断力）和继续主持变法大业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人们对新法的种种非议也一直困扰着宋神宗，促使他对许多问题进行冷静独立的思考，对王安石也不再像变法初期那样言听计从了，二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王安石对此也感受颇深，以至不无抱怨地慨叹道：“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又发生了吕惠卿上书反击王安石的事件，使变法派内部的倾轧纷争达到了极致。这件事是由王安石之子王雱直接引起的。

王雱是王安石唯一的爱子，天资过人，才华横溢。然其性格自负孤傲，睥睨一世，较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素来鄙薄吕惠卿的为人，又因修经义之事与吕惠卿矛盾重重。大概是出于“为父除恶”的念头，他在吕惠卿出知陈州后仍不肯罢休，要痛打落水狗。于是，他背着王安石，授意邓绾等人继续搜罗吕惠卿奸邪不法的罪证，必欲将其法办而后已。

吕惠卿得知消息后，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安石幕后指使，便奋起还击。他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不仅对王安石极尽丑诋诬蔑之能事，还揭发王安石以前写给他的私人书信中有“无使上知”等大逆不道之语。

吕惠卿此举的确非同小可，当宋神宗将其上书给王安石看时，王安石大为震惊，随即回去盘问王雱，王雱不得不以实情相告。王安石大怒，对王雱痛加斥责。王雱本来就体弱多病，闯下大祸后更是忧郁愤懑，没过几天就发背疽死了，年仅三十三岁。

王安石痛失爱子后哀伤过度，一蹶不振。十月，他第二次罢相，出判江宁府。以此为标志，王安石与宋神宗共同主持变法的阶段宣告结束。

北宋中叶凸显出来的各项弊端是长期以来积渐而成的，要想从根本上革除这些弊端，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宋神宗、王安石求治心切，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举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从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推行均输法起，短短四年里，各项新法次第颁行。酝酿准备的工作既已不足，推行的过程又督责太严，求效过速，各级官吏对新法的内容和实质未能深切领会，或奉行过当，发生各种偏差也就在所难免了。许多反对派人士指责变法派“生事”“扰攘天下”，原因盖出于此。

新法中有关财政经济改革的一些理念（如“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具有某种“前瞻性”，却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所能接受的限度，也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支撑，最终新、旧党之间还是陷入了传统意义的义利之争和君子小人之争，无法探索出一条发展经济、改善财政的新的路径。

新法实施的结果，“富国”有余，“强兵”不足，而财政收入的增加主要仍是以聚敛和与民争利的手段达成的。“同风俗，一道德”既有合理的成分，又具有文化专制主义的倾向，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进步。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和新党内部的分裂，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靖康之难

宋徽宗、宋钦宗像

自王安石变法以后，北宋官僚集团的党派倾轧日甚一日，政治风气严重恶化。门户之争、权力之争完全取代了政见之争，造成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恶劣局面。宋徽宗继位纯属偶然，他既无力驾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其轻佻、浮华、软弱的天性又为奸佞所利用。君臣沆瀣一气，朝政国事日非。宋江、方腊起义是当时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最后，面对北方女真的兴起，北宋统治者判断失误，举措失当，终于开门揖盗，自取灭亡。

宋徽宗与蔡京。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初八，宋哲宗去世，年仅二十五岁。宋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皇位的继承者无疑仍应从宋神宗的儿子中选择。宋神宗共生了十四个儿子，这时在世的只有五人，按年龄顺序分别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国不可一日无君。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宋神宗皇后）就延见宰执大臣，哭诉道：家国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

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择君的传统原则。宰相章惇说：依礼、律，当立大行皇帝同母胞弟简王似。向太后说：老身亦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不必如此分别。章惇又说：若论长幼，则申王佖当立。向太后说：申王眼睛有疾，不便为君，依次则端王当立。章惇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此时，与章惇素来不和的枢密院长官曾布站了出来，认为皇太后圣谕极当。其实，曾布未必认为赵佶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只是习惯于跟章惇作对，并且善于曲从上意而已。其他大臣也相继附和说：听皇太后的！向太后又说：先帝生前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意思是立赵佶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

事已至此，章惇势单力孤，无法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宋哲宗灵柩前即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是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当了皇帝的，既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还在藩邸时，他就对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儒家经典、史籍不很爱好，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等怀有浓厚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驸马王诜的听差高俅，也因蹴鞠功夫超群而成了赵佶的亲信家奴。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书”，笔势劲逸，顿挫有节，锋芒外露，挺拔秀丽，风流飘洒。他还亲自主持翰林图画院，广揽人才，促进了宋代书画艺术的繁荣。

热爱艺术和体育本是好事，就怕玩物丧志。广泛的爱好并未使赵佶陶冶出高尚情操，反而给他带来了轻浮薄幸的名声。他在艺术方面不愧是少有的天才与全才，但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是完全不合格的。

向太后之所以坚持拥立赵佶，除了赵佶在她面前乖巧心细、礼数周全外，也跟她的政治倾向有关。绍圣年间新党人士对宣仁高太后（宋神宗母后）和旧党人士的反攻倒算，给了向太后强烈的刺激，使她对宋哲宗特别是以章惇为首的臣僚产生了极端的不信任感，并使她对“仁孝”与否产生了切肤之痛。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却让他上了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北宋后期政争的必然恶果。

宋徽宗《草书千字文》

宋徽宗继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新旧两派的政策，以示大公至正。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浮浪的形象，他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尚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苑豢养的珍禽异兽。

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超越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蜕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非此即彼的门户偏见已经成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这个现实注定了调和政策的破产，也迫使宋徽宗必须在新、旧之间做出选择。

新党人物祭起孝悌的大旗，要求徽宗像哲宗亲政时期那样“子承父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十一月，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绍述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走到了一起，翻开了北宋历史上最腐朽、最黑暗的一页。

蔡京是个典型的有才无德之人，擅长官场投机。他起家于熙宁年间，因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与变法派关系密切，元丰时就爬上了知开封府的高位。宋神宗去世后，他摇身一变，在开封府坚决执行司马光的命令尽废免役法，成为司马光表彰的废法模范。绍圣初，蔡京担任户部尚书，宰相章惇谋划恢复免役法，正在未决之际，蔡京建议：“一切照搬熙宁成法就是了，何必研究？”解决了章惇的难题。同样一个免役法，司马光要废除，章惇要恢复，蔡京都参与其间，翻云覆雨，还博得了两人的赞许。

宋徽宗即位之初，蔡京受曾布排挤，一度贬居杭州。他巴结来杭州为宋徽宗访求书画奇珍的宦官童贯，让他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美言。加上蔡京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时号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就非常喜欢，在藩邸时，曾不惜花二万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蔡京便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经童贯进献上去。

当时韩忠彦虽为左相，却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宋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就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被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宋徽宗年间的腐朽统治。北宋王朝经过一百六十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一亿，开封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然而，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大好河山，却被宋徽宗和蔡京之流断送了。

元祐党籍碑，宋代摩崖石刻

首先，宋徽宗、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迫害运动，对“元祐党人”的打击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制定了一份“元祐奸党”的名单。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尽在其中，总计一百一十七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刻成石碑，立于端礼门上，昭示天下。后来，这份名单又扩大到三百零九人，颁布州县，刻石示众，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祐党籍。

宋徽宗、蔡京打着继承新法的旗号，恣意改作。名为遵用熙、丰之典，其实未有一事合熙、丰者。例如，财经领域的许多新法就蜕变成了搜刮敛钱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然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盐法和钱法的“改革”蜕变成掠夺民财的提款机，财政体制的变更使“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不仅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度，而且为他穷奢极侈提供了便利。

历史上，宋徽宗常被作为昏君的代表。昏君通常是指昏聩、无能的君主，实际上，宋徽宗昏则昏矣，却谈不上“庸”。尽管他宠信了许多奸臣佞幸，放纵他们胡作非为，但最高权力却始终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就连皇宫大内的细务他也要亲自过问，经常像太祖皇帝一样骑马到各司务巡视。在管理朝政方面，他每每以“御笔手诏”发号施令，并通过一系列制度确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宋代有不少记载说“御笔”的横行出自蔡京的点子，是蔡京为了减少其变乱旧制的阻力、揽权谋私而狐假虎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这只说对了一半，宋徽宗之所以不辞辛劳地亲笔书写诏令，既不是勤政，也不是为了炫耀他的书法，而是为了不受限制地体现和贯彻他的个人意志。在这方面，君臣二人实属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徽宗在位的二十六年间，蔡京先后四次任相，累计达十七年之久，位极人臣，气焰熏天，纵横捭阖，作威作福。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排斥异己，子孙亲戚、门生故吏充斥内外，阴相倚重，盘根错节，牢不可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官场的常态。除蔡京外，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排斥异己，蠹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为非作歹，无非是因为宋徽宗给了他们这样那样的权力。宋徽宗之所以肯把权力给他们，也无非是因为这些人能刻意逢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皇帝个人的私欲。

宋徽宗不仅“轻佻”，而且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对于宋徽宗的骄奢淫逸，蔡京等人千方百计地予以满足，提出了“丰亨豫大”的口号。“丰”和“豫”都是《易经》中的卦名，“丰”的意思是富饶，“豫”的意思是安乐，古人常用来形容富足昌隆的盛世景象。蔡京却嫌“丰”“豫”还不够，又根据《易经》中“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谦，必豫”等说法，拼凑成一个新词，意思是皇帝应当在富足繁荣的太平盛世及时享乐，不应效法前朝惜财省费的陋举，为宋徽宗的奢靡挥霍张目。蔡京的长子蔡攸更向宋徽宗鼓吹：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其寡廉鲜耻较之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河南开封龙亭内的宋宫遗石，是宋徽宗年间花石纲的见证。

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其亲信、大商人朱冲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奉局，由朱冲之子朱勔担任提举，打着供奉御前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一石一木稍堪玩赏，立刻派人闯入其家，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花木奇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十艘船编为一纲，谓之“花石纲”，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朱勔曾搞到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四丈，载以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过，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不少人批评花石纲骚扰郡县，对百姓榨取过甚，蔡京却说：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好者不过是一些人之所弃的山林草木罢了，何扰之有？

其他地方官员也不甘落后，竞相效尤。福建的荔枝、橄榄、龙眼，海南的椰子，登、莱二州的文石，湖湘地区的文竹，四川的果木，无不越江渡海，纷至沓来。

为了让宋徽宗玩得舒服，蔡京又让童贯、杨戬等宦官主持兴建新的宫苑。这些人各显神通，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建起了规模超过大内的新延福宫、景龙江等园囿。又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六载，耗资不可胜计，在京城东北部堆起了方圆十多里、高八九十步的“艮岳”。尽管其美妙胜景如今已荡然无存，但读一读宋徽宗的《御制艮岳记》仍不禁使人大兴观止之叹。

蔡京一再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大量的民脂民膏被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宋徽宗迷信道教，在位期间大肆崇道，自称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王长生大帝君下凡，让群臣上表册立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各地都建起了规模宏大的道观，凡道士都享受俸禄，宫观的主持享有与地方官同等的地位。蔡京、童贯等大臣也都兼任了道教官职。朝野上下，几乎成了道士的世界。

宋徽宗不满足于在后宫纵情声色，为寻求刺激，竟动辄微服潜至花街柳巷狎妓嫖娼，名妓李师师家是他经常光顾的所在，而他的主要陪同者就是王黼。君臣荒唐到这等地步，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宋徽宗及其一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朝政治黑暗到了极点。单就用人制度而言，官僚队伍鱼龙混杂，急剧膨胀，“朱紫纷乱，不胜其滥”，卖官鬻爵之风也极为猖獗。王黼当国时，公然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当时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的说法。

《新编宣和遗事》书影

政治上的腐败又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危机，宋徽宗君臣的穷奢极欲和好大喜功，不仅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也必然加重了对百姓的横征暴敛，社会矛盾积累到了极端尖锐的地步，老百姓喊出了“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呼声。宣和二、三年间（1120—1121年），两浙、黄淮等地爆发的方腊、宋江起义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反映。

海上盟约。宋徽宗和他手下的奸佞之臣不仅把江山社稷蠹蚀得千疮百孔、风雨飘摇，还不自量力，异想天开地妄图借金灭辽，终于招致了土崩瓦解的覆亡命运。

从11世纪中叶辽兴宗耶律宗真在位时起，辽朝这个雄踞漠北的强大王朝，就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和骄惰习气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朝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也不亚于宋徽宗。他拒谏饰非，穷奢极侈，耽于游猎，信用谗谄，使得纲纪废弛，人情怨怒，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而其中对辽朝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

北宋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经过秣马厉兵的准备，第二年就发动了反辽战争，并连战皆捷，很快占领了辽朝东北部的大片地区。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为都城。天祚帝闻知，慌忙率领号称七十万的大军御驾亲征。结果被打得大败溃逃，辽军精锐在这一仗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朝内部更加分崩离析。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朝官员投奔宋朝，并献计联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曾确立了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绍述的旗号，也以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为标榜，因此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很自然就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朝。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

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派马政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夹攻辽朝的具体事宜。几经往返后，宣和二年（1120年）又遣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的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军攻取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于宋。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很多人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朝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和约，轻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治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犹足为中国捍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为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

其实，联金灭辽的根本症结并不在于背叛与辽的盟约，也不在于辽灭亡后宋会有唇亡齿寒之忧，因为无论宋是否联金攻辽，辽的灭亡都无可挽回。从宋朝的战略利益着眼，在当时辽朝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做出联金攻辽的决策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最终弄巧成拙，使联金灭辽变成了玩火自焚。

方腊洞

先是朝廷在外交方面出尔反尔。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起义爆发，宋徽宗慌忙命童贯率原先准备攻辽的军队南下镇压。又听说辽朝已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朝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想单方面撕毁约定。次年二月，金使前来催促宋朝如约进兵，宋徽宗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写了封含混模棱的国书，把金使打发回去，致使金人以为宋朝已经悔约，为双方以后的争端埋下了祸根。

宣和四年（1122年）初，金军接连攻下辽中京和西京，天祚帝逃往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辽朝的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熙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也丧失殆尽。

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四年底，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五十万两、匹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纳一百万贯的“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富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

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靖康之难。宣和五年（1123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令智昏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勾当，必定会遭到金朝反对。宋徽宗未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就被金兵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来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了金朝。宋徽宗的愚蠢行为让金朝抓住了短处，成为其日后南侵的借口。

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宣和七年（1125年）二月，金兵俘虏天祚帝，辽朝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富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

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朝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一边出兵，一边出使，成了此后金朝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

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几天就打到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

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为便于逃跑，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

继位的赵桓即宋钦宗，他虽然俭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既无勇气和定力，更无深谋远虑。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变，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六，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晓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

李纲布置得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了。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兵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宋钦宗内心依旧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

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千万匹，马驼驴骡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史称河朔三镇）；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所要金帛之数即使竭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屏藩，赵家的祖坟也在此地。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括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容易括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民间积蓄已空。同时，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也被作为人质送到了金营。

正当宋钦宗因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时，正月二十日，种师道、姚平仲率泾原、秦凤路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勤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二十余万。种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惧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种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奇兵劫营，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言战。

这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白时中趁机造谣说西北勤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种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甚至还想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投降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义愤。以陈东为首的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斥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奸臣投降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只好复了李纲、种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勤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数足，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赵枢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

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恬武嬉，故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伏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宋徽宗被接回汴京后，宋钦宗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北宋末年的这股腐朽政治势力终于灰飞烟灭。

对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便派李纲出任河北宣抚使，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几度被贬。

南宋李公麟《迎銮图》（局部）。宋高宗时，大臣曹勋奉旨到金朝迎接客死他乡的宋徽宗及其皇后的灵柩以及高宗生母韦太后南归。

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诱使宋朝步步屈服。靖康元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会师汴京城下。

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勤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恪“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诏诸路勤王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斡离不、粘罕。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被攻破。宋钦宗亲自到金营议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二月六日，金朝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三月底四月初，粘罕、斡离不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艺人等，北归金朝。北宋就此灭亡。

宋金和战

河南商丘拱阳门。在商丘古城的地底下，叠压着历史上的六座都城，其中就包括北宋的南京城，当时叫应天府，南宋的第一位君主宋高宗赵构就是在这登上皇位的。

北宋亡于金兵之手，是其腐朽政治的必然结果。但金兵的残暴杀掠，也使当时社会的矛盾焦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以汉族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关系反抗女真贵族野蛮侵略的民族斗争成为主要矛盾，宋朝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斗争退居次要地位。

北宋以重文抑武、分散事权为特点的政治体制虽有很多弊端，却也有效防止了在皇室之外形成其他权力核心，赵姓皇帝仍有无可替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北宋末年的统治虽然黑暗，却没有发生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人心厌宋”的程度。民心士气尚存，为南宋的复国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基础。

宋室南迁。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最初十几年，是南宋历史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南宋爱国军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粉碎了其灭亡南宋的企图，宋、金双方总体上出现了实力均衡的局面，南宋朝廷保住了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宋高宗先后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权奸相互勾结，迫害忠臣良将，与金朝订立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为腐败苟且、萎靡不振的偏安局面定下了基调。

宋高宗像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个儿子，关于他早年的记载不多，只知他除了博闻强记，读书能日诵千言之外，还体格健壮，孔武有力。赵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是“好色如父”，据说有不少侍婢被他蹂躏而死。如果不是“靖康之变”，他无论如何是当不上皇帝的。

靖康元年（1126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赵构曾以亲王的身份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在磁州（今河北磁县）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得以免遭金兵俘虏。不久，围城中的宋钦宗派人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他火速救援京城。然而，赵构却只图自保，为了躲避敌锋，向东转移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不久又跑到了济州（今山东巨野）。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尊称宋太后，垂帘听政。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棵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南宋政权初建，宋高宗迫于形势，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李纲殚精竭虑，精心谋划，举荐张所和傅亮经略河北、河东，又举荐宗泽为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同时切实整顿军制，恢复战斗力。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明显效果。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到招抚司和经制司麾下，宋军力量迅速增强，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各地趁乱劫掠的散兵游勇，也被李纲派兵讨平。后来朱熹评论说：“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纲纪。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可是宋高宗却觉得中原离金朝太近，太不安全，便紧锣密鼓地与黄潜善、汪伯彦策划南逃。为了达到逃跑的目的，他们竟然公开捣鬼，破坏河北、河东的抗金事业，对李纲所提的各项建议也置若罔闻，最后干脆把李纲贬出了朝廷。李纲任相总计只有七十五天，虽忧国忧君，矢忠矢诚，却反而成了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壮志未酬，黯然下课，也预示着抗金大业前路多艰。

福建邵武的李纲塑像

李纲一走，宋高宗从应天府轻舟快马逃到了扬州。年届古稀的宗泽连上二十四份奏疏，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最后忧愤而死。临终时，他连呼三声“过河！”开封百姓为之号恸，如丧考妣，三日吊祭，往哭不绝。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金兵为了摧毁新生的南宋政权，再度南犯。大名府、相州、濮州等重镇相继陷落，济南知府刘豫杀害抗金将领关胜，举城投降。而宋高宗却将军国大事一概交付黄潜善、汪伯彦，自己专心致志、夜以继日地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享受。

次年年初，粘罕在占领徐州后，派五千骑兵，奔袭扬州。正月三十日，这股金兵攻陷泗州，南宋举朝震惊，宋高宗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打算渡江南逃。黄潜善、汪伯彦却说不足为虑，等到消息证实后再渡江不迟。

二月三日，金兵攻占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离扬州不到一百五十里，五百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中午时分，宋高宗正与宫女鬼混，内侍突然闯进报急，高宗吓得屁滚尿流，提上裤子就跨马狂奔。这一吓非同小可，竟使他得了阳痿的毛病，从此丧失生育能力。他一路窜至瓜洲渡口，御营司都统制王渊曾夸口江边早已准备下大批船只，实际上这些船全被他用来搬运自己和内侍的家财了。高宗只好靠一条小船逃过江去，一直逃到杭州才收住脚。

宋高宗逃窜后，黄潜善、汪伯彦也慌忙夺马南逃，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次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十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的大量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

扬州的溃散，是投降主义的必然恶果。宋高宗也因为险些丧命而对黄潜善、汪伯彦二人颇有怨恨，遂将二人同时罢黜。朝野有识之士都希望再用李纲，收拾残局。宋高宗却说：“士大夫间有言李纲可用者，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国，故不复用。”不仅如此，他还让对扬州溃败负有直接责任的王渊掌管枢密院。

这项乖谬措置终于酿成了宋朝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兵变，史称“苗刘之变”。

三月五日，将官苗傅、刘正彦见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大将都领兵在外，杭州城内兵少将寡，就利用军民的不满情绪，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策动兵变。他们杀了遇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又杀了恃宠骄横、为非作歹的宦官康履等人，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

消息传出后，各地将领纷纷采取勤王平乱的立场，出兵镇压。苗傅和刘正彦见大势已去，只好又奉赵构复辟，最后两人被擒，在建康闹市被处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包伟民

苗刘兵变其实是个内争。赵构一下子由亲王当了皇帝，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强的管理能力，所以他任用的人必然是自己身边关系特别亲密的人，比如宦官，或者是给他当警卫的人。康履和王渊就是赵构特别信任的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好人，所以就引起公愤。苗傅、刘正彦就利用军民的不满情绪，杀了这两个人，逼迫赵构禅位。按宋代的政治环境，如果是平时，苗刘二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干这种事，但当时是战乱环境，武人的地位相对要高一点，这就促使他们干脆来一个硬逼，逼迫皇帝。

这次兵变打击了主张和支持皇帝南逃的投降派势力，表明妥协逃跑不得人心。兵变平息后，宋高宗对人事和制度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拜平叛有功的吕颐浩为右相，张浚知枢密院事；重定赏罚标准，缓和军队内部矛盾；限制宦官的权力；停止迫害“元祐党人”；减轻人民经济负担，缓和阶级矛盾；调整、合并了部分机构，以适应战争需要。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抗金大业的。

但由于宋高宗投降路线的倒行逆施，这时南宋的国力已虚弱到了极点。吕颐浩和张浚虽然都倾向于抗金，但一个“练事而粗暴”，一个“喜事而疏浅”，无论政治才干，还是品德威望，都无法跟李纲相比，因此也就拿不出什么挽回颓势的奇谋良策。

岳飞精忠报国。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金朝调整军事部署，兵分四路南侵。其中，完颜兀术（金兀术）一路的目标是打过长江，消灭南宋。十一月，完颜兀术突破长江天险，相继攻陷建康、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尾随宋高宗穷追猛打。宋高宗被迫乘船飘摇海上，一直逃到了温州。

惯于策马驰骋的金兵不适应江南河湖纵横的地形，残暴的杀掠也激起了南宋军民的奋力反抗。次年二月，兀术不得不逐步北撤。到达镇江时，韩世忠率水军八千余人拦截，将十万金兵困在黄天荡，双方相持四十余日，金兵屡战屡败，几乎陷入绝境，最后靠火攻才冲出重围。南宋朝廷命张俊收复建康，张俊胆怯不敢进。部将岳飞不等张俊命令，主动发起进攻，转战半月，杀敌数千，乘胜收复了建康。金兵深切体会到了南宋水战的厉害，此后虽然每年秋冬都发动南侵攻势，但未敢再涉足江南。

岳飞像

岳飞，字鹏举，出身于相州汤阴（今属河南）的雇农之家，自幼习武，膂力超群，不到二十岁时，就能挽弓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岳飞还喜读《左氏春秋》和三国故事，崇拜关羽、张飞。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犯，岳飞目睹其残暴，义愤填膺，带着母亲姚氏在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毅然告别母亲、妻儿，投身到了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中。

岳飞相继隶属刘浩、宗泽，屡立战功。宋高宗即位之初，岳飞不顾位卑言轻，上书反对逃跑避敌，要求抗战，被扣上“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革去官职，开除军籍。后投奔河北招抚使张所，被破格任命为统制。河北招抚司撤销后，岳飞先归王彦领导的“八字军”，再投宗泽，继随杜充撤到长江一线，成了张俊的部下。收复建康的战斗，显示了岳飞的报国热忱和军事才能。他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向朝廷献俘，受到宋高宗嘉奖，不久被升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从此脱颖而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主将。

金军全面进攻未能达到灭亡南宋的预期目的，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女真统治者于是改而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策略，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在东面，册立刘豫为儿皇帝，建立伪齐政权，接管淮东、淮西和京西地区，建立同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域，企图“以汉治汉”。在西面，集中力量进攻川陕，企图控制长江上游，为迂回包围南宋创造条件。

由于主持西北战区的张浚昧于军事，轻敌冒进，南宋川陕五路大军在富平之战中被金兵打得大败，只得退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等地，据险设防。幸赖吴玠在和尚原、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两败金军，才使南宋川陕防务趋于稳固，也减轻了东南方向面临的军事压力。

湖北襄阳的岳飞像

金军进犯川陕的同时，伪齐军队也在金兵的配合下占领了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襄阳各郡扼长江中游，溯江而上可以进川，顺流而下可逼江浙，北控关中，东抚中原。此地一失，仿佛在南宋的软腹部插进了一把利刃，将半壁江山断为两截，对南宋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宋高宗也意识到此地不可不争。

绍兴四年（1134年）春，已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的岳飞上书朝廷：“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朝廷采纳岳飞建策，命他出兵，收复襄阳。宋高宗的本意是以战求和，并不打算反攻中原，因此在给岳飞的手诏中，反复强调只准收复六郡，不得越界用兵，也不准以“北伐”为号召，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罚”。

四月，岳飞自鄂州出兵，连战皆捷，不到三个月就相继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襄阳、随州（今湖北随州）、邓州（今河南邓州）、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今属河南）等地。

岳飞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震动了朝廷。高宗接到捷报后说：“朕虽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这也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岳飞因此被封为清远军节度使。在南宋诸大将中，岳飞是继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之后第五位封节度使的将领，这时他年仅三十二岁。这一仗也充分显示出岳飞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因而赢得了“岳家军”的美称。岳家军从此接管了宋金之间的中部战场，成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同年九月，完颜兀术与伪齐军联合向两淮地区发动攻势，遭到韩世忠、岳飞军的坚决抗击，后因金太宗病危，金军渡淮北撤。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率军北伐伪齐，收复今豫西、陕南大片失地。继而宋军又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大败伪齐军。由于伪齐军不堪一击，日益成为金朝的累赘，使得金人“以汉治汉”的阴谋归于破产。南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熙宗废除伪齐傀儡政权，在汴京设立行尚书台，由金人直接统治河南、陕西地区。

通过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宋、金之间的对峙格局逐步形成。宋军从不战自溃到愈战愈勇的变化，使金兵付出了愈益沉重的代价。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人为杰出代表的抗金将领在战场上的表现，有力地证明金朝统治者根本不可能将南宋置于死地。

在此背景下，金朝对南宋的政策也出现了从消灭到议和的重大转变。绍兴八年（1138年）底，宋金议和。双方以黄河为界，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方同意“赐还”原伪齐所辖的河南、陕西等地，并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梓宫以及宋高宗的生母韦氏。因为这一年是金熙宗天眷元年，所以史上又称“天眷议和”。宋、金双方取得暂时和平。

宋高宗、秦桧卖国求荣。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偕妻子王氏从金营逃回南宋。这件事对后来的宋金和战及南宋政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秦桧，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其妻王氏是神宗朝宰相王珪的孙女，她的亲姑父又是徽宗朝的宰相郑居中。这样的出身门第，养成了王氏凶悍的性情，使秦桧终生惧内。但攀着妻子的裙带，秦桧入仕后得以步步高升。

秦桧初登政坛时，还不是一副丑恶的嘴脸。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召集百官商议是否割让河朔三镇，多数官员主张割让，主张不割者只有三十六人，其中之一就是时任太学正的秦桧。金兵攻破开封后，准备废黜赵宋，另立张邦昌。士大夫群起反对，监察御史马伸起草了一份抗议文书，号召同僚签名，时任御史中丞的秦桧也签了名。随后他又另写了一份措辞委婉的状子，请求金人保存赵氏。这些举动，都成了秦桧后来的政治资本。

然而，当他们夫妇沦为金兵的俘虏，受到更严峻的考验时，软骨头的原形就暴露无遗，很快就变节投降了。在金朝，秦桧不但未受苦楚，反而得到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的欣赏和任用。当他从金营南归时，已经有人怀疑他是挞懒派回来的奸细。后来他又成为南宋方面最大的投降派，是典型的“挟虏以自重”的汉奸。从他当权期间的所作所为看，他与金朝统治者是有相当默契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对于这么一位来路可疑的旧臣，宋高宗却一见如故。当时宋高宗被金兵追打得屁滚尿流，三番五次地遣使乞和。秦桧对此了如指掌，所以他一见宋高宗就提出了“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意思是南北两方各守其土，互不相犯，等于正式承认金朝和伪齐对华北、中原和关陇等地的占领，以放弃故土、停战议和来换取金朝对南宋偏安的认可。而这正是宋高宗梦寐以求的。所以，在秦桧归来伊始，宋高宗就任命他为礼部尚书。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又拜他为参知政事，同年八月又拜为右相。秦桧就这样轻易地在南宋站稳了脚跟。

宋高宗重用秦桧，无非是期望他能在与金议和上有所作为。但在当时金朝统治者还没有放弃灭亡南宋的大背景下，秦桧虽多次向金示好，却收效甚微，金人不仅连一点回音都没有，而且继续发动对川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支持伪齐南侵，这不能不使宋高宗大失所望。在有心乞和而不可得的情况下，怵于抗战派士大夫和全国军民的舆论形势，宋高宗也不敢全然放弃抗金的旗帜。加之秦桧第一次出任宰相就与担任左相的吕颐浩陷于激烈的政争之中，其阴险倾侧的用心，拉帮结派的伎俩，也引起了人们的警惕。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秦桧罢相。宋高宗甚至宣谕朝廷，立榜朝堂，表示对秦桧“终不复用”。秦桧被黜，只得忍受暂时的挫折，静观政治风云的变幻，伺机谋划东山再起。

绍兴五年（1135年），金熙宗继位。两年后粘罕死，主张和议的挞懒得势。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诏令定都临安，向金人显示要偏安东南，放弃恢复旧疆。同时又用秦桧为右相，专一主持投降议和活动。《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这是符合事实的。同年底，宋、金双方第一次达成和议（即“天眷议和”）。“天眷议和”后，宋高宗宣布大赦天下，尽撤淮南守备，以为从此可以安享太平。

这时，金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又出现了新的格局。粘罕死后，完颜宗磐与完颜宗隽、挞懒等结成一伙，操纵军政大权，飞扬跋扈，与金熙宗等形成尖锐矛盾。金熙宗便在完颜兀术的支持下，转而联合原属粘罕一党的完颜宗尹等，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完颜宗磐、完颜宗隽和挞懒等人。完颜兀术反对把归还河南、陕西作为与宋议和的条件，为了夺回河南、陕西，强迫南宋接受更加苛刻的议和条件，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朝悍然撕毁墨迹未干的和议，兵分四路，大举攻宋。

金人毁约南侵的警报，给了宋高宗、秦桧当头一棒，再次以铁的事实证明一味屈膝求和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幸赖广大军民为挽救大宋的危亡而浴血奋战，完颜兀术所率金军主力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宋将刘锜所率八字军击败，退回东京。岳飞乘势反击，屡败金军，取得郾城（今属河南）、颍昌（今河南许昌）大捷，收复了京西广大地区，并命部将梁兴等人潜渡黄河，深入金军后方，联络两河义军，形成东西并进、南北夹击东京金军的有利态势。

正当岳飞准备举兵收复中原，“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之时，宋廷为了向金朝乞和，竟强令岳飞退兵，所复失地又沦入金军之手，一代抗金名将岳飞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完颜兀术表示同意议和，并对和议条款做了具体规定。宋高宗全盘接受，议和正式达成。主要内容有：（1）南宋“世世子孙，谨守臣节”；（2）确定宋、金边界为东起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3）南宋每年向金进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这就是南宋历史上极为屈辱的“绍兴和议”。

岳飞的死因。岳飞二十岁从军，三十九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始终战斗在抗金最前线，念念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以至金人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爱兵如子弟，爱民如父母，不蓄姬妾，不营私财，每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则天下太平”。其廉洁正派在古代官场中极为罕见。一代抗金名将未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却死在自己所捍卫的朝廷之手，其强烈的悲剧色彩，千百年来一直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令后世之人对他生出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敬仰。

杭州西湖边的岳墓

“莫须有”，语出秦桧之口。《宋史•岳飞传》记载：“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有人认为“莫须有”的意思是“或许有”。秦桧以此模棱糊弄之词打发韩世忠，韩氏自然不满、不服。《辞源》亦作此解。温州瑞安一带的方言中保留了大量唐宋遗留的古汉语发音，“莫须”为其一例，意思是“估摸着有”。

清人俞正燮的《癸巳存稿》以为：“莫须有”应断为“莫，须有”。“莫”表示秦桧迟疑，“须有”就是必须有。更有人（如徐乾学、毕沅等）认为“莫须有”是“必须有”的误写。但“莫须有”一词在宋人文献中并不少见，如此臆断古文，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著《岳飞传》，虽未直接解释“莫须有”，但也强调秦桧的态度蛮不讲理。王曾瑜先生在校注岳珂《鄂国金佗稡编》时博极史料，精加考究，谓“莫须有”乃宋代常用语汇，意即“岂不须有”，相当于“难道没有吗”“难道不是确凿无疑的吗”。据此，秦桧强词夺理、蛮横嚣张的形象跃然纸上。

近来又有人指出，南宋时的官话是江淮方言，江淮话里的“莫须有”（念“嘛需有”）就是不需有的意思。秦桧的潜台词是：这件事皇帝老子已经定了，不需要什么理由，案情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都无所谓。

总之，“莫须有”不是罪名本身，而是形容罪名的荒谬不实以及罗织罪名的方式阴险毒辣、卑鄙无耻，并进一步演化成冤狱和冤案的代名词。

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政权的，其行径与郭威篡夺后汉江山如出一辙。为了根除唐末以来武人专横、篡窃成风的局面，宋太祖确立了重文抑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此后，防范武将尾大不掉一直是宋朝历代皇帝恪守不渝的“祖宗家法”。南宋初年，面对金人的攻势，为了维系朝廷的生存，宋高宗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通过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宋金对峙的格局逐步形成。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在与金军主力较量中取得几次大捷，更表明宋金军事力量的对比，初步实现了强弱易位。但此时宋高宗念兹在兹的不是复仇雪耻，而是害怕武将势力的强大。在此形势下，宋高宗重用秦桧，一方面加快屈己求和的步伐，另一方面加紧策划削夺前方大将的兵权。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岳飞在南宋“中兴四将”里出身最低，资历最浅，但功劳最大，崛起最快。他不但力主抗战、恢复中原，而且在他的调教下，“岳家军”成为金人最忌惮的劲敌。金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要求：“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于是，岳飞成了金朝和南宋当权者共同的眼中钉、肉中刺。

同时，岳飞自身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某些“疏漏”也加深了宋高宗等人对他的忌恨，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朱熹说他“恃才而不自晦”，刚强固执，不知韬晦；《宋史》说他“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

南宋《中兴四将图》。图中依次为岳飞、张俊、韩世忠、刘光世。

当时将领几乎人人皆贪，岳飞却洁身自好，“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还训令部属“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并一再声称：“敌未灭，何以家为？”昔日范增说刘邦“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岳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朝皇帝最忌讳文武勾结，岳飞却留意笔翰，“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一副儒将派头，岂非“沽名钓誉”？

岳飞原是张俊部曲，早年“张帅”对他有举荐之恩，但岳飞却一直鄙薄张俊的人品。官阶相等后，岳飞见面只是拱手而已，并不尊他为老长官。在讲究资历出身、强调知恩图报的军界，岳飞的行为无异于离经叛道。张俊为泄私愤，最终与赵构、秦桧沆瀣一气，加入到阴谋陷害岳飞的行列。

绍兴七年（1137年），宋高宗本已慨允岳飞指挥原属刘光世的淮西军，随后又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抛开部队，上庐山为亡母守孝。高宗对岳飞撂挑子极为震怒，但因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也对他发出了“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的警告。次年，岳飞又以防区过大为由，要求扩编，宋高宗答以“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并再次告诫他“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

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金兀术入侵淮西，企图以战迫和。南宋派张俊、杨沂中、刘锜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岳飞尚未赶到，宋军已在柘皋（今安徽巢湖东北）大败金军。张俊想独吞柘皋之战的功劳，打发刘锜还军，岂料金军又在撤退途中攻陷濠州（今安徽凤阳临淮镇），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沂中军。岳飞闻讯驰援，金军已经安然渡淮北上。岳飞两次增援都慢了半拍，理由是他本人感冒、军队乏粮。岳家军素以“战备不懈、行军神速”著称，这样的理由岂能令人信服。史书说“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壮心已阑，且轧于和议，辞以乏粮。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看起来，岳飞对高宗屡次阻挠他北伐已经伤心透了。

最要命的是，岳飞竟然不知避讳，对皇位继承问题妄发议论。绍兴七年（1137年）秋，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赵旉已在八年前惊悸而死，他自己也在扬州溃退时受惊，造成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岳飞的立储建议既触痛宋高宗的难言之隐，又触犯了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祖宗家法”。赵构当即警告他：“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以上种种，使岳飞终于难逃一死。

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秦桧先用明升官爵、暗夺兵权的方法，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把他们原先统率的淮东、淮西和京湖三宣抚司军队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

三大将中，张俊已与高宗、秦桧同流合污；韩世忠本来也是被构陷的目标，但他看清了朝中的凶险，及时向宋高宗表明心迹，并从此醉心佛、老，“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奴，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高宗念他过去勤王救驾有功，终于保全了他。

这样，目标就瞄准了岳飞，给岳飞罗织的罪名是违抗军令、指斥乘舆、密谋造反。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赵构亲自下旨，将岳飞赐死于临安大理寺（杭州小车桥北）狱中，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被斩于临安闹市（杭州众安桥）。

谁是害死岳飞的真凶？这本来不成为一个问题，但由于古人为尊者讳的传统和今人构思过度的缘故，此事一直难成定论。其实，杀岳飞者，秦桧和宋高宗是也。

风波亭

朱熹说：“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秦桧因力主和议获得宋高宗的信任，也极力要通过促成和议来巩固权位，主战的岳飞自然是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宋高宗在靖康之难时曾在金营充当人质，早早就落下了“恐金”的病根。当金人一心要殄灭他的小朝廷时，他不得不任用武将，与金对抗。等到形势有所好转，他就急于跟金人和谈，只要承认他儿皇帝的地位，怎样屈辱的条件都可以接受，所谓“恢复中原，迎回二帝”，只不过是他驱使南宋军民为他效力的空洞口号。

同时，高宗虽然怯懦，但并不愚蠢。一旦议和成为可能，他的注意力便立刻转到整顿内部，巩固皇权。祖宗的“圣训”，言犹在耳；武将的跋扈，他也是亲身领教过的（如“苗刘兵变”）。为了削夺武将兵权，铲除一切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他不惜杀害岳飞，自毁长城。

宋理宗时，徐集孙有《岳鄂王墓》诗，内中有云：“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就连金朝人也说：“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

直到秦桧死时，宋高宗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文武臣僚说：对金媾和，是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任何人趁秦桧之死而对此事再提异议，动摇既定国策。

王夫之曾一语道破宋高宗和秦桧之间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的关系：“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偏安东南

杭州西湖

“绍兴和议”后，宋、金双方虽互有攻战，但基本保持了对峙并存的局面。南宋政权虽得以继续存在，但也只是维持偏安的格局，其军政设施和举措已全无统一王朝的气象。士大夫也不再具有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士风柔靡内向，官场因循苟且，文恬武嬉，呈现出江河日下的局面。“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诗人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生动而辛辣地揭示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从13世纪开始，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金朝的衰亡，南宋面临更为强大的蒙元军队的威胁。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的决断能力近乎歇绝，动员能力捉襟见肘，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但南宋军民的英勇抗争却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秦桧专权。“绍兴和议”之后，秦桧在宋高宗的支持和纵容下总揽朝政，达十余年。据南宋人记载，宋高宗向金人乞和时，金人提出了一项极其霸道无理的要求，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当时，秦桧是宋金和议的象征，若罢免他，就意味着宋方撕毁和议，这是宋高宗万万不敢也不愿的。挟金人以自重，是秦桧得以长期专权的关键。

秦桧外恃金人撑腰，基本掌控了南宋的朝政，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以及与秦桧内外勾结的王继先、张去为等佞幸之人。

秦桧在杀害岳飞、排斥韩世忠后，又迫使协助他构陷岳飞的帮凶、枢密使张俊辞职，使朝中再无可与他抗衡的大臣。其他执政大臣都是秦桧提拔的“柔佞易制者”，“既共政，则拱默而已”。即使如此顺从，这些人也很少能够长期在职，往往“或一阅月，或半年即罢去”，以免影响到秦桧在朝中的地位。

秦氏更是一门富贵，秦桧的养子秦熺及孙辈俱任高官，亲党故旧无不夤缘高升，权势煊赫较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甚至说：“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同时，秦桧还任用亲信，控制台谏，用高压手段打击异己。史书说当时“权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

秦桧大权在握，除了迫害异己、钳制舆论，就是把精力花在贪污搜刮上，公然“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喜赃吏，恶廉士”，“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比南宋主要国库“左藏库”还要多好几倍。

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以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后，“天下酌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

秦桧死后，宋高宗仍继续实行苟安求和的国策，所任用的宰臣如沈该、万俟卨、汤思退之流都是秦桧的党羽。如时人吕中在《大事记》中所说：“一桧虽死，百桧尚存。”朝政萎靡、吏治腐败的状况并未改观。

宋孝宗革新吏治的努力与“隆兴和议”。宋高宗年仅二十二岁就丧失了生育能力，渐渐地朝野上下都知道了皇帝的生理缺陷，有人便上书请求从太祖的后代中选择继承人。之所以把选择范围限在太祖一系，是因为自从宋太宗登极后，社会上就流传着“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预言。北宋在太宗一系的手上灭亡，人们更认为太祖开创了大宋基业而其子孙却无缘享受帝祚，所以上天要示以惩戒，于是更希望太祖的后代能重掌皇权，复兴社稷。

对宋高宗而言，反正都不是自己的骨肉，太祖、太宗并无分别，于是决定从太祖一系的宗室中挑选比宋高宗低一辈的孩子，收养宫中，一个叫赵伯琮，另一个叫赵伯玖。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诏令封已改名赵瑗的赵伯琮为建国公，入资善堂就学。绍兴九年（1139年），又将改名赵璩的赵伯玖也封为国公。虽然宋高宗收养了这两个孩子，但他内心深处却对自己恢复生育能力存有幻想，所以一直迟迟不给这两个孩子正式的皇子名分。

但多年的事实最终使宋高宗盼望亲子的幻想破灭了。在秦桧和从金国归来的母后韦氏相继死后，宋高宗不得不把立储提上议程。但在赵瑗和赵璩之间究竟立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思虑再三，便想出了美人计，给两人各赐宫女十名。赵瑗的老师史浩看出了皇帝的用心，告诫赵瑗持重自爱。几天后，宋高宗召这二十名宫女体检，分给赵瑗的十个全是处女，赵瑗以不近女色的好名声，赢得了最后胜利。绍兴三十年（1160年），宋高宗正式下诏，立赵瑗为皇子，封为建王，改名为玮。这时赵玮已经三十四岁了。

宋高宗在这个时候立皇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金朝皇帝完颜亮即将燃起侵宋的战火。

完颜亮，女真名迪古乃，因为他是杀死金熙宗自立为帝，后来又在政变中被杀，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庙号，只称海陵王。他曾与亲信高怀贞谈论自己的志向，说：“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江南锦绣繁华之地，早已令他垂涎三尺。同时，完颜亮还深受汉族文化思想影响，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认为只有实现南北统一，金朝才称得上是正统。因此他当皇帝后就把武力统一作为自己的最大目标。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完颜亮南侵。十一月八日，到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犒军的虞允文，见局势危急，毅然负起抗击金兵渡江的责任。他将溃散的士兵组织起来，鼓舞士气，沿江布防，终于力挽狂澜，大败金军。

这时，金太祖的孙子、担任东京留守的完颜雍，趁完颜亮后方空虚之机，在辽阳自立为帝。消息传来，金军将士人心动摇。完颜亮不但不就此回头平定内乱，反而把前途命运都押在了渡江灭宋上，遂移师扬州，企图再行强渡。他孤注一掷，下令金军三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处死，终于激起了内部矛盾的总爆发。十一月下旬，完颜亮被部下所杀，金兵北撤。

宋高宗在一次次乞和又一次次失败的现实面前进退两难，身心俱疲，便萌生了推避责任的念头。次年，他传位于宋孝宗赵眘（即赵玮），自称太上皇，退居德寿宫享清福去了。

宋孝宗像

宋孝宗被认为是南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他主观上不甘屈辱、愿意抗金，即位之初就宣布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驱逐朝中的秦桧党人。朝野上下也纷纷要求乘金朝内部不稳的良机，大举进军，恢复中原。当时朝中重臣，张浚进取有余而持重不足，史浩保守有余而进取不足。吴璘在陕西退守的失利使宋孝宗倾向于张浚的速战，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他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

但符离一战，宋军败绩，动摇了孝宗恢复故土的决心。退居德寿宫的宋高宗更一再向宋孝宗施加压力，宋孝宗不得不重新起用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为相，与金人议和。即位不久的金世宗也吸取了完颜亮覆亡的教训，致力于稳定自己内部的统治，便见好就收，略微作了些让步，与南宋达成新的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双方约定：南宋皇帝对金不再称臣，改双方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双方疆界回到完颜亮南侵前的局面，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南宋给金朝的“岁贡”改称“岁币”，数量由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减为各二十万两、匹。此后四十年，宋、金未再发生大规模战争。

宋孝宗在内政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汲取秦桧擅权的教训，十分注意用人，尤其重视选择宰相，严防朋党。在位期间，注重吏治，慎选官员，惩治腐败的力度有所加大，官场风气有所好转。宋孝宗本人来自民间，一生自奉简朴，被誉为“勤俭过于古帝王”。同时关注民生，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稳定币制，推动学术自由，促成了南宋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

但孝宗为了防止大臣擅权，往往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在用人方面也矫枉过正，对执政大臣猜忌很重，任用时相当苛严，一些佞幸小人如曾觌、龙大渊等反而受到重用，致使官僚体制的正常职能遭到削弱，加剧了政治腐朽。

南宋后期的政治腐败。南宋后期，腐败之风已是积弊难返。周必大曾经说：当世官员“循良者十无二三，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

宋光宗像

宋光宗即位初年，尚能勤于政事，重视吏治，对招权纳贿的藩邸旧臣也能加以惩处。但他的皇后李氏生性妒悍，又喜揽权，时时离间孝宗、光宗的父子关系，致使朝政日非，光宗也因此精神病发作。绍熙五年（1194年），宋孝宗病逝。同年，光宗在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等人的逼迫下退位，由其子赵扩继位，是为宋宁宗。

宁宗在位三十年，虽个人生活俭朴，但天生弱智，缺乏主见和政治才能。前期韩侂胄专擅朝政，推行党禁，打击政敌，指斥道学（即程朱理学），压服舆论，引用亲信无耻之人，致使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史称，“自侂胄用事，贿赂盛行，四方馈遗公至宰执台谏之门，人亦不以为讶”。

韩侂胄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还于开禧二年（1206年）仓促发动了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进展，但未能挽救全局的失利。开禧三年（1207年）四月以后，双方开始议和。同年十一月，韩侂胄被史弥远杀死，首级献给金人。南宋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与金签订了“嘉定和议”，全部满足金人提出的要求，岁币增至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另加犒军钱三百万贯。从此，朝政落到史弥远手中。

史弥远掌权后，对韩侂胄的北伐政策全盘否定，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和谥号，大规模裁撤北伐需要的军事部署，遣散军队，在对金政策上完全继承了秦桧的投降路线。

在内政方面，史弥远选用易制之人，台谏专任循默之士，压制异论，使得朝野以言为讳，习以成风。史弥远是明州（今浙江宁波，境内有四明山）人，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即故，时人讥讽为：“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宁宗病死，史弥远矫诏立宋理宗。理宗即位后，史弥远更以“定策之功”而权倾朝野，“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朝政更加腐败。一方面“馈赂公行，熏染成风”，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更加困难，理财部门“专以铲刷为能，有一孔之利者，无不攫取”，“民间受害，尤难缕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十分痛苦，由此引发了绍定年间的一系列农民起义。

宋理宗赵昀像

宋理宗赵昀楷书联句

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病死，宋理宗亲政。宋理宗除了尊崇理学外，在治国理政方面并无什么作为。在蒙古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不认真处理急政要务，唯知享乐宴安，贪鄙好色，挥霍无度。而阎贵妃、董宋臣、丁大全、马天骥、贾似道之流窃弄威福，相与始终。时人已将当时的局面与宋徽宗末年相提并论。

当时官吏“贪浊成风，椎剥滋甚”，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魏了翁说，当时财用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贿赂公行，牧守监司敛百献十”，中饱私囊，全然置国家命运于不顾。

吏治腐败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冗官严重。据洪迈统计，绍熙二年（1191年），全国有京朝官和选人一万七千零二十八人，大、小使臣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人，合计三万三千五百一十六人，大大超过了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的二万四千人。宋理宗虽也采取了若干措施，如取消堂除，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摄官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监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到理宗后期，随着宦官、外戚专权，“官以贿成”，一切良法美意都成了虚设。

政治腐败又导致法制败坏。宁宗、理宗时“刑狱滋滥”，“天下之狱不胜其酷”。地方官往往借狱讼之事上下其手、索取贿赂，擅置狱具、非法残民的事情屡见不鲜。

由于军政不修，武将、边帅的贪腐与文官一样严重，克扣军饷，虚报军额，经商渔利，假公济私，无所不为。贾似道曾经实行“打算法”，审查将领的军费开支，希图整治军队中贪污腐败的现象，减少军费开支，同时在军中立威、排斥异己，却受到军队将领的抵制，造成诸多恶果。

终理宗之世，吏治如江河日下。到度宗时期，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联蒙灭金与宋蒙战争的开端。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

嘉定四年（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大败金兵。嘉定六年（1213年），蒙古军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领土，围困金中都燕京（今北京）。金帝卫绍王被臣下所杀，金宣宗即位，随即献公主、金帛、马匹求和。成吉思汗许和退兵。嘉定七年（1214年），金宣宗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认为金朝迁都是缺乏和好的诚意，再次围困中都，翌年将之攻陷。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

金朝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着打败南宋，向南拓展地盘，以弥补沦丧的大片河山，躲避蒙古军的锋芒。自嘉定十年（1217年）起，接连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朝的幻想。战争打到嘉定十六年（1223年），金朝徒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当年年底，金宣宗去世，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不得不正视现实，放弃了南侵。

宝庆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西夏，遭遇了罕见的顽强抵抗。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遗命，即从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消灭金朝。窝阔台汗几次遣使到南宋，提议联合灭金。但南宋君臣惧怕金人，议而未决。

绍定五年（1232年）春，蒙古军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围歼金骑兵二十万、步兵十五万。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金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这时，南宋终于看清金朝灭亡在即，匆忙遣使回访蒙古，答应共同出兵灭金。

南宋派孟珙率军自襄阳向东进发，一路攻城略地，杀到了蔡州（今河南汝南）。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困守蔡州的金哀宗见大势已去，传帝位给宗室完颜承麟。完颜承麟的即位典礼还在进行，城南已飘扬起宋军的战旗。与此同时，蒙古军也自西面攻入城内，展开巷战。金哀宗自缢而死，完颜承麟被乱兵所杀。立国一百二十年的金朝灭亡。南宋以缴获的金哀宗遗骨祭告太庙，又遣官至洛阳祭扫北宋陵寝，举国上下为终于报了百年之仇、雪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

然而，南宋此时面临的局势，几乎就是金灭辽后北宋所面对的局势的翻版。监察御史洪咨夔就说：“今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但无论宋理宗还是主战的将帅，都求功心切，在各方面都未进行认真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忙开始了武力收复中原的行动。

窝阔台像

宋军利用蒙古军主力撤走的时机，几乎兵不血刃，收复了汴、洛故都，史称“端平入洛”。但同时，宋军也陷入了困境。由于蒙古军掘开黄河阻挡宋军，黄淮之间，一片汪洋，粮食军需无法随军运输。沿途城乡残破至极，根本筹不到军粮。进入洛阳的宋军第二天就无粮可食，只好釆野菜充饥。蒙古军趁机反击，洛阳宋军拼死抵抗。一仗下来，十丧八九。在开封等候粮草的宋朝军队闻讯也掉头南撤，武力收复中原的行动就此结束。

端平二年（1235年）春，蒙古军分三路南侵，长达四十余年的宋蒙（元）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把战场推进到长江沿线，足见其攻势凌厉。襄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将西面的大散关与东面的淮河连成一线，而且是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嘉熙二年（1238年）九月，南宋朝廷任命孟珙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诏收复襄阳。孟珙稳扎稳打，连续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荆门军（今湖北当阳）等地，于次年六月胜利收复襄阳。此后，襄阳成为南宋抵抗蒙古的重要枢纽。

淳祐元年（1241年）十一月，蒙古窝阔台汗死，直至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汗即位，蒙古政局一直动荡，稍稍放缓了对南宋的攻势。孟珙、余玠等南宋将领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荆襄和四川地区的防御力量。

可是，孟珙、余玠等人的进取与努力却受到南宋朝廷的种种掣肘。孟珙主持荆襄防务九年，屡败蒙军，威名赫赫。他不满足于被动防御，还千方百计开展敌后工作，抚慰中原人心，既可了解敌情，又可攻防结合。但猜忌武将的朝廷却不仅不支持，还对他久典重兵不太放心。这使孟珙心情极不愉快，抑郁成疾，于淳祐六年（1246年）九月去世。余玠主持四川军政颇有成效，却受到朝中宰相谢方叔等人的恶意中伤，宋理宗听信谗言，诏余玠入朝。余玠壮志难酬，急火攻心，于宝祐元年（1253年）七月猝然病逝。孟珙、余玠的抑郁而终，是南宋抗蒙力量的重大损失。

贾似道专权和南宋灭亡。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就任蒙古可汗，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部权力纷争，再次掀起进攻南宋的高潮。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包围了长江重镇鄂州（今湖北武汉），朝野大震，临安城内人心惶惶。宋理宗也吓破了胆，急调贾似道移镇汉阳，救援鄂州，不久即于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其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贾似道，字师宪，祖上都是平民百姓，直到祖父时才中进士做官。其父贾涉是位慷慨有大志的豪杰之士，在抗金战场上屡建战功，官至淮东制置使。贾似道是贾涉侧室胡氏所生，因贾涉常年征戍外地，正妻史氏又不喜欢贾似道，缺少父母管教的贾似道游荡于市井，饮酒赌博，不务正业，成了一个十足的地痞无赖。

贾似道这样的身世，难免被人瞧不起，若无特殊机缘，他一辈子顶多当个小官吏。但理宗朝的腐败政治恰好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缘。绍定四年（1231年），贾似道同父异母的姐姐被选入宫，深受理宗宠爱，册为贵妃，贾似道开始时来运转。

贾似道虽品行不端，却也有些才干。他仗着后宫有人撑腰，胆子很大，无事不敢管，无人不敢惹，俨然成了耀眼的政坛新星，不仅官职急剧上升，而且声誉鹊起，赢得了不少人的欣赏。孟珙去世时，即遗表推荐贾似道接替自己，贾似道便成了先后主持长江中下游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

当时，由蒙哥汗亲率的西路军在四川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市合川东）下受挫，蒙哥本人也被炮石击成重伤，不久丧命。忽必烈虽然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却不愿无功而返，对鄂州展开多次攻击，形势十分危急。贾似道私下遣使向忽必烈求和，此时蒙军也因为水土不服、粮食紧缺，到了支撑不下去的地步，且忽必烈的妻子察必派急使来告阿里不哥图谋继承汗位，要忽必烈立即赶回。双方谈判刚开始，尚未议定具体条款，忽必烈就率军解围北归。贾似道向朝廷报告：“鄂围始解，江面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却隐瞒了议和之事。

宋理宗暂时解除了亡国之忧，越发骄奢淫逸，把朝政完全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则以鄂州“大捷”为资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死，他的侄子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

宋度宗像

度宗即位后，贾似道以策立之功被尊为“师相”，权势较理宗末年还要煊赫。他将大小朝政交付给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自己则在西湖葛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以玩美色、斗蟋蟀为“军国重事”。而面对危如累卵的边境形势，贾似道却一筹莫展，既无心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忽必烈在夺得汗位、巩固权力之后，又发起了新一轮灭宋战争。他接受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把襄阳和樊城作为主攻目标，于咸淳三年（1267年）开始围攻。南宋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来蒙古军控制了汉水，切断了襄樊的后勤补给通道，宋军多次增援解围均未成功。至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力竭降元。襄樊保卫战失败后，南宋大势已去。元朝君臣已经发出“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的豪言，灭亡南宋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咸淳十年（1274年），宋度宗病死，其子恭帝继位，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同年底，鄂州陷落，元军统帅伯颜亲率主力，以降将吕文焕为先导，顺江东下。南宋沿江诸将，多为吕氏旧部，所以元兵一来，都望风归降。

朝臣、太学生纷纷要求贾似道亲自出战。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贾似道实在躲不过去，只好集中各路兵马出发。到了芜湖江边，贾似道又故技重施，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向伯颜求和，但被断然拒绝。贾似道只好硬起头皮应战，命孙虎臣率步兵七万驻扎在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东北），命夏贵率战舰二千五百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今安徽芜湖南）。元军水陆并进，步骑夹岸而行，用巨炮轰击孙虎臣军，孙军溃败，夏贵也弃军而逃，军械尽为元军所获。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扬州。元军乘势攻击，宋军仅存的主力几乎全部丧失。

丁家洲之战失败后，南宋沿江诸州相继被元军占领，朝中高官也纷纷出逃。谢太后迫于压力，宣布罢免贾似道，将他贬往外地。贾似道名声太臭，贬所之地的百姓都拒绝他入境，后来在福建漳州的木棉庵被负责押送的郑虎臣处死。

贾似道死了，南宋朝廷的丧钟也敲响了。

谢太后诏令“天下勤王”，李庭芝、张世杰等将领率余部入卫京师，将防线收缩到江浙地区。赣州知州文天祥组织“勤王军”，也辗转赶到临安。

文天祥像

文天祥，字宋瑞，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从小追慕乡贤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等人，立志向他们学习，发奋苦读，宝祐四年（1256年）中状元。接到朝廷的勤王诏令后，他毁家纾难，以自己的积蓄招募了万余民兵。

德祐元年（1275年）十月，伯颜指挥元军自建康出发，兵分三路，向南宋发起了最后总攻。

文天祥与张世杰认为，此时两淮、闽广等地仍在南宋手中，其他地方也有坚守不降者，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再令两淮宋军断其归路，国事尚有可为。但宰相陈宜中和谢太后主张求和，不准文天祥、张世杰等部署决战，并派出好几批求和使者，但都被元方拒绝。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三路元军在临安城北会合。文天祥急忙建议让度宗的另两个儿子赵昰、赵昺分别出守闽、广。当时，宰相陈宜中已逃往温州老家，张世杰、陆秀夫等也率军出城向东转移。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让他主持接洽议和。文天祥到元军营中谈判，企图说服伯颜保留宋朝，被扣押。

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掳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南宋实际已经灭亡。

崖山海战。从临安逃出来的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护着赵昺、赵昰，经温州转移到了福州。五月一日，立赵昰为帝，史称宋端宗。

文天祥被扣押后，拒绝投降，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寻机逃脱，历尽艰险赶到了福州，仍任右丞相。他回到故乡江西募兵，以汀州为根据地，队伍一时声势浩大，但不久就被元军打败。后来文天祥又转战于广东等地，坚持抗元，于祥兴元年（1278年）底被元军俘虏。

临安陷落后，李庭芝、姜才等仍坚守扬州，打败元军多次进攻，拒绝元军多次劝降。后奉福州小朝廷之命向南转移，途中被元军所败，李庭芝、姜才被俘，誓死不降，被残酷杀害。

不久，元军攻入福建，福州等地相继陷落。张世杰等人只得把小朝廷搬上船，漂流海上，一路转战到雷州沿海。陈宜中见大势已去，诡称到占城（今越南南部）联系安顿朝廷，一去不返，后来死在了今泰国一带。

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十一岁的宋端宗病死。南宋诸臣又拥立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将小朝廷转移到崖山（今广东新会南）。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军尾随而至，占据海口，切断了宋军的淡水补给通道。宋军将士渴到极点，就饮海水。海水又苦又涩，饮即呕吐，士兵疲乏无力，战斗力严重下降。即使这样，仍连日大战，顽强抵抗，毫不退缩。

二月初六，元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张世杰率十余艘战船保护宋端宗之母杨太后突围而出。皇帝的坐船却过于庞大，动弹不得。陆秀夫见势不妙，先令妻子投海自尽，然后背起幼帝赵昺毅然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和最后一任宰相壮烈殉国。

杨太后闻知皇帝已死，抚膺大恸，也投海自尽。张世杰率残余部众继续抵抗，不幸遇上飓风，船沉牺牲。

文天祥被俘后，元将张弘范将他押到崖山，让他给张世杰写劝降书。文天祥拿出了自己刚写成的《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了，也不禁由衷赞叹：“好人！好诗！”

文天祥后来被押解到大都，囚禁了三年又两个月。元朝对他百般利诱威逼，希望他投降，他始终坚贞不屈，并在狱中写下著名的《正气歌》以明心志。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英勇就义。其妻欧阳氏为他收尸，在衣带中发现了他的绝笔《自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蒙古崛起后，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它灭亡西夏只用了二十二年，灭金用了二十三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经威震天下。所以，蒙古刚开始发动侵宋战争时，根本没有把南宋放在眼里。耶律楚材就曾对南宋来使傲慢地说：你们只恃着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

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灭掉南宋，整整花了四十五年。在蒙元军队的所有对手当中，南宋抵抗时间最久，给蒙古军造成的损失最大，就连蒙哥汗也毙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以至于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南宋其实并不软弱，更非无能，而是当时世界上除蒙古军之外最厉害的军队。

南宋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军事而言，蒙古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平原旷野作战，拙于山地川泽周旋，南宋正好具备有利的地形条件。而且，宋军长期与辽、夏、金对峙，虽然攻势作战非其所长，但是积累了丰富和行之有效的防御战经验。宋人发明的火药也在实战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这些因素，使得南宋与蒙古（元朝）的战争长期陷于胶着的状态。

在政治方面，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懦弱，官员平时文恬武嬉，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士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能自觉起来为国效命，虽无法挽救最后的灭亡，但坚强的抵抗意志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东京梦华

开封龙亭

经过北宋九帝一百六十八年的营建，开封终于在11世纪至12世纪初成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人口超过百万，“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商业贸易极度繁荣、人气一路攀升的开封，也吸引了当时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出现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高丽、印度、越南、日本等地的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城市生活。犹太人是流浪的，也是最难同化的，他们能在此地停留下来，并长期地定居下去，宋都开封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东京的繁华。汴京郊外，疏林薄雾，掩映着几家茅舍，一队驮炭的毛驴由远而至。柳林初绿，阡陌纵横，透出大地回春的消息，一支踏青扫墓的队伍迤逦归来，点出清明时节特有的风俗。

汴河之上，船只相连。有的满载货物、溯河而上，有的泊岸卸货，有的空船待归，一派繁忙景象。一座宛如飞虹的拱桥横跨汴河，桥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进入高大巍峨的城楼，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观、公廨，令人目不暇接。罗锦匹帛、沉檀楝香、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生意兴隆。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官吏、商贾、小贩、行脚僧人、听书小儿、贵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备。轿子、驼队、牛马车、人力车，各色交通运载工具样样俱全。

《清明上河图》（局部）

外乡人初入此城，乱花迷眼，寻人问路，答者遥指远处，画面戛然而止，留给人们无尽的想象……

这是北宋末年宫廷画家张择端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景致。作者以手卷的形式，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如随摄影机镜头移动，步移景异，把北宋都城的繁华热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欣赏此画，我们不难想象“宋家汴都全盛时，万方玉帛梯航随”的盛况，也不免发出“兴废相寻何代无”“至今荒草遍长衢”的慨叹。

历史上的开封有“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美誉，金代诗人李汾的《汴梁杂诗》称之为“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

开封铁塔

这座北宋都城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南端，周围一马平川，地势坦荡，无险可守，从军事角度来看犯了兵家大忌，是不适宜作为一个王朝的首都的。

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建都的天然优势。自南朝历经隋、唐，中国南方经济一直呈上升的态势。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通济渠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公家漕运、私家商旅都依靠此渠，唐朝廷的主要收入也来自江、淮地区。唐朝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在三门峡多有覆没，一石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绩。如果改走陆路，运送两石粮食要花费千文左右。民间苦于漕运，因而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每每想开凿砥柱、畅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时期，除后唐定都洛阳以显示自己跟唐王朝的特殊渊源之外，其余各朝均定都开封，此后也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朝代。究其原因，漕运不畅，当属首要，也是北方愈益依赖南方的明证。

经过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特别是后周世宗时期修筑开封外城，令王朴经营规划城内，拓宽道路，疏浚河道，又许临街开店，取消坊市分离制度，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至宋取代后周前夕，开封已经初步具备了帝都的风范。而洛阳则因战火频仍，面目已非往日。

宋朝取代后周时，赵匡胤再三告诫兵将不得擅劫府库，一改以往兵变恶习，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民心的政策，不仅稳定了政局和社会生活，而且对开封的发展也起了有益的作用。所以后来当赵匡胤一度想西迁洛阳时，晋王赵光义敢于提出“在德不在险”的定都方略。同时，那些追随赵宋起家的将相也多为后周旧臣，不少人已在开封安家多年，安土重迁的意识很浓，定都开封更符合他们的群体利益，容易得到他们的支持。

唐宋时期都城选址的东迁，反映了对经济因素的考量已超越于军事。在开封建都虽然有较大的缺憾，而且也并非宋太祖本意，但却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积累的必然选择。

宋太宗赵光义像

北宋东京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皇城四周。最外围是外城，也叫罗城，周长约二十九公里。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三门，北面有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十座。

水路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当时有“四水贯都”的说法。四水指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城墙外又各有护城河一道，四水通过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可将各地粮食和物资源源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最为重要，据《宋史•河渠志》记载：“（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汴河不但是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

与唐朝长安相比，东京的城市格局和内部管理已完成由坊市制到厢坊制的转变，具备了近代开放型城市的基本特征，这与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

在宋代以前，都市实行“坊市制度”，商业区（市）被局限在固定区域内，面积很小，管理严格。随着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宋代政府逐渐放宽了对商业的干预，商业活动不但突破了区域的限制，而且也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坊市制度、宵禁制度开始崩溃。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可以证明，东京城内店铺林立，显然已无商业区与非商业区的界限，亦无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城市重要的街道出现了不少的商业街，这是唐代以前所未有的。《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形。

北宋东京因袭后周，从开始即没有封闭的里坊。以坊巷为骨架的城市面貌颇具特色。一是主要街道成为繁华商业街，皇城正南的御路两旁有御廊，允许商人交易，州桥以东、以西和御街店铺林立，潘楼街也是繁华街区。二是住宅与商店分段布置，如州桥以北为住宅，州桥以南为店铺。三是街道、住宅与商店混杂。四是集中的市与商业街并存，如大相国寺，“中庭、两庑可容万人”，“每一交易，动计千万”。五是一些街区夜市活跃，如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许多餐饮、娱乐场所通宵营业，“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

当时的东京居民五方杂处，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京城之内还出现了一批富商大贾，“资产百万者居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官僚、贵族也纷纷开店，过去官场以商为耻的思想，被冲荡得干干净净。

靖康之难，大批臣民纷纷南渡，在颠沛流离之间，曾长年定居东京的孟元老，常忆京城之繁华，于是撰成《东京梦华录》，他在序中记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从产业角度来看，唐代以前城市的文娱活动通常是特权者的享受，很少作为市场交易行为。商业性的休闲娱乐活动虽然自中晚唐时开始出现，但当时并不普遍。宋代坊市制度崩坏后，不仅商品交易日趋活跃，娱乐活动也迅速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之一。东京汴梁首次出现了专门的娱乐休闲场所——“瓦舍”（又称“瓦肆”“瓦市”“瓦子”）。据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每个瓦舍内设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看棚”（又称“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瓦舍、勾栏的演出内容有说书、小唱、杂剧、皮影、散乐、舞蹈、角抵、杂技等。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东角楼一带是瓦舍、勾栏最集中的地方，“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这些场所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艺人的表演都是以赚钱为目的，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瓦市中还同时经营各种小型买卖，如《东京梦华录》中载：“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商业气息极为浓厚。

《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宣德楼是北宋皇宫的南门，前面即御街，北宋皇宫每年都要在楼前举行隆重的驯象活动，烘托歌舞升平气氛。图中一丝不苟地描绘出七头大象的形貌、饰物和整个活动场面。此图疑为清人所作。

西湖繁盛。南宋只剩半壁江山，尽管朝廷上下不乏岳飞、辛弃疾、陆游这样的爱国志士，念念不忘收复河山，统一疆土，但朝廷决策者的苟且偏安，使志士们每每空怀悲切，壮志难酬。“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作成为南宋社会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写照。不过，这些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南宋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无是处，其在偏安局势下所获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日益为世人瞩目。

《蚕织图卷》（局部），反映了宋代“男耕女织”的情景。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已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南宋以后，南方经济领先于北方的格局完全奠定，南方最发达的江浙地区也长期稳定地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由于复种制度的推广、新耕地的开辟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江淮、两浙、福建、四川等地区一年亩产可达二至三石。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之称。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种麻的地区也在增加。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糖也已经被广泛食用。

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四川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起，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北宋时，各路由家庭成员充当劳力、专以纺织为生的“机户”约有十万，数量可观。两浙和川蜀地区成为全国的丝织业中心，朝廷在这些地区设立了织锦院。从事“收丝放贷”“机户赊账”等业务的包买商也遍布江西、两浙、四川等地。南宋时，广东雷州半岛和广南西路又发展成棉纺织业的中心。

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有二十多个对外贸易港口，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五个市舶司，市舶司下有的还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下属机构。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颁行“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适用于各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后，海外贸易的收入一直占宋朝全年收入的15％左右。对此，宋高宗感叹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南宋晚期，泉州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现在广州、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蕃客墓，是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宋室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杭州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新都市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和机遇。

在南迁的过程中，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种行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大大促进了杭州商业形态的发展。

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据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城市呈南北狭长的不规则长方形，宫殿独占南部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整座城市与优美的园林风景区巧妙结合，充满独特而诱人的魅力。

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是最繁华的区域。御街全长约十里，从和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店肆林立，商铺栉比。御街南段为衙署区，紧邻皇宫，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和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段街上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都城纪胜》说：“珠宝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此处早在唐末五代及北宋已是杭城唯一的市场。南宋定都之后，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凡衣食住行与日常生活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据《梦粱录》记载，这里名店、老店云集，有名可查的多达一百二十多家。北段是商贸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街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此地，内有勾栏十三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多种戏艺，每日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与休闲。从《梦粱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书的记载来看，南宋的休闲娱乐已经蔚然成风，上自宫廷、士大夫阶层，下至一般文人和市井民众，其休闲活动与方式之丰富，为历代所不及。朝廷礼部的贡院也在此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子在此云集，参加考试。受其影响，棚桥一带形成了临安最大的书市，刻版作坊也在棚桥附近，四周充斥着酒楼饭馆和茶肆，夜市十分热闹。

御街之外，还有四条与御街走向相似的南北向道路和四条东西向干道。全城因地制宜，形成大小不一的网格，并以“坊”命名。城内河道有四条，其中盐桥河为主要运输河道，沿河两岸多为闹市，“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城外有多条河流，与大运河相连。这些纵横相交的河湖构成了一张发达的水运网，维系着临安的繁荣。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行业细分，种类大增，“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商业性质的谓之团、行、市，手工业类或称“作分”，或也称“行”（“行当”之意），仅《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粗略所举，就有四百一十四行。《梦粱录》也说：“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其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瓷器官窑在城南凤凰山下，称内窑。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作、亦工亦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南宋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临安也成为12至13世纪最为繁华的世界大都会，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宋度宗年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一百二十四万多人。临安不但出现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的大交流，形成了多元文化和谐交融的局面，而且这种文化深深融入临安人的生活之中，使杭州一向以农业生产精耕细作、工艺产品精美绝伦、饮食菜肴细腻味美、园林建筑巧夺天工而著称于世。今日杭州之所以能成为“人间天堂”，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宋定都临安和南宋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

宋代的“经济革命”。宋朝虽然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商业、货币、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国外的汉学家常把宋代经济出现的巨大进步称为“宋代经济革命”，并归纳为农业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革命等方面。历史学家漆侠也认为：“社会生产力在唐宋特别是两宋时期高度发展……正是这个高度发展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而宋代经济的商业化，是其最重要的发展动力。

宋代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唐末五代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唐中期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不仅官僚富豪在大量积聚土地，就连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也在急速地扩展田产。宋朝适应土地制度的发展变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立国之初就实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放任土地的兼并和自由买卖，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土地转移的频率，形成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局面。土地私有制不但得到国家的承认，而且呈现出不断增强和深化的趋势。

与土地制度的变化相适应，租佃关系兴盛起来，并成为主要的剥削方式。在租佃制下，地主与客户的关系，主要是租佃契约关系，佃户按照契约规定的方式、品种和数量向地主缴纳地租，契约期满后有退佃起移的权利，并受到政府的法律保护。按照宋朝的户籍制度，客户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不再是地主的“私属”，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有的客户在农闲时还兼营商贩。

同时，在宋代官私手工业中也普遍实行了有利于提高手工业者生产积极性的雇值制度。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劳役制被招募制取代，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即雇值）按照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来计算，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弛。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宋代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得以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迅速发展。

从政治方面看，宋朝相对开明，并且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鼓励经商的王朝。宋朝建立后，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如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所说的：“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宋朝统治者自立国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商业发展的惠商、恤商措施，如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严禁非法滞留和搜查商人，严禁官吏对商贾横征暴敛，限制官府垄断经营等，尽量减少过去针对商业而设置的种种限制和障碍，“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这些政策措施扩大了商品在全国的流通范围，对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的利益，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农业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多种经营和商业化生产程度发达，专业化农业区域日益出现，农副产品进入商业渠道的数量、规模超过以前任何朝代，比西欧各国农业生产商品化要早二三百年。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可以有剩余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不少农民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场，或独立经营，或往来贩货于城乡之间。

宋朝实现了煤炭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北宋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为了和原先的木炭（当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来专指煤炭。在其推动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业等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民营手工业的主导地位开始确立，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行业内部还产生了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和包买商惯例，这表明，宋代手工业已经进入了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为新的生产方式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即所谓前近代化时期。

从城市发展来看，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丰年间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五十多个，而在唐代只有十余个。城市职能更多地向经济职能转变，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城市前所未有的发展，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同时也成为商业和社会生活的中心。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成为新型港口城市，泉州“以蕃舶为命”，“生齿无虑五十万”。

同时，中小市镇及农村集市贸易也日渐繁盛。环绕着城市的近郊，规模可观的新型商业区“草市”纷纷涌现，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城。景德年间（1004—1007年），开封已是“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不少中小市镇的税收收入甚至超过了所属州县治所。即使在边远的广西地区，农村的集市也已经定期化、固定化，有的五天一圩，有的三天一圩，有的隔一天一圩。农村集市上的商品不仅在本地销售，还远销外地。在宋代，商业繁荣已经不是大城市的专利，高低大小搭配、由点及面的区域性市场网络已经开始形成。

随着城市人口的飙升和商业人口的比重增加，市民阶层初步形成。为了适应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宋代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坊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名列籍定等。《宋史•食货志》将“城郭之赋”与“民田之赋”并列，就是将城镇居民所缴纳的房地产税与乡村居民所缴纳的土地税区别开来，成为两税之外的特有税目。这当然都跟宋代城市经济发达、城市私有房屋产权的逐步确立相联系，标志着市民阶层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平江图碑。南宋李寿明主持刻绘，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城市碑刻地图。图中绘出宋代平江城（苏州）的平面轮廓和街巷布局，包括城墙、建筑、街道、城河、桥梁、寺观、园林等，展现了苏州城的繁荣景象和水乡风情。

商税收入在宋代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已成为重要的独立税收之一。商业的发展，从当时政府的商税收入也可以体现出来。宋代以前，国家政权一般仅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影响较大的盐、铁生产和销售采取垄断经营，实行官产官销，完全排斥私商的参与。宋以前各代官方文献中也并无全国性商税收入的统计，说明商税收入在当时的国家财政中尚不占重要地位。唐玄宗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开始对少地或无地的商人按户等高下征收地税。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户税改制，对有邸店、行铺、炉冶者，进一步规定加等征收户税。到两税法时，又将商税与地税、户税区别开来。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对征收商税都很重视。宋太祖颁布《商税则例》，表明宋朝从建立伊始就有了正式的商税法规。同时，政府的商业管理机构也日趋完善，对商税的征收进一步程序化和制度化，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

宋代的工商业税，如过税（商品流通税）、住税（商品交易税）、力胜钱（水路流通税）以及矿冶收入等都有大幅度的上升。工商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日见重要，成为田税、禁榷收入之外对宋代财政影响巨大的税项之一。据《文献通考》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各州商税的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三，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十万贯以上者十九，五万贯以上者三十，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共计三百一十一处。这还只是以州为单位，可见当时商业繁盛的情况。

从商税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来看，北宋时期，商税收入约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南宋由于缺乏商税收入的全面统计，其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难以确定，但无疑比北宋时期有所提高。

宋朝还建立和发展了极为严密而完备的专卖制度，不仅是盐、铁，连酒、茶、矾等也列入国家专卖，政府不仅严格控制专卖品的私售，对允许贩运的专卖品也实行严格管理，例如，商人贩盐必须持禁榷机构给发的交引，到指定的地点取货，对盐价也进行限制。专卖制度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却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宋朝来自禁榷和商税的收入远远超过了田税。

商业的巨大进步也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民以食为天”不再是唯一的金科玉律，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的思想得到发展。如李靓提倡富民思想，主张自由通商，自由经营，反对盐铁专卖政策，主张由私商经营，既可以使商人获利，也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苏轼说“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值，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商人辛苦经营、勤劳致富的图画。苏辙进而认为：“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因此主张官府要对他们“稍加宽恕，使行休息”，否则，“非民之利也”。南宋思想家叶适更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不仅主张从经济上重视商业，而且主张在政治上使工商业者得到参政的机会，让有才能的工商业者通过甄拔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将农商皆利的思想大大推进了一步。

所谓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具体到仍处在农业社会的宋代，就是如何更好地配置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让其发挥更大潜力的过程。

宋代继承唐代两税法“以资产为宗”的税收制度，从税制上较以前更明确地承认和界定了土地私人占有权，表明无论国家政府还是个人，都在私有产权的合法性方面达成了共识，从而激发了土地产权拥有者利用土地资源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对宋代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按资产征税，对劳动者来说也意味着赋税的减轻与公平。宋代还从制度上规定了各类徭役都以产权多少来摊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者的负担。王安石变法后实行以钱代役，使农民逐步摆脱了劳役的束缚，人身相对自由，这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具有一定的制度创新的特点。宋代赋役制度的变迁，提供了进一步发挥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潜力的激励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赋役制度变迁的激励作用是密切相连的。

根据著名经济史家全汉昇先生的研究，宋代的户数与人口，按《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在大观四年（1110年）户约二千万，口约四千六百万。前一个数字没有多大问题，后一个数字很可能由于人民为逃避丁税的负担，而少申报口数，以致过分偏低。如果按“五口之家”计算，中国在12世纪初约有一亿多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北宋每年的财政收入也远较唐代为多：唐代最高的岁入总额（天宝八年，749年）不过五千二百三十余万，而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的岁入总额已增至一亿五千余万，约为唐代的三倍。尽管唐宋岁入数字中的物品种类和计算单位不一定相同，这种比较不见得准确，但大体来说，宋朝的岁入总额已远远超过了唐代。

宋朝经济的内在矛盾——从纸币说起。宋代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北宋中期之后每年的铸币量超过唐朝几十年的铸币量之和。宋太宗于端拱三年改元淳化，淳化元年（990年）五月改铸发行淳化元宝钱。宋太宗亲书隶、行、草三体钱文，成为皇帝亲书钱文之始，也是行、草入钱之始。两宋历时三百二十年，凡十八帝，改年号五十七次，铸年号宝文钱四十三种（不包括大小和书法等版别变化）之多。

北宋交子

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铁钱始于汉铸五铢钱，至两宋达到鼎盛。四川铜少铁多，历来铁钱铸量颇丰，陕西等地铜铁钱并用。行用时，一般小额交易用铁钱，大额交易用铜钱。

因钱币需求量巨大，而铜、铁钱笨重不便交易，宋朝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至1661年才开始发行，在时间上要比中国晚六百多年。宋代纸币的种类有交子、钱引、会子等。

除铜、铁钱和纸币外，南宋还铸行铜、铅两类钱牌，铜牌面值分别为贰佰文、叁佰文、伍百文；铅牌面值为壹拾文、贰拾文、肆拾文。就其性质而言，仍是南宋地方政府发行的一种金属会子。

两宋货币，金银并提。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这是两汉以来政府第一次视黄金为法定货币。白银的货币地位也后来居上。宋代金银开采都具有一定规模，政府常以金银铸钱。此外，宋朝的盐钞、茶引及僧、道度牒等在一定程度上也行使货币职能。

宋代商品流通和大额交易的增加使得贱金属货币流通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一是钱币需求量巨大，而金属币材短缺；二是铜、铁钱值小量重，以此为交易（特别是大宗交易）媒介很不方便，需要更为轻便的货币；三是北宋前中期出现较为严重的钱荒，为了限制铜铁钱外流，行用纸币遂成为合理的选项。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是铁钱专用区，大铁钱每千枚重二十五斤，小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商民以车辆装载铁钱进行大额交易殊感不便。四川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发达，具有印制纸质货币的独特条件，所以纸币首先产生于四川。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代替钱铁流通的楮纸券称为交子。因为是私人发行，所以又称为私交子。

《宋史•食货志》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类似于唐代的飞钱和现代的汇票。经过逐步发展，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宋真宗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詠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获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种官交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交子按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首界交子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发行1,256,340贯。后来因供应军需超额发行，交子严重贬值。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停用交子，改发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他诸路均改用钱引。后来四川也于大观元年（1107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因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所以纸券价值大跌，实质沦为政府的敛财工具。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会子是两宋时期发行量最大的纸币，因主要行用于东南地区，又称“东南会子”。会子起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钱端礼任临安太守，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归官办，“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同年七月，钱端礼升为户部侍郎，会子也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后来又改名为行在会子库。会子起初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十万缗，很快就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规定发行会子以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经过这番整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小异。

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兑界和界额。到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会子恶性膨胀，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货币职能也难以保持。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当国，又曾经发行“见钱关子”，取代贬值过甚的会子。元兵南下后，会子与关子皆被钞所取代。

此外，还有湖广会子，仅限于湖北、京西路流通，为湖广总领所印发。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又将四川钱引改为会子，岁额定为五百万贯。

从起源上看，宋朝最初的纸币只是一种替代性货币，后来很快向信用货币转化。但从其后期演变看，又有重新向替代性货币回归的倾向。

以东南会子为例，它是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铜钱不便交换之矛盾的产物，直接来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由于铜钱缺乏，东南会子行用后，贬值严重。为了保证它的有效流通，南宋朝廷创立了“钱会中半”制度，规定百姓向官府缴纳税赋时，采用铜钱与会子搭配的办法，使会子的币值一度回升。这正是纸币信用低下，无法与铜钱抗衡时，必须以政治手段维系的见证。在纸币行用过程中，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将发行纸币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使纸币履行了过多的政治职能，必然导致滥发滥用，因而随时可能夭折。

宋朝一方面被盛赞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巅峰，另一方面又被斥为“积贫、积弱”的朝代，如何理解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呢？

宋朝把募兵制作为国家的主要兵制，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制度，军队走上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国家成为承担军需开支的主体。

军队职业化，使生产者免除了兵役负担，并化解了不少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隐患，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然而，由国家养兵并承担一切军需开支，必然要求社会经济达到足够高的发展水平，使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够满足军事需要。尽管宋代社会经济有了高度发展，但因为以军费为主的各项开支庞大，政府一直摆脱不了财政上举步维艰的困境。

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宋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不但在手工业、农业、商业等领域进行超经济的强制性盘剥，而且政府也将自身变成了一个大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健康发展。军队也卷入商品经济浪潮，参与各种营利性经营活动，必然从各方面影响军队本身职责的履行，导致军纪败坏，军备废弛，战斗力下降。“积贫、积弱”也就成了当时的一大社会特征，与宋代经济和社会文明的高度发达相伴始终。二者看似矛盾，其实是统一的，体现了宋代社会经济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

仍以纸币为例，纸币的创行使中国荣膺了世界最早行用纸币的国家的美誉，在当时也确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便利，但宋朝纸币的大量发行是以政府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背景的。特别是南宋，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巧立名目、增加百姓税收外，进而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

会子在形式上和当时多数人的观念上，仍是一种金属货币的代替者，却又跟近代严格意义上的本位币不同。发行之初，会价就与面额存在差异，而且在某些时间和地区差异更大，这表明会子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种能依面额兑换的纸币。虽然政府也试图通过用金属钱币收兑贬值纸币的“称提之法”来稳定纸币信用和物价，但因为官方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准备金用于兑换，所以无法有效控制纸币的贬值。为了稳定会价，南宋君臣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办法。除用钱币收兑外，还通过盐引、度牒等有价证券收兑跌价纸币，用新钞收换旧钞，在税收上实行铜钱、纸币的按成搭配，限制铜钱外流，以及其他纯行政措施，使会价和物价之间维持相对稳定。但这些举措都收效甚微，有的甚至又转化为新的盘剥之法。

这表明，宋代纸币的行用并不全是商品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和空前浩大的财政支出双重作用下货币税超前发展的结果，远远超过了货币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不仅给纳税人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也制约了商品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增长。

宋代新儒学

岳麓书院

岳麓山自古为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教活动场所，晋武帝泰始（265—274年）年间，麓山寺创立，唐代大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麓山寺碑》，至今仍完好保存。六朝以来，禅林香火趋于鼎盛。唐末五代，儒、佛渐有融合之势。彼时中原板荡，战火频仍，学校废歇，有两位钦慕儒风的僧人在此割地建屋，购书兴学，以居士类。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此后迭经修葺扩建，经师儒生聚众讲学，岳麓书院成为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南宋大儒张栻、朱熹在此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此地又成为当时的理学重镇。“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历宋、元、明、清各朝，岳麓书院弦歌不绝，湖湘之学代代相传。近代以来，湖南遂能开风气之先，以铁肩担道为己任，以实事求是为旨归，上演了中国历史上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史诗活剧。

新儒学的兴起。除岳麓书院以外，宋代著名的书院还有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嵩山南麓太室山下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的石鼓书院等。

考察宋代学术的源流发展，可以发现处处有书院活动的影子。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当官方学校式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有利于新思想的产生。又由于不少儒者与佛道僧众交往密切，也为儒、佛、道三家学说砥砺切磋、相互交融创造了条件，为理学的萌芽和奠基提供了机遇。

宋初统治者为了稳定新朝政局，政治上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制度设计延续了五代以来防弊的惯性并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特别是宋太宗对外进取迭遭挫折之后，注意力全面转向了内部。他经常对臣僚宣讲：“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当合用心于此。”正是在这种“帝王用心”之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保守的气息，官员甚至把“不生事”作为处世当官的准则。

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则宋基本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儒学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注疏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真宗景德年间，有个叫贾边的人考进士，因在《当仁不让于师》的考题里解“师”为“众”，与注疏异说，便遭退黜。由于朝廷取士因袭唐制，“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以至士风偷薄，“圣学”不明。

白鹿洞书院

嵩阳书院

应天书院

石鼓书院

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宋史•文苑传》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这段文字，说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及其深远影响。后人也常盛赞宋朝文治超越汉、唐，并对“尚文”政策的奠基者宋太祖、宋太宗给予很高的评价。

到了北宋中叶，这项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包拯像

宋仁宗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如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构成了一道闪亮的风景线。

范仲淹虽然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进士，但其人生事业的主要经历也在仁宗时期，是北宋政坛和思想界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毛泽东在《讲堂录》里曾盛赞道：“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天下风俗，比骎骎隆东汉焉。”

这些人在思想上提倡正统，崇尚名节，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光大圣人之道的中流砥柱。如南宋学者和诗人杨万里所说：“仁祖之世，天下争相濯摩，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此风一振，长育成就，至嘉祐之末，号称多士。其将相、侍从、台谏之才，犹足为子孙数世之用而不见其尽。”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称为“新儒学”，也叫“宋学”。从经学的角度而言，称新儒学为“宋学”更为确切。它是作为对汉唐注疏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汉唐注疏之学是以章句训诂、名物考据为释经之具，以家学授受为传经之法。其末流至于弃经从传，支离繁琐，拘守师说，专主记诵而了无发明，致使儒学的生命力日益衰竭。

与汉唐注疏之学相比，北宋中期的新儒学具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不专守先儒旧注，强调追本溯源，注重阐发本经意旨，具有较强的疑古色彩；第二，不拘泥于章句训诂、名物考据的治经方法，强调义理之学，以发挥圣人的“微言大义”为己任，较之汉学更具有思辨色彩；第三，儒者治学不仅限于治经，更须重视修身，提倡正心诚意，通过自身的切实体悟、涵泳默会和笃实践履，以臻于圣贤之域；第四，提倡自由讲学和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以恢复师儒之道为光大圣学门户的必要前提；第五，拓宽学术视野，在排斥佛、老，突出儒家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注重吸收各家的思想精华，借以促进传统儒学变化气质、脱胎换骨。

这一时期的新儒学以“义理之学”为主要特征。与之相随的是士大夫政治的确立和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明体达用、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

振兴儒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弱，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韩愈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学说中糅进了不少佛学的成果，借鉴了佛教发展的经验，其“道统说”即是受到佛教定祖立统的启发而提出的。除韩愈以外，李翱、柳宗元等人也在致力寻求调和儒、释二家的途径，注意汲取佛教哲学的思辨成果来改造儒家学说。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被称作“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和石介。

胡瑗，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北宋杰出的学者、教育家。他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州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倡导“明体达用”之学。“体”是儒家历来所强调的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用”是能“润泽斯民”、经世致用的实际本领。他在学校中创立经义、治事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意旨和实用的专门技能，二十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他开创了“沉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被尊为一代宗师。

与胡瑗同时，孙复也在泰山大倡讲学之风。孙氏治《春秋》，不惑传注，专以己意断说经旨，开创了宋人治经不泥章句训诂、专重义理阐发的风尚。石介是孙复门下第一高足，曾以《易》教授于乡，世称“徂徕先生”。与孙、胡二人相比，他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不如胡瑗，在经学方面的成就不如孙复，但他始终致力于排斥异端杂学，在为新儒学鸣锣开道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阳修像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学者魏了翁曾言：“欧、苏（苏轼）以前，未曾有人骂古注。”可见他在对先儒传注抱持的态度方面，实开宋人风气之先。

以他对《周易》的研究为例，他是宋儒中最早对《易传》提出质疑的人。他认为：“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欧阳修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影

同时，欧阳修并没有因为《易传》诸篇非出自圣人之手就对其价值全盘否定。现在我们都知道，《易》学的发展史，是《易经》的形式（卦爻象数系统）和内容（卦名爻辞的意蕴）趋于分离的历史，也是卦爻辞的初始意义与说《易》方法逐渐分离的历史。简言之，就是《易经》由卜筮之书走向哲理化的历史。欧阳修敏感地意识到《易经》解释系统不断走向抽象化、哲理化的过程，认为《易传》诸篇的陆续问世，既是这一过程的反映，也是《易》学的义理价值得以确立的依据，从而为当时和后来的宋儒们重构儒学宇宙观和天人体系开辟了新的路径。

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和以“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极端重视。前者以欧阳修亲自撰修《新五代史》、司马光主持修纂《资治通鉴》为代表，后者以孙复、刘敞为开端。孙复专以己意断说《春秋》，其弊失之穿凿。刘敞能对各家传注的优劣抱持客观态度，进退诸说，依经立意，所以训释远过于孙复。同时，刘敞博通其他儒家经典，《礼》学造诣尤为精深，所著《七经小传》受到广泛推崇，对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

王安石的“荆公新学”。王安石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学问家、思想家。朱熹说他“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是很符合事实的。他毕生重视经学研究，并用来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由他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内中可资构建体系的部分，厥惟其心性论和天道观。宋儒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讨，既反映了宋儒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在新儒学由“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两大成果：一是荆公新学的流行，二是理学（当时称为“道学”）的确立。就当时所具有的影响力而言，王安石的新学远远超过了理学。

王安石早年撰写了《淮南杂说》和《洪范传》，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宋代经学史上的地位，人们甚至把他比作当代的孟子。他的女婿蔡卞在论及荆公学术时曾讲：“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王安石真迹《致通判比部尺牍》

这两部著作以阐发“道德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与理学之徒每有相通之处，而高明自得常常过之。侯外庐先生认为：“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也是事实。”贺麟先生更直截了当地说：“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以得自孟子、扬雄为最多，而与陆王的思想最为接近。”

王安石成名很早，且生性自负，曾有诗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足见其心气之高，志向之远。他一贯认为，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

在王安石以前，范仲淹力倡精神风气，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学术成就有限。李觏依托先王之制阐述社会政治理想，设计富国强兵蓝图，但因仕途偃蹇，无从施展。唯有王安石集经学家、政治家于一身，遭遇神宗，千载一时，使其宏图抱负得以充分施展。这种人生经历，不但宋人无出其右，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

在王安石主持的各项改革中，最能体现“法先王”理想的，当属以“经术选士”为主旨的学校科举改革。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湮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要变风俗、立法度，必先本于讲学。学术既明，才可以施用于政事而不至被流俗沮格。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

这种观点，也是新儒学兴起以来士林精英的共识。早在熙宁以前，欧阳修、孙复等人就对科场士子奉为准绳的汉唐注疏之学大加挞伐，要求朝廷重新注释儒家经书，以便学者取法。到了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设置经义局，由王安石负责，训释《诗》《书》《周礼》三经新义。熙宁八年（1075年），《三经新义》修成进御，由国子监雕印颁行，作为官方教材，让天下士人学习。王安石修撰《三经新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同风俗，一道德”，以经术造士，培养支持变法的人才。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

王安石的“新学”究原于心性之际，推本道德性命，以《孟子》为宗，援《洪范》《周易》《论语》《中庸》诸篇立说，又以老、庄、扬雄各家参验，而归于高明自得之学。继而施用于礼乐刑政，尤其借重《周礼》立法创制、设官分职的遗意，为变法张目，可谓体用兼赅，本末毕具，既是义理之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转进的重要一环。

从王安石开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治学理念蔚然成风，新儒学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主题转换和学理更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王安石立足儒学，融合儒、道，创立了形而上的道德论、人性论及修养论，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与发展。

在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祐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荆公新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对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因为如此，新学便带上了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唯新经是读，但因为利害所系，只不过是曲意附和，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荆公新学”也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以后，在理学家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新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

周敦颐——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从神宗时期开始，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新儒学由博通转向精微，由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转而更重视纯理论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而转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哲学思辨的水平明显提高，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即理学体系的基本确立。

宋本《论语注疏》

《宋史•道学传》说：“（孔、孟以后）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正是由于新儒学完成了由“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宋代的学术与思想才具有了卓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这是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此文托物言志，借物抒怀，高风亮节，清雅脱俗。文章虽短，却字字珠玑，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周敦颐像

周敦颐，湖南道县人。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衡阳的舅舅郑向。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衡阳又是莲花之都，郑向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负笈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衡阳的一池莲花开始的。他不愿像陶渊明那样做个遗世独立、躲避现实的隐者，更不愿像普通人那样羡慕牡丹的富贵荣华，他要立足尘世，胸怀磊落，洁身自好，做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君子。周敦颐晚年移知南康军，居于庐山莲花峰下，取幼时老家所居濂溪，将其书斋命名为濂溪书堂，因此后人又称他为“濂溪先生”。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之人，他精通《易》学，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即《易通》）等。《太极图说》以儒家《易》学来解释道教的《太极图》，受老子影响非常严重，同时也杂糅了不少佛学的内容。周敦颐以“无极”作为宇宙的本源。“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则生阳，静则生阴；阳变阴合而生五行，阴阳、五行变化而生万物；人得天地之“秀”，为万物之灵。五行各有其性，感于外物而动，由此而产生善、恶。这样，周敦颐便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静”的说法，主张通过“主静”的修养工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如《宋元学案》所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周敦颐的谥号）之破暗也。”

“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周敦颐故里濂溪祠前的这副对联准确概括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张载——“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烁古今的名言出自宋代思想家张载，又称“横渠四句”。原文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意思是要为社会建立正确的价值体系，为百姓奠定安身立命的根基，为往圣先哲接续思想传统和文化根脉，为千秋万代开拓太平盛世的伟业。

这四句话最能表达儒者的襟怀，最能彰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涉及精神价值、生命意义、学统传承、社会理想等多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毛泽东曾盛赞这四句话是“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

张载，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徙家凤翔郿县（今陕西宝鸡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他天资聪颖，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事，想在疆场建功立业，二十一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范仲淹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军府召见了他，认为这位儒生志趣不凡，见识超群，可成大器，便劝他说：“你是儒生，当以弘扬圣人名教为事业，何须研究军事！”与范仲淹的会面改变了张载一生的命运，宋朝少了一位可能的将军，却多了一位旷代大儒。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中庸》。但他仍感不满足，又遍读佛、道之书，最后回到儒家学说。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他终于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

张载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他的学说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提出了虚气相即、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思想以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立天理，灭人欲”和“穷理尽性”等著名命题，实际上已基本建起了理学思想的框架，对二程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张载还特别重视学以致用和人格修养，他主张恪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根据儒家的理想来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他认为要想真正完成理想的人格，不能单靠“内圣”的心性修养，还要参与到“外王”的事功致用，从而真正领悟到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位置。虽然他的学说体系中也渗透了不少佛、道思想的影响，但总的说来，是采取了推尊儒学、排斥佛道的立场。

张载的学说在关中地区影响极大，在当时形成了“关学”流派，堪与洛学媲美。他本人也大量招收门徒，通过讲学活动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成为关中地区的一代宗师。其弟子中著名的有：吕大忠、吕大钧和吕大临三兄弟，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李复、张舜民和薛昌朝等。关学的兴盛对于淳化关中风俗、推动儒学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吕氏兄弟制订和实施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其中心内容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对后世的乡村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程颢、程颐——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程颢、程颐二兄弟是理学的奠基人。因为他们是河南洛阳人，又长期在洛阳讲学，所以他们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

程颢、程颐像

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二程少年时，父亲程珦通判南安军（今属江西赣州），当时周敦颐正在南安军担任管理刑狱事务的低级属员，还很年轻，也没什么名气。程珦慧眼识人，对周敦颐的人品、学问极为钦佩，与他结为好友。程珦还让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从此兄弟二人便“慨然有求道之志”。后来，他们还跟表叔张载相与论学，探讨《易》理。因此，二程的学说与周敦颐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也受到过张载的影响。

程颢一生博览群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程颐也是“于书无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他们吸取张载关于“天理”的理论，正式提出了以抽象的、观念性的“天理”作为最高范畴，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一个更加庞大而精致的思想体系。

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颐则将张载《西铭》（《正蒙•乾称篇》的一部分）中“民胞物与”、万物同属一气的观点概括和发挥成“理一分殊”的著名命题，重点探讨事物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通过重新思考人伦道德和宇宙自然之间的关系，解释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的形而上依据，开启了天道性命之学的新境界，为宋代理学的“理一元论”思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可以明显看出其融合了佛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月印万川”的思想。程颐的《伊川易传》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义理解《易》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宋儒“以《易》立言”的集大成者。

就二程学说的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两人有着较大的差别。程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主要通过直觉体悟达成对真理的认识，对后来的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颐则主张居敬穷理，格物致知，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是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了理学。如《宋元学案》中所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二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

与此同时，二程对于教育和讲学活动也都极为重视。王安石变法开始后，程颢因政见不合退出政坛，与弟弟程颐一起，每天以读书劝学为事，当时“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程颐早年就以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得到大教育家胡瑗的赏识，并开始在京师授徒讲学，此后几乎毕生从事学术和教育。他“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

有一则“程门立雪”的典故，说的是进士杨时为了钻研学问，放弃高官厚禄，先后拜二程为师。某日，杨时和学友游酢一起去拜见程颐，适逢老先生静坐打盹。这时天空下起了大雪，二人不敢打扰，一直在门外侍立。等到程颐醒来，门外的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杨时和游酢尊敬师长的心诚意坚遂被后人传为美谈。

二程春风化雨，使得程门弟子，遍及四方，“洛学”也发展成与官方“新学”相互颉颃的主要学派。由于众多门生弟子的继承和弘扬，洛学的影响绵延不断。南宋时期的理学各派，几乎都可以从洛学中找到源流所自。

程门高足杨时，人称“龟山先生”，毕生以弘扬二程之学、排斥王安石新学为己任。靖康年间，他曾任国子祭酒，南宋以后又在东南地区大倡讲学之风，被视为洛学正宗，又被尊为闽中理学的鼻祖，是二程之学发展到朱子之学的关键人物。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今属河南驻马店）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并称“程门四先生”。谢良佐天资极高，黄宗羲曾认为：“程门高弟，予窃以上蔡为第一。”谢良佐严于律己，修身甚谨。他认为修身的最大障碍在于“矜”，也就是刚愎自用、骄傲自大。某次他与程颐分别一年后相见，程颐问他：“一年来有何进益？”他回答道：“唯去得一‘矜’字。”程颐高兴地说：“这足以证明你很用功，已经达到‘切问而近思’的仁者境界了。”由此留下了“良佐去矜”的千古佳话。他的“格物穷理”论，上接二程，下启朱熹。他的以禅证儒的治学方法在当时和后世也很有影响，开创了心学的先河。

胡安国是程氏私淑弟子，未曾登堂入室。他与谢良佐、杨时和游酢等程门高足交游讲论，义兼师友。南宋以后，其倡明洛学之功可与杨时相比。安国以其学传子胡宏（五峰先生），胡宏长期讲学于南岳衡山，张栻从其问学。后来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从学者甚众，由此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

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

朱熹像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福建建阳。他一生著述繁富，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他还对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述做了许多注解和编纂工作，如《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近思录》等。朱熹的讲学地在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考亭学派”。

朱熹作《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及其弟子的行状、墓志、遗事等资料排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他宣扬二程接孟子之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立了理学的道统。从此书开始，“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在哲学思想上，朱熹发展了二程、张载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以“理在先，气在后”为前提，即以客观精神本体（理）为第一性，以物质世界（气）为第二性。他在“人性本明”的基础上提出“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经过朱熹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

朱熹曾作《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主旨在于说明为学的目的，在于以圣人为己任。人要达到至善之境，必须格物穷理，探索新知，与《大学》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异曲而同工。此诗空灵蕴藉，雅俗共赏，一经问世，众口传诵，成为人们努力学习、探索真理的动力。

《宋史•道学传》说朱熹治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强调格物致知、躬行实践与居敬证心、涵泳体悟内外并举。正是在这种治学方法下，朱熹才能博采众长，把握潮流，取得超越性的成就。如清代学者全祖望所说，朱子之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然善读朱子之书者，正当遍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

从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及朱熹得以配享孔子庙庭。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明文规定使用朱熹的注释。考试内容基本是从《四书》中设问，标准答案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如加试《诗经》，也用朱熹的注释本；加试《周易》，则兼用程颐和朱熹的注本。这样，程朱理学便上升到了官方学术的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后来的康熙皇帝甚至把朱熹推崇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的圣贤（对联在尤溪县南溪书院、武夷山朱熹纪念馆）。从14世纪开始，理学又跨越国界，对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他毕生重视教育，走到哪里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他不但动员官府恢复或修建学校，自己所到之处也竭尽全力整修学堂，募集图书，遍访名师，自己也亲任教职，动员百姓子弟入书院读书，把书院当作传道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前往潭州（今湖南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二人在岳麓书院开创会讲的先河，辨析“太极”与“中和”之理，各地赶来听讲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还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被书院奉为校训。后来朱熹知潭州时，又改建、扩建了岳麓书院，使之成为名闻天下的学府之一。

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在母亲的墓旁修“寒泉精舍”，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隐居守孝、著述授徒生涯。这是他亲手创建的第一所书院。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二人在寒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编成了《近思录》，史称“寒泉之会”。

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他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藏书，请皇帝敕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内容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的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不仅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也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一些著名学者如蔡元定、刘爚、黄榦、真德秀等，都曾就学于武夷精舍，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理窟”的美誉。

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精舍。绍熙五年（1194年），因来学者益众，他便加以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一时期是朱熹思想最成熟、阅历最丰富、学识最高端的时期，因此书院名声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据考证，朱熹创建沧洲精舍前后门生多达两百余人。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但仍以顽强的毅力从事著述，每日为学生授课，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鹅湖之会”与朱陆异同。在理学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1139—1193年）。陆九渊，字子静，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曾结茅讲学于象山（今江西贵溪西南），人称象山先生。由他创立的学派称象山学派，后由明朝王阳明继承发展，称为“陆王心学”。

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所谓“圣人之学”，就是心学。他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以及佛教禅宗“心生”“心灭”等论点，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个人心中，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

陆九渊像

陆九渊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治学的方法应该是向内体察，其修养指向与终极目标都在于向内培养心灵。他认为只要“明理”，一切便在自我掌握之中了，因而提出了充满豪气的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最早发现了理学潜在的支离倾向和教条隐患，成功开拓出一条自吾心上达宇宙的外化道路，为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化创造了条件。

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今属江西上饶）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学说的矛盾，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在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两方唇枪舌剑，各为自己的学说慷慨陈词，驳难对方。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尊德性”和“道问学”何者更为重要。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体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认为无须在读书穷理方面多费工夫。陆九渊指责朱熹是“支离事业”，朱熹讥讽陆九渊是“禅学功夫”。双方辩论三天，观点始终未能统一。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学术分歧严重，但这种分歧并未影响二人的深厚友谊。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率僚友及诸生邀请学术见解不同的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有人还当场流了泪。朱熹再三表示自己讲的不如陆氏高明，并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将讲义刻石，以作纪念。陆氏的精彩讲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陆九渊以道德主体为本体，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理性。尽管他认为这种本体超越于人的知识之上，却又不离人的知识。所以他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要求以求知的手段充实本体，作为德性的补充。从根本上说，他与朱熹在价值取向方面是一致的，都把确立儒家道德伦理的本体地位作为目标。通过分析他们的争论，可以更好地揭示理学发展和心学产生的内在动因。

浙东事功学派的兴起。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后有叶适跟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与朱熹、陆九渊专注于心性道德的“内圣”之学不同，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大体处于宋代思想发展的主脉之外，但却有声有色，影响深远。

吕祖谦像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人称“东莱先生”。由他创立的“金华学派”，在当时极具影响力，开启了浙东学派的先声。

吕祖谦出身于官宦世家。吕氏家族的成员除官位显赫外，在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

吕氏家学的基本特征是“不主一门，不私一说”，这种特点被吕祖谦发扬光大，形成了宽容宏大、兼收并蓄的治学风格。吕祖谦尤其擅长史学和文献学，主张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对外力主抗金，对内改革弊政。他创建了与岳麓书院齐名的丽泽书院（取《易经》兑卦“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以命名，在今金华城东丽泽弄一带），培养了大批学者，一直影响到明代的学风。

在金华东南的永嘉（今属温州）地区，也形成了一个以提倡“事功之学”为主要特征的学派，因其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都是永嘉人，所以又称“永嘉学派”。该派主张“开物成务，道在物中”，重视现实，重视事功，批评理学和心学，注重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经世”和“外王”的思想，使儒家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个人心性修养，构成了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最能体现浙东学派气势与风骨的，当数一代奇才陈亮。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是一位才华横溢、志量非凡的人杰。由他创立的“永康学派”与永嘉之学一样，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认为道与理都存在于实事、实物之中，提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功利主义，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陈亮与辛弃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毕生为抗金奔走呼号，著有《中兴五论》《酌古论》等名篇，议论风生，气势纵横，壮怀激烈，堪称“文中辛稼轩”。

围绕着王霸、义利这一儒家学说的固有命题，陈亮与朱熹进行过往复多次的沟通和辩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是浙东事功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体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陆“鹅湖之会”的辩争。朱熹的世界是先验的，强调心性道德的修养；陈亮的世界是经验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事功，南宋事功学派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风尚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

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重要转折时期，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思想成果——理学。宋代思想的革命性变化具有深刻的背景：一是教育的高度发达和自由讲学之风的盛行，这是学术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二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长期共存、互相借鉴和交融，导致了新儒学（宋学）的兴起；三是新儒学的兴起与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伴始终，在其突破旧有学术传统的过程中，呈现出诸家各派相互争鸣、相互激荡的繁荣局面；四是相对的政治开明和士人地位的空前提高，也极大地拓展了宋朝知识分子的视野和兴趣点，在推动主流知识体系发展变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其他知识与学科的进步；五是宋朝所处的内外形势和政治变迁，促成了宋代思想从义理之学到心性之学的转变，这个关键性的转变正好发生在北宋中后期。

简言之，由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宋儒经世致用的热忱和追求“外王”的抱负遭遇了重大挫折。此后，宋儒主要注重于探究心性道德的“内圣”之学，致力于振兴和重构儒家伦理的本体价值。到南宋后期，理学（道学）最终确立了官方主流思想的地位。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相对应，宋代思想经历了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现在人们热议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从宋朝开始走向内向的问题，这个转向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外力作用（蒙古入侵）被打断了。同样，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宋朝的士大夫不但是一个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个政治主体。他们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这种主动性造就了宋朝文治的昌盛。但新儒学毕竟是少数士大夫精英挣扎和奋斗的产物，由于新儒学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宋儒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宏开拓的气象。从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民族本位文化愈形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发生在南宋时期的两次著名的思想学术论争，也引发了后人无尽的思考——

在朱熹与陈亮的论辩中，朱熹以天理论王道，体现了他试图规制统治者过分欲求、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努力，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但因为贬低汉、唐，朱熹在历史观上是保守复古的。陈亮以事功言王霸，试图通过对汉、唐君主的褒扬，激励当朝统治者励精图治，收复失地，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虽未必“薄古”，但肯定“厚今”，体现了积极向前的历史观。但他对王霸事业的赞美，则有可能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因此，余英时先生认为：“在当时儒家政治思维的脉络中，陈说实为君权张目，是比较保守的；朱说约束君权，反而是比较激进的。”

同样，朱熹对陆九渊的指责也反映出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因为他看到陆九渊的心学确实已具有南派禅宗那种“心的宗教”的模样：以我为主，我行我素，自立自主，无所羁绊。这种指向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这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具有鼓动性！它说明儒学内部其实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说明儒学不仅强调对群体价值的尊重，同时也鼓励个性主义。尽管陆氏“心学”长期处于儒学的边缘地位，但它点燃的强调自我、发掘自我的思想光焰，却接续了玄学和禅宗的精神，成为一种思想资源，一直暗中影响着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士大夫和蔑视传统的年轻人。

宋代文化

李清照像

宋代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和士人地位的空前提高，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典雅的朝代，在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理性主义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又使宋朝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的众多科技成果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两宋文化直到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宋朝还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因而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日本学者更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宋朝文明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东亚，也影响了世界。

宋词——婉约与豪放。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国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史学大师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陈寅恪先生更是信心十足地认为：“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处在从“雅文学”到“俗文学”演变的承前启后的阶段。“雅”，主要指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士大夫文学，包括诗、词、散文；“俗”，主要指流传于民间下层的小说、戏曲。历史上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说法，意在说明各个时期文学繁荣的主要方面。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集中体现为宋词，它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宋诗的成就总体上不如唐代，却也有鲜明的特色。崛起于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唐朝韩愈、柳宗元开创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为宋朝时代风貌和学术思想革命的先导。散文八大家中宋朝占了六位，足以说明问题。宋代的诗、词、散文，长期受到后世作家的追怀和仰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宋代的俗文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依托城市娱乐中心而起的说话和戏曲艺术空前繁荣，话本小说流传甚广，开启了元明清俗文学发展的先河。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是柳永的名作《雨霖铃》。《雨霖铃》原为唐教坊曲，相传唐玄宗入蜀时在雨中听到铃声，不禁思念起杨贵妃，故作此曲，曲调本身就具有哀伤的成分。词中，柳永将自己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词人把情景交融的手法运用到慢词中，将离情别绪通过具有画面性的境界表现出来，构成诗意美的境界，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全词虽为直写，但叙事清楚，写景工致，以具体鲜明且能触动离愁的自然风景来渲染主题，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二句画龙点睛，为全词生色，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俞文豹《吹剑续录》中说，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此语生动传神地说出了柳词独具的审美意境和风格特征。

词又称长短句、曲子词，原是配合宴乐的歌词，形成于隋、唐之际，主要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以及汉族民间的土风歌谣。由于宴乐演唱的歌词先天具有俚俗浅显的特征，与以雅正为依归的正统审美观念大相径庭，文人士大夫在欣赏之余更注重对它的改造，使之摆脱俚俗粗鄙，复归风雅正途。经过长时间的变化气质，词的艺术样式在晚唐五代趋于定型，至宋代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宋词》共收录流传至今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近两万首，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创作盛况。

词起初以描写艳情为主，因为：“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所谓“诗言志，词言情”，这也是婉约派的主要特点，侧重于描写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谐和，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柔婉之美。长期以来，婉约词风支配词坛，人们以南唐后主李煜、柳永、周邦彦等人为“词家正宗”。题材多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其抒情表现力，令人一唱三叹。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这是南唐后主、千古词帝李煜的《破阵子》。李煜降宋时，把他对故国的感情表现在这首词中，题材由花间柳下一变而为家国情怀，由“伶工之词”转变成“士大夫之词”，也为宋代的豪放派打下了基础。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写这首《渔家傲•秋思》时正在陕西主持防务，整首词表现了守边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和艰苦生活，变低沉婉转之调为慷慨雄放之声，将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里，意境沉雄开阔，苍凉悲壮，开启了苏轼、辛弃疾词作之先河。

苏轼是文人抒情词的最终奠定者，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了苏词革新的本质。苏轼以前，词的“雅化”过程是渐进的，到苏轼则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苏轼的性情、襟怀、学识，既见于诗，也融于词，所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他外出打猎，豪情满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他中秋望月，思念亲人，由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他登临怀古，油然发出“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慨叹。

同样是俞文豹的《吹剑续录》，也记载了当时人对苏词的评价：“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此评就连苏轼本人也拍案叫绝，为之倾倒。的确，苏词中描绘的景色往往清奇阔大，表达的情怀磊落旷达，高远古雅。苏轼极大地提高了词的品位，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所以说“词至东坡，其体始尊”。他对词风的改造，确立了豪放派在宋代词坛的重要地位。

北宋的豪放词，主要体现为封建体制下受到压抑的心灵追求解放。而靖康之变、中原沦陷、南宋偏安的社会现实，给南渡词人以极大的刺激，词人纷纷吟出悲壮之音，唱出慷慨之声，将个体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了词的表现领域，提升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这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词作《小重山》。这首词虽不像《满江红》那样“铁板铜琶，壮怀激烈”，却用更深沉的笔触，含蓄地表达了君子怀璧、英雄孤愤、壮志难酬的心情，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是精妙的上乘之作。

南宋豪放词的典范，非辛弃疾莫属。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出生时，中原已被金兵占领，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附南宋，一生力主抗金。辛弃疾的词别开天地，横绝古今。他擅长以文为词，以古写今，题材广阔，词风多样，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沉雄豪迈，又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生动细腻，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辛弃疾以垂暮之年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凭高望远，抚今追昔，写下了这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借凭吊三国英雄孙权之名，慨叹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扭转乾坤。此词三问三答，前后呼应，苍凉雄壮，意境高远。跟同时所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前者风格明快，后者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写法大异其趣，堪称千古绝唱的姊妹篇。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首《如梦令》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作品。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山东章丘人，素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易安词在群花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人称“易安体”。她早年生活优裕，词风清丽明快；后期遭逢家国之变，词作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诗文之法作词，人称“婉约词宗”。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这首《渔家傲》是李清照南渡之后的作品。作者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梦境，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构思，倾诉隐衷，寄托情思，隐寓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失望，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向往。全词用典巧妙，景象壮阔，气势磅礴，格调雄奇，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后人评价“绝无一丝钗粉气”。

事实上，宋代的许多词人风格多变，并不专守一派，秾丽纤巧与豪迈慷慨往往并存不悖，这也成就了宋词的丰富多彩、气象万千。

诗文革新运动。沧浪亭是苏州园林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处，起初为吴越国节度使孙承祐的池馆，后来成为苏舜钦的私家花园。苏舜钦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热忱拥护者，因所谓“进奏院事件”遭御史台弹劾，被削籍为民，后离开开封，隐居于苏州。他买下孙氏废园，傍水造亭，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典故，题名“沧浪亭”，自号沧浪翁。欧阳修应邀作《沧浪亭》长诗，诗中以“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题咏此事。自此以后，“沧浪亭”名声大振。

沧浪亭

苏舜钦，字子美，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年轻时就以文章知名。他反对当时的浮艳文风，与穆修等人致力于古文和诗歌的写作，对同时期的许多作家有过积极影响。欧阳修说“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高度推崇苏舜钦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苏舜钦主张写诗作文必须以道义为旨归，不能“雕琢以害正”，强调继承儒家文艺思想中“原于古，致于用”的现实精神。他性格豪迈，诗风也豪放雄肆，笔力豪隽，有别于梅尧臣的含蓄深远。尤其是他的作品极具政论性和战斗性，抨击时弊直截痛快，不遗余力。他在《吾闻》一诗中抒发了自己渴望保卫边疆的壮志：“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阙。”虽然缺乏诗歌应有的含蕴和韵味，却是宋诗中最早抒写英雄抱负的作品。

醉翁亭、沧浪亭虽遥距数百里，却联系着欧阳修、苏舜钦两位文坛巨擘的不朽友谊，成为后人景仰和神往的胜迹。如果说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急先锋和中坚，欧阳修则是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江西吉安人，是宋代文学史上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初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得到顶头上司、河南府通判钱惟演的支持和提携，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切磋诗文，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在洛阳的日子，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也成为他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后来他被贬官时，还深情地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钱惟演奖掖后进的美德也被欧阳修发扬光大，《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都得到过他的提携。这些人继欧阳修之后，都成为宋代文坛引领风骚的杰出人物。仅此一条，就足以让欧阳修名垂青史。

安徽滁州西南琅琊山麓的醉翁亭，因欧阳修在这里写下传诵千古的《醉翁亭记》而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亭”。醉翁亭西侧有宝宋斋，是明人为保护苏轼手书《醉翁亭记》而建。斋内有苏轼元祐六年（1091年）大字楷书《醉翁亭记》全文，结法遒美，气韵生动，欧文苏字，珠联璧合。

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崑体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诗风和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批评者往往破有余而立不足，在创作实践方面乏善可陈。欧阳修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主张文道并重，认为文章具有独立的性质，把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水平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也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宋代文学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在韩愈的雄肆、柳宗元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简洁流畅的新文风。《醉翁亭记》的语言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道来，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被读者接受。他在诗文创作上的高度成就与他正确的文学理论相辅相成，为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提供了榜样。

除了文学，欧阳修在经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评价说：“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苏轼则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这些评论都是很有见地的。

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步，对后世影响巨大。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被奉为正宗。

宋诗——以文为诗，开辟新局。著名文学史家钱仲联先生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唐、宋诗歌是并峙的双峰。继唐诗的高度繁荣之后，宋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了新的开拓和创造，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形成了许多流派，对元、明、清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初的诗歌基本沿袭唐风，主要有以王禹偁为代表的“白居易体”，以魏野、林逋为代表的“晚唐体”和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崑体”。在流派上，以雕章丽句、多用典故的西崑体影响最大。王禹偁则是宋代提倡学习杜甫、白居易的第一人，写下了不少关心民间疾苦的诗篇。

宋仁宗时期，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在提倡古文的同时，连带反对西崑体诗人片面追求工整华美、缺乏真情实感的诗风。他们继承宋初王禹偁关心现实的精神，主张诗歌创作应当反映国计民生，以配合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他们的作品或流畅自然，或清新放逸，或古硬奇峭，初步形成了议论化、散文化的独特面目，确立了宋诗的基本特色，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随后的诗歌发展方向。

由于欧阳修等人的努力，宋代诗歌在神宗年间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期。这期间，诗人辈出，流派纷呈，代表人物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受欧阳修影响，他们都较重视思想内容，并且不同程度地具有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习气。王安石的诗内容充实，个性鲜明，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讲求诗律精严，含蓄隽永。苏轼的诗则是才气奔放，随物赋形，风格多样。而且其门下诗人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也各具特色。宋诗发展至苏轼，完成了自晚唐、西崑以来的一次诗风转变，使宋诗于唐诗之外另辟天地。黄庭坚在这片新天地中对诗歌的表现形式、创作技巧进行了深入探索，在立意、句法、用韵、用典等方面自出机杼，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

北宋灭亡后，面对国运的衰微和江西诗派在流行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病，一些作家开始跳出江西派的藩篱，自立门户，并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其中“南宋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出现，标志着宋代诗歌进入了第二个繁荣时期。南宋后期，宋诗趋向衰颓，四灵派、江湖派等放弃了自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而来的传统，转学贾岛等人，内容上或写山水田园，或写落拓文人的生活和情感，诗风虽变而题材狭窄，成就有限。直至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汪元量等人沉郁悲壮的爱国诗篇，才为宋诗增添了最后一抹绚丽的光彩。

宋代是一个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各领域均达到极高造诣的时代，其相互碰撞、渗透，形成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生态圈。宋诗在这种环境中新变代雄，与其他领域密切相关。宋代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有新的开拓和发展。与唐诗相比，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等方面都有所扩展。特别是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背景下，诗歌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加炽热深沉。在艺术风格上，宋诗逐渐向思理、精细方面发展，具有多议论、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等主要特点。简言之，唐诗擅长抒情，宋诗喜欢说理；唐诗强调灵感，宋诗注重才学；唐诗惯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现实，宋诗借助理性思维来解剖现实。

陆游像

宋代诗人既重视学习唐人，又力求在学习中创新，形成了争奇斗艳、推陈出新的格局。宋诗流派众多，各种流派之中也常有发展演变，诗歌的风格也因之丰富多样，杰出的诗人、优秀的作品不断涌现。宋诗的数量之大、作者之多远超唐代。《全唐诗》收录了2200多位诗人的48900余首诗歌，《全宋诗》收录了近万人的诗作，录诗二十余万首。与《全唐诗》相比，《全宋诗》收录的诗人数量和篇幅都相当于《全唐诗》的五倍左右。

宋以后的诗歌，基本未能超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喜好和艺术见解的不同，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长期论争。尊唐派往往从批评宋诗缺点出发，强调诗歌形象性、抒情性的艺术特性；宗宋派则从诗歌发展流变的角度肯定宋诗，强调诗歌风格的多样性。蒋士铨《辩诗》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清代“同光体”的领袖人物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认为宋诗继承唐诗又能“力破余地”，开辟新局。这些观点可以说是对唐宋诗的公允之论。

“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宋代的尚意书法。《黄州寒食诗》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那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穷愁潦倒，偃蹇寂寞。其书法苍劲沉郁，恣肆跌宕，笔酣墨饱，神完气足，诗情、画意、书境融为一体，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苏轼写诗谤讪新政，换上其他任何朝代，大约都难逃一死。李定、舒亶等辈也是深文周纳，无限上纲，必欲置苏轼于死地。然而苏轼竟幸存了下来。且不说宋朝祖宗有“不杀士大夫及言事之臣”的诫誓，且不说宋神宗夙怀爱才之心，即以王安石对朋友兼政敌苏轼的竭力营救，亦足以垂范后世。

苏轼《寒食帖》

王安石、苏轼“政见之争，宛如寇仇”，当“诗案”发生、苏轼遭难时，已经罢相闲居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对最终免除苏轼的死罪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安石去世时，旧党得势，苏轼在为朝廷拟写的制词中秉承良知，对王安石做出了公允而崇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仅此一例，足以体现宋代士大夫精英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这种精神气度也昭示着一个文化艺术辉煌时代的到来。

人们在谈及中国书法时常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意者，意境、意趣也。崇尚意境、意趣是怎样成为宋代书法乃至绘画的主要特征的呢？

宋代很多文人倾心禅宗，喜欢说禅谈玄，借以深化思辨力和清虚感，力求将禅机化入诗词、书画的意境之中。他们优游山林，与禅僧交游唱和。其诗文、书论和传世书迹中，往往浸润着佛教的思辨和禅宗的机锋。苏轼、黄庭坚等人与禅宗因缘甚深，禅宗的机辩和境界，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书法理念和书法风格。

苏、黄和米芾都主张“意在笔先”，“任运随意”，代表了有宋一代的书风，也影响到禅林高僧的墨迹。道潜、圆悟克勤、石桥可宣等学过苏字，大慧宗杲、密庵咸杰学过米字，拙庵德光、天童如净、无准师范、虚堂智愚、兀庵普宁、无学祖元等学过黄字。当时入宋学禅的日本僧人荣西、道元、大智的墨迹中有黄字的痕迹，后来的大德寺派禅僧宗峰、一休等也推崇山谷笔法，由此影响了日本的书坛和禅林。

苏轼在《石苍舒醉墨堂》诗中说：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消百忧。

乃知柳子语不虚，病嗜土炭如珍馐。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尽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

所谓“我书意造本无法”，并不是主张轻视法度，而是在完成有法之后的无法。只有达到“无法”的高度，才有“意造”和“点画信手”的表现力。

《金刚经》说：“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佛说的法义如同渡河的舟筏，只是工具，坐船也不是最终目的，所以上了岸即可舍去。凡夫拘泥于法，智者超越于法，二者判若云泥。

《六祖坛经》记载，五祖弘忍欲传衣钵与弟子，命彼等各作一偈，以示悟道的心迹和意境。上座神秀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行者慧能识字不多，请人读了此偈后，即口占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见此二偈，认为神秀只是“知法”，而慧能已直入堂奥，明了无法之法，便将衣钵传给了慧能。

由此可知，法的修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被法障碍，成为法的奴婢。有法而无法，方能领悟真谛，达到从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境界。

“我尝好之每自笑”，早年的苏轼很崇尚古法，对古法有过执著的追求。他在《题二王书》中写道：“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可见也曾“疯劲儿”十足。

苏轼《新岁展庆帖》

后来，他从禅宗教义中明白，倘若一味求法，不能超脱，便如病嗜土炭，自食苦果。禅林中人常说：“起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事实的境）；入了悟处，则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分解的境）；出了悟境后，见山依旧是山，见水依旧是水（真实的境）。”苏轼所说的“意”，即是法上之意，是对法否定之否定的“无法之法”，是“得意”后“忘法”的禅境。有诗为证：“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正使匆匆不少暇，倏忽千百初为难。稽首般若多心经，请观何处非般若？”

苏轼曾经自负地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这表明，他已经找到了“翻身做主”、进入自由王国的通途。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修禅学艺的悟性绝不逊于苏轼。他曾跟随临济宗黄龙派的晦堂禅师参禅，对黄龙禅旨有很深的领悟。这在其诗文、书迹和题跋中可见端倪。他在评五代杨凝式书法时题诗道：“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下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意思是世人只迷恋于《兰亭》的表层，对其笔意并无领会，终究难脱凡胎俗骨，而杨凝式深通右军笔意，故能直达精髓。

黄庭坚的书法充满了禅意。在他的传世墨迹中，草书最为出彩，在宋朝书家中堪居首座，在中国书史上堪与颠、醉比肩。他曾回忆为友人李时雍（字致尧）书写行草时的感悟：“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罢，连饮数杯，为成都李致尧作行草。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笔。学书四十年，今夕所谓鳌山悟道书也。”

黄庭坚《诸上座帖》

黄庭坚是一位笃实忠厚、严于律己、不尚虚妄的君子，却对自己晚年的草书极为珍爱，每多自矜之语。他用雪峰禅师“鳌山悟道”的公案来比喻自己在草法上的顿悟，其用力之勤，用心之深，可以想见。

黄庭坚一生从事过大规模的草书创作，在历代书家中也属罕见。他晚年的草书无论在笔法、结构还是章法、气韵上，都与前人大异其趣，开一代新风。同门李之仪评论说：“鲁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处自谓优于怀素。此字则曰：‘独宿僧房，夜半鬼出，来助人意，故加奇特。’虽未必然，要是其甚得意者尔。”

黄庭坚学书如学禅。他虽不像苏轼那样处处涉及禅理，但善于将禅宗悟境运用到书法的笔法、笔意之中，可谓独具匠心。他在《论书》里说：“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在他的书迹和题跋中也有不少涉及佛禅的内容，如《题苏轼黄州寒食二首跋》云：“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正因为黄庭坚对禅宗思想有极为深刻的领悟，他的书法才能达到“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境地，他才能成为开创宋代“尚意”书风的重要人物。

米芾受禅宗的影响不太明显，但在他的书论里还是能找到禅宗思想的影子。如《海岳名言》中记载：“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此处“他好俱忘”之“忘”与苏轼“心忘其手手忘笔”之“忘”是相通的，俱指“忘心”。能“忘心”，方能“入妙”。“入妙”者，妙得玄机之谓也。

米芾《苕溪诗》

《书史》中有米芾论书一诗，大有禅宗三昧。诗云：“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与《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何其相似乃尔！

在这里，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导被落实到笔墨的操守之中。这种源自禅林悟境的笔墨情怀，已经渗透到中国视觉文化的方方面面。笔墨的艺术成为精神逍遥、心灵栖居的家园，不拘于物、不泥于古、不循于法，成为文人士大夫特立独行、超越尘俗的不舍追求。

古典绘画的全盛时代。与宋朝士大夫的精神追求相适应，文人画的兴起也成为宋代画坛的一面旗帜。所谓文人画，指文人士大夫的画作，有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除了用策论、散文、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生理想外，绘画也是他们擅长的表达情感的手段。

文人画从北宋中期以后形成巨大的艺术潮流。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延纳画家作画已蔚然成风，许多文人还亲身参与绘画实践，用以寄兴抒怀。他们注重突出自然景物中蕴藏的优美意境，力求做到“诗中有画”。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也被引入绘画中，题字咏诗渐次增多，开辟了书画题跋的新天地，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段，如苏轼题赞画僧惠崇的《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文人画类似“墨戏”，从题材到笔意都讲求文人的情趣和神韵，重视个人心性与文化修养在绘画意境中的体现。杨无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苏轼的古木怪石、赵孟坚的水仙、郑思肖的兰，都不求形似而意在借物写情，有所寄托。苏轼说文同画竹，是“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文同自己也认为，“竹如我，我如竹。”他画竹是自我人格的张扬和表白。杨无咎所画墨梅朴素无华，高雅绝尘，表达了作者的淡泊操守和逸世情怀。宋末遗民郑思肖画兰时不画土壤与根须，寄寓了身如漂萍的感伤和对宋朝的怀念。

文人士大夫在绘画理论上也引领风气。欧阳修提出绘画应表现萧散淡泊的情怀，苏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体，天工与清新”，陈与义主张“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这些见解对宋代画坛影响深刻，极大地提高了宋代绘画的格调和品位，成为元、明时期文人画大发展的前导。

宋朝是宫廷绘画的鼎盛时代。在五代南唐、西蜀建立画院的基础上，宋朝设立翰林图画院，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宋朝的多数帝王都对绘画有不同程度的兴趣，都很重视画院建设。特别是宋徽宗赵佶，不但本人具有高超的书画修养和技巧，而且注意网罗优秀画家，扩充和完善宫廷画院，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使得宫廷绘画达到极盛。其绘画风格讲究格局法度，设色精密，笔法细腻，带有贵族化的审美情趣。郭熙的《早春图》《关山春雪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西湖争标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唐的《采薇图》《万壑松风图》，马远的《踏歌图》等，都是宋代宫廷绘画的杰作。

宋徽宗绘《听琴图》

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还首创培养绘画人才的专门学校——画学。其中分设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和屋木等科，同时讲授《说文》《尔雅》《方言》和《释名》等书。画学制定了严格的试补、升降和推恩之法。文化课考试，以学生对典籍的理解是否能跟绘画之意融会贯通为衡量标准，考察生员画艺水平，则“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邓椿的《画继》中记载了一次画院考试，考题是“竹锁桥边卖酒家”。众考生皆注重于酒家、溪流、小桥、竹林的描摹刻画，不合宋徽宗的心意。唯有一幅独辟蹊径，竹林掩映之中，一幅酒帘迎风招展。徽宗看后大悦，认为酒家藏在竹林中，正是符合“锁”字的意境，钦点为第一名。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宋朝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李唐。

宋苏汉臣《秋庭戏婴图》

宋代绘画分科细致，中国传统绘画的所有门类，几乎都在宋朝奠定或完善。

人物画在反映现实生活上有了巨大的进步，扩展到城乡平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出“风俗画”这一新的门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首都东京的繁华景象、汴河航运的热闹场面和清明时节的风俗人情，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不朽作品。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李嵩的《货郎图》、李唐的《村医图》和楼璹的《耕织图》也都显示了画家视野的拓展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

南宋以后，历史故事画十分流行，如描绘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采薇图》，唐太宗智退颉利可汗的《便桥见虏图》，重耳流亡归国取得政权的《晋文公复国图》等，或借古颂今，或讽喻时政，表现了鲜明的爱国情感和忧患意识。

南宋画家周季常、林庭圭绘《五百罗汉图之洞中入定》

宗教人物画则表现出一种鲜明的世俗化倾向。画家多以热闹的场面、有趣的情节吸引观众，许多人物形象也是凭借现实人物形象画成的。李公麟所画的《维摩诘像》，有“隐几忘言之状，清羸示病之容”，那种淡泊宁静正是人格独立、才华深潜的士大夫形象的写照。梁楷运用豪放简练的笔触、浓淡变化的水墨从事人物画创作，表现了艺术手法上的重大突破，开创了写意人物画的先河。

南宋道教题材《天官图》

“唐画山水，至宋始备。”山水画到了宋朝，进入全盛时期。宋朝的山水画，题材广泛，技法出新，流派繁多，名家辈出。北宋前期的山水画家以李成、范宽为代表，主要刻画北方的崇山大川，峻岭巨壑。李成的《寒林平野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关陇一带开阔、雄伟的自然气象。北宋后期，米芾、米友仁父子又形成新的流派，其特点是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突破了勾廓加皴的传统技法，开创了独特的“米家山水”。南宋的山水画风着重意境，构图简洁，主体鲜明，笔触大胆泼辣，水墨运用更加充分，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靖康之变后，中原沦陷，士大夫的爱国意识必然会在绘画中表现出来。夏圭、马远多画残山剩水，有“马一角、夏半边”之称。人们往往把他们的创作意图与南宋的“半壁山河”联系起来，寄寓了“风雨不堪过江南”的忧思情怀。

两宋时期的绘画创作都强调深入生活，注意写生，充满了士大夫的人文气质和山林之趣。郭熙在他的绘画理论名著《林泉高致》中写道：“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之一，即在于避尘嚣而亲渔樵隐逸。”即使是一些达官显贵，也常以山水林泉来咏志或寄托自己对官场的厌倦和归来之思。正因为宋代山水画中蕴含了如此丰富的文化性格和人文精神，其构思布局和旨趣表达也像诗文一样，讲究含蓄和寄兴，大大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绘画“宜虚不宜实、宜藏不宜露”的美学原则。

宋朝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全盛时期，宋代绘画是中华传统艺术的瑰宝，但存世稀少、流传分散、文物级别高，一直以来都未能得到系统的汇集、整理和研究。2008年《宋画全集》在北京举行首发式。全书包括图册与文献两部分，收录了海内外的宋画精品一千五百多件，共出版八卷三十二册，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通才型科学家——沈括与苏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皇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一句话，宋代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坐标和里程碑！

两宋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四大发明”之中，除造纸术以外，在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和发展过程中，宋代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就促进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言，印刷术显得尤其重要，因而素来享有“文明之母”的美称。至于其他科技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越，不但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对人类文明进程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沈括和苏颂是宋朝的两位通才型科学家，他们代表了宋代科技经验主义的杰出成就。

沈括像

沈括，字存中，浙江钱塘（今属杭州）人，北宋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宋史•沈括传》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沈括晚年卜居镇江梦溪园，自号梦溪丈人，撰写了不朽名著《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一部包含古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全书共分三十卷，其中《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全书有十七目，六百零九条，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医学等各门学科，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在社会历史方面，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朝廷典制礼仪的演变、赋役制度的利弊，都有较为翔实的记载。该书在国内外受到广泛重视，被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沈括通过精确测量子午圈，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了四百年。根据当时日食和月食的观测情况，他分析出太阳和月亮是球状的，而不是平面的，从而扩展了中国早期天文学的理论。沈括还确定出北极星几个世纪运转的位置，使得海员在利用指南针航行时能够更准确地确定方向。沈括对地质学也颇有研究，通过对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阐明了有关地貌学和气候变化的原理。他推断华北平原是由黄河等河流的泥沙冲积而成的，这是对华北平原形成原因的最早的科学解释。在西欧，直到18世纪末期，英国人郝登才谈到流水的侵蚀与搬运作用，这比沈括晚了大约七百年。另外，沈括还是最早使用“石油”这个名称的科学家。

执掌司天监期间，沈括举荐平民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卫朴，两人一起运用宇宙学假设，描绘行星运行轨道的变更。在卫朴的协助下，沈括连续五年、每晚三次记录和测绘月亮的运行轨迹，修正了月亮运行的测量误差。其间由卫朴主持修订了《奉元历》，后来沈括又提出了能跟天文实际比较吻合，更便利于掌握和安排农时的“十二气历”。因为政治斗争和观念差异，朝廷只是部分接受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宋朝是中国古代数学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十多条有关数学的讨论。沈括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他通过对堆起来的酒坛和垒起来的棋子等有空隙堆积体的研究，提出了求其总数的正确方法，这就是“隙积术”，即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方法。这项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开辟了古代数学史上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在计算田亩时，沈括提出了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会圆术”。这一方法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和球面三角学的发展，在天文学计算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沈括还是出色的水利专家。早年任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时，他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不仅解除了水灾威胁，还开垦出七千顷良田。在客居宁国县（今属安徽）时，他参与了胞兄沈披主持的修筑万春圩（今安徽芜湖境内）工程，开辟出一千二百七十顷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并写下了圩田方面的著作《万春圩图记》。熙宁五年（1072年），沈括主持汴河的水利建设。他采用“分层筑堰法”，测得开封和泗州之间的地势高差，单位竟精确到了寸分，仅用四五年时间，就取得引水淤田一万七千多顷的成绩。

苏颂，字子容，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他为政宽仁，体恤百姓，元祐中官至宰相。他毕生好学，天文、地理、历算、音乐、医药无所不通，尤精于历代典故。

宋仁宗嘉祐年间，苏颂主持了《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于嘉祐六年（1061年）完成。这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解的药物学著作，涵盖了药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学科的许多知识，不仅为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做出了贡献，使不少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得以确认无误。明代李时珍推崇它“考证详明，颇有发挥”。

苏颂曾经两次出使辽朝，每次往返时间多达四个多月，还三次担任接待辽使的伴使。其间，他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土民情、外交礼仪等情况，及时向朝廷提供，为协调宋、辽关系做出了贡献。

但苏颂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创建水运仪象台，这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自动报时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元祐元年（1086年）开始设计，元祐七年（1092年）全部竣工。整座仪器高约十二米，宽约七米，是一座上狭下广、呈正方台形的木结构建筑。全台共分三隔，上隔放浑仪，顶板可以自由开启，已具有现代天文观测室的雏形，中隔置浑象，下隔包括报时装置和全台的动力机构，其中的擒纵器则是报时的关键部件。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详细描述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要点，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以东汉发明家张衡和其他早期天文学家、机械专家的成就为基础的。金兵攻入汴京后，掠走了水运仪象台，运至燕京，最后毁于蒙金战争中。

水运仪象台是11世纪末中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李约瑟等人认为它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说明近代机械钟表的关键性部件——擒纵器也是中国发明的，反映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力学知识及应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958年，王振铎先生按1∶5的比例复制了水运仪象台的模型。其后李约瑟以及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科学家也成功复制或仿制了水运仪象台。2011年，国内首台按1∶1比例仿制的水运仪象台在厦门市同安区的苏颂公园落成，这个水运仪象台可以运转，是苏颂公园的“镇园之宝”。

沈括和苏颂的例子说明宋朝任用了许多具备科学知识的官员，这些人掌握了多个学科的知识，有利于宋朝的社会管理、军事和经济发展。

印刷术的高度发达。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已经有能力大规模生产纸张。造纸术经东汉蔡伦改进，用树皮、破布、麻头和鱼网等廉价之物做原料，大大降低了造纸成本，为纸的普及准备了条件。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年），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后来石碑拓印又和印章结合起来，形成雕版印刷的雏形。雕版印刷的印品在唐代开始流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印刷的《金刚经》，发现于甘肃敦煌，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所盗，现藏大英图书馆。当时雕版印刷的新技术主要是在民间行用，所印的内容主要是佛教与道教的经典、神像以及民间所需的实用性书籍和初学入门的小型图书等。

官方主持的大规模雕印书籍，始于五代时期。其内容多为儒家经典，是当时官方学校和科举考试的主要课本来源。到了宋朝，雕版印刷进入高度发达的全盛时代，印刷技术和书籍质量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官方和民间的出版事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东京、杭州、成都、福建四个刻书中心，书籍的流布日益广泛。

11世纪中叶，北宋发明家毕昇又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早约四百年。《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记载了毕昇的这一创造性发明：“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毕昇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在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时期得到了改进，崔允仪于1234年将毕昇的烧粘土字改为金属字，1377年印制的高丽佛经《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中国的活字印刷也在不停改进，元朝的科学家王祯在大德二年（1298年）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明清时期，活字印刷技术得到了较多的运用。

以前西方人一直认为，使用铅字活版印刷术的古腾堡是活字印刷的发明者（公平地说，技术上最成熟的确实是他）。但随着李约瑟等人证明宋朝的毕昇才是活字印刷的开创者，人们也就承认活字印刷是中国人发明的了。在欧美历次评选“史上最伟大发明”的活动中，活字印刷都名列前茅，发明权也属于中国。

由于汉字的独特性（非音节文字），以及中国从宋代以来十分讲究印刷字体的美观性，加上印刷的书籍往往需要大小不同的字体，有的书籍还要配上插图，所以活字版不如雕版方便和易于保存，雕版印刷在古代中国始终占据主导位置。时至今日，电脑排版已普遍流行，但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对人类文明史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太平广记》书影

宋朝在大力发展出版事业的同时，也特别重视经籍图书的搜集、校讎和收藏工作，且诸帝相承，始终一贯。经过长期不断的经营，官方图书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私人和民间的藏书之风也极为盛行，涌现出不少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中心。

印刷术的发达和图书事业的繁荣，为宋朝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知识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南宋学者王应麟说：“古未有版本，好学者患无书。”唐代学校教育的教材，除仰赖传抄手写之外，也只不过是摩勒刻石，以资讲习。宋朝政府通过大量刊印和颁行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各类书籍，来满足各级学校的教学需要。朝廷颁赐国子监印本书籍已经成为常制，只要是有学校的地方，一般都能够获得必要的书籍，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除了朝廷赐书外，不少地方官都热衷于兴办文教，大量购求图书，以备学校教习之用。宋朝私人藏书之风以江西、两浙地区最盛，其次是河南、四川和福建。这些地区的藏书中心，同时也成为宋代教育、学术和文化的中心。许多藏书家实际上也是教育家和著名的学者，其藏书活动与讲学活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宋朝图书印刷质量之精良也是世所公认的，宋版书留传至今者很少，往往价值连城，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人们追捧宋版书，或为治学，或为炫富，或珍视有加，或顶礼膜拜，佞宋之风，习以成俗。宋代雕版印刷技术高度成熟，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相当精美，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文理坚致而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挺拔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厚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笔画刚劲。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为后代所推崇仿效。

火药和火器在军事中的广泛运用。近代以来的中外学者一致认为，火药最晚在9世纪的唐代时期就已经出现。火药起源于炼丹术，炼丹家的目的是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虽然是痴人说梦，但炼丹术所采用的一些具体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显示了化学的原始形态。在不断的实践中，炼丹家知道了硫黄、硝石与炭混合点火会发生激烈的反应，并采取措施控制反应速度，但是因药物伏火而引起丹房失火的事故时有发生。加上它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炼丹家对它并不感兴趣。可是，这个配方一旦转到军事家手里，就成了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

火药发明以前，火攻已经广泛运用于军事。火药发明之后，利用抛石机抛掷火药包以代替石头和油脂火球，可以明显增强杀伤力和破坏力。据宋人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年），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今江西南昌），部将郑璠命所部“发机飞火”，就是将火药捆在箭簇上点燃后射入城中，烧毁了该城的龙沙门。这可能是火药应用于战争的最早记载。

《武经总要》关于火药的记载

《武经总要》中的宋代甲胄图解

到了宋代，持续不断的战争使火药武器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流传下来的最早记载火药武器制作过程的书籍是宋仁宗时期曾公亮和丁度编撰的《武经总要》，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军事著作。书中描绘了炸药从弹弩发射的机械原理，记载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军用火器，分成火球类和火箭类，还记录了引火球、蒺藜火球、毒药烟球三种武器的火药配方。书中记载的“猛火油柜”则首次引入火药作为引燃物，与此前文献中用石油作为进攻武器的猛火油相比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火球类武器主要是用抛石器抛入敌阵，烧毁城池或器材，造成火灾、致毒、制障和人员伤亡。火箭类武器则继承了唐末以来“发机飞火”的方法，利用火药燃烧产生的向后反作用力将箭射出。这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主要用于焚烧粮草和攻城作战。

经过不断的改进，火药武器的爆炸威力也日益增强，到北宋末年出现了爆炸威力较大的火器“霹雳炮”。据《靖康传信录》卷二记载，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围攻汴京，李纲在守城时曾用霹雳炮击退金兵，“夜发霹雳炮以击，贼军皆惊呼”。这种霹雳炮就是在霹雳火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武经总要》所绘“火牛”

除了火球和火箭，南宋初期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型火器。绍兴二年（1132年），镇抚使陈规在守卫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城时发明了最早的管型火器，即在打通的粗竹竿里填入火药，交战时点燃尾部，用喷出的火焰烧伤敌人，由二至三人操作。这种武器虽然简陋，但陈规却凭此击败了李横的部队，成为现代管型火器的鼻祖。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地区有人制成了突火枪。突火枪用粗竹筒制成，枪内装有“子窠”，就是原始的子弹。火药点燃后产生强大的气体压力，把“子窠”射出去。突火枪开创了管状火器发射弹丸的先声，将燃烧性火器过渡到了管型射击火器，为金属管型射击火器——火铳的创制奠定了基础。

到13世纪，中国人又发明了“震天雷”等铁壳类爆炸性兵器。《金史•赤盏合喜传》中有这样的描述：“震天雷”用铁罐子装填火药，点火发炮，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以上，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甲铁皆透。这种威力强大的火器就连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也为之胆寒。

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攻打静江（今广西桂林），守城宋将在城陷粮绝的情况下，点燃了一枚大型铁火炮壮烈殉国。火炮爆炸时，“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元兵多惊死者，南宋兵将更是“灰烬无遗”。

宋代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尤其是火药武器的广泛运用，更是前代所未有。这些因素在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火器的性能尚处于低级阶段，还不可能取代冷兵器，所以宋代的军队，就其总体而言，基本上仍以冷兵器为主。

早在八九世纪时，硝就和医药、炼丹术一起，由中国传到了阿拉伯。当时的阿拉伯人称它为“中国雪”，波斯人称它为“中国盐”，并用硝来治病、冶金和制造玻璃。13世纪时，火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地区，希腊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才知道火药。

火药武器则是通过战争传到了阿拉伯国家。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灭金后，将虏获的金军火药工匠和火器手编入了蒙古军队。次年，蒙古大军发动第二次西征，新编入蒙军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在随后的几年中，蒙古大军横扫了东欧平原。根据波兰历史学家德鲁果斯《波兰史》一书的记述，在1241年的瓦尔斯塔德战役中，蒙古军队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火器，从一种木筒里发射成束的火箭，因为木筒上绘有龙头，因此被波兰人称作“中国喷火龙”。蒙古人灭亡阿拉伯帝国后，建立起了伊儿汗国，这里迅速成为火药等中国科技知识向西方传播的枢纽。

后来阿拉伯人又与欧洲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欧洲人逐步掌握了制造火药和火药兵器的技术。欧洲人掌握了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以后，不断加以改进，逐渐发展出近代的枪炮。中国发明的火药大大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支柱之一。

造船业、航海技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远古时期，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但是，中国后来居上，最迟在隋唐时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元时期达到高峰。

舵、水密隔舱和龙骨装置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三大发明。前两项发明成熟于宋代，后一项发明出现于宋代，它们共同奠定了宋元时期中国造船、航海技术领先世界的基础，对世界造船、航海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舵是操纵船舶航行方向的设备，古人称之为“凌波至宝”。宋代船舶大多使用长方形门舵。为了转舵省力，宋人发明了“开孔舵”，就是在舵面上打许多孔。由于水的表面张力作用，舵面开孔并不影响性能，还可以减小水的阻力。所以，开孔舵称得上是一项别具匠心的发明，如今还普遍使用。

最迟在北宋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平衡舵。这种舵将一小部分舵面移到舵杆前面，这样就能够缩小舵面的摆动力矩，使操纵更加灵活轻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绘有平衡舵。1978年，天津静海出土过北宋平衡舵实物。此外，南宋海船上还出现了可随水深浅而升降的升降舵。

10世纪，阿拉伯航海者引用中国舵。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中国舵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成为开创人类大航海时代的技术条件之一。

宋代的水密隔舱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将船舱分成几个独立的舱区。这种结构最迟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天津静海古运河河道出土的北宋木船和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都有十三个舱。

水密隔舱的采用，是造船史上的一大创举，不但改进了船舶结构，也提高了船舶的安全和性能。首先，厚实的隔舱板与船壳板紧密钉合，增加了船体横向强度。隔舱板实际上起到肋骨作用，从而取代肋骨，使造船工艺简化且船体坚固。其次，水密隔舱提高了船舶抗沉能力。倘若发生意外，船舶触礁漏水，只进坏舱，不影响其他船舱，船舶不会立即沉没，可以赢得宝贵的抢修时间，船舶的安全性能得到极大提高。再次，由于分舱，不同货主可以同时到不同舱位装取货物，提高了装卸效率，货物也便于保管。

正是因为水密隔舱的采用，使中国海船优越于外国海船。直到18世纪末，水密隔舱结构才开始引起西方重视。1787年，美国著名科学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在谈到美、法间邮船计划的信中说：采用中国的水密隔舱方法，“对于乘客将是一种莫大的鼓励”。1795年，本瑟姆将军改造英国军舰，采用了“免得进水沉没的隔板”。英国人误以为这是本瑟姆将军的发明，本瑟姆将军公开声明：“这是今天的中国，也是古代的中国所实行的。”从此，中国发明的水密隔舱结构流行于欧美，乃至世界各国。如今，无论是载重数十万吨的油轮，还是潜入深海的核潜艇，虽然制造材料日新月异，但船体内部采用的仍然是水密隔舱结构。

在宋代，人们发明了一种尖底龙骨船，因诞生于福建，所以称为“福船”。宋人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中说：“海舟以福建为上。”明人茅元仪的《武备志》“福船”条也说：“船制至福建备矣。”宋代的福船，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杰出代表。

福船的船型和船壳结构是由龙骨所决定的。龙骨由首龙骨、主龙骨和尾龙骨三段通过榫卯连接而成，处于船壳底部的正中。船壳由龙骨逐步向两侧呈弧形状展宽，船壳板之间采用榫卯式搭接与平接，从而形成阶梯状，并用竹钉、铁钉和锔钉加固，接缝处用麻丝和桐油灰等捻料腻密。福船的横断面呈“V”型，龙骨装置在尖底下端贯通船只首尾，形成尖首尖底，利于破浪前进。而且底尖吃水深，稳定性好，还容易转舵变向，能在狭窄和多礁的航道上使用。所以，福船是当时各条海洋航道上最活跃的船型。“南海一号”大约就属于这种船型。

宋代航海技术的一大突破性成就，就是指南针和罗盘的广泛使用。对此，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和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吴自牧的《梦粱录》都有记述。除了指南针和罗盘，宋代的海员还能根据天气变化确定方位、判断环境，根据海底泥土的气味和外观来判断船只的位置，并且开始掌握季风规律，利用季风进行航海。

宋代海上交通航线的发展，也为海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两宋时期，有关海图的记述已十分明确，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刘豫献给金熙宗完颜亶的海道图等，都说明了当时海图的发展。海图的出现，为航海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工具与知识，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面是一大进步。

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兴盛，推动了航海技术的进步和造船业的发达。而发达的造船、航海技术又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条件。

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古沉船整体打捞出水，揭开了世界水下考古史的新篇章。“南海一号”是八百多年前沉没在广东省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二十海里处的宋代商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这艘古沉船的重见天日，为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尤其是为研究宋朝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提供了重要参考。

“南海一号”是一个长三十米、宽十多米、高三至四米，连带海底凝结物重达三千吨的庞然大物。在整体打捞开始之前，水下考古队已对这艘宋代商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打捞出以瓷器为主的各类文物四千余件，多数都是十分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的文物珍品。经过七年的保护发掘，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等凝结物被逐层清理，船舱内超过六万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南宋瓷器得以重见天光，展现在世人面前。

“南海一号”出土瓷器

南宋龙泉窑青釉龙虎瓶

经过考古识别，这些南宋外销瓷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五大民窑瓷器构成，品种超过三十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南海一号”还出土了许多“洋味”十足的瓷器，从棱角分明的酒壶到有着喇叭口的大瓷碗，都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情，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

“南海一号”出土的大量文物，再次印证了宋朝是中国瓷器的第一个鼎盛时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器物璀璨夺目。对比元、明的青花瓷和清代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是世所公认的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据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宋代瓷器被运往全球五十多个国家，最远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成为风靡世界的名牌，卖价几与黄金相等。随着宋瓷的光芒远播海外，外国人对宋瓷趋之若鹜，宋瓷的使用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所以，从宋朝开始，“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中华瓷器之路”更为确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辽西夏金元/卜宪群总撰稿.—北京：华夏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80-8666-8

Ⅰ.①中… Ⅱ.①卜… Ⅲ.①中国历史－辽宋金元时代 Ⅳ.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8069号

中国通史——辽西夏金元

总 撰 稿：卜宪群

撰 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杜晓宇 董秀娟 王敏

责任印制：顾瑞清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装：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5月北京第1版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开

印 张：7.75

插 页：8

字 数：153千字

定 价：4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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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2011计划

『国家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文前彩插

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 辽

庆陵墓室 辽

彩绘泥塑菩萨像 西夏

金盏托 西夏 双凤纹青花玉壶春瓶 元

元人射猎图（局部）

壁画《夫妻对坐图》 元

编委会

《中国通史》顾问委员会

荣誉顾问 ◎陈奎元

总顾问 ◎王伟光

顾 问 ◎童刚 黄浩涛 高翔 晋保平 林甘泉 陈高华 陈祖武

宋镇豪 童超

《中国通史》编辑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主任 ◎曹寅 卜宪群 贾琪

编 委 ◎马援 王镭 闫坤 王震中 黄金山 鲍康健 潘平

朱昌荣 李健 郭华 金城 赵良

总撰稿 ◎卜宪群

撰 稿 ◎张国旺（契丹兴起——西夏兴亡）

撰 稿 ◎刘晓（蒙古兴起——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让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王伟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并撰稿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即将正式出版。这是我院向社会推出的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播历史知识的力作，也是我院史学工作者与全国史学、文博工作者贴近大众，共同合作，将史学研究成果以形象化、通俗化的方式介绍给社会的有益尝试。这里我以《中国通史》的创作与出版为契机，就史学研究应当如何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的品格。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在记录、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但究其本质来说是以资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的的。因此，在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传统史学因其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做到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吸收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华，但在历史观上与传统史学历史观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出发，在承认杰出历史人物历史贡献的同时，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的传统史学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准。历史观不同，研究的视角不同，决定了研究的目的不同。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秉持这一理论，不仅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而且开辟了史学研究的许多新领域，深化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这些都是传统史学无法达到的。但这些优秀成果，许多还仅仅局限于在专业研究者内部传播，局限于在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上刊登，普通大众既难以读懂，也难以读到，这对于广大历史研究爱好者和普通大众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大众，为人民做学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其研究成果，应当走进人民群众,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起到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白寿彝等人，都重视历史普及，写了不少历史普及读物，影响很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成果更丰富了，传播方式也更多样了，历史研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更密切。许多史学工作者也都在感慨史学大众传播环节的缺失，呼吁加强历史普及工作，这是对我们史学研究宗旨回归的反映。《中国通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主，凝聚了全国众多的史学与文博工作者的智慧，它将史学最新研究成果以贴近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方式展示出来，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

二

史学研究成果要真正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必须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将科学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坚决反对错误的历史观，杜绝人为杜撰的虚假历史。当前，以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图书出版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推动并形成了全民上下的“历史热”。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作品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社会大众获取历史知识、认识历史过程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无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某些历史题材作品竭力淡化阶级分析方法，淡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动力的观点，从而使历史发展的动力观、阶级观、社会形态观等许多牵涉唯物史观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受到挑战。某些作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些作品中，封建主义沉渣泛起，资本主义价值观得到弘扬，客观上形成了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冲突。某些作品肆意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某些作品不顾历史背景、历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盲目宣传某些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犯有侵略行为的历史人物等。

盲目拔高统治阶级人物。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任意拔高某些统治阶级人物，如把历史上某些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帝王、有为人物的行为上升到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夸大个别封建帝王、人物的人格魅力；把当代处理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原则安放在封建政治家的身上；把封建史学家歌颂的所谓“盛世”，即历史上某些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夸大为“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甚至用一些热辣的词语，如“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等来歌颂封建帝王将相。相反，对帝王将相的腐朽性、反动性、落后性、剥削性和阶级局限性则避而不谈。

肆意虚构、解构历史。撇开某些标明“戏说”“虚构”的历史题材作品不论，很多以历史“正剧”形象出现的作品，为了迎合某些观众的心理，置有明确史实记载的历史发展线索、历史人物活动于不顾，任凭主观意志剪裁、编造，从而导致历史题材作品所展示的历史环境、人物关系或过于片面，或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热衷权谋宣传。某些作品大加渲染封建帝王的“统治经”、封建官僚的“做官经”等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权谋权术，忽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美好、和谐、智慧思想的歌颂，忽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贡献；热衷于帝王将相题材的选择，忽视对历史上劳动人民中间的英雄人物、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再现，忽视对思想家、科学家，特别是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展示；热衷于表现情爱的床戏场面，竭力宣扬色情，忽视对人物品质的歌颂与揭露。

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不少历史题材作品，接受或部分接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情况并不罕见。历史循环论、天人感应论、宿命论、因果报应论等在不少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甚至很严重。

传递虚、假、错、伪的历史知识。有的作品将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错乱安排，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有的作品不顾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职官、行政、文化、礼仪、风俗等制度的重大差别，只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或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而任意张冠李戴；有的作品在语言使用上现代化，错字、错语、错音情况比较严重；有的作品对有明确记载的历史过程进行无原则的篡改，对某些没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地方又进行不负责任的虚构，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中国通史》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为线索的历史学作品，上自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下迄清王朝灭亡，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三条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可以说，这是一部由史学专家撰写的大众化的通史，它对广大读者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纠正当前历史题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很有帮助。

三

史学研究成果贴近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还需要在多种形式上下功夫，不应只限于厚重的史学专著。过去吴晗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用通俗的语言和清新的文风，将严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普及了几代人的历史知识。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和形式，用科学的历史知识占领这些先进的传播高地，将胡编乱造、充满错误历史观的伪史学、假史学赶出大众图书市场。《中国通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它较好地处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历史观与学术性的关系。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广泛吸收一切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客观对待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复古主义，又注重防止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第二，大众化与科学性的关系。大众化、通俗化不是要放弃科学性。本书文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把所要阐述和思考的历史问题，通过大众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引发大众对历史变迁的看法；从问题意识入手，从当代人对历史的关注点入手，引导大众做出正确的历史判断。全书不空论，不戏说，不虚论，不妄言，论从史出，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力求能够被最广大的读者接受。

第三，通与专、点与面的关系。全书既有中国通史的贯通意识，又有各章节突出的问题意识。所谓贯通意识是使读者在看完本书后，对中国历史纵向过程有基本了解；所谓问题意识是抓住了各时段最为重要的历史问题，从问题引入，使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横向深入有充分了解。全书既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又有各章节的微观深入；既有近距离的放大，又有远距离的透视，从而把牵涉到整个中国史的大问题，统筹合理地安排开来。

此外，本书尽可能利用了历史遗迹、遗存，尽可能避免了复杂的、大段的过程描述，把复杂的问题通过自己的语言通俗明了地表现出来，情节感、节奏感强，抓住了主要问题，舍弃了不必要的枝节，使读者在阅读欣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历史知识。

总之，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比较，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从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中，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创造的辉煌文明中，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

历史为鉴 光影为媒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童刚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国内优秀纪录片创作团队精心摄制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将于近日正式播出，以电视片解说词原稿为基础编成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由华夏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中国学术机构专业史学工作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通力合作推出的集科学性、观赏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是在时代召唤下应运而生的历史文化精品。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不间断历史记录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推崇国学研究、注重历史教育，主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国家。201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历史学习和研究的多次指示，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尊重历史、坚定信念、辨析荣辱、知行合一的高瞻远瞩与真知灼见。

如何让中国的亿万民众，特别是广大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们更好地读历史、懂历史，汲取中国历史当中的宝贵营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机构和国家级电视媒体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文化担当。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全国一流历史学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合力打造出了一部规模宏大、观点鲜明、论述严谨、丰富生动的百集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这不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将会在史学普及和传播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通史》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集结了中国最顶尖的历史学家，组建起一支历史研究的“国家队”，为作品的创作付出了丰博的学识与全部的心血。《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并邀请了国内多家重点大学、专业机构的历史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如此强大的学术顾问团队与创作阵容，确保该作品展现出了有关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和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其次，《中国通史》的推出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和影视传媒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在史学通俗作品成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追逐的流行读物时，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阅读史学作品，专业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同时，出版影视工作者以引人入胜的视觉艺术方式，增添了历史表述的观赏性。学术内容和形象艺术和谐地结合为一体，准确而灵动地再现了中国人自己对历史的重大关切，表现出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突出特色。

从《中国通史》的百集架构来看，这部作品涵盖了中国自远古至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杰出历史人物和伟大文明成就，以全景式的视野和宏大的叙事方式，描绘出中国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本书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代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和辉煌为三条主线，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分析手段，使受众能够从全方位、多视角获得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知识，能够从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创造的文明中，科学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和人民创造历史的正确选择，深入地领悟到我们今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中国通史》强调的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华文明起源时代到夏、商、周的古史遗迹，从秦汉一统的雄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从隋唐的盛世图景到两宋的繁华气象，从元代的文化融合到明清的兴亡巨变，《中国通史》用流畅的史笔勾勒出中国主要朝代的变迁历程。与此同时，创作者们还用一定的篇章，展现了吐蕃、南诏、辽、西夏、金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及其历史成就。《中国通史》一改传统史书中“汉族正统”的论调，明确指出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构建和丰富着中华文明，肯定他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通史》的第二条创作主线，是总结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堪称是一部当代影像版的《资治通鉴》。通过对历朝历代行政体制和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将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变迁与得失清晰地梳理出来，展现了传统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的精髓，对于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施政方略，具有一定的启发和警示价值。

除了“资治”作用之外，《中国通史》还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发展史。从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到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从两汉经学、魏晋风度、唐诗宋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到明清小说，从丝绸之路的开辟到日本遣唐使来华访学，从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到郑和七次下西洋，详尽地介绍了古代中国在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商贸、外交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通史》的创作者们通过鲜明的事例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开放、政治的清明、文化的自信、社会的包容与民族的交融，才能培育出万古长青的文明之花。

综上所述，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之上，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问题分析横向展开，站在今天的高度来把握、剖析和思考中华民族走过的辉煌历程。中国历史学家和出版影视工作者推出了一部具有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国史纪录片经典，也推出了一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在精深研究基础上具有普及意义的《中国通史》读本，更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号召，自觉修好党史、国史必修课。在浩荡的时间长河中，珍藏历史的启示，铭记历史的回声，更加自信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更为辉煌的未来。

探寻历史 走向未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主任

曹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标，也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历史是前人留下的“百科全书”，是先辈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成长进步的。这也意味着，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特别需要看清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更多地了解、更深刻地懂得中国的历史，以此获取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

研究和总结历史，思考和探索未来，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大历史工作者一直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在这几十年间，通过他们深入细致的研究、辛勤不懈的开拓，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在富有激情的探讨和争鸣中不断得到发展。同时，学习历史、探寻历史也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点所在，成为广大影视、传媒工作者热爱和深入开掘的事业，许多历史类影视节目办得风生水起。这是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同步出版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得以推出的深厚基础。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完成。由影视媒体与史学界共同完成大型影像和文字载体的历史题材作品，在国际上已有成功先例，从国内来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推出了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这次合作也为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中国通史》是中国影视媒体与史学界的最新合作成果，在历时数载的创作、拍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影视工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走到一起，祖国的东西南北各地都留下了他们不倦的身影。同时，邀请国内多所大学、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访问了众多博物馆和文化遗址。他们相互配合，疑义与析，共同成长，为我们带来了这部沉甸甸的作品。

《中国通史》围绕三条主线展开，即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展现了从中华文明的起源直至晚清五千多年的历史长卷，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丰富的视听手段再现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图景。翻开这套五卷本《中国通史》，或是观看纪录片《中国通史》，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读本，而是一部体例内容新颖的历史作品：细节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更有启示性，更具新传媒特点，通过新视角、新方式，重新敲开历史之门，探寻不一样的风景。

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内容，是与世界历史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集《中国通史》纪录片及五卷本《中国通史》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的姊妹篇，它们将共同构筑起一座通向历史的文明长廊。

希望读者能和我们一道，在阅读、观影与思考的过程中共享这种体验：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则“长风破浪会有时”。历史上的艰辛不仅仅是曾经的艰辛，历史上的辉煌也不仅仅是曾经的辉煌，回顾民族的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民族的今天，展望民族的明天。探寻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党委书记

贾琪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终于制作完成，即将与观众见面；以该片解说词为基础创作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同期出版。值此之际，百感交集。

《中国通史》是继百集纪录片《世界历史》之后的又一创作实践。《中国通史》采用实景拍摄、情景再现、学者访谈等多种形式，同时结合高清影像和三维特技，既宏观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文明起源至封建帝制终结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又生动再现了无数精彩纷呈的历史现场，展示了许许多多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堪称一部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和通俗易懂的读本。

《中国通史》制作团队由一流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和优秀的影视工作者组成。他们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经历无数次论证、修改和补充，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这一巨制。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主席说：“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体会中国人民对中国梦的渴求。”从这个时代意义上讲，《中国通史》可谓应运而生。

百集《中国通史》的创作，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通力合作，也得到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博部门的热情襄助，在此一并致谢。

此时此刻，我们衷心期待社会各界的广大观众和读者对于影片和图书内容可能出现的疏漏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我们将在日后认真采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吸纳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作品进行修订和完善。

《中国通史》总目

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

第五卷《明清》

目录

让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

历史为鉴 光影为媒

探寻历史 走向未来

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

《中国通史》总目

契丹兴起

西辽建国

完颜阿骨打

金朝兴亡

辽金文化

西夏兴亡

蒙古兴起

忽必烈大帝

两都巡幸

大元帝师八思巴

海上丝绸之路

马可·波罗与中国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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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兴起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祖陵

北部中国广袤的草原上，一直以来生活着很多游牧部落。成群的牛羊、奔驰的骏马，绘制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肥美的牧草、清澈的河水，点缀着碧蓝的天空，令人神往。匈奴、突厥、回鹘，这些盛极一时的马背民族用他们特有的方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充实着悠久的中华文明。然而他们不久便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给我们的只有那些未解之谜。

随着突厥势力的衰落，它统治下的一支少数民族——契丹族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契丹王朝。辽大同元年（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之后辽王朝与北宋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特别是“澶渊之盟”后，南北双方都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契丹的早期历史。追寻契丹的族源还得从一个美丽的传说开始。《辽史》记载：很久以前，一个骑着白马从老哈河而来的男子和一个驾青牛车从西拉木伦河而来的女子在辽河相遇后结合了，生了八个儿子，后来繁衍成契丹的八个部落。

现存的《施甸长官司族谱》中绘有青牛白马图，描述了这对男女相遇时的情景，图中的山丘是木叶山，山麓的八棵劲松象征着契丹的八个部落。对于这一传说，最为可能的解释应该是：从老哈河而来的以白马为图腾的部落与从西拉木伦河而来的以青牛为图腾的部落在两河汇流的辽河相遇后结合，繁衍出八个部落。

这个传说传递出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契丹文化的发祥地，而两河交汇的辽水正是契丹族发展壮大起来的地方。之后他们改契丹为辽，和辽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信息：青牛和白马是契丹族的图腾。《辽史》记载，契丹部每次出征前，都要以青牛和白马作为牺牲，来祭告天地和祖庙，祈求天地和祖先保佑他们此举大获全胜。

“契丹”一词最早出现在6世纪魏收所撰的《魏书》中。它的本意是“钢铁”。契丹出自东胡，与匈奴、鲜卑和奚族同源。契丹人有着坚强的意志。隋朝时，由于不愿臣服于突厥，他们就迁居到今天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抵御外敌侵袭，组建了松散的、临时的部族联盟。

他们从各部中选举智勇双全的人做首领，过着“逐寒暑，随水草畜牧”的游牧生活，渔猎也是他们获取食物的重要渠道。契丹男子有着髡发的习惯，他们多将头顶的毛发剔除，散发垂于两鬓。能够扑杀猎物的海东青成为他们最好的伙伴。随着畜牧和渔猎获得物的增多，他们开始向中原朝贡，并通过互市与中原进行物资交流。

从最初依附突厥，到最终崛起，契丹族经历了大贺氏部落联盟和遥辇氏部落联盟两个阶段。隋末唐初，契丹部首领都在大贺氏内部选举产生。唐太宗时，契丹降唐。唐朝在契丹部族游牧的地方设立了松漠都督府，由大贺氏首领担任松漠都督，其他各部则设立了州，由八部首领担任刺史。契丹内部事务由松漠都督和各州刺史来管理。大贺氏在唐王朝的庇护下，稳固了对契丹各部的控制。

随着大贺氏部落领袖地位的瓦解，开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这一时期契丹可汗从遥辇氏部落内部选举产生。契丹可汗仍然身兼松漠府都督一职，不时向唐王朝朝贡，保持着同中原的密切关系。

在唐朝的羽翼之下，契丹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唐末藩镇割据，唐王朝苟延残喘，无力回天，契丹开始不断南下骚扰唐北部边境。其他藩镇也无暇北顾。拥有如此良好的外部局势，一个强大的契丹王朝便指日可待了。

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一个民族的发展往往系于民族的杰出人物。契丹族的发展历史上，耶律阿保机是个关键性的人物。良好的外部局势、显赫的家族背景以及个人的雄才大略，使他被推到了契丹历史发展的前台。

辽祖州，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奉陵邑,遗址位于辽上京遗址西南约二十五公里的山谷中,即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古城址。祖州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早已无存,只有一座由巨大石板构成的称作“石房子”的石室,孑然立于荒城废墟之中。

耶律阿保机生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年）。耶律是他的族姓，阿保机是他的契丹语名字，汉名“亿”。他所在的部落是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一部——迭剌部。迭剌部的耶律氏在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世代充任军事首领（夷离堇），统率军马。他的祖父、叔伯父都曾做过军事首领。这样就使他有机会担任契丹部落的军事首领。

史书记载，阿保机刚生下来的时候就会爬，身体像三岁的儿童；三个月就能行走、讲话，并能未卜先知。年幼时，就常常谈论军政要务，就连他担任军事首领的伯父遇到疑惑都要咨询他。成年后的阿保机身材魁梧，智勇双全，善骑射，很早就统率军队，在对外战争中发挥着他的智慧和才能。唐天复元年（901年），遥辇氏痕德堇可汗任命阿保机为迭剌部的部族首领。同年十月，阿保机又被委任为大迭剌府军事首领。这样，阿保机集契丹迭剌部军政大权于一身。阿保机担任迭剌部首领后，依靠强大的武力，对中原诸割据势力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占领了代北地区，并将代北居民迁徙至辽地。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他吞并了其他诸部，最终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契丹王国。

此时的中原正值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和后晋正在为逐鹿中原而杀得你死我活。这为阿保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916年，阿保机祭告上天，即皇帝位，称“天皇帝”，建元“神册”。

契丹文字的创制。阿保机即位后开始着手制度和文化建设。他派汉人在临潢，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的波罗城，兴建皇都。契丹人叫它“西楼”，也就是后来的辽上京。

建国之前的契丹人刻木为契，没有文字。神册五年（920年），阿保机命令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在汉人的帮助下，以汉字隶书增减笔画，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契丹大字有三千多个。

后来，阿保机的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进行了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小字是拼音文字，有三百多个表音符号，称为原字。若干原字拼在一起，组成契丹词语。金明昌二年（1191年），契丹文字才被禁止使用。

近数十年来，两种契丹文字的碑刻均有发现，而以契丹小字文字资料居多。国内外学者已释读出契丹小字词语四百多条，构拟出一百多个原字的音值。但因与汉字对译的资料较少，释读工作仍在艰难进行。

神册六年（921年），阿保机制定和完善了法律，制定了一部成文法《治契丹及诸夷之法》。这部法律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的传统，又深受唐朝法律的影响。其刑罚比唐律严厉得多。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犯罪根据这部法律来判定，汉人犯罪则根据唐律来处罚。

他的这些措施都为辽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辽统一塞北与进军幽云。阿保机在巩固了对契丹各部的统治后，随即开始扩张。他相继征服了奚族、乌古、黑车子室韦、鞑靼、回鹘和渤海国，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塞北的目标。阿保机还展示出南下夺取幽、蓟以至黄河以北的巨大野心。契丹神册元年（916年）十二月，阿保机借晋王李存勖与后梁战争之际，收编了李存勖位于山北的八个军镇。此后两次进攻幽州。契丹天显元年（926年），他在接见后唐使者姚坤时纵论契丹与后唐的关系，表达了他南下夺取汉地的野心。但事不遂人愿，不久阿保机病死。他的愿望只能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来完成了。

辽墓壁画《出猎图》

耶律德光帮助石敬瑭建立了后晋。作为回报，契丹取得了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蔚、云、应、寰、朔十六州。但契丹建立统一王朝的野心不泯。947年，耶律德光进入开封，灭掉了后晋。二月初一，他穿戴上中原皇帝的绛纱袍和通天冠，在开封登基，下诏建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做了中原的皇帝，他就是辽太宗。但他纵容骑兵四处以牧马为名抢掠粮草，名曰“打草谷”；随意搜刮人民财产；任用契丹部族首领和通事管理汉地。这些措施受到中原民众的抵制。他深知政权不稳，无法在中原立足，被迫北撤，在途中身亡。

这一时期，契丹不断南下，掳掠了数以万计的汉人。也有一些汉人不堪忍受当地政权的残暴统治逃亡到契丹。阿保机等契丹统治者用当时管理奴仆的办法将若干人户整编为团、保等组织，以其中一人充当团头或保头，余下的称之为“头下户”。后来发展成“头下军州”，正式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头下户”不仅要向头下主缴纳收获物，还要向政府缴纳赋税。目前可考的辽朝头下军州约有四十余个。

阿保机时，契丹基本上形成了因俗而治的指导思想。辽太宗大同元年，北、南面官制度已经成型，从而完成了由契丹部落联盟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变。

辽朝官制有“北面”“南面”之分，与契丹族崇尚太阳有关。契丹皇帝的御帐朝东，中枢官员分列南北，两面官衙也分别在御帐的南北两侧。北面官掌管宫帐、部族、属国等契丹部族事务，上朝时多戴金冠，身着紫袍，数量有一百多人。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等事务，上朝时穿青紫袍服，数量只有几十人。

北面官以契丹制度治理契丹人，南面官用汉制治理汉人。北、南枢密院分别是北、南面官中的宰辅机构，北枢密院更是辽朝最高的军事、行政机构。北枢密院以下官制大量保存了契丹旧制，杂糅了突厥、回鹘和汉族政权的职官名称。

地方上也是如此。契丹、奚和其他草原民族居住地实行部族制，按地域分成十部，设节度使管理。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地根据汉制设置州县。因俗而治的北南面官制度为辽王朝走向繁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萧太后临朝听政。阿保机建立了契丹王朝，仅是契丹发展史上的一个契机。萧太后辅佐辽景宗、辽圣宗对辽朝的治理则将辽朝推向了顶峰。

辽代鸣镝，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鸣为响声，镝为箭头，鸣镝就是响箭，它射出时箭头能发出响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了鸣镝的来历。

辽代木弓囊，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

萧太后小字燕燕，汉名绰，出生于辽应历三年（953年）。她的父亲是辽朝北枢密院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她的母亲是辽太宗的长女吕不古。有一次，萧思温观察他的女儿们扫地，只有萧燕燕打扫得最干净。萧思温高兴地说：“此女必能成家。”萧燕燕十七岁的时候被辽景宗耶律贤纳为贵妃，随即被册为皇后。据现有的文献和考古文字记载，契丹人早婚比较普遍，女子十三四岁结婚的不在少数。萧燕燕十七岁嫁入宫中，已经属于晚婚了。

契丹实行氏族外婚制。契丹本来没有姓氏，只是以他们各自的居所称呼他们的部族。耶律阿保机建国后，以所居之地来表示阿保机家族的姓氏，同时为笼络大贺、遥辇等势力，将他们与皇族定为同姓。萧氏是辽太宗灭掉后晋之后，依照汉制制定的。“拔里”“乙室己”以及来自回鹘的“述律”三姓都被认定为萧姓。据蔡美彪先生考证，契丹以后族为萧氏的时间当在辽景宗时。契丹同姓不结婚的原则一直保持下来，在辽统治集团中反映为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形成了固定的婚姻关系。

辽景宗由于四岁时目睹辽世宗被杀的惨状，遭受惊吓，常年卧病于榻。辽朝对内的刑赏政事，对外的用兵征讨，都由萧皇后裁定。保宁八年（976年），辽景宗吩咐史馆学士说，今后书写皇后的话，也要称“朕”及“予”，并作为定式。这样萧皇后成为辽朝事实上的掌权者。此后，辽人把皇后与皇帝一样看待，两者被称为“宫中二圣”。在萧皇后的支持下，景宗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重用了大量汉人官员，使他们在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样使辽朝内部政治更为稳定，生产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为辽朝走向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景宗去世后，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当时圣宗仅有十二岁。萧燕燕奉遗诏辅佐幼主。她任用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分别为北、南枢密院使，并让韩德让执掌宫卫禁军，派耶律休哥统领南面军务，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统和元年（983年）六月，她被尊奉为承天皇太后。七月一日，萧太后正式临朝听政，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承天太后摄政时期。

萧太后摄政后，依靠契丹族和汉族大臣，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诸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她和圣宗一起将贵族所拥有的部曲归入州县，奴隶整编为部民，设节度使来管理，这样解放了大批奴隶。她还下令解放俘虏和债务奴隶，采取措施使新俘虏的汉民不再沦为奴隶。他们重视农牧业发展，多次遣使劝农，赈济灾民，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并鼓励垦荒。以上措施保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同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辽景宗时，宋朝已经强大起来，灭掉了南唐。辽朝已经意识到强大的宋王朝一定会推进统一战争。这种情况下，景宗实现了战略转移，由原来的联合江南、北汉对抗中原转移到固守幽、蓟。辽宋的力量对比处于大致均衡的状态。不断增强的国力使辽政权对周边各政权的影响日益扩大。统和七年（989年），辽圣宗封党项贵族李继迁为夏国王，确立了同夏的宗藩关系。而东部的女真、乌惹、乌古、敌烈、阻卜、高昌回鹘等部落相继成为辽朝的属部。

统和四年（986年），宋军分三路伐辽，辽击败了北宋的北伐，继而转守为攻。迫于战略上的考虑和巩固政权的需要，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犯宋。不久，辽相继攻占了遂城、望都、祁州、定州、瀛州等地，兵临澶州城下。但由于他们对宋军实力估计不足，屡遭败绩，士气受挫。同年，辽宋签订“澶渊之盟”。

北宋《契丹使朝聘图》

双方约定，宋每年送给辽朝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互守疆界，互不相扰。“澶渊之盟”结束了双方无休止的战争，为辽朝的经济发展赢得了绝好的发展时机。辽宋之间冲突减少，联系加强。双方正式互称南、北朝，成为兄弟之邦。辽宋之间设立了榷场，辽朝可以从宋购进茶叶和粮食等，宋朝则从契丹购进北珠和马匹等。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大明塔

在契丹王朝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汉人官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蓟州玉田韩氏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家族。玉田韩知古最初被述律氏俘虏，后作为阿保机皇后的陪嫁私奴，归从阿保机。他深得阿保机的赏识，也因此成为契丹境内管理汉人事务的最高官员，还兼管诸国礼仪。当时契丹政权制定的法律制度，就是主管此事的韩知古糅合契丹草原习俗和中原汉地的法规礼仪制定的。辽景宗、圣宗时期汉人官员都得到重用。

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得到景宗的重用，有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子弟也纷纷步入仕途，子女与后族萧氏通婚。这样抬高了韩氏的地位。

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时，韩氏地位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韩德让充任南院枢密使，并辅佐萧太后主政。后来萧太后将北院枢密使的头衔也给了他。这样，韩德让集辽朝蕃汉军政大权于一身。萧太后提高韩德让的地位，一是巩固自己地位的需要，一是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统和二十二年，萧太后赐韩德让姓耶律，封晋王，并肯定其为皇族。从此韩氏家奴的身份得以改变，成为契丹贵族中的一员。

萧太后死后，葬在医巫闾山。辽圣宗赐韩德让名隆运，并赐住宅和陪葬地。韩德让跟从圣宗东伐高丽，回师时重病，圣宗和皇后甚至为之亲奉汤药。他死后，圣宗和皇后、诸王、公主以及大臣都制服行丧。他的葬礼遵照萧太后的规格。灵车启动时，圣宗亲自挽拉灵车哭送。最终，韩德让被葬在萧太后墓旁。

辽五京的修建。契丹王朝根据汉制建立了五座城池：上京临潢府、南京析津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

辽上京是中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的波罗城。神册三年（918年），耶律阿保机建成皇都。会同元年（938年），将皇都改为上京，立临潢府。史书称该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该座城市分为皇城和汉城，是契丹因俗而治政策的体现。皇城的建筑根据契丹崇尚太阳的习惯，门都向东。汉城在皇城的南面。后晋县令胡峤描绘当时皇都的盛况：“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这些“中国人”应该住在南部的汉城。

辽南京是当时最为繁华的都市。会同元年，升幽州为南京，立析津府。辽南京城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南广安门外。周长二十七里。经考古调查发现，南京城的东、西、南、北城墙均有部分遗迹存在。皇城位于城西南隅。宫殿遗址在西城垣南端，东北隅有角楼。具体位置应在今南线阁胡同。城内有纵横交错的街道，有坊市、寺观等建筑。

此外，辽太宗时，改南京东平府为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圣宗统和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007—1008年），营建了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这样辽代设立了五京。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遗址

地域不同，五京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上京是辽四部族的游牧地，后来迁入了大批的汉人和渤海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的发展。东京用来控制渤海、女真，防御高丽。西京防御西夏和西南各游牧民族。南京、中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辽代财政的重要来源地。但严格说来，辽代的五京都不是契丹的政治中心，真正的政治中心是流动的捺钵。

四时捺钵制。辽代君主始终保持着先人游牧和渔猎的传统，逐水草而居。四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行宫，称为捺钵。统和二十二年，辽宋议和之后，四时捺钵的地点大体形成定制。春捺钵的地点在长春州的鱼儿泺（今吉林大安境内），夏捺钵的地点在永安山，秋捺钵的地点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西部诸山，冬捺钵的地点在广平淀，也就是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的一片平原。

辽庆陵的壁画中绘有反映四时捺钵的四季山水。四时捺钵分别有春水、秋山、坐冬、坐夏等名称。主要活动为春捕鹅、捕鱼，夏放鹰，秋射鹿，冬猎虎。

辽庆陵壁画《四季山水图》

北宋的晁迥曾出使辽国，记载下了捺钵时的情景：春天在长泊这个地方，泊里野鹅、野鸭很多。辽主打猎时，让帐中卫士击打扁鼓，惊扰野鸭野鹅，让它们飞起，然后放海东青追击，或者是亲自射杀。辽人都佩带着金玉锥，称作杀鹅杀鸭锥。每有收获，他们就把猎物拔掉毛，串起来，坐在扁鼓上纵饮。也有用铜和石头做成锤来锤杀野兔的。夏天贵族们在帐里下围棋或双陆棋，还有的到深涧放鹰。秋天穿着褐色的裘衣呼喊着惊扰鹿，然后射杀之。冬天射虎。

捺钵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捺钵之时，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员都随从前往。冬夏捺钵还要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商讨军国大事，决定高级官员的任免。

长时间的安逸生活似乎减弱了契丹民族的斗志。契丹贵胄们似乎仍然沉浸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之中。而此时女真的崛起，政权内部的斗争，其他民族的反抗，加之宋辽关系的转变，冥冥之中注定了契丹王朝的结局。盲目自大的天祚帝最终失去了可以据守的冬捺钵之地——广平淀，曾经盛极一时的契丹王朝就此消亡了。

辽末，海东青之争激发了辽与女真的矛盾。契丹王朝的四处皇家陵寝和两个发祥地的陵墓都受到女真的破坏。辽皇族耶律大石仓皇西逃，在西域称帝，国号仍称辽，史称西辽。西辽延续八十余年，1218年被蒙古所灭。

蓦然回首，契丹王朝已经逝去。我们只能从它所留下的残砖碎瓦和几本薄薄的书册中寻觅它的踪影，感受契丹王朝的存在，叹息契丹文化的魅力。

西辽建国

中亚古城遗址

“澶渊之盟”留下的遗产足够契丹贵胄安静地享受生活。辽朝在圣宗时达到鼎盛。辽道宗更是认为契丹族“文质彬彬”，已经不再是“荡无礼法”的夷狄之邦。然而，好景不长，盛极一时的辽朝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被来自东北的女真族灭亡。契丹贵族们并没有甘心失败，仍妄图重整河山，“以光中兴”。耶律大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西走中亚，以虎思斡耳朵为中心，建立了西辽王朝。

西辽，中亚和西方史籍中称之为“哈剌契丹”（Qara Khitay）。正如蔡美彪先生所指出的，“正像南迁的南宋是北宋的继续一样，西迁的西辽也是辽朝的继续”。契丹贵族和其他民族一起创建了西辽灿烂的文化，书写了中国和中亚历史上光彩的一页。

接二连三的宫廷内讧。景福元年（1031年），辽圣宗即将死去。他继承母亲萧太后的事业，使辽朝国力达到最高峰，称得上一代圣君。但他临死前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所以特地在遗诏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掉齐天皇后。

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宫女萧耨斤为辽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对耶律宗真养如己子，引起萧耨斤的怨恨。辽圣宗知道，一旦萧耨斤得势，以她的性格，很容易报复齐天皇后。如果这样，不只是皇宫将发生内讧，大辽王朝也免不了陷入内讧的泥淖。

辽圣宗深知内讧与国家衰亡的关系。他想竭力阻止内讧尤其是宫廷内讧的发生。但是，悲剧还是上演了。

十六岁的耶律宗真刚刚即位，萧耨斤就马上烧毁辽圣宗的遗诏，临朝摄政。此时，齐天皇后也按照辽圣宗的遗诏成为齐天太后。辽兴宗耶律宗真对齐天太后很有感情。但萧耨斤要报“夺子之恨”。她不顾辽兴宗的阻拦，先将齐天太后囚禁起来，紧接着胁迫其自杀。

在辽兴宗即将亲政时，萧耨斤试图另立次子耶律宗元为帝。但此时的耶律宗元显然实力弱小，他将此事暗中告诉了辽兴宗。辽兴宗忍无可忍，发动军队，将彪悍的皇太后囚禁起来。

事情远没有结束。萧耨斤点燃了耶律宗元的皇帝梦，为下一轮的皇族内讧埋下了祸根。辽兴宗封耶律宗元为皇太弟，并许诺传位给他。然而，辽兴宗去世时让自己的儿子耶律洪基即位，即辽道宗。

清宁九年（1063年），辽道宗在太子山秋猎，耶律宗元及其同党发动叛乱，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等人率宿卫拼死抵抗，双方互有伤亡，而勤王军已至，耶律宗元仅带数骑逃至大漠，最终自杀身亡。

一场皇族内讧就此结束，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皇族内讧，使辽道宗对皇族至亲失去了信任，转而倚重平叛有功的耶律乙辛。耶律乙辛乘机遍结党羽，擅权自重。皇太子整饬朝政时威胁到了耶律乙辛，由此引发了皇室与权臣的直接冲突。

耶律乙辛没有直接叛乱，却使出了阴险的手段。他诬陷皇后与伶人通奸、太子结党叛乱，以此迷惑辽道宗，使得皇后、太子一一被杀。直到耶律乙辛又将毒手伸向辽道宗的皇孙——唯一的直系继承人耶律延禧时，杀妻杀子的辽道宗这才有所醒悟，最终确立了耶律延禧的皇储地位，将耶律乙辛杀死。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贾丛江

辽朝统治集团的内讧这么多，主要和两项制度有关系，一项是针对皇帝的斡鲁朵制，也叫宫卫制，每个皇帝有自己的斡鲁朵，即宫卫，有自己的军队、部曲、州县、经济收入；另外一项和皇帝斡鲁朵制有些像，叫头下军州制，主要是针对贵族大臣的，贵族本身有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这也是导致内讧的一个最主要的制度根源。

乾统元年（1101年），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即位，即天祚帝。在他眼中，辽朝内部在清洗耶律乙辛集团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忧患了。外部环境也是和平的，澶渊之盟后辽与宋修好，辽与西夏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其他周边各部落均臣服于辽。在这样的情况下，天祚帝只知道享乐，沉湎于游猎，根本不理朝政。他还常常征调女真部落的首领、贵族陪自己射猎，像使唤奴隶一样，让他们呼鹿、射虎。他还向女真索要海东青和珍珠，使女真苦不堪言。他的见识也就如此而已。他并没有意识到辽朝的基础已动摇，急需加强统治以挽危局。

辽墓壁画《侍从牵马图》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贾丛江

耶律延禧在位的时候，不止是女真，在他之前的11世纪末期，实际在西北边的漠北草原上已经发生了大规模反辽的叛乱，辽朝镇压叛乱前后花费九年时间，对自身力量已造成很大损失，但是耶律延禧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辽朝的逐渐虚弱和女真人力量的逐渐增强形成明显的对比。女真族迫切地想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们组成部落联盟，形成较大的合力。当富有胆识的完颜阿骨打担任联盟长时，女真迅速崛起。完颜阿骨打率先违抗天祚帝的命令，成为女真的英雄。在他的带领下，女真内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要与辽朝一争高低。

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女真部队向辽朝发动了战争。辽军节节失利。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攻占黄龙府。九月，天祚帝率十万大军，号称七十万，发起声势浩大的亲征。金军只有两万，武器装备远远不及辽军，力量对比悬殊。天祚帝决心一举消灭女真。而金军内部也在强大的压力下产生了畏惧心理，就连首领完颜阿骨打也在悲壮的情绪中事先安排好了后事。这是一场决定辽金命运的战争。

然而，奇迹还是发生了。谁也不曾想到，拯救金军命运的力量竟然来自辽军。就在决战即将爆发之时，一支辽军悄悄离开天祚帝，直奔空虚的上京。

这支队伍由辽军都督耶律章奴率领。耶律章奴认为天祚帝昏庸无度，大辽基业迟早要坏在天祚帝手中。所以，他临阵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天祚帝的堂叔魏王耶律淳为帝。对于辽朝来说，这次内讧是如此不合时宜。

耶律章奴的釜底抽薪之举，使天祚帝不得不赶紧从前线撤兵，平息政变。金军趁着辽军仓促撤退之际，集中兵力追击其中坚。辽军死者绵延百余里。而更主要的是，天祚帝亲征失败，严重打击了辽军的军心。

金军步步紧逼，辽军一败再败，上京陷落，天祚帝仓皇逃窜。

局面继续恶化。为夺回辽朝占领的燕云十六州，宋朝与金朝订立了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如此一来，辽朝腹背受敌，面临前所未有的灭国危险。

金军迅速攻陷辽中京大定府，一路追杀。天祚帝先逃到南京，接着又逃到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逃到西京，继而逃往夹山（今内蒙古武川西南）。

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辽朝大臣们都想挽狂澜于既倒。耶律大石就是其中重要一员。耶律大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不仅身份显赫，而且通晓契丹、汉文字，为文武全才。他二十九岁时考中进士，不久升迁为翰林应奉。按照辽朝科举制，只有殿试第一名才能被授予此职。耶律大石因此闻名遐迩。此后，他先后担任泰州刺史、祥州刺史等职。

天祚帝逃往夹山时，耶律大石正担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南京道，称得上是辽朝的中流砥柱。然而，当辽朝面临灭顶之灾时，耶律大石成为又一场内讧的主要成员。

耶律大石忠于辽王朝，但天祚帝弃国家于不顾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他。此时的他，将另立新君视为挽救辽王朝的重要举措。

耶律大石并没有意识到，在国家即将破灭的危急关头，这种另立中央的举动也是对辽王朝的致命打击。

1122年，耶律大石等人在南京析津府拥戴耶律淳为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帝为湘阴王。这就是北辽政权。北辽政权得到许多契丹贵族的拥护，然而由于处于宋和金的强力夹击之下，形势已异常严峻。

耶律大石被委任为西南路都统，统领军队。他的英雄气魄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展示，一度大败宋军。然而，怯懦的新皇帝耶律淳不久即在恐慌中死去。北辽虽然击败了宋军的进攻，但抵挡不住女真的锐兵。南京失陷，北辽难以为继。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贾丛江

在北辽这个小朝廷投靠谁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议。一部分主张降宋，一部分像西王萧干，主张直接到他的地盘西王府去，而另一部分像耶律大石主张转投天祚帝。耶律大石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其实这是为辽朝的命运考虑。降宋这个出路显然不行，因为降宋还是意味着辽朝消失。到西王萧干那个地方去的话，当然西王萧干也是统治集团的内部人物，但那毕竟不是契丹本族的地盘。这个时候要保持辽朝的正统，使这个王朝能够延续下去，这杆大旗就只剩下了天祚帝。

耶律大石参与了建立北辽的活动，对天祚帝来说，无疑这是一种背叛。但在北辽即将瓦解之时，耶律大石意识到，再不和天祚帝合兵一处，加强力量，辽朝就彻底完了。于是，他冒着被杀的危险，投奔西部的天祚帝。

天祚帝质问耶律大石怎敢另立山头。耶律大石回答：“陛下放弃国家而出逃，使黎民涂炭。即便立十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比向他人乞求活命强吗？”天祚帝无言以对，赦免了耶律大石并任命他为都统。

两支力量的团结，给了辽王朝最后的希望。天祚帝又招揽了一些部落，迫切地想要出兵，马上收复失地。

耶律大石保持了冷静，认为辽军当前的力量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急于求战，绝非上策，应该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然而天祚帝执意出兵，辽朝内部再次出现无法调解的争执。最后，耶律大石愤然出走。这应该是辽朝的最后一次内讧。

耶律大石在可敦称王。保大四年（1124年），耶律大石率二百铁骑连夜离开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里才有辽朝的力量，他才可能东山再起，挽救辽朝。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之旅。他要离开自己的故土，向西而行。

经过三天的艰难行程，耶律大石翻过了连绵的大青山，渡过了奔腾的黑水，到达白达达部落。契丹在这里仍有崇高的声誉，白达达首领床古儿主动献马四百匹、骆驼二十头。

短暂休整后，耶律大石继续向西北转移，穿过风沙飞扬、寸草不生的沙漠，奔向下一个目标——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可敦城。艰难处境下，死亡随时降临。耶律大石越发思念美丽的故土。他一次又一次总结辽朝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辽朝，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弱小的金军打得落花流水？他最终得出结论，辽朝其实不是亡于金军，而是亡于内讧。看到自己的队伍处在生死边缘，他也不能不想，离开天祚帝究竟是对是错？然而，到了此时，耶律大石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绵延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了征服对象。恢复辽国，这一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成为支撑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

与此同时，不听耶律大石劝告的天祚帝很快被金军击溃，不得不四处逃窜，饱受饥饿、寒冷之苦，最终于保大五年（1125年）被金军俘虏。三年后，天祚帝病死在白山以东的囚所。辽朝灭亡。

辽朝灭亡时，中国主要有四股力量。最主要的是金朝和宋朝。它们在维持短暂的和平后即展开战争。金军也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宋朝上。西夏王朝仍然维护着自己的统治。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则在西北，属于辽朝。金军虽然灭了辽朝，但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在他们看来，辽朝并没有灭亡，收复失地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

戍守在可敦城的辽朝将士听说国家灭亡的消息后，茫然不知去向。威名远扬的耶律大石来了，可敦城顿时充满了希望。

耶律大石马上召集当地七州十八部的首领，以复国为号召，聚拢人心。“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成为复辽的一面旗帜。耶律大石因此得到七州十八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万人，战马万匹。他自称王，依照辽朝制度设立了南北面官署，完备军器，积蓄力量。西辽延庆五年（1128年），耶律大石已结集到数十万兵马，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已现雏形。

西辽建国——辽政权的延续。在可敦城称王以后，耶律大石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抉择。向东？还是向西？

如果向东，意味着与金作战，收复失地。这正是耶律大石梦寐以求的。但金朝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上升期，耶律大石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抗衡。

如果向西，则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是，曾经非常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力量明显衰退。高昌回鹘王国也进入衰落期。风险是，那里的一切都是陌生而混乱的。除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还有众多的突厥语系的部族。而这些国家和部族，又与更西的花剌子模、塞尔柱王朝、葛逻禄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非常复杂。

风沙漫天，模糊了耶律大石的眼睛。向西，意味着更大的风沙，也意味着更加远离故土。但耶律大石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当他们远行时，风沙中传来悲壮的歌声。他们都想，现在向西，是为了以后能够向东，恢复故国。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呢？

延庆七年（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进，来到了高昌回鹘国。虽然是开拓疆土，但耶律大石努力传达团结与和平的信号。他借道高昌时，历数两国旧好，一再声称自己只是借道，没有其他意图。耶律大石发出的友好信息，赢得了高昌政权的好感。高昌国王毕勒哥盛情款待耶律大石，大宴三日，并赠送马匹六百匹、骆驼一百头、羊三千只，表示愿意归附耶律大石。

耶律大石没有食言，继续向西，进入喀喇汗王朝境内。在这里，耶律大石的军队受到了袭击，遭遇了一些挫折。耶律大石依然按照既定的方针，尽量不消耗自己的力量，避免大规模的战争，转而前往叶密立。不久，耶律大石率领的主力成功沿天山北麓到达叶密立河流域，并在那里建立起一座城市。

耶律大石的军队受到了周围突厥语系各部族的欢迎，他们修筑城池，招抚部众，户数很快增加至四万户。至此，经过八年的努力和奋斗，耶律大石行程数万里，开拓了一块广阔的领土，控制了东起土拉河、西至额敏河的广大地区。

延庆九年（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正式称帝，采用突厥汗号——菊儿汗，意思是“大汗之汗”，同时采用汉尊号——天祐皇帝。西辽政权由此建立，历史上又称其为哈剌契丹（黑契丹）。它是辽政权的延续。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贾丛江

西辽王朝在皇统上与辽朝一脉相承，实际上，它的典章制度、统治民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也完全是对辽朝的一种继承，它只不过是辽朝在一块新地域的延续。

耶律大石在称帝的同年，率军进入高昌回鹘王国境内，高昌毫无抵抗，归顺了西辽。耶律大石仍让回鹘汗王统治这一地区，另设“监国”以作监督。他宽容地对待各民族的人，各种信仰都得以自由发展。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团结归顺的人民。

西辽延庆九年，耶律大石要向西前往一千里以外更远的地方，与其说是转场，不如说是一次战略的转移。这次西行的目的地是位于中亚的东喀喇汗国首府巴拉沙衮。因为那里有更多的资源和机遇，有更大的发展。然而，那里同样充满了风险与变故。

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的一支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以南偏西的巴拉沙衮建立了牙帐，称作“喀喇斡耳朵”，这个王朝就是喀喇汗王朝。辽重熙十年（1041年），喀喇汗王朝分为东西两部。

西辽康国元年（1134年）初，东喀喇汗国的国王伊卜拉欣无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遂邀请耶律大石前往巴拉沙衮。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耶律大石将伊卜拉欣降为土库曼王，就此“登上了那不费他分文的宝座”。

“东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万里。”耶律大石决定在巴拉沙衮建都，并将国都名字改为虎思斡耳朵（斡耳朵，即行营，这与少数民族游牧的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斡耳朵不仅是他们游猎的住所，也是其商讨重大事务的场所）。不久，原来东喀喇汗国国王无法治理的康里人和葛逻禄人均臣服于耶律大石。

吉尔吉斯斯坦巴拉沙衮古城遗迹

西辽的国力成倍地提升，耶律大石想要恢复辽朝故国的念头也再次强烈起来。虽然已是尊贵无比，然而，生活在巴拉沙衮这座具有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城市当中，耶律大石内心的思绪却仍在东方。从当年西行的第一天起，他的所有举动无不以恢复辽朝故国为目的。

康国元年，在虎思斡耳朵建都后不久，耶律大石便派出七万大军开始了他的东征计划。临行前，他嘱咐军队的统帅：“信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草以立营，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此次东征，寄托了耶律大石最大的希望。

然而，由于西辽和金朝相距遥远，路途当中，自然环境恶劣，又有大漠阻隔，牛马多死，浩大的军队只能无功而返。耶律大石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不断向西发展，始终是为了恢复东面的国土，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离开故土太远太远，竟然永远无法返回了。耶律大石仰天而叹：“皇天弗顺，数也。”

现实如此残酷，耶律大石最终放弃了收复辽朝失地的目标。而作为一国之主，耶律大石已再无退路。他和他的将士们，必须在西部开拓出自己的强大帝国。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贾丛江

耶律大石在中亚立足以后，当年就发动了东征。七万骑兵，对中亚这个地方来说是很大一支力量，毕竟他是新到这个地方，投入这么大一支军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东征也有很高的期盼。这实际上是对他自己主张的一个交代，同时对当时随他来的这些西迁将士，包括契丹人、汉人还有其他一些部族的人，也是一个政治交代。东征的失败，确实对耶律大石打击很大，阻断了他以及以他为首的西辽统治集团光复故土这个政治考量。

卡特万会战——西辽成中亚霸主。恢复东方故土的努力完全失败后，耶律大石强烈地意识到，他只能往西部发展。这一次，他一反常态，选择了主动出击，进攻西喀喇汗国，击败了马合木汗的抵抗。西喀喇汗国的军队逃往萨末鞬，依附西部强大的塞尔柱王朝。耶律大石也不追击，而是巩固新占领的土地，继续关注形势的变化。

喀喇汗王朝西部是塞尔柱王朝以及附属于它的花剌子模和葛逻禄诸部。在这片辽阔的疆土上，内乱和纷争已延续了数百年。西部的形势对耶律大石来说异常严峻，但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放眼向西。

不久，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桑贾尔发动了对葛逻禄人的攻击。葛逻禄人向耶律大石求援。机会终于到来。耶律大石写信要桑贾尔放弃进攻。桑贾尔反而来信吹嘘自己的军队无所不能。耶律大石随后准备发动进攻。

这是耶律大石西进中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场战役。在西进的路途中，耶律大石从不轻易开启大的战役。但这一次，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稳立在西部，他要集结所有力量打一场硬仗。

康国八年（1141年），激战在萨末鞬以北的卡特万展开。桑贾尔有十万多骑兵，兵力远超西辽，但耶律大石毫不畏惧。两军相望两里许。面对敌方骑兵，耶律大石鼓励将士：“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顾，我师必胜。”耶律大石指挥若定，分左中右三路军马强攻敌军，迫使桑贾尔军队首尾不顾，全军溃败，桑贾尔本人也向西逃跑。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河中地区。这就是中亚史上著名的卡特万会战。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贾丛江

卡特万会战是当时决定中亚整个政治格局的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场战役打完以后，中亚就是另外一种政治格局，这种格局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就是西辽确立了在新疆、中亚地区，也就是葱岭东西地区的统治地位，统一了葱岭东西。

耶律大石进入河中地区的最大城市萨末鞬，称它为河中府。封原西喀喇汗王朝马合木汗的弟弟伊卜拉欣为桃花石汗，继续统治这一地区。

卡特万会战后，耶律大石的军事力量已空前强大，开始进攻位于阿姆河下游和咸海东南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阿里耶愿意效忠耶律大石，每年进贡牲畜和物品。西辽军队从花剌子模撤军。

在失去东部疆土以后，耶律大石奇迹般地又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新王朝。其疆域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南尽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领土面积远超南宋、西夏。

宽容的文化政策。对高昌回鹘、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花剌子模等属国，耶律大石优待它们的国王，让他们因俗而治，自己去管理，拥有充分的主权，而西辽只是派出一名沙黑纳（监临官）监察，收取很少的岁贡。

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耶律大石继续采取团结务实和宽容的政策，维护和平局面。契丹人是信仰萨满教的，但耶律大石允许当地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佛教、景教、犹太教等宗教。他也允许当地居民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包容政策，在西辽统治中亚的七八十年间，形成了文化繁荣。

萨满法服

耶律大石有着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的一些文诰就是用汉文颁布的。所铸钱币，用汉文年号和汉族对钱币的称呼。他还将中国的户口赋税制度带到了中亚。起初，中亚地区多实行土地税，一般是收获量的三分之一。耶律大石实行户口赋税制度，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牧民，每年仅仅收取一个狄纳尔，显然比以前轻得多。

如今，在西辽故地——吉尔吉斯等地，能够找到的与西辽有关的文物和遗迹屈指可数。关于耶律大石、西辽乃至契丹的历史，似乎也都被这里的人们所遗忘。然而，有些东西始终无法改变，那就是血脉。

土耳其清真寺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山谷草原之中，依然生活着崇尚自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契丹人。他们大多数认为自己的身体里仍然流淌着西辽人的血液。他们的信念也像耶律大石一样坚定。他们不仅没有忘记，而且努力寻找更多的关于契丹人的根脉。

契丹人尊崇太阳的力量，以期蒸蒸日上，如日中天。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太阳契丹。他们似乎拥有超越时空的坚韧与力量。目前，在吉尔吉斯四十多个大的部落中，契丹部落是最大的部落之一，人口达到五十多万，占吉尔吉斯总人口将近十分之一。他们至今依然保留着“崇东拜日”的习俗，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寻根溯源的愿望和对自己契丹身份的认同。

正如《世界征服者史》所载：“当哈剌契丹的诸汗控制了河中时，算端（苏丹）乌思蛮（奥斯曼）也受菊儿汗的统治，服从他的敕旨和禁令。菊儿汗那方面让他继续拥有河中的国土，没有把他从那里撵走，满足于征收一小笔年贡和把一名沙黑纳派驻在他那里。算端乌思蛮过着安适和快乐的生活，每当朝见菊儿汗时，总受到尊崇礼敬的接待。”

成吉思汗军队与西亚军队作战的情景

康国十年（1143年），耶律大石逝世，在位近二十年，享年五十七岁，庙号“德宗”。他的一生是如此矛盾、坎坷并富有传奇色彩。他后半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恢复故国江山，然而，即使他拼尽了所有的才华和力量，即使他已经最强大了，但他始终无法实现夙愿。这是他内心永久的痛。直到临终，他依然只能带着浓浓的乡愁，远远地遥望东方。

我们可以仰望耶律大石当时的辉煌，然而西辽仅仅存在了八九十年，便土崩瓦解。高昌回鹘和葛逻禄部先后归顺了蒙古。花剌子模脱离了西辽的控制，并灭亡了西部喀喇汗王朝。东部喀喇汗王朝也曾起兵造反。西辽所统治的仅剩下直辖地。但没过多久，乃蛮部的王子屈出律窃取了政权，最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消灭了。只有雄伟的虎思斡耳朵遗址，使人们可以感受到耶律大石和西辽王朝的魅力。

完颜阿骨打

完颜阿骨打像

辽天庆二年（1112年）的春天，混同江（今松花江）畔，天祚帝率领他的文武群臣正在钓鱼。按照惯例，辽统治下的诸部酋长要在此时进贡。天祚帝用最初钓的鱼举办鱼宴来招待诸部酋长。宴会上，诸部酋长要为辽朝皇帝歌舞助兴。这次有一人却拒绝了天祚帝的要求。天祚帝耿耿于怀，对下属说：这个人气度不凡，要找个借口把他杀掉，否则后患无穷。但这个人逃过劫难，最终回到了他的部落。正是此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使命，建立了大金，成为中国北部的一支重要力量。他的继任者相继灭掉了辽和北宋，成就了一方霸业，形成了和南宋、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人就是女真人的首领、金朝的开国皇帝——太祖完颜阿骨打。

女真族的起源。女真族似乎没有契丹族那样美妙的起源传说，然而女真的历史却源远流长。古老的肃慎人是他们的祖先。肃慎很早就与中原各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传说舜在位的时候，肃慎人曾向他贡献过弓箭。大禹定九州时，肃慎人也和其他周边各族一起来进贡。周人认为肃慎是他们的北部疆土。后汉时肃慎称作“挹娄”。南北朝时称作“勿吉”。隋唐时称“靺鞨”。

武则天在位时，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了渤海国，除黑水部之外的其他各部都归附于渤海。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年），设置黑水府，任命他们的部落首领为都督和刺史，还设置官员监督他们的行为，赐都督李姓。随着渤海力量的强大，黑水归附渤海，断绝了与唐朝的关系。五代时，契丹灭掉渤海国，黑水靺鞨的一部臣属于契丹。此后，“女真”作为部族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史籍之中。女真是肃慎的不同音译，有学者认为它的意思是“东方之鹰”，也就是“海东青”。

长白山

辽圣宗时，依据女真诸部和辽关系的亲疏，以及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将他们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一部分内附的女真人被辽迁往东京辽阳以东，编入户籍，负担赋税和兵役，称作熟女真，或者“曷苏馆（篱笆之内）女真”。生活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部落被称作“生女真”。后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讳，改称女直。生女真大约有十万余人，散居在山谷之中，小的部族有千户，大的部族有几千户，部族彼此之间独立，各部族自行推举有势力的人担任酋长。他们虽然没有被纳入辽籍，但依然臣服于辽，定期向辽朝纳贡，遇辽有军事征伐，也派兵支援。

女真武士像

由于白山黑水间森林茂密，土地适宜种麻和谷子，因此与其他以游牧和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不同，女真人处于半农半猎阶段。当地的特产有名马、生金、大珠、人参和松子等，禽类有海东青，牲畜有牛、羊、麋鹿、野狗等，海中有大鱼和螃蟹。冬天十分寒冷，人们都用厚厚的皮毛做衣服。他们常常辫发，脖子上以猪牙作为饰物，头上插着雉鸡的尾羽。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女真人健壮的体魄和好斗的性格。

生女真原来没有房屋，他们只是在依山傍水的坎地上用木头搭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冬天的时候才在里面居住。夏天则随水草而居。后来部民逐渐迁徙到按出虎河（今阿什河）畔，开始建造房屋，定居下来，发展农业。

辽朝中期，生女真人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以居住在今天黑龙江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的完颜部最为强大。传说完颜部的始祖叫函普，从高丽迁入完颜部的时候已经六十岁了。当时完颜部有人杀了其他部族的人，两个部族械斗不止。函普调解了双方的矛盾，并约定此后双方不得私自械斗，凡有杀伤人的，用他家的一个人、二十匹马、十头母牛和六两黄金给受害人。从此，女真杀人偿马牛共三十只的习俗固定下来。函普也因此获得了一头青牛。他用这头青牛作为聘礼，娶了完颜部的女子，生下二男一女，在完颜部生活下来。

完颜部首领石鲁改变了生女真没有书契、没有约束的状况。完颜部开始强大起来。石鲁被辽委任为管理部落的惕隐。他的儿孙继续扩大完颜部落联盟。完颜阿骨打的祖父乌古乃时，已经统治了白山、统门、耶悔、耶懒、土骨论和五国等生女真部。辽为控制完颜部，委任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乌古乃则借助部众的力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完颜阿骨打的父亲劾里钵先后降服了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等部，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呼兰河流域和牡丹江上游地区。这时完颜部的力量已经发展得十分强大。然而女真部仍然臣属于辽朝。

女真与辽的鹰路之战。辽统治者对生女真的蔑视和不停骚扰激化了辽与生女真的矛盾。双方矛盾的激化还得从海东青说起。北宋徽宗时，宋统治者争相崇尚珍珠。这些珍珠都是通过榷场从辽购买而来。辽的珍珠主要产于生女真的五国部。每年秋天，月明风清之时，是珍珠收获的季节。这种珍珠藏于蚌的体内，蚌则生活在海中。北方的十月天寒地冻，无法人工取珠。当地有一种以蚌为食的天鹅，吃了蚌可以将珠留在它的嗉子内。还有一种猛禽“海东青”，专能捕捉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这样，人们只要有海东青就可以捕捉天鹅，然后从天鹅的嗉子内取得珍珠。

辽每年派使臣向盛产海东青的五国部女真索取海东青，以用来捕杀天鹅，获取所食珍珠，换取更多宋的消费品。契丹一些沿边将帅每次率兵来生女真各部征收海东青，都会要求生女真人进奉各种方物。特别是“银牌天使”的到来更是女真人的灾难，他们每次到来，都要求找生女真的年轻女子“荐枕”。起初他们在中下户人家留宿，寻找未嫁女子侍寝，后来使者频繁往来，专挑已婚女子侍寝。女真部落首领不堪忍受，时常阻断鹰路，甚至杀掉辽朝的捕鹰使者。

契丹统治者试图借助生女真各部中最为强大的完颜部讨伐叛逆，以保证鹰路的畅通。当时完颜部首领是被宋人称为“扬割太师”的盈哥。他审时度势，认为这是借助辽的名义，发展自己势力，进而统一女真各部的大好机会。两者一拍即合。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受命担任生女真节度使的盈哥率兵疏通鹰路，救出了辽使。

鹰路之战中，辽朝依靠盈哥疏通取鹰之路，仅仅得到一些海东青，而受益最大的却是盈哥自己。鹰路之战加深了辽对他的依赖，扩大了他号令女真诸部的权威，加强了对生女真各部的控制。

双方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多久。阿疏事件成为完颜部和辽朝关系的转折点。

阿疏原来是纥石烈部的首领，后来他父亲率部归附了劾里钵。辽寿昌二年，阿疏阻止盈哥进兵讨伐杀害唐括部首领的温都部人。盈哥亲征，阿疏向辽求援。辽显然明白盈哥借机统一女真各部的意图，于是派使臣前往，盈哥不得不退兵，但还是派兵攻占了阿疏城。四年后，辽派遣使者要求盈哥归还并赔偿攻城所得。完颜部认为，如果偿还了阿疏，以后无法号令女真诸部，于是命令女真部落故意阻断鹰路，同时又让人向辽报告说，若开鹰路非盈哥不可。最终阿疏事件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却成为以后女真叛辽的口实。

完颜阿骨打的出现则使双方此消彼长的政治局势骤然明朗。

完颜阿骨打与出河店大捷。完颜阿骨打是劾里钵的次子，盈哥的侄子。他出生于北宋熙宁元年、辽咸雍四年（1068年）七月一日。他幼时深得父亲的宠爱，好骑射，从小表现出良好的军事才能。有一次，他到纥石烈部的活离罕家中赴宴，宴后在门外散步，向南望见一块高地，众人正比试射箭，看谁能射到高地处。其他人都不能射到，而阿骨打一箭就超过了那块高地有三百二十步之多。此后，他跟从父亲劾里钵和叔叔盈哥外出征讨，平定乌春、窝谋罕之乱，征伐萧海里，屡建战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阿骨打还是善于谋略的政治家。辽寿昌二年，阿骨打建议他的叔父盈哥禁止统门、浑蠢、耶悔、星显四路以及岭东诸部的首领称“都部长”，使这些部落承认完颜部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完颜部为首的生女真部落联盟。原来生女真各部都有自己的信牌，阿骨打建议盈哥对擅自置信牌的部落进行处置。由此完颜部统一了各部的号令。

辽后期，每年春天辽主都要到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凿冰钓鱼，放海东青搏击天鹅。女真诸部要贡献土产。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诸部酋长要歌舞，给辽主助兴。这就是头鱼宴。天庆二年，天祚帝在混同江凿冰钓鱼，阿骨打代表完颜部前去参加宴会。在宴会上，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却端立正视，当面拒绝。天祚帝不悦，要萧奉先杀掉阿骨打。在萧奉先的劝说下，阿骨打才得以保全性命。

阿骨打死里逃生后，认为天祚帝怀疑他有反意，于是率先兼并邻近部族。女真人赵三等进行反抗。阿骨打掳掠了他们的家属，赵三等向咸州详稳司告状。详稳司多次召见阿骨打，阿骨打都称病不到。天庆三年（1113年）三月的一天，阿骨打突然率领五百骑兵闯入咸州城，和赵三等人当面对质。当详稳司表示要上报时，阿骨打逃走，并派人上报辽主，说详稳司要杀他，所以不敢久留。从此，每次辽征召他入朝，他都称病推辞。辽和女真完颜部的关系更为恶化。

不久，阿骨打袭任联盟首领——都勃极烈。

勃极烈是女真社会中的部落酋长“勃堇”（长官）的异译。以完颜氏为核心的女真部落联盟建立后，联盟首领称都勃极烈。可见阿骨打已经成为女真部族的最高领袖。

随着实力的增强，阿骨打所率女真和辽的矛盾日趋公开化。阿骨打在细致地侦察后，决定先发制人。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他集合女真各部军士两千五百多人，以索还阿疏为借口，进兵辽春捺钵的地点——宁江州。辽获知消息后，身在庆州的天祚帝却漫不经心，仅仅派出海州刺史高仙寿前去增援。最终阿骨打攻占了宁江州，不久又派人招降渤海、熟女真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辽朝的力量。

不久，阿骨打规范了军队编制，并且很快收到了成效。宁江州战役后，辽朝派遣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驻扎在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店，与完颜部军队仅有混同江之隔。同年十一月，女真人利用辽朝军队的麻痹大意，向驻扎在出河店的辽军发动攻击，结果大败辽军，虏获车马、甲兵等甚多，取得了出河店大捷。

这两场战役极大地鼓舞了女真军队的士气，辽军则士气低沉，节节败退。

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天庆六年（1116年），阿骨打将东京和南路的熟女真纳入完颜部贵族统治，最终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

不久，阿骨打在会宁府（上京）称帝，建立了女真政权。《金史•太祖本纪》记载：“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关于金何时建国，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声音。很多学者依据这一资料认定金于1115年建国。然而北京大学的刘浦江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刘浦江

金朝的女真统治者也如同辽朝的契丹统治者一样，后世补修并不断修改立国初期的实录、国史，故意将其祖先称帝建元的事件提前。金政权初期称女真国，建立的时间当在1117或1118年，1121年改称“大金”。

关于金代的国号，也有不同的说法。《金史•太祖本纪》称阿骨打是比照辽来取国号的，他认为辽朝以镔铁作为国号，取其坚固的意思。但镔铁虽然坚固，终会变形或坏掉，而金是不会变形或坏掉的。另外金的颜色与完颜部崇尚的白色一致，所以取国号为大金。《金史•地理志上》则说，在女真语中“金”称作“按出虎”，因为女真源于按出虎水源，所以当地也称金源，国号或许采取的是这个意思。

阿骨打建立金朝后，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仍然维持着女真族的原有特色，主要表现为在中央实行勃极烈制度，在地方上实行猛安谋克制度。

阿骨打即皇帝位后，设若干勃极烈辅佐皇帝处理政事。此时的勃极烈已经由部落的首领转变为中央官员的名称，而且地位上有了高下之分。勃极烈由宗室贵族担任，人数不定。吴乞买被任命为谙班勃极烈，也就是大勃极烈。大勃极烈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对外用兵、工程营建、对外交往和天文历算等事。大勃极烈之下还有国论（国家）勃极烈、阿买（第一）勃极烈、昃（第二）勃极烈、移赉（第三）勃极烈等名目。而随着辽宋投降官员的增多，勃极烈制度最终在金熙宗时被废除。

阿骨打还强化了猛安谋克这一军事制度。猛安谋克是女真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于因掳掠和围猎需要而设置的军事单位，也可能来源于早期的农村公社。谋克，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称作“毛克”。金朝建立后逐渐制度化，每三百户编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战时统军，平时务农。

金灭辽。金天辅四年（北宋宣和二年、辽天庆十年，1120年）五月，阿骨打派兵攻占了辽上京。七月，金与北宋政权达成“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女真军由平地松林直入古北口，宋军从雄州直抵白沟，对辽造成夹击之势，以灭亡辽朝；灭辽后，燕京所属六州二十四县归宋，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交给金。

金代“行军都统”铜印，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白塔子乡白塔子城遗址出土。

军事上的强大、政治控制的加强和富有远见的外交策略铸就了一位少数民族伟大人物，使完颜阿骨打所统治的女真具有了空前的力量。

天辅五年（1121年），阿骨打以幼弟完颜杲为统帅，大举伐辽。不久，金军占领了辽中京和西京。次年，阿骨打亲征，攻占了南京。辽天祚帝逃进夹山，众叛亲离，苟延残喘。不久，天祚帝终于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错误的战略思想最终使他成为俘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宣告灭亡。

阿骨打制定了灭亡辽、宋的策略，虽然他没有看到辽、宋的最终灭亡和子孙所建立的伟业，但他的继任者终究没有让他失望，他们坚决地执行了阿骨打事先谋划的策略。阿骨打并没有确立子嗣继承制度。他去世后，担任谙班勃极烈、辅佐他处理朝政的吴乞买即位，即金太宗。阿骨打亲征时，吴乞买曾监国，一切事情都由吴乞买根据本朝旧制权宜处置。

吴乞买上台后将金的目标转移到宋。

靖康之难与北宋灭亡。按照“海上之盟”的约定，金应将燕京归宋。可是金军独立攻取燕京后，却拒不履行双方的约定。经过双方交涉，宋除将原给辽的四十万岁币如数给金外，每年再增加燕京等地的代税钱一万缗，金朝最终同意将燕京交与北宋。但六年的交涉使金认识到北宋政权的无能，金太宗时常想寻找借口，南下攻宋，而北辽平州辽兴军节度使张觉叛降北宋恰恰给金南下攻宋提供了口实。

金占领燕京后，张觉以平州归降金，被封为临海军节度使，知平州。金太祖亲征辽帝时，升平州为南京，任命张觉为留守。1123年，金太祖派人将所俘获的辽官、富户北迁。这些人路过平州时，燕京富户求张觉解救他们。张觉于是杀掉了金朝的护送人员，并在自己管辖内维持辽制。这时北宋也借机拉拢张觉，以抵御金的进攻。张觉在一些降宋辽臣的怂恿下归顺北宋，北宋任命他为泰宁军节度使，世袭平州。金太宗继位以后，对张觉叛金十分恼火，出兵平叛，攻下平州。张觉逃入燕。在金的压力下，北宋杀掉了张觉，交与金人。张觉事件的发生使部分降宋的辽人看不到希望。天会三年（1125年），郭药师率领他的常胜军降金。

灭辽战争结束后，金军随即南下伐宋。这次南下以完颜杲兼领都元帅，在会宁府节制诸军，以粘罕为副元帅、斡离不为南京路都统，分别从云中和南京两路率军南下。北宋对金的这次军事活动没有准备，金军很快包围了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昔日繁华的汴京此时风声鹤唳。在李纲的布防和主持下，汴京没有被占领。粘罕一路则在太原受阻。最终双方举行和议，金提出以宋尊金国主为伯父，增加岁币，给予犒军费用，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地，归还燕云之人，以亲王宰相为人质等条件。最终双方达成和议。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北撤。

同年八月，金军再次分两路南下攻宋。一路上由于北宋的不抵抗，金军所向披靡，不久渡过黄河，直达汴京城下。金军一方面不断提出讲和条件，用以松懈宋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全面出击。他们要求宋徽、钦二帝前往金营议和，并最终扣留了徽、钦二帝以及诸王、王妃等。除在外募兵的赵构外，宋宗室几乎全部被金军俘虏。繁华一时的北宋都城落入了金军之手。

然而女真毕竟是北方民族，还不懂得经营中原汉地的方式。落后的民族可以击败先进的民族，而以落后的方式管理先进的文明注定是行不通的。金还无法实现对燕云地区的直接统治。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三月，金拥立张邦昌为帝，国号为楚，定都金陵。北宋灭亡。宋王朝失去了中原的大片领土，只能偏安东南一隅。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金、南宋和西夏对峙的局面。

辽和北宋的覆灭自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这一局面的出现与女真的领袖完颜阿骨打密切相关。正如《金史•太祖本纪》所记载的那样：“宋人终不能守燕、代，卒之辽主见获，宋主被执。虽功成于天会间，而规摹运为实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遗策，兵无留行，底定大业，传之子孙。”

金朝兴亡

金中都宫殿遗址

12世纪，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朝相继灭掉了辽和北宋，由此，偌大的中国形成了金和南宋对峙的局面。

位于北京广安门附近的辽金城垣博物馆保留的金中都的建筑构件，使人遥想12世纪金朝京城的繁华。金代文人赵秉文的《夜卧炕暖》描绘出当时北京城商品交易的景象：“京师岁苦寒，桂玉不易求。斗粟换束薪，掉臂不肯酬。日粜五升米，未有旦夕忧。近山富黑翳，百金不难谋。地炕规玲珑，火穴通深幽。”

完颜亮迁都。位于今黑龙江阿城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金朝的第三代皇帝金熙宗时最终修建完成。金朝正是从这里走向繁盛。

金初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继承制度，拥有“谙班勃极烈”称号者最终会成为皇帝的继任者。金太宗原来无意让完颜亶继任，但其幼小的年龄成为各方势力争取权力的筹码。在众多权臣的辅佐下，完颜亶最终登上皇位，即金熙宗。熙宗少年即位，大臣辅政，国君有名无实。熙宗成年后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他首先除掉了自比周公的粘罕，接着依靠兀术废掉了粘罕所支持的刘豫伪齐政权，杀掉了自以为太宗继承人而目无熙宗的太宗长子完颜宗磐，为政治改革扫平了道路。

熙宗特别重视汉文化，“所游之处，尽文墨之士”。他不满足于金太宗模仿辽朝汉官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而是起用降金的宋代大臣，仿照唐宋旧制，确立了宰辅制度，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鉴于权臣当道的教训，这次改制废除了女真族原有的勃极烈制度。“平地突起金天龙，面如紫玉真英雄。化行江汉服羌戎，百年以来夸俊功。参用辽宋为帝制，文采风流几学士。”这是元代文人郝经笔下的金熙宗。熙宗参用唐宋旧制，创立的以汉法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决定了金朝百余年间的政治走向。

面对复杂多变的权力斗争，熙宗最终无法控制局面，他试图推行的汉官制度阻力重重。他也因此常年处于压抑之中，酗酒为快，滥杀无辜，积怨颇深。这一情形被觊觎皇位已久的完颜亮看在眼里。不久，完颜亮亲手杀掉堂兄熙宗自立。完颜亮就是海陵王。

海陵王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贞元元年（1153年），他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样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

为实现迁都目标，他将始祖以下十个皇帝的坟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埋葬，同时命令会宁府毁掉宫殿宅第，把原址夷为平地，让百姓耕种。这样破釜沉舟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回到上京，只能跟从他迁来燕京，海陵王从而将女真地区和汉族地区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北京市房山区金代陵园遗址

海陵王专注于熙宗未竟的事业，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的统一，改变金代初期制度混乱的局面。正隆元年（1156年），海陵王下令废掉三省制中的中书、门下二省，仅留下尚书一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相，和枢密院一起执掌朝政。他还废除了金初期根据风俗不同而设定的南北选，专以词赋开科选拔官员，完善了官吏选任机制。地方行政上，他确定了金代五京、十四总管府、十九路地方行政区的政区格局。他还废掉了金初为安抚中原百姓设立的行台尚书省。行台的取消，使海陵王将河北、河南及中原这一生产最发达的地区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束了金朝权力分散的局面，最终实现了金朝的中央集权。

隆兴和议。实现政令的统一只不过是海陵王的战略目标之一，而灭亡南宋、实现全国统一才是其主要目标。海陵王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他认为已经接受汉文化的金朝与宋只有南北之分，没有夷夏之别。他反对故意抬高汉族，贬低少数民族。他崇拜试图灭亡东晋、统一南北的前秦苻坚。“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首由蔡珪代他所作的“御制”诗，表达了他统一全国的决心。他甚至将都城迁往原来北宋的首都汴京。

海陵王伐宋的决心已定，众人很难阻挡。太医祁宰利用给元妃看病之机，谏言海陵王放弃伐宋，他认为“宋人无罪，师出无名”，而且伐宋是“人事之不修”，“天时不顺”，“地利不便”。海陵王竟然将祁宰“戮于市”，还没收了他的家产。不久，海陵王发兵全线出击南宋。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战争的后果。海陵王为满足个人私欲而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的局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海陵王进攻南宋的同时，后方的完颜雍乘机发动东京兵变，登上皇位，改元大定。这对试图在灭宋之后改元大定的海陵王是何等的讽刺。他信誓旦旦要统一南北，最终却落了个乱箭穿身的下场，死后被他的继任者贬为海陵庶人，没有了皇帝的荣耀。

金世宗完颜雍在内外交困中登上皇位。为稳定局势，他在即位的诏书中列举了海陵王滥杀无辜、拆毁会宁府、大兴土木、动众兴兵等十七条罪状，极力贬低完颜亮，表示自己顺应天意。

世宗在东京即位后，听从了李石、独吉义等人的建议，将都城迁往中都，以中都为统治中心，号令天下。他继承和完善了海陵王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任用新人的同时，继续留用海陵王时期的部分上层官员。

世宗看到海陵王伐宋带来的恶果，试图与宋议和。金宋双方在几经交手之后，最终达成了隆兴和议，因和议至乾道元年（1165年）正式生效，故又称乾道之盟。双方进一步确定西以大散关，东以淮河为界，金宋疆域从此稳定下来。此后的四十年间，双方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

大定明昌之治。中央集权的加强使原来偏居东北一隅的女真人融入汉文化的熔炉中。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安定，特别是宋金停止战争，也为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条件。金朝在世宗、章宗时，“治内日久，宇内小康”，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称“大定明昌之治”。

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被比作汉文帝、称为“小尧舜”的他，在位期间整顿吏治，选贤任能，赏罚分明，鼓励进谏，轻徭薄赋，招抚流亡，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从而出现了“朝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的全盛局面，“税不及什一，两税之外，一无横敛，不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

明昌是金章宗的年号。章宗完颜璟是世宗的孙子，从小就学习女真语言文字和汉文经籍。他继承了他祖父的政治策略，从整顿吏治入手，任贤用能，赏罚有序，裁汰冗员，还限制官员的频繁流动。《金史•循吏传》说：“世宗承海陵凋攰之余，休养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间，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

章宗继续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他在位的二十年间，“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章宗重视法制建设，他在位时创制了金朝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泰和律》，改变了金建国以来礼乐刑政因袭辽宋旧制、杂乱无章的局面，废除了滥用刑罚特别是死刑的做法。《泰和律》直至元朝初年仍然被蒙古统治者使用。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金代界壕遗址

熙宗朝以来，蒙古就不断骚扰金朝的北部边境。到大定、明昌时，蒙古的势力迅速发展，成为金朝的一大威胁。大定年间，在北方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为了抵御来自北方蒙古的侵扰，金代陆续修筑了一条长长的界壕，后人称之为金长城。金长城有界壕和边堡两部分组成，界壕是指用来阻止骑兵的沟壑，金还在水草便利的地方设立边堡驻扎军队进行防御。据考古工作者勘测，金长城东北起自内蒙古呼伦贝尔莫力达瓦旗，沿大兴安岭东南麓西南行，穿过锡林郭勒草原，绵延二千余里。

金统治下北方经济的发展。战争的毁灭性不言而喻。辽金时期，北方战争频繁，常年战乱势必造成经济的衰退。很长时间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北方经济破坏严重，甚至有了严重的倒退，自此北方社会经济进入了黑暗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金代北方的经济呢？

河北地区在金代是比较发达的地区。金朝初年，出使金国的宋使许亢宗在河北中部亲眼看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山东经济恢复也很快，以至于金人称山东富庶甲天下。因为长期战争而无从发展的河南经济，此时由于人口的大量南迁获得发展的机会。当南宋发生大规模饥荒时，有大批小麦从金境内运到宋金交界的榷场，用来换取十分短缺的铜钱。

金代北方耕地面积也有所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与北宋时北方水平接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金统治地区的户口数已经超过了原北宋的北方地区。

黑龙江阿城东南部与五常毗邻的半山区小岭及五道岭一带的缓坡上，到处分布着金代早期冶铁遗址。位于克东县境内的金代蒲峪路故城遗址发现有大量铁器，代表着金代中期冶炼业的精湛技艺。

位于河北磁县（古称磁州）观台镇的观台窑遗址，散布着很多瓷器的残片。这里出土的金代瓷器以白地黑花为特点，图案简洁，造型优美。位于河北邯郸的彭城镇是磁州窑系的另一个中心地带。众多以白地黑花为特征的精美瓷器显现着当时陶瓷制造工艺的发达。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三彩萧何追韩信图枕，用写意的手法绘制出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地黑花纹枕，山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黄釉黑花纹虎枕，都是大定时期的作品。众多定窑、钧窑和耀州窑的瓷器，展示着这一时期陶瓷业的繁荣。

金代耀州窑缠枝纹香炉

金代白釉褐彩花卉纹都鲁瓶

静静横跨在永定河之上的卢沟桥向人们述说着当年金中都的繁华。金世宗时，南宋使者楼鑰发现河北境内市井繁盛，远远超过黄河以南。一些市镇的发展昭示着商业的繁荣。原来还是芦苇丛生的宝坻（今属天津），因为盐业的发展，在金朝被升为县，章宗时甚至一度升格为盈州。

宋金政府还在淮河沿岸和西部边地设立了用于双边贸易的榷场。金用丝织品、小麦换取大量的茶叶和铜钱。由于金境内铜资源缺乏，上自两汉下至辽宋的旧钱都可以在金境内流通，尤其以北宋的铜钱最多。后来金朝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纸币，但不久随着金朝的信用危机而消亡。

总体说来，金代经济虽然经历了短暂的战争破坏，但不久就迅速恢复，黑暗中已经迎来了曙光。金世宗、章宗在位的五十年间，北方经济更是持续发展。

“金以儒亡”之说。金朝繁盛的表象之后却隐藏着盛极而衰的苗头。刘祁《归潜志》载：“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而，“文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又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高躅，阴尚夷风。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此所以启大安、贞祐之弱也。”

金交钞铜版

章宗承安年间（1196—1200年），金朝开始走向衰落。黄河大堤三次决口，百姓受灾严重，流离失所；吏治腐败，贪污成风；滥发纸币造成货币贬值；社会矛盾加剧，民族矛盾激化。内忧外患加剧了金朝的衰亡。

兴起的蒙古注定是金朝遇到的一个难缠的对手。早在金熙宗、世宗时，蒙古就频繁骚扰北部边境。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随着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部力量的逐渐强大，章宗的继任者只能在苟延残喘中度日。

金宣宗时已经丧失了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中都城已经成为一座孤城。苟且偷安的金宣宗选择放弃中都和河北广大地区，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此时北方各地出现了许多结寨自保的势力，金朝妄图借用他们的力量抗击蒙古大军，恢复故土，便分封了九人为公，史称“九公封建”。但很快，金宣宗恢复故土的理想便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

蒙古首领窝阔台即位大汗后，发动了对金朝的最后进攻。在河南禹州境内的三峰山，金军的主力被拖雷率领的蒙古军打败，金朝大势已去。不久蒙古军占领汴京，金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联合南宋攻破金朝最后的阵地蔡州。曾经繁盛一时的金朝宣告灭亡。女真族再一次建立政权已经是四百多年后的清王朝了。

金朝历九代，凡一百二十年，和辽、西夏相比是最为繁荣的一个王朝，却又是寿命最短的王朝。这个繁盛的王朝为什么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消亡呢？

金代“崞县游祥”银铤

“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完颜阿骨打以几万人灭掉了辽和北宋，固然与辽宋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有关，但女真人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也至关重要。但金建国后将女真的猛安谋克迁移到汉人居住的地区从事屯田，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长时间的安逸生活养成了他们懒散、奢靡、安于享乐的生活作风，汉文化的影响也彻底消弭了他们英勇善战的性格，在声势浩大的蒙古铁骑的冲击下很快就一败涂地。

四百年后，清太宗皇太极在阐述他对金朝灭亡的看法时说道：“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豫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显然，皇太极将金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金朝统治者的汉化政策，忘记骑射训练，与史家所称“金以儒亡”基本吻合。

的确，在金朝的统治过程中一直经历着保持女真传统还是汉化的斗争。熙宗和海陵王对汉文化的接受，决定了金朝的汉化方向。而这一潮流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似乎是无法摆脱的一个现实。金世宗、章宗为限制女真人的过快汉化发起了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但是个人的努力毕竟无法扭转历史发展的进程，最终女真族走向了全盘汉化。

辽金文化

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拓片

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是契丹族的故乡，白山黑水曾是女真族生活的地方。10世纪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本来十分单纯，然而，当它们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建立了可与北宋、南宋争锋的强大王朝时，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它们与其他北方民族一起，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

契丹文字。民国初年，内蒙古巴林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也就是辽兴宗的陵墓。挖掘的过程中，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碑上有一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八百余年，直到此时才重新面世。当时林西县天主教堂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在陵墓里面发现了契丹小字的《兴宗皇帝哀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的《仁懿皇后哀册》。伯希和转载了凯尔温的文章，在国际汉学界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

耶律习涅墓志拓片

文字述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辽宁省博物馆里静静地安放着十五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壮观。1930年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内蒙古瓦林茫哈地方掘开辽圣宗的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这些墓碑。这些石碑经过辗转，最终得以保留在辽宁省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和研究。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书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

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契丹族本来没有文字，他们“刻木为信”。契丹文字分两种，一种是契丹大字，一种是契丹小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五年（920年）创立了契丹大字，之后他的弟弟迭剌又创立了契丹小字。

契丹大字与汉字关系密切，契丹小字是参照契丹大字和汉字的字形结构创制而成的一种拼音文字。现今出土的契丹文字资料以契丹小字为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林鹄

金朝是女真字、契丹字、汉字并行，语言也是女真语、契丹语、汉语并行，所以民族融合的程度要比辽朝更复杂，汉化的程度也比辽朝要深。

与辽朝一样，金朝本来也没有文字，在对外交往中曾采用过契丹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楷书，并参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语言，创制了女真大字。之后金熙宗又创立了一种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创立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编纂的《华夷译语》中就有《女真译语》。女真文字创制以后，契丹文字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才明令废止。

女真文化民间学者 郭长海

《华夷译语》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为通事编写的，就像现在的英汉词典一样，一边是女真字，一边是汉译，一边是发音。

儒学被确定为正统文化。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人的建议，建立“汉城”，仿照中原体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无论是辽太祖本人，还是新王朝，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辽朝建立之初，辽太祖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这一会议决定了辽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线。辽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要以祭祀圣人的方式来更好地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他问：“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应该是谁？”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均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这一建议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意味着，儒家文化被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便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山压小山，大山全无力”，这句辽朝最早的汉文诗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十五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猎骑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辽朝绘画受唐朝绘画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走进辽朝的庆陵，便会发现，里面大幅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

汉人的修史传统也逐渐受到辽朝的重视。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

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地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思维习惯，还是生产方式，包括军事进攻模式等，都是不一样的。但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金朝先后灭掉辽朝、北宋，它虽然仍尽力保持着女真传统文化，但事实上，儒学渐渐在金朝文化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

金代铜坐龙，这是目前发现的金代最早的龙的形象。

金朝始建于1115年，八年之后就实行科举，分词赋、经义两科，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金海陵王时，取消经义科，只考词赋。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儒学也因此最大程度得以发扬，到金章宗时达于极盛。

作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练地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却是汉字。他痴迷于汉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学修养。

金章宗还擅长诗文、书画，所写瘦金体书法形神兼备。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王庭筠和赵秉文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代表。党怀英的篆书和籀书号称天下第一，独步金代，颂扬金太祖武功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即由他篆额。泰和四年（1204年），他书写的“泰和重宝”被铸在钱币之上。

金朝在章宗时期有过一个文化的盛况，章宗本身就是一个汉化很深的人。他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儒家的经典，即位当皇帝之后就大力推行汉文化，像科举取士，他就加大儒家经书的比重。金章宗对中国的文学传统非常推崇，他在位时期就形成了整个社会尚文的风气，整个金朝的文坛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流派，后来被称为“国朝文派”。

佛教文化的繁荣。契丹族和女真族都信奉万物有灵，崇奉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萨满教。契丹族有着拜日的传统，相信巫术，崇拜自然神灵。女真族和契丹族一样对太阳十分崇拜。

随着和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契丹人中。辽朝的统治者大肆崇尚佛教。辽圣宗时期，承天太后萧燕燕每年正月斋戒，举行法会，希望获得赐福。辽道宗本人有着很高的佛学修养，能够自己讲经。每年夏季，他都要和在京的僧众和群臣举行法会，并亲自讲经，“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

僧人在辽代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宋人苏颂出使辽国时记载下了这样的景象：“塔庙奚山麓，乘轺偶共登。青松如拱揖，栋宇欲骞腾。夷礼多依佛，居人亦贵僧。纵观无限意，纪述恨无能。”

辽五京地区，现今留存的佛塔向人们诉说着辽代佛教的繁荣。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现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其中多为实心建筑，表达着人们对佛的偏爱和虔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林鹄

辽朝佛教非常兴盛，超过它之前的隋朝、唐朝，比它之后的金朝、元朝，以及同时期的五代、北宋也要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被契丹征服的汉人、渤海人，把佛教带到辽朝。所以最开始辽朝统治者支持佛教，主要是出于一种利用宗教信仰来安抚被征服者的心理。但是时间长了，辽朝统治者自己也真的信仰佛教了。有了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在辽朝特别兴盛。

在所有的寺庙中，房山云居寺以数量众多的唐辽石经闻名于世，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静琬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六百块经石，与原存《涅槃经》《华严经》，共二千七百三十块经石，合称“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则此四大部经可称之为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京所在，其境内的华严寺即是辽金著名的古刹。建筑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薄伽教藏殿是辽代的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辽兴宗时，完成五百九十七帙，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印，蔚为大观。

位于山西朔州应县城西北佛宫寺内的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完毕，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应县木塔总高约六十七米，其塔高五层，加上上面四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九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五十多种不同的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

木塔内发现的辽代《炽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相》，是目前世界上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木刻版印着色立幅中时代最早、幅面最大、刻印最精的作品，代表了辽代版画的高超水平。

佛教文化在金朝得以延续。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公卿到了寺院后，僧人坐上座。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三十六座，属于律宗一派。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招提、竹林、瑞像四座寺院。

山西应县木塔

残存在今北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而为一，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另外，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在金代时被赐名为“大万寿寺”。

金代雕版印刷技术也比较发达。建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年）的广胜寺因为金代刊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刊刻而成。因发现时广胜寺属于山西赵城管辖，所以这七千卷大藏经被称为金《赵城藏》。卷首刊刻着释迦说法的图像，佛像庄重而豪放，画面疏朗，显现出佛界的博大。

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释废”的历史教训。

金印本《义勇武安王》

佛教对辽金两朝的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辽金时期，幽州、蓟州地区的寺院经济比较发达。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结成社邑向寺院施舍。信徒的施舍和皇帝的赏赐促进了寺院经济的膨胀。一些僧尼利用有利的身份广占田产，利用具有当铺性质的质坊放高利贷，聚敛财富，有些寺院还有奴婢。寺院经济的膨胀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经济的发展。金大定、明昌间大规模放免寺院奴婢，遏制了寺院经济的发展。

丘处机和成吉思汗雪山论道。在金朝，道教开始逐渐繁盛起来，虽然太一教和真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全真教。

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王喆），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将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均奉为经典。这样的融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全真教兴盛的重要原因。

王重阳早年家业丰厚，乐善好施，又文武兼备，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仕途绝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称“王害风”。

全真教中，除王重阳之外，还有著名的全真七子。

大定七年（1167年）的一天，王重阳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住所，从此浪迹天涯，最终来到了山东的宁海，与当地富豪马从义论道，并在这里修建了全真庵。马从义改名为马钰，号丹阳子。之后，王重阳又度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入道。这七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真七子”。

全真七子中，丘处机的贡献可谓最大。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丘处机首先取得金世宗的青睐，金世宗一月内两次召见丘处机，询问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处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惬上意”。这是丘处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桃以示褒奖，又让丘处机主持万春节醮事，还下令在宫庵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喆之像，全真教的影响顿时如日中天。

泰和三年（1203年），刘处玄逝世，丘处机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二十四年。他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贯，不相违逆。

从泰和三年至兴定三年（1219年），丘处机在山东蓬莱、芝阳、掖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凭借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积极影响，使全真教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

丘处机像

丘处机的声望越来越高，对全真教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丘处机不再四处奔波，只在家乡栖霞传道授徒。

此时蒙古已经崛起，蒙古铁骑征讨中亚，并逐鹿中原，与金朝展开激战。

到兴定三年时，一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发出邀请，表面上是向丘处机请教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丘处机全然不顾七十二岁高龄，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出山，拜会成吉思汗，从黄海之滨的山东栖霞前往路途艰难、万里之外的中亚。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丘处机做出这样的行动？

丘处机已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命运已历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身上，为了拯救苍生，为了全真教日后的发展，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必须见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须得到成吉思汗政权的支持。

这在宗教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仙风道骨的丘处机，西行至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行营，面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极为感动，待丘处机为上宾。二人雪山论道。

丘处机循循善诱，成吉思汗频频点头：“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丘处机不仅向成吉思汗传播了长生之道，介绍了全真教的教义，更将“去暴止杀”“济世安民”“仁爱孝道”等主张缓缓输入成吉思汗的头脑，使蒙古铁骑减少了很多杀戮。

这是苍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后继续发展。

当时政治局势非常复杂，蒙古、金还有南宋都在逐鹿中原。全真教在北方的势力特别大，三方都派使者去邀请丘处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丘处机也是经过了反复权衡，最后选择了成吉思汗。

丘处机去见成吉思汗也不能说完全是一种政治交易，他也确实尝试着用道教教义去劝说成吉思汗为民众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劝成吉思汗不要杀生，要免除北方地区的赋税等等。从这个角度讲，他也确有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

别具特色的戏曲和医学。金代的戏剧不仅继承了辽和北宋的艺术特点，而且表演内容更加丰富。金代有杂剧，还有院本和诸宫调。诸宫调是一种首创于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有很多不同的宫调组成。虽然诸宫调的演出已经消亡，《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也无法在现实的舞台上得到再现，然而，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仍在传播，它继承了董解元作品中的许多优秀成果。

著名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都出生在金朝末年。金代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西厢记》

金朝的医学迅速发展。金元四大医家之中有刘完素、张子和、李杲三人生活在金朝。金朝医学形成了以刘完素、张子和为代表的河间派和以张元素、李杲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医学派别的争鸣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刘完素像

辽金文化，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它不像以往人们想象的那样荒芜和不值一提。它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变得璀璨无比。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创造与积淀，更是源自中华民族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的传承。

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宗教、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一起融入广阔博大的中国文明当中，成为历史的传奇。

西夏兴亡

宁夏境内的西夏王陵

11世纪，祁连山麓出现了一个由党项羌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王国——大夏国。因为它位于西部，研究者习惯上称之为“西夏”。大夏国的建立为我国多民族融合和西部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它使西部各政权、各民族逐渐统一起来，为元朝时中国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

然而元朝建立后，在编修前代史书时，只编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未修夏史。西夏的历史只能在《宋史•党项传》《辽史•西夏纪》和《金史•西夏传》中寻觅。一段时间以来，西夏史的研究更多地依靠出土文献，而出土文献相对散乱，且数量较少，加上国内能辨识西夏文字的专家学者较少，所以西夏史的研究很难取得重大进展。近年来，随着黑水城文献的出版，西夏学成为史学领域非常热门的学问，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党项族的起源。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达兰库布镇东南二十五公里的荒漠中的黑水古城，是西夏黑水镇燕监军司的治所。在这里发现了一首记载党项祖先的颂诗：“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据相关专家研究：“弥药”是党项人的自称，“白河”就是今天嘉陵江上游的白龙江，古称白水。党项族原来居住在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一带。“黔首”和“赤面”是指他们脸色黝黑，用红颜料涂面。他们以不同的姓氏形成部落；以牦牛、羊、猪等为食物，并不从事农业，没有任何徭役和赋税；崇尚武力，没有法令，作战时相聚在一起，平时不相往来。部落内三年举行一次聚会，以牛羊作牺牲来祭天。党项人往往长寿，有人能活到一百五六十岁；他们有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内部实行收继婚，但是同姓不婚；部落内八十以上者去世时，亲戚不得哭泣，年少而亡者亲戚则要号啕大哭；死者进行火葬。

内蒙古阿拉善盟曼德拉山西夏时代岩画《牧放图》

党项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始于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党项羌发动叛乱，北周冀州刺史杨文思率兵平息了叛乱。隋朝建立后，党项人不断反叛，均被隋军平息。隋大业末年，今甘肃、四川西北等地的党项诸族强大起来。

党项武士像

党项诸族的强大自始至终有赖于中央王朝的力量，且与他们的大迁徙有关。唐太宗李世民对少数民族采取招抚政策。到贞观六年（632年），党项羌前后内属的人口达到三十万。贞观九年（635年），吐谷浑举部内属时，党项诸部也归降唐朝。党项到唐朝时形成了八个部落。贞观以后，吐蕃势力逐渐强大，邻近的党项诸族不断受到吐蕃攻击。开元年间（713—741年），党项拓跋部要求内迁，得到允准。党项拓跋部和野利部从原来居住的松州迁移到庆州。唐朝设芳池都督府进行管辖。

安史之乱后，为避免被吐蕃役使，从至德年间到永泰元年（756—765年）的十年间，内徙的党项部落进行了第二次迁徙，逐渐集中到灵、庆、夏、银、唐、绥、延、胜等州。这次迁徙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有以野利部为主的“六府部落”、以拓跋部为主的“东山部”和“平夏部”。之后东山部和平夏部因不堪吐蕃侵扰，东渡黄河，进入河东地区的石州（今山西离石）。贞元十五年（799年），又因不堪忍受唐镇守将领的侵扰，再次回到银、夏等地。

唐代诸党项部落中以拓跋氏势力最为强大。后来统一了党项各部落的拓跋氏属于平夏部。其始祖是拓跋赤辞。唐朝末年，其酋长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起义，被唐王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爵号为夏国公，并赐姓李。之后其力量不断壮大，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在唐朝的军事行动中拓跋氏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保存了实力。唐末，拓跋氏达到极盛，兼有定难、保大、静难、宁塞四镇，领有定难、保大二藩镇的夏、绥、银、宥、鄜五州。

唐朝灭亡后，迫于形势，拓跋氏先后归降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继续占有夏州之地。后梁凤历元年（913年），其首领拓跋仁福进封陇西王。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又被后唐封为夏州节度使、朔方王。此后的后晋、后汉、后周继续对夏州政权采用羁縻政策。五代时期，夏州党项虽臣服于中原，但却是一个独立的地方政权。

西夏与辽结盟。位于今陕西横山西北约五十公里的无定河东北岸的统万城遗址，是西夏拓跋氏的治所。

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夏州党项主动向北宋示好，贡奉马匹和牦牛，并主动参与抵御北汉对北宋的进攻。此时李继捧担任留后，夏州李氏政权内部因继承权问题发生内讧。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朝令李继捧入朝。李继捧五月进京，将夏州节度使所辖的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献出，并留居京师。

身为定难军都知蕃落使的李继迁居住在银州，他得知五州之地已归宋朝，采用了亲信张浦“走避漠北，安立家室，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建议，以乳母去世出葬郊外为由，将兵器藏在棺内，率领部众来到党项族聚居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东北）。他出示了曾祖拓跋思忠的画像，借用曾祖的威信，吸引党项拓跋氏部众，积聚力量，以图恢复五州之地。

雍熙元年（984年），李继迁攻占了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取得了对宋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但不久，其驻地地斤泽被宋军击破。之后李继迁联络豪族，积蓄力量，四处出击，不久占领了银州、会州等地，但很快在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北）被宋军击败，损失惨重。

于是李继迁开始谋求与辽结盟，企图借用辽的力量对付宋朝。当时辽宋不断交兵。李继迁在雍熙三年（986年）派遣亲信张浦使辽，请求归附。辽圣宗同意其归附，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不久李继迁向辽请婚，辽以义成公主赐婚。这样夏和辽建立了联盟。李继迁随后加强了对宋的攻势，屡挫宋军。

宋朝则采用赵普提出的“以夷制夷”的策略，起用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及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赐名赵保忠，回镇夏州。李继迁攻下银、绥二州不久，和李继捧发生火并。宋废毁夏州城，并囚禁了李继捧。不久宋真宗即位，李继迁上表修贡，表达了要收回夏州的决心。宋真宗下诏特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并赐名赵保吉。这样丢失了十五年的党项故土又回到党项族手中。

西夏向宋求和。五州之地回到党项族手中，更大地激发了李继迁的野心。咸平五年（1002年），他率军攻占了灵州并建都于此，改灵州为西平府，建造宫室宗庙，设置官衙。此外，他在与宋的交涉中还恢复了绥、宥等边缘七镇，接着占据了西凉府。

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接受了李继迁临终前要求依附宋朝的遗言。景德二年（1005年），李德明被辽朝封为西平王。次年他又向宋进贡，请求和好。宋真宗鉴于巩固内部统治的想法，接受了党项的求和，于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正式签订和约。夏外结辽宋，试图利用双方的矛盾获取更大的利益，同时也使东部边境相对安定，可以解除东顾之忧，专心完成李继迁“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天圣六年（1028年），在元昊的率领下，夏军攻破了甘州回鹘所居的甘州，不久又击败了吐蕃，占领了凉州，从而成就了一方霸业。

李德明在位期间对内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夏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同时夏宋之间设立了榷场，加强了党项人和汉人的经济文化交流。李德明将都城迁移到灵州怀远镇，改为兴州（今宁夏银川）。他虽然没有登上帝位，却为其子李元昊称帝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昊建立大夏国。元昊是德明的儿子。他生于景德元年，小名嵬理。在西夏语里，嵬是“惜”的意思；“理”，著名西夏学者王静如先生认为当为“埋”，即“富贵”之意。“嵬理”也就是“珍惜富贵”。

西夏文青铜短剑

史籍记载，元昊生来俊秀，身高五尺有余，圆脸，高鼻，“性雄毅，多大略”，懂得汉文，也通晓佛学。书案上常有法律书籍，而流行的如《野战歌》《太乙金鉴诀》等兵书更是他的至爱。他平时喜欢穿白色长袖衣服，头戴黑冠，身佩弓矢。他在经略河西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从而显示出勃勃雄心。他对父亲完全照搬中原典制的做法十分不解，要求父亲叛宋自立，建立自己的党项族政权。正是幼时培养起来的雄心，使他成为夏政权的开国之君。

在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壁画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绘画中，都可以看到西夏人髡发的形象。他们头顶剃光，周边留发，与契丹的髡发相似。元昊在即位的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即下髡发令，推行党项传统发式。党项最早披发蓬首，后来迁移到银、夏等地之后，与汉族人杂居，生活习惯渐趋一致，一些党项人开始用汉人风俗结发。元昊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鲜卑拓跋氏，党项人应该遵守鲜卑人髡发的发式，如果有三日内不从的人，众人共杀之。这是元昊即位后处处标榜自己与中原政权不同的一个表现。他还去掉唐、宋所赐的李姓、赵姓，改号“嵬名氏”，更名为“曩霄”，自称“兀卒”（可汗），并以避父讳为由改宋年号明道为显道，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

1033年五月，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营建宫殿。为了表示其既不同于中原帝王，也不同于党项贵族，他仿照吐蕃赞普的服饰，穿着白衣窄衫，毡帽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带。他还规定文官和武官的服饰，并规定平民只能穿青色、绿色的衣服。

西夏文书籍残页

1038年十月十一日，在兴庆府，元昊举行了登基加冕仪式，正式宣告建立大夏国。他追谥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父亲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并封妻子野利氏为宪成皇后，册儿子宁明为皇太子。

西夏文字创制。文字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最能体现元昊强烈民族意识的是他即位后着手创制推行党项民族自己的文字。他命大臣野利仁荣参照汉字创制党项文字，编纂成十二卷，史称“蕃书”，也就是西夏文。

虽然元昊极力表现他的民族性格，但党项和汉族关系颇深，所受汉文化影响很大。李继迁的时候便招揽汉族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李德明时的礼乐仪式基本仿照中原帝制。因此元昊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汉文化的影响。他仿照宋朝官制建立了中央官制，采用宋朝的朝仪，推广仿照汉字创制的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等汉文典籍。首都兴庆府也仿唐宋都城建制。今存于宁夏银川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皇陵也建于元昊时期，其陵寝制度是参照宋陵而作。

庆历和盟。西夏建国后，元昊上表宋仁宗要求承认他的皇帝称号。宋朝自然不愿意承认元昊的帝位，下令削夺赐姓和官爵，停止与夏的互市，并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悬赏重金捉拿元昊。元昊则断绝了与宋朝的往来。双方的局势骤然紧张。

北宋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1040—1042年）的三年中，元昊多次发动了对宋的战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康定元年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之战、次年二月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之战和庆历二年的定川寨之战。三次战争都以元昊胜利而告终。

元昊虽不时叫嚣要直捣中原，但夏宋之间的连年战争使夏财力匮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边界互市的关闭造成夏境内生活必需品奇缺。而夏辽关系恶化，使夏开始寻求媾和。宋朝在经历几场战争后也趋向媾和。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订立了庆历和盟。

合约中，宋朝承认了西夏的实际地位，而元昊以“夏国主”向宋称臣。宋每年赐给夏银、茶、绢帛共二十五万五千，并恢复双方边境的榷场。此后元昊在他的夏国行使君权，与皇帝无异。夏宋的结盟导致了夏、辽关系的瓦解。

元昊在政治上颇有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但他生性多疑、残暴，好杀戮。即位后将曾密谋杀他的母族卫慕山喜一族溺死河中，并杀害了自己的母后和妃子。宋人利用他的这一特点，采用离间之计除掉了他的股肱大臣野利旺荣兄弟。元昊妻妾成群，正式的妻子就有八位。他骄奢淫逸，曾经将太子宁令哥选定的妻子据为己有，还曾将大臣野利遇乞的妻子没藏氏占有。他的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元宵节，太子宁令哥在国相没藏讹庞兄妹的怂恿下，趁元昊酒醉之时，刺伤了元昊。元昊不久去世。如此一代枭雄却没有逃脱宫闱之祸，惨死于自己儿子的刀下。

西夏对汉文化的吸收。元昊死后，西夏进入了没藏氏专政时期。元昊之子谅祚诛杀没藏讹庞之后，开始亲自执政。他首先根据实际情况，去蕃礼，从汉礼。西夏奲都五年（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十月，下令全国范围内停止使用蕃礼，从第二年起用汉族的礼仪接待宋朝使臣。他还整编了原有的十二监军司，更换了军名和驻屯地点，改变了军政合一、各监军司权力过大的状况，并使地方文武官员互相牵制，稳固了统治。此外，他还仿照宋朝官制增设了各部尚书等官制，使西夏官制比元昊时更为完备。对外方面，西夏拱化元年（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吐蕃首领禹藏花麻以西使城（今甘肃定西西南）和兰州（今甘肃皋兰）归降了西夏。后来夏又招服了河州吐蕃等部，进一步统一了中国西部边陲。

西夏永安二年（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乾顺依附辽朝，得以亲政，同时又约好宋朝。对汉文化倾慕已久的乾顺，亲政后大力倡导汉文化。他将都城兴庆府改为中兴府，在“蕃学”之外，建立了国学，教授汉学，推广儒学。他吸取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削夺母党势力，并对皇族进行分封。其结果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但也给政权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此时，宋军不断攻击宋夏边境。西夏元德元年（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乾顺对宋大获全胜，宋不得不接受与夏国议和。北方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南下进攻辽朝。乾顺因与辽的密切关系，屡次出兵援助辽，都遭败绩。乾顺见辽朝灭亡已成定局，答应向金上表，以示归附金朝。乾顺借金朝南下攻宋之机，攻占了金国许诺给夏国的天德、云内等宋朝沿边州城。西夏正德元年（南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与夏因天德、云内等州的归属问题发生战争，最终金朝将陕西北部约数千里地方划给夏国，而天德、云内归属金朝。此后乾顺又用重金从金朝手中得到乐州、积石州和廓州等地。此时夏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疆域。

西夏大德五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年），嵬名仁孝继位，即为仁宗。他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四年，是夏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继位后利用任得敬平息了辽将萧合达的叛乱。西夏大庆三年（南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年），夏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地震，兴庆府余震“逾月不止”，房屋倒塌不计其数，人和牲畜死亡数万。党项族众难以维持生计。次年发生了多次起义。仁宗免除受灾者的赋税，对饥荒严重的地区进行赈济，使受灾民众确实得到救助。同时，他依靠任得敬利用武装镇压和收买瓦解的办法，逐渐平息了韦州、静州等地的起义，最终将蕃部的首领哆讹杀害。

仁宗十分钦慕汉文化，即位之初极力推广中原儒家文化。他在位期间是西夏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西夏人庆元年（南宋绍兴十四年、金皇统四年，1144年）六月，仁宗下令各州县设立学校，又在宫中设立了小学，规定宗室子弟七岁到十五岁必须入学，仁宗和皇后罔氏还亲临指导。次年七月，仁宗仿效宋朝制度，建立太学，亲自主持释祭大礼。同年命乐官李元儒参照宋朝乐书修订西夏乐律。他还尊孔子为文宣帝，命州郡建立孔庙，祭祀孔子。除此之外，他还采取了科举制度，建立内学和翰林学士院，任命王佥等纂修本朝实录。

在圣彼得堡的东方文献研究所中，保存着俄国人科兹洛夫从黑水城遗址盗掘的众多西夏文文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以科学考察为名进入我国西部地区。1908年，俄国将军科兹洛夫听到了关于蒙古黑将军和宝藏的传奇故事，便设法来到居延海之滨的黑水城。黑水城，蒙古语称为哈剌浩特，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他这次虽然没有找到宝藏，却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四百零五种三千多件带回了圣彼得堡。

西夏仁宗在位时，大量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问世，印刷业和出版业得到空前发展。其中诗歌集《月月乐诗》，学术著作《圣立义海》，还有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都是仁宗时雕版印刷的。

经专家研究，《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人骨勒茂才在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编写的一部夏汉、汉夏对译词典。刊本页面23厘米×15.5厘米，文面18.7厘米×12厘米，在夏字旁注汉字音、释义，汉字旁也注明夏字对音。它为我们认识西夏文字提供了方便，是名副其实的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1914年，中国学者罗福成、罗福苌兄弟从俄国人伊凤阁手中得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开始研究西夏文的造字结构，后来他们刊布了这部书。从此西夏文为更多的研究者所解读，西夏文明也就此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西夏写本《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经卷》

西夏刻本《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集》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的史金波、白滨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崧先生将黑水城文献拍照并结集出版，其中很多诸如《文海》《圣立义海》《义同一类》《文海宝韵》等西夏文字韵书我们都可以看到。

西夏佛教的发展。仁宗时，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早在9世纪，与吐蕃毗邻的党项人就开始接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李德明就向宋请求赐予佛经，得到允准。元昊本人就通晓浮图之学。西夏开运元年（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元昊再次向宋请求赐予佛经。元昊立国之初，便大兴土木，建造舍利塔，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高台寺和大佛寺。他还下令每个季节第一个月的初一为圣节，让官员和百姓礼佛。没藏皇后摄政时建造了著名的承天寺，并相继两次从宋朝得到大藏经。谅祚亲政后及秉常初期，也曾两次向宋请求赐经。

秉常和乾顺在位前期，母后摄政，两位梁太后都大力推崇佛教。当时的莫高窟、榆林窟都有西夏佛教信徒前往。西夏天祐民安四年（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梁太后发愿，动工重修了护国寺和其中的感通塔。梁太后去世后，乾顺为给母亲祈福，于西夏永安元年（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修建了甘州卧佛寺。这就是保存至今的位于甘肃张掖市的大佛寺。寺中卧佛长达三十五米，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样子。

莫高窟壁画《西夏王妃供养图》

现今发现西夏时期刻印最早的佛经是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陆文政私人刻印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官刻以西夏人庆三年（1146年）雕印的《妙法莲华经》汉文佛经为最早。西夏天盛十一年（南宋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年），仁宗派使臣到西藏奉迎迦玛迦教派的初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经像到达凉州，被仁宗奉为上师，并组织人力大规模翻刻他带来的佛经。这一时期刻经活动及西夏文佛经的校勘比较频繁。现今保留的西夏文佛经中如《悲华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西夏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宗在大度寺举行盛大的法会。这次法会上施经达二十万卷。辽金两代先后刻有《契丹藏》和《赵城藏》汉文佛经，宋朝刻有《开宝藏》，西夏以《开宝藏》《契丹藏》或《赵城藏》系统校勘，使西夏文佛经的翻译整理更加准确。

仁宗不仅以佛儒治国，还十分注重法治。天盛年间（1149—1169年），仁宗组织人员参照唐宋律令和夏国的风俗习惯，编纂了一部综合性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用西夏文雕版印刷，颁布施行。现在这部法典已经由史金波、聂鸿音、白滨三位先生译为汉文出版。全书二十卷，分一百五十门，一千四百六十条，详细地反映了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西夏灭亡。西夏仁宗之时，政治局势相对稳定，而此时正值辽亡金兴。仁宗对外归附金宋，减少了战争消耗，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西夏人庆三年（南宋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1146年），仁宗从金朝那里获得了德威城（今甘肃靖远）、定边军等沿边城寨。此时夏国的疆域空前扩大，包括了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南部、青海东北部以及新疆的部分地区。如此内外安定的局面为仁宗时夏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桓宗时期继续奉行仁宗时对内休养生息，对外归附宋金的战略，社会经济文化继续发展。此时位于漠北草原上的蒙古族迅速强大起来，对夏国构成了威胁。夏军难以抵挡蒙古军队的攻击。西夏应天元年（南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年），仁宗之侄李安全在罗太后的纵容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了桓帝纯祐，自立为帝，即襄宗。襄宗时，西夏开始走向衰落。

最初，西夏与金联合抗击蒙古军队。1207年，成吉思汗得知安全废主自立后，率兵攻夏，直逼中兴府城下。安全只得向成吉思汗求和。蒙古军队撤退后，安全对金见死不救耿耿于怀。西夏皇建元年（金大安二年、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派兵攻打金夏交界的葭州（今陕西佳县）。夏金关系正式破裂。次年，齐王遵顼自立为帝，即位后一改桓宗附金抗蒙的战略，开始归附蒙古，借蒙古攻金之机屡次出兵攻击金朝，但多以战败而告终。

此时成吉思汗因西征花剌子模而向西夏征兵。西夏国内兵民厌战，不愿出兵。西夏光定二年（南宋嘉定五年、金崇庆元年，1212年），成吉思汗围困中兴府，遵顼被迫逃往西凉府，直至蒙古军退去。这件事情使遵顼开始意识到蒙古的威胁，由最初的一味抗金转为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抗金。但他的这一战略，丧失了金朝的信任，联宋抗金也屡遭败绩。西夏光定十一年（南宋嘉定十四年、金兴定五年，1221年），夏开始归附蒙古，多次出兵配合蒙古军进攻金朝。1223年，遵顼在蒙古军的威逼下，被迫让出皇位。他的儿子德旺继位后，试图反抗蒙古，但在蒙古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不得不请求归降。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西夏黑城子遗址

1225年，德旺希望联合金朝抗击蒙古，并收留了成吉思汗的仇敌乃蛮部屈出律罕的儿子。次年，成吉思汗以此为借口亲率十万大军南下攻夏，蒙古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灭西夏之前，成吉思汗病故，他立下遗嘱，秘不发丧。西夏宝义二年（南宋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1227年），刚刚继位不久的西夏末主李睍献城投降。为了防止生变，蒙古军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将李睍等杀死。西夏灭亡。

西夏享国一百九十年（1038—1227年），远比辽、金两代享国时间长。正是其利用宋辽、宋金之间的矛盾，使自己有了生存的空间。虽然它始终不被宋、辽、金、元视为正统政权，仍需向宋、辽、金三朝称臣，但它与西部各族人民一起吸收汉文化，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西夏文化。西夏政权对于西北的统一也为后来元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国在蒙古军队的铁蹄之下消逝了。虽然它没有独立的一部记载过往的史书，但位于今宁夏银川西部约三十公里的贺兰山麓，屹立着的大大小小约二百多座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向人们诉说着西夏远去的辉煌。

蒙古兴起

成吉思汗像

亚洲腹地，辽阔的草原和无垠的沙漠点缀其中，这里生活着一个伟大的民族——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许多个世纪。骑着骏马，唱着牧歌，赶着牧群，逐水草而居，融入大地与天空，过着天人合一的游牧生活。

历史的脚步常常出人意料。13世纪上半叶，茫茫草原上突然刮起一阵旋风。旋风掠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草原游牧帝国，像一轮太阳跃出历史的地平线。这个游牧政权的缔造者，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蒙兀室韦武士独木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出土。

铁木真坎坷的幼年时光。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出身于蒙古部乞颜氏贵族世家。

蒙古则发源于中国东北，属室韦诸部的一支——蒙兀室韦。

室韦的名称最早见于《魏书》，作“失韦”，与鲜卑、乌桓、契丹等族同属一源，均属东胡系统。而根据新旧《唐书》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蒙兀室韦”的方位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之东，大兴安岭的北端。南宋初年洪皓所著《松漠纪闻》也明确指出，蒙古“即唐蒙兀部”。

无独有偶，14世纪初波斯蒙古伊利汗国宫廷史学家拉施特所编《史集》，也对蒙古族的发祥地做出如下描述：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矛盾，终于引起战争。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经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尔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尔古涅”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

传说中的蒙古人逃难地——额尔古涅—昆，无疑也正是指现在中国东北额尔古纳河以东的山地。

大概自9世纪起，蒙古诸族即开始从兴安岭山地向西面的草原地带迁徙，这一迁徙是逐步渐进式的，其中一支迁到了漠北草原斡难河（今蒙古国鄂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地区（今蒙古国肯特山）。辽金时代，蒙古部曾一度强盛过，出现过部落联盟与联盟首领——汗，并与金朝时常发生战争。但到成吉思汗的祖辈时，随着他的伯祖俺巴孩汗被金人杀害，蒙古部就再也没有出现统一的首领。

12世纪的蒙古草原，群雄林立。除了蒙古部外，还有塔塔儿、斡亦剌、弘吉剌、札剌亦儿、克烈、乃蛮等一系列强大部落，这些部落相互间不断发生战争。

有星的天

旋转着

众百姓反了

不进自己的卧内

互相抢掠财物

有草皮的地

翻转着

全部百姓反了

不卧自己被儿里

互相攻打

——《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是中国第一部由北方少数民族学者撰写的史学与文学名著，详尽记载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历程及蒙古崛起的历史。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是蒙古乞颜部一位颇有实力的贵族。南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1162年），在与塔塔儿部的一次战役中，也速该取得胜利，俘获了塔塔儿首领铁木真兀格，此时正值铁木真出生，于是也速该就以此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以纪念这次胜利。据说，当铁木真挣扎着来到这个世界时，右手紧握一块黑色凝血，这一现象曾被不同史料反复提及，似乎预示这个呱呱坠地的小男孩注定将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铁木真八岁时，也速该把他带到盛产美女的弘吉剌部，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未婚妻是弘吉剌部特薛禅的女儿，比他年长一岁的孛儿帖。铁木真随后就留在了岳父家里，也速该一人独自返回。可不幸的是，在返回途中，也速该被世仇塔塔儿人认出，并设计毒死。

铁木真听到这个消息，迅速回到临终父亲的床边。更不幸的是，当他返回家园时，也速该部众已经分崩离析，铁木真一家也遭到了自己的近亲泰赤兀氏的驱逐。

年幼的铁木真只好在母亲诃额仑的带领下，与几个弟妹一起，到处流浪，自食其力。为了生存下去，铁木真甚至为了一点儿食物，就杀死了自己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显示出其性格中残忍的一面。

几年后，泰赤兀氏怕年龄渐渐长大的铁木真成为后患，将铁木真抓获，戴上木枷，由部众轮流看守。后来靠好心人的帮助，铁木真才侥幸逃脱。

追随王罕与札木合。在饱尝艰辛后，铁木真意识到需要有强有力的首领庇护，才能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返回弘吉剌部，迎娶自己的妻子孛儿帖，并带上从妻家得来的礼物——一件黑貂皮外套，前去投靠父亲早年的安答（anda，蒙古语“契交”之意，相当于盟兄弟）王罕（即脱斡邻），认其为义父。

王罕是当时漠北草原势力最为强大的克烈部首领，曾帮助金朝打败过桀骜不驯的塔塔儿部，被金朝赐予王的封号，与以前的汗号合并，所以被称为王罕。王罕认同了与铁木真的关系，答应为铁木真及其家族提供保护。

不久，厄运又降临到铁木真头上，蔑儿乞人为报十几年前也速该抢走诃额仑之仇，向铁木真突然发起进攻，铁木真骑着马与亲属们仓皇逃入不儿罕山区，他年轻美貌的妻子孛儿帖则被蔑儿乞人掳走。铁木真在不儿罕山向长生天祈祷了三天三夜，然后向王罕请求帮助。王罕答应了他的请求。随后，铁木真又向儿时的安答——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求助。此时的札木合已是草原枭雄，在他旗号下集结了大批追随者。札木合爽快地答应了铁木真，并与铁木真再次盟誓，重申以前的安答关系。随后，铁木真、札木合与王罕兵合一处，翻山越岭，进入色楞格河畔蔑儿乞人的营地。蔑儿乞人仓促应战，很快溃散，铁木真重新夺回了自己的妻子。此后，铁木真即依附于札木合，随其游牧。

蒙古武士像

虽败犹胜的十三翼之战。铁木真并不甘心久居人下，随着他羽翼丰满，势力壮大，逐渐与札木合产生裂痕，并最终脱离了札木合的阵营，建立了自己的斡耳朵，成为汗。铁木真的举动，惹怒了札木合。结果，大约在1190年代，双方爆发了大规模战争。札木合阵营有札答阑、泰赤兀等十三部，铁木真也将所属部众分为十三翼前去迎战，史称“十三翼之战”。此次战役，铁木真虽然失败，但因札木合事后血腥报复，大肆屠杀，许多部众反而又投向铁木真，铁木真的实力又有所增加。

在与札木合决裂后，铁木真与王罕之间也开始出现裂痕。

在一次联合对乃蛮部的战争中，王罕慑于乃蛮部的强大阵势，率领所部不辞而别，将铁木真部暴露在敌人视野之内。铁木真发现情形于己不利，迅速撤兵，又将王罕暴露敌前。结果最终还是王罕遭到乃蛮人袭击，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向铁木真求救。铁木真不计前嫌，派出自己手下最得力的“四杰”（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赤老温）前往救援，才击退了乃蛮追兵。

南宋庆元二年、金明昌七年（1196年），金朝丞相完颜襄率部清剿塔塔儿人，将其打败，铁木真趁机与王罕合兵，在斡里札河彻底击溃了塔塔儿人。事后，铁木真与王罕一起受到金朝嘉奖，获得了札兀惕忽里（ja’utquri）的官位。这只是一个统领之类的小官，但因系金朝所封，大大提高了铁木真在草原诸部的威望。

13世纪初，针对铁木真与王罕，漠北高原形成了以札木合为首的诸部联盟，共推札木合为菊儿汗（众汗之汗）。双方在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附近展开激战，最后联盟被摧毁，札木合投降了王罕。

南宋嘉泰二年、金泰和二年（1202年），铁木真最终铲除了宿敌塔塔儿部，占据呼伦贝尔草原，实力猛增。

凝聚军心的班朱尼盟誓。王罕见铁木真的势力不断壮大，深知如果再不动手的话，自己称霸草原的时代就要结束，于是在其子桑昆与札木合等人的怂恿下，在南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1203年）设下圈套，诱铁木真前来议婚，随后又对其发动突然袭击。结果，铁木真在合兰真沙陀（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境）大败，仓皇逃至班朱尼河边。铁木真环视左右，仅十九人跟随，便大呼谁助他完成大业，十九人齐声响应，誓死跟从。铁木真十分感动，命同饮浑浊的河水，并举手向天立誓：“与我共饮此水者，世为我用！”铁木真的这番誓言深深打动了十九名将士。这就是载入蒙古帝国史册的“班朱尼河盟誓”。后来，十九名将士全部成为蒙古帝国的开国功臣。

随后，铁木真采取诈降策略，麻痹王罕，然后率军奇袭王罕大帐，反败为胜，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克烈部。王罕在逃亡途中被乃蛮边将误杀，札木合则随后投降了乃蛮人。

漠北草原西部的乃蛮部，此时在太阳汗的统治下，见铁木真势力越来越强大，便派遣使臣前往为金朝看守界壕的汪古部，想约请汪古部长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夹攻铁木真。结果，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反倒投降铁木真，并将乃蛮部的阴谋和盘托出。

南宋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1204年），铁木真与乃蛮人决战，太阳汗战死，乃蛮被消灭。札木合在战前即已逃跑，后在逃亡途中，被自己的手下绑赴铁木真处，以不流血的方式被处死。

至此，漠北草原上的诸强邻基本上被铁木真削平，铁木真成为蒙古高原最强有力的统治者。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南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年）在蒙古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年春天，铁木真召集各部贵族那颜，在斡难河源蒙古“根本之地”召开忽里台（蒙古语quriltai，大会的意思），建九斿白旗，正式登上大汗宝座。他所建立的国家，当时被称为也客•蒙古•兀鲁思（Yeke Mongghol Ulus），也就是大蒙古国。出身晃豁坛部族的巫师阔阔出代表上天发言：“如今地上称为古儿罕的各国君主都被你征服，其领土都归你治下，因此你也应该有普天下之汗的尊号。上天旨意，你的称号应为成吉思汗。”于是铁木真就此被尊奉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登基大典》

有关“成吉思”的含义，有很多解释。南宋赵珙《蒙鞑备录》说是译语“天赐”二字，拉施特《史集》则称是蒙古语“坚强有力”的意思。学术界的解释也有很多。像法国伯希和认为来源于突厥语tengiz，意为海洋，成吉思汗意为像海一样广大的皇帝。澳大利亚罗亦果则认为来源于突厥语Chingis，意思为可怕的、强健的。

大蒙古国的制度，有不少来源于草原传统，也有不少是从成吉思汗时代才出现的。

首先是千户制度。十进制的组织形式，在草原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也采用这种编组方式，以千户作为军政合一的基本单位，每个千户组织都有自己的固定牧场，不得擅自迁徙。

此外，成吉思汗还任命木华黎为左手万户，统辖东方诸千户；博尔术为右手万户，统辖西方诸千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豁儿赤也被任命为万户，统辖八邻部三千户等，镇守北方。与千户长性质不同的是，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无行政职权。

《蒙古秘史》与《史集》均保留有千户组织的一份详细名单，不过内容互有出入，总数目为九十五个上下。此前游牧政权的千户组织，大都是以氏族部落为核心组成，成吉思汗时代虽然也有这方面的残留，但更多的千户组织则是在打乱血缘纽带（尤其是那些敌对部族）基础上的重新整合。相当多的千户被成吉思汗分配给自己的亲属，千户及百户那颜（即千户长、百户长）虽然不少由原有的氏族部落首领担任，但他们已不像从前那样对手下有领属权。

“东路蒙古室韦亲军百户所”铜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民族博物馆藏。

“钦察亲军千户所”八思巴文铜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民族博物馆藏。

“称海屯田万户”铜印，内蒙古通辽市博物馆藏。

其次为护卫军，蒙古语称怯薛（keshig）。

在大蒙古国建立前，成吉思汗就有一支包括八十名宿卫、七十名散班、四百名箭筒士在内的护卫军。建立政权后，成吉思汗将这支护卫军扩充到一万名，其中箭筒士一千名、宿卫一千名、散班八千名。由宿卫值夜班，箭筒士、散班值日班，各分四队，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总称“四怯薛”，以四杰（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分任四怯薛长。

怯薛作为大汗亲军，主要负责守卫大汗营地并分管汗廷各项事务，而且还具有政府职能，因此内部分工很细，有火儿赤（qorchi，佩弓箭者）、云都赤（ulduchi，佩刀者）、速古儿赤（sugurchi，尚供衣服者）、博儿赤（ba’urchi，厨子）、必阇赤（bichigchi，书记）、札里赤（jarliqchi，书写圣旨者）等十几种名目。怯薛散班成员从各千户、百户、十户以及平民的子孙中选拔，各级那颜必须将自己的儿子送来服役，不得逃避或请他人代替。怯薛各执事官作为大汗近臣，地位高于千户那颜。

蒙古建国时，成吉思汗的六弟失吉忽秃忽（塔塔儿人，诃额仑养子）被任命为普上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yeke jarquci）。成吉思汗对他说：“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此后，断事官制度成为大蒙古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失吉忽秃忽作为当时的中央最高行政、司法长官，被汉人称为“胡丞相”。以断事官处理政务的制度，在大蒙古国前四汗时期一直得以延续。

札撒（jasaq）在蒙古语中有命令、法令的意思。蒙古建国前后，成吉思汗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训言（必里克，bilik）。在1219年蒙古第一次西征前举行的大聚会上，又“重新确定了训言、法令和古来的体制”，下令将其内容全部写在纸卷上，编订为《大札撒》。

《大札撒》虽然已经失传，但由成吉思汗所确立的治国原则，却为后代所遵守。以后，每当新君即位，或者是朝廷共议国家大事，都要由专人捧出《大札撒》在忽里台上宣读，以示遵照成吉思汗的法则办事。直到14世纪帖木儿帝国崛起，《大札撒》仍然是帝国的行为准则。

分封子弟与部属。“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兄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按蒙古社会家产分配的传统，将所属部民在亲属中进行了分封，为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

其中，他的弟弟合撒儿、合赤温（当时已死，由其子按赤台继承）、铁木哥斡赤斤等的封地在蒙古东部，被称为“东道诸王”或“左手诸王”；他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的封地在西部，被称为“西道诸王”或“右手诸王”；幼子拖雷按照蒙古幼子继承财产的惯例，留驻蒙古本土，继承成吉思汗绝大部分属民、军队。

以后随着蒙古帝国征服地域的扩展，各宗王尤其是“西道诸王”的封土在不同程度上又有所扩大。不过，这些宗王所得到的封地均系游牧地区，新征服的农耕地区，则作为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由蒙古大汗所派驻的政府官员（断事官）管辖。

蒙古起先并无文字，凡是对外发号施令，都是刻木记事。

灭亡乃蛮后，乃蛮太阳汗的掌印官塔塔统阿被俘，成吉思汗见他怀抱金印，问他有何用，塔塔统阿回答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

乃蛮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部族，受邻境畏兀儿人的影响，已经使用畏兀儿文记事。成吉思汗知道塔塔统阿通晓畏兀儿字，就命他教自己的子弟学习。以后蒙古逐渐采用畏兀儿字母来拼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蒙古文，并在以后用这种文字创作出像《蒙古秘史》那样辉煌的著作，这种文字历经几百年发展演变，直到今天仍为中国的蒙古族使用。

有一次，成吉思汗曾和部下探讨什么是人生最大快乐这一带有哲理的问题。他的部下博尔术等都认为，驾着猎鹰，骑乘骏马，穿着好衣，自由自在地打猎，乃是人生的最大乐趣。成吉思汗对这种观点颇不以为然，指出：“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

征服西夏与金。成吉思汗在大蒙古国建立伊始，就把对外发动掠夺战争，为黄金家族攫取财富，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

蒙古政权建立时，军队只有十几万人，但在对外战争中，成吉思汗不断吸收各国归降军队，军队数量得到迅速补充。蒙古人丰富的狩猎经验与成吉思汗卓越的军事才能，使得蒙古军队能娴熟地使用各种战术，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作战能力。当敌军强大时，迅速化整为零，不断骚扰敌军；当敌军疲惫不堪时，又能迅速集中，正面突破。这种战术往往使敌军无法适应，一触即溃。此外，各国先进武器的引进，也使蒙古铁骑如虎添翼，所向披靡。金哀宗在总结蒙古取胜的原因时，曾哀叹道：“北兵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

成吉思汗崛起的时候，蒙古周边四分五裂，已没有军事强国，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统一蒙古高原后，成吉思汗首先将用兵的重点放在西夏。

1205、1207、1209年，成吉思汗连续三次对西夏用兵，其中第三次进攻，西夏主力被打垮，不少城池被攻陷，蒙古军队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以黄河水灌城。西夏国王被迫投降，献女求和，保证年年纳贡，并派军队协助蒙古进行对外战争。后来，因西夏王国拒绝派军随成吉思汗西征，遭到成吉思汗的疯狂报复，于1227年亡国，最后一代君主也身首异处。

西夏归降后，成吉思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金朝了。

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是中国北方大国，刚刚经历世宗、章宗的极盛期。成吉思汗起初行动非常谨慎，不敢贸然进犯，依然按惯例向金朝纳贡。可当他通过契丹降人得知金朝政治腐败、军备松懈、内部矛盾严重时，对金的看法开始转变。

南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1208年），金章宗去世，其叔父卫王完颜永济即位。以前成吉思汗到净州进贡，曾见到过完颜永济，对他的庸碌无能有所了解。完颜永济即位后，遣使传诏蒙古。成吉思汗在跪接诏书前问使者新君是谁，金使告诉他是卫王。成吉思汗当即向南面唾道：“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骑马扬长而去。

完颜永济得到消息，异常愤怒，想要等成吉思汗下次进贡时，埋下伏兵，将其杀死。但消息走漏，成吉思汗宣布与金绝交，并于南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1211年）春大举南下，野狐岭一战，金军主力三十万全部溃散，“金人精锐尽没于此”，由此拉开了蒙古征服金朝的序幕。

蒙金战役

南宋嘉定六年、金至宁元年（1213年），金朝发生政变，皇帝完颜永济被杀，金宣宗即位。此时，蒙古三路大军已将黄河以北地区几乎全部梳理一遍，“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

南宋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1214年）春，蒙古三路大军会师中都城下，迫于形势，金宣宗进献完颜永济女岐国公主及大量金币、大批童男女求和，这位公主因出身高贵，被称为“公主皇后”。成吉思汗满载虏获的百姓、牲畜、财物，退出关外。同年五月，唯恐蒙古铁骑再次南下，金宣宗宣布南迁汴梁，因宣宗的年号为贞祐，历史上称之为“贞祐南迁”。

听到消息后，成吉思汗派遣三摸合拔都、石抹明安率军再次南下，与哗变的金朝乣军合围中都。第二年五月，中都陷落。

南宋嘉定九年、金贞祐四年（1216年），成吉思汗封四杰之一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授予象征大汗权威的九斿白旗，统领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鲁、忙兀五投下军，以及契丹、女真、乣汉各军，以燕、云为前进基地，专门经略金朝。成吉思汗则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方大国——花剌子模。

征服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是位于阿姆河下游的古国，几乎在成吉思汗兴起的同时，花剌子模在国王摩诃末的领导下，也迅速崛起，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

1215年，成吉思汗曾接见过花剌子模使团，并派遣一支庞大的商队回访。不幸的是，这支商队在1218年进入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东面的齐穆耳）时，被贪图金钱的当地长官诬陷为间谍，商队成员悉数被害。成吉思汗派遣三名使者前往花剌子模宫廷质问此事，又被傲慢的摩诃末处死一人，其余两人被剃须后驱逐出境。

花剌子模的野蛮行径，惹恼了成吉思汗。此前，他已派哲别率军进入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西辽帝国，杀死篡夺西辽王位的乃蛮部主屈出律，征服西辽全境。至此，成吉思汗决意全力征讨花剌子模，于1219年夏，亲率二十万大军，兵分四路，开始了对花剌子模的征服战争，历史上也将这次战争称为蒙古第一次西征。

蒙古西征

蒙古第一次西征，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这个新兴帝国，也毁灭了中亚绝大多数繁华的城市。摩诃末在蒙古大军的穷追猛打下，死在里海南岸一个荒凉的岛上。1222年冬，成吉思汗启程东还，并于1225年春回到蒙古本土。由哲别、速不台率领的一支追击摩诃末的分遣队，则深入俄罗斯南部，在击溃俄罗斯、钦察联军后，又攻入克里米亚半岛，随后返回蒙古。蒙古第一次西征至此结束。

大蒙古国的分裂。1227年夏，成吉思汗在灭亡西夏的战争中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此前，成吉思汗的身体已经出现不适，天气也变得酷暑难耐，他的部属曾劝他暂时回蒙古养病，但西夏末代国王的斗志惹怒了他，最终使他奋不顾身地继续进行战争。成吉思汗死后，遗体被秘密安葬在所谓的“起辇谷”，具体地点已成为历史之谜。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境内的成吉思汗陵内成吉思汗灵柩

成吉思汗留给子孙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他希望身后能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儿子来领导这个帝国，把自己未竟的事业发扬光大。不过，成吉思汗的崇高威望，远非他的几个儿子所能企及，结果，当家族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时，产生了激烈争吵。

长子术赤是在成吉思汗最艰难的时候出生的，以后又随其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按理说最有资格继承他的事业。可不幸的是，孛儿帖在生术赤前，曾被蔑儿乞人俘虏过，故术赤血统一直备受争议，“术赤”的意思，就是“不速之客”。因此，当成吉思汗首先向术赤问话时，次子察合台立即跳出来说：“父亲问术赤，莫非是想让这个蔑儿乞人的杂种来继承汗位吗？”术赤勃然大怒，双方撕扯在一起，闹到了要决斗的地步。最后，察合台受到训斥，可他提出来的让三弟窝阔台接班的建议，却最终被成吉思汗采纳。

元太宗窝阔台像

家族内部的分歧，虽然暂时得到缓和，但分裂的趋势，却不可避免。窝阔台即位后，仅传两代，蒙古大汗的位置，就被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系夺去，并由此形成术赤系、拖雷系与窝阔台系、察合台系的对立，庞大的蒙古帝国最终陷入分裂。

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是内陆欧亚游牧集团向外扩张的历史极限。此前，内陆欧亚草原也曾涌现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游牧政权，但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显然都无法与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并驾齐驱。

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也是中国北方游牧政权的延续。蒙古高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游牧王朝的心脏地带，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非常适合畜牧经济与游牧生活，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强大的游牧帝国或联盟，它们与南面农耕地区的中央王朝相互对峙，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政权，促进了北方民族共同体的联合与蒙古民族的诞生。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的挥戈南下，则可视为中国北方游牧政权南下的历史延续。

内蒙古额尔古纳河

蒙古国肯特山

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也曾有过数度入主中原的历史，建立过不少以北方民族为核心的政权，但都没有出现过像元朝那样统一中国的王朝。就奠定中国现有疆域而言，蒙元王朝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多民族的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在此期间得到充分展现。当然，这种统一是伴随着血腥征服与持续破坏而完成的，统一只是其客观后果。

成吉思汗虽然颁布了贯穿他治国理念的《大札撒》，希望子孙能够恪守自己的立国原则，可对子孙后代能否保持他的传统，却怀有深深的忧虑，他曾说：“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实际上，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征服更遥远的地方后，都相继或多或少地背弃了他的传统。继其西征之后，他的儿子窝阔台汗、孙子蒙哥汗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西征，从而奠定了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的疆域，但紧随其后的就是两个汗国的相继伊斯兰化。忽必烈开创的元朝，也因统治中心南迁，迅速地向中原王朝靠拢。

成吉思汗陵中的苏勒德，“苏勒德”为蒙古语，意为徽标。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几十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罗马人花四百年时间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还要多。从太平洋到地中海，蒙古人的铁骑溅起了每一条江河每一个湖泊的水花。蒙古帝国的全盛时期，统治地域几乎相当于非洲大陆的面积。从西伯利亚冰雪覆盖的冻土地带到南亚印度的酷热平原，从大兴安岭松嫩的草原到俄罗斯的草原，东至朝鲜半岛西至巴尔干半岛，都曾经是成吉思汗子孙的领地。

从此，蒙古高原让全世界久久仰望，仰望高原上空那一只雄鹰在展翅飞翔。

元朝与四大汗国图

忽必烈大帝

忽必烈像

大蒙古国在经历四位大汗半个多世纪的统治（1206—1259年）后，终因统治地域过于辽阔，黄金家族内讧不断，彻底走向分裂。在原有蒙古帝国的版图基础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元朝及位于元朝西北的四大汗国，即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其中，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在经长期战争后，于南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占领南宋都城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崖山最后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再次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

那么，元朝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忽必烈为什么要放弃祖先的游牧传统，建立一个立足农耕地区的中国式王朝呢？对他三十四年漫长的统治生涯，后人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的父亲是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拖雷。成吉思汗分配家产时，遵循蒙古幼子守产的古老传统，将大兴安岭到阿尔泰山之间的蒙古本土，以及自己的绝大部分营盘、帐幕、国库、百姓、军队等都留给了拖雷。成吉思汗去世后，虽然窝阔台登上了大汗宝座，可作为“也可那颜”的拖雷却主宰着蒙古的核心地区及部众，这就埋下了拖雷家族日后夺取蒙古大汗宝座的伏笔。

拖雷可以说是黄金家族中的军事奇才，早年随成吉思汗征战各地，立下赫赫战功。窝阔台登基后，兵分三路出击金朝，把其中最为艰险的西路军指挥权交给了拖雷。拖雷指挥的这支偏师，借道南宋，千里奇袭，出现在金朝大后方，让敌人阵脚大乱。南宋绍定五年、金开兴元年（1232年）春，拖雷军以少胜多，在钧州的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二十余万，为灭亡金朝打赢了关键的一仗，拖雷也因这次战役而名声大噪。

可是，没过多久，拖雷就在凯旋北上的途中神秘地死去。据说，当时大汗窝阔台突然染病，萨满巫师说必须由至亲代为祈祷，并喝下下过符咒的水，才能痊愈。结果，拖雷在祈祷上苍，喝下符水后，很快就死去了。拖雷之死由此也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拖雷死后，寡妻唆鲁禾帖尼成为拖雷家族实际上的领袖。

唆鲁禾帖尼为拖雷育有四子，分别为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在她的精心培养下，这四人日后都成为蒙古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1251年，在成吉思汗诸孙之长、钦察汗国君主拔都的鼎力支持下，蒙哥成功夺取政权，成为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古政权从此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的手中。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一年，忽必烈三十六岁。

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闪电河畔的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每到夏季，草甸上就会开满一望无际的金莲花，灿烂夺目。据说金世宗巡幸这里时，见到遍地都是鲜艳的金莲花，于是以“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将这里命名为金莲川。

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元上都前金莲川草原

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长期驻扎金莲川，建立自己的王邸——开平城，开始经营自己的事业。《元史》说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在这里，忽必烈不断从各地招揽人才，组成所谓的“金莲川幕府”。幕府成员庞杂，人才荟萃，既有饱读经书的汉族儒士，也有来自其他行业、民族的精英。正是在此期间，忽必烈不断从各种渠道接触到汉文化，一反此前蒙古贵族轻视汉文化的传统，开始有目的地在中原各地进行一些改革尝试。

忽必烈并不是蒙古统治集团进行汉法改革的第一人。实际上，早在蒙古政权与金对峙时期，就曾出现过一位推动蒙古政权进行汉法改革的人物，他就是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辽朝皇室后裔。父亲耶律履做过金朝尚书右丞，算是宰执级的高官。蒙古攻陷金中都后，耶律楚材受到成吉思汗接见，成为他的侍从，并参加过蒙古第一次西征。

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开始受到重用，领中书省事。当时，蒙古统治集团对如何治理新征服的中原地区感到不知所措，有人甚至建议将居民杀光，把耕地变为牧场。耶律楚材则试图引导蒙古人完成由掠夺者到统治者的角色转换，指出建立行之有效的统治秩序比单纯的掠夺更能为蒙古人带来收益。在窝阔台的支持下，耶律楚材在中原地区开始恢复赋税征收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不过，窝阔台去世前后，耶律楚材遇到擅长理财的色目人的挑战，他的改革事业中辍，其本人也在抑郁中死去。

那么，忽必烈的改革事业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邢州，也就是今河北邢台，在当时是两个蒙古贵族的领地，他们因横征暴敛，造成当地百姓纷纷逃亡，原来的一万五千户人家最后只剩下六七百户。无奈之下，二人只好找到忽必烈，请求代为管理。结果，忽必烈任命自己的手下脱兀脱、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新政大行，一月之内，户增二万，邢州一跃成为当年地方政绩考核之最。

邢州是忽必烈以汉法治理中原的首次尝试，这次尝试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此后，忽必烈又相继在自己的封地关中设宣抚司，在对南宋作战基地河南设经略司，为日后统治中原汉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与此同时，在蒙古政权对外扩张上，忽必烈也开始崭露头角。

忽必烈登基。云南大理城外苍山龙泉峰下，有一条著名的三月街，这里耸立着一块巨大石碑，在苍烟落照中显得异常伟岸，这就是有名的“元世祖平云南碑”。

元世祖平云南碑

中国西南边疆省份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自西汉起就已纳入中国版图。唐代中叶，以乌蛮为主体的南诏政权在当地兴起，统治延续达一个半世纪。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白蛮贵族段思平始建大理国，到蒙古兴起时，大理政权统治云南已近三个世纪。

蒙哥汗即位后，开始实行对南宋的战略大包抄，试图从西南地区寻找南宋防线的突破口。1252年，他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此次攻伐大理，大军据说有十万之众。临行前，谋臣姚枢特别向忽必烈讲起北宋名将曹彬攻取南唐不枉杀一人的故事。第二天清晨上路，忽必烈在马上兴奋地向姚枢喊道：“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南征大军走的路线是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异常艰险，很多时候只能徒步前进。1253年年底，经长途跋涉，南征大军终于抵达大理城。大理城攻克前，忽必烈曾派三名使者进城招降，但都被杀害。攻克大理后，在侍从姚枢、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的劝说下，忽必烈破天荒地没有采取屠城这一蒙古传统的报复手段，而是命姚枢将携带的布帛割裂为旗，上面书写禁止杀戮的命令，遍插城内大街小巷。忽必烈的怀柔政策，使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蒙古大军很快平定了云南各地。

蒙古对大理的征服，使南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但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在分离数百年后，云南地区又被重新统一于中央王朝。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建云南行省，以回回政治家赛典赤为平章政事，进一步加强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

忽必烈的威望与日俱增，逐渐引起兄长蒙哥汗的猜忌。

1257年，蒙哥汗派遣亲信大臣阿蓝答儿、刘太平等前往陕西、河南等地进行钩考，审计忽必烈的财政支出状况。忽必烈手下官员，除个别勋贵大臣外，几乎被一网打尽，忽必烈陷入非常艰难的困境。

在姚枢的劝说下，忽必烈决定屈服，亲自北上觐见蒙哥汗，兄弟二人终于冰释前嫌。不过，经此打击，忽必烈在中原地区设立的各个军政机构都被撤销，失去了总领漠南汉地事务的大权。

1259年，蒙哥汗决心彻底解决南宋，忽必烈重获起用，负责指挥东路军，攻打鄂州。当双方正在激战时，从四川传来消息：蒙哥汗在钓鱼城战死。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忽必烈在几经犹豫后，决定从鄂州战场抽身。在与南宋权臣贾似道议和后，忽必烈率大军急速北上，开始了对蒙古大汗宝座的角逐。

1260年三月初，在部分蒙古宗王、中原汉地官僚士大夫的拥戴下，忽必烈于开平正式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并首次采用汉族王朝的年号——中统纪元。

忽必烈的登基，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博物馆忽必烈登基大典景观

此前的四位蒙古大汗，政治中心都在以和林为中心的蒙古高原，中原汉地只是蒙古帝国的边疆省份。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这种格局开始颠倒过来，中原地区成为蒙古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带，这不可避免地使蒙古政权的性质发生改变。也正是这个原因，史学界一般把1260年作为元朝的开始，虽然元朝作为国号正式出现，是十一年之后的事。

忽必烈即位后，在汉族儒臣的帮助下，对蒙古原有的统治制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

在中央，建立起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为核心的汉式官僚机构。其中，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枢密院与御史台分掌军事与监察大权。忽必烈曾形象地把中书省、枢密院比喻为自己的左右手，而把御史台看作辅助矫正左右手的机构。

在地方，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行省简称省，起先是中书省派出机构，以后逐渐固定为地方行政区划。全盛时期，元朝在全国共设有十一个行省（包括在高丽建立的较为特殊的征东行省）。行省之下，元朝还设有宣慰司、路、府、州、县等各级机构。

诸王之乱。忽必烈的即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乎就在他即位的同时，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哈剌和林附近被拥戴为蒙古大汗。

作为幼子，阿里不哥是拖雷夫妇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掌握着父母留下的大部分蒙古部众与军队。蒙哥出征南宋时，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牢牢控制了蒙古政权的政治中心。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得到蒙哥诸子及蒙古汗廷大臣的普遍拥护，以蒙哥合法继承者的面目出现。

相反，忽必烈数年前就曾因与蒙哥发生冲突而赋闲，只是因蒙古对南宋战事吃紧才重获起用。他拒绝奔赴漠北参加选举蒙古大汗的忽里台，在开平另起炉灶，偏离了蒙古本土选举大汗的政治传统，这对维护他正统大汗的形象是非常不利的。

面对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首先争取到另一个弟弟旭烈兀的支持。此时，旭烈兀正主持蒙古第三次西征，前锋已逼近埃及。得知蒙哥去世后，他迅速撤军东归，途中遇到忽必烈的来使，承认他在阿姆河以西的权利。旭烈兀于是留在当地，建立起承认忽必烈宗主地位的伊利汗国。

蒙哥去世后留下的四川蒙古军将领，大多倾向拥护阿里不哥。为了斩断阿里不哥的右臂，忽必烈紧急派遣廉希宪等人赶赴陕西，设计杀死拥护阿里不哥的蒙古将领。驻守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帅浑都海被迫西撤，与阿里不哥南下接应的阿蓝答儿军会合。中统元年（1260年）九月，双方在甘州东删丹附近的耀碑谷发生激战，浑都海、阿蓝答儿战死，川陕地区被牢牢控制在忽必烈手中。

伊利汗国旭烈兀汗与脱古思哈敦

漠北地区是双方的主战场。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忽必烈几乎调动了他所有的精锐部队。战争进行得非常残酷，和林不仅得而复失，战火还一度烧到了大漠以南。中统二年（1261年）十一月，昔木土脑儿一战决定了阿里不哥失败的命运。此后，阿里不哥的处境每况愈下。四年后，走投无路的他被迫向忽必烈投降。

阿里不哥汗位之争，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造反或叛乱。中国有句古话，“成者为王败者寇”。阿里不哥归降时，忽必烈曾得意地问过他们之间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回答说：“从前我对，现在你对。”这也可算作他对那句中国古话所作的蒙古式阐释吧。

忽必烈没有想到的是，阿里不哥的投降，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海都，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嫡孙，一直在关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阿里不哥投降后，他继之而起，扯起反对忽必烈的大旗。同阿里不哥相比，海都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挑战者。他不仅复兴了衰落的窝阔台汗国，成功地控制了察合台汗国，甚至还将西面遥远的钦察汗国也联合到自己的旗帜下。

至元六年（1269年）春天，成吉思汗三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系代表在塔剌思草原举行忽里台大会，成立了共同反对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系领导下的元朝与伊利汗国的联盟。这次会议成为蒙古帝国最后走向分裂的标志。从此，忽必烈永无安宁之日，越来越多的蒙古宗王站出来向他发起挑战。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当忽必烈为对付海都等西北诸王殚精竭虑的时候，东道诸王首领乃颜，领导成吉思汗三位弟弟的后裔，在东北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年逾古稀的忽必烈，不得不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平叛。虽然乃颜很快战败被杀，叛乱逐渐平息，但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之乱，直到忽必烈去世也没有得到解决。

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向忽必烈发起的挑战，并非仅仅是在争夺蒙古大汗的宝座，双方在意识形态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塔剌思大会后，西北诸王曾派使臣入朝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尊用汉法，何故？”这些蒙古宗王认为他们才是成吉思汗《大札撒》的恪守者，而忽必烈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背离者。

李璮之乱。在与蒙古宗王的征战过程中，中原地区的社会稳定与人力、财力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可就在中统三年（1262年）初，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大战方酣时，中原地区也发生了针对忽必烈的武装叛乱——李璮之乱。

蒙古进入中原后，因兵员不足，常常驱使汉人武装为其效力，因此在中原地区逐渐涌现出不少半独立的地方军阀，其中比较强大的有真定史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益都李氏、济南张氏等。这些地方实力派，往往子承父爵、兄终弟及，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当时被称为世侯。其中，山东益都李氏集团，脱胎于金末活跃于此地的红袄军，创始人为李全，李璮是这一集团的第三代领导者。

李璮与蒙古政权的关系，应当说是非常亲密的。他的岳父兼重要谋士王文统，是忽必烈中枢机构——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奠定了元初立国的规模。另有两位妻子来自黄金家族，是东道诸王首领塔察儿的妹妹。因辖区靠近南宋，李璮多次以抵抗南宋为由，拒绝服从蒙古的军事征调。当北方战事激烈进行时，李璮趁机发动叛乱，并很快占领了济南。

不过，李璮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原先设想的各路诸侯群起响应的局面没有出现，南宋援军也没有及时赶来。相反，忽必烈却及时组织了庞大的讨逆军，将他死死围困在济南城内。

孤立无援的李璮，在最后一次企图突围失败后，自沉于大明湖。不过，他并没有淹死，而是被元军打捞上岸，凌迟处死。

李璮叛乱虽然很快被平定，但对忽必烈的震动却很大。以真定史天泽为首的汉人世侯为摆脱干系，纷纷请求解除兵权。忽必烈趁机下令废罢各地世侯，实行地方官三年一任的迁转法。多年来危害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势力终于被铲除了。

李璮之乱，使忽必烈对长期倚重的汉人产生严重的猜忌心理，深受信任的平章政事王文统被捕，与儿子一同被处死，与王文统有关的汉人官僚，忠诚度都受到怀疑。相反，回回势力则开始抬头，他们对忽必烈说：“回回人虽然贪财，但不像汉人那样敢于谋反。”忽必烈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色目人，对汉人则采取既使用又防范的政策。这种政策最后发展为有名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制度。

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忽必烈在应付各种内患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实现前几代大汗灭亡南宋的夙愿。只不过，在内乱未平息前他尚需等待时机。

南宋景定元年、元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忽必烈派出以郝经为首的使团，出使南宋。这次出使，既是为了通知南宋朝廷，自己登上蒙古大汗宝座，同时也是为了让南宋兑现之前在鄂州的承诺。可惜的是，郝经一行在扬州被南宋权相贾似道无故扣押，而且一待就是十几年，成为元人心目中的“苏武”。郝经被扣，成为日后忽必烈南下伐宋的一个重要口实。

至元八年（1271年），在汉族儒臣的建议下，忽必烈取《周易》“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宣布建国号为“大元”。

实际上，就蒙古人而言，大元国号的产生，并无特别的意味。所谓大元，就是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的汉式表达。早在蒙古国时期，就已出现了“大朝”的称谓。元本身也是大的意思，“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与此同时，忽必烈的第二个年号“至元”，取的也是相同意思。此后，蒙古语官方文书在书写国号时，常常将二者叠加，出现了“大元大蒙古国”的称谓。

南宋景定二年、元中统二年（1261年），南宋将领刘整投降后，提出了中间突破、先取襄樊的伐宋方案，最终被忽必烈采纳。南宋咸淳三年、元至元四年（1267年），随着元军突入襄樊西部的安阳滩，长达六年的襄樊战役拉开了序幕。

襄樊即襄阳与樊城，是夹汉水而建的两座城池，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在此苦心经营十余年，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线。

为了能攻克襄樊，元军采取加筑城堡、训练水军等手段，逐渐扫清襄樊的外围据点。在元军的步步紧逼下，襄樊对外联络全部被切断。南宋从各地紧急调动了大量军队前来解围，但都不见成效。到南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1272年）年底，元军攻克樊城，第二年三月，困守襄阳的南宋守将吕文焕投降。襄樊战役至此结束。

襄樊战役的胜利，使元军在南宋正面防线中间成功打入一个楔子，南宋的败局至此已无法挽回。

南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开始了灭亡南宋的最后战争。在降将吕文焕等的引导下，南宋沿江守将纷纷投降，元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临安城下。南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宣布投降。三年后，南宋的残余势力在崖山全军覆没。

至此，元朝再次缔造了中国的大一统，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再次在神州大地出现。

不过，如此巨大的历史意义，恐怕是忽必烈本人也想象不到的。为了应对那些对他地位合法性的质疑，他必须以祖父成吉思汗为榜样，为黄金家族继续开疆拓土，掠夺财富。

两次征日失败。南宋灭亡标志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重现，同时又成为忽必烈新的征程的开始。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一个个被列为他的征服目标。

可惜的是，幸运之神不再眷顾忽必烈，他的好运就此发生逆转，上述征服行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利，而尤其使他难以释怀的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征日的惨败。

蒙古兴起时，日本正处于镰仓幕府的统治之下。

忽必烈即位，顺利解决高丽问题后，即将目光投向日本。

从至元三年至十年（1266—1273年），忽必烈先后五次派出使臣赴日招抚，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领而回，于是引发了至元十一年（1274年）的第一次征日。此次征讨，大军虽于今九州福冈附近博多湾等处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最后无功而返。

第一次征日并未使忽必烈灰心，此时他正密切关注南宋战事，于是继续派使臣前往日本招抚。这次幕府终于有了明确答复——将来使全部斩首。当消息传到大都时，忽必烈终于被激怒了，一个专门对付日本的机构——征东行省建立起来了。

至元十八年五六月间，两支庞大的远征军驶向日本：一支从合浦（今韩国马山）出发，由第一次征日主将忻都率领，共四万人，战船九百艘；一支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等率领，共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可到八月初，台风再显神威，彻底摧毁了元军战舰。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

这是忽必烈一生从未遭受的惨败，使其颜面尽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此后，忽必烈虽然又先后三次重组征东行省，但终其一生，再也不能派出一船一卒，因为庞大的征需已使百姓不堪重负，国家财政岌岌可危。

日本则因两次抗元均借助了台风之力，炮制出所谓“神风”之说，太平洋战争后期出现的“神风突击队”即源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晓

元朝第二次征日失败，原因很多。就日本而言，有了第一次战争经验后，幕府早已在九州沿海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各地精锐武士云集于此，以逸待劳，严阵以待。相比之下，元朝则显得准备不足，比如，当元军请求忽必烈为远征军配备足够的战马、火器时，忽必烈竟以海战不需此类装备为由予以回绝。对征日统帅，忽必烈也未慎重考虑，以致将领之间战前矛盾重重，无法协调统一指挥，在鹰岛迟滞达一月之久，失去了最佳战机。更为致命的是，因军事征调期限很严，远征军不少战舰系没有龙骨、只适合内河航行的平底船改建而成，日本九州海下考古发现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以这样的战舰越海奔袭日本，会留下巨大隐患，在台风来袭时不堪一击。所以说，所谓的“神风”之威，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元朝自身原因造成的。

重用理财大臣，发行纸钞。连绵不断的战争，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也使元朝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儒臣民为国本、顾惜民力的说教，显然无法让忽必烈回心转意。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忽必烈的目光开始转向善于聚敛财富的色目理财大臣。其实，早在李璮之乱、汉人的忠诚度受到怀疑后，忽必烈重用色目人的倾向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中统元宝交钞”纸币

“至元通行宝钞”纸币

忽必烈重用的第一个理财大臣为阿合马。

阿合马是中亚费纳客忒人，后被蒙古西征军掳掠到蒙古，成为察必皇后陪嫁过来的家奴。忽必烈即位后，阿合马因掌管钱谷有方，开始崭露头角。至元元年（1264年）成为平章政事，至元十九年（1282年）成为左丞相，主持帝国财政达二十年，权倾朝野。忽必烈非常欣赏他，认为“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当时在中国旅居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久闻阿合马大名，对他有详细记述：“在所有人中，他是大可汗所最喜悦，最有权力和威势的人。”

阿合马的横征暴敛与专横跋扈，遭到汉族儒臣的强烈抵制，也引起不少蒙古权贵的嫉视，矛盾终于爆发了。

至元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中午，有人带来通知，命阿合马率大都留守官员前往东宫迎候太子。阿合马不敢怠慢，急忙率全体官员前往东宫南门外迎候。此时，忽见一队人马赶来，有一个似太子模样的人在马上指挥。阿合马随即被召到跟前说话，突然有一人出来用铜锤打碎了阿合马的脑袋。紧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中书左丞郝祯被杀，右丞张惠被抓。

这就是震惊朝野的阿合马被刺事件。除了汉文史料外，《马可•波罗游记》、拉施特《史集》对事变经过都有详细记载。

正在上都的忽必烈得知阿合马被杀，极为震怒，主谋王著、高和尚等被剁为肉酱。不过，当时许多人对王著的行为拍手称快。官员王恽撰写了《义侠行》，称王著“义烈”。忽必烈也很快省悟阿合马的所作所为，下令清洗阿合马的亲属余党，把阿合马剖棺戮尸，纵放恶犬啃食阿合马的尸体。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阿合马死后，忽必烈起用的第二个理财大臣为卢世荣，这主要得力于吐蕃人桑哥的推荐。

桑哥早年师从国师胆巴，会好几种语言，在忽必烈身边担任通事多年，深受信任，曾受命率领大军入藏平叛，显示出非凡才干。当管理全国佛教与吐蕃地区事务的总制院成立时，桑哥又被任命为首任院使。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年底，卢世荣正式被任命为中书右丞，不幸的是，当政仅半年，卢世荣就重蹈阿合马覆辙。两年后，桑哥终于走上前台，开始新一轮的财政改革，其中最有影响的两件事是更定钞法与钩考钱谷。

元朝建立后，行用的是中统宝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正式颁行至元宝钞，从二贯到五文共十一等，与中统钞通行，二者兑换比率为一比五。新钞的发行，使财政状况有所稳定。

钩考钱谷就是审计官府历年所欠钱粮。大权在握的桑哥为此不惜动用酷刑，引起统治集团内部许多人的不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各种势力的围攻下，桑哥遭罢免，并很快被处决。至此，又一个理财大臣被忽必烈抛弃。

在与理财大臣的政争中，太子真金始终是反对派的有力支持者。真金的名字，是忽必烈早年倚重的高僧海云为他取的，寓意是“真金不怕火炼”。

察必皇后共为忽必烈生下四个儿子。因长子早死，次子真金在至元十年（1273年）被立为皇太子，逐渐形成以他为核心的东宫集团。这是蒙古统治者首次引进汉族王朝的太子制度，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黄金家族重蹈覆辙，再次陷入争夺皇位的内战。

阿合马、卢世荣等理财大臣倒台后，真金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有位来自南方的监察御史上书，指出忽必烈年事已高，应该让位给太子。史书没有留下这位官员的姓名，但他显然捅了天大的娄子。御史台官员紧急磋商，想将此事捂住。可不幸的是，最终还是让忽必烈知道了。深陷黄金家族内争的忽必烈，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也会牵连其中，暴怒不已。虽然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可在恐惧中煎熬的真金已经死去。

察必皇后

真金的去世，对汉族儒臣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设想一下，如果真金能在忽必烈百年之后顺利继位，元朝的统治政策又会走向何处呢？可惜，历史无法假设，更无法走回头路。

忽必烈去世。为应付财政改革与黄金家族挑战而殚精竭虑的忽必烈，不知不觉中已步入暮年。

年逾古稀的忽必烈，身体越来越肥胖，足疾也越来越严重。在他身上，当年跃马扬鞭、充满活力的身影已不再现。朝廷大臣现在已越来越难见到他。忽必烈平时深居简出，主要通过亡妻的妹妹南必皇后向外发号施令。察必皇后为他生下的四个儿子都已先他而去，忽必烈似乎又回归了蒙古传统，索性不再立太子，让古老的忽里台去决定一切。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二十二日夜，一代大帝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岁。两天后，在百官的簇拥下，他的灵柩由健德门北上，最后与成吉思汗等蒙古历代大汗一样，安葬于漠北神秘的起辇谷。

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蒙古帝国分裂后，蒙古人建立的西北诸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相继走向伊斯兰化的道路。忽必烈开创的元王朝，也偏离游牧帝国的发展轨道，向中原汉族王朝靠拢。正如法国蒙古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尽管忽必烈汗——成吉思汗的孙子——征服了中国，但他本人首先就已经被华夏文明所征服。”

不过，同北魏孝文帝激进的汉化改革不同，虽然汉族儒臣一直致力于把忽必烈塑造成传统的中国皇帝，可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充满了折中主义色彩，在有条件地吸收汉文明的同时，又顽强地保持了游牧民族的多数传统，即所谓的“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其结果是，激进的汉人认定他的汉化程度远远不够，保守的蒙古人却认为他已走得太远。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基本延续了他的这种摇摆政策。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建立历代帝王庙，把忽必烈与他亲自选定的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放在一起祭祀。虽然他很讨厌胡人，可也把忽必烈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君主之一。

两都巡幸

蒙古大帐

1206年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后，在怯绿连、斡难、土兀剌三河之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四大斡耳朵，这时候，蒙古帝国还没有正式意义上的都城。直到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后，1235年始在蒙古高原鄂尔浑河畔兴建哈剌和林城，作为帝国的首都，此后历经贵由、蒙哥两位大汗，相沿不改。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蒙古政权的统治中心南移，以大都、上都为核心的两都巡幸体制开始确立。上都和大都，两座城市曾经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13世纪开始，元朝靠着这两座城市构建起了它基本的政治制度。元朝的每一位皇帝都要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巡幸：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返回大都。如此往复，年年如此。大都和上都，两座都城构成了元帝国两大神经中枢。

忽必烈营建上都。上都位于今天内蒙古正蓝旗的闪电河附近。1251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即位后，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忽必烈来到漠南后，将牙帐驻扎在桓州、抚州之间的金莲川，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

此时的漠南草原，因蒙、金战争，原有州城大都遭到破坏。为安顿幕府人员，忽必烈于1254年先行重建抚州城，1256年，命谋士刘秉忠在附近选择合适的地点建立新城，刘秉忠选中桓州之东、滦水北岸地势平坦的龙冈作为新城基址。

刘秉忠是忽必烈早年最重要的谋士。他早年在家乡邢州担任吏员，后出家为道、为僧，博学多才，于易经、天文、地理、律历、奇门遁甲之术，无不通晓。后被高僧海云推荐给忽必烈，受到重用，为元代立国规模的奠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上都、大都城的规划，都出自其手，可称得上是元代都城建设的总设计师。

1256年新城破土动工时，忽必烈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命道士王一清连续做法事五昼夜，并命王一清与王府官员李宗杰前往各地，将金龙玉册投于岳渎等名山大川，今天我们在河南济源的济渎庙仍可见到当时保留下来的碑记。

新城的建设总共花费了三年时间，到1259年才最后完工。这座屹立在草原上的新城，被命名为开平。元朝建立后，确立两都之制，开平府在中统四年（1263年）正式被命名为上都。

近数十年，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上都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上都城由宫城、皇城、外城组成。

最核心的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北位置，略呈长方形。东西宽约五百七十米，南北长六百二十米。城墙高约五米，下宽十米，上宽二点五米。东、南、西正中各设城门一座，其中南面的御天门最为重要，是元朝皇帝发布诏令的场所。直到19世纪末，御天门仍保存比较完好，俄罗斯探险家波兹德涅耶夫（A.M.Позднеев）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的探险队都曾拍下较为清晰的照片。现在只剩下门洞两侧的巨大台基，还能让人推想御天门当时雄伟壮丽的景象。

宫城内宫殿建筑很多，见于记载的有洪禧殿、水晶殿、隆德殿、玉德殿、崇寿殿、香殿、大安阁、万安阁、穆清阁、仁寿阁、宣文阁、睿思阁等，其中最重要的建筑为大安阁。

大安阁的建筑材料取自宋代汴京的熙春阁。开平城竣工后，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下令将熙春阁整体拆迁，运往开平，建造大安阁。大安阁的格局，几乎完全仿照熙春阁，只是略有损益。元代著名宫廷画家王振鹏曾有写实画作《大安阁图》，但很可惜的是，此画已经失传。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皇城东墙遗址

汉白玉螭首，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出土。

大安阁作为上都宫殿群的最重要部分，宏伟壮丽，元代皇家重要典礼，如元成宗、武宗、文宗、顺帝的即位典礼与忽里台，都在此举行。南宋灭亡后，小皇帝被送到上都，忽必烈也是在大安阁举行的受降仪式。

宫城外为皇城，在整个城市的东南角，大体呈正方形，边长约一千四百米。墙身残高约六米，下宽十二米，上宽二点五米，其中东墙、南墙与外城东、南一部分城墙重叠，这与汉族都城呈同心圆的建筑风格略有不同。皇城六座城门，南北各一座，东西各两座。东南城墙城门与外城完全重叠。

外城大体上也呈正方形，边长约两千二百米，现存城墙遗址高约五米，下宽十米，上宽二米。除与皇城重叠的城门外，外城城门另有四座，其中北墙二门，西墙与南墙各一门。

为适合蒙古族游牧的特点，元朝还在上都城外建立了昔剌斡耳朵等建筑。

昔剌斡耳朵（Sira Ordo）是蒙古语黄色宫帐之意。早在窝阔台时期，就曾在驻夏地建立过可容纳千人的昔剌斡耳朵，这种帐殿的外形是游牧民族常见的帐幕样式，但是固定的。因上面覆盖毡子等织物，在元代又被称为棕毛殿或棕殿。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沿袭蒙古旧制，在上都城外也建立了昔剌斡耳朵。此外，上都城外还有庞大的蒙古式建筑群——伯亦斡耳朵，有龙光殿、慈仁殿、慈德殿等建筑。元朝皇帝在上都巡幸期间，常常在这些斡耳朵举行诈马宴、接待外国使臣等。

汉白玉石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草原出土。

20世纪90年代初，上都遗迹附近的羊群庙乡奎树沟村北又发现元代墓葬遗址，出土了三座大型汉白玉石雕人坐像，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现在一般认为，这三座雕像，与至顺二年（1331年）文宗时代权臣燕铁木儿祭祖活动有关。

元上都的建筑布局既体现了汉族传统的城市布局观念，也考虑到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点，是一座富有特色的草原城市。

兴建元大都。今天的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建城历史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燕国古都蓟。

契丹族建立辽朝后，向南渗透。936年，包括今天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之地，被石敬瑭割让给辽朝。辽朝于此建南京（幽都府，后改称析津府），成为辽五京之一。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兴起后，于金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今天的北京，定名为中都大兴府。

蒙古兴起后，金朝被迫南迁，蒙古军队于1215年占领中都，恢复旧称——燕京。此时的燕京，经战火摧残，已残破不堪。蒙古在此建立燕京行省等机构，成为当时蒙古统治华北地区的中心。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蒙古帝国形势发生巨变，燕京的地位才发生根本转变。

1259年蒙古第四代大汗蒙哥去世后，1260年三月，忽必烈于开平即位，随即与留驻漠北的弟弟阿里不哥之间爆发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燕京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军事基地的作用，许多物资、军队都在这里集中，然后运往北方。

由于蒙古旧都哈剌和林被阿里不哥占据，忽必烈政权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不少人向忽必烈建议，选择燕京作为新的都城。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燕京正式恢复旧称——中都，而在前一年，忽必烈的王府开平已被命名为上都，至此，两都巡幸制的雏形开始出现。

有鉴于燕京城屡经战火、残破不堪，忽必烈决定在城外选址，营造一座新城。

实际上，早在忽必烈即位初，他就经常驻跸于燕京城外东北郊原金朝残存的几处离宫。至元元年，忽必烈下令翻修琼华岛上包括广寒殿在内的前金离宫建筑。第二年十二月，他还命工匠制造了用来盛酒的渎山大玉海，安置在广寒殿内。此后，附近各处宫殿楼阁陆续开始兴建。

渎山大玉海由整块玉石雕琢而成，体形庞大，可盛酒三十余石。元朝灭亡后，渎山大玉海历经沧桑，后来被京城某处道观用来作腌菜的坛子，直到清朝乾隆年间重新发现后，才被移置于北海团城承光殿前亭子内，成为元朝建设大都城的历史见证。

同上都一样，大都城的总设计师也是刘秉忠。

刘秉忠选定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丁未为黄道吉日，新城建设在这一天正式破土动工。至元九年（1272年），元朝将新城命名为大都，至此，两都制由原来的中都、上都改为大都、上都。至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建设基本完工。原来的中都旧城，虽在大都城外，也成为大都的组成部分，被称为旧城或南城。

至元二十年（1283年），城内基本设施修造完备后，元朝正式开始了旧城政府机构、税务机关与商铺等搬迁工作。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朝建立管理大都城的机构——大都路总管府与留守司。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旧城居民也开始大规模搬迁进城。大都城的建设，历经十多年，至此基本告一段落。

三头六臂两足——元大都的城市布局。由于大都城被完全现代的都市——北京城所覆盖，除北城一段土墙即今天所谓的“土城”被开辟为元大都遗址公园外，我们已很难寻觅大都城的踪迹。

龙纹石栏板，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卧狮石雕像，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大都的考古调查工作，主要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配合北京城市改造进行的。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先后勘查了大都的城郭、街道和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建筑基址。

大都北面城墙和东西两面城墙的北段，虽在明清被废弃，但地面上仍存有遗迹；东西两面城墙的南段，与明清北京城的东西墙一致；南面城墙的位置，在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南墙在靠近庆寿寺双塔（即海云、可庵二师塔）的地点，稍向外弯曲，以便绕开双塔。

经实地勘测，大都全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长约两万八千六百米。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基部宽达二十四米，基宽、高、顶的比例为3∶2∶1。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描述大都城墙说：“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这与现在实测的比例很接近。

大都外城共有十一座城门，其中东西南三面均为三门，北面只有两门，这与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对称的布局很不相同。据元人长谷真逸《农田余话》记载，这应当是刘秉忠附会中国神话人物哪吒三头六臂的结果，也就是说，南面三门象征三头，东西六门象征六臂，北面二门象征二足。

北京元大都和义门遗址

1969年夏，北京城区在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根据门洞内的题记，表明它是在1358年加筑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门的构筑采用了当时的新技术，如改“过梁式”木构门洞为砖券门洞，添设灭火设备以弥补木质城门的缺陷等。

大都皇城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

宫城偏居皇城东部，它的南门（崇天门）约在今故宫太和殿的位置，北门（厚载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其夯土基址已经被发现。东、西两垣约在今故宫的东、西两垣附近。

宫城的主要建筑分成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面以延春阁为主体，其中又以大明殿地位最为重要。元朝政府一切重大仪式，如皇帝即位、元旦朝贺、万寿节祝寿等，几乎都在此举行。大明殿后面的延春阁，比大明殿还要高，元朝统治者经常在这里举行佛教与道教的法事活动，也在这里举行宴会。

宫城西面是以万岁山（又称万寿山，今北海琼岛）和太液池（今北海与中海）为中心的西苑。太液池的西面，另有两组规模较大的宫殿建筑，靠南为隆福宫，靠北为兴圣宫。

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一致，经过探钻，在景山以北发现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遗迹，宽达二十八米，应当是大都中轴线上大道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大都的钟鼓楼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位于中轴线偏西，即今天的旧鼓楼大街。这与后来明清的北京城不同。

大都皇城

大都的街道布局，非常整齐。勘查结果表明，在南北向主干大道东西两侧，等距离平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二十五米左右，胡同宽约六七米。今天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和胡同，仍可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

今天北京城区常见的胡同一词，来自蒙古语huddug，原意为井。从元代出现这个词后，明清两代北京城的街道多以胡同命名。

各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大都城内的建筑，经明清两代沧桑巨变，保存下来的已不多，其中多为宗教遗存。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大都兴建了不少宗教建筑。

万松行秀为北方禅宗领袖，也是大蒙古国时代政治家耶律楚材的老师，他的灵塔至今仍矗立在北京城内的砖塔胡同，砖塔胡同的名字，即由此而来。另一位禅宗领袖海云印简及其弟子可庵智朗的灵塔所在地——庆寿寺双塔，因位于后来的长安街上，在城区改造时被拆除。

元代大都敕建寺院众多，多为藏传佛教风格。今天北京著名的白塔寺，在元代名大圣寿万安寺，寺中的白塔，为忽必烈在位时由尼泊尔著名工匠阿尼哥设计建造。白塔寺作为俗称，当时已经出现。类似敕建寺院的俗称，还有青塔寺、黑塔寺等，今已不存。

大都道教宫观也很多，今天北京的白云观，是元代全真道总部大长春宫的一部分。除全真道外，北方的大道、太一道，南方的正一道及其支派玄教，在大都都设有道观。东岳庙的张留孙碑，由著名文学家赵孟頫撰文，详细记载了玄教教主张留孙的生平。

除佛教、道教外，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大都也非常盛行。

今天的房山，发现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景教十字寺碑。景教为基督教的一支，在元代称为也里可温教。牛街礼拜寺保留的阿拉伯文石刻，记载了艾哈迈德•布尔塔尼与阿里•依玛顿丁二人元初来大都传教的事迹，二人分别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与至元二十年（1283年）去世。

完善的城市供水系统。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交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大都常年居住人口四五十万，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中世纪的一座国际大都会。然而，这一切的正常运转都源于元大都一项重要的规划设计，那就是水系。

元朝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大都的城市供水系统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由高梁河、海子（又称积水潭）、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一条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

在制订元朝历法——《授时历》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大都漕运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博物馆内的元代天文台景观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实际探测的基础上，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引昌平白浮泉水入城连接通州运河的建议，得到忽必烈的批准。第二年秋天，工程正式启动，一年后全部完工，整个通惠河水系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又一百四十步，解决了沿运河北上物资由通州运抵大都的难题。自此，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繁荣景象。考古勘查结果表明，积水潭稍大于今天的太平湖、什刹前后海的范围，在皇城东北角处的通惠河宽为二十七米左右。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岗

元大都的用水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饮用水，主要还是井水。再有一类就是生活用水，包括做饭、洗衣服这些用水，主要还是依靠高梁河水系。当时的皇城另外有一条水系叫金水河水系，是用的玉泉山的水。

大都城里的用水，以及通惠河的漕运，从通州往大都城运送各种物资，都是走的高梁河水系。当时大都城里最著名的水系码头就是积水潭，当时漕运码头上从江南过来的船，可以到通州，然后通过运河一直运送到积水潭的水域来。

转瞬即逝的中都行宫。大都、上都两都制确立以后，大德十一年（1307年），新即位的武宗海山又在两都之间的要道旺忽察都（今河北张北北）建立行宫。第二年，行宫落成，正式设中都留守司。元朝由此出现了三个都城。

武宗在位四年时间，曾倾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中都城。近年的考古发掘，使中都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同大都、上都相比，中都的规模要小于前者，大于后者。整个城市同样分外城、皇城与宫城三部分，但与大都、上都不同的是，中都最核心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正中央，符合都城建设的传统布局。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很快停罢了中都城建设。中都建制，实际上仅存在了两年零十个月，成为元代都城史上转瞬即逝的插曲。

元代两都制确立之后，武宗为什么又要另建都城呢？因史书语焉不详，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这很可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武宗与仁宗本是亲兄弟，在大德十一年三月的大都宫廷政变中，仁宗首先夺权，但慑于在漠北统兵的武宗的压力，被迫与武宗达成了“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的协议。因当时仁宗在大都的势力已经很稳固，为了避免冲突，武宗很有可能另辟蹊径，选择一处没有弟弟势力影响的新址作为自己的都城。

两都巡幸——南控中原，北连朔漠。两都制确立后，两都之间的交通路线也很快建立起来，大体可分为驿道、东道与西道三条线路。

驿道是一般元人走的路线，从大都健德门出发，途经昌平等约十一处驿站，抵达上都。这条路线也是大都至岭北和林的“兀鲁思两道”（帖里干道与木怜道）的南段。元朝派往漠北地区的使臣、官员、军队以及物资调配，都要通过这条驿道运输北上。

银腰牌

五体文夜巡牌

东道又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出黑谷上行的辇路，沿途设有十八处捺钵，是专供元朝皇帝巡幸上都的路线，其中南北两端与驿道重叠；另一条是出古北口的御史按行路线，主要供监察御史与军队北上使用。

西道主要是供元朝皇帝自上都返回的路线，沿途设有二十四处捺钵。

元朝皇帝每年由东道辇路北上上都，再由西道返回大都，往返时间虽不十分固定，但基本上是秋冬季节在大都，春夏季节在上都。

元朝皇帝每次出行时，除后妃、太子、蒙古诸王及皇帝的禁卫军——怯薛与侍卫亲军外，中央各机构的主要官员，乃至备顾问的宗教首领、儒臣文士等，都要扈从，从而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阵容蔚为壮观。有的记载说，皇帝进入上都，“都城添大小衙门、官人、娘子以至于随从、诸色人等，数十万众”。这虽是夸大之词，但从中也可看出皇帝扈从人数之多，已难以统计。

元朝皇帝出巡后，大都虽然也留下亲王与官员留守，但重要政务往往要呈报皇帝批准，于是，一年中，元朝的决策集团实际上是在流动的，或者在大都，或者在上都，或者在往返二者之间的路途上。

元代两都巡幸体制，实际上是游牧民族王朝政治制度的一种体现。这种制度并非元朝所独创，辽朝的五京制与四时捺钵制度，在元朝政治文化中都可见到它们的影子。

由于元朝皇帝一年定期往返于两都之间，元朝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实际上不是发生在京城，而是发生在两都之间的路途上。

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初四，英宗在结束当年的上都巡幸后，开始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晚，扈从队伍刚刚抵达西道的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南坡之变”。以御史大夫铁失和英宗的两位怯薛长失秃儿、也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英宗皇帝及其最亲信的大臣——中书右丞相拜住。

六年后，天历二年（1329年）八月初一，新即位的明宗踌躇满志地南下抵达旺忽察都，第二天，已经退位并从大都北上迎接他的弟弟文宗也来到此地，二人在行宫举行盛大宴会。初六，明宗暴死。文宗在严密保护下疾驰上都，并在十五日于上都大安阁举行复位仪式。兄弟之间发生的骨肉相残的悲剧终于落下了帷幕。

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后，成燎原之势，愈演愈烈。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由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率领的一支红巾军由山西大同攻入上都，上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城内宫殿建筑被焚毁殆尽，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度就此停罢，而元朝统治离覆灭也为时不远了。

宫阙残破，荒草萋萋，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长眠在大草原上，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十年后，明洪武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初二，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北上，攻占大都，更其名为北平。因大都城区面积过大，不利于防守，明朝将大都北段城墙南移，重点防守南半部。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永乐皇帝定都北平，改名北京，北京城又逐渐向南发展，从而奠定了此后北京的城市格局。

大元帝师八思巴

清代铜鎏金八思巴像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五千多米，许多地区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少数民族——藏族的传统聚居地。

藏族历史文化悠久。7世纪，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藏族曾建立过强盛一时的吐蕃政权。吐蕃政权与唐朝关系密切，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墀德祖赞联姻。唐长庆三年（823年）刻石立碑的唐蕃会盟碑，迄今屹立在拉萨大昭寺前，成为汉藏两大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蒙古政权兴起后，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朝对西藏统治的确立，与一位藏族杰出人物八思巴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萨迦派的崛起。八思巴是元朝初年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首领。萨迦，藏语原意为灰色的土地，因为这一教派的主寺萨迦寺所在地土色灰白，才有这样的称呼。据成书于17世纪的《萨迦世系史》记载，萨迦派的创始人官却杰波，是吐蕃政权显贵家族——款氏的后裔，原来为宁玛派教徒，后来跟随卓弥译师学习“道果法”，成为卓弥五大弟子之首。他在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创建了萨迦寺，萨迦派即由此发展而来。

吐蕃地区原来盛行苯教，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与尼泊尔尺尊公主后，佛教传入吐蕃，逐渐开始兴盛。9世纪中叶，达磨赞普灭佛，佛教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不久，达磨赞普被佛教僧侣刺杀，吐蕃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

吐蕃政权瓦解约一个世纪后，佛教在青藏高原复兴，并发展成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形成过程中产生出不同教派，这些教派大多以始创寺院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扩大影响，形成一些较为松散的政教合一集团，萨迦派就是其中的一支。

蒙古政权在漠北高原兴起时，萨迦派正处在萨迦•班智达的领导下。萨迦•班智达是官却杰波的曾孙，萨迦派第五代首领，也是有名的“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本名贡噶坚赞，因为通晓“大小五明”之学，被人们尊称为“班智达”。正是在他当政时期，蒙古政权开始了对青藏高原的统一进程。

1229年，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他把与青藏高原接壤的西夏故地——河西走廊封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由阔端负责经营吐蕃地区。

1239年，阔端派大将多达那波率军深入藏区腹地，接连摧毁了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与杰拉康寺。大军撤回后，多达那波向阔端详细汇报了当地各教派的情况。在权衡利弊后，阔端最终挑选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作为自己统治当地的代理人，并在1244年八月正式向他发出邀请。

1246年八月，年逾六旬的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等人，历经两年多的艰苦跋涉，抵达阔端的驻地凉州（今甘肃武威）。不巧的是，阔端本人当时远在蒙古参加选举兄长贵由为大汗的忽里台，于是萨迦•班智达一行不得不留下来，等待他的返回。

阔端返回凉州后，1247年正月，双方正式开始举行会晤。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向藏区各派首领及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介绍此次会谈内容，其中最有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

在信中，萨迦•班智达首先谈到了蒙古宗王阔端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蒙古政权的强大以及先前对归降者的优待政策，而后详细开列了与阔端谈妥的各项归顺条件，内容涉及西藏的隶属关系以及户口登记、赋税征收、官吏任命、贡品缴纳等具体事项。

在收到萨迦•班智达的信后，西藏僧俗纷纷予以响应。至此，西藏地区开始归属蒙古政权，在阔端的支持下，萨迦派也一跃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居领导地位的教派。

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与阔端建立了良好关系，被尊为上师，留在凉州白塔寺。在此期间，他讲经说法，信徒日增，为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传播打了基础。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被指定为萨迦•班智达的继承人，学习佛法，恰那多吉则奉命娶阔端之女，穿蒙古服装，习蒙古语言。1251年，长年患病的阔端于凉州去世。同年，萨迦•班智达也在白塔寺圆寂，结束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凉州会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作为蒙藏关系的开拓者，他们二人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和平解决了西藏的归属问题，为西藏地区最终并入中国版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大致继承和发展了阔端的方略，利用萨迦派建立对西藏的统治。

八思巴成为忽必烈的上师。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年幼的八思巴继承伯父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

八思巴为“萨迦五祖”中的第五祖，是萨迦•班智达弟弟桑察•索南坚赞之子，本名洛追坚赞。八思巴，藏语的意思是圣者。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三岁的时候，口诵莲花修法，众人惊异万分，说：“他果真是一位圣者！”从此，“八思巴”开始声名远扬，成为他的专有称谓，他的本名洛追坚赞反倒很少有人提及了。

元代皇帝皇后礼佛唐卡

八思巴接任萨迦教主的时候，蒙古政局发生了巨变，使萨迦派昔日的特殊地位发生了严重动摇。

1251年，经过激烈争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儿子蒙哥夺得大汗宝座，随即对反对他的窝阔台、察合台系宗王进行了残酷镇压，蒙古政权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萨迦派施主阔端尽管与蒙哥关系友好，未受株连，但势力也遭削弱，尤其是管理整个吐蕃地区的大权遭到剥夺。

1252年，蒙古政权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户口统计，其中也包括作为蒙古属地的藏区。户口统计结束后，蒙哥依照蒙古分封习俗，将西藏各派在自己的兄弟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其中蒙哥本人分得止贡派，忽必烈领有察巴噶举派，旭烈兀领有帕木竹巴派，阿里不哥领有达陇噶举派。分封者与所封教派各自达成所谓“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这样一来，萨迦派原先独自与蒙古宗主接触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其他各派僧俗首领不仅可直接与蒙古宗主打交道，而且作为大汗近亲领属，在竞争中自然要比萨迦派更具优势。

就在八思巴及其所代表的萨迦派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忽必烈。

忽必烈是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的同母弟，颇有雄才大略。1251年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掌握军政大权，成为当时活跃在蒙古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1252年，忽必烈接受兄长的委派，率军进攻大理，以完成蒙古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第二年，他率军抵达六盘山一带，准备南下穿过藏区。听到八思巴的声望，忽必烈专门派人请他前来会晤。

八思巴抵达六盘山后，与忽必烈进行了多次会谈。八思巴虽然年纪很轻，但他沉着冷静的态度与广博的学识，给忽必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赠与随其前来的阔端之子蒙哥都蒙古马军一百名之后，忽必烈把八思巴留了下来，礼为上师，八思巴亲自给忽必烈与王妃察必授喜金刚灌顶，王妃察必则向八思巴奉献了作为自己嫁妆带来的一粒大珍珠。

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合作，实际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双方曾因座次安排产生过分歧。八思巴认为：“受灌顶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叩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这自然让忽必烈无法接受。最后还是聪明的察必王妃从中斡旋，双方才达成一致，约定：“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镇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别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双方这一约定，既给八思巴以极高的礼遇，又充分考虑到了忽必烈的政治权威，成为以后元朝帝师制度的雏形。

在八思巴与忽必烈紧密接触期间，噶玛噶举派僧人红帽系活佛噶玛拔希也曾受忽必烈之邀，前来觐见，并受到热烈欢迎。噶玛拔希的到来，曾一度对八思巴造成威胁。不过，噶玛拔希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久就离开忽必烈，前往大汗蒙哥处，由此失去了与八思巴竞争的机会。

1254年，从云南大理凯旋的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面，并颁发给八思巴一道令旨，正式向世人宣告二人间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因这道令旨对处于困境中的萨迦派意义重大，是萨迦派地位得以确立的标志性文件，受到萨迦派历代僧人的珍视，许多萨迦派僧人能流利地背诵全文。令旨原件则一直被供奉在萨迦寺院里，据说直到20世纪初还能见到。

八思巴与忽必烈合作关系的确立，对元朝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合作还只是蒙藏历史关系的良好开端的话，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合作则为这一关系的深入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道教徒的大辩论。蒙古政权入主中原后，全真道领袖丘处机应邀于1222年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拜见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的扶持下，以全真道为核心的道教势力一度在北中国占据上风。

蒙哥汗即位后，佛教影响日渐增大，与全真道不断发生冲突。1258年，全真道因其所编《玄都宝藏》中的《老子化胡经》对佛教多所诋毁，遭致佛教各派僧人的一致抗议，官司一直打到蒙古宫廷。蒙古宫廷为此主持了一次阵容庞大的佛道大辩论。已经在蒙古宫廷崭露头角的八思巴作为佛教界代表，参加了这次大辩论。

在这次佛道大辩论中，八思巴充分展示了其博学与雄辩的口才，令世人瞩目。元人释念常《至元辨伪录》对此有非常精彩的细节描述。

当道士提出《史记》为其立论根据时，八思巴问：“此谓何书？”道士说：“前代帝王之书。”八思巴说：“我天竺亦有《史记》，汝闻之乎？”道士回答说：“未也。”八思巴说：“我为汝说，天竺频婆婆罗王赞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当其说是语时，老子安在？”道士无语。八思巴又问：“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道士说：“无。”八思巴问：“然则老子传何经？”道士说：“《道德经》。”八思巴又问：“《道德经》中有化胡事否？”道士说：“无。”八思巴于是说：“《史记》中既无，《道德经》又不载，其为伪妄明矣。”道士理屈词穷。

藏文史料《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等对此也有简略记载：

当时汉地的和尚沉溺于顿悟的见地，有信奉太上老君的道士，仿照佛经伪造经典，八思巴以佛教正见辩败了十七名精通道教的狂傲的道士，使他们皈依了佛教。

前往王宫奉行佛法之时，见有信奉太上老君之教、修习神仙之道士多人，沉溺邪见，害己害人。于是，遵照皇帝之命，八思巴与多年修习道教的道士辩论，折服了所有的道士，使他们出家为僧，持佛教正见。

此次佛道大辩论，最终以佛教一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按事先约定，参加辩论的全真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被送到龙光寺前削发为僧，包括《老子化胡经》在内的四十五部道教伪经被下令禁毁，二百三十七所道教霸占的佛教寺院也被勒令归还。此次辩论结束后，八思巴撰写《调伏外道大师记》一文以示纪念，此文至今仍保存在《萨迦五祖全集》中。

珍珠诏书。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年仅二十八岁的八思巴被尊奉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领天下教门。

国师称号，源于印度，至少从魏晋南北朝起，就已为中原王朝所采用，作为佛教领袖的封号。蒙古入主中原后，大汗蒙哥先后礼聘海云、那摩为国师，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实际上也是沿袭了这一成例。只不过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与元朝对吐蕃地区统治的加强，国师的权限已不再仅限于先前的宗教领域，对吐蕃地区世俗方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至元元年（1264年），元朝正式设立总制院，由国师八思巴兼领。总制院既是当时全国佛教最高领导机构，也是管理吐蕃地区的行政机构。因唐代皇帝曾于宣政殿接见吐蕃来朝使者的缘故，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朝又将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更加突出了这一机构管辖吐蕃地区的职能。

宣政院品级为从一品，与元代的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三大机构并立，用人自成体系。长官宣政院使有多人，其中为首的宣政院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名列第二的宣政院使，则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吐蕃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

作为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宣政院不仅管理当地僧众，也总揽当地军民钱谷等事务。当吐蕃地区发生变故时，元朝常派官员在当地设行宣政院加以整顿，事毕即撤销。作为宣政院直辖地，吐蕃地区在当时构成一个独立的大行政区。据成书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记载：“吐蕃三却喀不足一个行省，但由于是上师的住地和佛教教法兴盛之地，所以也算作一个行省。”由此看来，吐蕃地区在当时是被当作一个特殊省份来看待的。

至元元年八思巴兼领总制院后，忽必烈曾派他返回萨迦，责成他重组西藏地区行政体制，并颁发给他一份诏书，这份诏书在藏文史料中被称为“珍珠诏书”。所谓“珍珠诏书”，是元朝皇帝颁发给吐蕃地区的一种特殊诏书。元人李翀《日闻录》对此有专门解释：“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诏天下，惟西番一诏用青纻丝书粉诏文，绣以白绒，穿真珠网于其上，宝用珊瑚珠盖之。”在这份诏书中，忽必烈除告诫吐蕃僧众要遵守教法，为元朝皇帝告天祝寿外，还要求吐蕃僧众“不可违了上师的法旨”，进一步明确了八思巴在吐蕃地区的崇高地位。

八思巴返回萨迦后，随即联络各地僧教世俗首领，将西藏地区按蒙古行政体制重新编组为万户，初步确立了乌思藏十三万户体制。在十三万户体制基础上，八思巴又建立起以萨迦派为核心的西藏地方政权，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政权。这个政权的首席行政长官——本钦，后来也同时担任乌思藏宣慰司的宣慰使。

乌思藏宣慰司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包括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部分，大体相当于今天西藏的拉萨、日喀则与阿里地区，受萨迦地方政权直接控制。此外，在乌思藏宣慰司的东面，元朝还相继设立了另外两个宣慰司，即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朵思麻与朵甘思，都是藏族的地理概念，意为“下朵”与“上朵”。乌思藏、朵思麻与朵甘思三个宣慰司，在藏文史料中又被称为“三却喀”，为元代吐蕃地区的三大行政机构，直隶宣政院管辖。

创制八思巴文。至元六年（1269年），应忽必烈之邀，八思巴重返京城。这次，他向忽必烈进呈了一种特殊的礼物——“蒙古新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八思巴字。

八思巴创制的新字，字母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最初的字母表有四十一个字母（藏文三十个带有元音a的字母，加上i、u、e、o四个元音，和拼写蒙古语所用的七个字母），以后随着实际拼写的需要，又有增加。这种字母形体多呈方形，有正体与篆体两种书写形式。行款则为左起竖写，既不同于藏文的左起横写，也不同于汉文的右起竖写。《萨迦世系史》说八思巴呈献的字样是用新字书写的一份优礼僧人的诏书，可见这种新字在呈献时已达到可以使用的程度。

八思巴文圣旨金牌

忽必烈得到八思巴所上新字后，非常重视，下令将这种文字在全国推广，规定：“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以后又禁止称八思巴字为“蒙古新字”，径称其为“蒙古字”。

八思巴文“中书分户部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出土。

为普及八思巴字，元朝还在各地设立蒙古字学与蒙古字学教授，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目前我们在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钱币乃至器皿上，都能见到八思巴字，民间坊刻本《事林广记》甚至刊载了由八思巴字拼写的《百家姓》，可见这种文字的推广程度。

辽、西夏、金朝统治期间，都曾根据本民族特点，创制过文字。成吉思汗兴起后，一度借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即位后，迫切想制造一种文字，这种文字不仅能满足蒙古语，而且也能满足元朝境内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拼写，也就是说，想要一种可以译写当时一切语言的文字，以使元朝境内各种语言文字的书写规范化、统一化。

八思巴创制的新字，译写对象包括蒙、汉、藏、梵、畏兀儿等多种文字，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尝试，也是首次用表音符号来书写汉文的尝试，是中国古文字学方面的一大发明创造，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颗闪闪发光的瑰宝。

八思巴晋升为帝师。进献蒙古新字后，八思巴于当年被忽必烈晋升为帝师，另外颁赐玉印，统领全国佛教，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八思巴晋升帝师一职，《萨迦世系史》也有记载：“八思巴到达朝廷后，在他三十六岁的阳铁马年（1270年），当皇帝再次请求八思巴传授灌顶之时，改西夏甲郭王的玉印为六棱玉印，连同诏书一并赐给，封八思巴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从此以后，帝师作为常设职位，在元代一直存在，共历十四任。荣膺帝师者，多是萨迦款氏家族成员或八思巴的弟子门徒。

帝师称号，源于西夏，多由吐蕃僧人担任，是一种比国师地位更为崇高的僧职。忽必烈设帝师很有可能是借鉴以往西夏的做法，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赋予许多新的内容，从而形成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

在元代，帝师作为皇帝精神上的导师，首要职责是向皇帝传授佛法，祈祷皇室福寿，保佑元朝国运昌盛。元朝历代皇帝均受帝师佛戒，逐渐形成定制。在八思巴的建议下，忽必烈还在大明殿御座上安置一白伞盖，顶部素缎，书写金字梵文——“镇伏邪魔护安国刹”。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用盛大仪仗迎接白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为芸芸众生祈祷福祉。以后“游皇城”逐渐发展为大都一个重要的全民宗教节日活动。为元朝宫廷讲授佛法，也是帝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八思巴曾多次为元朝皇室成员讲授佛经，他给忽必烈太子真金讲经的内容，还被编为《彰所知论》，译成汉语，由元朝政府明令颁入《大藏经》，在全国通行。

大元帝师之印，西藏博物馆藏。

帝师的重要作用更体现在代替皇帝统领全国佛教与吐蕃地区事务，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在当时通行于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国，至今我们仍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实物。当然，帝师颁布的法旨还是要秉承皇帝旨意的。目前所见帝师法旨，开头均有rgyal-plhi lung-gis的字样，翻译成汉语，就是元代公文中常见的起首语“皇帝圣旨里”，也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的意思。所以说，帝师的法旨同皇帝圣旨相比，还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西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亚东达瓦次仁

无论是作为帝王的忽必烈，还是作为帝师的八思巴，他们最大的智慧就体现在博大、一统、容纳这一点上。把蒙古古老的萨满文化和藏地藏传佛教文化以及汉地汉传佛教文化最后统归到大元整个国家一统化的机制里面，体现出一种包容性。统合在一起的时候，帝师统领全国佛教事务的作用很自然地显现出来了。但这种统合不是刻意地行政化地去推动，而是无形的文化交流的作用，也是一种人文力量的体现，这跟早期蒙古的治理方针是很融洽的。

八思巴圆寂。约至元八年（1271年）夏初，八思巴再次启程离开大都，在临洮滞留数年后，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年底回到萨迦。也许，忽必烈预感到这是他与八思巴的最后一次见面，临行前与八思巴依依惜别，并派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他入藏。

回到阔别多年的萨迦后，八思巴在今天日喀则的曲弥举办了一次由乌思藏各地僧人参加的大法会，为期十四天。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佛教盛会，参加僧人有七万，加上一般民众，总人数达十多万。

此次回到萨迦寺，八思巴还积极搜购了大量藏文古籍与佛教经典。在他的努力下，元代萨迦寺成为当时藏区规模最为宏大的藏书中心。历经岁月蹉跎，如今的萨迦北寺藏书已随着北寺毁坏而灰飞烟灭，而南寺大殿经墙的藏书，仍保留下两万多函，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萨迦寺由此也享有“第二敦煌”的美誉。

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思巴于萨迦南寺的拉康拉章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元代铜鎏金释迦牟尼像

八思巴去世的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非常悲痛。至元十九年（1282年），下令在大都为八思巴建造规模宏大的舍利塔。延祐七年（1320年），元英宗下令在全国各地普遍建造帝师殿，用来供奉八思巴，并特别规定，帝师殿的规格要比祭祀孔子的宣圣庙加大。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绝无仅有的现象。八思巴在元朝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综观八思巴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他不仅是藏传佛教的一代法王和著名的宗教活动家，更是一位为巩固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汉藏、蒙藏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祖国统一和历史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他在藏区的成功施政至今仍是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

海上丝绸之路

使者献果品铜雕像

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轻柔华丽的丝绸是一个重要媒介。古代希腊人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意思就是“丝绸之国”。古罗马人同样把丝绸称为“赛里丝国的布”或“赛里丝国的纱”。从20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里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ofen）把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称为“丝绸之路”以来，“丝绸之路”这一名称逐渐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成为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丝绸之路，除常见的陆路通道外，海上交通也异常繁荣，以丝绸、瓷器等为主的中国大宗商品，在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都有发现，与此同时，香料、药材、金银与玻璃器皿等舶来品也大量涌入中国，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更是光辉灿烂。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航海技术由来已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有独木舟及其附属器具的发现。1979年在山东庙岛群岛大黑山岛发现的木舟船尾残迹，距今已有四千多年。

海上运输图景

早在指南针发明前，中国人在航海实践中就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与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导航技术。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中的“广州海夷道”，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的情况。

11世纪指南针的发明，是航海技术的一次巨大变革，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标志着航海新时代的来临。宋代《岭外代答》与《诸蕃志》是反映宋人海外地理知识的代表作。进入元代，海外贸易更加繁荣。

蒙古帝国分裂后，以今伊朗、伊拉克为中心的伊利汗国，因开创者旭烈兀与元世祖忽必烈同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子，两国关系密切。伊利为“从属”之意。伊利汗国奉中国的元朝皇帝为宗主，早期历任伊利汗大都要等到元朝皇帝的册命，才正式加冕即位。

合赞汗时代，命宰相拉施特组织编纂了前近代最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集》。这部著作共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若干分册，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史集》各卷已被陆续翻译成世界许多文字，其中《蒙古史》部分，因史料价值极高，早已为世界各国学者所熟悉；《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是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束奇葩。

《史集•中国史》首先介绍了辽（契丹）与宋的历史，比成书于元末的《辽史》《宋史》还要早。其后《史集•中国史》详尽罗列了从盘古时代到宋三十六个王朝的帝王世系，其中南北朝时代，以南朝为正统，北朝分五组，分别为十六国、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最后一部分介绍了金太宗及其后裔的情况。《史集•中国史》尽管有少许错误，但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

元朝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系后王交恶后，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中国福建地区的泉州，与波斯湾的忽鲁谟斯，是连接两大地区的重要港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即是沿着这一航线踏上归乡之路。

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七百多年前的一次海上旅行的全过程：

（缺）大元，进贡宝货，蒙圣恩赐赉，至于大德三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思田地勾当。蒙哈赞大王特赐七宝货物，呈献朝廷，再蒙旌赏。自后回归泉州，本家居住，不幸于大德八年十（缺）。

上文中的火鲁没思（Hormuz），即忽鲁谟斯，今天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即因此得名。因碑文残缺不全，我们无法获知此人姓甚名谁。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先是在大德三年（1299）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合赞汗处，受到合赞汗奖赏，回国后将合赞汗赏赐的宝物进献朝廷，又得到元朝政府的嘉奖。五年后去世。

景教瓷墓志

泉州，在宋元时代，是中国乃至东亚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城市，因城市内外遍植刺桐树，泉州在西方以“刺桐”而闻名。泉州繁荣发达的海外贸易，招徕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到这里定居或旅游，世界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塔都曾旅居泉州，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这座城市。直至今天，我们在泉州仍然能感受到浓厚的多元文化交汇的气息。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与天主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长眠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叙利亚文景教碑

伊斯兰教墓顶石

元朝灭亡南宋后，沿袭南宋制度，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广州等重要港口设立市舶提举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至元三十年（1293年）、延祐元年（1314年）先后两次颁布《市舶司则例》，对舶船出海与回港手续、抽分与舶税、禁止出口货物等做出了详尽规定。

瓷器与香料。中国海外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唐以前，丝绸与黄金是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中国的丝绸生产历史悠久，产品质地精美，深受世界人民喜爱，成为当时海外各国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风靡一时。宋元以后，瓷器制造业在全国各地开始兴盛。同丝绸相比，瓷器笨重易碎，适宜船运，很快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出口商品。

元白釉黑花罐

元蓝釉白龙纹瓶

花瓣形单耳金杯

玻璃灯盏

江西浮梁景德镇制造的青花瓷器，是元代最具特色的产品之一。2009年，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一次伊朗青花瓷展览会，伊朗保存的大批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在北京亮相。实际上，20世纪以来，在东至日本西至埃及乃至东非沿海各国遗址，都有大量中国瓷器发现，这种世界性的中国瓷器海上贸易渠道几乎存在了千年之久。

在大量商品销往海外的同时，不少域外产品也进入了中国，其中香料的进口历史最为悠久，已逐渐由上层社会的奢侈品普及为日常消费品。

除香料之外，纺织品、药材、玻璃、珠宝等异域奇珍也大量传入中国。其中，元代广州地方志《大德南海志》所载“舶货”（即进口商品），主要有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皮货、牛蹄角、杂物等几大类，这些商品主要是从南洋诸国进口的。

此外，日本、朝鲜也是当时的重要进口国，像人参、硫磺、折扇、倭刀等，在中国都享有盛名。

侨居中国的蒲氏家族。日本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1923年出版了《宋末の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此书在中国更以陈裕菁译本《蒲寿庚考》而知名。蒲氏家族的活动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蒲氏家族的先世约从唐末由西域经南洋迁至广州，后来徙居泉州。这一家族擅长海外贸易，数百年来一直较为兴旺。五代时，蒲氏家族中有蒲有良奉使占城，任西洋转运使。进入宋代，家族成员蒲宗闵考中进士，多次奉命出使海外。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出使安南，两年后出使占城，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又出使渤泥（今文莱），后来就死在当地。文莱至今还保存着他的墓志，上面写着：“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立碑人“应、甲”，当即蒲宗闵的长子蒲应与次子蒲甲。据《西山杂志》记载，蒲应后来也曾出使渤泥，蒲甲继任“占城转运使”，与“大食、波斯、狮子之邦蛮人嘉谐”。蒲宗闵的墓碑，很有可能就是蒲应出使渤泥时所建。

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大约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从广州移居泉州。这个家族在当地依靠海外贸易很快成为巨富。蒲寿庚因击败海寇有功，被南宋朝廷任命为泉州提举市舶。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元军在占领临安后，南下福建，蒲寿庚在泉州投降，他所掌握的海军由此加入元军，充实了元军的海上力量。蒲寿庚的弟弟蒲寿宬，则在南宋灭亡后隐居不出，成为南宋遗民，他的诗歌《心泉诗稿》流传至今，其中不乏怀念故国之作。

航海家亦黑迷失、杨庭璧。亦黑迷失为信奉佛教的畏兀儿人，于至元九年（1272年）、至元十二年（1275年），两次奉命出使八罗孛国，也就是今天印度西南濒临阿拉伯海的马拉巴尔。这两次出使都很成功，带回了八罗孛国上奏表章与大量珍宝。南宋灭亡后，因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亦黑迷失接受忽必烈的委派，开始参与元朝经略海外的行动。

元代迦陵频伽金冒顶饰

至元十八年（1281年），为配合元军征服东南亚，亦黑迷失第三次出海，出使占城。三年后，忽必烈将他从占城召回，派往僧迦剌国（今斯里兰卡），观礼释迦牟尼佛舍利。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亦黑迷失第四次出海，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八儿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大举远征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亦黑迷失负责海上航行与诏谕各国来朝。不久，元军在爪哇的军事行动失败，亦黑迷失与各国使臣随军撤回。

亦黑迷失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先后五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二十多年，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约与亦黑迷失同时的航海家杨庭璧，从至元十六年（1279年）起至至元二十年（1283年），先后四次奉命出使俱蓝国（今印度南部西南海岸），沿途足迹遍及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及印度南部等地，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响应杨庭璧要求先后来元入贡的海外诸国有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带、苏木都剌等十国。

航海世家——澉浦杨氏。澉浦是位于浙江海盐南段靠近杭州湾的一个小镇，南宋灭亡后，元朝曾在这里设市舶司，成为又一个新兴港口。澉浦海外贸易的兴盛，与元代著名航海家族——杨氏家族是分不开的。

杨氏家族本来居住在福建浦城，两宋时北迁，最后定居澉浦。南宋灭亡后，族人杨发出任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使事，负责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儿子杨梓任浙东宣慰使，参加过元朝远征爪哇的军事行动。

经杨发、杨梓两代经营，杨氏家族已成为元代为数不多的航海大家族。杨梓之子杨枢，继续了家族的远洋事业。

大德五年（1301年），年仅十九岁的杨枢，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航行途中，他遇见伊利汗国合赞汗派遣的使臣那怀，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于是，杨枢陪同那怀一起前往大都，并在那怀完成使命后，又奉命于大德八年（1304年）陪同那怀返回波斯。整个远航历时三年，二人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抵达忽鲁谟思。

杨枢往来于波涛巨浪中五年多，虽是奉命出使，可凭借的却是家族雄厚的经济实力，舟船、粮食等全由个人自备。使命完成后，他在当地购置了白马、黑犬、琥珀、葡萄酒等大量特产，满载而归。回到故土后，杨枢又效力于元朝海运事业，临终时被授予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

外国人来华。在中国航海家远航各国的同时，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到中国。

今天的泰国在元代分为两个国家，北方为暹，南方为罗斛，后来到14世纪才统一为暹罗。南宋灭亡后，左丞相陈宜中先是渡海逃往占城，后来又辗转来到暹国，终老于此。元人《刑统赋疏》记载了泰定二年（1325年）中国船商沈荣前往罗斛，却被海贼强迫到暹国进行贸易的案件。由此可见，当时中泰海上交往是非常频繁的。

元成宗统治时期，暹国国王敢木丁曾亲自来华朝贡，成为中泰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敢木丁（Rama Khamheng）是暹国历史上有名的王，他来华的历史，见于元人贡师泰《四明慈济碑》。据碑文记载，南宋泉州监舶官员杨秀投降元朝后，曾奉命出使暹国，“以其主来朝”。在路上，他们遇到危险，“风猛涛怒，舟几覆”，但最终还是抵达大都。敢木丁去世后，新王洛泰也曾在1299年来朝，受赐虎符、金缕衣等。

世界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塔（Ibn Battuta）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1332年，他离开家乡，只身一人向东寻梦，开始了近三十年的旅游冒险生涯。1333年，伊本•白图塔抵达印度德里，受到德里苏丹的热情款待。1342年，元顺帝的使节抵达德里，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

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刺桐（泉州）、穗城（广州）、行在（杭州）等地，在游记中，他提到了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专门负责倒换纸钞的机构，中国城市中的回回人聚居区，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伊本•白图塔还提到了泉州回回人首领不鲁罕丁与舍剌甫丁，而二人的名字都可以在元末吴鉴撰写的《清净寺记》中找到。

伊本•白图塔的游记，是我们了解14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

《真腊风土记》与《岛夷志略》。真腊是中国古代对柬埔寨的称呼。元人周达观在元贞元年（1295年）曾奉命出使真腊，在当地逗留一年有余，回国后撰写了一部书，这就是著名的《真腊风土记》。

宋元时代，柬埔寨正处于吴哥王朝的鼎盛时期，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吴哥窟的建筑艺术遥想当时光辉灿烂的文化。《真腊风土记》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分四十余节，对吴哥王朝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记录。在当地文字记载稀缺的情况下，《真腊风土记》反倒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吴哥王朝历史的主要资料，备受重视。

与周达观不同的是，《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是一位民间航海家，从至顺元年（1330年）起，他先后两次随商船游历南海诸国。《岛夷志略》则是汪大渊对两次亲身远航经历的总结，全书总共涉及亚非欧三大洲二百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名，对远至东非的各国山川、习俗、风景、物产等情况都有非常生动、可靠的记述，对后世影响很大。

《真腊风土记》，全面记述了真腊（柬埔寨）的情况。

明初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早年曾仔细研读《岛夷志略》，以后三次随郑和出使海外，将沿途所见与《岛夷志略》相印证，并在景泰二年（1451年）写成《瀛涯胜览》一书。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予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当然，马欢的书虽然比《岛夷志略》叙事详细，但所及地域之广却远逊于后者。

元朝官修疆域图志。蒙古人兴起后，征服了大半个欧亚大陆，其中许多地方是此前中国人知之甚少的地区。

元贞元年（1295年），元朝政府开始着手编纂一部全面反映元朝辽阔疆域的总志——《大一统志》，同时准备编绘相应的地图。这无疑需要在传统汉地舆图的基础上，吸收当时高度发达的伊斯兰世界的制图技术与舆图资料。当时在秘书监任职的回回天文、地理学家札马剌丁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札马剌丁在给世祖忽必烈的上奏中提出自己的设想，即将已经征集上来的汉地图籍四五十册，与自己掌握的“回回图子”，汇总在一起，编成元代的地图总集。札马剌丁的地图总集没有流传下来，但至顺元年（1330年）元朝修成的《经世大典》地图显然与此有关。

此外，《大德南海志》是元人陈大震撰写的刊行于大德四年（1304年）的一部广州地方志。

广州，是古代中国南方的重要贸易口岸，元朝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进出口货物的检验与征税。《大德南海志》原书二十卷虽大都失传，但残留下来的第六卷详细开列了从海外诸国进口的货物清单，及与当地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名一百四十七个。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兴盛状况。

如果说宋代《岭外代答》《诸蕃志》的记载还多取自传闻的话，那么《大德南海志》则是元初广州地区对外贸易的一份官方实录，内容比《岭外代答》《诸蕃志》的可信度自然更高。

元代绣花夹衫（局部）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在元末苏州人李泽民《声教广被图》等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份地图形制庞大，较为明确地标明了今天的欧洲、非洲、中东和波斯湾等地区。其中地名虽然与《经世大典》图有很大出入，并非出自一源，但很显然，地图的西半部分也应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学知识，是东西方地理学融合交汇产生的结果。

元朝政府在组织人力编辑地图的同时，还曾派人到福建沿海各地调查“海道回回文剌那麻”，所谓剌那麻，就是波斯语“行路指南”的意思。看来，当时福建沿海聚居的从事海外贸易的回回人，一定掌握了不少阿拉伯世界的航海资料。明初郑和下西洋，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船队成员中有许多回回人，这决不是一种巧合。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越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真正意义的“全球化”的先声。

马可·波罗与中国

马可•波罗像

“七百年前的一天，有三个男子汉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铺码头登岸。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从里面露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膝，前胸用一排圆形纽扣扣住……到家后，三个人脱去破烂不堪的皮袍，换上长可拖地的绯红色威尼斯式绸面大袍。接着，他们拾起又脏又破的蒙古袍，撕开衬里，那些原先藏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纷纷掉落在地上。”

这段文字出自英国汉学家吴芳思的笔下，书的名字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而吴芳思转述的实际上是16世纪意大利人拉木学的记载。

从吴芳思的书名，我们不难想象，直至今天，仍有人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当然，今天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纠缠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同时期，有许多像马可•波罗那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游历，并且都留下了生动的文字。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马可•波罗们笔下的那个时代，和那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对中国乃至对世界跨入近现代门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初至上都。13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曾令整个世界胆寒。但历史充满了悖论，破坏和建设往往如影随形。正如欧洲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东方的现代之门，蒙古马蹄声碎之处，东方文明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浸润着西方的土地。对此，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曾有一个形象比喻：“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

在此之前，东西方国家虽有上千年的往来，但此疆彼界的政治格局，地理距离的遥远险恶，也在事实上限制着双方交往的深入。

元代胡人石像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兴起后，随着蒙古政权的不断对外扩张，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开始出现了。在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都成为其统治下的臣民。

蒙古帝国的扩张是残酷血腥的，几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都曾痛苦不堪。可毋庸讳言的是，蒙古的扩张实际上也打破了东西方间长期的政治壁垒，而统一完善的驿站系统，又使欧亚大陆的交往畅通无阻，在无形中缩短了东西方的空间距离，由此，这一时期也成为前近代东西方交流最为兴盛的一个时期。

随着蒙古铁骑向西不断扩张，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逐步深入。蒙古第一次西征期间，作为成吉思汗的随员，耶律楚材以亲身经历撰写了《西游录》，全真教首领丘处机应邀到大雪山会见成吉思汗后，其随行人员也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这两部书，都成为今天研究13世纪上半期中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文明的交流向来都是相互的。当中国的四大发明逐渐被西方人所熟悉的时候，西方的商人们也将异域奇珍带到了中国。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都是威尼斯的商人。1271年，携带教皇写给蒙古大汗的书信和赠予大汗的礼物，十七岁的马可•波罗随家人万里迢迢，来到了中国，并在1275年夏抵达上都开平府。

此时，蒙古的大汗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与祖父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情形不同，忽必烈所面对的最主要的难题，是如何把大量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民，凝聚成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上都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初来乍到的马可•波罗完全被这里的景色所迷倒，在游记中，他写道：上都是忽必烈大汗建造的都城，城内有一座大理石的宫殿，极其美丽。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面都镀了金，绘有各种鸟兽花木，工巧至极。其设计、装饰赏心悦目，令人叹为观止。宫殿有墙垣环绕，圈出的范围约有十六英里。墙内有泉渠、川流和草原，也有各种野兽，只是没有猛兽。这里的动物都是大汗猎鹰的食物。

元大都印象。马可•波罗在华十七年，大都是他待得最久的城市，也是他最熟悉的城市。这座国际大都市有一个响亮的突厥语名字——“汗八里”，也就是大汗之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这样称呼它。

夏日在上都的马匹和马夫

马可•波罗对大都的布局、城市管理、社会风俗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这里的每一件事物，对他而言，都颇为新奇。不过，最吸引他注意的，是大都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凡是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

在大都，马可•波罗看到一种前所未闻的货币——纸币。他发现这种纸币实际上是用树皮制作的，人们把树皮剥开，取出外面粗皮与树干之间那层白色的细皮，将细皮浸泡在水中，随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就可以制成纸币原料。这种纸币用途很广，如果因长期使用而损坏，只要支付纸币面额百分之三的费用，就可以立即换取新的纸币。当然，熟悉元朝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马可•波罗见到的，就是忽必烈发行的纸币——中统与至元宝钞。

马可•波罗对中国各地的商品、物产颇为敏感，在游记中不厌其烦地加以叙述，这大概与他的职业有关。作为受到蒙古统治者重用的威尼斯商人，他在华的身份很有可能是斡脱商人。斡脱商人往往由色目人充当，持有蒙古统治者颁发的牌符，到各地经商，为蒙古统治者赚取利润。

《事林广记》中的元代生活图景

煤是今天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据元代北京地方志《析津志》的记载，当时大都的居民已经开始使用采自郊外西山的煤炭。不过，在当时世界绝大多数地方，人们还不懂得如何使用煤。

马可•波罗对能够燃烧的“黑石头”——煤充满了好奇。在游记中，他这样写道：“这种黑石头燃烧起来和木柴没有什么差别，但它的热度优于木柴。如果夜间燃烧，等到第二天早晨石头的火也不会熄灭。”并说，“这种石头可以取之不尽，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熟悉北京的人都知道卢沟桥，但知道卢沟桥在西方也叫“马可•波罗桥”的人恐怕就不多了。这一得名当然要归功于马可•波罗的介绍。在游记中，他对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桥有着生动的描述：此桥长三百步，宽超过八步，即使十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这座桥有二十四个拱，由二十五个桥墩支撑着，建筑工艺非常高超。桥是用极美的大理石修建的，两侧是美丽的栏杆，用大理石板和石柱结合，布置奇佳。登桥时桥面比桥顶略宽。桥两边的栏杆非常整齐，就像用墨线画出来的一样。桥头各有一个高大的石柱，立在石龟上，柱子的底部、顶部各有一个狮子。桥上还有雕刻石狮的美丽石柱，两柱的距离为一步半，各柱之间用大理石板为栏，雕刻种种形状。石板两端嵌以石柱，全桥都是如此。有了这些大理石栏杆，行人就不会失足落水。

很难想象如不是身临其境，马可•波罗如何能有如此传神之笔。

人间天堂杭州。杭州是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马可•波罗多次光顾此地，他把杭州称为Quinsay，很显然，他沿用的是南宋时的称呼——行在。马可•波罗把杭州称为“天城”，不远的苏州称为“地城”，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这句古老的谚语，显然，不通汉语的他曲解了这句谚语。

在游记中，马可•波罗对杭州众多桥梁、街道、运河所构成的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都有非常仔细的描述，也许正是杭州与其家乡威尼斯相似的美丽，使马可•波罗对杭州发出了由衷赞叹：“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

马可•波罗虽然在中国旅居多年，但从游记来看，他显然不懂汉语。不过，作为旅居中国的色目人，他只要是掌握蒙古语、波斯语或者突厥语中的任意一种，就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畅通无阻，而马可•波罗显然具有这种能力。

元代彩绘陶车俑

作为元代江南最繁华的大都市，杭州琳琅满目的商品与热闹非凡的集市，自然不会被常年经商的马可•波罗放过。在游记中，他写道：城内除掉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都长达半英里。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四十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许多较低的桥横跨其上。这些方形市场彼此相距四英里。广场的对面，有一条大运河与大街的方向平行。这里的近岸处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他地方来的商人而准备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

马可•波罗所说的广场前面的大街，实际上就是南宋杭州的御街。南宋的御街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2008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驻中山中路，寻找南宋御街的踪迹。经过近二十天的挖掘，在中山中路112号附近，距离地面约两米处，两段尘封了数百年之久的南宋御街重见天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考古工作者挖到的南宋御街是由香糕砖铺成的，但历史学家根据相关文献却说，南宋御街是条石板路。据《咸淳临安志》记载，整条御街长一万三千五百余尺，“旧铺以石”，纵横共用石板三万五千三百多块。

这次发现了两处香糕砖的道路，一处是斜的排列，比横的砖要低一些，因受力较均匀，这些斜的御街是基础，在上面后来又横着铺了一层香糕砖。这种香糕砖是宋代的典型砖，外形似香糕，较现代砖细长。这种砖比普通的砖要沉，硬度强，敲起来声音清脆。

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可能是杜撰，难道历史文献也有谬误？

很快，所有的谜团都有了清晰的答案。在香糕砖之上，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南宋的石板。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压在上面的元代大街、明清大街以及民国时的道路。

南宋御街宽达十六点五米，现在发掘的只是局部。从发掘的情况看，原先的御街都是香糕砖铺的，到南宋后期，才全部铺上了石板。这次的考古发现与马可•波罗的记载相吻合，在元代地层，发现了一条用石块砌成的沟，正是元代大街东边的排水沟，而这条大道也都铺上了石板。现在的中山中路宽约十二点五米，元代大街相比要宽得多。

西湖是杭州最著名的景点，相信每一个到过此地的人都会流连忘返。马可•波罗对西湖景色有长篇累牍的描绘：在湖的周围有许多宽敞美丽的住宅，都是达官贵人的寓所。还有许多寺院，寺中住着众多僧侣，他们都十分虔诚可敬。靠近湖心处有两个岛，每个岛上都有一座美丽华贵的建筑，里面分成无数的房间与独立的亭子。……在湖中有大量供游览的游船，这些船长约十五至二十步。船底宽阔平坦，所以航行时能保持平稳。所有喜欢泛舟行乐的人，或是携带自己的家眷，或是呼朋唤友，雇一条船就可以到湖上荡舟。船上有很多桌椅和各种必需的器皿。船舱上面铺着一块平板，船夫就站在上面，用长杆插入湖底撑船前进。湖深不过三四米，想去哪里都可以，随心所欲。船顶的下面和船舱四壁，悬挂着各种图画。船身两侧的窗户可以随意开关，游客坐在船里就能饱览全湖风光。在湖上游览的乐趣，的确胜过陆地上的任何游乐。整个湖面宽广明秀，站在离岸不远的船上，可以观赏全城的景色，能看到各处的宫殿、庙宇、寺观、园囿、树木。在湖上还可以欣赏其他游船，它们载着游人，往来不绝，风光宜人。

马可•波罗对西湖的描绘，即使在今天，也不能说是过时的。

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元朝灭亡南宋后，南北阻隔被打破，全国实现了统一。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北地区联系，元朝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陆续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使杭州到大都的运河航道全线贯通。马可•波罗来华期间，目睹了大运河建成后所带来的奇迹，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它起到很好的联结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洲一直航行到汗八里城。”

马可•波罗曾多次沿大运河南下，游览运河沿岸的城市。这些城市，在他的游记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在镇江是如何进行记述的。

在镇江，马可•波罗提到当地聂思脱里派基督教的传播情况。指出当地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蒙古大汗曾任命一位叫马薛里吉思（Mar Sarghis）的基督教徒为地方官，治理当地三年。他在任期间，曾建立两座基督教堂，而在他之前，当地并没有一座礼拜堂。

据元代至顺年间编纂的《至顺镇江志》记载，当地确实有过一位名叫马薛里吉思的副达鲁花赤，而且他确实也是基督教徒。马薛里吉思是在至元十五年上任的，上任时间与马可•波罗所记完全相符。马薛里吉思在镇江当地建礼拜堂的情况，《至顺镇江志》也有详细记载，指出他曾在镇江、丹徒、杭州先后建立过七座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堂。

此外，马可•波罗还回忆说，在他到镇江前，在瓜洲对岸看到江中“有一座完全由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建有佛寺一座，寺内住着二百名和尚，敬奉众多偶像”。这显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金山寺。只不过，沧海变桑田，当年在江心的金山寺，因长江南岸泥沙淤积，如今已与南岸连为一体，成为镇江著名的名胜古迹。

上面介绍的，只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几个小片段。

实际上，《马可•波罗游记》所记中国见闻，涉及地域之广阔，细节之生动，都是无与伦比的。

几乎像我们所见到的同时代其他游记一样，在具体年代、数字、地理状况等方面，《马可•波罗游记》都有不准确、前后矛盾，甚至是严重失实的地方，而且由于马可•波罗本人不懂汉语，再加上目前所见抄本种类繁多，使得游记中出现的大量地名、人名，已经变得难以释读。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是很难讲得那么具体生动的。

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游记》出版。马可•波罗一家久居中国，思乡心切，多次向忽必烈提出返乡要求，都没有获得批准。但机会最后还是被他们等到了。

忽必烈的侄孙，统治波斯地区的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汗，在王妃卜鲁罕去世后，根据她的遗愿，派遣三位使臣到元朝，请求迎娶一位与卜鲁罕同族的姑娘。忽必烈在卜鲁罕的同族中挑选了一位名叫阔阔真的姑娘，让三位使臣带回去。

马可•波罗一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向忽必烈提出愿意护送阔阔真一行到伊利汗国。这次，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1291年初，马可•波罗一家从泉州港扬帆出海，从此，告别生活了十七年之久的中国。1293年，抵达伊利汗国霍尔木兹港，以后又于1295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威尼斯。

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杨志玖先生在《永乐大典》所录元代《经世大典•站赤门》中找到一份材料，讲的是1290年前往伊利汗国阿鲁浑汗处的三位使臣支请口粮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三位使臣的名字分别为兀鲁 、阿必失呵、火者，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伊利汗国三使臣Oulatai（兀鲁 ）、Apusca（阿必失呵）与Coja（火者）发音正好相符。这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回到家乡的马可•波罗，在若干年后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并在战争中被俘。在狱中，为了打发自己的无聊时间，1299年，他开始向狱友鲁思蒂谦诺（Rusticiano）讲述自己在东方的种种见闻，由后者记录成书。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这就是闻名后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既是一部丰富多彩的东方见闻录，又是一部长期聚讼纷纭的旅行记。即使在其生前，也有不少人对游记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1324年，马可•波罗去世后不久，又有一个扮作小丑模样的演员出现在威尼斯每年的嘉年华盛会上，他自称“马可百万”，总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并辅以各种夸张的表情、手势，来取悦观众。马可•波罗被视为不诚实、爱说大话吹牛皮的人。直到今天，英语中还用“这是一个马可•波罗”，来形容一桩虚假、不真实的事情。

中蒙文版《马可•波罗游记》

临终前，朋友为了马可•波罗的灵魂能够升上天国，请求他取消游记中那些难以置信的说法，而马可•波罗的回答却是：“我还没有说出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半呢！”

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争论还在继续。但无论如何，它为当时封闭的欧洲世界打开了一扇文明的窗口。

西方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无数的西方人为马可•波罗笔下的那个神秘的国度而着迷，被它的富庶所吸引，甚至纷纷踏上了追寻的道路，并因此而开启了人类社会一个崭新的时代。

美国蒙古学家莫里斯•罗莎比指出：“蒙古时代间接地催生了欧洲人15世纪探索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发现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线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寻找由西方通往印度之路而未果时达到高峰。”

1492年8月3日，西班牙帕洛斯港，由三艘小帆船组成的探险船队即将起航，目的地是遥远的东方。而船队的首领，也是一位意大利人，他就是日后因发现新大陆而名满天下的航海家哥伦布。

在哥伦布的行囊中，装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正是《马可•波罗游记》。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元顺帝进京

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后，经成宗铁穆耳十三年的统治，元朝开始陷入皇位继承危机，从大德十一年（1307年）到至顺三年（1332年），仅仅二十五年，元朝就走马灯似地换了八位君主（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其中两个被暗杀（英宗、明宗），一个失踪（天顺帝）。致和元年（1328年）爆发的两都之战，是元朝皇位争夺的一次总爆发，战争持续时间虽不长，但几乎蔓延全国，动摇了元朝统治的根基。元统元年（1333年），元朝迎来了最后一位君主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元朝历史也开始步入其发展的最后阶段。

多灾多难的少年时代。妥懽帖睦尔是元朝统治时间最为漫长的一位君主，即使不算上他最后出走上都、应昌的两年，也长达三十五年，比元世祖忽必烈的在位时间还要多一年。

从明朝仓促修成的《元史•顺帝本纪》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位典型的亡国之君形象：懦弱、懒惰、荒淫。洪武三年（1370年），元顺帝在颠沛流离中去世后，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他不战而逃是顺应天命，给了他一个谥号——顺帝，而元朝君臣给他追加的庙号——惠宗，却很少被人提及。

实际上，妥懽帖睦尔在位的三十五年，也经历过从成长、振作到消沉乃至堕落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也曾未雨绸缪过。只不过，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形成的痼疾，到此时已变得越来越严重，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运转已越来越失灵，显得脆弱不堪。至正十一年（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

妥懽帖睦尔是武宗海山长孙、明宗和世 长子。他的童年时代可称得上是历经坎坷、多灾多难。

本来，大德十一年（1307年）武宗即位后，与弟弟仁宗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可武宗去世后，即位的仁宗出尔反尔，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明宗在起兵造反失败后，被迫流亡西北。妥懽帖睦尔就是在父亲颠沛流亡中出生的。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园内壁画《成吉思汗家族图》

致和元年（1328年），明宗的弟弟，也就是妥懽帖睦尔的叔叔文宗夺取政权，宣布拥戴明宗即位，双方又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妥懽帖睦尔一家终于迎来了出头之日。可祸从天降，兴高采烈的明宗还未赶到大都，就在半路上被文宗与权臣燕铁木儿毒害。尔后可怕的事情接踵发生，先是妥懽帖睦尔的母亲被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推进烧羊炉中烧死，紧接着文宗又根据妥懽帖睦尔乳母提供的证言，下诏宣布妥懽帖睦尔不是明宗亲生子。妥懽帖睦尔就此被逐出大都。

文宗这一纸诏书，造成妥懽帖睦尔的出身在史学界长期聚讼纷纭，有不少人怀疑他是南宋末代小皇帝恭帝的私生子。因为据《庚申外史》等书记载，明宗在流亡西北期间，曾与出家为僧的恭帝会晤，并带走了恭帝身边一名怀孕的回回女子（迈来迪），她后来生下的孩子就是妥懽帖睦尔。

至顺元年（1330年）离开京师后，妥懽帖睦尔先是被流放到与世隔绝的高丽大青岛，而后又被安置到广西静江。这些对蒙古人来说难以生存的烟瘴之地，往往是犯重罪的蒙古宗王的流放场所。看来，文宗是想让侄子在恶劣的条件下早早离开人世。

不过，妥懽帖睦尔在艰难的岁月中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在静江居地大园寺，还受到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初具汉文化修养。即位后，他曾写过一首《赠吴王诗》：“金陵使者过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周回。莫言率土皆王化，且喜江南有俊才。归去丁宁频属付，春风先到凤凰台。”

元成宗铁穆耳

元武宗海山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元文宗图帖睦尔

元宁宗懿璘质班

要知道，在元朝所有君主中，汉文化修养方面，能与妥懽帖睦尔并驾齐驱的，也只有他的叔叔文宗了。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妥懽帖睦尔看来是要默默无闻地终老广西了，可形势的突变，却给妥懽帖睦尔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妥懽帖睦尔登上帝位。处心积虑地解决掉明宗后，春风得意的文宗于1330年改元“至顺”，可接下来碰到的事情却极其不顺。

至顺二年（1331年），文宗长子阿剌忒纳答剌被立为皇太子仅三十九天后就一命呜呼，次子古纳答剌也身染重病。这一突发事件对笃信佛教因果报应的文宗而言打击太大了。难道这就是自己作恶而导致的报应？为了不让天谴再次降临到古纳答剌身上，文宗把古纳答剌送给权臣燕铁木儿当养子，改名燕帖古思，并几次为他做佛事，祈求平安。燕帖古思过继后，燕铁木儿多次请求立其为皇太子，但都被心有余悸的文宗一口回绝。没过多久，饱受折磨、心力交瘁的文宗就一病不起。

至顺三年（1332年）八月，年仅二十九岁的文宗去世。临终前，他深深忏悔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前旺忽察都之事，是朕一生所犯的大错，朕常常晚上会想到这件事，可后悔也来不及了。燕帖古思虽说是朕的儿子，朕也很爱他，可今天的皇帝宝座应该是明宗的。你们如果真的爱护朕，就应该让明宗的儿子来继承皇位，这样，我即使在九泉之下见到明宗，也可以有话来塞责啊。”

显然，文宗是想重新履行此前“叔侄相传”的约定，先让明宗的儿子即位，然后再传给自己的儿子燕帖古思。虽然史书没有明确提到文宗的属意对象是谁，但依常理推断，妥懽帖睦尔既然已经不被认为是明宗之子，那么文宗所指，就应该是明宗嫡子、妥懽帖睦尔的异母弟懿璘质班。在父亲与母亲（八不沙）相继被害后，年幼的懿璘质班被文宗留在身边，封为鄜王。文宗去世时，懿璘质班年仅七岁。

接受遗命的权臣燕铁木儿接过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明宗之死，就是他与文宗一手策划的，由明宗之子即位，将来能有自己的好下场吗？

于是燕铁木儿赶紧与卜答失里皇后商量，想改立由自己抚养的燕帖古思为帝，但被与文宗有着同样想法的卜答失里皇后一口回绝。看看实在拖不下去，燕铁木儿被迫于至顺三年十月拥立懿璘质班即位，是为宁宗。

宁宗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自然不会对燕铁木儿构成什么威胁，燕铁木儿可以一如既往地主持朝政。但燕铁木儿很清楚，宁宗终有一天会长大。于是，又一幕戏剧发生了，即位仅五十三天，宁宗就被宣布“病死”，虽然三天前他还被安排在大明殿接受百官朝贺。

至此，“叔侄相传”的约定在形式上已圆满完成，该由燕帖古思接替皇位了。可当燕铁木儿重提此事时，却又遭到卜答失里皇后的拒绝。心有余悸的卜答失里大概还没有从一年前丧子的阴影中走出来，说：“天位至重，吾儿恐年小，岂不遭折死耶？”于是决定立妥懽帖睦尔为帝，以燕帖古思为其继承人。无奈的燕铁木儿最终只能接受，派人南下静江寻找妥懽帖睦尔。这一年，妥懽帖睦尔已经十三岁了。

至顺三年年底，在外流放两年多的妥懽帖睦尔终于回到大都。在近郊良乡，燕铁木儿特意安排了仪仗迎接这位新主人。

此时的燕铁木儿与妥懽帖睦尔同样心情复杂，双方的心理戒备使见面显得略有些尴尬。燕铁木儿骑在马上，与妥懽帖睦尔并行，用马鞭指指点点，“语重心长”地谈到国家多难，举步维艰，以及迎接新皇帝的诸多缘由。妥懽帖睦尔只是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这使得燕铁木儿不禁产生了疑惧，怀疑眼前这个年轻人居心叵测。

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很快就有太史上言，说妥懽帖睦尔不可立为皇帝，立则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妥懽帖睦尔即位之事就被耽搁下来。直到半年后燕铁木儿去世，权臣伯颜继之而起，妥懽帖睦尔方才于元统元年（1333年）六月于上都正式即位。

扳倒权臣伯颜，顺帝亲政。妥懽帖睦尔在位的前八年，可以说是文宗时权臣势道政治的延续，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元统（1333—1335年）与至元（1335—1340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为燕铁木儿家族与伯颜联合执政时期，后一时期为伯颜独自当权时期。此时的妥懽帖睦尔深居宫中，基本上处于渊默无为的状态。

伯颜当政时期，同以前的燕铁木儿相比，权势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元统元年起，伯颜任太师、中书右丞相，封秦王。至元元年清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后，伯颜开始独任中书右丞相，至元五年（1339年）又加号大丞相，除独掌中书外，伯颜还兼任其他各类职务，官衔累计达二百四十六字，在元朝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在朝官员，多为伯颜党羽，每次散朝，文武百官簇拥其退下，整个朝廷为之一空，以致“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有一次伯颜过生日，满朝文武前往拜寿，因人数众多，还曾发生过踩踏事故。

伯颜专权跋扈的例子，由郯王彻彻秃一案也可见一斑。本来，伯颜出身的蒙古蔑儿乞惕部，世代为蒙古大汗蒙哥及其后裔的奴婢。按惯例，他应当称蒙哥曾孙郯王彻彻秃为使长。但随着权势日益煊赫，伯颜越来越目空一切，乃至放出豪言：“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有使长耶！”结果，不等皇帝同意，伯颜即将郯王推到光熙门外处死。其他被杀或遭贬的蒙古宗王也不在少数，这在元朝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伯颜当政时对汉人、南人的歧视政策，令人发指，严重激化了元朝的民族矛盾。

伯颜当政后不久，即在至元元年采纳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的提议，停废科举。伯颜还为此上奏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曰：应科举未回。我不想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

科举取士，自唐以来已成为中国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元朝自仁宗延祐初实行科举以来，到元统元年已举行了七科，共取进士五百三十九人。由科举步入仕途者虽在当时的官僚集团中所占比重不大，但科举制度的实施毕竟为士人敞开了仕途大门，成为笼络士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伯颜此举，显然是为了打压汉人、南人。

至元三年（1337年）四月，伯颜又下令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六部、宣慰司、廉访司及各路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不得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汉人、南人为官。此外，伯颜还以出现多起汉人、南人造反事件为由，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手持兵器的法令，汉人、南人有马匹者也都被官府征缴。据有的记载，当时禁令之严，甚至连农民平时耕作使用的铁叉等农具也被视作兵器而遭禁，以致农民不得不改用木制农具劳动。伯颜对汉族人的仇视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据记载，他曾奏请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这一荒谬建议当然没被采纳。

伯颜的跋扈专权，引起了妥懽帖睦尔的极大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与无奈。此时，伯颜集团内部出现的分裂，为妥懽帖睦尔亲自掌握朝政提供了绝佳良机。出来为他改变这一局面的，正是伯颜的亲侄、时任御史大夫的脱脱。

脱脱虽为伯颜之侄，自幼养于伯父家中，且在其支持下飞黄腾达，但在名儒吴直方的教导下，他接受了许多儒学文化，对伯颜的专横跋扈非常不满。在受伯父派遣入宫宿卫监视妥懽帖睦尔后，脱脱开始有意与妥懽帖睦尔身边仅有的两个亲信世杰班、阿鲁接触，并最终取得妥懽帖睦尔的信任。

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乘伯颜率队到柳林围猎之际，在妥懽帖睦尔授意下，脱脱等人发动政变，一举成功夺权。伯颜被流放广东，于中途死去。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其子燕帖古思也相继遭贬而死。伯颜的倒台，标志着文宗以来十余年武臣专权政治的结束，从此妥懽帖睦尔正式开始亲政。

至正更化——恢复科举，编纂法典。妥懽帖睦尔亲政时刚过二十岁，年富力强，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他在次年（1341年）正月正式改年号为“至正”，宣布要“与天下更始”，拨乱反正，结束以前的黑暗时代。在妥懽帖睦尔的支持下，脱脱正式出任中书右丞相，着手整顿伯颜专权时的一系列弊政，史称“更化”。

至元六年十二月，元朝宣布恢复科举考试。此后，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元朝又陆续举行了九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六百人。这对缓和伯颜专政时加剧的民族矛盾，有一定推动作用。在此期间，元朝还大兴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三千多人。

文宗时，曾于天历二年（1329年）建奎章阁，于阁内收藏书画，聚集文人精英，常备顾问，一时传为美谈。伯颜专权期间，奎章阁无人过问，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至正元年（1341年）六月，顺帝将奎章阁改为宣文阁，开设经筵，遴选名儒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等为皇帝授业。妥懽帖睦尔时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留心圣贤之学，与儒臣讲究历代治乱兴衰，“欣欣然有向慕之志”。

其时，又恢复太庙四时祭。太庙四时祭始于英宗，以后历朝遵行。伯颜专权期间，因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的建议而改为一祭。脱脱当政后，太庙四时祭很快得以恢复。

此外，英宗朝曾编《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是一部具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汇编。但随着法令格例的日渐增多，《大元通制》已越来越无法满足司法审判的需要。至元六年（1340年）七月，元朝正式下令由翰林学士承旨腆哈、奎章阁学士巎巎等删修《大元通制》，开启法典的重修工作。此项工作历时五年多，至正五年（1345年）十一月最后完成，至正六年（1346年）四月颁行天下，名曰《至正条格》。2002年，这部法典的残卷在韩国被发现，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另外，《六条政类》是一部以中书省六部为核心内容的大型政典，于至正七年（1347年）三月开始编纂，次年三月完成。

元朝建立后，因正统问题没有解决，迟迟没有修前朝史。脱脱主政后，力主辽、宋、金三朝各为正统，分修三史，并受命出任总裁官。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三史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参加编纂者既有汉族文士，也不乏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到至正五年（1345年），三史全部完成。其中的后妃、功臣列传，也在至正八年（1348年）由翰林国史院负责主持纂修。

上述更化措施，因主要是在中书右丞相脱脱当政时开始的，有的学者称之为“脱脱更化”。不过，更化应该说首先是得到了顺帝妥懽帖睦尔的支持，而且脱脱虽开更化之端，但在至正四年（1344年）即罢相，其后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任相五年期间，许多更化后续政策仍得以继续进行，这说明顺帝妥懽帖睦尔才是更化自始至终的实施者。

至正更化虽然带来了一些“中兴”气象，但更多地体现为粉饰文治、调整蒙汉统治关系，很少触及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如财政危机、土地兼并等，当然也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朝统治积重难返的颓势，再加上当时天灾频仍，民变四起，元朝统治逐渐陷入危机之中。

脱脱复出——发行“至正交钞”，恢复黄河故道。至正九年（1349年），在妥懽帖睦尔的支持下，赋闲五年多的脱脱复出，又开始对朝廷弊政进行改革。此次脱脱的改革，主要有变更钞法与治理黄河。

元代壁画《货卖图》

元朝建立后，一直实行纸钞。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纸钞发行量开始激增，以后历朝均大量印钞，再加上伪钞盛行，钞法日益败坏。至正十年（1350年），在脱脱主持下，元朝开始变更钞法，一是印行“至正交钞”，实际上就是在以前的中统钞上，加盖“至正交钞”字样。以前中统钞与至元钞比价是5∶1，而在加盖“至正交钞”字样后，二者比价却变成1∶2。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一贯至正交钞折合铜钱一千文。次年，新钞与铜钱发行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且很快造成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民间甚至开始出现以物易物的现象。

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改道。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浸漫运河、盐场，对元朝的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脱脱复出后，采纳贾鲁恢复黄河故道的建议，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始治理黄河。到十一月完工，黄河终于成功恢复故道。

脱脱当政期间虽建树颇多，但其性格偏狭，无法处理好与同僚的关系，至正九年（1349年）第二次任相后，脱脱对以前迫害过他的政敌睚眦必报，对患难时曾施以援手的哈麻、雪雪兄弟，则信任有加。殊不知，哈麻、雪雪兄弟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他们帮助脱脱，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当脱脱无法满足二人的愿望时，他们很快就将矛头转而对准了脱脱。

至正十四年（1354年）十二月，正当脱脱踌躇满志地统率大军出征高邮时，一个针对他的阴谋在宫中发生了。在哈麻、雪雪兄弟的谗言下，一纸诏书传到了脱脱军营，脱脱被以劳师靡财的罪名剥夺了一切职务，随后又一贬再贬，于第二年被哈麻假传圣旨赐死。

元顺帝统治时期，可谓是元朝内讧发生最多的时期，这种内讧既发生在朝堂之上，也发生在朝堂之外。中枢之争、宗藩之争、父子皇位之争、军阀之争交织在一起，无一不在腐蚀元朝的统治根基，并最终断送了元朝的百年基业。

脱脱死后，哈麻、雪雪兄弟成为当权者，可好景不长，二人很快就因参与太子内禅阴谋被杀。

太子爱猷识理答腊是妥懽帖睦尔庶长子，母亲奇氏本是高丽贡女，曾专门侍奉妥懽帖睦尔饮茶。后因聪慧机敏，日渐受宠，生下皇子爱猷识理答腊后，被赐姓肃良合氏，升为第二皇后。

至正中期以后，妥懽帖睦尔逐渐怠于政事，在哈麻、雪雪等人的鼓动下，开始热衷藏传佛教的秘密修炼。相反，年富力强的太子却野心勃勃，积极谋求参与朝政。善于投机的哈麻、雪雪兄弟成为太子的支持者，开始积极策划逼迫妥懽帖睦尔退位。

至正十六年（1356年），太子阴谋败露，妥懽帖睦尔连连惊呼：“朕头发没有白，牙齿没有掉，怎么就说我老了呢！”不过，他虽然处死了哈麻与雪雪，可对自己的儿子却一直隐忍不发，这使太子的觊觎之心更加膨胀。

哈麻倒台后，搠思监与太平分任中书右、左丞相，搠思监虽与太子关系亲密，可太平却严守中立，太子与奇皇后多次向他暗示，但太平始终不为所动，结果被逼身亡。此后没几年，代表太子的搠思监、朴不花一方，与代表皇帝的老的沙、秃坚帖木儿一方，又展开激烈政争，双方分别勾结军阀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为外援，大打出手。

红巾军起义，元朝灭亡。元末红巾军起义时有两首流行的民谣：“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看来，当时的人都把脱脱开河与变钞当作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其实，元朝统治到至正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已激化到极点，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至元十一年五月，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首义。他们事先做了精心安排，在黄河河床埋下一个凿了一只眼的石人，石人背部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字，然后到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当开挑黄河的民夫挖出石人时，消息很快传遍大河南北，众人沸腾了。起事的人因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巾军，又因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又被称为香军。

全国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很快发展成燎原之势。元朝统治集团起初还能征调各地兵力，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可到至元十四年底，随着脱脱于军前罢相，百万大军溃散，元朝逐渐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

当时，全国的义军与割据势力主要有以下几支。

北方红巾军在1355年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1356年起，龙凤政权发动三路大军北伐，深入北方，对元朝统治者造成极大震动。

南方红巾军1351年拥立徐寿辉为首领，国号天完，年号治平。所谓“天完”，就是压倒“大元”之意。南方红巾军兴起后，势力很快遍布长江流域数省。后来天完将领陈友谅于1360年杀徐寿辉，建汉政权。徐寿辉另一部将明玉珍进占四川，建夏政权。此外，名义上拥戴韩林儿的朱元璋，于1356年渡江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1364年称吴王。

与此同时，非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也在1356年占领平江（今江苏苏州），1363年称吴王。另一非红巾军系统的方国珍，长期占据浙东地区的温、台、庆元等路。

元末大乱后，由地方武装势力发展起来的元宗室军阀逐渐成为各战场主角，其中最有名的有两对父子，即答失八都鲁与孛罗帖木儿、察罕帖木儿与扩廓帖木儿。前者出身蒙古将门贵种，世代在四川行省担任高官，后者则是早已定居河南沈丘的探马赤军户，没有太显赫的身世。两对父子在镇压农民军的过程中，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支撑元朝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

元代铜火铳

不过，至少从至正二十年（1360年）起，两支武装力量之间就冲突不断，朝廷虽多次进行调解，但都无济于事。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因卷入朝廷政争，孛罗帖木儿举兵进京，赶走太子，控制朝廷，次年在宫廷政变中被杀。扩廓帖木儿虽去掉了一个竞争对手，可却因拒绝逼宫得罪太子而被免职，再加上他恃才傲物，各路军阀李思齐、张良弼乃至手下的关保、貉高等人纷纷与他对抗，一时众叛亲离，也陷入窘境。

扩廓帖木儿是元末最能征善战的将领，就连明太祖朱元璋也对他十分敬佩。明人记载认为他本为汉人，名王保保，后过继给舅父察罕帖木儿为子。近年出土的扩廓帖木儿生父赛因赤答忽墓志，使我们得以纠正长期以来的错误认识，那就是，扩廓帖木儿出身蒙古，而非汉人。

正当军阀们在北方征战不已的时候，南方的朱元璋集团，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统一各地的事业。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夏，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已悄然打到元朝的家门口。

此时，妥懽帖睦尔方如梦初醒，匆忙下令恢复扩廓帖木儿的本兼各职，并命还在混战中的扩廓帖木儿、也速、秃鲁、李思齐等人，分头抵御明军。不过，为时已晚。诏书发布才一个星期，明军就已抵达大都郊外的通州，此时的元军或因路途遥远，或因明军阻截，根本无法回防京师。闰七月二十六日，元军与明军发生短暂交锋，一触即溃，妥懽帖睦尔于是决意北逃。

二十七日，妥懽帖睦尔宣布任命八十三岁的淮王帖木儿不花为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留守京城。二十八日，他在清宁殿召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共同商议出逃事宜。当时宫中的空气异常沉闷，宦官赵伯颜不花痛哭流涕，对妥懽帖睦尔说：“天下，是世祖的天下，陛下应当死守，怎么能弃之不顾呢！臣等愿率领城中军民与众侍卫军出城抵抗，只愿陛下固守京城。”知枢密院事哈剌章也指出，明军已经攻陷通州，如此时皇帝出逃的话，京城马上不保，应当固守待援。妥懽帖睦尔回答道：“也速已经失败，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还有什么援兵可等呢？”当天晚上，妥懽帖睦尔率领后宫亲信一干人等，开健德门北逃上都，两年后在应昌病死。

八月初二，明军由齐化门填壕破门而入，淮王帖木儿不花等留守官员大都遇难。至此，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此后的元朝残余势力虽然又与明朝对峙了若干年，但终因大势已去，最后土崩瓦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明清/卜宪群总撰稿.—北京：华夏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80-8663-7

Ⅰ.①中… Ⅱ.①卜… Ⅲ.①中国历史－明清时代 Ⅳ.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8072号

中国通史——明清

总 撰 稿：卜宪群

撰 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杜晓宇 董秀娟 王敏

责任印制：顾瑞清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装：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5月北京第1版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开

印 张：14.75

插 页：8

字 数：285千字

定 价：62.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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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2011计划

『国家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文前彩插

明宣宗行乐图之《蹴鞠》

大威德金刚像 明

驯马图（局部） 明

美岱召大雄宝殿壁画（局部）

嘉庆婴戏大瓶 清

狮钮活佛印 清

编委会

《中国通史》顾问委员会

荣誉顾问 ◎陈奎元

总顾问 ◎王伟光

顾 问 ◎童刚 黄浩涛 高翔 晋保平 林甘泉 陈高华 陈祖武

宋镇豪 童超

《中国通史》编辑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主任 ◎曹寅 卜宪群 贾琪

编 委 ◎马援 王镭 闫坤 王震中 黄金山 鲍康健 潘平

朱昌荣 李健 郭华 金城 赵良

总撰稿 ◎卜宪群

撰 稿 ◎陈时龙（明太祖朱元璋——崇祯帝）

撰 稿 ◎鱼宏亮（明清更迭 自强运动——维新与革命）

撰 稿 ◎林存阳（清王朝的稳固——文治与文字狱）

撰 稿 ◎卜宪群（帝制的终结）

让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王伟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并撰稿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即将正式出版。这是我院向社会推出的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播历史知识的力作，也是我院史学工作者与全国史学、文博工作者贴近大众，共同合作，将史学研究成果以形象化、通俗化的方式介绍给社会的有益尝试。这里我以《中国通史》的创作与出版为契机，就史学研究应当如何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的品格。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在记录、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但究其本质来说是以资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的的。因此，在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传统史学因其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做到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吸收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华，但在历史观上与传统史学历史观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出发，在承认杰出历史人物历史贡献的同时，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的传统史学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准。历史观不同，研究的视角不同，决定了研究的目的不同。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秉持这一理论，不仅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而且开辟了史学研究的许多新领域，深化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这些都是传统史学无法达到的。但这些优秀成果，许多还仅仅局限于在专业研究者内部传播，局限于在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上刊登，普通大众既难以读懂，也难以读到，这对于广大历史研究爱好者和普通大众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大众，为人民做学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其研究成果，应当走进人民群众,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起到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白寿彝等人，都重视历史普及，写了不少历史普及读物，影响很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成果更丰富了，传播方式也更多样了，历史研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更密切。许多史学工作者也都在感慨史学大众传播环节的缺失，呼吁加强历史普及工作，这是对我们史学研究宗旨回归的反映。《中国通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主，凝聚了全国众多的史学与文博工作者的智慧，它将史学最新研究成果以贴近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方式展示出来，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

二

史学研究成果要真正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必须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将科学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坚决反对错误的历史观，杜绝人为杜撰的虚假历史。当前，以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图书出版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推动并形成了全民上下的“历史热”。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作品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社会大众获取历史知识、认识历史过程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无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某些历史题材作品竭力淡化阶级分析方法，淡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动力的观点，从而使历史发展的动力观、阶级观、社会形态观等许多牵涉唯物史观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受到挑战。某些作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些作品中，封建主义沉渣泛起，资本主义价值观得到弘扬，客观上形成了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冲突。某些作品肆意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某些作品不顾历史背景、历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盲目宣传某些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犯有侵略行为的历史人物等。

盲目拔高统治阶级人物。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任意拔高某些统治阶级人物，如把历史上某些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帝王、有为人物的行为上升到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夸大个别封建帝王、人物的人格魅力；把当代处理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原则安放在封建政治家的身上；把封建史学家歌颂的所谓“盛世”，即历史上某些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夸大为“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甚至用一些热辣的词语，如“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等来歌颂封建帝王将相。相反，对帝王将相的腐朽性、反动性、落后性、剥削性和阶级局限性则避而不谈。

肆意虚构、解构历史。撇开某些标明“戏说”“虚构”的历史题材作品不论，很多以历史“正剧”形象出现的作品，为了迎合某些观众的心理，置有明确史实记载的历史发展线索、历史人物活动于不顾，任凭主观意志剪裁、编造，从而导致历史题材作品所展示的历史环境、人物关系或过于片面，或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热衷权谋宣传。某些作品大加渲染封建帝王的“统治经”、封建官僚的“做官经”等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权谋权术，忽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美好、和谐、智慧思想的歌颂，忽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贡献；热衷于帝王将相题材的选择，忽视对历史上劳动人民中间的英雄人物、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再现，忽视对思想家、科学家，特别是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展示；热衷于表现情爱的床戏场面，竭力宣扬色情，忽视对人物品质的歌颂与揭露。

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不少历史题材作品，接受或部分接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情况并不罕见。历史循环论、天人感应论、宿命论、因果报应论等在不少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甚至很严重。

传递虚、假、错、伪的历史知识。有的作品将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错乱安排，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有的作品不顾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职官、行政、文化、礼仪、风俗等制度的重大差别，只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或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而任意张冠李戴；有的作品在语言使用上现代化，错字、错语、错音情况比较严重；有的作品对有明确记载的历史过程进行无原则的篡改，对某些没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地方又进行不负责任的虚构，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中国通史》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为线索的历史学作品，上自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下迄清王朝灭亡，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三条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可以说，这是一部由史学专家撰写的大众化的通史，它对广大读者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纠正当前历史题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很有帮助。

三

史学研究成果贴近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还需要在多种形式上下功夫，不应只限于厚重的史学专著。过去吴晗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用通俗的语言和清新的文风，将严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普及了几代人的历史知识。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和形式，用科学的历史知识占领这些先进的传播高地，将胡编乱造、充满错误历史观的伪史学、假史学赶出大众图书市场。《中国通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它较好地处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历史观与学术性的关系。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广泛吸收一切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客观对待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复古主义，又注重防止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第二，大众化与科学性的关系。大众化、通俗化不是要放弃科学性。本书文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把所要阐述和思考的历史问题，通过大众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引发大众对历史变迁的看法；从问题意识入手，从当代人对历史的关注点入手，引导大众做出正确的历史判断。全书不空论，不戏说，不虚论，不妄言，论从史出，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力求能够被最广大的读者接受。

第三，通与专、点与面的关系。全书既有中国通史的贯通意识，又有各章节突出的问题意识。所谓贯通意识是使读者在看完本书后，对中国历史纵向过程有基本了解；所谓问题意识是抓住了各时段最为重要的历史问题，从问题引入，使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横向深入有充分了解。全书既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又有各章节的微观深入；既有近距离的放大，又有远距离的透视，从而把牵涉到整个中国史的大问题，统筹合理地安排开来。

此外，本书尽可能利用了历史遗迹、遗存，尽可能避免了复杂的、大段的过程描述，把复杂的问题通过自己的语言通俗明了地表现出来，情节感、节奏感强，抓住了主要问题，舍弃了不必要的枝节，使读者在阅读欣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历史知识。

总之，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比较，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从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中，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创造的辉煌文明中，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

历史为鉴 光影为媒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童刚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国内优秀纪录片创作团队精心摄制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将于近日正式播出，以电视片解说词原稿为基础编成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由华夏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中国学术机构专业史学工作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通力合作推出的集科学性、观赏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是在时代召唤下应运而生的历史文化精品。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不间断历史记录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推崇国学研究、注重历史教育，主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国家。201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历史学习和研究的多次指示，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尊重历史、坚定信念、辨析荣辱、知行合一的高瞻远瞩与真知灼见。

如何让中国的亿万民众，特别是广大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们更好地读历史、懂历史，汲取中国历史当中的宝贵营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机构和国家级电视媒体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文化担当。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全国一流历史学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合力打造出了一部规模宏大、观点鲜明、论述严谨、丰富生动的百集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这不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将会在史学普及和传播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通史》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集结了中国最顶尖的历史学家，组建起一支历史研究的“国家队”，为作品的创作付出了丰博的学识与全部的心血。《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并邀请了国内多家重点大学、专业机构的历史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如此强大的学术顾问团队与创作阵容，确保该作品展现出了有关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和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其次，《中国通史》的推出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和影视传媒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在史学通俗作品成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追逐的流行读物时，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阅读史学作品，专业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同时，出版影视工作者以引人入胜的视觉艺术方式，增添了历史表述的观赏性。学术内容和形象艺术和谐地结合为一体，准确而灵动地再现了中国人自己对历史的重大关切，表现出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突出特色。

从《中国通史》的百集架构来看，这部作品涵盖了中国自远古至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杰出历史人物和伟大文明成就，以全景式的视野和宏大的叙事方式，描绘出中国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本书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代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和辉煌为三条主线，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分析手段，使受众能够从全方位、多视角获得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知识，能够从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创造的文明中，科学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和人民创造历史的正确选择，深入地领悟到我们今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中国通史》强调的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华文明起源时代到夏、商、周的古史遗迹，从秦汉一统的雄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从隋唐的盛世图景到两宋的繁华气象，从元代的文化融合到明清的兴亡巨变，《中国通史》用流畅的史笔勾勒出中国主要朝代的变迁历程。与此同时，创作者们还用一定的篇章，展现了吐蕃、南诏、辽、西夏、金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及其历史成就。《中国通史》一改传统史书中“汉族正统”的论调，明确指出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构建和丰富着中华文明，肯定他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通史》的第二条创作主线，是总结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堪称是一部当代影像版的《资治通鉴》。通过对历朝历代行政体制和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将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变迁与得失清晰地梳理出来，展现了传统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的精髓，对于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施政方略，具有一定的启发和警示价值。

除了“资治”作用之外，《中国通史》还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发展史。从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到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从两汉经学、魏晋风度、唐诗宋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到明清小说，从丝绸之路的开辟到日本遣唐使来华访学，从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到郑和七次下西洋，详尽地介绍了古代中国在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商贸、外交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通史》的创作者们通过鲜明的事例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开放、政治的清明、文化的自信、社会的包容与民族的交融，才能培育出万古长青的文明之花。

综上所述，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之上，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问题分析横向展开，站在今天的高度来把握、剖析和思考中华民族走过的辉煌历程。中国历史学家和出版影视工作者推出了一部具有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国史纪录片经典，也推出了一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在精深研究基础上具有普及意义的《中国通史》读本，更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号召，自觉修好党史、国史必修课。在浩荡的时间长河中，珍藏历史的启示，铭记历史的回声，更加自信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更为辉煌的未来。

探寻历史 走向未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主任

曹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标，也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历史是前人留下的“百科全书”，是先辈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成长进步的。这也意味着，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特别需要看清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更多地了解、更深刻地懂得中国的历史，以此获取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

研究和总结历史，思考和探索未来，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大历史工作者一直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在这几十年间，通过他们深入细致的研究、辛勤不懈的开拓，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在富有激情的探讨和争鸣中不断得到发展。同时，学习历史、探寻历史也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点所在，成为广大影视、传媒工作者热爱和深入开掘的事业，许多历史类影视节目办得风生水起。这是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同步出版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得以推出的深厚基础。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完成。由影视媒体与史学界共同完成大型影像和文字载体的历史题材作品，在国际上已有成功先例，从国内来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推出了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这次合作也为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中国通史》是中国影视媒体与史学界的最新合作成果，在历时数载的创作、拍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影视工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走到一起，祖国的东西南北各地都留下了他们不倦的身影。同时，邀请国内多所大学、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访问了众多博物馆和文化遗址。他们相互配合，疑义与析，共同成长，为我们带来了这部沉甸甸的作品。

《中国通史》围绕三条主线展开，即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展现了从中华文明的起源直至晚清五千多年的历史长卷，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丰富的视听手段再现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图景。翻开这套五卷本《中国通史》，或是观看纪录片《中国通史》，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读本，而是一部体例内容新颖的历史作品：细节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更有启示性，更具新传媒特点，通过新视角、新方式，重新敲开历史之门，探寻不一样的风景。

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内容，是与世界历史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集《中国通史》纪录片及五卷本《中国通史》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的姊妹篇，它们将共同构筑起一座通向历史的文明长廊。

希望读者能和我们一道，在阅读、观影与思考的过程中共享这种体验：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则“长风破浪会有时”。历史上的艰辛不仅仅是曾经的艰辛，历史上的辉煌也不仅仅是曾经的辉煌，回顾民族的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民族的今天，展望民族的明天。探寻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党委书记

贾琪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终于制作完成，即将与观众见面；以该片解说词为基础创作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同期出版。值此之际，百感交集。

《中国通史》是继百集纪录片《世界历史》之后的又一创作实践。《中国通史》采用实景拍摄、情景再现、学者访谈等多种形式，同时结合高清影像和三维特技，既宏观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文明起源至封建帝制终结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又生动再现了无数精彩纷呈的历史现场，展示了许许多多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堪称一部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和通俗易懂的读本。

《中国通史》制作团队由一流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和优秀的影视工作者组成。他们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经历无数次论证、修改和补充，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这一巨制。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主席说：“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体会中国人民对中国梦的渴求。”从这个时代意义上讲，《中国通史》可谓应运而生。

百集《中国通史》的创作，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通力合作，也得到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博部门的热情襄助，在此一并致谢。

此时此刻，我们衷心期待社会各界的广大观众和读者对于影片和图书内容可能出现的疏漏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我们将在日后认真采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吸纳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作品进行修订和完善。

《中国通史》总目

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

第五卷《明清》

目录

让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

历史为鉴 光影为媒

探寻历史 走向未来

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

《中国通史》总目

明太祖朱元璋

永乐迁都

郑和下西洋

内阁制度

土木堡之变

王阳明心学

海疆与互市

张居正改革

耶稣会士来华

江南市镇

白银资本

崇祯帝

明清更迭

清王朝的稳固

统一大业

收复台湾

军机处

摊丁入亩

文治与文字狱

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

自强运动

甲午战争

维新与革命

帝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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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像

1914年，也就是民国三年，一位名叫严修的学者来到北京西苑紫光阁，瞻仰了历代帝王画像。他感叹道，历代帝王相貌“以唐太宗为最伟，明太祖为最奇”。严修所说的相貌最奇特的明太祖，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从留存至今的朱元璋画像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把明太祖描绘得极其英武；另一类却恰恰相反，将明太祖画得极为丑陋，不但歪嘴，而且满脸麻子，五官不正，被称为“五岳朝天”。严修所见的画像，想必是那极丑陋的一类了。人们对朱元璋极丑陋的那些画像有过多种解释，但都没有令人完全信服的说服力。因此，到今天为止，朱元璋的真容依旧是一个谜。当然，相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元璋开创了一个朝代。而且，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

时势造英雄，建立大明国。安徽省凤阳县城西北的凤阳山日精峰下曾经有一座寺庙，元朝末年时，它被称作於觉寺。明朝建立后，它便被改名为皇觉寺，因为朱元璋曾经在这里出家做了和尚。朱元璋做皇帝后，曾经想在原址扩修寺院，后来因为考虑到寺庙离自己的祖坟太近，便改在别处建了一座皇家寺院，即今天犹存的龙兴寺。

清朝末年，一位名叫孙家鼐的学者曾在龙兴寺题了一联，上联是“生于沛学于泗长于濠，凤郡昔钟天子气”，下联是“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龙兴今仰圣人容”。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游方僧人，最终崛起为一个新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与汉高祖刘邦有点相像。

元致和元年（1328年），朱元璋出生于濠州钟离县太平乡（今安徽凤阳）的一个庶民家庭，初名重八，后改名兴宗。参加红巾军起义后，改名为朱元璋，字国瑞。十七岁那年，朱元璋的父母、长兄等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因为家境贫穷，朱元璋的父母下葬时都没有棺椁。在元朝末年连年不息的战乱中，每天的温饱成了朱元璋的大问题。无奈之下，他只得入於觉寺为僧，在於觉寺待了几个月，又因寺中缺粮而四处化缘。此时，红巾军起义爆发。刘福通在颍州，徐寿辉、陈友谅在蕲州，郭子兴在濠州，纷纷揭竿而起。不属于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方国珍，则分别活跃于江苏一带和浙江东部。时势造英雄，朱元璋正是在这种群雄并起的背景中脱颖而出的。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离开於觉寺，加入红巾军。据说在做出选择之前，他曾通过占卜的方式选择去留，而每次占卜的结果都是鼓励他离开於觉寺，加入起义军。朱元璋绝对料想不到，这次似乎随机的选择，最终会使他在十六年之后成为这个庞大国家的主宰者。朱元璋投奔濠州的郭子兴后，先是做了郭子兴的亲兵，后因作战勇敢而有谋略，得到了郭子兴的信任，还娶了郭的养女马氏（即后来的马皇后），他在军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人称“朱公子”。

马皇后像

常遇春像

徐达像

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受郭子兴之命回家乡募兵，并成功招募到七百余人。随着朱元璋能力的凸显，郭子兴开始感受到威胁。为了打消郭子兴的疑虑，朱元璋将手下大部分军队交给了郭子兴，仅率领亲信徐达等二十四人，向南发展。在此后数年中，朱元璋连续攻占定远、滁州等地，收降了不少民兵力量。羽翼渐丰的朱元璋开始不再为温饱而战，而是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率军从和州渡江，次年三月攻占元朝的集庆路，改名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从此，朱元璋以应天府为根据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建立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自称吴国公。

宋濂像。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后因卷入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逝。

刘基（伯温）像。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

1353年回家乡募兵与1356年占领南京，对朱元璋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他在家乡所招募的人员如徐达、汤和等，再加上后来陆续收用的李善长、常遇春等，大致构成了明朝的淮西开国功臣集团，是朱元璋打天下的主要班底。占据“龙盘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不仅有重要的号召力，还有很高的战略价值。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在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东面苏州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就可以从容进退了。同时，由于北面有韩林儿、刘福通红巾军所建立的“宋”为屏障，朱元璋不会与北方的元朝军队发生直接冲突，所以发展比较顺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朱元璋主要是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和下游的张士诚争夺势力范围。

根据谋士刘基提出的“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的战略构想，朱元璋命耿炳文、吴良分别扼守长兴、江阴，防止张士诚西侵，然后向西不断蚕食陈友谅在江西的领地。从至正二十年（1360年）起，朱元璋与西面的陈友谅政权进行了持续的拉锯战。

南京城墙

清刻本《鄱阳湖水战》，描绘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激战的情景。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进行决战，陈友谅战死。次年，朱元璋征讨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徐达攻陷苏州，张士诚败亡。同年，盘踞浙东的方国珍向朱元璋投降。

消灭陈友谅、张士诚后，朱元璋建国的条件已然成熟。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同年八月，朱元璋的手下大将徐达占领了元朝的大都，即今天的北京。中国历史进入明朝统治时期。

废除相权，强化君主专权。打天下易，治天下难。朱元璋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政权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此，重建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创建保证新王朝长治久安的制度，便是朱元璋接下来将面临的主要任务。从开国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统治下的大明朝的政治制度都保留着浓厚的元朝制度的痕迹。

在洪武十三年之前，明朝的政治构架是：中央由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之下设府或直隶州；府之下设州、县。都司和卫、所是军事管理机构，但部分具有疆土管理的功能。例如，洪武七年（1374年）所建的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就是明朝中央政府用以羁縻管理青藏高原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

李善长像

在明朝最初的十几年中，中书省是政治运作的中枢，设左、右丞相。朱元璋本人也特别重视中书省丞相的人选。第一任中书省左、右丞相，分别是开国功臣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富贵而骄，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命李善长退休，表明他对中书省丞相权力过大的情形开始有所警觉。

李善长之后，朱元璋对丞相的人选举棋不定。他找刘基商量，问他对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等人的看法。刘基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而汪广洋“褊浅”，缺乏宰相“持心如水”的度量。至于胡惟庸，刘基说，如果用驾车来比喻治理国家的话，他担心胡惟庸会将车打翻。然而，由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朱元璋还是提拔汪广洋为中书省右丞相，胡惟庸为中书左丞。汪广洋是一个好酒的文人，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中书省大权渐归于胡惟庸之手。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胡惟庸成为中书省右丞相，后来升左丞相。从洪武六年到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负责中书省事务八年之久，是明初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

胡惟庸像

胡惟庸是有一定的才能的。《明史》也说，朱元璋“以惟庸为才”。然而，胡惟庸的品行却很恶劣。吴晗先生在1934年所撰写的《胡惟庸党案考》中曾说：“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

随着权力的膨胀，胡惟庸“生杀黜陟，不奏径行”，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胡惟庸还曾私下扣押犯罪的人所藏的名画——宋代画家夏珪的《长江万里图》，后来被朱元璋从胡惟庸府中抄出，成了他贪赃的证据。

胡惟庸本人的胡作非为，最终引爆了洪武十三年皇权和相权的冲突。这年正月，胡惟庸被杀。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折。

朱元璋杀胡惟庸，表面上是因为胡惟庸胡作非为，归根结底却应该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自秦朝以来的一千多年中，宰相是辅助君主执政的大臣，是统领百官、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不同朝代，宰相的名称和职权虽然会有所变化，但其作为皇权和官僚制度之间的枢纽的性质却没有变化。相权与皇权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相权是皇权的延伸，是协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权力的伸展；另一方面，相权却又制约或威胁皇权。纵观中国历史，在皇权与相权博弈的过程中，皇权日尊而相权日衰。然而，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不能容忍任何对皇权的挑战，所以他选择了废除宰相制度。

处死胡惟庸后，朱元璋决定废除中书省，同时革除大都督府。他下诏说：“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蠹害政治，谋危社稷。……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

中书省废除后，其职权一分为六，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大都督府的权力则被一分为五，由中、前、后、左、右五军都督府分掌。此外，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增设通政司，掌内外章奏；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这样，之前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向皇帝负责的政治架构，变成了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十三个机构共同向皇帝负责的格局。

后来，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强调他废除宰相制度的目的。他说：“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所谓“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一切政务都由皇帝总揽，一切权力集中在皇帝的手中。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还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如此严厉的规定，使得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再也没能恢复。

朱元璋还加强了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的职权。六科设于午门之外的东西朝房，负责驳正六部的违误，都察院监察御史职司进谏，合称“科道”。科道官员品低而权重，可以弹劾各级官员。在地方上，朱元璋在洪武九年（1376年）废行中书省，改设布政使司，掌民政。布政使司与掌刑狱的按察使司、掌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三司”彼此不相统属，各自直属中央。

废宰相之后，皇权与相权合二为一，君主专权得到了空前强化。然而，从政治运作的角度看，废除宰相却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例如宦官专权的问题。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而且，朱元璋可以凭其超强的工作能力，把大权独揽于身，但他的子孙后代却不能与他相比，从而留下了隐患。朱元璋处心积虑的废宰相之举，其实并不能化解封建末期的危机。

重本抑末，寓兵于农。政治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巩固了朱元璋的统治地位。然而，新兴的王朝要得到长治久安，还需要经济和财政的合理运行。财政的来源在民，而财政的最大支出在军队。因此，如何对百姓进行治理？如何维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些问题也是朱元璋建国后亟待解决的。

朱元璋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静态的农业社会。他强调以农为本，例如，规定农民可以穿纱，而商人只许穿布，以示“重本抑末”。当然，构建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关键是牢牢抓住人口和土地两大要素。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户口，推行户帖制度。现存的《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门县汪寄佛户帖》，除刷印了朱元璋的白话圣旨外，还抄录了汪寄佛一家的人口和事产，事产包括田地、房屋、家畜等项。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江南的农业发达地区实施粮长制。他命令以税粮一万石为一个单位，设置粮长。粮长由各地缴纳税粮较多的大户充任，负责征收秋粮并解送至南京。

《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门县汪寄佛户帖》

里甲制的推行与黄册、鱼鳞图册的编纂，标志着明初社会秩序的重构。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下令州县以下推行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其中十户为里长，每十户为一甲，甲首一人。

同年，以里甲制为基础，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的人口、田土、房屋，编成后抄成四份，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一份送呈户部。由于送呈户部的户籍册以黄纸为封面，故称黄册。黄册送到南京之后，储存在后湖湖心岛屿的黄册库之中。田土册的绘制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完成，也是以里为单位对相邻田土按顺序编号、绘图，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和四至。由于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大明会典》中对黄册制度的介绍

1950年，梁方仲先生在《明代黄册考》一文中说：“作为政府剥削农民的田赋制度，到了明代达到一种空前的严密的结构。这种严密的结构表现在两个基石上：一为黄册，一为鱼鳞册。”

编制黄册和鱼鳞图册，是明太祖整顿赋税制度的一大建树。尽管历朝历代都有人口和土地登记制度，但黄册、鱼鳞册在明朝所得到的重视，及其涉及地域和规模之广、影响之远，都是无与伦比的。按规定，黄册每十年重编一次。尽管此后地方官对黄册的编纂往往应付了事，并不精确，但是，黄册的编纂却从未中止过。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朝总共二十七次编纂黄册。

朱元璋建立的军事体制，主要是军户制和卫所制。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卫所军制，卫五千六百人，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卫所的军兵是世袭的，称为军户。每个军户从政府获得五十亩田地和耕牛、农具，向卫所缴纳“子粒”并且服兵役。卫所还实行屯田，称作军屯。边境军队供给还通过商屯获得补充。商屯即商人们出资在边地招民耕种，将粮食就近缴纳给军队，换取食盐运输和销售凭证“盐引”，以便从事食盐贸易。

朱元璋“圣谕六训”：孝顺父母，孝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尽管“子粒”、军屯、商屯诸法，并不足以完全解决军事供应问题，但是，明初军队开支并不完全依赖中央财政，表明朱元璋的“寓兵于农”政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成功的。因军屯而形成的聚落，因与周边文化存在差异，往往保留了独立的文化特征，形成了今天颇有特色的屯堡文化。

《大明律》，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详细制定而成。

《御制大诰》，又名《明大诰》,是朱元璋亲自编纂的一部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

苛察吏治与亲藩体制。“自暴秦以后所绝无而仅有者。”这是清初主修《明史》的学者万斯同对朱元璋杀戮功臣之惨的感叹。开国立制之余，朱元璋的许多治国措施都是非制度性的，其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无疑是他大杀功臣的行为。朱元璋屠戮功臣，残忍而且彻底。

胡惟庸之死，标志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杀戮行动已经拉开了帷幕。洪武十九年（1386年），胡惟庸的罪名变成“通倭谋逆”，株连三万多人，包括原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大将军蓝玉以谋反之罪被处死，株连一万五千人。朱元璋为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分别编纂了《昭示奸党录》和《逆臣录》。通过胡、蓝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四万余人，其中封公、封侯、封伯的大功臣就将近四十人。

明大将高阳伯李文铁券（铁券凹面镌有十字：若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给。）

平民出身的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官吏腐败。因此，在与其官僚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朱元璋的内心充满紧张。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充分反映了朱元璋的偏激心态。

每年，各地布政司与府、州、县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状况。远道而来的官员们往往会带上事先盖好衙门印信的报销册。一旦原来呈报的报销册有误而被驳回，他们便在南京修改，从而省去往来的旅途劳顿。

这原本是公开的秘密。然而，这一现象被朱元璋得知后，他断言其中必定存在腐败。他下令将各地衙门掌管印信的长官一律处死，副手打一百杖然后充军。这就是空印案。在空印案中，朱元璋似乎与整个官僚机构为敌。

朱元璋绝对是一个苛察的统治者。他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要以法治国，切勿“法外用刑”。然而，他却认为自己可以“法外用刑”，因为自己“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这种矛盾陈述，透露出这位开国之主极强的自负。在殿廷上肆意杖责大臣，以提高皇帝的威权，称作“廷杖”。设置锦衣卫及镇抚司狱，直属皇帝指挥，也是朱元璋法外用刑的专政工具。

朱元璋对官员们的监视也很严密。有些官员在家里作一首诗，第二天朱元璋就会知道。有些官员在上朝前，会先与家人诀别，因为担心晚上会回不来。朱元璋对官吏的贪腐行为也予以严惩，官吏凡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就会被处以死刑。因此，在洪武一朝，士大夫们多数将做官视为畏途。这就是明太祖的“以重典驭臣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编定《皇明祖训》。这部明朝皇帝的家法，同时也是国法。年近七旬的朱元璋对身后的事情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强调，朱姓诸王在朝廷出现“奸臣”时可以奉密诏“靖难”。清朝的四库馆臣们点评道，朱元璋《祖训录》（即《皇明祖训》）所念念不忘的，即其“亲藩体制”。

从洪武三年（1370年）起，朱元璋将其儿子陆续分封到各地。藩王有极高的地位，拥有护卫军。朱元璋封王建藩的目的，就是要子孙共同维护朱姓天下。

然而，所谓亲情，永远只是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是一个以核心家庭为中心向外适度扩散的圈子。而且，朱元璋大概也没有想到，祸起萧墙往往比来自外部的攻击更具有毁灭性！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有强烈的“家天下”思想，这点很像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分封同姓诸王，杀白马以盟，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希望通过分封来保证朱氏家族永远的尊荣。平民出身的帝王，于历尽磨难、苦尽甘来之际，小家子气自然流露。汉代在分封后不久便发生诸侯王叛乱，即“七国之乱”。明初曾有人以“七国之乱”的史实来提醒朱元璋。但是，朱元璋却认为这些人在“间吾骨肉”。像叶伯巨这样敢说真话的小臣，最终就死在了监狱之中。然而，从历史趋势来看，朱元璋分封诸王，与加强中央集权是背道而驰的。

明孝陵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从农民变为皇帝，朱元璋的一生绝对可以用传奇来形容。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创建了一个持续了二百余年的王朝。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帝到南京谒祭朱元璋孝陵，题下“治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对朱元璋的评价是：“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当然，这都是传统史家对朱元璋的评价。今天看来，朱元璋的历史地位有两点：首先，他结束了元末二十余年的战乱，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明帝国；其次，正如吴晗在《明史简述》中所说，他创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系统”。

康熙帝题“治隆唐宋”碑

也许，在朱元璋闭眼的那一刻，他是安详的，他自认为给子孙留下了千秋大业，解决了所有他认为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然而，建文四年（1402年），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推翻了朱元璋所立的继承人——长孙建文帝朱允炆，夺取皇位。这大概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一位清初诗人在游历南京时写了一首诗，诗的前两句是：“靖难师来孰闭门，孝陵云树黯销魂。”孝陵是朱元璋的陵寝。在诗人的笔下，黯然销魂的孝陵云树，是皇室骨肉相残惨象的真实写照！早已撒手人寰的朱元璋，如地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永乐迁都

明成祖朱棣像

位于今天北京城中心的故宫，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宫殿建筑群。

这里曾居住了明清两代二十四位皇帝。最早居住于此的，是明朝第三任皇帝——永乐皇帝朱棣。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在刚刚修建完工的奉天殿上，朱棣接受了群臣的朝贺。这标志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自此以后，明、清两代至民国初年，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北京一直是中国的首都。

那么，朱棣为什么要把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呢？

控四夷而制天下——迁都的战略构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逝世。由于太子朱标已去世，朱元璋遗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建文帝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不受朝廷约束，遂着手削藩，在短短半年内削夺了周王等五个藩王的封号。分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次年举兵反叛朝廷。

建文帝朱允炆像

建文四年（1402年），经过四年的鏖战，朱棣成功地率领军队攻下了南京城。燕军入城之日，南京宫城中大火。有人认为，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身亡；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潜逃出宫，隐匿于民间。

六月十七日，在谒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燕王朱棣及群臣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朱棣装模作样地在南京“勉强”即皇帝位。即位后，朱棣改次年为永乐元年。明朝历史进入永乐时期。

十九年后，朱棣把都城迁到他的龙兴之地——北京。

在永乐元年（1403年）之前，北京从来不叫北京。这里曾经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的都城，叫作“中都”，201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面积约一千平米的金中都建筑遗址；这里也曾经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都城，叫作“大都”，有元大都城垣遗址为证。

1368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的大将徐达攻下了元大都，改名“北平”。为了加强北部的边防，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分封到北平。洪武十年（1377年），朱棣离开南京，来到北平封地。此后，除了短暂地到南京觐见父皇以外，朱棣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已经习惯了在北平的生活。

对于朱棣来说，北平是他的福地，是他的第二故乡。于是，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在永乐元年正月给皇帝上了一疏，说：“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朱棣很高兴地同意了，命以北平为“北京”。

然而，南京对朱棣来说却是另外一层意义。尽管这里是父亲朱元璋确定下来的都城，然而一场皇位争夺，已经让南京染上了血腥。

方孝孺像

朱棣即位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官员大肆屠戮。他让有着“读书种子”之称的方孝孺替他写即位的诏书，遭到方孝孺的拒绝。狂怒的朱棣下令诛杀方孝孺“十族”，据说比“九族”还多杀了“门生故吏”一类人。黄子澄、练子宁等人，也都遭受极残酷的刑罚而死。一个人被株连，又会有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了所谓的“瓜蔓抄”。15世纪初的南京城，血腥、恐怖和疑惧的气氛久久不散。

民国年间，著名的学者黄裳先生游历南京，在文章中感叹地说：“明朝在南京建都了两代，燕王永乐靖难以后，大约是他看见在南京所流的血太多了，……近自朝廊，远及附郭的雨花台，都血迹斑斑，难免目击而心有不安，所以毅然迁都到了北京。”这样一番猜度，也许道出了几分真实。毕竟，再强悍的心灵，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吧！

因此，将都城迁往北京，不仅能使篡夺皇位的副作用降到最小，也许还能让朱棣的心灵多一些平静。

心灵的不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更为现实的考虑。

在1368年元顺帝退出大都后，回到北方草原的蒙古政权仍然具有强大实力，史称“北元”。洪武三年（1370年），元顺帝在应昌逝世，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改年号为“宣光”，决心与明朝继续展开角逐。为此，朱元璋将几个儿子分封在对蒙古作战的前线之上，如北平的燕王、大同的晋王、大宁的宁王、宣府的谷王。

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宁王内迁到南昌，将谷王迁到长沙，明朝的北方边境防御因此被削弱。为此，朱棣在正式迁都北京之前，曾经三次发动对蒙古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北京是明朝军队的集合地点，也是军队给养的中转站。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朱棣迁都北京的现实考虑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即所谓“天子狩边”。

然而，也有历史学家对“天子狩边”的说法表示疑问。他们认为，迁都北京是因为朱棣有更宏大的视野。在朱棣看来，北京是天下的中心，“四方万国，道里适均”。明末清初的学者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形容北京说：“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对于雄才大略的朱棣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北方广袤的草原，同样应该在大明帝国的统辖范围内。

因此，北京作为“天下之中”，是当时朱棣对世界的想象。然而，随着之后明朝军事力量的日益削弱，“天子狩边”也就越来越成为历史事实！

清代，大运河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图为《康熙南巡图》中所绘南北大运河的漕运景象。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忽必烈。北京不仅可以控制黄河两岸、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体现其雄才大略的选择。

行政权力向北京集中。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第一次北巡。二月十一日，朱棣从南京出发，在三月初九到达了北京。在封建时代，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因此，此时北京便成了“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责中也多了“行在”的相应事务。例如，户部尚书夏原吉成了“行在户部尚书”，而且“兼掌行在礼部、兵部、都察院事”；兵部侍郎方宾则“兼掌行在吏部事”。这表明，皇帝的北巡不纯粹是游山玩水，而是带着一个处理政务的班子在行动。如果说之前将北平改称北京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的话，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则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部分帝国行政的功能。次年，朱棣率军三十万从北京出发，发动了对蒙古的第一次御驾亲征，击败了蒙古的本雅失里汗及阿鲁台。北征结束后，他在十一月回到南京。

永乐十一年（1413年），朱棣再次北巡，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才回到南京；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第三次北巡，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实际上，从永乐七年（1409年）第一次北巡开始，朱棣在南京停留的时间仅有三年左右。皇帝越来越喜欢住在北京，北京逐渐成为帝国的权力中心。第二次北巡时，朱棣还命令将徐皇后的灵柩护送到北京。在北京北面的昌平，朱棣为徐皇后营建了陵墓。按照明朝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会是朱棣本人的陵寝。傅衣凌先生在《明史新编》中说：“永乐七年、十一年、十五年，成祖三次北巡，坐镇北京，计八年零八个月，使决策、军事、行政系统逐渐北移。”

南京地位下降的另一个标志，是永乐十五年三月朱棣颁布的《东宫留守事宜》。此前朱棣北巡，太子则在南京“监国”。然而，太子由“监国”改为“留守”，说明南京的行政地位正在下降。而且，朱棣规定：“内外文武大小官员，俱从行在吏部、兵部奏请铨选。”这样，处在北京的行在吏部、行在兵部掌控选任文武官员的权力，充分表明了帝国权力的北移。科举考试的会试，也从永乐十三年（1415年）起改在北京举行。选才、任官都集中到行在北京，南京的“清闲”于是势不可免。

因此，从永乐七年营建长陵起，朱棣想要放弃南京迁都北京的构想已然无法掩饰了。随着权力的逐渐北移，迁都北京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那么，既然朱棣的决心已下，为什么却又要等到十余年后才正式宣布迁都北京呢？

疏通运河。迁都显然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工程。

一旦决定迁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粮食怎么办？大批政府官员和士兵涌入北京，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从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在经济上，北方要依赖于南方。元朝定都于大都，粮食却要从江南海运而来。一旦南北运输切断，大都的粮食则无法自给自足。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他的《草木子》一书中说：“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矣。”

中国开凿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命人开凿以洛阳为中心，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到元代，大运河由原来的弓状被拉直了，变成了一条北起大都、南至杭州的相对较直的南北大动脉。在明朝初年，大运河的几段还有通航能力：从南京到淮安一带的运河，从淮安到河南卫辉府的黄河，从卫辉府到天津的卫河，构成了明初南北内河运输的主体。不过，三段内河运输并不能整体贯通，其中几个环节要通过陆路转运。

朱棣把疏通运河的任务交给了工部尚书宋礼。宋礼疏通了元朝开凿的会通河。会通河位于山东境内，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因黄河决口而淤塞。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到八月，宋礼征调了三十万民工，经过六个月的劳作，修浚了会通河。为了解决水量的问题，宋礼命人将运河东侧的汶水以及汶上的各道小河逼入运河，在南旺一带形成一个巨大的分水枢纽。水库内的水，百分之六十向北沿着运河流向临清，百分之四十向南流向徐州。这个巨大的水库，便形成了南旺湖。南旺湖的开设，解决了会通河“水浅”的问题。次年，宋礼率领舟师沿运河运粮到了北京。八十年后，朝廷命令在南旺湖为宋礼修建祠庙来祭祀他。

永乐十三年（1415年），朝廷基本停止海运。原先负责海运的平江伯陈瑄，其职务改为总督漕运。陈瑄总督漕运后，对运河做了进一步的疏浚，开凿了清江浦。在清江浦开凿之前，从江南北上的漕船，到达淮安之后，要卸下粮食，通过陆运翻过河坝，到达清河，然后再入黄河。永乐十三年，陈瑄沿淮安城西的管家湖开凿了一条长约二十里的河道，即清江浦运河。这样，漕船就可以一路不用转运，直接从运河经清江浦运河进入黄河。后人总结说：“漕渠之在江淮间者，平江侯陈瑄功为大；在齐鲁间者，（宋）礼功居多。”宋礼和陈瑄使明朝的南北漕运通畅起来。漕运的畅通，沟通了南北之间的物质交流。南方的粮食及其他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北供应，为迁都北京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

大运河，就好比是京广铁路，它的开通带动了周边一系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

杨柳青年画《长坂坡》。杨柳青年画的兴盛，与大运河密切相关。苏州的颜料、宣城的纸张、湖州的毛笔，这些品质优秀的南方材料，形成了杨柳青年画的独特风格。

修建紫禁城。朱棣还要解决他在北京的宫殿的问题。在永乐七年（1409年）第一次北巡的时候，朱棣在所谓的“奉天殿”接受臣民的朝贺，实际上，“奉天殿”不过是当初燕王府的承运殿改了个名称而已。如果迁都北京，自然需要有更符合皇帝身份的更高规格的宫殿建筑群。

在此之前，朱棣的父亲曾经在南京和中都凤阳先后营建过规模浩大的宫殿群。朱棣将要建造的北京紫禁城，其形制布局直接源于明南京和中都的宫城。当然，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明代北京紫禁城的形制布局与之前的金中都宫城和元大都宫城，也有密切的承袭演变关系。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朱棣命文武群臣一起讨论迁都事宜。由于群臣都清楚迁都是朱棣的夙愿，自然不敢表示反对，而且对迁都北京的合理性做了一番夸颂。廷议群臣共同上奏说：“北京乃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宜敕所司营建。”至此，营建北京宫殿群正式提上了日程。

大规模的宫殿营建，从永乐十五年（1417年）正式开始。但是，从永乐四年（1406年）起，物料采办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物料的采办，包括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采办木料，需要进入深山之中，工作辛苦。在永乐四年，仅湖湘之地，就役使了十万民众入山采木。当时采、运木料的军民，估计超过百万。四川、浙江、福建，也都是重点的采木区域。四川屏山县中都镇附近的神木祠遗址，便是当初纪念巨木不由人力浮江而下的凭证。督办官员一旦不能认真抚慰役夫，还会激起事变。永乐六年（1408年），北京附近运木的役夫们就有“怨谤语”。永乐七年（1409年），江西安福县因采木而发生了李法良的叛乱。

永乐四年，砖瓦的制造工作开始了。在山东临清，大量官窑正在烧制澄浆城砖。江南苏州、松江（今上海）等地，则专门生产坚如钢铁、润如墨玉的“金砖”，用以铺设内殿。工部在北京设了五个大厂，分别是崇文门外储木材的神木厂、朝阳门外的大木厂、崇文门内“贮薪苇”的台基厂、陶然亭一带烧制青瓦的黑窑厂、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据说，今天陶然亭公园的湖泊，就是当年取土制胚的遗迹。

物料筹办停当之后，北京的营建工程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全面展开。具体管理宫城建设的人是工部营缮司郎中蔡信。明人雷礼《国朝列卿纪》载，“时营建北京，一切调度，俱信承行”。当然，蔡信之下，应当还有大量供其指挥的官吏以及默默无闻的工匠和役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北京宫殿建设付出了血汗，但却泯灭在历史之中。不过，幸运的是，来自苏州西南香山的一批杰出工匠，像蒯祥等人，却得以青史留名。20世纪，著名的明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在江南访得一本图书，即《香山小志》。在该书题跋中，谢先生写道：“香山一地，自明初以来，多出工艺哲匠，如明初蒯祥、徐杲等大建筑家。在明永乐以迄正统，北京天安门与三大殿等各项大建筑，多出蒯祥、徐杲诸家之手。二人亦由工匠而至工部左侍郎，成为当时之异数。技巧之妙，有‘活鲁班’之称。”可见，北京的宫殿建设，是凝聚了人民的血汗与智慧的。

故宫养心殿鸟瞰

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群的建设工程基本竣工。在南北长九百六十米、东西宽七百七十米、面积七十二公顷的矩形平面内，宫殿、楼阁、亭榭密布，内河流经。其恢弘的规模、缜密的设计，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

竣工同一年的十一月，朱棣发布了次年将在新修的大殿上朝的谕旨。这年年底，朱棣的太子朱高炽和皇太孙朱瞻基也从南京驰赴北京。这表明，从此以后，“南京监国”或“留守”的政府系统也不再必要。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朱棣在奉天殿接受群臣朝贺。时人萧仪在《皇都大一统颂》中描述了这一场景。这位后来因反对迁都而被杀的官员，以极娴熟的才情对新都的奠定予以颂扬：“是日，天气和朗，瑞日融霁，祥光辉焕，斯有以见天心之眷顾者，极其盛矣。臣庶率相庆忭，九夷八蛮，莫不来廷，山呼之声，远迩欢动。”然而，欢乐之声没有持续太久。就在同一年的四月初八，刚刚完工不到一年的三大殿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直到朱棣去世，三大殿也没有得到重建。

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即仁宗洪熙皇帝即位后，下令将都城迁回南京。但是，朱高炽没有实现迁都的愿望就去世了。继位的宣德皇帝朱瞻基，虽然仍以南京为都城，但他本人及其行政中心却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称作“行在”的北京。

直到朱棣的曾孙——正统皇帝朱祁镇统治时期，三大殿才得以修复。正统六年（1441年）九月，三殿、两宫重修完成。十一月初一，十五岁的朱祁镇在奉天殿上接受群臣的朝贺，下诏“罢称北京行在”，在南京各衙门的印信上加上“南京”二字。

明人所绘《皇都积胜图》，描绘了京城及郊外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

从此，北京名正言顺地成为明帝国的首都。

明代的两京制与“天子狩边”。迁都北京的两个最直接的后果是：一、南京成了陪都；二、“天子狩边”的形成。北京成为都城后，朱棣决定保留南京为陪都，从而形成了两京制度。两京制不是朱棣的发明。然而，明朝却似乎是将两京制度设计得最为规整的一个朝代。明朝在南京保留了整套的中央机构，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等机构，差别就在于南京各部门的名称之前要加上“南京”二字。南京和北京，以及连接南北的运河大动脉，一起构成了明帝国的战略核心，非但控制着大平原，也可以让皇帝对富饶的长江中下游与多事的北方边境进行直接控制。

然而，没有帝王驻留的京城，终归是要衰落的。从正统六年（1441年）到明朝灭亡，整整两百多年间，南京只迎接过那位贪玩成性的武宗皇帝。明朝皇帝，即便厌倦紫禁城里的生活，也似乎很少有出巡的爱好与勇气。因此，南京总是在一种崇高的名分与卑微的现实中，与明王朝相终始。于是，总有一些让皇帝不太满意的高级官员，被安置到南京。嘉靖初年，一位被皇帝派往南京的高级官员则感慨地赋诗道：“江南闲煞老尚书！”颓坏的宫殿、闲散的官员、诗酒风流的秦淮河，以及在晚明被迫与临近的苏州、松江竞争文化中心地位的处境，成了南京城在明朝二百余年间有形的、无形的资产。

迁都北京，可以说是明朝初年最大的体制改革。对于明帝国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西方和南方，也不是东面和南面的海洋，只有北方的蒙古才足以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需要大量屯兵的地方只是北方。以北京为都城，皇帝就能够牢牢掌握那些军队，甚至可以亲自统率军队征战。

然而，迁都北京固然加强了明朝的北部边防，但都城距离边境太近，也容易成为游牧的少数民族攻击的目标。终明一朝，北京多次暴露在蒙古及满洲等少数民族军队的直接攻击之下。一旦大同、宣府等边镇告急，京师就将进入戒严状态。弘治十三年（1500年），兵部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顷北虏入寇大同，势甚猖獗，京师戒严，人心忷惧。”正统十四年（1449年）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骑兵两度兵临北京城下。

迁都带来的间接影响，可能还包括朝廷对南方逐渐失去了兴趣，以及相应带来的航海事业的停止。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写道：“（郑和）的船队于1433年7月22日回到南京。……明代的中国无疑将面临北方游牧民族日益强大的威胁。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大航海）这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

郑和下西洋

郑和像

15—16世纪，开始出现世界性大航海活动。欧洲人从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东方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或者向西发现美洲，再穿越德雷克海峡进入太平洋。全球化贸易也将随之而来。参与此次世界性大航海的，不仅仅是欧洲人，还有中国人。1405—1433年，在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印度洋之间的航路上，一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曾经七次穿梭于浩瀚的大海之间。这是一支来自中国的船队。船队的领袖叫郑和。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本姓马，字三保，回族，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他在洪武朝入宫，后供职于北平燕王府。据说，成年的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齿若编贝”，“声音洪亮”。对于郑和，人们还有“博辨机敏”“谦恭谨密”“知兵习战”的赞誉。显然，英俊的仪表与机敏的性格，使郑和很快就得到了燕王朱棣的重视。

洪武末年，1393年到1397年间，郑和跟随燕王对蒙古作战。靖难之役中，郑和也屡立战功。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战阵，多建奇功”。作为回报，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郑和家谱》明确将郑和赐姓郑之事系于永乐二年正月初一。一年之后，郑和受命远航西洋。

郑和远航，史称“郑和下西洋”。在明朝人的眼中，西洋与东洋是对称的，界线大约在今天印尼的加里曼丹岛，以东的群岛称东洋，以西的群岛及海岸国家，包括印度及非洲东海岸在内，称为西洋。

中国人对于这一片水域并不陌生。早在5世纪初的东晋时期，高僧法显就从今天的印度出发，搭乘商船回到广州。到7世纪的唐朝，中国瓷器源源不绝地从广州经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到达锡兰、印度，再远达波斯湾的锡拉弗（Siraf）与阿曼。

宋元时期，中国的航海活动进入又一个新的高潮。南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描述了中国人浮海远航的生活。他这样写道：“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桅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入阻碧，非复人世。……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忧浅水也。”元朝，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泉州、广州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在泉州，阿拉伯、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并向官府缴纳关税；中国商人也带着青花瓷、丝织品从这里出发，驶向海外。

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人有关东南亚各地的地理学著作也陆续出现，如前面提到的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以及赵汝适的《诸蕃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则记载了二百二十个国家和地区。长期积累的航海经验、技术及地理知识，为郑和的远航打下了基础。

然而，元末数十年的战乱使海外贸易受到了影响，海盗与倭寇也出没于海上。1368年明朝建立后，明朝政府重视海防以及与诸国使节的往来，曾向浡泥（今文莱）、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巨港）等国派出使节。洪武年间，爪哇国也至少向中国派遣了八个使团。

不过，到朱元璋逝世前一年，礼部的大臣们告诉他：“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对海外事务茫然不知的明朝君臣还以为“诸番不通”是三佛齐国在作祟，而不知三佛齐早在二十年前便已经被爪哇国所灭。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派向三佛齐国的使节的诏书中称“三佛齐国梗我声教”，并说：“倘天子震怒，遣一偏将，将十万之师，恭行天罚，易如覆手。”然而朱元璋对于耀兵海外终归是没有兴趣的。早在洪武四年（1371年）的《祖训录》中，朱元璋就宣布包括安南、苏门答腊、爪哇、浡泥等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为“不征之国”。

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后，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政策。在他统治期间，他至少派遣过七十五个由宦官率领的使团进行海外探索。《明史•宦官传》中说：“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郑和下西洋，是朱棣信用宦官的体现，更是积极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政府在海外贸易及中外关系上的一场夸张的表演！大剧的主角是郑和，幕后导演则是明成祖朱棣。

朱棣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学者蔡石山在其《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他统治明代中国二十二年期间，他为明帝国定下了欢快明亮的基调……经济增长，文化再生，领土扩张以及外交上的荣耀。”的确，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大计划的人。他编纂了中国古代最大部头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还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郑和下西洋，应该是他宏大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对于郑和下西洋，人们有更直接的解释。人们说，朱棣派遣亲信宦官郑和多次远下西洋，真实的动机是要到海外寻找建文帝。据说1402年朱棣夺取皇位后，建文帝朱允炆并没有死，而是潜逃出宫了。为此，朱棣即位后，从永乐五年（1407年）便派胡濙借寻访道人张三丰的名义，四处探寻建文帝的下落。《明史•郑和传》似乎相信这种说法，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不过，《明史》的纂修者并没有完全局限于这样一种解释，还添了一句：“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著名的东南亚史家王赓武先生说：“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理由足以解释明朝何以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此类远征。寻找宝藏、炫耀实力与财富、希望了解帖木儿和亚洲极西地区的蒙古人在做什么、扩大朝贡体系、永乐个人的虚荣自大和对荣誉的贪求、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和政治事态，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导致永乐做出此项决定的原因。”这些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一、在政治和外交上，招徕各国前来朝贡；二、在经济上，重新打开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通道。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

我们怎么理解“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郑和一封敕书，敕书中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讲清楚。我的意图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照临、霜露所濡之处，人民老幼皆欲使其遂其生业。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他想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招徕海外各国前来朝贡，似乎只是一种外交上的努力。但是，这种外交努力是服从于明王朝的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朝贡体系外交模式。这种朝贡秩序，体现了皇权的国内统治方式向外部的逐渐扩大，着力于建立一个“四夷来朝”的礼制体系。日本学者浜下武志先生认为，这种朝贡关系，是按照中央影响力的强弱顺序，朝贡国依次位于相邻的同心圆的不同圆环上，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包括东南、东北、西北、西南的亚洲各部以及同印度经济圈交错的地区在内的朝贡关系圈。明朝皇帝在这种体系的营建上，孜孜不倦。

永乐帝登基后不久，即派宦官作为使节到海外宣诏，鼓励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的国家前来与明廷建立关系。朱棣一方面四处征战，冀图以丰功伟业来改变自己“篡位”的形象；另一方面他还希望各国前来朝贡，营造一种“万国来朝”“四海一家”的盛世景象，烘托自己作为“天下共主”的气势。

除了外交之外，朱棣还热衷于扩展海外贸易。他认为对外贸易有两个作用，一是“资国用”，一是“来远人”。“来远人”，是招徕各国朝贡、怀柔远人的意思；“资国用”，则表明中国其实在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中也是可以获益的。实际上，郑和下西洋，除却带回各国遣往中国的使节以外，还采购大批香料、犀角、象牙、珍宝，换回黄金等贵重金属。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青花瓷器、丝织品出口量的增加，刺激了国内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海外贸易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给国家财政收入以有力的补充。

郑和航海是否为明朝带来了经济效益，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不考虑郑和航海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推动，而仅仅就国家财政上说的话，政府组织如此规模的航海活动，自然是要耗费巨资的。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照这种模糊的计算，郑和下西洋曾携带大量白银，以换购海外各国的奇珍异兽、香料以及供宫廷消费的奢侈品。不过，郑和航海的根本动机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建立以明代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秩序。通常情况下，“赏赐”总是大于“朝贡”的。

远航的正式开始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但远航的决定可能在朱棣即位的次年便已经做出。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命令福建修造一百三十七艘用于远洋航行的帆船。之后，苏州、江西、浙江等地的造船厂，也纷纷开始接受修造远洋航行船只的任务。

船舶有“马船”“粮船”“战船”“坐船”等种类，而体积最大的是“宝船”。负责建造“宝船”的，主要是当时设在南京城外西北方向、隶属工部的龙江船厂，故又称“宝船厂”。1957年，龙江船厂遗址出土了一根长达11.07米的巨型舵杆。专家据此推测，船长在四十八至五十三丈之间，排水量达两万五千吨。这与文献中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的记载是相近的。在设计上，宝船还应用了防水隔舱、平衡舵等技术。

郑和宝船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率领由六十三艘大船和二百五十五艘小船、两万七千八百余人组成的船队，满载丝绸、棉布、麻布、瓷器、铁制用品、茶叶等物品，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由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下海。据说，船上还载有船员们的生活必用品，如盐、酱、茶、油、酒、食用的淡水、不变质的干货、米麦等粮食。

船队在福建短暂停留后，继续南行，陆续抵达占城（今越南）、爪哇，沿海岸线往南经由满剌加（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途不断补充食物和淡水。船队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受到锡兰国王的冷淡对待。到当年的冬天，船队到达了明人所说的“西洋大国”古里（今印度南部科泽科德）。接下来，郑和可能一直在古里进行贸易。次年，船队回航。在马六甲海峡，郑和船队剿灭了占据苏门答腊岛北部最重要城市旧港的海盗陈祖义，确保了马六甲海峡通航的顺畅。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船队回到南京，前后历时两年三个月。他们将这次航海的顺利归来，归功于妈祖的保佑，向朝廷请求给天妃娘娘加上“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的徽号。

第一次远洋航行结束之后，朱棣命令郑和陆续展开了接下来的五次远航。不同的记载中有关这几次远航的时间略微有一些差异。郑和船队在多次远航中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船队通常会利用占城、苏门答腊、锡兰、古里等交通中心站，向外派出小型船队，而贸易则相对集中在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等地进行。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赤道以南、非洲东海岸的麻林，即今天肯尼亚的马林迪。船队给朱棣带回了奇异的非洲动物，如鸵鸟、斑马、犀牛、长颈鹿等。

明宣宗朱瞻基像

永乐二十年（1422年），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此时，文官们已经开始批评皇帝的海外政策了，他们认为，皇帝从遥远的海外取来的通常无益的物品耗费了巨额的金钱。两年后，永乐皇帝朱棣在出征蒙古回师的途中病逝于榆木川。继位的洪熙皇帝朱高炽对远洋航行没有兴趣，命令停止远航，并且将郑和安置在南京。郑和在南京提督南京城外大报恩寺的修筑工作。

郑和的第七次远航。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皇帝朱瞻基决定第七次派郑和下西洋。《明史•郑和传》对郑和最后一次远航的动机是这样描述的：“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在朱瞻基登基之后的第五年，因为由远方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他决定派郑和再度下西洋。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第七次远航决定的做出，是因为需要下西洋继续采购皇室所需要的奢侈品。

宣德八年（1433年），第七次远航的郑和船队回到中国。然而，关于此时郑和是否还活着却是一个谜，因为据说郑和在当年航海途中逝世于印度的古里。人们怀疑南京江宁区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只是一座衣冠冢而已。然而，清修《明史》却记载说：“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按照《明史•郑和传》的说法，郑和是老死的，而不像是逝于远航途中。到今天为止，郑和之死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1905年，梁启超先生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盛赞郑和是与哥伦布、达•伽马并时而兴的“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然而，郑和的逝去，却似乎标志着明初大航海时代的结束。

关于郑和之死，时间、地点与安葬之所，都有不同的说法：一、郑和逝世于船队回航的途中，船队对郑和实行海葬，让这位大海之子回归了大海，他的一撮头发则被带回到南京安葬；二、郑和回到南京之后逝世，葬在牛首山麓。1959年，在该山的周昉村发现了“马回回墓”，1985年地方政府出资将墓重新修缮，题为“郑和墓”。但是，对于该墓究竟是实际墓葬，还是郑和的衣冠冢，议论仍是喋喋不休。例如，有一种说法便认为郑和的骨灰葬于弘觉寺塔下地宫之中，而牛首山墓只是衣冠冢。

郑和前后七次远航，到达了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在今天东南亚一带，依然保留着许多跟郑和有关的遗迹、传说，建立了许多纪念郑和的祠庙。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垅，就有三宝洞、三宝墩、三宝井、三宝河与三宝圣碑。郑和在永乐七年（1409年）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刻写的石碑，保存在斯里兰卡的国立博物馆。在郑和船队访问之后，许多国家纷纷派使节和商队来到中国。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国王，甚至亲自来到中国访问，如浡泥（今文莱）、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国王都曾访问中国，而满剌加在永乐、宣德间先后有三位国王五次到中国访问。郑和远航，开创了明代朝贡贸易的一个辉煌时代。

对明朝的人来说，郑和远航也扩展了他们的地理知识。跟随郑和远航的随从人员马欢和费信、巩珍等人，回国后分别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详细记载了所经历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增加了中国人民对它们的了解，丰富了人们的地理及航海天文知识。郑和所用的航海图原本虽然早已失传，然而明人依据郑和下西洋的路径，绘制了二十四页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保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之中。为此，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感叹说：“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探险时代。”

由于文官们的强烈反对，以及宣德皇帝于宣德十年（1435年）逝世，整个明朝帝国对于海洋的热情迅速消退，远航的计划从此被取消了。三十年后，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很感兴趣的成化皇帝命人到兵部索取郑和航海的档案。由于担心皇帝会有再度远航的计划，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悄悄将档案藏了起来，并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这一说法只见于严从简写成于万历二年（1574年）的《殊域周咨录》，而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学者们对刘大夏是否真的销毁了郑和航海档案表示怀疑。然而，在儒家保守主义日益占据上风的明代中晚期，昔日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反成了被儒家士大夫批评的“弊政”，大约是事实。

大航海的停止，像它的开始一样突然。此时，大陆的另一端，葡萄牙“航海王子”亨利做出了撇开地中海、面向大西洋的海洋探险计划，尽管他的船队只能在非洲西海岸——西撒哈拉的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附近逡巡，但寻找印度和试图进入印度洋的决心却没有动摇。然而，此时明帝国却从印度洋领域完全退出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说，郑和的船队“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够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国’”。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郑和远航停止以后，有着许多优点的“中国帆船”，从此“只开往日本，朝南从不超过北部湾”。而且，由于明朝政府禁止民间使用二桅以上的大船。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中国的商船已在多年之前停止了对苏门答腊以西的贸易。明朝政府在向海洋迈出一大步后，退了回来。

郑和下西洋之后，以政府为主导的朝贡贸易衰落了，海禁政策抬头。僵化的朝贡贸易体系，已不足以应对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需求了。私人海外贸易却因此受到刺激而繁盛起来了，海外移民的热潮也兴起了。万历时代的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引用嘉靖《广东通志》的话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从这条记载来看，明朝人确实认为16世纪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受惠于永乐初年的“遣使四出”。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在16世纪到达亚洲，东西方的经济圈就此接轨。一个全球化的贸易时代即将来临。

明朝形势图（1433年）

内阁制度

文渊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了。虽然没有了中书省，但是，中枢政务的存在却是客观事实。没有丞相，意味着所有的中枢政务都要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皇帝。一切决策，都将要由朱元璋一个人来面对，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行政机构的行为，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

废除宰相制度，固然保证了皇帝的高度集权，但也加重了皇帝处理政事的难度。有人统计，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中，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一千六百六十道，涉及的事情达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二百零七份奏章，处理四百二十三桩政事。

因此，废除宰相制度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谁来协助皇帝治理国家；其次，六部、都察院等机构并列所带来的支离破碎的中央权力，由谁来进行协调。

殿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废中书省后不久，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辅官品级很高，是从一品的高官。两年后，四辅官因为没能在实际政治中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紧接着，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向皇帝提供咨政议政的服务。

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从翰林院儒臣中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可以视为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

到永乐初年，内阁制度初现端倪。朱棣即位不到一个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七人入翰林院，“直文渊阁，参预机务”。

《文渊阁书目》

文渊阁位于午门内，地处内廷，故称内阁。明初，文渊阁是皇家藏书之所。杨士奇等人曾据阁中藏书编纂过《文渊阁书目》。彭时在《彭文宪公笔记》中说：“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皆覆以黄瓦。西五间，中揭‘文渊阁’三大字牌匾。”文渊阁共十间，西边五间，放置红柜，用来储藏历朝《实录》，东边五间，“前后皆列书柜”。整个文渊阁的建筑是南向的，而门是西向的。明末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写道：“大学士直舍，所谓内阁也，在午门内东南隅，外门西向，阁南向，入门一小坊，上悬圣谕。过坊即阁也。”

文渊阁同时也是明初内阁制度的萌芽之地。自明朝中期以后，文渊阁是中枢禁地。崇祯年间的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馆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禁卫森严的原因是，明代中晚期的文渊阁乃是处理政务的“政本之地”。

朱棣命令入阁的七位阁臣，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七人中，最著名的当数解缙与杨士奇。

解缙像

解缙书法

解缙（1369—1415年），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解缙博学多才，有人将他比作汉初的才子贾谊。解缙熟悉历法，诗歌、书法也很优秀，《明实录》称赞他“文学书札，独步当时”。清代著名的诗评家沈德潜说，解缙的诗“得李太白遗意，律诗绝句，俱近唐人”。解缙的草书“纵荡无法”，而行书宗王羲之，婉丽端雅，小楷精绝，被后来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陈敬宗认为是“近岁第一笔”。

解缙最初很受朱元璋器重。朱元璋为磨炼他的意志，让解缙回老家，许诺十年之后再大用他。然而，不到十年，朱元璋便先死了。建文一朝，解缙郁郁不得志。朱棣即位后，解缙才迎来自己大展身手的机会。据说，朱棣入南京后，召见解缙，解缙应答敏捷，无所凝滞。从此以后，“一时诏敕号令颁布四方”，皆出解缙之手。朱棣做皇帝，颁登基诏，先让方孝孺起草，但方孝孺决心一死，拒绝起草。学者们认为，朱棣的登基诏后来是由解缙起草的。

入值文渊阁的解缙，在永乐初年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在朱棣的授意下，解缙负责重新修纂《太祖实录》，并且开始编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不过，《永乐大典》最终修成之前，解缙已经失宠了。贬谪、关押多年之后，昔日的内阁学士解缙，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杀害在狱中。

《永乐大典》书影

相比而言，杨士奇（1365—1444年）的命运要比解缙好得多。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建文时，因修纂《太祖实录》应征来朝，后供职于翰林院。朱棣即位后，杨士奇入文渊阁办事，从此在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内阁中，一待就是四十三年。因此，杨士奇权力上升的一生，同时也是内阁制度逐渐形成的过程。

杨士奇像

入阁后的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所言朝政深中皇帝本意，深为朱棣所信任。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下令第三次修改《太祖实录》，便以杨士奇为总裁。杨士奇主持修改的《太祖实录》，让朱棣很满意，此后没有再修改。朱棣多次北巡，每次杨士奇都是留在南京，辅佐太子。远在北京的朱棣，有一次写信给太子朱高炽说：“最近伊王来对我说，不久前经过开封，看见周王出语忿恨。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意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

如此绝密的敕书，只能给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四人看，反映了内阁学士在永乐朝“参预机务”的真实情形。实际上，纵观永乐一朝，内阁诸臣的品级虽然很低，官止五品，但赏赐却往往是按照六部尚书的标准进行的。

票拟批答，首辅专票。洪熙朝及宣德初年，内阁诸臣的地位和品秩迅速上升。永乐后期，由于皇帝与太子之间的矛盾，辅助太子的杨士奇曾短暂入狱，不过很快便官复原职了。太子朱高炽即位后，杨士奇很快就被提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仁宗赐给吏部尚书蹇义和内阁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各一枚银章，上刻“绳愆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

明仁宗朱高炽像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二月，仁宗朱高炽任命杨荣为工部尚书兼大学士。此后，杨士奇、黄淮、金幼孜等人在宣宗朱瞻基统治时期相继晋升为尚书。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则阁权渐重于部权。在宣德朝，由杨士奇、杨溥、杨荣三人组成的内阁“三杨”，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都是皇帝的股肱之臣。正统初年，由于明英宗年幼，内阁“三杨”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

内阁地位的提高，表现在入阁人员的身份上。宣德年间，张瑛入阁，入阁前是正三品的礼部侍郎，入阁时晋为从二品的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正三品的官员入阁，是从张瑛开始的。景泰五年（1454年），王文以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而入阁前他已是正二品的左都御史，进少保，为从一品。王文入阁，开了二品大僚入阁的先例。弘治四年（1491年），丘浚入阁为文渊阁大学士，此前他是正二品的户部尚书，入阁时加太子太保，从一品。丘浚入阁，开了六部尚书入阁的先例。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六部尚书的入阁，说明内阁地位在明代中期以后已高于部、院。

明人绘《杏园雅集图》（局部）。描绘的是明正统年间，内阁大学士杨荣、杨士奇、杨溥等雅集于杨荣家的杏园中的情景。

台湾学者张治安先生曾对明朝一百六十三位阁臣入阁之前的职务做过统计，发现入阁前职任六部尚书的有五十六人，约占百分之三十四；入阁前职任六部侍郎的有六十六人，约占百分之四十一。也就是说，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阁臣是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侍郎中选任的。

实际上，为了获得入阁的机会，官员之间不惜互相攻击。崇祯年间，礼部右侍郎钱谦益担心“廷推”时尚书温体仁和侍郎周延儒会排在自己的前面，就暗中使力气想让温体仁不列名于会推名单中。温体仁便攻击钱谦益典浙江乡试时有舞弊行为，并且指使常熟人张汉儒告钱谦益贪肆不法。最后，钱谦益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求救，使温体仁辞职，而自己也削籍而归，两人都没有如愿入阁。还有一些大臣，为了入阁，不惜奴颜婢膝，求助于宫中的宦官。例如，正德时期，宦官刘瑾权势熏天，焦芳就是因为给刘瑾通风报信，才得以入阁为大学士；另一位大学士刘宇则是向刘瑾一次性送了上万两银子，才得以入阁。

内阁学士备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例如，仁宗朱高炽即位后，即位诏颁布刚两天，他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在便殿议事，远远看见杨士奇过来，便对二人说：“新华盖殿学士来了，必有忠言，一起听听吧。”果然，杨士奇进殿说：“即位诏里刚刚说过减天下岁供，惜薪司却传旨征枣八十万斤，与诏书不合。”仁宗马上下令减征四十万斤。然而，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大臣们跟皇帝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学士的顾问之责，只能通过书面意见呈现。黄佐《翰林记》记载：“上（即仁宗）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杨）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随着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深居简出，这种书面交流越来越制度化，内阁开始代皇帝批答奏章，即“票拟”。

明代内阁奏折草本

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将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黄佐《翰林记》载：“宣庙时，始令内阁杨士奇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上或亲书或否。”可见，替皇帝票拟，最早不是内阁的专职，其他一些皇帝信任的大臣也可以票拟。

最早在仁宗时期，户部尚书夏原吉就已经开始替皇帝票拟了。夏原吉，字维喆，湖南湘阴人，是15世纪初最有经济才干的名臣。永乐一朝二十二年，夏原吉当了十九年的户部尚书，熟悉国家财政。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北征，夏原吉曾经辅佐过时年十三岁的皇长孙朱瞻基留守北京，被朱棣褒奖为“周公辅政”。永乐十九年（1421年），夏原吉劝朱棣不要再北征，触怒了朱棣，被捕入狱。后来，朱棣在北征途中死于榆木川，死前感叹说：“原吉爱我。”朱棣逝世的消息传回北京后，太子朱高炽来到锦衣卫大牢，赐夏原吉“御膳”，“咨国事”。夏原吉忠心耿耿地辅助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祖孙三人。明仁宗朱高炽对夏原吉极为信任。《夏忠靖公遗事》记载：“（仁宗）遇有急务，赐手敕访公。凡内外诸司所进章疏，多命公先条进其旨，而后从中批出。”从这条记载来看，夏原吉就是明代历史上最早为皇帝条旨的大臣，时间则在仁宗统治时期，也就是1424年到1425年。夏原吉为仁宗朱高炽“条旨”，通常不加决断，而是照奏章所涉事务批转各部，写上“吏部知道”或者“兵部知道”字样。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提出建议和对策。夏原吉说：“予夺之柄，非臣下所敢夺，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复取上裁，庶事有所分而权不下移。”这样做确实表现了夏原吉的谦虚。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臣替皇帝“票拟”，确实有突破祖制的危险。

像宣德年间尚书夏原吉、蹇义参与票拟之事，被称作“预阁务不居其职”，“朝夕备顾问拟旨，然不与阁职”。然而，随着阁权日重，票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不入内阁的人不可能替皇帝拟旨。

内阁专职票拟，始于正统皇帝朱祁镇时期。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位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事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实际上相当于太皇太后所倚靠的一个“摄政团”。黄佐《翰林记》载，正统以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

《明会典》

从《明会典》的记载来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除票拟之外，还包括知经筵、修《实录》等。不过，《明史•职官志》将内阁的核心职权概括为十六个字：“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其中，票拟批答，应该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的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每次票拟之后，内阁都会留下底簿，称作“丝纶簿”。票拟的效力虽然取决于阁臣对皇帝的影响力，但是在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内阁的票拟。为此，内阁被称作“政本之地”“政府”。

内阁拥有票拟权的初期，票拟一般由阁臣商议而行。然而，到后来，入阁最早、最受皇帝眷顾的阁臣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称作“首辅”“元辅”。晚明学者王世贞说，弘治、正德年间，阁臣中“居首者始秉笔”。到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首辅的权力更大，形成了首辅专票的局面。

嘉靖时期，张璁任首辅大学士，其他阁臣翟銮、李时没有皇帝特旨安排，就不敢参与票拟。夏言任首辅时，每次票拟后即送往内廷，只是偶尔让严嵩过过目而已。严嵩任首辅时，推荐性情柔弱的吏部尚书许赞入阁，但许赞却从来不能参与票拟。百无聊赖时，许赞就感叹说：“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意思是说，既然如此，为什么把我从吏部尚书的职位上弄过来，让我坐在旁边闲看别人！

独裁的典型，是万历初年的张居正。由于万历皇帝年幼，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几乎行使的是摄政的权力。他自己也说：“我不是辅政，而是摄政。”其他阁臣，唯张居正马首是瞻。张居正父亲去世时，在家三日不出，内阁办事人员就用盒子装着章奏到张居正家中让他票拟，而内阁其他阁臣闲坐阁中，无事可做。这种情形，在晚明孙承泽的《天府广记》中是这样形容的——“红本到阁，首辅票拟，余唯诺而已”。

夹缝中的内阁。作为辅佐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为“相”。但是，内阁却并不等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在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朝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止是票拟。”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是需要嘱咐六部、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发起建议，再通过票拟实现自己的意志。

换言之，内阁大学士必须结纳其他官员，才能实现自己的施政目的，同时也会形成自己的权力小集团。这也是晚明党争风气特别严重的一个间接原因。内阁常常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得不到他们效忠的皇帝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

内阁在明代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很微妙。一方面，它处于皇帝与中央部、院之间，发挥着协调的作用。明朝后期的嘉靖皇帝在严嵩垮台后，对内阁曾有一番评语，认为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隆庆年间的首辅大学士高拱也说，内阁“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但是，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却又觉得办起事来缩手缩脚。万历末年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就说：“阁臣无相之实，而虚被相之名。”也就是说，有人说阁臣是“有名无实”的宰相，也有人说阁臣是“有实无名”的宰相。到底该如何理解？其实，明代的政治体制中，内阁确实不是相权的回归，而是由皇帝的秘书顾问机构，逐渐成长为一个超越单纯的秘书职能的权力协调机构。它究竟是“有名无实”还是“有实无名”，取决于内阁大学士个人的政治能力及其对皇帝的影响力。

其次，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受到君主专制权力的严重束缚。勤政的皇帝可以绕开内阁的票拟直接批答；如果皇帝不同意内阁票拟，可以发回内阁重拟，或者传口谕令内阁照自己的意思票拟；皇帝可以将奏疏留在宫中，不发给内阁票拟，也可以将已经票拟的奏疏留在宫中不往下发，称为“留中”。

明朝晚期的万历皇帝就常将大臣的奏疏留中不发，以至于内阁无事可做。当时的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终日内阁闲坐，感叹道：“安得票一疏，全我体乎！”意思是，要是能拿到一份奏疏来票拟一下就好了，也算能保全我这个内阁大学士的体面啊！实际上，尽管内阁偶尔会坚持自己票拟的意见，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

明人绘《十年同会》（局部）中的明代文官形象

而且，内阁大学士的选择权，也操纵在皇帝手中。明代中后期，入阁成为内阁大学士几乎是每个官员的梦想。至于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内阁大学士，则取决于许多因素。大臣的资历、威望固然很重要，而且明朝中后期大学士的入阁也常要经过“廷推”这样类似选举的程序，但是，官员入阁，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皇帝。一般说来，如果一位官员曾经在皇帝还是皇子或者太子时做过他的老师，他进入内阁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像明代后期的著名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等人，都曾经是隆庆皇帝裕王府的讲官。而且，如果皇帝愿意，可以特旨简选自己喜欢的人进入内阁办事。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统治了十七年，内阁大学士用了五十人，这充分说明专制君主在选择内阁大学士时的随意性。而且，皇帝的一道圣旨，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内阁大学士的命运。例如，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宫中传话内阁大学士到会极门候旨。不一会儿，太监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一道突然的圣旨，将此前还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的高拱送回了河南新郑老家。

随着宦官干政的程度越来越深，内阁诸臣由于需要与宦官频繁打交道，对宦官也就越来越客气。陆深《玉堂漫笔》中记载，英宗天顺年间，司礼监的太监到内阁，阁臣李贤只需要常服接见；到彭时任首辅时，就要衣冠整齐接见太监，阁臣向西坐，而太监向东坐，太监中的第一人对着阁臣中的第三人。至于相送，之前李贤是作一个揖便算送客了，后来送出阁就可以，到商辂的时候须送下台阶，到万安的时候要送到内阁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一个宦官的话说：当初我们见到张璁张阁老时，我们要打个躬；后来见夏言夏阁老时，我们只平眼正视就可以；现在严嵩严阁老见到我们，总是先拱拱手再进去。

内阁权力还严重地受到宦官势力的制约。几乎在宣宗朝内阁获得“票拟”权力的同时，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指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的票拟，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臣。例如，在宦官权力最厉害的天启时期，非但不经内阁票拟的旨意经常自宫中发出，而且经过内阁票拟的章奏，也必须等到魏忠贤到了才敢批答。

天启朝的内阁大学士冯铨，靠着投靠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非但复官，更在天启五年（1625年）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清除之后，冯铨作为阉党之一，被追究责任，论杖徒，赎为民。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冯铨应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征召，开始在清朝做官。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改设内阁，冯铨以礼部尚书兼中和殿大学士。冯铨是在明清两代都曾做过内阁大学士的人物。这也表明，在内阁制度上，明清两代是相承不替的。其区别在于，清朝皇帝更专制，似乎也更勤政，大臣奏章多由皇帝亲批。一种制度的出现和消失都有着当权者各自的目的，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它的必然性。在明朝手握重权的内阁，到了清代，变成了不再拥有票拟之权的内阁，从此也就失去了作为政治中枢的地位！

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像

农历八月十五日，对于五百多年前的明朝人来说，已然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在这天的夜里，人们会摆出美味的月饼瓜果，用以拜月。皇宫中，惯常是要赏花的，秋海棠、玉簪花此时开得最艳。总之，团圆本应是这个夜晚的主题。然而，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中秋夜，在距离北京一百公里处的土木堡，却全然没有团圆的气氛，到处浸透了鲜血和死亡的气息。二十三岁的年轻皇帝朱祁镇所率领的五十万明朝军队，在土木堡溃败！

宦官专权与边疆危机。朱祁镇，出生于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十一日。据说，还在朱祁镇学说话的时候，父亲朱瞻基曾将他抱到膝上，问：“他日为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小朱祁镇应声答道：“能。”朱瞻基又问：“有干国之纪者，敢亲总六师往征其罪乎？”小朱祁镇回答说：“敢。”这则记载，对于朱祁镇后来的命运来说，真是一种讽刺。首先，明英宗朱祁镇统治时期，明朝并不太平！其次，朱祁镇倒确实是敢亲率六师御驾亲征，但最后带来的不是成功，反而使自己成了俘虏，还给明朝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与明代其他皇帝不同，朱祁镇一生中曾经使用过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两个年号之间，是他的弟弟朱祁钰统治的景泰年间。所以，人们更多称呼他的庙号——英宗。土木堡之变，是朱祁镇一生的重要转折，也被一些历史学家当作明代前期与中期的分界线。

俘虏朱祁镇的，是蒙古的瓦剌部。1368年，徐达率领的明朝北伐军攻克元大都，元顺帝北逃，从此结束了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标志着明朝统治的确立。但是退居漠北的蒙古军事贵族并不甘心失败，时刻准备伺机南下，成为明朝严重的边患。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多次命徐达、蓝玉等大将北伐远征，明成祖朱棣更是曾经五次亲征，还将都城迁到临近北边防线的北京。但是，来自蒙古诸部的威胁却无法彻底根除。

蒙古内部鞑靼、瓦剌部的内斗也很严重。14世纪初，瓦剌逐渐强大起来。瓦剌部首领脱欢向东攻杀了鞑靼的阿台吉和阿鲁台，拥立元朝皇帝的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丞相。脱欢死后，他的儿子也先继承了父亲的权力，称太师淮王，掌握实际权力。

也先及其瓦剌部崛起时，明朝开始进入一个动荡期。之前的洪熙、宣德两朝，经济发展，政治清明，被史家称作“洪宣盛世”，足以与汉代“文景之治”以及唐朝的“开元盛世”相提并论。雍容典雅的“台阁体”文风和书画艺术，在宣德年间达于极盛。盛极而衰，在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病逝后，明王朝开始遭遇一系列的危机，包括宦官专权、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以及边疆危机。

朱瞻基山水人物画

朱瞻基逝世后，继立的朱祁镇年仅九岁。正统初年，政局操纵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学士“三杨”的手中。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之后，内阁“三杨”或病逝，或年迈，政治权力逐渐集中到宦官王振之手。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相传曾经当过儒学教官，实际乃自幼净身入宫，有文化，能教宫女们读书。宣宗朝，王振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后升任司礼监太监。朱祁镇即位后，对王振很信任，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位专权擅政的宦官。一些正直的大臣如刘球，因为弹劾王振被逮入诏狱，谋害至死。王振权势最盛时，公侯勋戚都称呼他为“翁父”。后来王振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乱兵杀死，英宗朱祁镇复辟后，还在智化寺内为他修建“旌忠祠”。

正统朝后期，明王朝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很尖锐。正统十二年（1447年），在浙江南部的非法采矿者叶宗留揭竿而起；正统十三年（1448年），福建西北部的佃农邓茂七公开造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起义被镇压之后，义军残部依旧在闽、浙、赣交界地带活动。

智化寺

智华寺内存王振像

正统四年（1439年）起，明朝政府在麓川一带（今云南瑞丽一带）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麓川之役，以平定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及其子思机发的叛乱，前后三次用兵，每次用兵十余万人，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因此，当正统十四年瓦剌入侵山西大同，朱祁镇决意亲征之时，明朝政府实际上面临东南、西南、北部同时开战的危险。

正统十四年，无论是皇帝还是权势熏天的宦官王振，都是积极的好战派。王振好战，是希望通过军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他极力怂恿年轻的皇帝御驾亲征。虽然吏部尚书王直率领百官竭力劝阻和抗议，但在王振的强势下根本不起作用。

对于年轻的皇帝本人来说，他也希望能够驰骋沙场，有一个英武的形象。后来号称贤明的弘治皇帝，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就想向明成祖朱棣学习，出塞亲征，他对兵部尚书刘大夏说：“太宗频出塞，今何不可？”幸亏刘大夏应对得很聪明，说：“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朱祁镇距离自己的曾祖父北征，不过三十年，而距离自己的父亲屡次巡边的举动，则不过十余年。因此，他效法祖、父，巡边北征的愿望也就更为强烈。正因为此，清初著名的史学家谈迁说：“宣宗巡边，偶而取胜。然而兵无常势，土木堡之陷是过于蔑视强胡的后果。”

危机重重中的草率决定——御驾亲征。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命郕王朱祁钰留守，自己亲率明军从北京出发，随行文武大臣有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人，宦官王振也陪同出征。由于准备仓猝，军队只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以这样的储备深入草原与蒙古骑兵作战，无疑非常冒险。据说，从北京出发之后，途中，内阁学士曹鼐曾秘密与从征的御史们商议，想派武士一人将王振打死，以劝止皇帝御驾亲征。但是，“诸御史惴惴无敢应者”。于是，大军浩浩荡荡地出了居庸关，在七月二十三日到达了宣府，八月初一到达大同。

到达大同后，王振得到了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朱冕在七月十六日的战役中战死、全军覆没的惨败消息，非常惊恐，决定退兵。几十万军队徒劳地转了一圈，掉头向京城返回。

大同副总兵郭登通过内阁学士曹鼐向皇帝建议，大军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退回京师，可保安全。王振请求皇帝顺道巡幸自己的老家蔚州。然而，军队快到蔚州时，王振担心军队经过会毁坏自己家乡的农作物，决定改道。军队折而向宣府前行。八月初十，明军抵达宣府，但瓦剌骑兵已经追到。朱祁镇一面派兵拒战，一面继续往京城退却，负责断后的成国公朱勇及四万军队全军覆没。

八月十三日，明军抵达土木堡，距离怀来城仅二十余里。土木堡是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的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位于狼山西麓，东距怀来卫（今河北怀来）二十五里，周围百里内高峰林立。王振为了等候自己的千余辆辎重车，不肯进城，明英宗便也驻留在土木堡狼山之上。兵部尚书邝埜请皇帝以精兵断后，被王振呵骂，诸臣只能在帐中愤泣。八月十四日黎明，瓦剌军队追到土木堡，包围了明朝军队。八月十五日，明朝军队溃败，大批文武官员死于此役，王振也死于乱兵之中。据明人刘定之《否泰录》的记载，这次战役中，“虏众仅二万，我师死伤过半”。

土木堡之役，明朝五十万军队为什么会被两万的瓦剌军队击溃？有学者认为，明军五十万人的说法不准确，明朝随征官军人数可能是三十万左右，而且在之前的几次拒战中又损失了约五万人。然而，即便如此，二十余万的明军何以被两万的瓦剌军队击败呢？这场战役中明军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明军所驻扎的土木堡周围尽皆高山，难以让数十万的明军展开；二、明军驻扎在狼山上，离水源地太远，掘地十余丈又不能得水，人马饥渴；三、八月十五日，王振派人前去与瓦剌军队议和，趁机命令移营前往十余里外的河道就水，结果导致阵势动摇，反而遭到瓦剌铁骑的突袭。

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在十六日晚上十二点左右传到皇宫，送信者来自怀来卫。怀来卫的信息来源，是由千户梁贵带来的书信，而书信则是由一位名叫袁彬的锦衣卫校尉在正统皇帝朱祁镇的授意下写的。

袁彬在后来追忆的《北征事迹》中记载说：“十六日，皇上在雷家站高岗地上众坐，达子围着。是臣远观，认的是我英宗皇帝。臣叩头哭，上问：‘你是甚么人？’臣说是校尉。……又问：‘你会写字不会？’臣说会写。就令在左右随侍答应。”英宗朱祁镇写信的意思，是让宫中多拿财宝来赎他。

十七日，皇太后孙氏、皇后钱氏用八匹马驮着大批珍宝，派使者送往也先营里，企图赎回朱祁镇。不过，显然也先的目的不止是金银财宝。从十七日开始，也先就带着朱祁镇到宣府、大同等城下，以朱祁镇为要挟，要求打开城门。各镇守军或者不敢轻信，或者害怕城池失陷，顶着抗旨的危险，只是提供了一些银子，坚决不向裹挟着英宗皇帝而来的瓦剌军队妥协。

“救时宰相”于谦领导北京保卫战。八月十七日，前方兵败的消息在京城蔓延开来。面对危急的形势，留守北京的皇室及大臣们立即做出几项重要的反应。

一、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八月十八日命正统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九月初六，朱祁钰正式即皇帝位，改次年为景泰元年；同时，遥奉朱祁镇为太上皇，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

二、追究土木堡之变的责任，诛灭王振全家及其党羽。在八月二十三日的午门之前，愤怒的官员们在给事中王竑的带头之下，将王振的党羽同时也是当初杀害刘球的锦衣卫指挥马顺活活打死。有官员脱靴击打马顺，将马顺的眼珠都打了出来，一时“血流门阈”。

三、议定京城战守事宜。由于明军新败，人心惶惶，有些官员因为害怕京城不保，开始将自己的家眷送往南方。翰林院侍讲徐有贞就是典型的逃跑主义者。他说，京城守军不到十万人，根本无法抗挡瓦剌军队的进攻，建议迁都南京。但是，兵部侍郎于谦坚决主张留守北京。于谦认为一旦南迁，极有可能落得当初南宋那样的下场，只能划江而治。他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主战的想法，得到了监国朱祁钰的首肯。

于谦像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于谦的相貌谈吐都很儒雅，所谓“风骨秀峻，音吐鸿畅”。不久，于谦任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官仅七品，但作为“言官”却有相当程度的建言权。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于谦随朱瞻基征讨反叛的汉王朱高煦，受命数落朱高煦的罪状时，“其言皆正大剀切”，深为朱瞻基所欣赏。宣德五年（1430年），朱瞻基特别选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治河南、山西两省。由正七品的御史到正二品的兵部侍郎，于谦在当时是破格提拔的典型。

于谦前后两次巡抚河南、山西，鞠躬尽瘁，不辞辛苦。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五十岁。明史学家吴智和先生评论道：“回顾谦自中进士留居翰林数年，随侍瞻基左右，学艺精进，及出为监察御史、巡抚，兴革地方诸弊，要在必行。以如是干练外官，又清廉不媚权贵，上追历代名臣贤相。即无‘土木之变’，亦将与世不朽！”土木堡之变后，监国朱祁钰先让于谦代理兵部尚书。八月二十一日，于谦正式担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土木之变，将于谦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于谦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他加强宣府、大同、紫荆关、居庸关等边塞军事要地的防守，修缮关隘，严令守将不得出城。也先挟英宗到大同。大同守将郭登拒绝开城，声称：“奉命守城，不知其他。”如此一来，也先以手中的俘虏英宗皇帝四处讹诈之策，便不再奏效了。

为弥补京城兵力不足，于谦建议将南北两京和河南备操的军士、运河沿岸运粮的漕军、山东等地沿海备倭的军士，都调来守卫京师，同时还派出官员到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招募民兵。由于担心通州粮仓被瓦剌军队抢劫，于谦发动京城军民到通州取粮，朝廷给予运费。于谦还起用之前兵败下狱的将领石亨，让他总领京城兵马。到九月底，北京已经集中二十余万守城部队，且军纪严明，整个北京一带的防务得到了整顿和加强。

十月，瓦剌军队分三路大举向明朝进攻，一路由也先率领主力部队攻打紫荆关，一路进攻宣府镇，一路由古北口进犯密云。十月初九，瓦剌军队攻破紫荆关。居庸、紫荆、倒马，为京师防卫的“内三关”。由居庸关入，则势必先经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宣府镇。紫荆关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为京师西南屏障，“宽敞多歧路，守者素不为备”，土木之变后由孙祥、韩青驻守。也先选择从残破的大同直趋紫荆关，是有战略眼光的。两天后，瓦剌军队逼近京师。

居庸关长城

大敌当前，于谦采取了积极的防御策略。他命令诸将分领二十二万士兵，列阵京师九门外：石亨在德胜门，陶瑾在安定门，刘安在东直门，朱瑛在朝阳门，刘聚在西直门，顾兴祖在阜成门，李瑞在正阳门，刘德新在崇文门，汤节在宣武门。当瓦剌兵临城下时，于谦更是不顾自己的安危，亲自率军布阵于德胜门外，准备对抗瓦剌的主力。他颁发严格的临阵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明代铁炮

北京保卫战从十月十三日打响，持续五天。十七日，没有讨到便宜的瓦剌军队自动解围，挟带着正统皇帝自紫荆关撤退，途中一路劫掠。出紫荆关后，也先见朱祁镇，宰马，割下马肉，烤了给朱祁镇，并说：“勿忧，终当送还。”此时，明朝已改立了新的皇帝，也先手中的太上皇朱祁镇，已成了一张没有用处的牌！也先后来对明朝使臣李实说：“太上皇帝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皇帝，是一个闲人！”

瓦剌军队撤退了，京城不久解除了戒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新皇帝朱祁钰下诏，抚安天下，要求全国人民“各复尔旧，宁尔生，……共乐雍熙之治”。按照惯例，次年的黄历会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颁行下去，即将进入以朱祁钰的年号纪年的元年——景泰元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商传

北京保卫战保证了明朝统一国家的延续。如果真的把北京放弃了，到南边去了，北方就彻底乱了。如果北方的蒙古人进来了，再想北伐，谈何容易？所以保卫北京，实际上是防止国家分裂的关键一步。

夺门之变。也先既然觉得扣在手中的太上皇成了无用之物，按理说，明朝朝廷应当积极争取让太上皇朱祁镇早日返回北京。然而，皇权是自私的，皇位是诱惑人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太上皇”朱祁镇如果回到北京，景泰帝朱祁钰的合法性便会成为问题。他到时该怎么办呢？是让朱祁镇重新做皇帝？还是自己继续当自己的皇帝？

历史有过类似的经验。南宋的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立都之后，全然没有北伐之念。因为，一旦北伐成功，徽宗、钦宗二帝回来之后，作为徽宗第九子的赵构，就没有再做皇帝的合法性了。像南宋高宗一样，景泰帝朱祁钰也不希望哥哥朱祁镇回到北京。朱祁钰决心要保持他的权力。他的生母和妻子成了皇太后和皇后，而正统皇帝的生母与妻子则搬迁到了其他的宫殿中居住。

朱祁钰在迎回太上皇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使朱祁镇在蒙古草原居住了将近一年。也先每二日向朱祁镇进一头羊，七日进一头牛，逢五、逢七、逢十设宴，且逐日进牛奶、马奶；英宗在营中，或坐暖车，或乘马。朱祁镇在大漠的生活似乎其乐融融。然而，朱祁镇无法适应在草原上生活的日子：饮食中没有米饭，也没有蔬菜，因为那里根本就不生产这些。这是让昔日养尊处优的皇帝受不了的。之前八月瓦剌军骚扰大同时，朱祁镇还曾经向大同守将索要西瓜和雪梨。此外，朱祁镇在蒙古，衣着上也很不方便。他见到明朝派过去的使臣，没说几句话就问道：“你每与我将得衣帽来否？”

后来内阁大学士彭华在一篇名为《高千户寿藏碑铭》的文章中谈到，一个名叫高君旺的千户曾在这一阶段随侍正统皇帝。高君旺在1449年九月随季铎作为使节到北边见到正统皇帝以后，就一直随侍，“无日不在左右”。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初三，“宿黄河套赤山傍，君躬往采薪，今都督袁公彬亲提汲”。从这段话可知，当时正统皇帝身边的人都得亲自干活，打柴提水。所以，正统皇帝在北边的生活，饮食与衣着极为不便，而绝非怡乐自在。

景泰元年六月，朝廷派往蒙古的礼部侍郎李实发现，朝廷的信中竟然只字未提那位倒霉的正统皇帝。太上皇问李实：“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来迎我回？”李实只好撒谎说往来消息都不可靠，自己这次来就是要“探陛下回否消息”。朱祁镇也算知趣，黯然说：“你每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来迎我，愿看守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为了能够回国，朱祁镇已经不敢奢望往日的荣华富贵了。

或许是李实带回了太上皇的口头保证，或许是兵部尚书于谦所说的那句话让朱祁钰吃了定心丸。在议论迎回太上皇之事时，于谦劝慰现任皇帝说：“大位已定，孰敢有议。”于是，明朝使臣杨善在八月将朱祁镇接了回来。

朱祁钰用了最为简陋的仪簿来迎接自己的兄长：“居庸关里接，用轿一乘，马二匹。”八月十五日，又一个团圆的节日，朱祁镇在被俘整整一年后，从安定门进入北京城。不过，此后的朱祁镇不过是从一种囚徒的生活过渡到另一种囚徒的生活。他被自己的弟弟变相囚禁在南宫。两年后，朱祁钰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廷议时，敢于反对改立太子而不署名的，只有刑科给事中林聪等三个品秩较低的官员。显然，如果没有1457年的一场变故，朱祁镇将注定在南宫终老一生。

1457年，按照正常的纪年，应该是景泰八年。正月，景泰皇帝朱祁钰病重。此时朱祁钰的儿子已死。人们在为皇位的继承默默盘算。不少大臣建议，应该恢复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武清侯石亨却认为：“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他纠合一批政治投机分子，如太监曹吉祥、都督张 、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决定政变。正月十六日夜，张 率兵进入皇城，打开南宫，迎朱祁镇入奉天殿。十七日黎明，朝房中等候的大臣们得到了“上皇帝复位”的消息。英宗复辟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废景帝为郕王。景帝不久逝去，葬于北京西山的景帝洼。这起事件，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后，石亨等要杀于谦，英宗朱祁镇不忍。徐有贞就说：“若不置谦等于死，则今日之事为无名。”据说，于谦死时，北京城阴霾四塞。皇太后后来在宫中闻此事，很是震惊，说：“于谦于国甚有功，何忍至此？”一位曾经对国家社稷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就这样死于阴谋家和投机分子之手。到成化初年，于谦之冤才被洗刷。成化皇帝称赞于谦说：“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明朝时人们在北京、浙江杭州等地为于谦立祠，以示悼念。

王阳明心学

王阳明像

自西汉“卓然罢黜百家”后，儒学成了历代政府提倡的主流学术。汉唐时期，学者们注解儒学经典，形成所谓的“经学”。随着统治者的提倡，越来越多的原始儒家著作被推崇为经典，由“五经”发展到“十三经”。宋朝以后，学者对儒家经典的专注没有改变，但是注解的取向却发生了改变。由于大部分学者不再局限于字词的训诂，而重视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释，更重视儒家经典与个人修养间的关系，这便形成了学术史上的宋明理学。

在宋明理学中，最著名的有两个学者，一个是南宋时期的朱熹，后人称之为“朱子”；另一个则是明朝的王守仁。王守仁因为晚年结庐于离绍兴府城十公里的宛委山阳明洞天，又自号“阳明子”，所以人们尊称他为“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王阳明的仕途沉浮——磨炼成就了阳明心学思想。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显赫的官宦人家，向上可以追溯到晋代著名的琅琊王氏，算是东晋时期人称“王与马共天下”的宰相王导的后裔。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状元，官至吏部尚书。据说，王阳明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祖母梦见穿着红色衣服的神人踩着云将孩子送到，抱到她的手上。梦醒后，就听见新生幼儿的啼声了。乡里人传说着这个梦，把王阳明出生的楼称为“瑞云楼”。后来，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移居，离开余姚，来到浙江绍兴府城。

十一岁那年，王阳明随祖父来到北京。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就已表现出一般少年少有的豪迈。他十二岁时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有眼如天，真是气魄不凡。十五岁时，他开始习练骑射，经常被父亲责骂为“狂妄”。大概是因为心有旁骛，王阳明的科举不算是特别顺利的。尽管天资聪颖，二十一岁就中了举人，但此后两次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直到二十八岁那年，王阳明考中进士，步入仕途。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杜维明

王阳明曾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事？老师说：“读书登第。你的父亲是状元，你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他父亲王华听了以后，很高兴，也很震撼。王阳明心里的圣贤是什么样的，我们很难说，但他认为做圣贤就是天下第一等事，这是他的志向。

王阳明的宦途并不十分顺利。他在正德年间因为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谪，嘉靖年间则因为受到在朝大臣的排挤而郁郁不得志，最后死的时候还不准其爵位世袭。不过，仕途不是王阳明的终极追求，他将自己的心灵寄托到了思想领域。

王阳明不是一个离群索居、冥思苦想的哲学家，他同时是政治家和军事家。正如他曾经对学生说过，人如果只知道静养，临事便未必能立得住。他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宁静存心的状态，在王阳明看来，只是定得住气，而且会滋生喜静厌动的毛病。相反，王阳明注重在事上磨炼，而正是这种在事上磨炼的精神，最终成就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熟。

王阳明的政治生涯，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转折。一个转折是正德元年（1506年），因为得罪刘瑾，王阳明被朝廷谪往贵州龙场驿当驿丞，在蛮荒之地居留数年，终于“悟道”。另一个转折则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率兵平定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之变，建立了举世瞩目的奇功大业，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王阳明思想的影响力。仕途的磨炼和生死体验，让王阳明的思想不断成熟，最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的最高峰。

龙场悟道。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宠信宦官刘瑾，引起了文官们的不满。南京的科道官员戴铣等人上疏弹劾刘瑾，被逮系诏狱。时任刑部主事的王阳明上疏，请求皇帝赦免戴铣等人。这引起了刘瑾的不满。攻刘瑾一事，《明史》的记载非常简单：“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

事情始于刘瑾的专权。正德初年，尚在正德皇帝做太子时就小心侍奉的太监刘瑾等人，得到了正德皇帝的宠信，号称“八党”，引起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人的不满。但斗争的最后，是刘健等人请求退休养老，而宦官刘瑾等大获全胜。这引起了言官们的不满。南京科道官戴铣等人上疏切谏，请求驱逐太监苗逵等，挽留刘健等文臣。正德皇帝见疏大怒，命令将戴铣等人逮系诏狱，施以廷杖，而后除名。王阳明想要救戴铣等人，结果救人没成，自己也被投入了监狱之中，还挨了四十廷杖，被打个半死。事后，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遭受了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贵州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始设置布政司，当时经济文化尚未充分开发。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来到龙场驿。龙场驿在今贵州省贵阳西北的修文县境内。王阳明的《年谱》中记载说：“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加上语言不通，生活极为不便。

清刊本中的苗民生活图景

在这种蛮烟瘴雨的荒山绝域，王阳明在思想上进入了“龙场悟道”的阶段，悟得人的本性中就有“圣人之道”而不必另从外物上“求理”。的确，离却了繁华，离却了政治，身处蛮荒之地，王阳明要求得内心的平静，唯一的途径便是向内求索了，超脱于荣辱得失与生死之外，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最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克服和消解客观的困境。这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中实现自我的途径。

次年，王阳明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邀请，离开龙场，来到贵阳，主讲于文明书院。在贵阳，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他的学生们对此不能理解，讨论说：“现在人们都知道要孝敬父母，但并不能做到孝。”王阳明回答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以《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例说，人们喜欢美貌女子，厌恶不好的气味。见到美貌女子就是知，喜欢美貌女子便是行，见到时自然便喜欢，而不是见了后再立个心去喜欢，这便是知行合一。以孝道比喻，人们称赞某人懂得孝道，一般是因为那人行事孝顺，并不是因为他会说一些孝悌的话。因此，知和行是不可分的，“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正德五年（1510年）初，王守仁复官，出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八月，刘瑾被诛，王阳明也随即被召入京城，做了吏部验封清吏司的主事。此后，王阳明按着官场规则有条不紊地升迁。他逐渐显示出了他的军事才能。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十五岁的王阳明在兵部尚书王琼的荐举下，出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漳等地，负责赣南、闽西一带的军务。这样的任命，原意是要王守仁去镇压赣南闽北山区的农民起义，而且王阳明也很好地完成了镇压横水、桶冈一带农民起义的任务，不过这次任命最终成就了王阳明在江西的一次更伟大的军事功绩。

平定宁王之乱。明朝自成祖以后，对宗室的控制非常严密。亲王就藩后，基本上再无入京机会，甚至无故不许出城游玩。弘治年间，朝廷规定王府的姻属不得出任京官。明朝宗室逐渐沦为一个纯粹的寄生阶层，除不劳而获外，政治上则注定一无所获。然而，正德皇帝的放荡及没有子嗣，让一些皇室成员开始对皇位有了觊觎之心。正德五年（1510年），陕西的安化王朱寘 叛乱。正德十四年（1519年），又有宁王朱宸濠的叛乱。

朱宸濠的高祖，即第一代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的第十七个儿子，曾帮助明成祖朱棣靖难有功，后改封南昌。朱宸濠继承王位后，在正德年间结交宦官刘瑾，恢复王府护卫军，并招纳了鄱阳湖中的水盗，构成他的主要军事力量。江西的官员或依附宁王，或调离江西。到正德十四年初，宁王反叛的痕迹越来越明显，引起皇帝及大学士们的警觉，他们决定削夺宁王的护卫。六月，朱宸濠杀害了江西巡抚孙燧等人，公开叛乱。

在得到朱宸濠反叛的消息后，王阳明从永丰县返回吉安府，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想要攻击南京；王阳明率领临时组建的平叛军队八万人，直捣宁王老巢南昌。朱宸濠被迫回援，与平叛军在鄱阳湖相遇，展开激战。王阳明的军队在战役中获胜，生擒朱宸濠，平定了叛乱。由于朝中佞倖的阻挠，王阳明当时没有及时在正德皇帝那里得到酬报，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帝逝世后，继位的嘉靖皇帝才对王阳明的军功予以褒奖，封他为“新建伯”。

王阳明的武功，加速了他思想的传播。一位名叫胡松的学者在《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中说，在此之前，人们认为王阳明的思想不过是抄袭佛教的禅宗思想而已，然而“山贼、逆藩之变，一鼓而歼之，于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王阳明事功上的作为，为他的思想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此之前，王阳明尽管已经开始授徒，但门人数量不多。然而，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回到绍兴以后，前来拜师学习的南方士子络绎不绝。与此同时，王阳明也提出了他的核心哲学命题“致良知”。

“致良知”——王阳明哲学的核心。“致良知”三个字，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什么是良知呢？王阳明自己曾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良知即是非之心，是认识的根源、是非的标准。

王阳明用很浅近的比喻告诉人们，当你见到一个小孩子掉入井中的时候，那种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便是良知。在早年，王阳明还认为，因为人经常会遇到有私意的障碍，因此须有“致知格物之功”来战胜私意，来使良知不再受到阻碍，可以充塞流行。正德十六年以后，王阳明便独提“致良知”，认为这三个字不但揭示本体，而且是修行的功夫。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后人因此也称王阳明哲学为良知之学。据说，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杜维明

“致良知”很难理解。《孟子》里说，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原来具有的。王阳明的重大贡献，就在于把一个一般被认为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范畴的概念，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核心价值观念。

王阳明心学的提出，有个人的体悟，也有时代的背景。从个人学术进路上看，像当时的大多数士子一样，王阳明在青年时代也是信奉朱子学说的。他曾经认真地阅读程朱理学的书，对于宋儒朱熹所提倡的格物穷理的道理深信不疑，相信“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突发奇想，想从父亲庭院里的竹子之类的“物”里看出“理”来。在接下来的七天七夜里，他对着竹子沉思冥想，结果非但没有悟道，反而病倒了。从“格竹”的失败，以及龙场的苦难，到平定朱宸濠叛乱时的处变不惊，王阳明的思想得到不断的升华，最终离开朱子学说而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王阳明心学。

从学术背景上看，明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规定科举考试以宋儒程颢、朱熹等人的注释为标准，又纂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理大全》，汇集程朱诸家理学之说，颁行于各地儒学。在科举风向标的指引下，士子非程朱之书不读。程朱理学因此成为正统的官学。明初著名思想家薛瑄就曾经这样说过：“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意思是说，朱熹以后，大家都遵从朱子的思想就可以了，不要再有独立的思考与写作了。

然而，思想界因袭程朱旧说而缺乏创新的状况，使一些学者感到压抑。他们转而开始寻求新的思想出路。到明朝中期，心学的萌芽从程朱之学中悄然冒出。率先突破程朱理学的思想家是陈献章。陈献章的老师吴与弼谨守程朱准则，但陈献章却崇尚自然，主张“静中养出端倪”，强调内心体悟，不拘束于外在教条，被视作由朱子学转入王学的中间环节。有了之前学术界强调“心学”的风气，才有了16世纪初王阳明心学的出现。然而，在宋明理学之中，王学却又是“心学之最高峰”。

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和“致良知”，继承了宋代陆九渊以来的心学传统，故后人多将二人并称为“陆王”。然而，王阳明的心学与官方认可的程朱理学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具体体现在若干对于经典的解释上。

朱熹以来，理学家推崇四书，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的三纲领，又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作八条目。在三纲领和八条目的解释上，王阳明与朱熹都有不同。例如，朱熹认为，“亲民”的“亲”是“新”的意思，是“改变旧习”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自己的修养达到一定程度后，推己及人，帮助别人改变其所受的习气的污染；“止于至善”，就是深刻认识到“事理当然之极”。但是，王阳明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亲民”二字不应解释为“新民”，“亲民”的“亲”就是让百姓感受仁爱、得到教养的意思；“止于至善”也不应该像朱子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事事物物都有定理”，深刻认识到“事理当然之极”就是“止于至善”，而是要在自己的心上求“至善”，因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天下没有“心外之事”，也没有“心外之理”。王阳明比喻说，孝顺父母，孝顺的道理自然不是到父母身上找，而是要从自己的内心找。如果用树木来比喻，心是根，而道理只是从根上发出来的枝叶。朱熹解释“格物”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然而，王阳明解释“格物”却说：“格，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凡此种种解释，都与朱熹的正统学说有区别。

16世纪初的王阳明心学，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当时死寂的学术风气，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轻的士子，但也因此招来了朱子学者的攻击。他们把王阳明的新奇之说视为“异端”。在嘉靖二年（1523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会试中，策论的试题影射王阳明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阴诋吾朱子之学”。面对这样的策论试题，正参加会试的王阳明门人徐珊，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了考场。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病逝。朝廷非但没有表彰这位尽职而死的大臣，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后代继承。在给吏部的批复中，嘉靖皇帝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皇帝的态度无疑是在说，王阳明的学说就是歪理邪说。如此不公正待遇，对王阳明心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阳明学派的活动却并未就此终止，相反还引起了士人阶层的逆反心理。王阳明的死以及相继而来的纪念和祭祀活动，催生了许多的祠堂与书院。阳明的门人，以书院为基地传播王阳明的良知之教。在嘉靖年间，南直隶、江西、浙江等地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极一时。《明史•儒林传》的序中说：“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王阳明死后五十四年，王阳明从祀孔庙。终明一朝，能够从祀孔庙的学者只有四人，即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和王阳明。王阳明的从祀，表明王阳明心学最终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王阳明心学后来还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

《圣庙祀典图考》中的王阳明

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写下《明儒学案》一书，把王阳明的门人按地域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泰州学派”等派别。最杰出的当数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和泰州学派，前者以浙江山阴（今绍兴）的王畿、余姚的钱德洪为代表，后者以江西安福的邹守益、泰和的欧阳德为代表。

王阳明的学生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王畿。王畿是浙江绍兴人，字汝中，号龙溪。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受朝廷起用，前往广西征讨思、田。临行前，王阳明给学生留下了四句教言，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便是著名的“四句教”。王畿对四句教做了进一步的诠解，他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这即是王畿的“四无说”。在王畿看来，心体既然是至善的，至善是没有“恶”可以与之相对的，所以便是“无善无恶”的。实质上，王畿的“性无善无恶”论是深得王阳明的精髓的。王阳明自己就曾经说过：“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然而，在一些志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四无说”跟儒家自《孟子》以来的性善理论是相冲突的，容易让人心陷入无所忌惮的状态，为害不浅。

泰州学派的发展离王阳明更远。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是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身煮盐的灶户，读书不多，他强调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他的学说，有着学术民间化、儒学平民化的趋向，而且强调自我，具有向个人主义发展的趋向。

泰州学派之中，后来涌现了一些被形容成“赤手以搏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叛逆思想家。李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晋江人。他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也攻击儒家经典，认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要求人们有一颗没有受到知识和伦理熏染的“童心”。李贽的著作流传很广，引起了儒学卫道士们的恐惧。万历三十年（1602年），朝廷逮捕正在通州养病的李贽。在狱中，李贽以剃刀自刎。

李贽像

李贽之死，也表明王阳明心学的末流越来越跟当时的社会脱节而受到扼制。在整个明末清初，对王阳明心学的批评和对朱子学的重新提倡越来越明显。晚明著名的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和高攀龙都提倡学术上回归程朱之学。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清王朝观察到学术界的动向，转而尊崇程朱理学。至此，在明朝流行一百余年的王阳明心学逐渐衰微。

海疆与互市

明代九边图

明朝嘉靖年间，距离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大约百年，明朝再次面临重大的军事危机。这一次，无论南京还是北京，都遭受到外部敌人的攻击。攻击北京的，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明朝官员蔑称他们为“北虏”；随时骚扰南京的，则是在福建、浙江和广东沿海猖獗的日本海盗——倭寇。在十六世纪四五十年代，至少在朝廷的决策层面，南倭和北虏被置于同样的战略高度。

拒绝蒙古互市，北境转守。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开始在北边修筑边墙。景泰二年（1451年），邹来学受命“督修关堡，自山海关至天寿山，东西千里，屹然相望，咸雄壮坚固”。此后，从弘治年间余子俊修榆林长城，嘉靖年间翁万达修大同长城，到万历年间戚继光修筑蓟州长城，历朝驻守各边的将领都在修筑边墙上下功夫。

然而，边墙的修建，最多不过增加了蒙古骑兵入侵的困难程度，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蒙古人的入侵。清初学者万斯同在《明史乐府》中感叹道：“岂知明人防北狄，专藉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

达延汗像

15世纪末16世纪初，成吉思汗的后裔巴图蒙克（一译“把秃猛可”）开始崛起。他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继承汗位的时候，年龄还很小，故称“小王子”，又称“达延汗”。蒙古人引以为荣的，第一是成吉思汗，第二是忽必烈，第三就是达延汗。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金伯谦的复命书中曾说：“小王子为人贤智卓越。”他在正德五年（1510年）征服了山西以西的河套地区。到嘉靖三年（1524年）去世前，他得到了帕米尔高原以东的所有蒙古人的效忠。

俺答汗（阿勒坦汗）像

达延汗死后，他的子孙之间爆发了权力争夺。最终，他的孙子俺答汗逐渐控制了蒙古南部，以及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由于有水，可以进行农耕，河套在草原世界有非常特殊的战略作用，控制这样的地区为控制整个草原奠定了基础。而且，以河套地区为基地，游牧民族容易进入内地。在16世纪的中后期，“套虏”成了明朝北部边防的最大威胁。

俺答汗统治漠西和漠南蒙古近半个世纪。在他统治期间，十六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段持续而普遍的干旱时期，整个华北和蒙古南部经常处于干旱和饥荒的威胁之下，天花、瘟疫也在蒙古肆虐，蒙古人对于汉地社会的茶和粮食的需求更加迫切。从经济上的实惠以及政治目标的推进两方面考虑，俺答汗都希望与明朝通贡或者互市。

嘉靖皇帝朱厚熜像

此外，丝绸等商品，是蒙古人参与到以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为中心的中亚贸易圈的主要商品，这也需要从汉地社会获得。一些学者认为，蒙古人通贡开市的需求，可能不是来源于简单地满足草原上的资源匮乏，更可能是因为蒙古人想重新开通欧亚内陆贸易，从而营造一个由蒙古控制的内陆商业网络。

在明朝方面，尽管大部分边境将领力主和平，希望皇帝考虑蒙古人的互市要求，但固执的嘉靖皇帝对于蒙古人请求互市的要求一概拒绝。他甚至要求所有公文中的“虏”字必须小写，以表达他对蒙古人的轻蔑。除了军事途径以外，嘉靖帝拒绝任何其他形式的接触。

然而，此刻明朝北部的边防力量已不足以应对蒙古骑兵的进攻。在嘉靖朝中期，俺答汗的兵马东边从辽东、蓟镇边外起，西边直到甘肃、青海以西，并且经常深入宣府、大同，连年侵寇，构成明朝的最大威胁。明朝孱弱的军事防线，也不时被蒙古骑兵撕开。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月，蒙古骑兵深入山西太原以南的各州县。一月之内，蒙古骑兵侵扰了十个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抢劫牛、马、羊、猪二百多万只以及大量的布匹、金钱，京师为之戒严。

嘉靖年间，明朝的军事卫所制度衰败已极。曾在正德五年到十年（1510—1515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王琼说，在他那个时候，卫所军士“逃亡十之七八”。到嘉靖年间，有些内地卫所，军士数量甚至还不到额定人数的百分之三。例如，江西的南昌左卫额定人数是四千七百五十三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只剩一百四十一人，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三。浙江金华千户所额定人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五人，到16世纪，营中仅剩三十四人，同样不到百分之三。边镇卫所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不理想。以大同为例，嘉靖十六年（1537年），四万蒙古骑兵入侵时，大同镇能整合的士兵人数仅有一万四千人。军屯制度的败坏以及由此带来的后勤供应不足、边镇士兵因劳累和拖欠军饷而频繁发动兵变，也是边境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嘉靖皇帝不顾形势而一味拒绝通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蒙古骑兵频繁入境劫掠，对双方而言都是灾难。

《驯马图》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曾铣向皇帝提议，发动一场对俺答汗的战争，夺取河套地区。尽管皇帝对这个计划颇为心动，但实际上计划不可能得到实现，因为以明朝政府当时的军事和财政实力，不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远征。曾铣的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因为政治斗争，曾铣被杀，支持他的首辅大学士夏言也丢了脑袋。严嵩取代夏言成了首辅大学士。明朝对待蒙古的政策，改为防守为主。就在蒙古骑兵不断骚扰明朝北境时，南方沿海也频繁遭受倭寇的入侵。

海禁与嘉靖大倭寇。倭寇的侵扰，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从时间上来说，倭寇早在元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从地域上来说，倭寇也不限于中国沿海，朝鲜半岛沿海地区也有倭寇。但是，倭寇在嘉靖年间的大爆发，却让嘉靖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穷于应付。嘉靖年间的倭寇，因此也被称为“嘉靖大倭寇”。问题是，为什么倭寇会集中爆发于16世纪的40—60年代呢？

传统史家认为，倭寇产生的原因是日本在此时恰好进入战国时代，所以会有大批的武士和浪人浮海进行劫掠。199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其“倭寇”条的解释是：“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在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嘉靖后期爱国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在广大军民支持下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早在1965年，台湾学者陈文石即撰文指出，嘉靖年间的倭患是明朝的海禁政策所引起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陆学者的研究也开始趋向于认为倭寇的主体是海上贸易商人，是假倭，不是真倭，倭寇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明朝的海禁政策。因为嘉靖八年（1529年）宁波市舶司的关闭，使得正常的中日朝贡贸易中断，致使海商只能铤而走险，武装走私。1980年，林仁川先生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寇》一文，认为倭寇即私人海上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即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1982年，戴裔煊先生出版《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认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1990年，王守稼先生在《嘉靖时期的倭患》一书中说，明朝政府把王直等称作倭寇，而王直等人亦自扮为倭寇，但王直等人其实是假倭，真倭的大多数是王直集团雇用的日本人，处于从属地位。日本不少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著名的明史学者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一文中谈到，嘉靖大倭寇的主体是中国商人，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2001年，樊树志先生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一文，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指出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所谓“倭患”的根源，在于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日趋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现代史学家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嘉靖大倭寇”的性质。其实，明朝人自己对倭寇的性质也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宁波人万表在他的《海寇议》中说，海商往往“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纷泊各港”。这样的船头，便成了倭寇的领袖，如王直、徐海。明朝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寇禁愈严愈繁盛”。湖州人唐枢说：“壬子（1552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新的研究还认为，倭寇中，真正的日本海盗人数并不多，“真倭”多半受“假倭”的雇用，处于从属地位。所以，最终倭寇问题得以解决，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的抗倭固然是一个方面，但彻底消除的原因却是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化。

从16世纪20年代起，倭寇开始在沿海劫掠。到40年代，倭寇的组织更严密、规模更大。倭寇以日本的平户为根据地，又在舟山双屿港建立其近海的立足点，并且勾结沿海的官吏和军士，从事贸易。后来力主海禁的浙江巡抚朱纨说：“宁、绍奸人通同吏书，将起解钱粮物料领出，与双屿贼船私通交易。”（朱纨《甓余杂集》卷四《生擒海贼事》）葡萄牙人也在双屿进行贸易。在这种背景下，双屿成了一个大型的贸易集散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因此将双屿港形象地比喻成“16世纪的上海”。

南倭被平，北虏未定。对于明代中后期东部沿海的居民来说，倭寇就像是一个梦魇，长期让他们无法有安定感。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政府开始清剿倭寇。浙江巡抚朱纨推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坚决惩罚所有违反海禁政策的人，并率兵攻克倭寇盘踞的双屿港。朱纨命令，用木石筑塞双屿港的南北各水口，使所有船只无法进入内港。这样，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经营多年的国际贸易大港遂成废墟。朱纨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效。但是，浙江籍与福建籍的官员们开始弹劾朱纨，攻击他杀人太多。悲愤的朱纨选择了自杀，他厉行海禁的做法也被废除。

北方的战事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也达到了巅峰。这一年九月，俺答汗的军队突破了北京东北的古北口防线，向南到达了北京东面的通州。先头部队抵达北京城门。由于担心在京城附近吃败仗而无法掩饰，首辅大学士严嵩警告兵部尚书仇鸾不准出城迎战。蒙古军队围攻京城，然后洗劫了北京郊区，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从容地带着战利品回到了边境。这一事件史称“庚戌虏变”。事变带来了三个后果：一是在两年之后，已经病死的仇鸾被追究责任，受到死后肢解的惩罚；二是北京南郊开始修建外城，北京城的城墙长度也因此延展了十五里；三是迫于蒙古的压力，明朝政府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同意在大同、宁夏和延绥开放马市，允许蒙古人用牲畜换取内地的丝绸。然而，当俺答汗提出用牛羊交换粮食（粟或者豆）的要求时，却遭到了拒绝。三年后，马市关闭。

明代石匾，内蒙古包头市美岱召出土。

民国时期归化城北门楼

马市一旦关闭，俺答汗便无法通过正常的贸易途径获得汉地的物资，取而代之的手段便是抢劫和掠夺。此后二十年间，俺答汗依靠汉人谋士，不断进入内地掠夺。他身边的汉人中，最著名的是赵全。赵全向俺答汗建议，招纳汉地的流亡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赵全等人还帮助蒙古人建立固定房屋，即“板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赵全驱使汉人为俺答汗修筑大板升城，次年三月完工。大板升城，后来由明朝赐名“归化城”，即今天的呼和浩特旧城。从此，以大板升城为代表的“板升”地区，极为繁荣，成为俺答汗重要的财富源泉。

阿勒坦汗供马图

明朝政府的北部边境不得不承受蒙古军队一次又一次的侵扰，但南方倭寇的强大却成为此后十余年间政府的心腹之患。那些零散的倭寇，聚集在新首领王直手下，越发强大。王直是徽州府歙县人，原本是徽州盐商，后来从事海上贸易，成为日本商人的经纪人。他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加入以徽商许栋、李光头为首的倭寇集团，继他们之后成为倭寇领袖，号五峰船主。王直也多次向明朝政府请求互市，但都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倭寇不断发起进攻，洗劫沿海各地的官署、粮仓和府库。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攻台州以北的浙江沿海地区的王直船队，有几百艘船。一时间，整个中国的东南部沿海都成了倭寇的战场。朝廷围剿倭寇不力，各府、州、县也只能纷纷筑城以图自保。

在朱纨之后，受命前去指挥抗倭的，先后有王忬、张经、胡宗宪等人。张经还征调了广西、湖广等地的士兵，以补充自己在浙江的军队。来自广西的土官瓦氏夫人，亲率六千名士兵开赴浙江抗倭前线。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份《抗倭图卷》。从图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表示广西土兵参战的文字——“田州报效狼兵长”。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嘉兴北部约十三公里处的王江泾，张经率军歼灭了一千九百名倭寇，取得了明朝政府对倭寇的首次大捷——王江泾大捷。然而，昏庸的明朝朝廷将战功归于当时的大学士严嵩的私党胡宗宪、赵文华，而主将张经却被逮捕入狱，不久便被处死。为此，有学者认为，《抗倭图卷》或许是张经的部下或家人为缅怀张经而绘的。

继张经后，徽州绩溪人胡宗宪以兵部侍郎总督浙直、福建军务，负责剿倭。明代话本小说集《三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回，名叫“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所讲的胡总制就是胡宗宪，而徐明山即倭寇首领之一徐海。胡宗宪通过招抚的方式，非但成功平定了徐海，又诱降了王直。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羁押狱中两年之久的倭寇首领王直被胡宗宪处死。

王直与徐海之死，并不代表倭寇的平息，残余的倭寇仍然四处侵扰。2006年，安徽全椒发现了一块筑城抗击倭寇的碑刻。碑文记录说，嘉靖三十八年，全椒县城面临倭寇侵扰，由于三面皆河，无城可守，知县顾逵以树木为栅，抵御倭寇。倭寇退去后，顾逵号召民众捐资沿河构筑砖城。由此可知，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倭寇的侵扰仍然深入到内地省份。

戚继光像

在抗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位将领立下了赫赫战功。戚继光（1528—1588年），字元敬，山东登州（今蓬莱）人；俞大猷（1503—1579年），字志辅，福建泉州人。他们都是明朝嘉靖年间著名的军事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镇守倭患严重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他招募义乌、金华的剽悍壮丁，教习击刺之法，更新火器兵械，组建名闻天下的戚家军，先后在浙江慈溪龙山、舟山东面的岑港以及台州等地沉重打击倭寇。之后，戚家军进入福建，配合俞大猷平息福建倭患，再移师广东。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平倭战争基本结束，明朝的东南海防获得了相对的平静。

隆庆开海与议和。倭寇问题的真正解决，是明朝政府最终放弃了海禁政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固执的嘉靖帝去世，隆庆皇帝即位，为解决倭患提供了一个新契机。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御史涂泽民向隆庆皇帝建议：“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根据《东西洋考》的作者张耒的解释，东洋指吕宋、苏禄诸国，约指今天的菲律宾；西洋指交趾、占城、暹罗诸国，即今东南亚越南、柬埔寨诸国。明朝开放的允许中国人出海之处，便是福建澄海的月港。到16世纪末，月港发出的船引最多的一年是一百三十七张。尽管月港只允许中国人贩洋，不允许外国人前来贸易，它仍从一个偏僻的小渔村迅速崛起为一个著名的对外贸易港。明朝政府还在月港设立了征税机构——督饷馆。

以“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为原则，月港的开放从一开始就十分有限，对本国海商也制定了许多苛刻的限制，例如，不允许漳、泉二府以外地区的商民参与到海外贸易中来。把对外贸易口岸限定在地处偏僻的闽南，本身就是为了将月港开放对内地的影响降到最小，这也就大大降低了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意义。然而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打破了约二百年“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的祖制，使明朝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娘子像

隆庆皇帝统治时期，“北虏”问题也得到了缓和。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对俺答汗不满，跑到大同城下投降了明朝。宣大总督王崇古对把汉那吉以礼相待，并向朝廷奏报，建议对把汉那吉封官加爵。当时辅政的内阁大学士高拱极力主张隆庆皇帝批准这一建议，授给把汉那吉指挥使的官位，并且向俺答汗提议，如果他能够将赵全等汉人擒献朝廷，就允许俺答封贡。俺答汗原本担心孙子性命安全，见明朝廷非但不加害，反加以爱护，喜出望外，决定与明朝议和。隆庆五年（1571年），隆庆皇帝封俺答为顺义王，并批准在沿边开设互市。互市的地点，除原先宁夏、固原、延绥三边的旧有场堡外，还包括大同的威边堡边外、宣化的张家口边外。

隆庆议和，结束了明王朝与蒙古人之间几十年的战火。万历九年（1581年）十二月俺答汗逝世后，其宠妾三娘子主政，约束蒙古各部，保持了与明朝的和平互市关系。作为回报，明朝廷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明史•鞑靼传》说：“誓约一定，历三十年不变。”此后数十年，明朝的北部边疆获得了长久的安宁。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像

万历初年，明朝的北疆和海防都相对比较安宁，又恰逢名臣张居正主政，因此万历朝的前十年竟成了晚明最为繁荣昌盛的十年，被史家称为“耀眼的暮光”。暮色中最出彩的，无疑是由张居正主导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万历元年（1573年），刚刚做首辅大学士不久的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我前年冬天读《华严经•悲智偈》，很有感悟，当时内心就发下誓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收信人是云南大理的一位白族思想家、笃信佛教的李元阳。李元阳任荆州知府时，曾对当时年幼的张居正非常赏识。在给李元阳的信中，张居正表露了自己为国家而不计身家利害的宏愿。张居正的确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死后，著名的清官海瑞给了他八个字的评语——“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针砭时弊，上《论时政疏》。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但凡显赫的大人物，出生时总会伴随着一些祥瑞传说，张居正也不例外。张居正出生前夕，他的曾祖父张诚梦见月亮落在一个大水瓮中，清光四溢，一只白龟逐渐浮现在波光荡漾的水面上。因此，张居正出生后，取名为张白圭，也就是白龟的谐音。从小张居正就有“神童”之誉，十六岁参加湖广乡试，中了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参加会试，成绩排在第一百六十名，殿试后取为二甲第九十名进士。张居正的科举名次并不靠前，然而在随后的庶吉士考选中，张居正通过考选，进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庶吉士散馆，张居正授官翰林院编修。

翰林院没有实质性行政事务，职清务简，地位却很高。据彭时《可斋杂记》说，明朝人将翰林院的官员称为“玉堂仙”；进士的前三名状元、榜眼与探花，因为直接授翰林修撰或翰林编修，所以被称作“天生仙”；而二甲进士通过考选庶吉士再留在翰林院为官，则被称作“半路修行仙”。张居正便是这样一个“半路修行仙”。自明朝中期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意味着将来可能有机会入阁，正如《明史•选举志》中所说，“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身处翰林院清闲之地，张居正却能时刻留心政务。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十五岁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向皇帝上了一道《论时政疏》。在奏疏中，张居正指出当时政治有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等五种“臃肿痿痹”之病，以及君臣上下交流不畅的“血气壅淤”之病。这是张居正在嘉靖年间仅有的一道奏疏。他看到当时政治的症结，并且很敏锐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的弊病，但却很谨慎地没有将矛头指向皇帝或者严嵩。这说明，张居正不但有很强的政治能力，而且是一个政治天才。在嘉靖、隆庆年间的内阁混斗之中，张居正始终是一个旁观者，非但没有受牵连或排挤，反而跟此前的几任首辅大学士，无论是严嵩、徐阶，还是高拱，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明穆宗朱载垕像

从科举及第到成为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走过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中，除了一度休假三年外，张居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翰林院度过的。在四十岁那一年，张居正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七月，张居正充任裕王朱载垕的讲官。嘉靖皇帝晚年不立太子，裕王从顺序上来说将继承皇位，做裕王府的讲官，意味着能够接近将来的皇帝。两年后，嘉靖帝死了，裕王朱载垕继位，改年号为隆庆。隆庆皇帝重用自己的藩邸旧臣。于是，昔日的裕王府讲官张居正，在隆庆元年（1567年）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值内阁，随后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开始进入政治的核心层。

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四十四岁的张居正向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事疏》。这六件事分别指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这次的奏疏，不仅仅指出了政治的弊病，而且还提出了相应的药方。这时候，高拱已经被徐阶排挤走了，徐阶本人也在那一年的七月致仕了。内阁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忠厚长者，能力上也很欠缺。张居正对于接任的首辅大学士李春芳压根就瞧不起。据说，徐阶致仕之后，李春芳也萌生了归退的想法，曾经在内阁中说：“徐公尚不任调停，我何以胜之，旦夕惟有归耳。”张居正在旁，冷冷地说：“如此，庶几成一名。”《陈六事疏》在隆庆二年八月徐阶归退、李春芳接任首辅的时候出台，表明张居正此时应该已经感觉到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机会临近了。然而，好事多磨，非但李春芳没有立即隐退，次年高拱还复出了。张居正要实现生平的抱负，还需要跨越横亘在自己身前的高拱，所以，张居正还是不得不隐忍。

隆庆朝后期，张居正配合高拱共同辅助隆庆皇帝，政事治理得井井有条。给明蒙双方带来和平的俺答封贡，便是两人极力共同促成的。明代著名的史学家王世贞说，张居正和高拱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很密切，“两人懽相得，不啻兄弟”。当然，随着两人在阁日久，渐渐也生出了不少嫌隙。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逝世，遗命高拱、张居正、高仪等辅佐十岁的太子朱翊钧。高拱因为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素来有矛盾，便约张居正共同驱逐冯保。张居正假意答应，暗中却早已与冯保结盟。高拱性格急迫，不能藏忍，曾说过“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的话。这话经冯保之口传到了皇太后及小皇帝的耳朵里，高拱的政治命运便急转直下。

《帝鉴图说》。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当时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太监捧出一道圣旨，却不是高拱所设想的驱逐冯保的诏旨。太监开头一句称：“张老先生接旨！”这一句已不对劲了。按理说，应该是由首辅大学士高拱接旨才对。紧接着，太监宣读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一刹那间，高拱已是面如死灰，汗下如雨，浑身瘫软，伏地不能起。第二天，高拱便坐着一辆骡车离开京城。由于高府仆婢四处逃逸，高拱的身上也没多少钱，只能到一些小店里吃饭。张居正假惺惺地向皇帝请求，赐高拱乘驿传回乡，得到批准。高拱到了良乡之后，才得到张居正为他请来的驿传勘合，坐着政府的驿传回家了。这一场大变故，把老实人高仪吓怕了，惊得呕血三日而亡。至此，三位内阁顾命大臣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此后，张居正通过与冯保的权力联盟，大权独揽，牢固控制政权十年之久。

张居正尽管采取了不光明的手段赶走了高拱，但他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高拱的路线，继承了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的改革潮流。明朝嘉靖末年，政治矛盾突出、南北外患频仍、财政赤字严重，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生存。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海瑞、高拱、庞尚鹏等人，开始采取改革措施来挽救其危亡，在吏治、边防、财政等方面，都有所改革。嘉靖、隆庆年间的改革，实际上是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的先声。所不同的是，张居正由于得到了皇帝、太后以及宦官冯保的支持，又完全掌握了中枢大权，其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力度也就更大了。

考成法——整顿吏治。获得中枢权力之后，张居正在政治上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吏治。整顿吏治的目标，集中体现为十二个字，即“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即尊重皇帝的权威，要求官吏恪尽职守，赏罚严明，号令统一。然而，如何才能让官吏们恪守职守并且遵从号令呢？万历元年（1573年），针对官场上不求实效的积弊，张居正提出了“考成法”。为了保证各衙门处理政务时严格遵守公文事先设定的处理程限不致耽误，张居正建立起一套随事考成的制度，即要求各衙门逐日登记章奏，分别将其内容及处理期限登记在两份文册上，一份送到六科，一份送到内阁，实行一件，注销一件，然后每年每月按事情的完成程度加以考察。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及六部则稽查各省的巡抚和巡按，各省抚按考察地方官员。在这几个环节中，六科和巡抚都很重要。六科设于午门外的东、西朝房，章奏必经其手。六科给事中的官秩仅为七品，但负责稽察驳正六部之违误，并有建言、进谏之责，位低权重。以内阁稽察六科，是张居正的创举。如此一来，大权集中到了内阁，各级官吏对中央政令就不敢敷衍塞责了，吏治因而得到很大改观。

考成法推行后，收到了不错的成效。万历六年（1578年），户科给事中石应岳在上奏中谈到：“自考成之法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剑桥中国明代史》也称赞张居正时期的行政效率，认为：从隆庆六年（1572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的十年中，明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个顶点还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的束缚下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并且认为张居正时代的行政，“能够和一般在新王朝建立后不久而为人所知的那种声名赫赫的施政相比”。然而，从制度上来说，内阁只是协助皇帝的辅政机构，而不是一个行政机构。张居正是无法改变既有的政治体制的。他只能通过对人事的控制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在他辅政的十年中，分别拥有人事权、监察权的吏部和都察院，都在张居正的严密控制之下。前后两任吏部尚书张瀚和王国光，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玠，对于张居正都是极为顺从的。因此，在反对张居正的人看来，张居正是在滥用他的权力。

反对张居正的声浪在万历五年（1577年）达到高潮。那一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正常的儒家伦理，张居正应该回到家乡为父亲服丧三年。有人提议，由皇帝下诏命令张居正继续担任官职，而不用回家守制，这也叫“夺情”。于是，在张居正的默许下，皇帝不准张居正回家守制，要求他继续留任，处理政务。这引起了许多官员的弹劾。翰林院官员吴中行、赵用贤率先发难，各自遭到了廷杖六十的处分。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联名上疏，各自被廷杖了八十。在刑部观政的新科进士邹元标，没有被廷杖吓倒，继续上疏，要求张居正回家守制，也被廷杖八十，打了个半残，到晚年走路还留有残疾。最终，张居正成功地留在了首辅大学士的位置上，但人们对张居正的品行的评价却因为夺情一事而大打折扣。对于张居正本人来说，他也受夺情之事的刺激而越发偏激。《明史•张居正传》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

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整顿吏治的改革进行不久后，张居正将改革向财政方面推进。在张居正辅政之前，嘉靖和隆庆两朝，由于南倭、“北虏”两条战线上的战争，国库长期入不敷出。据学者研究，从嘉靖七年（1528年）到隆庆五年（1571年），四十多年中，太仓银库每年收入、支出银两数量进行比较，没有一年是盈余的，全是亏空。张居正出任首辅大学士后，他的应对策略是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一方面，张居正裁减冗官冗费，抑制国家财政及宫廷财政的支出，加强对边镇钱粮的管理工作，以减轻军费支出对财政的影响。对于小皇帝本人，张居正反复劝告他要厉行节俭。例如，隆庆年间，宫中每年元宵节都要举办灯会。隆庆六年（1572年）和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借口先帝丧期未过，宫中没有举办灯节。万历二年（1574年）元宵节临近，小皇帝问张居正：“元夕鳌山烟火，祖制乎？”张居正却说，元宵灯节不是祖制，况且接下来有皇上大婚和皇上的弟弟潞王出阁，要花费很多钱，要“加意撙节，稍蓄以待用”。另一方面，张居正要求地方官员积极清理历年拖欠的逋赋。当然，这样的节流和开源，都还只是表层的。张居正在财政经济方面最重大的改革，是清丈田粮与推广一条鞭法。

清丈田粮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官僚地主瞒报土地，造成一些赋粮无法落实，致使国家赋税不足。后来清丈的原则中也有一条，即清丈田粮是以税粮是否漏失为前提的，有漏失的便需要清丈，如果税粮完整则不用清丈。万历六年（1578年），万历皇帝下令在福建进行清丈田粮的试点工作。选择福建，是因为当时福建的巡抚是张居正的同乡耿定向。耿定向是湖广麻城人，万历六年到八年（1578—1580年）任福建巡抚。到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结束。

张居正决定将福建清丈之法推行到全国。万历九年（1581年）、十年（1582年），清丈在全国展开。一些地方官因为不切实执行清丈田亩的工作，受到了惩处。例如，万历九年二月，松江知府阎邦宁、汝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熊、徽州府掌印官李好问，都因为清丈田粮“怠缓”而受处分，停俸，戴罪管事。在张居正的严厉督办下，虽然仍有一些地方草率从事，但总体上清丈还是成效显著。清丈后的全国田地面积，比清丈前的万历六年多出了一百八十多万顷。万历清丈的成就，于此可见一斑。

万历清丈，除了使国家掌握的耕地面积扩大了之外，还有其他几方面的效果：一、清丈改变了税粮负担不均的状况，使长期以来税粮与土地分离的紊乱局面暂时得到改观，那些昔日没有土地而要承担税粮的农民摆脱了不公平的赋税负担；二、在清丈的基础上，明朝政府重新编制了鱼鳞图册，而鱼鳞图册也成为此后按土地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所谓“坐图还粮”；三、清丈的同时，还在全国统一了亩制和缴纳税粮的科则。凡此种种，为之后的一条鞭法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张居正在财政方面的重要改革，就是推广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又被称作“一条编法”，或简称“条编”“条鞭”。《明史•食货志》载：“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一条鞭法的实质，就是将赋税和徭役合并，折成货币，即折算成白银进行缴纳，并且在征收方法上简化为一次编审。

一条鞭法最重要的精神有两点，一是赋役合并，二是一概折银。所谓赋役合并，就是将以前的徭役折成银两，与赋税折成的银两统一征收。实施一条鞭法之前，赋役的征收是分开的，赋以田亩为征收对象，收夏税和秋粮，役以户、丁为征收对象，分为里甲、均徭、杂泛三种。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化繁为简，赋役合并为一，并且改以田亩、户丁两项为征收对象，政府所需要的役由政府从税银中拿出一部分统一雇人代役。所谓一概折银，在具体的事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以万历初年的邯郸县为例，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原来的夏税、秋粮、马草、驿传、马价、种马草料、均徭（银差、力差、听差）与里甲各项，全部折成银两，照着地亩和人丁的原则，加以均摊。

其实，据学者研究，类似于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成化十五年（1479年）王恕在南直隶实行的将丁银由丁、地共派的做法。嘉靖年间，南方各地陆续有推行“一条鞭法”的记载，像庞尚鹏的“十段锦之法”，海瑞在任淳安知县时，更是称赞一条鞭法是“便民良法”。因此，张居正推广的一条鞭法，可以说是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明朝的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市镇星罗棋布，白银的大量流入也解决了中国作为一个贫银国对于白银的需求，确立了白银的货币地位。正是这些社会条件的成熟，使得以“赋役合并、一概折银”为主要精神的一条鞭法得以推行。张居正的贡献，则是排除干扰，将一条鞭法推广到北方以及其他还未实施一条鞭法的地区。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是中国赋役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其一，一条鞭法部分地改变了以往赋役负担不均的状况；其二，将各种徭役折成银两，又将原先按丁征收的役，改由丁、田分担，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其三，役银与田赋折成的银两合并成一个总数，统一征解，使原先繁多的杂税归于一条，使赋役更简单化了；其四，一条鞭法的实施，使赋役一律以白银货币为计量单位，符合当时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

张居正的财政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缓解了明王朝的危机。户部的太仓储银，由之前每年的二百万两增加到每年三四百万两。京师储粮达七百万石，是隆庆年间的三倍，足足可以供京营官军消费六年之久。如果没有万历初年的财政盈余，万历朝后期的“三大征”，即万历二十年（1592年）平定哱拜的宁夏之役、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592—1599年）的援朝抗日战争、万历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598—1600年）平杨应龙的播州（今贵州遵义）之役，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万历皇帝朱翊钧像

张居正身后事——明朝沿着衰亡的轨迹继续下滑。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了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然而，张居正死后，他辅政期间独操大权而酿成的怨恨之情，也开始慢慢地渲泄出来。皇帝在感恩之余，怨恨之情也得寻找渲泄的通道。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初九，湖广荆州府的辽王府次妃王氏声称张居正生前曾抢夺辽王府的产业。绝情寡义的万历皇帝下令，派宦官张诚及侍郎丘橓前往荆州查抄张府。抄家中，张居正长子张敬修抵刑不过，留下一份遗书，自杀了断。

对万历皇帝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在政治上打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清算了张居正之后，万历皇帝彻底自由了。然而，接任的大学士们，无论是张四维、申时行还是王锡爵，都以张居正为戒，一味软熟。明神宗在短暂的勤政后，开始了明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怠政，二十年不上朝。于是，纲纪废弛，百弊丛生，明朝在耀眼的暮光之后，沿着衰亡的轨迹继续下滑。

耶稣会士来华

利玛窦像

明朝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01年1月27日），北京城的居民们正忙着准备过年，一位高鼻深目的欧洲人来到北京，随行的还有另外一位欧洲籍的传教会士以及两位华裔修士。这位欧洲人，是一位意大利籍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当时的身份是天主教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负责人，名叫利玛窦（Matteo Ricci）。

在历史上曾经来到过中国的欧洲人中，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也许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两个名字。元朝时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因为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让欧洲人对遥远的东方国度——中国产生过无限的遐想！利玛窦在明朝后期来到中国，则向中国人推开了一扇面向欧洲和世界的窗户。那么，利玛窦为什么来中国？他在中国又做了些什么？

利玛窦来华与“文化适应”策略。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的山城马切拉塔（Macerata），父亲是位药店老板。1568年，十六岁的利玛窦违背了父亲想让他做一个律师的愿望，离开故乡前往罗马，进入耶稣会办的日耳曼公学念书。1571年，他成为耶稣会见习修士，开始接受神学、古典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在罗马学院，利玛窦第一学年学习算术，第二学年学习《几何原本》、实用算术、地球仪、地理学，第三学年学习了古观测仪、行星论、透视画法、钟表以及与宗教有关的计算问题。1577年，利玛窦到了葡萄牙，准备受遣前往亚洲传教。1578年，利玛窦随同罗明坚神父等从里斯本出发，从海路来到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利玛窦停留了五年，期间正式受神父之职。1582年，他到达澳门，并且在次年进入广东，从此在中国住了二十七年。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支，成立于1540年，首任总会长是西班牙贵族出身的罗耀拉，旨在维护教皇权威，反对宗教改革，因此后来还曾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批评。耶稣会的组织较为严密，纪律较严，勇于开拓国外传教士事业，曾向亚洲、非洲和美洲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在亚洲，耶稣会士向中国、印度、日本等地都派出了传教士。利玛窦本人，也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早在1552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就抵达了广东海域的上川岛，拉开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序幕。不过，沙勿略本人最终没能深入中国内地。直到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才成功进入中国内地，来到广东的肇庆，住进了肇庆天宁寺，开始其传教活动。

从1583年到1589年，利玛窦在肇庆居住了六年，发展了大约八十名天主教徒，然后转到韶州。在1592年，利玛窦曾经回到澳门，谒见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范礼安在耶稣会中国传教策略上是一个很值得记住的人物。早在1578年，耶稣会士进入中国频频受阻的时候，范礼安就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提出了在中国传教的“适应策略”。他说：“进入中国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耶稣会在印度和日本的做法，是在传教的同时极力推行葡萄牙化，要求信仰天主教的人改穿葡萄牙人的服饰，取一个葡萄牙人的姓名，遵循葡萄牙人的风俗习惯。范礼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几个世纪培植起来的士人阶层，是不会允许一种全新的观念来危及他们的地位的。范礼安的“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要尊重中国人的文化。罗明坚与利玛窦，是这一“文化适应”策略忠实不移的执行者，从抵达澳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刻苦学习中国的文字和语言。语言文字之外，服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传教士们试图适应中国文化，最初选择穿上中国佛教僧人的服饰。然而，当时僧人品德败坏的形象，以及耶稣会士们所建立的天主教堂无法像寺院一样向教众以外的普通民众开放，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况且，佛教在明代中国虽然不受排斥，但始终被保守的儒学人士视为异端，而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穿着僧人的衣服，也很容易引起当地人的警觉。利玛窦万历二十年（1592年）造访澳门后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请求改变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的服饰，改穿儒家士大夫的衣服。这个请求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得到批准。从此，利玛窦改变了自己的衣着方式，换上了中国士大夫们的儒衣。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也是耶稣会士传教“适应策略”的一部分。利玛窦自己说：“来到这里，不论衣服还是鞋子都穿中国样式的，说话、喝水、吃饭以及一切生活，都依照中国的风俗习惯。”他甚至还依照中国士人的习惯，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作“西泰”。

利玛窦进京。在中国生活多年之后，利玛窦深知，传教必须取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如果可能，得到皇帝的允许将对天主教的传播有莫大的益处。这也是远在欧洲的耶稣会总会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利玛窦渴望能进入明朝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北京之行，已经是利玛窦第二次来北京了。两年之前，他曾经来过北京，在一位官员朋友家住了几天。因为当时明朝正在进行援朝抗倭的战争，朋友不敢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过久地收留他这个外国人，所以他只得回到南京。不过，这一次，利玛窦可以说是奉皇帝之命到达的京城，因为据说万历皇帝想要看一看这位欧洲人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

这一次利玛窦进入北京，同样费了一番周折。他从南京出发，搭乘着一个采办丝绸的太监的船只沿着运河北上。在到达山东济宁的时候，利玛窦见到了他的一个老朋友，时任漕运总督的刘东星。刘东星还替利玛窦润饰了呈给皇帝的奏疏。然而，到达临清的时候，税监马堂拘押了利玛窦，并将他关在天津将近半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一月，万历皇帝要求将利玛窦及其礼品送到京城的圣旨才下来。这样，利玛窦在太监的陪同下“奉旨”入京了。有人说利玛窦贿赂了太监，希望能走捷径见到皇帝。但是，实际上从入京前后的情况看，利玛窦似乎并不愿意过多地接触宦官，而且宦官马堂的拘押还一度使利玛窦入京的打算化作泡影。利玛窦进入北京城，依靠的不是宣讲式的传教方式，而是通过与中国士大夫们的结交才得以达成的。正因为此，一位历史学家（A.Reville）说，利玛窦是“用一种世俗的处世方法”来实现宗教传播的目标。

利玛窦给万历皇帝带来了礼物。礼单中包括以下物品：1.天主像一幅；2.油画两幅，其中一幅是圣路加教堂圣母像的摹本，另一幅则是圣处女怀抱耶稣的画像；3.镀金边的金丝封面的每日祈祷书一本；4.镶有宝石的十字架一具；5.报时自鸣钟一座；6.三棱镜两块；7.缀以纯银链的三角形玻璃杯两个；8.大西洋琴一张；9.奥泰琉斯《月相》一书。另外，贡品中还包括一套世界地图册——《万国图志》，据说是欧洲著名的地理学家奥特里乌斯1570年出版的《地球大观》。从这个清单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器物是基督教的宗教器物。据说，此后陆续进献的，还包括一幅西班牙圣劳伦斯宫殿的铜版画，以及描绘1598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葬礼的图画。

皇帝本人对传教士们赠予的宗教器物毫无兴趣。尽管之前的士大夫们特别喜欢利玛窦的玻璃三棱镜，但万历皇帝对于威尼斯的玻璃三棱镜似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他感兴趣的是自鸣钟。他如此喜爱自鸣钟，以至于担心皇太后也会喜欢上这个自鸣钟。因此，当皇太后要求看一看自鸣钟的时候，万历皇帝命人在将自鸣钟送到太后寝宫前将钟的自鸣发条卸下。自鸣钟在皇太后的宫中停留了一段日子，一直没有发出声音。最后，失去兴趣的皇太后命人将它搬回到皇帝宫中，说：“我原以为它会自鸣呢！”一旁伺候的太监们知道皇帝的意图，也没人敢把真相告诉皇太后。自鸣钟成了万历皇帝与传教士之间的联系纽带。后来，利玛窦曾多次入宫为万历皇帝修理钟表机械。之后的耶稣会士汤若望也曾经入宫为崇祯皇帝修理西琴。皇帝对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产生过兴趣。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和庞迪我就奉万历皇帝之命，对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进行注释。这本注释，后来经艾儒略（Jules Aleni）与杨廷筠的加工，成了明代著名的外国地理书——《职方外纪》。何兆武先生曾形象地说，“小小的三棱镜、时钟和地图”，“竟成为藉以敲破中国森严的思想堡垒的法宝”。当然，据说由于将自鸣钟引进了中国，利玛窦成了中国钟表匠的神祇。19世纪中期，上海的钟表业奉利玛窦为祖师，每月初一、十五都到利公塑像前顶礼膜拜。

尽管朝廷中有些大臣向皇帝建议，要求传教士离开北京回到广东，但是，靠着士大夫朋友们的周旋，利玛窦等人最终得到皇帝的允许，在北京城扎下了根。最初，利玛窦住在明朝政府用以招待外国使节的四夷馆之中。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他获准在宣武门内建造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然而，在北京十年，利玛窦从未见过皇帝。利玛窦曾经与各国使臣一道，来到宫中准备接受皇帝的召见，结果只是大家一齐对着皇帝的宝座行礼而已，因为深居宫中的万历皇帝对于接见外国人没有兴趣！此后，利玛窦在北京的十年过得非常忙碌。他努力在京城建立一个由高层士人组成的圈子。据他的助手熊三拔说，利玛窦从早到晚忙着接见客人，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利玛窦与徐光启

利玛窦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交才能。从韶州到南昌，从南昌到南京，再到北京，儒衣儒冠的利玛窦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士大夫。其中，有被称作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有王弘诲、祝世禄、曹于汴、冯应京等朝廷高官，还有以医术见长的王肯堂、以刊印《程氏墨苑》而闻名的程大约，以及被视为异端而入狱最后自杀的思想家李贽等。

借中国士大夫征服民众，借欧洲科学征服士大夫。首先，利玛窦清楚，要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文化，必须理解中国文化。从一字不识开始，利玛窦潜心于中国文化，据说他“能尽通经史之说”，有些人甚至说，利玛窦能将中国的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其次，利玛窦认为，必须以精英人士为目标。衣着儒衣、结交儒士，博取明代士大夫的好感，是争取精英人士信任的最根本的前提。耶稣会士反对偶像崇拜，因而反对佛教与道教，但却认为祭拜孔子和祖先是合适的。甚至，利玛窦宣扬基督教的书籍所述说的道理也似乎与中国的道德主张相似。著名的东林党人邹元标就说，像利玛窦等人所讲的学术，“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向中国传统的妥协，换取了中国士大夫的信任。晚明代表着儒家正义的东林党人，跟耶稣会士来往就很密切。甚至东林党人天启二年（1622年）在京城创办的首善书院，都紧邻着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南堂。这种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的误读，正表明在华耶稣会士传教策略的成功。第三，利玛窦认为要借助科学知识的手段。他曾经说：“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

在中国多年后，利玛窦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借中国的士大夫来征服民众，借欧洲科学来征服士大夫。利玛窦深知，要争取中国的精英人士，就应该努力学习古典文化，同时要迎合士大夫阶层人士的趣味，满足他们在历法、天文、数学、地理和工艺方面的兴趣。他早期所接受的自然科学的训练，在中国派上了巨大的用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见到了利玛窦，后来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为他举行了洗礼，徐光启加入了基督教，并取教名保禄。从万历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1604—1607年），他在北京跟随利玛窦学习和翻译西欧的数学、天文、地理和水力学，并在此后译出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著作。李之藻也在万历三十二年开始跟随利玛窦学习，并且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等科学著作。20世纪40年代，徐宗泽先生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收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编译的书籍二百余种，其中历算及科学类的著作约三十七种，由此可见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末清初传入西方科学之一斑。传教士带来的知识，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是新鲜的。《明史•外国传》说：“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根据法国人裴化行的《利玛窦神父传》所载，利玛窦的准确离世时间是1610年5月11日上午7时。一个月后，在李之藻的请求下，明神宗赐予了利玛窦一块墓地，位于北京城西的平则门外，即今天的阜成门外。《明实录》对此记载非常简洁，只是说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壬寅，“赐西洋国故陪臣利玛窦空闲地亩埋葬”。次年，利玛窦正式下葬。据说，在利玛窦死时，北京的天主教徒人数已经达到了四百多人，而全国的天主教徒人数达到两千多人。单纯从数字上看，二十几年的传教历程所收获的成果似乎并不丰厚。然而，考虑到天主教主要是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扩散的，这个数字就代表着相当的成功了。在明朝末年，人们称天主教为“利氏之教”或“利氏学”，而把耶稣会传教士称为“利氏之徒”，清楚地表明了利玛窦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历史上的地位。

耶稣会士来华——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大事。利玛窦逝世后不久，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似乎依然顺畅。万历三十八年到三十九年（1610—1611年），明朝政府还有过准备让传教士参与修订历法的讨论。继利玛窦之后负责中国传教事务的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继承了他的前任通过科学知识来传播天主教的策略。他派另一位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返回欧洲汇报工作，并嘱咐他征集最新的欧洲书籍带到中国。据说，八年后金尼阁重返中国时，带回了七千部西书，其中大部分与当初利玛窦携带的图书一起，构成了北京天主教南堂图书馆的核心。然而，与利玛窦不同的是，龙华民热情有余而谨慎不足，对当时传教的形势过于乐观，最终导致了万历四十三年到四十五年（1615—1617年）间的南京教案的爆发。

南京教案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到四十五年（1616—1617年），距离利玛窦之死刚刚过去六年时间。针对传教士的攻击，是由当时的南京礼部侍郎沈 发起的。沈 三次上疏皇帝攻击天主教，声称天主教聚会礼拜的行径跟秘密会社如白莲教的行为类似，请求朝廷加以取缔并将传教士逐回欧洲。由于当时朝中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东林人士相对失势，而浙党占据要职，徐光启等人为天主教的辩护没有结果，而沈的请求最终得到皇帝的批准。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南京的传教士王丰肃、曾德昭等人被捕入狱，而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等人被押解到澳门。这是明朝末年西洋传教士在华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挫折过后，传教活动继续在明末清初稳定地发展。仅以南京教案后的几年为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增加了二百七十七名新教徒，而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增加了二百六十八名新教徒。到明朝天启年间，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也来到了中国。到崇祯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传教士在修订历法、传授火器使用之法等方面都活跃起来。崇祯年间修订历法时，徐光启组织的历局之中，包括李之藻、李天经等天主教信徒，以及汤若望、罗雅谷等外国传教士。尽管“崇祯历”没有实行，但清初汤若望修订的“时宪历”，正是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科学与宗教传播并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直到清朝康熙晚年因礼仪之争下令禁止传播天主教为止。

抛开宗教的因素不谈，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来华确实是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大事。耶稣会士给中国人带来了地理学、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过一幅真正的世界地图。历代的华夷图、天下图之类，实质上都是中国地图，附带着陆上接壤和岛上散居的夷狄。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刊行了第一幅汉字标注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利玛窦的地图后来翻刻了十二次之多。这些世界地图，体现了西方地理大发现后最新的地理学成果。它第一次告诉中国人“天下有五大洲”。而且，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尽可能采用中文中已有的译名，如大西洋、地中海、古巴、加拿大等译名。通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国人的视野大为拓展。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虽然在明代后期多次翻刻，大量印行，被学者们广为传阅和摹刻。但到了清代以后，它的流传已经不广，只是在清宫中保存了几幅，而一般人很难看见。这样，利玛窦世界地图从影响广泛到湮没无闻。利玛窦世界地图所代表的世界观，也没有冲垮中国传统的“天下观”。

利玛窦还曾经用铜铁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讲述地球的位置和各星球的轨道。这些仪器据说当时都安置在北京城东南角的观象台上。在李之藻的帮助下，利玛窦译编了《乾坤体义》。这本书所阐述的内容基本上仍然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尽管这并不是当时西方最进步的哥白尼体系，但对于仍然习惯于天圆地方说、浑天说等理论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严格而系统的宇宙理论，已然是足以振聋发聩了。

利玛窦还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数学。来到中国以后，利玛窦把自己在罗马学院的老师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Christoph Clavius，1537—1612年）的讲义——《几何原本》翻译成了中文。那位老师被利玛窦译为“丁先生”。协助利玛窦翻译的执笔人，是后来写下《农政全书》的徐光启。据说，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时，徐光启就会来到利玛窦的住所，利玛窦口授，徐光启进行笔译。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几何原本》刻印于北京，影响很大。利玛窦死时，在讨论要不要给利玛窦葬地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就很公正地说：“仅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让中国人感到稀奇的，还有利玛窦传入的透视画法。这种绘画方式，讲究几何学、光学和人体解剖学的应用，与传统的中国画法有着巨大的差别，也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兴趣。利玛窦还告诉人们，主管人的记忆的是人的头脑，而不是“心”。

明末清初传教士传入的西学，要辩证地看待。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民主的近代文化与经院神学的中世纪文化之间的对抗与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息过。耶稣会士们虽然以博学著称，然而他们的世界观是反对近代思想和科学的。如果历史可以假设，那么，如果16、17世纪传入的不是中世纪的神学教条而是近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西方思潮中的人本主义，是哥白尼、伽利略所奠立的近代科学体系，那么，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然而，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方科技，还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开启了他们的眼界。在天文历算、地理、水利、火器方面，还涌现了一批专门著作。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耶稣会士向中国传入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正面地将中国的文字、历史与文化向西方进行了介绍。在学习中文时，耶稣会士会选择传统儒家文献为教材，将学习中文与了解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并将中国的文献译为欧洲文字。据说，从1591年到1593年，利玛窦就开始翻译四书，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而罗明坚在1588年离开中国返回欧洲后，终其余生都在翻译中国的四书。在今天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还藏有罗明坚翻译四书的手稿。据学者考察，今天梵蒂冈图书馆的善本收藏中，与《易经》研究相关的明清传教士的中文或拉丁文手稿就至少有十多种。利玛窦还编写了一部用拉丁拼音来拼写汉字的著作，即《西字奇迹》。在撰述方面，由利玛窦撰写、金尼阁整理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卫匡国的《中国历史七卷》等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欧洲汉学的起源。

江南市镇

明仇英绘《清明上河图》（局部）

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古镇宁静的夜晚，意境悠远。然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到几百年前，今天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却曾经是作坊林立、富商云集、车水马龙的工商业中心。这一座座桥梁，历经昔日的繁华，承载着历史的沧桑。

高速发展的江南市镇。历史上所谓的江南地区，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及太湖流域，包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六个府。江南地区是明清两代最繁荣富庶、最有文化气息的地区，城市化的程度非常高，不仅有苏州、杭州等大型城市，而且有星罗棋布的市镇。明清地方志对于“市镇”的概念也有一些解释。明弘治年间的《吴江县志》说：“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清乾隆年间的《湖州府志》则明确将市镇与村落对称，说：“田野之聚落为村，津涂之凑集则为市为镇。”明天启年间刊刻的《吴兴备志》则说：“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从这些定义来看，市镇一般有以下几个条件，即具备一定的人口密度，是商人聚集的商业聚落，而且多半分布在交通要道上。在明清时代编纂的供商人出行的手册上，江南市镇往往是商人们的必经之地。据学者统计，明清时期，中国约有七千一百个小型城市，其中绝大部分是市镇，而江南地区的市镇，在规模和密度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江南市镇体现了明清以来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江南都市化的进程。

市镇起源于集市。唐宋时代，随着坊市制的解体，农村地带开始出现商品中心地，并形成一定的流通网络。因此，有些集市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或宋朝。到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基层市场的集市开始大量兴起，在北方多称为“市”或“店”，在南方多称为“集”“场”或者“墟”。根据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一个典型的集市，是一个约有十八个村和一千五百家农户的核心点，所及范围约为五十平方公里的六角形地区，而这样的六角形式的市场区域可以不断地向高一级市场延伸。集市可以分为不定期的较为原始的集市和定期的较为成熟的集市。

《药铺图》中反映的明朝城市生活

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大约在16世纪，集市的数目在一万左右。以华北平原为例，河北有集市一千二百二十二个，平均每个县9.4个；山东有集市一千七百四十七个，平均每个县16.8个。市镇就是从集市发展而来的，但市镇却摆脱了集市几日一集的模式。在明代江南，已经见不到几日一集的集市的痕迹，取而代之是一个个被日本学者称为“地方都市”的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经济繁华的市镇。另一方面，原有的军事性的、行政性的城镇，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蜕化为工商业的据点，构成江南市镇的一部分。

从时间上来说，16世纪，江南市镇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以苏州府吴江县为例，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弘治年间，吴江县只有两个市和四个镇，即县市、江南市、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和震泽镇。到16世纪中期的嘉靖年间，吴江县已经有十市四镇。增加的八个市分别是八斥市、双杨市、严墓市、檀丘市、梅堰市、新杭市、盛泽市、庉村市。比较起来，镇的规模一般比市要大。市的人口规模，一般在一百户到三百户之间，很少有超过五百户的，而镇的规模一般在一千户以上。随着市的规模扩大和地位上升，市也会升格为镇。例如，嘉靖年间兴起的吴江县盛泽市，到清朝康熙年间《吴江县志》的记载中就已经升格为镇了。

主副倒置，农业商品化。江南市镇中，往往出现主业与副业倒置的现象，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副业——如丝织业、棉纺业反而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例如，在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农民主要从事纺绸业，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纺绸，甚至会任由土地荒芜。

从市镇的空间分布上来说，明清重要的、大型的市镇集中出现在江南，这不得不从江南经济的开发谈起。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枢纽，无论是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地区的人口压力逐渐增大，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渐加大。唐代以来，江南农民通过修筑圩堤，不断开发适合耕种的低地湿田，叫作圩田。明代，江南耕地开发饱和，外延式的“圩田”走到了尽头。人们只能通过“分圩”的手段分割大型“圩田”，以便将残存于大型圩田内心处的湿地改造成耕田。有资料记载的较早的“分圩”活动是在宣德七年（1432年），最晚则是在17世纪中期，即清朝初年。这表明耕地紧张是明代以来江南地区的普遍现象。此外，明清时期的江南重赋，也是一个原因。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共同构成了江南农业商品化和市镇兴起的背景。

在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的背景下，江南农民只有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寻求出路。原来用以种植粮食的耕地，改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原先的副业——纺织业成了人们的主业；原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江南地区，开始在粮食上依赖湖广地区的供应。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纺织业的兴起、粮食贸易的频繁，终于成就了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最集中地体现为棉纺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而棉纺业和丝织业专业市镇也占江南市镇的绝大多数。

苏州水巷

棉纺业主要集中于松江府一带，即今天的上海一带，包括当时属于苏州府而现已划归上海市的嘉定县等地。明清以来，以松江府为中心的地区，形成了一个棉纺织业的专业地带，棉花也在这一带普遍种植。据明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当时全县耕地约12986顷，其中不能种植作物的板荒地1301.9顷，种稻的田地为1311.6顷，种植棉花和豆类等经济作物的田地为10372.5顷。也就是说，大约百分之八十九的可耕土地，都用来种植棉花和豆类了，故《嘉定县志》说：“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其余只堪种花、豆。”但是，松江府一带的棉纺业，也并非完全以当地棉花为原料，还会从华北和长江中游各省输入棉花。明末的上海县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就谈到棉花与布在南北之间交换的情形——“吉贝（指棉花）则汛舟而鬻诸南，布则汛舟而鬻诸北”。在嘉定县织成的棉布，也远贩到北方各省，所谓“商贾贩鬻，近至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松江府最著名的棉纺业市镇，有朱泾、枫泾等镇。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摘抄》中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太湖流域是丝织业市镇密集的地区，大批丝绸业市镇分布于太湖东南面积不大的扇形地带上。万历年间的官员张瀚在他的《松窗梦语》中说：“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所谓的“三吴”，就是指太湖沿岸的湖州、苏州等地。明朝人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中说：“蚕桑之利，莫盛于湖。”明代中后期，种桑养蚕已成了湖州人的主业，而粮食种植反成副业。种桑养蚕与市场的结合非常紧密。有一些养蚕人自己不种植桑叶，而是从市场上购买桑叶，俗称“看空头蚕”。太湖流域的市镇上，不仅有丝行、绸行，还有经营桑叶售卖的桑行。湖州府农民生产的优质湖丝，又叫“辑里丝”，并不是用来自己消费的，而是全部投放于市场。天启《吴兴备志》说：“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而且，湖丝不仅远销南北，还漂洋过海，成为晚明以来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

从《素女九张机》可以推想明代丝织业的繁盛

在江南的丝织业专业市镇中，最著名的有湖州府南浔镇、双林镇，嘉兴府濮院镇，苏州府震泽镇、盛泽镇等。南浔镇是湖丝的主要集散地，在嘉靖年间已经是“烟火万家”，其繁荣程度超过了县城和府城。盛泽镇在苏州府吴江县，是吴绫的集散中心。明末出版家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中曾形容盛泽镇的商业盛况：“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西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濮院镇在宋代是一个草市，元代升格为镇，到明隆庆、万历年间，濮院镇的纱绸“制造绝工”，濮绸的声誉也远近闻名。万历初年，濮院镇已经变成了一个商肆栉比、居民万家的丝织业专业市镇。震泽镇在元代的时候，也只是一个小市。它的兴起是在明代中期。清代乾隆年间编写的《震泽县志》曾追述明朝震泽镇的绸业发展史，明朝成化、弘治年间以后，震泽镇一带的农民开始精通“绫绸之业”，“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双林镇所织的纱，“名目繁多，有花有素”，因而“客商云集，贩往他方者不绝”。

除了棉纺业和丝织业市镇外，江南市镇中还有其他一些专业市镇，经营不同的工业，如盐业、榨油业、笔业、冶业、窑业、渔业、编织业、竹木山货业、刺绣业、烟叶业、制车业、造船业、海运业、丝织业、棉布业、米业等等。例如，湖州府的善琏镇，就是以制笔业为主的市镇。善琏镇生产的湖笔，与徽墨、端砚、宣纸并称中国古代文房四宝中的精品。湖州乌程的织里镇，是杭嘉湖地区的造船业中心，在地方志中有“小湖织里业造船”的说法。原属崇德县、后属桐乡县的石门镇，是有名的从事榨油业的市镇。在明朝万历年间，石门镇有榨油作坊二十家，每家雇用数十名工人，雇工人数达到八百余人。苏州吴江县的黎里镇、平望镇，则主要从事粮米贸易。黎里镇东栅的米市，“每日黎明，乡人成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此外，周庄镇的编织业、章练塘镇的制车业，也都是远近闻名。总之，市镇的出现，不是行政运作的结果，而是商业及手工业集聚自然形成的结果。

商业与文化气息的融合。市镇的明显标志是它的四栅。由于大部分江南市镇位于交通便利的水道上，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因此，为保证镇区治安，镇区外围的桥梁的桥洞下通常会设置栅栏门。水栅设置于镇的东南西北四面，故称“四栅”。实际上，有些市镇不只是有四个水栅，也有七栅、八栅的，甚至有十二栅的，但仍然通称“四栅”。有些市镇还在镇区外围的道路上设置陆栅，就类似城门了。四栅配备栅房，雇募栅丁。这样，四栅、栅房、栅丁，共同构成了市镇的管理与防卫体系。四栅之内，便是市镇的镇区。有些大型市镇的镇区规模，已经超过了临近的县城或府城。例如，乌青镇位于湖州府乌程县与嘉兴府桐乡县之间，镇区方圆十八里，而无论湖州府城，还是嘉兴府城，方圆都只有十二里。

按市镇的四栅计算，市镇方圆一般不过数里，大的市镇也只有方圆十几里。但是，市镇辐射的范围却很广，通常能影响方圆数十里以外。环绕市镇的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村落，一般被学者称为市镇的“乡脚”，或者“附镇村落”。市镇是这些村落与外部世界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中心：村里的商品运到市镇进行销售，而外面来的商品也由市镇集散到各个村落。

江南的大型市镇，像南浔镇、盛泽镇、乌青镇、濮院镇、王江泾镇等，人口都在一万户左右。例如，王江泾镇在明代万历年间，“居民可七千余家”。嘉靖末年，郑若曾编《筹海图编》，说：“至于市镇，如我湖归安之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饶者。”嘉靖年间，有人说青镇“居民不下四五千家，丛塔宫观，周布森列，桥梁阛阓，不烦改拓，宛然府城气象”。

市镇的人口结构既不同于乡村，也不同于府城或县城。在市镇十分紧凑的街市范围之内，往往“工贾艺术杂处”。其中，有外地来的客商，也有久居市镇的坐贾，他们为市镇带来了巨额的白银。有专门从事居间贸易的牙侩及其雇用的店伙，他们充当贸易的中介，是市镇经济运行的枢纽。在江南市镇中，规模最大的一般是丝行、布行或绸庄。市镇中还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作坊，如染坊、练坊、踹坊等。因此，作坊主及其雇用的工匠也是市镇人口中的一部分。此外，有开设茶楼、酒肆、饭馆、商店的店主及其雇用的店伙，也有亦工亦农的农业人口，还有仰食于市镇的脚夫、乐人、市井流氓。这样三教九流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很有生气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工业中心。然而，在这浓重的商品气中，却还不能忘了，士大夫们往往会因为市镇的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和信息灵通，选择临近的市镇居住。于是，江南市镇便又成了一个区域的文化中心。

市镇是商业与手工业中心，是人流与物流的集散地。它不像县城和府城那样带着某种僵化、凝固的惰性；相反，它是富有开放性和进取性的。四里八乡的农民到这里来出售自家生产的商品，天南海北的商贾到这里来收购畅销于国内外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运销到全国各地的市场。它是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中心地，不像乡村那样带着封闭性。

在商品经济的脉动下，在喧闹的市井之中，财富的激增，推动着士大夫们营建了一处处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园林不仅显示出士大夫的财力与成就，也展现出士大夫的文化品位。在明代，南翔镇不仅是一个棉布业中心，同时也是文人荟萃、风流蕴藉之地。仅明朝一代，南翔镇就有进士十人、举人十六人。像编纂《续文献通考》的王圻，就是南翔镇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的进士。南翔镇的士大夫，对于园林格外喜爱。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进士李流芳，在南翔镇的北市营建了檀园，以水取胜，所谓“短筑墙垣仅及肩，多穿溪壑注流泉”。万历年间，一位名叫闵士籍的士人，在南翔镇东营建了猗园。猗园在清乾隆年间翻新，改名古漪园，为南翔胜景。明清两代，南翔镇的著名园林还有计氏园、巢寄园、桐园和怡园等。

湖州府的南浔镇是比较典型的江南市镇。南浔镇是位于太湖东南面的市镇，隶属于湖州府的乌程县，最早兴起于南宋。从湖州到平望的运河，沿东西方向从镇中穿过；南北方向的市河，与运河在镇中心交汇，是典型的“十字港型”市镇。民国《南浔镇志》记载：“十字港，……（在）运河与南北二市河交互相贯处。”明清时期，每年都会有大批的船只来到十字港，采购优质的湖丝——辑里丝。清乾隆年间曹仁虎的《浔溪竹枝词》写道：“听道近年丝价好，通津桥口贩船多。”通津桥位于十字港正中，是全镇的水陆码头。南浔镇的规模很大，东西三里，南北七里。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阛阓鳞次，烟火万家”，繁华的程度已经超越县城和府城。当时的俗谚就说：“湖州一个府，不及南浔半个镇。”富商大贾出才子。在明代，南浔镇的人文气息也很浓厚，曾经出过七名进士、二十七名举人。著名的湖州董氏——董份的家族，就位于南浔镇。董份曾在南浔镇的东栅建造了一座别墅，名为“泌园”。董份《园中》诗写道：“清溪迤逦曲通源，野径池深昼掩门。一鹤天空时自唳，百禽春到总能言。”刘镛在南浔镇上建小莲庄，其孙刘承干在园中修建的嘉业堂藏书楼，至今犹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繁华喧嚣的市镇之中，别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之韵，而浓厚的商业气和清雅的文人气，奇妙地混合在水乡泽国之间！

南浔古镇

仕女图

白银资本

大明通行宝钞

定陵，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寝，1956年到1958年被考古发掘。这位皇帝在世时以懒惰和贪财闻名，这在他的陵寝中也得到了体现。在定陵数不胜数的珍宝之中，有数量众多的金银，包括大量的金银器，以及一百零三枚金锭和六十五枚银锭，也就是俗称的金元宝、银元宝。从银锭底部的铭文来看，它们大多是作为全国各地向国家缴纳的赋税被解送到北京的，最后成了皇帝的附葬品。在明朝中后期，白银不只是作为奢侈的贵金属，它们还是社会财富的标准，以及在社会上广泛流通的金属货币。

没有准备金的大明宝钞。白银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社会中流通的货币的？关于这个问题，学者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答案。傅筑夫先生主张唐末五代社会上就已经普遍用银。在《货币经济的衰弱与实物货币的代兴》一文中，傅筑夫先生指出，唐代元和四年（809年），朝廷允许百姓开采银坑，标志自由采银、用银时代的到来，到五代年间白银已上下通用，在事实上成为主要的货币。但是，著名宋史专家漆侠先生则认为白银是在宋代成为货币的。在《宋代经济史》一书中，漆侠先生认为，金银的用途在宋代极为广泛，“金银所独具的货币的职能已经在社会上多方面的发挥出来了”。所以，他认为白银货币化在宋代已经实现。然而，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却认为，北宋政府历年的岁出、岁入之中，除各种实物以外，就金属货币而言，钱币所占的地位远在白银之上。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说，宋代以来用银很广泛，但同时还说，金朝哀宗正大年间，也就是13世纪初，相当于南宋后期，“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人们对于白银货币化的时间的认识并不一致。但是，普遍都认为，白银在明代成为广泛流行的货币，却是毫无疑义的。

在人类生活的早期，就已经有了交换。当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一定的交换媒介，这种媒介就是货币。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曾经使用过各种物品来充当货币，如石器、贝壳、珠玉、布、粮食、动物的齿角及皮革，然后慢慢地逐渐过渡到金属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金银天然是货币，但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等贵金属具有易保存、方便切割等优点，是天然的优质货币。从非金属货币到金属货币，从一般金属货币到贵金属金银，标志着货币从粗劣的原始形态发展到优良的高级形态，从而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说：“在最富裕民族间，金银自然有最大价值，而在最贫乏民族间，自然只有最小价值。在最贫乏的未开化民族间，金银几乎没有价值。”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停留在原始的、封闭的、没有商业的时代，金属的价值远不如可以用来吃穿的物品重要。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也说：“贵金属将显示出经济生活逐级上升的趋势。”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繁荣兴旺的象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货币与商业就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两者相辅而行，并肩前进，而明代白银货币化，则标志着明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当然，白银不是从明朝一建立便成为主要货币的。在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历程中，他曾经铸造过铜钱——“大中通宝”钱，而建国后也在南京设宝源局，制造铜钱。然而，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准备发行纸币。次年，中书省正式印造纸币——大明宝钞。宝钞以桑皮纸为原料，底色为青色，外圈是龙文花栏，顶端写着“大明通行宝钞”，中间印有宝钞的币值，下面绘有跟数字相应的图案，如币面“壹贯”的宝钞下面绘十串。宝钞面值有六种，即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后，政府还发行了“五十文”和“十文”面值的宝钞。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书省被废除后，印刷宝钞的任务便落到主管财政的户部身上。宝钞的下半部分，通常竖排着七行文字，写着：“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 年 月 日。”这段文字的有趣之处，在于表明宝钞和铜钱是国家的法定货币，然而告发者“赏银二百伍拾两”的规定，却无疑也揭示出白银在当时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官方的戒谕本身，透露了尽管有宝钞作为法定货币，但实际生活中人们似乎更重视白银。

为了推行宝钞，明朝政府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尽量使用宝钞。例如，政府实施的大型工程的报酬和朝廷对官民赏赐，都是给以宝钞。例如，永乐四年（1406年），礼部尚书宋礼奉命到四川采木，“人给米五斗，钞二锭”。一锭就是五贯，钞二锭就是十贯。政府向老百姓收税，在不征收实物的时候，会要求将实物折成宝钞上缴。这是从积极引导的角度采取的措施。其次，政府为了保证宝钞的通行，严禁民间用金银交易，甚至有时禁止用铜钱交易。例如，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明朝政府下令禁止金银交易，并且规定：“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通过鼓励告发的方式，来堵塞民间用金银买卖。宣德元年（1426年），行在户部向皇帝奏报说：“比者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请严禁约。”于是，皇帝命令都察院张榜告示，凡是以金银交易者，皆罚钞。为了保证宝钞的通行，政府甚至还禁止使用铜钱。宣德十年（1435年）十二月，广西梧州府知府李本就奏报说：“律载宝钞与铜钱相兼行使，今广西、广东交易用铜钱，即问违禁，民多不便。”这种禁止用钱的规定，以后还不时出现。这是政府采取被动的、堵截的措施来保证宝钞的通行。其实，无论是政府的引导还是堵截，都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由于明朝的宝钞是完全没有钞本的，也就是没有发行准备金，这成了大明宝钞的致命缺陷。

没有发行准备金的宝钞，只是政府一厢情愿的权力展现，而没有遵循经济规律。事实证明，明朝政府模仿元朝发行的大明宝钞最终是失败的。按照规定，人们可以用金银去兑换宝钞。然而实际上没有人愿意用金银来兑换宝钞。明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像元朝末年的纸币一样，迅速贬值。尽管明初有不少官员认识到宝钞的贬值是由于宝钞发行数量过多，然而由于没有建立准备金制度，那些官员们也不知道发行多少数量的宝钞才是合适的。大明宝钞迅速贬值。宝钞一贯从最初规定折铜钱一千文，银一两，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的浙江等地便只能折钱二百五十文，缩水了百分之七十五；到了朱元璋统治晚期的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宝钞一贯只能折0.07两白银，缩水了百分之九十。正统元年（1436年），银一两抵钞千余贯。也就是说，从最初发行到六十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只有原来价值的千分之一。迅速贬值的宝钞，形同废纸！到15世纪下半叶，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也就是说，到15世纪下半叶，除了政府还在偶而使用宝钞外，人民群众已不再信任宝钞了，而选择使用白银或者铜钱等金属货币。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最终让位于对物质本身优劣的信任。

没有准备金的大明宝钞，注定是要贬值的。政府不断印钞，宝钞不断地贬值，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明朝政府缺乏经济管理的能力，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反复做的，只是想要通过行政手段来维持宝钞的通行。然而，商品经济是不能完全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因此，尽管政府不断出台禁令，但最迟到15世纪早期，白银和铜钱就已经成为民间流通的主要货币了。

弃钞用银，白银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然而，比较白银与铜钱，明朝人似乎更愿意接受白银。由于生铜紧缺，明代铜钱制造量太小，不足以满足流通的需要。宝源局制造的铜钱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政府便在各个行省设置货泉局。由于没有严格的监管，各地制造的铜钱优劣不一，从而使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伪劣铜钱。劣币驱逐良币，大量的伪劣铜币对钱法构成了冲击。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有一个统计数字，表明当时全国用以铸钱的炉座一年可以铸钱十八万九千余贯。这个数字相当于什么呢？宋代在熙宁六年（1073年）以后，每年铸钱六百万贯。也就是说，每年铸钱不到宋代的百分之三。据估计，明朝从建国到16世纪末，总共铸钱约一千万贯。由于老皇帝死后他的年号钱价值会打折扣，所以这一千万贯铜钱无论如何是满足不了市场流通的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取代宝钞、铜钱，成为最主要的货币。

到成化、弘治年间，也就是15世纪后期，民间交易已经主要用银了，白银已然成为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通货了。15世纪70年代，著名的宦官汪直曾经指着一位敢于不对他阿谀奉承的县令骂道：“尔头上纱帽谁家的？”县令恢谐地回答说：“我的纱帽，是用白银三钱在铁匠胡同买的。”1980年，傅衣凌先生对明代徽州府祁门县的一百多张契约文书中涉及的“通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祁门县的土地买卖所使用的货币，在洪武、建文年间（1368—1402年）主要是以钞为主，只有最早的一次交易因为发生在洪武六年（1373年），也就是还没有发行宝钞之前，所以是用银。这说明，明朝初年，在政府的强力推行和宝钞贬值程度不大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可以接受宝钞的。然而，到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年间，也就是1426年到1464年的四十年间，交易中的货币，除了宝钞之外，稻谷、布以及白银也成为交易媒介。这说明，宝钞的接受度开始下降，而民间因为不敢违禁使用白银，所以一度用实物稻谷或者布来交换。但是，白银的使用在正统年间逐渐活跃起来了。成化、弘治年间，契约文书中所显示的交易，则全部是用白银作为交换媒介完成的。

从现存的徽州府的契约文书来看，白银大约在成化、弘治年间便成为主要的货币了。不过，对于白银在明代什么时间超越铜钱成为主要货币，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倾向于将时间再往后推一点，例如日本学者足立启二就认为明代的第一个世纪仍然是“铜钱经济”，而白银要到1500年以后才开始取代铜钱的位置。另外一些学者则将时间往前推进了几十年，认为从1430年代“金花银”开始，白银就已经成为明代的主要货币了。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白银的货币化是一个过程：它最初呈现在民间社会，然后影响到国家赋税，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金花银的出现，是明朝政府顺应白银货币化的趋势而做出的一项赋税政策调整。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明初，田赋主要征收实物，即米或者麦。到正统年间，赋税折银的现象开始出现。正统年间，地方政府将仓库中的米麦卖给普通百姓，收回白银，称“粮价银”，上交朝廷。浙江、江西等地的税粮按米、麦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价，折收白银，铸成银锭，运往京城，称作“金花银”，又称作“折粮银”“京库折银”。金花银的数量，每年大约一百万两，要占明朝政府全年税粮的百分之十以上。金花银一方面满足了官僚及皇室对白银货币的贪求，因此得到统治集团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农民与市场的进一步结合。官员俸禄开始由宝钞改用白银。景泰三年（1452年），在京文武官吏的俸钞都按市价给银，每五百贯给白银一两。到16世纪初期的正德年间，官员俸禄九成用银，一成用钱。在明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政府在财政困难时向一般读书人兜售入监读书的资格，叫作捐监。捐监最初是向政府捐纳一定数量的米，到了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政府下令，捐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每人需向朝廷纳白银二百五十两或三百两。

赋役折银，加速白银的货币化进程。到16世纪中期，宝钞已形同于无，铜钱的使用也日益减少。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户部在谈到钱法之壅蔽时列举了三点原因，其中最后一条原因就是“税课专征银而不征钱”。然而，“朝野率皆用银”的趋势，却是无法阻挡的。到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辅政时期，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大力推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赋役折银是一条鞭法的核心之一。万历皇帝甚至还铸造“万历通宝”银钱，分四钱和四分两种。这表明，政府正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便利条件。自此，从国计到民生，朝野上下尽皆用银，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了。

一条鞭法改革，反映了赋役折银的趋势，同时又从赋役层面上进一步巩固了白银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到明代后期，国库收支是以白银为主，而铜钱则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国库收支中铜钱的数量不到白银的百分之一，甚至不及千分之一。这与宋代国库收支以钱币为主是完全不同的。明代的白银，可以说笼罩在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明万历五彩人物五毒纹小盘

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白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位官员向皇帝报告说，苏州府嘉定县的棉农为缴纳赋税，一般要经历四个步骤，先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购米，再将米交给士兵，作为漕粮运往北京。晚明的富商大贾，为采购生丝或棉布，动辄随身带着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白银。在苏州吴江的丝绸集散中心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联袂，如一都会”。“万金”的字面解释就是一万两银子。即便是穷乡僻壤，没有白银的日子也是无法想象的。在明末的广东，有一个普通的以缪为姓的农村宗族。这个家族制定了一套家训，叫作《缪氏家训》。家训中对收受礼物的回礼标准有详细的规定：收到一个猪头，要回礼一钱银子；收到两只鹅和一坛酒，要回礼三钱银子；收到一只羊和一坛酒，要回礼五钱银子；收到一只猪和一坛酒，要回礼一两银子。家训规定，亲戚往来每年不宜超过两次，银子不能超过二钱。可见，白银已渗透到城乡每一个角落，涉及一切细小的事情。在崇祯年间刻印的一些书籍的扉页上，会赫然标明书价。崇祯年间武林钟越跃庵刻本的《宋文文山先生全集》的扉页上，就戳了一方“每部定价纹（银）壹两”的木记。

银锭

清初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为方便交易，“虽穷乡僻壤，亦有银秤”。这在从欧洲来的传教士的记载中也可以证实。明末，一位名叫拉斯戈台斯的神父记录下了以下这样的细节。他说：“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带着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戥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二钱银子或者五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他还说：“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着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来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熔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翻开明代的各种著述，关于白银的记载随处可见。万历年间浙江人张应俞曾经编撰了一部专门教人反诈骗的图书——《杜骗新书》，记载了八十三个诈骗的案例，其中有七十四个案例涉及白银买卖交易及诈骗之事。万历年间，河南项城知县王钦诰著《演教民六谕说》，按照朱元璋的“六谕”教化普通百姓，其中劝人们“勿作非为”中的一条，就是不要“行使假银”。在明清小说中，也有大量的涉及白银欺骗的事情。明代著名的小说家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诈称会用“九还丹”制造白银的骗子行骗的故事。显然，到了16世纪，白银已然涉及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把自己的影子留在形形色色的著述之中。

英国历史学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动性状态的迅速而集中的转变。无独有偶，这样的一种巨变，在16世纪下半叶的明代中国也在上演。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货币的冲击之下，任何社会都要脱胎换骨”。白银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经济环境中人们的心理平衡。以货币为核心的交换介入全部的社会关系后，就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对于少数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来说，流动的商品和白银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明朝社会由明初静谧的冬季，逐渐过渡到喧嚣的春季、疯狂冲动的夏季，并最后走到面目全非的秋季。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编成的《歙县志》中，作者很遗憾地感叹当初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的社会面貌。

从海外输入的白银连接着全球市场的生产和交换。大额的商品交换、广袤的市场，加剧了整个社会对白银的需求。然而，从宋到明，中国银矿的产额略呈减小的趋势。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的银产量很低，那么遍及中国大地的白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海外贸易。晚明社会的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和南美洲。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称作“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其中有一幅名为《倭国造银钱图》的插图，讲琉球诸国制造银币的工艺。然而，实际上，在宋应星所处的时代，人们接触到的外国银钱，除来自日本、琉球的白银外，更多的是源自秘鲁和墨西哥的白银。明代小说家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苏州府长洲县的商人文若虚去海外经商，到了一个名叫吉零国的地方。当地人使用印有龙凤纹、人物纹、禽兽纹、树木纹、水草纹等各种纹饰的银钱。文若虚便大量收购水草纹饰的银钱。故事反映了明代一个很客观的事实：白银从海外的输入。亚洲、欧洲、南美洲，彼此间因为海外贸易联结到了一起，而白银就像人体流通的血液一样，润滑着全球市场的生产和交换。

《天工开物》中的《倭国造银钱图》

白银的来源有国内生产与国外流入两条途径。在15世纪50年代，云南的银矿得到了开采，使原本缺银的局面略有改观。宋应星《天工开物》里称：“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然而，另一方面，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却还在增加。因此，明代中国不得不寻求国外的白银。海外白银的来源，主要是欧洲、美洲和日本。晚明由海外输入的白银总量，大概是国内产银总量的十倍。美国学者艾维四认为，1530年到1570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是日本；1570年以后，美洲白银成为最重要的来源。

十五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欧的白银产量急剧增加。在1460年到1530年间，在今天德国东部的萨克森（Freistaat Sachsen）、捷克中西部的波希米亚、匈牙利、奥地利的提洛尔等地，白银的产出上升了大约百分之五百，每年约九十吨。日本的白银开采量在16世纪后期迅速增长。据估计，从1560年到1600年间，日本每年出口的白银约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公斤到四万八千七百五十公斤。由于可以获得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大量的中国和日本商人以及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和长崎之间的航道，把日本的白银带到了中国。美洲的白银是在16世纪40年代发现的。1545年，西班牙人在上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多西（Potosi）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银矿；1548年，西班牙人又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了银矿。1570年代以后，这些新大陆开采的白银，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流通领域。

亚当•斯密说：“砂石矿产物的市场，很少扩到周围数里以外，……而银矿产物的市场，却可以扩展到全世界。”这便是白银的优越性。据说，第一艘满载白银用以交换中国丝绸和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是在1573年来到马尼拉的。除了生丝和瓷器以外，出售到马尼拉的中国商品各色各样，包括面粉、水果、腌制的猪肉、活禽、坚果、家具以及价格低廉的小饰品。中国的生丝、瓷器等商品，经由澳门、菲律宾的马尼拉等中转港，运往欧洲，而欧洲殖民者从美洲掠夺到的大量白银，由马尼拉大帆船源源不断地运到马尼拉，陆续流入中国。由今天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尔普尔科，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再到中国的澳门，构成了16、17世纪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太平洋丝绸之路，给中国输入了大量的白银。然而，在进入中国后，白银便在这里沉淀下来。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谈道：“白银在全世界游荡，直至流入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对这一说法的一种解释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中国，需要大量的货币；另一种解释是，中国人把白银用于置田买地，或者储藏起来。美国学者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17、18世纪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大量的白银流转的数字表明，15—18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让16世纪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亚洲、欧洲、美洲之间，开始实现密切的往来：交往的主要通道是海洋，而交流的主要媒介则是白银。16世纪始，世界各地的商人们，都在使用源自美洲的西班牙银币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和印度，都用大量白银来支撑他们各自的通货体系。从此，原本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深深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然而，在同时期的非洲，仍然是以贝壳作为货币，而俄国一直到彼得大帝时代，仍然以毛皮作为货币。但是，富庶不代表先进。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先生评价彭慕兰《大分流》时说：“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是，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中国在科技和制度，尤其法律与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

崇祯帝

崇祯帝朱由检像

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日的北京城，凄风惨雨。无名氏《燕都日记》记载：“先是，连旬天气阴惨，日色无光。是日，大风、骤雨、冰雹、雷电交至。”当时身在北京的赵士锦回忆当日情景说：“阴雨蔽天，飞雪满城，惨杀之气，透人心脾。”在愁惨的天气中，历史送别了一个曾经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也送别了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在逼迫自己的嫔妃自缢并且砍伤女儿之后，崇祯帝带着宦官王承恩来到煤山（今景山）。十九日凌晨子时，三十五岁的崇祯帝自缢于景山的一棵槐树之上。崇祯帝的自杀殉国，为明朝灭亡画上了一个句号。

铲除阉党与崇祯初年政局。崇祯帝的壮烈殉国，让人们普遍抱有同情。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样一位悲剧性人物的一生，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进军山西时发布的讨伐檄文中，也只是这么写着：“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农民起义军的檄文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朝廷的大臣们，而认为崇祯帝并不是很昏庸，只是受到臣下的蒙蔽而已。将“君非甚暗”的四字评语送给崇祯帝，还算公道。从他的勤政、节俭看，他是一位好皇帝。然而，勤于政事，为什么最终仍逃不过国破身亡的命运？

明朝灭亡的种子，应该说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埋下了。万历皇帝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后期的二十多年基本上不上朝，怠于政事，纵情声色，醉生梦死，又迷恋金银财宝，派太监四处搜刮民财。朝中则东林党与昆党、浙党的斗争愈演愈烈。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一位名叫张维新（字宪周，号岐东）的河南人出任陕西潼关道副使。张维新在任期间，另一位名叫王以悟的学者写信给他，说：“民穷财尽，时事多虞，天下人心，十失其五。”清朝人修《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后，再经历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乱政，明朝灭亡的趋势更是不可挽回了。作为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也不可能挽回这种王朝衰败的趋势。孟森先生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崇祯皇帝朱由检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八岁那年，他正式继承他哥哥朱由校的皇位。这一年八月十一日，年仅二十三岁却重病缠身的朱由校凭榻而坐，对应召入宫的弟弟朱由检说：“来，吾弟当为尧舜。”朱由校没有儿子，按照兄终弟及的顺序，他的弟弟朱由检将继承皇位。朱由检十分惶恐，不敢回答，良久才说：“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朱由校、朱由检兄弟的感情很好。人们曾发现一枚正面铸“天启通宝”、背面铸“十年”的精制大钱。然而，天启纪年只有七年，而没有十年。人们推测，这枚钱很可能是崇祯三年（1630年）朱由检为了纪念兄长朱由校而铸造的纪念币。

然而，朱由检接手的却是一个因权阉擅政而破败不堪的局面。天启年间，皇帝不理朝政，宦官魏忠贤大权独揽。魏忠贤在内联系皇帝的乳母客氏，在外依靠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等人，在朝廷内外遍布心腹，对正直的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与打击。魏忠贤气焰最为嚣张的时候，被称作“九千岁”，全国各地的无耻官员都在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为了防止魏忠贤的加害，朱由检在入宫之初，甚至都不敢吃宫中的食物。不过，他很快地进入了皇帝的角色，不动声色地谋划铲除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两个月后，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有十大罪状，朱由检立即开始行动，召见了魏忠贤，命太监当众宣读魏忠贤的罪状，并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商传

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正是宦官专权最猖獗的时候。天启皇帝是一个完全不管朝政，只知玩闹的皇帝。在明朝的历史上，这种玩闹皇帝并不少，但是这些皇帝在玩的时候，是有内阁帮助他管理朝政的。内阁的首辅大臣，以及其他成员，都是社会精英，是士大夫文官考试制度下涌现出来一群干吏。天启年间内阁也变成宦官专权的工具了。大家知道，很多宦官，像魏忠贤，目不识丁，素质极低，谋求个人利益的欲望极强烈，所以用“乱政”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朝政一点都不为过。

在听说魏忠贤出京时还带着卫兵一千人、四十余辆大车后，崇祯皇帝大怒，命锦衣卫旗校前往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听着旁边房间里一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孤零零的魏忠贤最终在旅舍里投缳自尽。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很快也着手进行。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所谓阉党逆案终于定谳。这一过程，正如后来御史吴玉在给崇祯帝解释自己奏疏中“时局”两字的含义时说：“当初是魏忠贤的局面，而今是皇上的局面！”

清除魏忠贤，证明朱由检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但是，事实证明，他即将面临的时局远比单纯地除掉一个宦官魏忠贤更复杂。作为一国之君，除了警惕和勤政以外，更应该有识人之明，以及用人不疑的从容。崇祯帝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但是过于多疑，而且越到晚年疑心越重，流于苛刻，却又果于杀戮，比如说杀袁崇焕，杀杨鹤，最后使崇祯年间真正敢于担当的大臣越来越少了。做皇帝的不能给群臣以宽容的政治环境，群臣则虚与委蛇，应付了事，从而造成了上下推诿的局面。这样的局面，跟崇祯帝的性格是有一定关系的。

崇祯手迹

然而，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时局。种种迹象看来，明朝衰亡的趋势难以扭转。在他做皇帝的第一年的二月，年轻的皇帝下诏重开经筵。作为明朝一项重要的宫廷教育制度，经筵一般在春秋季举行，每月三次，选择学问好的大臣为皇帝讲授经史。虽然到明朝后期，经筵已日益流于形式，但却是皇帝勤政或者怠政的风向标。崇祯皇帝重开经筵，就是向大臣们做出一种勤政的姿态。二月十二日，经筵开始。然而，讲官王铎在讲书时无意中说了一句“白骨如林”的话。圣殿之上，言语竟然如此不谨！接下来一位讲官黄锦给皇帝讲五经之一的《尚书》，则举止反常，“声细而哀，无一字可辨”。整个经筵过程中，崇祯皇帝深感不快。经筵原本是要营造一种太平盛世的氛围，然而，哀世之音萦绕殿间！年轻的皇帝不仅要面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有各地持续的饥荒、以流民和叛卒为主体的“盗匪”，以及满洲在东北对明朝的压力。

杀袁崇焕，自毁长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领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建立“后金”，建元“天命”。两年后，努尔哈赤声称与明朝有“七大恨”，公开与明朝决裂，攻陷抚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征集十八万大军，分四路讨伐后金，在萨尔浒一带决战。结果明军被各个击破，损兵折将近五万人。据当时人说，明军溃败之时，京城“午后风雨骤作，黄尘赤雾四塞，天色晦墨如深夜”。萨尔浒之战，是明清更迭的关键性战役。《清史稿》称：“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诚如明朝御史袁化中所言，朝廷原本“计饷八百万以剿，始欲保一隅以安天下”，结果却“疲天下以奉一隅”，从此“中原有财竭盗起之忧”，明王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中。

为应对辽东形势，崇祯帝重新起用著名的将领袁崇焕。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嘉靖初年，袁崇焕的祖父迁居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明朝与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的那一年，袁崇焕考中进士。几年后，素来“以边才自许”的袁崇焕受命奔赴辽东监军，开始其在辽东的军事生涯。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孤军驻守宁远城，凭借着葡萄牙人的红夷大炮击退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此役中受伤，伤重而死。宁远一战后，袁崇焕成了辽东最著名的将领。但是，随后因魏忠贤阉党的排挤，袁崇焕辞官回乡。魏忠贤被除后，廷臣纷纷请求重新起用袁崇焕。崇祯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从广西抵达京城，年轻的崇祯皇帝在谨身殿后云台门的平台召见了他，并赐给他尚方宝剑。袁崇焕向皇帝承诺，五年内平定辽东，收复全辽。

袁崇焕像

然而，还没等五年平辽的计划实现，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后金军队十万绕开袁崇焕驻守的锦州、宁远防区，从蓟门南下，进逼京师。袁崇焕闻讯后心急如焚，紧急回援，率军直趋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大军到达京师广渠门外。然而，在皇帝及京师民众看来，驻守辽东的袁崇焕未能将满洲军队挡在关外，本就是一种失职，而率军直趋京师的行为，看着反而像是清军的先头部队！一时间，谣言四起，而后金的皇太极趁机施反间计，说袁崇焕与后金订有密约，故意引满洲军队入关。十二月初一，当京城逐渐回归平静时，崇祯皇帝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将其逮捕下狱。次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对比三年前的平台召见、君臣面晤、赐尚方宝剑，真是天壤之别。

袁崇焕之死充分反映了崇祯帝多疑的性格。从威权极重的督师沦为阶下囚，再被残忍地凌迟处死，袁崇焕之死固然有他自身的问题，例如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擅杀毛文龙。但是，崇祯帝猜忌多疑的性格是袁崇焕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七日，袁崇焕率军两次在京师广渠门一带与后金军队浴血奋战，并最终将皇太极击退，使京师外围局势趋于平静，可以说勤王有功。正是崇祯皇帝的多疑，使他对袁崇焕怀有猜忌，故而不顾袁崇焕与后金军队血战的事实，掉入皇太极所设的反间计中，最终将袁崇焕杀害。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趋糜烂，无人可以收拾，正如《明史》所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毁长城。

多疑而躁刻，果于屠戮大臣。朱由检用人之失误，集中体现在内阁大学士的任用上。在他统治时期，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人。其中，任期最长的两位内阁大学士，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恰恰是这两人，后来都名列《明史》的《奸臣传》，其人品可见一斑。《明史》说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为内阁大学士八年，“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是一个十足的玩弄权术的政客；而周延儒“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只是会迎合皇帝意旨而已，最终被崇祯帝勒令自尽。

用人多疑，则是崇祯帝的另一种性情。崇祯皇帝多疑而躁刻，又果于屠戮大臣。有人做过统计，崇祯一朝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处死两人，刑部尚书处死一人，下狱五人，兵部尚书处死两人，总督处死七人，巡抚处死十一人。孟森先生感叹说：“岂复有敬大臣之意！”即便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的军队随时可能渡过黄河进取山西、京师之时，崇祯帝仍不忘记要处决大臣，谕刑部、都察院、锦衣卫：“罪督范志完、赵光抃、薛敏忠失误封疆，著即会官处决！”然而，对于时局而言，诛杀大臣已是于事无补了。晚明大儒刘宗周曾在奏疏中批评崇祯帝说：“陛下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

崇祯帝不信任文臣，反而一改即位初对宦官的防范态度，开始信用宦官。崇祯四年（1631年），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见廷臣，谈及宦官的问题，他理直气壮地说：“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换言之，重用宦官，只是为防止廷臣怠惰。然而，宦官又能给朱由检带来什么呢？清初学者宋起凤《稗说》记载，朱由检曾从太监中选出三千名身长力壮者，组成禁旅，名为净军，为他们配备最精锐的武器和良马，给很高的饷银。每月初五，净军在内教场比箭，箭无虚发。崇祯皇帝则登上煤山，坐万寿亭中观览。然而，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的关键时候，这些派往北京城九门分守的净军却“悉逃逸，无一存者”。李自成兵临城下时，一位名叫张殷的宦官对崇祯帝说：“皇爷不须忧愁，奴辈有策在此。”朱由检问有何策。张殷回答说：“贼若果然入城，直须投降，便无事矣。”在宣府镇监军的宦官杜勋，出城三十里向李自成投降；在北京城，带头投降的则是太监曹化淳。故宋起凤感叹地说：“教养十有余年，卒不得收一人之用，殊可叹也！”穷极无策之时，崇祯帝甚至还重用一位擅长“役鬼之术”的游僧申甫，给他七十万两白银造车募兵。

举棋不定的两线作战与崇祯殉国。最终直接导致明王朝崩溃的，是军事上的失策。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县灾民王二联络数百人，以墨涂面，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农民起义与东北的后金政权，内外夹击，最终使明王朝崩溃。在抵抗后金上，错误地杀害袁崇焕，使崇祯帝失去了一名在东北能与后金抗衡的名将。在镇压农民起义上，崇祯帝却又频繁易将，使农民起义军不断地获得喘息之机。从杨鹤到曹文诏、陈奇瑜、洪承畴、熊文灿、杨嗣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总指挥频繁更易。一旦京城面临后金的攻击，在河南、陕西一带镇压农民起义的将领和军队往往会被调往东北前线。崇祯九年（1636年），因清兵入关，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并且在前线镇压农民军的卢象昇被迫赴京勤王。崇祯十一年（1638年），总督山、陕、川、湖、河南五省军务的洪承畴也因清兵入关被征入守京城。在两条战线上，崇祯帝举棋不定，来回折腾，使明朝政府在两条战线上都越来越被动。结果，东北战事不能缓和，明朝也就腾不出手来全力对付农民军。两线作战的后果，是剿饷、练饷的不断征发，这又恶化了原本就处于饥荒中的农民的生活状况。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响应农民起义军，最终汇成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掀翻了朱由检的末代统治。

明崇祯刻本《剿贼图记》

崇祯十五年（1642年），闯王李自成在湖广的襄阳建立农民政权。次年，李自成攻占西安城，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命田见秀留守西安，然后兵分两路，直指北京。一路是李自成主力从山西指向北京，一路是刘芳亮自河南进入北直隶，阻止明军南下。北京彻底被孤立了。然而，此时明朝的防守部队有多少呢？崇祯十六年（1643年），福王世子朱由崧的奏疏中谈到：“黄河迢递千里，以不满万之卒，欲御数十万之寇。”作为京师的北大门，宣府镇是明朝最重要的边镇。然而据崇祯十六年总兵唐钰的奏报，“兵止六千，马匹仅三百，月饷压欠年余”。北京城的防守更差。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建泰出征，仅带了一千五百名禁军，可想当时兵力枯竭到什么样的地步。各地兵源也都有枯竭的趋势。崇祯十六年受召为兵部侍郎的倪元璐，原本以为南直隶的淮安是一个“巨镇”，想从史可法那里借精兵三千赴援北京。然而，当倪元璐到达淮安时，却发现史可法帐下“健儿才两千，画淮自守未足”！最终，倪元璐只能率三百骑兵入京勤王。以这样的兵力，显然无法挡住农民军的进攻。风雨飘摇之际，崇祯帝曾经有迁都南京的念头。但是，崇祯帝再次举棋不定，京师往南的真定府随即被大顺农民军刘芳亮部攻占，最后他只得放弃南迁的打算。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李自成占领京师北面的昌平，北京城的屏障全失。十七日，农民军抵达北京城下，“四面如黄云蔽野”，水泄不通，北京完全成了孤城。驻扎城外由李国桢指挥的京师三大营，皆老弱残兵，根本不是农民军的对手，而三大营的火炮被农民军缴获后，反而成了大顺农民军攻城的利器。登城防守的明朝士兵，每隔十个城垛才一个兵员，而且老幼间杂。至此，北京城已不堪一击了！三月十八日夜，大顺军对北京城发起强攻。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接义军入城。次日，大顺农民军完全占领北京，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进入北京内城，“军容甚肃”。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自德胜门入城。驿卒出身的李自成，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两天以后，农民军才在煤山搜得崇祯帝的遗体。

崇祯思陵

据说，人们在崇祯帝的衣襟上见到他写下的遗言，上面写道：“朕自登极十七载，三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至死之时，他将失败的命运完全归怨于文臣们。然而，十余年的统治，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自信至极而成自负，渐流于刚愎自用而不自知，他自身也是要对明朝的灭亡负责任的！大臣们说，皇帝年轻气盛。例如，内阁大学士刘鸿训就曾对人说：“皇上毕竟是冲主。”无论自己承认与否，十七年的惨淡经营以及最终的殉国，的确是明朝皇帝朱由检为年轻付出的代价。

李自成农民军将崇祯帝的梓宫移置昌平，被当地人安葬。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为收拢人心，以帝礼将其改葬于思陵，命臣民服丧三日，初谥为“端皇帝”，庙号“怀宗”。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著名史学家谈迁北游，于莽棘之中拜谒思陵。时陵户仅八人，祭田一顷而已。守陵太监感慨道：“崇祯家老奴不过如此！”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还能要求什么呢？

明清更迭

努尔哈赤像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已经称为“建州汗王”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了东北地区的女真民族各部，建立了雄视关外的统治政权。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努尔哈赤统一了东北所有的女真部落，离公开发动对明朝的叛乱只有一步之遥。17世纪初期，在东北亚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多种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传统的政治格局面临着重大的变动。

明末格局。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国家的势力在刀与火的伴随下得以在世界各地延伸。人类历史进入了联系更为紧密、相互影响更为直接的时代。这样，明帝国作为当时亚洲最为庞大的帝国之一，也成为欧洲殖民者觊觎的重要目标。而在明帝国内部，也在酝酿着犹如“地火”一样的社会力量，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的诱导，就将会出现巨大的社会动乱，对原有的统治秩序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早在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在明代文献中被称为“佛郎机”的葡萄牙人就盘踞在我国澳门。明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则侵占了澎湖以及附近的岛屿，两年后又侵占了台湾。而明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则侵占了台湾南部的基隆和淡水两个地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沙俄第一次侵入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这些殖民者抢夺财货、侵占资源、掠卖人口，中国沿海一带有众多人民被贩运到南洋和欧洲做奴隶，欧洲开始了其近代化的历程。同时，从16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传教士就通过菲律宾、马六甲等地前往中国沿海进行传播宗教的活动。西方传教士的到来，既有传教的目的，又带来了当时正在西方兴起的各种科学知识，在工程、机械、天文、火炮等方面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些传教士中，影响最大的则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交往的过程中，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朝末年，东西方文明发生了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触。明朝末年农民军崛起，关外满洲政权不断扩张，内外两重压力对明朝政权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所以，进行军事改革，是明朝政府非常迫切的需求。从利玛窦开始，大量的西方传教士开始介入这些事情。当然，利玛窦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慢慢引入了中国。

自16世纪晚期开始，明王朝周边特别是东北地区，各民族政权和国家都紧锣密鼓地构建自己的政治实体或势力范围。

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开始其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经过几十年的征伐，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个部落，成为明朝辽东地区最强的统治势力。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开始积极拓展其对外关系，一方面不停地向明朝的辽东地区挺进，劫掠人口与财物，消耗明朝的军力、财力；另一方面对蒙古采取联合措施，对明朝的重要藩属国朝鲜进行征讨，禁止其配合明朝对后金的军事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后金基本上达到了稳定后方，放手对明朝进行劫掠的目标。

17世纪，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处于分裂的状态。其中以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势力最为强大，成为明朝与后金军事结盟的主要对象。明朝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增加每年赏赐的岁币，并把赐给蒙古其他各部的岁币剥夺，转而赐予林丹汗，达到双方共同抵御后金的政治目标。在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权、大力征伐明朝辽东地区的各防御城市之际，林丹汗还致书努尔哈赤，警告其不要攻打明朝，否则“四十万蒙古”将向他“问安”。但是，林丹汗为人残暴，对蒙古其他各部进行掠夺欺压，导致蒙古其他各部逐渐倒向后金。后金的皇太极继位后，先后发动了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逃亡到青海的林丹汗于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病死。第二年，皇太极派遣多尔衮再次西征，进入河套地区，消灭察哈尔部的残部，俘虏了林丹汗的正妃和儿子，得到了蒙古各部垂涎三尺的元朝传国玉玺。两年后，漠南蒙古各部在后金的盛京参加大会，尊奉皇太极为可汗，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此后，皇太极继续联络蒙古各部，并建立了臣属关系。这样，蒙古与明朝脱离关系，蒙古骑兵成为清朝攻击明朝的先导。

明末时期的朝鲜，处于李氏王朝统治下，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1592—1597年）间，经历了著名的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兵全面入侵朝鲜，不到四个月，朝鲜国土大部沦丧，国王宣祖出奔义州，朝鲜紧急向明朝求援。历史上，朝鲜与明朝有着密切的藩属关系，因而明朝两度派兵援朝，明、朝军队配合作战，经过七年的战争，终于取得了战事上的胜利，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了朝鲜半岛，丰臣秀吉忧病而死。朝鲜李氏王朝通过不断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在明、金对峙时期，明朝毛文龙部驻扎在靠近朝鲜半岛的皮岛，给予后金以很大的牵制。但随着政治力量的变化，明、朝之间“互为掎角”的关系也难以维系。后金于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合约》，约为兄弟之国，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而在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已经改元为“清”的满洲政权，再次发兵攻入朝鲜，将朝鲜变成自己的臣属国，彻底改变了明、朝的战略关系。

丰臣秀吉像

日本在17世纪前处于割据战国时代，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成为关白。为了解决日本国内各阶层的矛盾，丰臣秀吉制定了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意图假道朝鲜，进攻明朝，从而达到一统东亚的目的。由于朝鲜的拒绝，发生了著名的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侵朝之战，在明朝的支援下，日本战败，退出朝鲜。丰臣秀吉死后，日本进入了江户幕府时代，直到19世纪中叶后，日本的政治体制才再次发生变化。

随着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亚地区。早在明朝正德、嘉靖时期，葡萄牙商船就曾多次与中国沿海官员接触，并要求入贡。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大量葡萄牙传教士以此为据点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习俗。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攻陷抚顺，明朝十万援军又被打败。明朝在与后金的战争中渐处下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大学士徐光启受命练兵，开始考虑招募葡萄牙火炮手和购买西式火炮赴辽东抵御后金。徐光启曾经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学，他对西方的天文、历算、火炮之学有很深的了解。明朝由此先后三次派人赴澳门招募葡萄牙士兵和传教士作为教官进入明朝军队，以公沙的西劳为代表的一批火炮教官，先后战死在辽东防御战中。明朝政府曾多次下诏抚恤与褒奖这些葡萄牙士兵的家属。葡萄牙因此与明、清两朝产生了长远的联系。

17世纪初的明王朝周边烽烟四起。各种力量也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但是由于明朝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后金势力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显示出对明朝非常不利的变化。正是缺乏对这种变动中的挑战的有效应对策略，导致了明朝的最后失败和清朝铁骑的入主中原。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先秦时期的肃慎，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改称“挹娄”，南北朝时改名“勿吉”，隋朝改称“靺鞨”。它们都是满族的渊源。在漫长的岁月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而肃慎也三易其名，但满族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遣使入贡。白山黑水间出产的“赤玉好貂”是中原统治者喜欢的珍贵货物。唐代，靺鞨势力强盛，分为七部，分布在黑龙江流域到大海之间。唐朝先后设立黑水都督府等机构进行统治，这表明，满族的祖先所生活的地区，已经纳入我国的地理版图。唐开元元年（713年），靺鞨的一支——粟末靺鞨的首领大祚荣被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其后他又建立渤海国，接受唐朝的册封并入贡于唐。这是满族先世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五代时期，靺鞨改称“女真”，势力日衰。唐末，东北的契丹族崛起，建立辽国，消灭了渤海国。女真人处于契丹的统治之下。

《清实录》中的满族起源版画。据说，三仙女中的三妹佛库仑浴后吞果受孕，生一男孩，曰布库里雍顺，相貌异常，生而能言，是爱新觉罗的始祖。

北宋时期，女真的完颜部开始崛起，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打败辽国，于北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1115年）建立大金，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这是满族先世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女真族的大金先后灭了辽和北宋，形成和南宋对峙的局面。12世纪，北方的蒙古族开始兴起，在首领成吉思汗的带领下，蒙古先后灭掉了西夏、金、南宋，出现了统一的元朝，东北地区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明朝建立后，蒙元残余势力退守到塞北，明朝开始对东北地区进行管理和经营。

明代的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东海）三大部。明朝于永乐七年（1409年）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负责管理北达外兴安岭、东起库页岛的广大区域。根据明朝规定，奴儿干都司所辖建州各卫，都要“以时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通过朝贡向中央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通过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女真族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很多女真头领也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这为女真人总体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女真人也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形成了新的民族。

明朝末年，女真众多的部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吞并与掠夺战争。建州、海西两个部族南迁，明朝对其实行“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政策，加剧了女真各部之间的分裂和混战。在这样的状态下，只有那些具有雄才大略和超凡勇气的历史人物，才能脱颖而出，成为部族争雄中的佼佼者，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展开政治角逐。16世纪末，建州女真的一个小部落中，就诞生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就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女真一个小部落主家庭中，其先世受明朝册封担任建州左卫的指挥使等职。但他自幼贫穷，青少年时期曾经以采参、打猎为生。万历十一年（1583年），在明朝攻打一个女真部落的战争中，其祖父、父亲作为明军的向导参战，交战中被明军误杀。作为补偿，明朝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这样，努尔哈赤这个有胆识、有谋略，又有着超人勇气的青年，在东北女真各部落的斗争中崭露头角。

此后的十多年，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同时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进行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遣使通好”，进贡岁币。他本人也多次前往北京朝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明朝并没有对他的征伐活动进行干预，还对他加官晋爵，晋封他为明朝的“龙虎将军”。此后，努尔哈赤用了十几年时间开始了对女真其他部族的统一战争，向东征服了东海女真各部，向西兼并了海西女真各部。努尔哈赤通过统一女真各部，招徕大量人民，初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创立了“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录、固山等单位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共为八旗。八旗制度的建立以及自称“聪睿恭敬汗”，表明努尔哈赤建立起了国家政权的雏形。

努尔哈赤同时注意发展经济，并加强文化学习，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下令以蒙古文的字母、女真语的发音创造了满文，为女真各部的统一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人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在多年与明朝抚顺马市交易和进京朝贡的过程中，满族部落的领袖不但带回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物资，还努力学习内地文化，这对他们从部落领袖转变为整个辽东地区的领袖起到了重大作用。

建立后金政权，瓦解明朝辽东政策。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将除叶赫之外的女真各部置于统治之下，成为明朝强大的对手。两年后，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由此正式与明朝决裂，开始敌对的军事行动。

明朝在辽东地区设置辽东经略，负责关外的防务。后金建国后，辽东的边事突然吃紧。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率兵两万攻打抚顺，明朝守将李永芳率众出降。后金掳掠人、畜三十万，毁掉了抚顺城。后金一边征伐，一边在掳掠的汉人中拣拔有文化者辅助国家建设，这些汉人谋臣在后金的国家建设和征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得后金由落后的部族奴隶制政权迅速向中央集权转化，加强了后金国家的统治能力。抚顺之战，给予明朝朝野以极大的震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以杨镐为辽东经略，聚集部队八万八千多人，朝鲜以大将姜弘立为五道都元帅，率军一万三千多人助明，此外尚有叶赫部兵参与，号称四十七万，分兵四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采取“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在萨尔浒将明军各个击破，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经过这一战，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明朝御史杨鹤在上疏分析萨尔浒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时，尖锐地指出：“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由此可见，明朝政府从上到下已经腐败透顶。战争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预示着大明王朝昭然若揭的未来。明朝在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转入了防御。

沈阳故宫

萨尔浒一战，天下震动。明朝在蒙古、满洲、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大军攻打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经略袁应泰准备不足，率守军一万多人激战三天而被歼，袁应泰自杀。辽沈之战后，后金迁都沈阳，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七十多个城堡，辽东半岛上，辽河以东的全部地区都纳入了后金统治之下，仅旅顺和沿海部分岛屿为明朝所守。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而明朝中央，则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地争论着是战还是守的问题，朝廷陷于党派斗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明廷先后两次起用辽东经略熊廷弼，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道的制夷方针，采取“稳扎稳打、徐图恢复”的防守策略。这一在当时看来最可行的战略意见，竟然在朝廷权力斗争的互相倾轧下不能得到实施。而熊廷弼本人则由于宦官魏忠贤的陷害而被冤杀并传首九边。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使得大臣将帅为之胆寒，明廷从此很难选出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

孙承宗被起用为兵部尚书后，他采用前任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支持袁崇焕固守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加强锦州外围防线，整顿山海关防务，使得明朝的防御渐有起色，后金无机可乘。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大军西征，围攻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不顾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多次击退努尔哈赤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夷大炮击伤努尔哈赤，迫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努尔哈赤退回沈阳后，于当年八月十一日发病身亡。后金政权由于皇位更替和新占领地区的社会矛盾，暂时放缓了攻击明朝的节奏，这为明朝的辽东防务赢得了短暂而宝贵的时间。然而，明朝政府的腐败，却白白断送了这一重大调整的机会，在忙于应付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失去了挽回局面的最后机会。

宁远之战中的明军与后金军

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的这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博弈，以明、金为主角，东北地区其他部族与周边国家亦牵涉其中。明朝经过二三百年苦心经营，建立了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屏藩，对东北地区女真各个部落“分而治之”，决不允许互相兼并造成一家独大的北部边防策略。而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上层贵族，则制定了“伐大木”的战略，在与明朝展开直接对抗前，对明朝的藩属国蒙古、朝鲜步步蚕食，在内部坚定地实行部落统一与兼并战争。这样，使得明朝的辽东政策丧失基础。在这场角逐中，明、金的内政起着主导作用。后金在草创政权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勇猛、活力以及高效率的动员、执行能力，使得它在各种紧要关头都能够迅速选择最为正确的应对措施。相比之下，明朝则在皇帝无能、宦官专权、权臣斗争的内耗之中，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建号满洲，改革政权。后金政权，从一个落后的部落组织，骤然扩张为统治东北地区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民族的地方政权，虽然在征服的过程中也建立了粗具规模的统治机构，但原来部落议事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决策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对外扩张和对内统治的需要。努尔哈赤死后，时任旗主的第八子皇太极称汗，对后金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奠定了后金作为全国性统治王朝的政权基础。

皇太极像

改革集中在四个方面：一、加强汗权。后金的八旗制下，各旗的旗主贝勒各领旗众，共同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国家大事由四个贝勒轮流当值处理，大汗的权力非常有限。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进集权化的改革，皇太极打击、削弱分权势力，提高汗权。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以阿敏弃守滦州、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将其终身幽禁。天聪五年（1631年），莽古尔泰同皇太极发生口角时，竟拔刀相向。皇太极借机以“御前露刃”之罪，革去他大贝勒衔。至此，四大贝勒仅剩他和代善两人。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终于废除了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务的旧制，改成自己南面独坐，取得了汗的独尊地位。二、建立国家机构。皇太极仿照明制，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以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天聪三年（1629年），建立了由满汉文人组成的“文馆”，职掌“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政事”，为皇太极推行汉化运筹帷幄。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天聪十年（1636年），又将“文馆”扩充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统称“内三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稍后，又建立都察院，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皇太极心胸开阔，具有雄才大略，他非常注意任用归降的汉人，使得中原王朝的治国思想和方略为后金所用。三、在军事上，为了平衡满族八旗的势力，他创建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旗主由皇帝任命，不能世袭。四、在进行这些内政改革的同时，皇太极还加紧了与蒙古、朝鲜的联络，先后使得蒙古各部臣服于后金政权，变朝鲜为属国，割断了明朝与朝鲜的藩属关系。皇太极即位后，为反映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目，达到凝聚力量的目的，于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简称“满族”）正式形成。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年号崇德。这标志着后金改革的初步完成，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进攻明朝上，明、清之间的战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自成像

进军关内，占领中原。就在后金调整其统治政策，完善国家制度建设的同时，明朝则在另外一条战线上疲于奔命。明崇祯二年（1629年），出身陕西榆林府米脂县的农民李自成在甘肃当兵，朝廷调其所在队伍去北京防守，部队开到金县（今甘肃榆中），因索取欠饷同县令发生冲突，李自成带领士兵杀死了县令和参将，率众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两年后，他们辗转加入了闯王高迎祥部，就这样，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成为众多活跃在西北、河南、陕南等地的农民起义军中的一支。

根据古代气象资料，17世纪初期，中国北方的气候处于异常状态，气候寒冷，等温线南移，灾害性天气频繁，干旱灾害频仍。西北、河南等地区，出现了大量四处就食的流民，这些流民在找不到食物的情况下，往往变成聚众抢劫的强盗。官府如果能开仓赈济，这些强盗就又变回了平民。由于明朝的财政日绌，这些流民成为各处农民起义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鉴于农民起义愈演愈烈的情况，崇祯皇帝任命兵部尚书洪承畴为三边总督，对义军进行清剿。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各地起义军聚集在河南荥阳，共商对敌作战的方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荥阳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农民军确定了“三面防御、向东攻击”的战略，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领东路军，一直攻打到安徽凤阳，捣毁了明朝皇帝的祖坟和龙兴寺，这一行动，给明朝以巨大的打击。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吸收了大量贫苦农民、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城市平民，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形势的发展，农民军提出了“均田免粮”的起义口号，得到所到之处饱受明政府横征暴敛压迫的人民的拥护。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年），李自成指挥大军攻克中原重镇洛阳，当众处死了明朝福王朱常洵，把其所占的土地和粮食财货分给了广大农民。洛阳之战后，农民军在战略上从防御、流动转入进攻。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李自成在湖北襄阳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初步建立了政权，中央由上相、左辅、右弼组成内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地方设府、州、县三级，军队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农民军在此确定了“先取关中，以陕西为基地，然后攻击山西、河北，进军北京”的战略。同年十月，农民军在汝州击败兵部尚书孙传庭所率领的明朝大军，攻入潼关，顺利占领西安，陕、甘、青广大地区为农民军所有。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农民军在西安继续完善中央机构和政权建设，恢复生产，加紧练兵，为进攻北京做好各项准备。一月，李自成派刘宗敏、李过率先遣队开始东征，十日攻克太原。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率领，经大同、宣府，攻打居庸关；南路由刘宗敏率领，出固关，攻占真定、保定。明守军或望风而逃，或开城投降，农民军两路大军于三月中旬会师北京城下。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指挥大军开始攻打北京城。十九日凌晨，崇祯皇帝在煤山寿皇亭旁的一棵小树上自缢身亡；上午，农民军占领北京；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由此，相传十六代、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被燃烧的地火所吞灭。

自从1636年改元大清后，皇太极就进一步加强军政力量，为进攻明朝做准备。此时清军已经拥有了明朝投降的众多大将，如洪承畴、孔有德等，并且获得了明朝登莱地区由西洋人训练的水军、火炮手和火炮，这为不善攻城的清军提供了绝好的条件。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清朝因为继位人选的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六岁的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为摄政王，解决了继位危机。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的天气尚未转暖，多尔衮即准备率军大举进攻明朝。此时，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拥重兵处于犹豫之中。但是李自成农民军在北京城拷掠明朝官员、追赃逼饷的激烈措施，使他认定农民军不能长久，转而投向清朝，修书请清朝出兵助明平息农民军。多尔衮率领的十四万清军走到连山之时，接到吴三桂泣血求助的书信，多尔衮感到进军关内、占领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遂回书吴三桂，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开赴山海关。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亲率二十万大军前往攻打。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迎接多尔衮入关，与清军联合在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与李自成展开决战。由于李自成对清军参战估计不足，仓促应战，损失惨重。二十六日，李自成退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率领新政府的文武百官于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过了一夜的皇帝瘾后，于三十日狼狈撤离北京，返回关中，以图后起。五月一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这个他们曾经围攻多次而未能得手的北京城，明朝的文武百官、遗老遗少出城五里以外跪迎。十月，清朝小皇帝福临登上了紫禁城的皇帝宝座，颁即位诏书于天下：“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

在与清较量的过程中，明王朝一直面临着西部与东部两条线的作战压力。在崇祯朝的最后几年，帝国的主要力量都被用来对付越剿越多的“流寇”。西线作战的压力，最终耗尽了大明的国力。崇祯皇帝虽然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但由于前几代腐朽皇帝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导致底层人民已经到了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的地步。民间的反对力量，是明朝最终灭亡的主要因素。而清朝的入主，将给这个遭受连年天灾、兵祸的中原大地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这一切还都是个未知数。

清王朝的稳固

多尔衮像

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洗礼，17世纪中叶的世界，特别是欧洲大陆，不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更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步入近代化历程。在此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东方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也在上演着一场新变动。1644年的北京紫禁城，就是这场新变动的集中展示地。

十月初一，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精心筹划下，年仅六岁的清幼主福临宣布即皇帝位，并于初十登上紫禁城皇极门，颁即位诏于全国。“天崩地解”的大变局，至此基本尘埃落定。

从福临即皇帝位这一刻开始，中国历史便翻开了新的一页，清王朝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多尔衮武力摧毁大顺政权。然而，放眼当时全国形势，新诞生的清王朝需要面对的局面，实在很不容乐观。

尽管清军已经控制了辽东、畿辅、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等地区，但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依然拥有整个西北，以及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张献忠的大西军，正处于收取四川的过程中；明王朝虽然崩塌，宗室势力却仍然统治着南部广大地区，并建立起弘光等南明政权。

如何应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成为清朝统治核心权力层的头等大事。

小皇帝福临自然难以担此重任，于是考验再次落在实际执政者——摄政王多尔衮身上。

南明抗清铁炮

清代武官盔甲，内蒙古博物馆藏。

多尔衮，这位指挥八旗铁骑杀进关内，并把李自成赶出北京城的关键人物，确实具有很强的军事、政治才能。入关之初，他就曾采取一系列举措，如为崇祯皇帝发丧、起用明朝旧官、清除明朝弊政苛政等，以争取人心。此时，面对危机重重的考验，他审时度势，果断做出对农民军、南明政权等抗清力量展开猛烈攻势的决定，以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

史可法像。明末抗清名将、民族英雄。清军攻陷北京城后，拥立明福王（弘光帝），继续与清军作战。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多尔衮劝降，拒降遇害。

顾炎武像。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投身南明朝廷，投笔从戎。南明政权覆灭后，累拒仕清。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十九日，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派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西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率部从征，进攻李自成大顺军及其政权；同时，决定十月二十五日出兵江南，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随征，进攻南京的福王弘光政权。

顺治像

不久，由于战事局面的变化，多尔衮接到河南巡抚罗绣锦的告急求援后，不得不调整进军策略，下令多铎所部大军改南下为西进，先救怀庆，转攻陕西，取潼关，与阿济格部形成夹击之势，会师西安，以彻底摧毁李自成军。

这一部署非常奏效，经过一番激烈较量之后，李自成大顺政权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被摧毁。紧接着，南京弘光政权、张献忠大西政权，也先后于顺治二年五月、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覆灭。此后，南明隆武、鲁王监国、绍武、永历政权，以及大顺军、大西军余部，时而各自为战，时而联起手来，继续与清廷对抗。不过，除最顽强的永历政权一直支撑到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外，其他政权有的仅存在一个多月，有的也就维持了一年多。这些政权之所以不能有所作为，最大的症结就在于为争权夺利而内讧不已，彼此间为正统之名而争斗不息。

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掌控地域的不断扩大，使清王朝逐渐获得较为稳固的统治基础。但与此同时，清廷最高统治层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多尔衮和小皇帝福临身上。

顺治帝亲政：清算与调整。多尔衮尽管在入关前夕为了顾全大局，放弃了嗣君之争，扶立福临，但他并非一个淡泊权力的人。尤其是随着清王朝统治局面的不断好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权力欲越来越膨胀，甚至发展到有些忘乎所以的地步。

多尔衮权力欲的膨胀，主要表现为：越来越独断专行，党同伐异；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集团，用人唯亲；贪图声色，擅作威福；蔑视小皇帝福临，俨然以“真皇帝”自居。这样一种势头，迅速使朝廷内部的矛盾趋于尖锐化。

顺治帝曾抱怨说：“于时墨勒根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人向朕言者。”更对多尔衮亲信者的行为表示愤慨说：“岂意轻蔑朕躬！”显然，多尔衮及其集团势力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了皇权。

摄政王多尔衮令旨

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件谁也料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晚八时左右，年仅三十九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因外出围猎时摔伤膝盖，加上风疾的长期困扰，猝死于他为避暑专门经营的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境内避暑山庄）旁。

多尔衮的丧事，顺治帝处理得很得体。他不仅亲自到东直门外五里迎多尔衮柩车，而且下诏褒扬多尔衮的谦让之德和平定中原的功劳，要求中外以皇帝礼仪为多尔衮举丧，并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这一尊荣，对多尔衮来说，也可含笑九泉了！

按照规定，一旦小皇帝长大成人，摄政王便要归政，由皇帝亲政。现在既然摄政王多尔衮去世，亲政问题便被提上了日程。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日，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福临在紫禁城太和殿宣布亲政，颁诏大赦天下。清王朝的新政治权力格局自此启动。

然而，表面看来波澜不惊的核心权力转移，背后却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刚刚去世不久的多尔衮，成了这场暴风雨的冲击对象。

顺治八年二月十五日，原多尔衮近侍苏克萨哈等，上疏揭露多尔衮私制帝服、私藏御用之物。六天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又联合上奏，控诉多尔衮独专威权等罪。

顺治帝命在朝大臣进行商讨，结果众臣一致同意应追治多尔衮之罪。

二月二十一日，顺治帝下诏列诉了多尔衮所犯的十几条主要罪状，昭示全国。其中的致命点，是认定多尔衮“谋篡之事果真”，也就是说，多尔衮想“篡位夺权”。

如此大逆不道之罪，自然要予以严惩。尽管多尔衮已死，但他仍受到剖棺、鞭尸、砍掉脑袋、暴尸示众的惩罚；其母亲、妻子也受到罢追封、撤庙享、停恩赦的处置。牵连所及，其他多尔衮势力集团中人，也大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惩治。

这一事件，无疑体现了皇权与摄政权之间严重紧张的关系，也反映出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利益纷争的重大矛盾。但若仅仅如此，似乎还不能说明这场暴风雨爆发的根源。事实上，统治层权力争夺的背后，还蕴含着一个更大的政治、社会原因，那就是随着清政权向清王朝角色地位的转变，作为核心统治者的满洲权贵，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思路。在这个事关清王朝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满洲权贵内部的认识并不一致。

在问鼎中原、以武力平定大顺政权等敌对力量的进程中，以多尔衮为代表的一部分满洲权贵掌权者的头脑还是清醒的，采取的策略也大体合宜。然而，随着形势向有利于清廷的方向发展，多尔衮等越来越显露出征服者高高在上的优越、专断姿态，肆无忌惮地践踏着广大汉族民众的利益。

圈地、投充、逃人法三大弊政，以及无视汉族文化传统，强行命令汉族人民依满俗剃发易服，多次制造血流成河的屠城等，不仅加剧了满汉民族间的隔阂与冲突，更体现出多尔衮等决策者的政治短视。这样下去，怎能获得民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阎崇年

多尔衮打下地盘，脑子发热了，强制汉族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就引发了冲突，民族的冲突，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原是农耕文化，满族是森林文化，语言和文化都不容易沟通。汉族人的观念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能接受剃发呢，于是他们就起来进行激烈的对抗。

顺治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算多尔衮及其势力集团，是势所必然的：一方面，他出于自己的最高权威受到威胁的原因，起而做自我保护；另一方面，从统一和稳定全国的角度考虑，很有必要扭转多尔衮等一部分满洲权贵的过激统治思路。

亲政后的顺治帝，果断地对统治思路和策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督促各级官吏招徕流民开垦荒地，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对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赋役制度进行整顿，编纂成《赋役全书》，颁行全国；丈量土地，绘制成鱼鳞图册，并将人丁、丁银、地、粮四项编制成黄册，即户口册；整顿吏治，严惩贪官；协调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对蒙古，主要采取封爵和联姻的方法，对西藏地区，则实行政、教并用政策，扶持顾实汗和达赖喇嘛分别掌管行政、宗教事务，等等。

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多尔衮摄政期间的许多过激行为，并在缓和满汉民族间的紧张关系、消解广大汉族民众对清廷的敌视情绪上，做出了积极努力。而随着几支主要抗清力量被逐一消灭，以及与一部分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起较为良性的关系，清王朝不仅基本站稳了脚跟，掌控区域也大大拓展，从而为其后的统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世事难料，正当清王朝统治大有起色之时，肆虐的天花病毒，却无情地断送了这位年轻皇帝的生命。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夜子时，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在天花病魔的折磨下，撒手人寰。按关外习俗，顺治帝火化后，被安葬在河北遵化境内昌瑞山南麓的孝陵。

作为清王朝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虽然生命短暂，但他勇于开创的作为与魄力，却并不平凡。

康熙亲政，诛灭鳌拜。天花虽夺去了顺治帝的命，却成就了另一个人，那就是皇三子玄烨。

在顺治帝弥留之际确定皇位继承人时，只有玄烨因年龄和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符合条件，在孝庄皇太后和传教士汤若望的支持下，年仅八岁的玄烨被确定为嗣君。

考虑到玄烨年纪尚小，顺治帝在征得孝庄皇太后的同意后，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并将此写进遗诏。

这项人事安排大有深意：一是可以避免当年多尔衮摄政擅权局面的重演，避免宗室亲王对皇权的威胁；二是索尼等四人虽然属于异姓，但出身八旗中由皇帝掌管的上三旗，即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对皇帝忠诚；三是在当年拥戴顺治帝及同多尔衮的抗争中，索尼等四人立场鲜明、态度坚定地站在孝庄皇太后一边，从而深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和信任。这样一来，一个既可以避免亲王摄政体制弊端，又可以巩固皇权，以孝庄皇太后为主、亲信大臣辅政的中央统治核心便形成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大统，诏告天下，改次年为康熙元年。

以异姓而身膺辅政大任，对索尼等四人来说，当然是受宠若惊。受命之际，他们曾立下誓词，表达了不私下与诸王贝勒往来、不结党羽、不受贿赂等忠君报国的决心，以报答顺治帝的托付大恩；并表示，如若违背誓言，将遭到“上天殛罚，夺算凶诛”的报应。

然而，尽管信誓旦旦，执政之后，辅政四大臣却对顺治帝更张旧制、渐习汉俗的做法加以变更，提出“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治国主张。这意味着要向关外时期的旧传统、旧制度回归。

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们虽然也延续了顺治帝时的一些积极策略，如重视吏治、奖励垦荒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取消内阁和翰林院，恢复内三院旧制，提高满官品级，排斥打击汉族士绅势力，借端制造“哭庙案”“奏销案”“明史案”等，显然不利于刚步入正轨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又激化了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受权力欲和利益驱使，辅政四大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激化。尤其是鳌拜，自恃战功卓著，不甘心居辅政四大臣之末的位置，于是他极力培植党羽，想方设法把持朝政，擅作威福，甚至不把小皇帝玄烨放在眼里，抗旨逆命，拦截奏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年多尔衮专权的一幕，即将再次上演。

康熙六年（1667年），按照顺治帝亲政例，年已十四岁的康熙帝到了亲政的年龄。此时，身居首位的辅政大臣索尼已是年老多病，鉴于鳌拜势力越来越膨胀，他担心发生事端，便提议皇帝亲政。苏克萨哈、遏必隆二人表示赞成。鳌拜心里虽一万个不情愿，但也不便公开反对，只好于三月领衔上奏，提议皇帝亲政。但康熙帝以自己年纪小为由，表示想再等等，故留中未发。

六月二十三日，索尼去世。鳌拜的气焰更盛，俨然以首辅自居。

这一事态，使孝庄太皇太后深感不安，她同意康熙帝亲政。于是，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亲政大典。

面对鳌拜的骄横跋扈、势力坐大，康熙帝虽然还是少年，但已学习了不少治国理政经验，文化素养也大大提高，他当然不愿坐等鳌拜就此恶性发展下去，威胁自己的皇权。那么，如何制止鳌拜呢？这是个让康熙帝不得不周密思虑的大问题。因为鳌拜的亲信党羽几乎遍布朝中重要机构，如果处理得不好，将会酿成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

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少年老成的康熙帝筹划了一个智取鳌拜的妙计。

第一步，他重用忠于自己的心腹之人，悄悄组织起一支由皇后叔父索尼第三子索额图率领的少年卫队。这些十五六岁的少年，整天陪着皇帝玩“布库之戏”，即使鳌拜来，也照常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迷惑鳌拜，让他觉得皇帝沉浸玩耍，无心政事。而且，布库戏是满族传统的摔跤运动，不会引起鳌拜警觉。鳌拜有时也在暗中监视，但没发觉有什么异常，慢慢地也就不当回事了。

第二步，康熙帝有意借各种名义把鳌拜的亲信党羽派遣出京，以扫除障碍。

一切措置稳妥之后，关键的一步棋开始付诸行动了。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初十，康熙帝在南书房召见鳌拜。像往常一样，鳌拜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不加防备地只身前往。他刚走进房内，早就埋伏好的摔跤勇士们便冲了出来，将他团团围住。鳌拜虽然在疆场上能征惯战，但此时手无寸铁的他，哪里是众多身手矫健的小伙子的对手，转瞬间便被擒住。

接下来，鳌拜的其他主要亲信党羽也全部被缉拿监禁。

五月十六日，康熙帝命议政王等审讯鳌拜及其同党。审讯的结果是，议拟鳌拜犯有三十条大罪、遏必隆十二条、班布尔善二十一条等，应分别处以斩、绞、凌迟重刑。奏上，康熙帝考虑到此事牵连甚广，而且扳倒鳌拜的目的已经达到，为避免引起政局动荡，决定从宽处理：除将班布尔善等九人处死外，其他人皆免死，从轻治罪；对首恶鳌拜，则革职拘禁、籍没家产。不久，鳌拜病死在拘所。

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康熙，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鳌拜及其集团对皇权和政局的威胁。这一果断行动，无论是对最高统治权的稳固，还是对清王朝的发展，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

平定三藩之乱。铲除鳌拜虽然使康熙帝长舒一口气，但接下来“三藩之乱”的爆发，则使他再次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三藩，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分别掌管的云贵、广东、福建势力范围。耿精忠的爵位袭自其父继茂，而继茂袭自其父仲明。这个格局，确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林存阳

清王朝最早建立三藩的目的是为了解除朝廷的南顾之忧，就是希望他们来屏障朝廷，即通过笼络、利用吴三桂等人，收“以汉制汉”之效。应该说，这一设计有其合理性，也确实收到了很大成效。不过，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如三藩之王能否对朝廷一直忠心不二， 三藩势力一旦坐大，朝廷如何应对，等等。

此后，清廷担心的事情，慢慢都变成了现实。

三藩不仅垄断地方财政、聚敛财富，还不断以兵饷和行政开支为由，向朝廷伸手索要巨额经费，这给朝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三藩虽非封地，但操纵着当地官员的任免大权，吴三桂节制的云贵地区尤其如此，这既是朝廷授予三藩特权的后果，也是三藩专擅一方的恶性膨胀，这些地区简直成了“独立小王国”。

更为严重的是，三藩各握兵柄，拥兵自重，虽然仅占全国总兵力的十分之一，但他们手下的兵，只知为藩王家丁，不知有朝廷。而且，除额定兵外，三藩还拥有数量众多的私人武装力量。这对清廷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三藩尾大不掉之势就这样形成了，与朝廷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三藩割据的发展态势，逐渐引起朝廷关注。顺治年间，已有部分官员开始上疏弹劾三藩的不法行为；康熙初年，庆阳知府傅弘烈奏告吴三桂图谋不轨，浙江巡抚范承谟更上书呼吁撤掉三王。这引起康熙帝高度警觉，将三藩问题视为一大心病。但因对付鳌拜，时机尚不成熟，他没有贸然行动，只是暗中为解决这一隐患做积极准备。铲除鳌拜之后，解决三藩问题遂正式提上日程，康熙帝着手对三藩有针对性地进行压制。这让藩王们感到很是不安。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的上疏，成为引发撤藩与否问题的导火索。三月，尚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并请求由其子尚之信袭爵留镇。此时，康熙帝认为撤藩的时机来了。他一面夸尚可喜能识大体，一面以藩王见存、子无移袭之例为由，拒绝了由尚之信袭爵留镇的请求，明令全藩北撤。

这一决定，不仅表明康熙帝对撤藩的明确态度，实际上也是对吴三桂、耿精忠的一个暗示。

为试探康熙帝对自己的态度，吴三桂、耿精忠于七月也疏请撤藩。康熙帝将计就计，表示同意，并令议政王大臣商讨迁移之事。

当时，对撤掉耿藩，朝中意见是一致的，但撤不撤吴藩，分歧很大。除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人赞成撤外，大多数廷臣如图海、索额图等认为不宜撤。康熙帝心意已定，力排众议，坚决撤藩。八月初六，下令三藩全撤。十五日，派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等分赴云南、广东、福建，处理撤藩事宜。

吴三桂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大为恼怒，在手下的怂恿下，密谋反叛。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处死不肯依附他的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钦差折尔肯，公开举兵叛清，拉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

吴三桂像

在吴三桂的影响或胁迫下，一时间叛乱四起。耿精忠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十五日、尚之信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二十一日，先后举起叛旗。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分别于康熙十三年二月、十二月反叛。此外，像一些前明遗老、降清官将、据守台湾的郑氏集团，也都纷纷加入反清行列。就连蒙古的一些部族，也趁机入边侵扰。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康熙帝并没慌乱，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采用分化瓦解、剿抚并用与军事行动配合的策略，从容镇定地对平乱事宜做出部署。

一开始，由于吴三桂等叛军势头猛烈，多路进攻，清军疲于应付，处于不利局面。康熙十五年之后，康熙帝对战略部署重新做了调整，形势逐渐向有利于清军的方向发展。节节败退、越来越孤立的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但八月就病亡了，其孙吴世璠于十月即位。此后，局面完全反转，清军展开全面进攻。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吴世璠见大势已去，在昆明城内自杀。二十九日，吴国柱等率众出城投降，清军顺利入城，戮吴世璠之尸，将其头颅传送京师。

一场历时八年、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的大动乱终于被平定了。康熙帝得捷报后，写了一首《滇平》诗，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感慨：“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未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衣寒。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

平定“三藩之乱”，对清王朝来说，是基本实现统一大业、确立稳固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三十八年的不断努力和开拓，清朝逐渐摆脱动乱的困扰，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统一大业

康熙帝戎装像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无数动荡、纷争，甚至流血战争，但“大一统”则是人们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

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曾在《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序言》中说：“大一统义倡自《公羊》，汉末何休发扬光大之，千百年来此义深入人心，变成我国民族间之凝聚力，都是炎黄子孙，华夏文明，始终应当一统。魏晋以后，政权分崩，实不一统，但任何一族之当道者，都以一统为己任而以炎黄之后自负。”

道路尽管曲折，步履也很艰难，中国最终还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成为多民族的统一体。

其间，清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以安抚、怀柔手段统一蒙古各部。清朝以前，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之间，就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关系。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两者总处于分与合、相依与冲突、一体与多元的张力状态之中。

对此，著名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曾在《清史讲义》第一章《开国》中做过精辟概括。他说：“以物质之缺乏，仰中国为赡生之计，此为其常态。中国未失道时，因其所求，以为操纵，顺则与之，逆则夺之。又多存其部落，予以世职，而保其并生并育。自居于兴灭继绝、扶弱抑强之帝德，而实制其兼并坐大之图。”

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洲后金和清政权，即经历过这一过程；而定鼎北京、建立起清王朝后，随着统治地位角色的转换，又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问题。

为了稳固已取得的政权，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权，清廷面临着多重考验。其中，来自北方和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战与威胁，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要想成就统一大业，清廷必须正视和应对这一挑战与威胁。

而早在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已开始着手解决。

在广袤而美丽的蒙古草原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以狂飙之势，打造出蒙古帝国的辉煌；其子孙更凭此气势，经营出疆域空前、多民族统一的朝代——元朝。

《蒙古人的一天》，蒙古国博物馆藏。

时光流转，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逼退守大漠。从此，他们一方面繁衍生息，一方面因难以割舍黄金家族情结，与明廷对抗，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

活动在大漠周围的蒙古人，分为三大部落，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和漠西蒙古（又称卫拉特或厄鲁特蒙古），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基本上互不统属。每个部落下，又分成几个小部落。由于对继承权、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落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冲突甚至攻掠。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李治亭

蒙古和明朝一直对立，明朝政权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他们也打了二百余年。当然不是天天打，而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努尔哈赤的崛起和后金政权的日益壮大，使蒙古各部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起初，由于势力有限，而且要对抗明廷，努尔哈赤不愿多方树敌，所以对邻近的漠南蒙古的敌视尽量克制，并采取联姻、结盟方式争取其支持。这一远攻近交策略很有成效，科尔沁等部很快成为后金的盟友。

为了争夺对科尔沁等部的控制权，察哈尔部自称“四十万蒙古国之主”的林丹汗，与后金不断发生冲突。就当时的形势来说，林丹汗所部对后金攻明形成后方及侧翼威胁。因此，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二十年间，打击林丹汗成为后金经略内蒙古的主要目标。经过几次大的征讨，皇太极于天聪六年（1632年）将察哈尔汗国击溃。

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王公齐聚沈阳，承认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尊号。此后，在逐鹿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漠南蒙古皆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就是在这一年，皇太极将“后金”改为“清”，对明战争进入新的阶段。

与漠南蒙古不同，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较远，喀尔喀、厄鲁特蒙古和后金之间的关系相对较疏，但也有遣使通贡的来往。

自天聪八年（1634年）起，喀尔喀蒙古开始向后金致书并派遣使臣，双方使者往还不断，希望能“共守盟约，以享太平”。崇德三年（1638年）之后，喀尔喀开始向清进“九白之贡”，即一只白驼、八匹白马。这一形式，至清入关后的顺治十二年（1655年）成为定例，喀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

厄鲁特蒙古也一直保持着与清的遣使通贡关系，并一直维持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

不过，在与清遣使通贡的同时，喀尔喀、厄鲁特也感受到了清的强大威胁。为了抵御来自清的压力，这两部再度形成联盟，于崇德五年（1640年）订立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以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共同利益与安全。

从总体上来看，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安抚、怀柔手段，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是比较成功的。这既为他们对明发动战争争取了较稳定的后方和力量，也为其后继者提供了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有益经验。

政、教并用，以安蒙藏。顺治帝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就是对其父祖策略的成功延续。

崇德七年（1642年），扶持格鲁派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领袖顾实汗，应五世达赖喇嘛之请，率军入藏，推翻了统治卫藏二十多年的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成为西藏及青海地区的最高权力者。此举得到皇太极的支持，双方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

顺治二年（1645年），顾实汗派其子至北京，向清廷表达了“无不奉命”的态度。之后，双方关系更趋密切。

鉴于这一发展态势，顺治帝遂于顺治十年（1653年）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印入藏，正式册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从此，以顾实汗为“屏辅”，清廷实现了对西藏地区的间接统治。

扶持顾实汗的同时，清廷还大力扶持达赖喇嘛。早在入关前，皇太极就曾多次派人延请五世达赖喇嘛，但因时局动荡，一直没能成行。后顺治帝也一再敦请。五世达赖喇嘛与西藏和厄鲁特蒙古僧俗磋商后，于顺治九年（1652年）起身赴京，十二月十五日抵达北京。

五世达赖罗桑嘉措

达赖受到了顺治帝热情而隆重的款待。有意思的是，两人的相见非常“戏剧化”。相见那天，顺治帝并没坐在金銮殿上等待达赖朝见，而是以“田猎”为名，与达赖“不期然”相会于南苑猎场。这样一个“特殊相见”的安排，既达到了出城迎接以示对达赖的尊重的目的，又不失顺治帝作为“天下国家之主”的尊严，对双方来说，显然既轻松又庄重。

达赖在京城居留期间，住在专为他建造的位于安定门外的西黄寺。

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达赖一行离京返藏。停留代噶（今内蒙古凉城）时，顺治帝派大臣赶往赐送金册金印，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子释教普通瓦赤喇 喇达赖喇嘛”。这一举措，不仅确立了五世达赖在喇嘛教中的领袖地位，而且还实现了清廷在蒙藏地区利用喇嘛教进行统治的目的。

通过对顾实汗和五世达赖喇嘛的正式册封，清廷确立起对西藏政、教并用的统治，并为在蒙藏地区推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政策打下重要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马大正

清朝对五世达赖是很看重的，这跟当时的国策有关。人们都知道，清朝作为一个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边疆民族，要成为中国的主人，它依靠什么？主要是依靠满蒙的结盟。满洲和蒙古结盟，把蒙古的力量作为它统治集团力量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满洲和蒙古之所以能结合，有一个很重要的纽带，那就是藏传佛教。

狮钮活佛印

清廷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所面临的内地动荡局势和战略部署重点有关。

哲布尊丹巴活佛

定鼎北京之后，清王朝的统治一时还很不稳固。为了扩大统治权，清廷鉴于客观形势的需要，遂将战略目标和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农民军，南明政权，以及各地抗清武装上。好不容易于顺治末、康熙初将这些威胁扫除，但不久又疲于应对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和据守台湾的郑氏集团。所以，基本上没有精力和军事力量投到其他地方。

如此局面，使清廷不得不暂时以羁縻手段或间接统治，来维持与蒙古等北部、西北部广大地区的关系，蒙古诸部也因此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机会。

御驾亲征，剿灭噶尔丹。然而，这种相对平静、相安无事的状态并没能持续太久，便被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打破了，而准噶尔部也从此成为西北和北部地区的一个主要不稳定因素。

噶尔丹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噶尔部统治权、获得“博硕克图汗”称号后，就开始对厄鲁特诸部及临近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经过十余年征战，实现了这一“近攻”的预定目标。

接下来，气焰日盛的他，又开始了“东进”计划，想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噶尔丹一反其父兄抗击沙俄入侵的严正立场，竟然与沙俄互相勾结。

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率三万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的特穆尔。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时，噶尔丹却在沙俄侵略军头子戈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三万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的特穆尔，使喀尔喀蒙古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在噶尔丹的强势攻击下，喀尔喀各部惨败，其首领不得不率部南下附清。噶尔丹又以追逐喀尔喀为名，气焰嚣张地进犯当时已为清廷所统一的内蒙古乌珠穆沁地区。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进攻驻守当地的清军，并乘胜长驱而入，一直打到距北京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这一局势，对清廷构成了极大威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马大正

噶尔丹不是想投靠沙俄，而是想利用沙俄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俄国也想利用噶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希望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获取更多的好处。噶尔丹想利用沙俄，实际上却被沙俄所利用。

噶尔丹的大肆扩张，以及与沙俄的狼狈为奸，不仅阻碍了当时反击沙俄的良好势头，而且恶化了清廷和厄鲁特蒙古早已建立的遣使通贡关系。尤其严重的是，噶尔丹竟然狂妄地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要求，俨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

面对如此危局，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尔丹这个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至殒命不止”。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宁边疆，他决定打击和消灭亲俄的噶尔丹分裂势力，并迅速做出“断宜速灭”“除恶务尽”的平定方针。

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起，清廷派大军向噶尔丹发起了反击。

在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康熙帝曾于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九月和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三次率军亲征，这表明了他彻底打击噶尔丹的坚定决心。

几经较量，清军先后在乌兰布通、昭莫多之役中获得大胜，重创噶尔丹军，将其有生力量消灭殆尽。

康熙帝错金龙纹腰刀，呼和浩特市地区征集，内蒙古博物馆藏。

清军与噶尔丹军队激战

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十三日，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噶尔丹身亡于阿察阿穆塔台。噶尔丹的侄子丹济拉等带着噶尔丹的尸体及其女钟齐海，率三百户归降。

剿灭噶尔丹、招抚其部众的目的均已达到，康熙帝遂于五月十六日班师回京。

清廷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和分裂，在统一西北和北部边疆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且，还有效地遏制了沙俄对我国边疆的侵略、蚕食，捍卫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完整。

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令牌，锡林郭勒盟地区征集，内蒙古博物馆藏。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噶尔丹所挑起的动乱，却也给清廷带来一个意外收获。当噶尔丹攻击喀尔喀时，喀尔喀不得不向清廷求援，并归附了清廷。

为了安置喀尔喀部众，康熙帝于三十年（1691年），集内外蒙古首领，在多伦诺尔举行了一次盛大会盟。并按照内蒙古编制，将喀尔喀诸部分设三十四旗，实行扎萨克制，赐封各首领亲王、郡王等爵号。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成崇德

多伦诺尔是蒙古语，意为七个湖泊。康熙在这个地方扎了很多营帐，把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请来，把新疆的王公都请来，把西藏的喇嘛请来，举行了一次阅兵、会盟。

这次会盟，意义非同一般。清廷不仅从此将漠北地区纳入直接管辖之下，还凭借喀尔喀在北部边疆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铜墙铁壁”。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阎崇年

《清史稿》评价康熙皇帝之功，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虽曰守成”，就是说他守住了原来祖先的事业，并且进行了巩固。“实同开创”怎么理解呢？譬如说疆域问题，历经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特别是入关后，顺治皇帝用了十八年），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康熙帝曾不无自豪地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一波方平，波澜又起。

继噶尔丹之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首领。他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形势复杂多变之际，企图控制青藏地区，依附沙俄，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廷发动了对西藏的武力征服。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代固伦恪靖公主府。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六女儿恪靖公主下嫁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敦多布多尔济后所建府邸。

为稳定西藏动荡局势，康熙帝两次派军队入藏，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西藏。

驱准保藏获得胜利后，清廷在西藏设置噶伦，任命康济鼐等藏官总理藏政，以加强对西藏的直接管理；并派四千军队留驻拉萨，维护治安。

弓箭。内蒙古博物馆藏。弓箭是当时战场上的常见冷兵器。

此后，雍正帝鉴于阿尔布巴事件，于雍正六年（1728年）正式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衙门。

乾隆十五年（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后，清廷废除“郡王”，改设四噶伦制，并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明文规定、强化了驻藏大臣的职权。五十八年（1793年），击退廓尔喀第二次入侵后，又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将西藏地方的行政人事、司法、财税、外交、军事等权力赋予驻藏大臣，并确立了选择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金本巴瓶”掣签制度。西藏地方与朝廷的政治关系，在制度上最终趋于定型和强化。

征剿罗卜藏丹津，西征噶尔丹策凌。在驱除策妄阿拉布坦的过程中，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以及青海和硕特各部首领曾随清军入藏，出了不少力。清廷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分别予以赏赐，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但早就想独霸青海、西藏之地的罗卜藏丹津，因清廷的安排不合己意，大为不满。

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他于雍正元年（1723年）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自称“达赖珲台吉”，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的霸业，即占据西藏，遥控青海。

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雍正帝，一开始并不想兴师动众，希望罗卜藏丹津能“罢兵和睦”。但罗卜藏丹津不仅不听劝告，气焰反而更为嚣张。

鉴于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雍正帝决定迅速平叛，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征剿。罗卜藏丹津慑于清军的强势进逼，请求罢兵。雍正帝断然拒绝讲和，坚持武力平叛。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清军以五千精兵，分成三路，直击罗卜藏丹津的巢穴。仅用了短短十五天的时间，便大获全胜，罗卜藏丹津改扮女装逃亡准噶尔部，其余叛乱首领皆被俘获。三月初一，年羹尧大军凯旋班师。

随后，年羹尧提出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任命“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理青海一切事务、实行盟旗制等十三条处理青海善后事宜的意见，经总理王大臣讨论后，得到雍正帝的批准，于雍正三年（1725年）开始实施。这些举措，使清廷对青海地区的管辖得到巩固，促进了该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推进。

解决了青海地区的问题后，雍正帝又将视线转向准噶尔部。

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清廷敦促他将罗卜藏丹津交出，但他一再拖延。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以“准噶尔匿青海叛贼罗卜藏丹津将不靖，必扰青海及唐古特”为由，决定分两路进兵西北，以解决准噶尔部对清廷的威胁。

但接下来的几年，由于噶尔丹策凌多次耍诈降手腕，于是双方时战时停，互有胜负。

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冬，元气大伤的噶尔丹策凌向清廷求和。此时，清廷也因连年用兵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且出师久而无功，于是宣布暂停进兵。但清廷内部对是战是和的意见并不统一。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雍正帝决定议和，然后派傅鼐、阿克敦等前往准噶尔宣谕，希望准噶尔与喀尔喀游牧界明确划分，永息兵戈。

由于议和已经开始，形势也趋于缓和，雍正帝于十三年（1735年）批准西北两路撤军计划，只留少量兵力驻守。但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划界问题才在反复讨论后达成正式协议。

雍正年间西征噶尔丹策凌之役，虽然有得有失，但总体来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既消灭了噶尔丹策凌叛军的一部分有生力量，遏制了其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维护了喀尔喀蒙古、青海和硕特蒙古和西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也为此后解决准噶尔部问题奠定了基础。

水印画《征回部》

主动进取，实现“大一统”。与康熙、雍正二帝被动应对准噶尔部首领叛乱不同，乾隆帝则采取了主动进取的策略。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凌病逝，准噶尔部因继承权而发生激烈争斗。在争斗中，达瓦齐胜出，成为准部首领，但杜尔伯特、和硕特部的许多贵族则归附了清廷。

乾隆帝敏锐地把握住准部动荡、达瓦齐统治不得人心的有利时机，于二十年（1755年）二月，果断地派两路大军出兵伊犁，征讨达瓦齐。六月，自立为汗的达瓦齐被清军俘获，平准之役大获成功。

但不久，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和硕特部的阿睦尔撒纳，因请求当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大为恼火，于八月举兵叛清。

乾隆帝再次出兵征讨。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清军在库陇癸之战中大捷。六月，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而死。

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七十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平定，纳入国家版图。

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刚刚被平定，曾支持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小和卓木霍集占，又煽动威胁其兄大和卓木布拉尼敦，在天山南路叛清。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至二十四年（1759年）秋，清廷派大军进剿，将大小和卓木擒杀，从而平定了天山南路。

平定天山南北两路后，为稳固西北边疆、加强对新疆的治理，清廷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伊犁将军之下，分设都统和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管理各地军政事务。并根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原则，在天山北部汉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实行扎萨克制；伊犁地区和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维持伯克制，但将伯克的任免权收归朝廷，而且严格实行政教分离。

经过长期努力，北部和西北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这个过程实在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所以，魏源在《圣武记》中曾这样总结：“西北周数万里之版章，圣祖菑之，世宗畲之，高宗获之。”

清人绘《弘历洗象图》，描绘乾隆皇帝行乐的场面。

除了经营北部和西北地区外，乾隆朝还对西南等地区多次用兵，平定动乱，反击外国势力入侵。如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年）、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年），先后两次出兵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动乱；三十一年（1766年），出兵反击缅甸对中国边境的入侵；五十三年（1788年）、五十六年（1791年），两次出兵反击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等。

尽管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等，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乾隆帝曾说：“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

向往和平与稳定，厌恶动乱与战火，是人们的共同愿望。但事情往往并不如人愿。面对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或威胁，如果不能果断地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解决，国家就不能获得安宁和发展。边疆稳固、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多民族和谐共处，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

尽管乾隆帝的话难免有为自己连年用武开脱之嫌，却也有一定的道理。

正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开拓和经营下，清王朝的疆域达到了鼎盛状态。

当时的版图，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接中亚细亚；东到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库页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北抵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南达喜马拉雅山脉，包括拉达克。陆地总面积达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而此时的人口，也已达到三亿多。

“图大鸿谋远，宅中燕翼垂。即今大一统，前烈万年知。”乾隆帝的这一感叹，虽然不无虚誉，但在客观上确也体现了清朝前期所达到的新高度。

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清时期全图（1820年）

收复台湾

清乾隆铜版印本《平定台湾》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一支葡萄牙的商队前往日本国进行贸易，途经台湾海峡时，看到一处岛上秀丽的自然美景，不禁惊呼：“I Iha Formosa！”意思是“美丽之岛”！这处被赞叹为“福尔摩萨”的岛屿，就是台湾岛。

然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家园，并非总是那么祥和与安宁。自17世纪以来，她曾经历被外国殖民势力占据的苦痛，也曾饱尝国内战火的煎熬。尤其是明末至清康熙初期，台湾的命运更是一波三折。

荷兰独占台湾，实行强制统治。台湾，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部，介于东海与南海之间，东临浩渺的太平洋，西面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遥遥相望，最近处相距仅一百三十公里。总面积约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呈南北长、东西狭之势。由于台湾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清朝时就被视为“东南之锁钥”“数省之屏障”。

据考古发现，台湾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息繁衍。

1970年，在台南左镇菜寮溪一带的河床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灰红色的人类头顶骨化石残片。经鉴定，为一男性青年，年代距今约三万至两万年。1968年，台湾大学的考古队，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掘出多达三千余件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年代距今约一万五千至五千年之间，或者更早些。这就是“长滨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被发现者已有一千多处，星罗棋布于台湾岛各处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从文化层来看，有早期的绳纹文化层，中期的圆山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巨石文化层，晚期的黑陶文化层、红灰文化层等。“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即这一时期典型的文化遗址。

考古发掘不仅展示出台湾宝岛上人类足迹的久远性，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如今被大家通称为“先住民”的人，与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南及南部沿海地区古越族等，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民族学、民俗学等研究对此同样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随着时代的推移，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众多从大陆而来的移民，与先住民一起，共同致力台湾的开发和发展，使台湾不断呈现出新面貌。

据文献记载，自汉代起，大陆与台湾的交往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其间，既有大陆民众因战乱或迫于生计泛海至台移民求生者，也有随着商业发展海峡两岸民间贸易往来者。尤其是11世纪中叶以后，两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趋紧密。

在此形势之下，中原王朝也日益对台湾予以关注和经营。

北宋时，开始在澎湖派兵戍守。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隶属于晋江。元朝至元年间（1264—1294年），又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自此，台、澎地区开始正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

明初鉴于元朝用兵海上失败的教训，颁布禁海令，并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废澎湖巡检司。后来迫于倭寇、海盗的猖獗，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重又恢复巡检司，但不久因海天遥阻而裁弃。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才因日本侵扰台湾而设置“游兵”，驻厦门遥相指挥。然而，由于兵力单薄，加上军纪废弛，实际上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东南海防几同虚设。

更为严重的是，明朝末年统治的衰败、海防的空虚，给了外国殖民者以可乘之机。台湾就是在这样的时势下，不幸被荷兰入侵者占据的。

自大洋航道开辟以来，西方国家即不断将殖民势力投向东方，凭借优势武力，寻求建立贸易基地，以攫取高额利润。中国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由韦麻郎带领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第一次进犯澎湖。福建巡抚徐学聚等坚决反对，积极布防，并派沈有容前往劝谕，晓以利害。韦麻郎不仅没能获得通商的机会，而且在福建官兵严阵以待的情势下，不得不撤离澎湖。

但荷兰并没有因此放弃入侵计划，明天启二年（1622年）再次卷土重来，雷约兹率领的舰队侵入澎湖岛，修建城堡，向福建地方官府提出通商要求，并在沿海地区不断进行骚扰。

明廷对此深感不安，决心以武力将荷兰殖民者赶出澎湖。

经过一番较量，荷兰殖民者在明朝军队的优势包围下，被迫求和。而此时的明王朝，由于受到东北后金政权和西北农民大起义的困扰，已无更多精力顾及东南海防。于是，双方在明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达成协议：荷兰人从澎湖撤走，福建地方官府应允他们到台湾贸易。这项协议虽然使明王朝暂时获得了澎湖的安宁，但也给荷兰入侵者侵占台湾留下了口实。

荷兰人入侵台湾后，很快在台南站稳脚跟，构筑了热兰遮城、赤嵌城等城堡，并逐渐向中部、东部和北部不断扩充势力。

明天启六年（1626年），即荷兰侵入台湾两年后，西班牙人也入侵了台湾的北部，同样构筑城堡，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利益的驱使下，荷、西双方不断发生冲突，都想独霸台湾。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荷兰人向西班牙人发起军事进攻，西班牙人战败投降。至此，西班牙人在台湾十六年的统治结束，荷兰人独占了台湾。

在侵占台湾期间，荷兰人俨然以主人自居，对台湾广大民众实行强制统治。

他们强迫所占领的村社签订归附条约，设置长老进行管理；将汉族移民集中于几个特定区域，也实行长老统治，并严密防范汉人和当地居民来往。只要有人敢反抗，就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或屠杀。

荷兰殖民者还大肆搜刮掠夺台湾的财富。他们不仅将台湾土地称为“王田”，强迫民众交纳赋税，掠夺鹿皮、米、糖等特产，而且以台湾为据点，进行转口贸易，牟取暴利。

据统计，年均从台湾运往荷兰的财富达四十万荷兰盾，相当于四吨黄金！这反映出台湾民众所受到的剥削和掠夺，是何等的残酷！就连荷兰远征队统帅宋克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中国沿岸的掠夺行为，激起了全中国的愤怒和反抗，他们把我们看成是谋杀者、暴君、海盗一样。我们对付中国人的手段确实也是非常刻薄和残酷的。”

郑成功弃文从武，反清复明。台湾各族人民自然不甘忍受荷兰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不断掀起反抗行动。

顺治九年（1652年），郭怀一领导的抗荷起义就给了殖民者沉重一击，使他们惶恐不安。尽管参与起义者遭到血腥屠杀，但广大台湾民众的反抗斗志愈加坚定。血的教训使他们更清醒地意识到，除了自己要不断抗争外，获得大陆人民的支持援助，尤为迫切。

郑成功的崛起，给深受欺凌的台湾人民带来了希望。

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的那一年，即明天启四年（1624年），郑成功诞生于日本长崎平户，崇祯三年（1630年）被接回家乡，居住在晋江安平郑府。

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父亲是海商兼海盗的郑芝龙。

郑芝龙早年曾跟随海商李旦从事海上贸易，后在日本结识了著名海盗颜思齐，密谋推翻幕府事败后逃往台湾，很快在诸罗山（今台湾嘉义地区）一带形成一大势力集团。明天启五年（1625年），颜思齐病死后，郑芝龙被众人推举为首领，其势力日益扩大，威震南海。后郑芝龙接受明廷的招抚，坐镇东海沿海一带。因剿灭海盗、反击荷兰侵扰屡立战功，升任为福建总兵、福建都督。与此同时，其海商集团势力更加强盛，几乎完全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雄霸海上。

集官、商、盗于一身的郑芝龙，对儿子郑成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读书人，博取功名，同时希望他将来继承自己多年打拼出来的庞大海商家业。

郑成功像

郑成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一面努力求学，视读书为“至爱”，一面热衷于骑马射箭和剑法。《春秋》和《孙子兵法》是他最爱看的书，这为他日后念念不忘故国的戎马生涯做好了铺垫。

然而，郑成功的人生发展方向，却在明清易代的动荡局势中发生了重大转折。

1644年，关外清政权的八旗铁骑破关而入，问鼎中原，拉开了清王朝统治的序幕。这一统治权的位移，对广大汉族民众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考验。

当此关头，那些情系故国、不愿接受满洲人统治的汉族民众，纷纷起兵抗清；明宗室也陆续建立起一些南明政权，以对抗清廷。

“闽海王”郑芝龙加入了这一潮流。他先是接受南明弘光政权的“安南伯”封号，继而于顺治二年（1645年）在福州与黄道周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建立隆武政权。

出于巩固自己地位和为儿子谋发展的考虑，郑芝龙带儿子拜谒了隆武帝。这次会面，郑成功与隆武帝谈得很投机，隆武帝当即赐予朱姓，并将其本名“森”改为“成功”。郑成功遂有了“国姓爷”的美称。

但出人意料，郑芝龙在争权夺利的野心驱使下，并不是真心辅佐隆武政权成就一番事业。这使清军于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兵不血刃地进入福州，隆武政权覆灭。郑芝龙旋即接受了清廷的招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郑芝龙率手下归附清廷时，清军却打进了他的老家安平。其妻田川氏因不堪忍受清兵羞辱，投缳自尽。

面对国破家亡，郑成功最后做出痛苦抉择，坚拒了父亲和清廷的劝诱。他曾作诗明志说：“天以艰危付吾俦，一心一德赋同仇。最怜忠孝两难尽，每忆庭闱涕泗流。”又到孔庙祭拜，表明心迹：“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衣，祈先师昭鉴。”毅然弃文从武，矢志走向反清复明的道路。

郑成功于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在烈屿（小金门岛）誓师起兵后，很快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武装力量。他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自称“招讨大将军”，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展开了与清军的较量。

郑成功势力的不断壮大，对清廷来说，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军事进攻、厉行海禁没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清廷试图以敕封澄海公、挂靖海将军印，以及允给泉、漳、惠、潮四府驻兵等手段，招抚郑成功。但因郑成功始终坚持索地、增饷、不剃发等原则，清廷劝降陷入僵局。

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鉴于“地方频得频失，终无了局”的困境，郑成功决定转变策略，全力北伐南京，希望借此实现反清复明的“中兴大业”。这一策略得到永历帝的肯定，晋封他为延平王，并令其迅速进军江南，勤王迎驾。

《郑成功弈棋听军情图》

但由于部署失当，郑军前两次出兵均遭败绩。

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郑成功不顾西南基本平定、清军即将掉头东向的危险，第三次率全师出击，于七月直逼南京城下。郑成功满怀豪情，挥笔赋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战机稍纵即逝。面对绝对有利的局势，郑成功因误判而没能采纳部下速战速决的建议，致使错失了一次扭转局面的良机。

在清军六路增援大兵的反攻下，郑军遭到重创，不得不返回金、厦基地。从此，郑成功再无力发动战略性进攻。

驱荷复台，初步经营和治理。清廷乘胜追击，派重兵前往福建，想一举把郑成功所部歼灭。郑成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避免倾覆的厄运，郑成功在征得大多数将士的同意和支持后，决定进取台湾，以形成“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的有利形势。

就在这时，原郑芝龙的旧属、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的何廷斌到厦门，将台湾地图、赤嵌城木制模型和荷军的兵力部署图呈献给郑成功，并极力劝说他收复台湾。这更增强了郑成功进取台湾的信心。

于是，郑成功力排众议，决定进军台湾。他开始积极着手制定攻台方案，训练军队，修造船舰，并采取措施以麻痹占据台湾的荷军。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二月，由厦门移驻金门，令其子郑经和郑泰、黄廷等留守金、厦。

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亲率大军，从金门岛料罗湾出发，吹响了攻取台湾的号角。

在何廷斌的引导下，郑军于四月初一抵达鹿耳门港外。台湾民众闻听祖国大军的到来，纷纷前来欢迎，并协助郑军登陆。

登陆后，郑成功一面立即向荷军发动军事攻势，一面致书荷方，强调台湾乃“中国之土地”，希望荷方将其无条件归还。但荷兰殖民者哪里肯轻易就范，仍然进行抵抗。

为了彻底摧垮荷军，郑成功先对赤嵌城展开了攻势。荷军守城司令官猫难实叮在郑军的围攻下，无计可施，不得不签订投降书。接着，郑成功又对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展开进攻。但因荷军炮火猛烈、城墙坚固，郑军多次攻城失利后，便不再强攻，转而采取围困策略。

十二月初，也就是围困台湾城八个月后，郑成功下令炮轰荷军防御工事乌特利支堡，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即占领了该据点。

此时，摆在荷兰殖民者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投降，要么被全部消灭。经过权衡，荷方总督揆一选择了前者。

经过谈判，郑、荷双方达成协议，该协议中文为十六条、荷文为十八条。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双方代表在大员市镇税务所举行誓约、签字、盖章、互换条约仪式。9日，在台江边的沙滩上，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几天后，揆一即带领残余的五百余人退离台湾。

至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重又回归炎黄子孙的怀抱。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厦门大学教授、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邓孔昭

郑成功确实是把台湾当作一个要长远发展的地方来建设的。首先，他要解决自己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他把军队分派到台湾各处去开发土地，去进行农业生产。其次，他建了孔庙，又建了学校，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在台湾传播。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此以后就发展起来了。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将之视为抗清的一个长久基地，为实现反清复明的心愿，他开始倾全力着手各方面的建设。

在行政建制上，郑成功将赤嵌地区改作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即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并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六科都事，以及察言、承宣、宾客诸司。这一举措，使台湾从此具备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日后治理台湾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上，郑成功一方面大力推广屯垦，积极鼓励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人民移居台湾，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台湾的位置优势，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并与大陆进行直接的秘密贸易。

郑成功还大力“劝学”，崇重沈光文等文人儒士，积极兴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这一切刚刚初见成效，年仅三十九岁的郑成功却于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八去世了。

尽管郑成功未能实现反清复明的夙愿，但他驱荷复台、初步经营和治理台湾的功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迹！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民间祠庙、口碑，以及厦门、南安、嘉义等地所建的郑成功纪念馆，深深地感受到海峡两岸人民对这位民族英雄、“开台圣王”的敬仰之情！

郑成功去世后，郑氏政权内部在延平王位问题上发生分歧，分成拥郑成功之弟郑袭和拥郑成功之子郑经两大派，并因此发生内乱。经过争斗，郑经获胜，执掌了台湾的控制权。

但由于郑经为人不务宏远，器量狭小，不能聚拢手下将士，所以，在与清军的对抗中，屡遭败绩，一些主要将领降清，福建沿海抗清基地完全丧失。

康熙三年（1664年），郑经退守台湾后，着手开发经营台湾。在陈永华制定的“十年成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与中原相甲乙”方略下，台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而且更为内地化了。

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认为进攻大陆的机会来了，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亲率大军西征。但这次行动不仅没捞到任何便宜，反而损兵折将、大伤元气，康熙十九年（1680年）随郑经败退回台湾的仅一千多人。

从此，郑氏政权只能进行消极防御了。郑经也再无反清复明的斗志，甚至无心过问政事，终日沉溺于花酒之中。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为酒色所戕的郑经中风死去。

郑经死后，郑氏政权内部再次因争夺统治权发生动乱。冯锡范等人将负责监国的郑经长子克臧杀掉，拥立自己的女婿、郑经次子——十二岁的克塽继位。

在冯锡范等人的专权下，郑氏政权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而接下来的三年，旱灾、水灾、火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顿。

台湾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

厦门大学教授、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邓孔昭

郑经西征的时候，其实反清的大形势还是比较好的，西南有吴三桂，广东有尚可喜，福建有耿精忠。早期在福建的时候，郑经跟耿精忠两股力量是联合的，后来双方产生了利益争端，再加上三藩势力很快就被清军瓦解了，所以说，最后郑经这股势力就变得非常单薄了。当他以自己这一股势力去面对比较强大的清军时，当然就会失败得比较快。

武力与招抚并举，清廷收复台湾。对郑氏在沿海和台湾的动向，清廷一直没放松警惕，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尽力想以招抚手段诱使郑氏归降。

自康熙元年至十九年（1662—1680年），清廷与郑经曾进行过十余次谈判。尽管清廷一再做出重大让步，如满足郑经世守台湾、不剃发、不易衣冠等要求，但郑经得寸进尺，不仅节外生枝，更恶劣的是，他竟利令智昏地反复强调如朝鲜例、台湾非中国版图，要求清廷能以外国之礼相待。

这一公然闹分裂的行径，既是对其父郑成功的背叛，更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显然，清廷是绝不肯答应的。

谈判的同时，清廷也曾进行了武力收复台湾的尝试。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施琅，奉命统率周全斌等原郑氏降清水师，开始了第一次远征台湾的行动。但行至洋面遭遇飓风，无功而返。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施琅再次出征台湾，又因遇到飓风等恶劣天气而返回。

两次尝试失败，清廷便暂时放弃了进攻。因朝廷对施琅心存疑虑，康熙七年（1668年）将福建水师提督撤掉，召施琅进京，授予内大臣。

清廷之所以对施琅心存疑虑，原因在于，他是郑芝龙的属下，随郑氏降清后，又追随郑成功抗清。顺治八年（1651年），他与郑成功反目，再次归降清廷。

郑氏政权的长期存在，终究是清廷的一大威胁。多年的巨额用兵费用，也给清廷造成沉重负担。因对付郑氏而采取的禁海政策，更使沿海民不聊生。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越来越迫在眉睫。

康熙十九年（1680年），当平定三藩基本上成定局之后，康熙帝遂将关注重点转向台湾。

第二年六月，康熙帝得到郑经病死、台湾内乱的消息，认为时机来了，于是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等规划平定台湾、澎湖事宜。

七月，在李光地、姚启圣的大力保荐下，施琅重新被起用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十月初六，施琅抵达厦门就任，积极为攻取台湾做准备。

然而，在筹划进军事宜时，施琅却遇到了两个难题。

一个难题是，在平台方案方面，他与姚启圣在进军路线、进攻时机和策略运用等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由此带来第二个难题，即施琅与姚启圣职责不清，究竟由谁来做最后决定，难以明确。

为了摆脱姚启圣的掣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初一、七月十三日，施琅两上密折，向康熙帝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进军想法，并请求独掌征剿大权。

康熙帝一开始并没答应施琅的请求，但在李光地极力保荐、大学士明珠附和下，他才下定决心，于十月初六颁谕，命由施琅相机“自行进剿”，而姚启圣等要“同心协力”为出兵备办粮饷。

获得“专征”授权后，施琅大受鼓舞，更加积极地投入了出征前的准备工作。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一切就绪，施琅遂统率水师三万余人、战船三百余艘，在铜山港誓师后，浩浩荡荡向台湾的门户澎湖进发。

六月十六日清晨，清军发动对澎湖的进攻，与驻守澎湖的刘国轩所部展开拼杀。二十二日，施琅改变战术，采用主力分路进攻、余船分股后援的策略，并充分利用战船数量优势，运用“五朵梅花阵”法，将五艘船结成一队，集中攻击对方一艘船。

激烈对攻之后，清军大获全胜，而郑军则损失了一百九十四艘战船、一万五千余人，另有四千八百余人倒戈投降。刘国轩仅带领三百多名将士，从没有清军堵截的吼门，狼狈逃回台湾。

澎湖大捷，清军很受鼓舞，康熙帝也很是高兴。但从全局出发，康熙帝否定了继续用武力进剿台湾的主张，认为招抚才是上策。

台湾方面，由于已无屏障可凭，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岛内上下人心惶惶。郑氏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动荡，冯锡范等主张南走，刘国轩则力主投降。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已是大势所趋。

遵循康熙帝意旨，施琅一方面做攻取台湾的准备，一方面则展开招抚攻势。

经过一番交涉，郑克塽上表请降。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登上台湾岛，料理善后事宜。十五日，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

当收复台湾的捷报传到宫中，正值中秋佳节，康熙帝欣然挥毫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悬处海隅二十二年的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但如何处理台湾，朝廷内部意见并不统一。

施琅坚决主张台湾不可放弃。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他向康熙帝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强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康熙帝一开始也颇为犹豫，但台湾弃留毕竟事关重大，权衡再三，他认为“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于是采纳了施琅的意见。

康熙朝服像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清廷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从此，台湾真正纳入中国版图，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

“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历史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的！

军机处

军机处

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确立官僚行政体制后，经过一千八百余年的不断发展演变，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至清朝前期达到顶峰。

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说：“朕御极五十余年，朝乾夕惕，上念祖宗遗绪之重，下念臣民仰望之殷，乾纲独断，柔远能迩，体恤臣庶，毫无私心。”乾隆帝更表示：“我朝家法相承，乾纲独断。”

清朝皇帝是如何做到“乾纲独断”的呢？

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即军机处的设立和长期存在。

军机处的重要职责——承旨出政。雍正年间军机处初设时，仅有几间比较窄的板屋，其西端因靠近隆宗门北侧之墙，光线非常暗，办公条件很差。不久，由于修缮宫殿，办公地点移到广场对面，完工后回迁原地。到了乾隆初年，始改建为瓦屋，才有了现在的模样。

除了皇宫之外，在圆明园左如意门内、西苑门内等地，也有军机处人员的固定办公处所。而当皇帝出巡时，随从的军机处人员，或在各地行宫宫门值房，或在行营蒙古包、帐房内办公。

如果仅从办公条件的简陋情况来看，军机处似乎无足轻重。其实，恰恰相反，军机处在整个国家权力机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他任何机构都不能与之相比。

按照清朝的规定，以乾清门为界，横街以南为外朝，乾清门以北为内朝。内阁、六部等衙门位于外朝。而军机处则位于乾清门西侧、隆宗门北侧，紧邻内廷。所谓“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军机处系机密之地”“军机处地属机枢”等，足见军机处在朝廷权力结构中的重要程度。

在人员设置上，军机处“大小无专官”，均为兼官，而且没有属吏，其成员仅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

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亲自任命，没有固定名额，少则二三人，多则八九人，其中一人为领班军机，称为“揆首”或“领袖”等。军机大臣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都是皇帝欣赏的亲臣、重臣。所以清人吴振棫说：“军机大臣惟用亲信，不问出身。”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起初由军机大臣从内阁满汉侍读、中书及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中，选其贤能者充任，无定员；嘉庆年间，改为考试选拔，定满汉各十六人，分为四班，每班以一人领班，满语为“达拉密”，后来又略有增减。

从体制上说，军机大臣间没有等级差别，但因各人资历、年龄、入值时间，特别是受皇帝宠信程度不同，名次各有前后之分。最后一名被戏称为“挑帘子军机”，因为每当觐见时，总是由他来卷帘子，以便领袖军机和其他军机大臣进出。

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但事实上，军机大臣位高、权重、望隆，又身为内阁大学士或部院堂官，军机章京的地位比军机大臣稍低。

而且，在“首崇满洲”的格局下，无论军机大臣，还是军机章京，满洲人都比汉人具有一定优势，虽然不像其他衙门那么明显。

军机处尽管没有衙门，只有值房，但它承担的职责却很不一般。

据清朝官方和私人文献记载，军机大臣总的职责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具体地说，负责为皇帝撰拟并发布上谕、协助皇帝处理奏折、随时听候皇帝召见以备咨询、参预高级和重要官员的选拔、提供赏赐名单和物品、奉命与有关部门官员商议大政、审理重要案件，以及兼充方略馆总裁、内翻书房管理大臣等。

军机章京则“分办清字、汉字之事”，如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等。

在众多职责中，承旨出政，是军机处最为核心的一项工作，也最能体现出军机处的特殊性。

皇帝的命令分为谕和旨两大类：凡皇帝特别颁布的为谕；因官员奏请而指示，或因奏请而宣示中外的为旨。谕旨的传达又分两种形式：一是由军机大臣承皇帝之命交内阁办理的，称为明降谕旨，其中，在京衙门的朱批原折，要汇缴到军机处保存，需要用驿站传递的，由军机处封交兵部捷报处发出。第二种形式，是皇帝命军机大臣迅速、秘密办理，而不经内阁之手的，称为廷寄，直接由军机处封交兵部捷报处传递。传递速度，根据事情的缓急程度，分为日行三百里的马上飞递，或者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以及六百里加紧等。

按照惯例，军机大臣承旨后，一般于第二天将所拟谕旨进呈。但自西陲用兵，军报一到，即立刻递进，所拟谕旨也随撰随进。

如果皇帝在巡幸途中，于马上降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后，便命军机章京歇马撰拟缮写，然后飞驰到皇帝驻足的行营进呈。不过，行营之间相距七八十里，需要半天工夫才能到达。军机章京为了显示自己的办事效率，常常匆忙将谕旨缮写好，便飞驰到两个行营之间的尖营（满语称之为乌墩）进行复命。这就是所谓的“赶乌墩”。清人赵翼曾评价这一做法，认为有利有弊：利在“敏速集事”；其弊则在于因赶时间，撰拟的谕旨“不能曲尽事理”，皇帝每每需要“御笔改定”。

廷寄格式，凡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等封疆大吏的，封函上书“军机大臣字寄”；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则书“军机大臣传谕”。上面加盖军机处印信。

军机处成立之初，并没有印信。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初三，大学士等遵旨议奏，才定为“办理军机印信”，由礼部铸造银质龟钮。乾隆初年，又换铸为“办理军机事务印记”。

军机大印一开始由军机处保管，后为防弊，转归内奏事处收藏，但印的钥匙仍由领班军机大臣随身携带。

另外，军机处还铸有一块金牌，上镌“军机处”三字。平常由值日军机章京佩带，封印后则交给领班章京。

每当用印时，值日章京先到内奏事处将印领出，然后以金牌为凭，向军机大臣请钥匙开启，用完后立即送回内奏事处。

如果平时事情不多，如此办理还不算麻烦，但若一天需用多次，就颇费周折了。军机处为此想出一个变通办法，即每次领出印后，就多盖一些封函，以便随时取用，从而提高了办事效率。

所以，清人赵翼曾感慨道：“机事必颁发而后由部行文，则已传播人口，且驿递迟缓，探事者可雇捷足先驿递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

不设专署，附载内阁之后。然而，军机处尽管人员精炼、办事效率很高，但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都处于临时性机构的状态，并没被列入朝廷的正式衙门。

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所修《清朝通典》中，三通馆臣曾这样解释说：“军机为机务地，不设专署，附载内阁之后。”

这一解释不无道理。不过，还有一些因素值得关注。

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雍正帝在一道上谕中说：“于征剿准噶尔之举，悉心密筹于数年之前，一丝一粟，皆用公帑，而民间并不知国家将有军旅之事。”

同年四月，雍正帝又在另一道上谕中强调：四年（1726年）时，为应对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父子与朝廷的敌对状态，曾定议由怡亲王允祥等办理北路军需、大将军岳钟琪办理西路军需。因事属机密，办理了几年，内外臣民并不知晓国家将有用兵之举。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大军将发，因不得不动用民力，秘密筹办之事才浮出水面。

张廷玉像

起初，为办理用兵军需事宜，在户部专门设立一临时办事机构“军需房”，以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为总管，司官瓮藻负责具体工作。后来，随着形势变化、前线战事吃紧，办公地点移到紫禁城内乾清门西侧，机构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关于军机处设立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主要有雍正四年、七年、八年、十年等说法。目前雍正四年、十年两说已被排除，而七年、八年两说仍在争论之中。之所以出现分歧，除因清代官私记载存在差异外，还由于学者们对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等称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法不一。

一般认为，军机处是由军需房、军机房演变来的。但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如赵志强研究员在《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一书中认为：“在满文档案中，办理军机事务处、军机处的称谓，从雍正九年一直使用到清末，其间没有任何变化”，“军机处称谓的混乱，其实只是汉语名称的混乱”，“军机处名称‘演变说’是很难成立的”。

尽管军机处成立的具体时间和称谓仍有疑问待解，但这一机构在协助雍正帝处理军机大政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是显然的。

一波三折的身份转型。不过，军机处的发展在雍正帝去世后，却遇到了波折。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二十九日，刚刚即位不久的乾隆帝宣布裁撤军机处。其理由是：“今西北二路既已无事，而苗疆之事亦少，大小事件既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办理，其军机事务与苗疆事务，亦著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兼理。”

但两年后的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帝于前一日应总理事务王大臣之请，取消总理事务处后，又下命恢复军机处。他强调说：“目前西北两路军务尚未全竣，且朕日理万机，亦间有特旨交出之事，仍须就近承办。”

乾隆帝之裁而复设，一方面说明他对是否要承继军机处这一机构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对军机处的功能还是较为重视的。更关键的是，他对军机处的定位，开始由主要承办军务转向办理军国机要。

这一思路，为其子嘉庆帝所承继。嘉庆十年（1805年）五月十九日，御史何元烺曾上奏建议“酌改军机处名目”，但嘉庆帝批驳他说：“军机处名目，自雍正年间创设以来，沿用已久，一切承旨书谕及办理各件，皆关系机要，此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事相仿，非专指运筹决胜而言。”

军机处诞生之初的“神秘性”，在乾隆初年遇到的波折，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对其身份定性的抉择，成为它迟迟不能转变为朝廷正式机构的重要因素。

军机处身份的转型，是在嘉庆年间完成的，而这与嘉庆帝对军机处的大力整顿密切相关。

大体说来，嘉庆帝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为防军机大臣专权，严禁内外官员以所奏之事关会军机处，严禁朝臣阿谀逢迎军机大臣，亲王不得入值军机处，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不得相兼；对于军机章京人选，命军机大臣将各部院保荐者考选后带领引见，定其名额为满汉各十六人，规定军机章京升迁保举之法和回避之例，出差大臣除军机大臣外不得奏请随带军机章京，禁止留京王大臣将奏章交军机章京办理；为防军机处泄密，命都察院派监察御史一人，在隆宗门内北首内务府值房，轮流值班监视。

经过这一系列建章立制，军机处大为改观。所以，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续辑成的《嘉庆会典》，正式出现了“办理军机处”的名目，军机处从此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中央权力机构。其后，道光帝又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颁布《军机处章程九条》，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蚕食，清王朝已是江河日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此形势之下，军机处虽然一直存续着，但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已远非此前可比。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随着责任内阁的建立，军机处再度被废除。至此，存在一百八十余年的军机处，退出历史舞台。

军机处所体现的皇权至上。从清王朝的发展轨迹来看，军机处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实际上，它与当时的政治权力架构，尤其是皇权的高度强化趋势密不可分。

早在入关之前，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即开始着手政治权力建设和行政运作可行性操作。

作为“天命抚育列国英明汗”的后金创始者，努尔哈赤因位高望重，享有至高无上之权，虽以八旗为支柱，但一切“予夺厚薄之权，实操于一己”。然而，关于继承人的问题，让他遇到了难题。当采取设立太子的尝试两次失败后，努尔哈赤于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推出一项重大举措，即以他的儿孙、侄子为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这一举措，在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再度被强调。后金权力格局暂时得到平衡。但仅仅过了几年，皇太极继位后，这种平衡便被打破了。根源还是出在诸贝勒对汗位的纷争上。

皇太极先是通过设立总理一切事务的八大臣等，剥夺了诸贝勒直接统兵、理政、断狱的特权，接着又借各种理由对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进行打击，从而达到了“南面独坐”的目的，重新确立起君权至上、大权独揽的统治格局。

努尔哈赤、皇太极还通过设立书房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掌控。

书房也称文馆，为儒臣入值之所，初设于努尔哈赤时期，皇太极继位后进一步做了规范。

书房的儒臣，一开始称“巴克什”，汉人官员也自称“书房相公”“书房秀才”“书房臣”。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更定为“笔帖式”。清崇德元年（1636年）三月初六，皇太极又将书房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设立大学士、学士为三院官员，另设笔帖式等办事人员。

书房的职责，早期不详。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命儒臣分两班入值，一班负责翻译汉字书籍，一班负责记注政事。

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书房秀才王文奎在上奏中曾说：“夫今日之书房，虽无名色，而其实，出纳章奏，即南朝之通政司也。民间之利病，上下之血脉，政事之出入，君心之启沃，皆系于此。”可见，“出纳章奏”，也是书房的一项重要职责。既然负责“出纳章奏”，书房的儒臣们自然也就有“参与机务”的使命。

内三院的职责，就是在书房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规范的。

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草创于努尔哈赤时期，是后金以来适应政权建设，由满族宗室王公和八旗高级官员组成，负责议决军国大政的一种中枢决策形式。其办公地点为议政处。

议政处是一个特殊机构，因为它没有正规编制，而且有官无吏，议政大臣为该机构的主要官员，另设满洲、蒙古、汉巴克什从事具体事务，这些人员皆为兼职。

议政大臣的职责，起初是赞议军国重务、审理重大案件、荐举贤能官员并重，以后随着官制建设的不断成熟和完备，赞议军国重务成为它的主要任务，一般不再承担具体事务。

从人员组成和承担的职责不难看出，议政处是一个秉承君主意志、参与军国大政决策的非常规机构，具有很明显的满洲少数民族特性，主要体现了满洲贵族的利益。

定鼎中原、建立清王朝之后，满洲权贵的统治角色、面临的局面，都有了很大改变。为了应对新的形势，最高统治者一方面吸取借鉴明朝统治模式，进一步完善官僚体系；另一方面也承继了关外时期的一些做法，以确保满洲统治的主体地位。

入关之初，沿设内三院，顺治十五年（1658年）废除，改设内阁。顺治十八年（1661年），辅政四大臣执政，以顺治帝遗诏为名，罢内阁，恢复内三院。康熙帝亲政后，于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再度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始成定制。

这一反复，既体现出清廷最高权力层内部对采取何种统治方式的分歧和犹豫，也表现出满洲权贵民族优越感心理的狭隘性。

康熙帝确立内阁后，依照顺治十五年成例，定大学士加殿阁衔，品级为正五品。这比正二品的六部尚书明显低了很多。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做出调整，定大学士为正一品，尚书为从一品。至此，内阁高居其他部院之上，大学士成为位极人臣的要职。但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底，大学士员数和三殿三阁兼衔、出缺开列，才最终形成定制。

作为内阁的最高官员，大学士的职责是：“掌议天下之政，宣布丝纶，厘治宪典，总钧衡之任，以赞上理庶务。”

不过，鉴于明朝内阁首辅权重的教训，清代皇帝对大学士是严格控制或防范的，方法是：不设首辅，令学士、侍读参与票拟；军国大政仍主要由议政大臣商议，利用奏折制度直接下达谕旨等。总之，内阁是秉承皇帝意旨办事的。

尽管如此，皇帝对内阁仍不满意。一是由于内阁位于外廷，容易泄露秘密事宜；二是内阁办事效率不是很高，特命满汉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而成立的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设的。

不仅内阁不能令皇帝满意，延续下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同样存在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珍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他们议决的内容除了军国要务外，还有制定法规等，入关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有很大的权力。

入关之初，由于政局尚不稳定，议政大臣在制定军国大政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此也形成一个隐患，即权力过大。谈迁曾说：“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皇权的行使。

议政大臣虽然人员较多，但大多素质较差，且不谙政务。另外，议政大臣“会议之事，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议政所关，殊为机密重要”，但因队伍庞杂，泄密时常发生。如此情形，议政大臣又怎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呢？

顺治至乾隆诸帝也曾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难题，但收效并不大。

军机处诞生后，议政大臣越来越边缘化，渐渐成为满洲大学士、尚书所兼的虚衔。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十月，乾隆帝宣布废除议政虚衔。他说：“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只崇实政，所以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就此退出政治权力舞台。

书房尽管经内三院而最终发展成内阁制度，但起初的影子仍有所保留，并呈现出新的形式。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顺治帝曾颁谕，命翰林院选翰林官轮班入值，以备自己随时召见，咨询顾问；并令在景运门内建造值房。这项举措，与当年努尔哈赤创建书房时颇为相像。但仅仅运行了一年半，这项举措就因顺治帝的去世而取消了。

康熙帝亲政后，又推出一项措施，于十六年（1677年）十月，谕令从翰林官内选择博学、善书者，入值内廷。经大学士等讨论后，十一月十八日，张英、高士奇首批入选。十二月十七日，他们在南书房正式侍从康熙帝。

南书房位于乾清门内、乾清宫的西南隅，又称南斋、大内南书房，原为康熙帝读书之所。

康熙像

南书房翰林大多为汉人，没有固定名额，主要职责就是侍从皇帝讲经论史、诗文唱和，以及编校图书等。

虽然康熙帝告诫入值南书房者不得干预外事，但有时也让他们参与特颁诏旨的草拟、书写工作。所以，宗室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说：“本朝自仁庙建立南书房于乾清门右阶下，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康熙中谕旨，皆其拟进。”南书房翰林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几经调适和抉择，清王朝的权力架构越来越成熟。清人管世铭曾说：“国家初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其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院视草。自雍正初年设军机处，领以亲重大臣，复选庶官之敏慎者为满汉章京襄其事，机要章奏皆下焉”，“而政本悉出机庭，兼议政、视草而一之”。

南书房

这一中枢权力演变轨迹，也正是清代皇权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大的趋势来看，军机处的产生，既是皇权不断强化的结果，又反过来进一步为皇权高度强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为，无论形制，还是职责，军机处可以说集内阁、议政处、南书房之大成，非常有利于皇帝集中权力，统一意志，能够快速、有效地推行政令；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预防、排除了来自宗室、八旗权贵和朝中重臣等的干扰、掣肘，较好地处理了长期以来皇权与相权、臣权等的矛盾。

而从雍正帝的角度来看，当年摄政王多尔衮的目空一切、辅政大臣鳌拜的飞扬跋扈、康熙帝的两立两废太子、诸皇子谋求储位的明争暗斗，以及各种势力对清廷的敌视、少数民族政权欲与清廷分庭抗礼等血与火的事实，历历在目，这迫使他不得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以化解各种明显或潜在的危机。西北准噶尔部的动荡和挑战，恰好为雍正帝创设军机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后来军机处的发展表明，这一制度更新，具有不可小觑的重要意义。

军机处尽管被赋予了很大权力，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它始终是在皇帝的掌控下行使职责的。

清人赵翼评价军机处说：“雍正以来，本章归内阁，机务及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无日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宦寺不得参，即承旨诸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而经嘉庆帝大力整顿后，军机处的权限更受到了严格控制，不仅难以与过去的相权相比拟，甚至连雍正、乾隆时期的情形也不如了。

乾隆帝曾一再强调：“我朝家法相承，乾纲独断”；“我朝自定鼎以来，综理政务，乾纲独揽”。“乾纲独断”也好，“乾纲独揽”也罢，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即皇权至上。

既然皇权至上，军机处也就只能成为皇帝意旨的传达机构了。

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先生在《清朝简史•序》中曾强调：中国历史上皇权和相权的分配，从秦汉的丞相制，到唐代的三省制，再到明朝的内阁制、清代的军机处制，是相权越来越缩小，君权越来越加大。相权根本无法与皇权抗衡，从而也难以对专制皇权的弊病起到补救与调整的作用。清朝皇帝置宰相于幕僚地位，大权独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皇权发展到高峰。但是像任何事物一样，当其到达顶点时，也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清代皇权变化较快，由于外国的侵略和内部的演变，清代后期皇权在事实上衰落了，后来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预示着典型的封建君主专制行将结束。

历经岁月洗刷，军机处已变得不再神秘。但当人们零距离接触它时，仍不免会产生无限遐想。

军机处留给世人的，并非一排看上去不起眼的房子，而是“一面镜子”：不打破权力怪圈，国家就不能在本质上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

摊丁入亩

清木刻本《耕织图》

《诗经》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所表达出的以“王权”为核心的理念，不仅规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总体发展框架，而且也成为执政者治理社会的合法性依据。在此理念主导之下，广大老百姓不管愿不愿意，都得自然承担起交纳赋税和提供劳役的责任。

马克思曾揭示：“赋役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这种情形，对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尤为重要和关键。

清朝的赋役制度，就是在前代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同时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其中，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制度的普遍推行，可以说是中国特别是清朝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

整顿赋役制度，编纂《赋役全书》。明朝的灭亡，原因很多，但官府的暴敛横征和战乱造成的巨大破坏，尤其对广大老百姓和社会危害无穷。

崇祯十年（1637年），张岱在一首诗中曾感慨道：“因思世界尽如此，死兵死赋均死耳。辽东一破如溃痈，强蟊流毒势更凶。民间敲剥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

与昔日的情景大为不同，明末整个社会所呈现的，则是芸芸众生“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蒿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的凄惨和悲凉！

如此情形，民命何以堪？社稷又何所保？

面对“地亩荒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的严峻现实，新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若不对明朝积累的弊政大加厘剔，就难以维系民心，稳固和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权。

关注和着手整顿赋役制度，遂成为清廷应对和化解社会危机的主要突破口。

入关之初，一些官员即开始提出“议国用”“定经赋”的呼吁，期望恢复正常的赋役制度，以使社会发展走向正轨。

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更率先倡议对征收赋役依据的《赋役全书》进行重新编纂。他强调：“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

《祈雨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郭松义

从明末崇祯年间开始，一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以后，全国性的战乱才告一段落，当时的社会经济是非常凋敝的。因为战乱，很多地方原来交税的底子都遗失了，或者被烧毁了，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你要去征税，总得知道人家有多少地、多少人，总得有个凭证。所以，顺治年间，就提出要编纂《赋役全书》。

然而，就当时来说，编纂《赋役全书》又谈何容易？且不说清王朝当时尚未站稳脚跟，更直接、主要的困难在于，由于明清鼎革的战火，明代各地的户口、土地等赋役册籍，几乎荡然无存。

当此一筹莫展之时，顺治三年（1646年），御史张懋熺在《请成赋税定额方册疏》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虽然各府县的册籍经战火“存去不可考”，但存藏于户部的原明朝《赋役全书》《会计录》二书，并未听说被焚毁，如果以此为凭据，那么，赋税所入之数，也就可理清十之八九了。

张懋熺的建议显然起了作用。

顺治三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了一道谕令，命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二等公英俄尔岱“彻底察核”，并责成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官员“严核详稽”，以拟定《赋役全书》。

随后，多尔衮又特命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专职负责编纂《赋役全书》工作。

尽管如此，限于客观条件，《赋役全书》的编纂进行得仍然非常缓慢。顺治帝亲政后，继续推进这一工作。

就这样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七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便的《赋役全书》才算告成。

《赋役全书》依次开列地丁原额、荒亡、实征、起运存留各款，并将新垦地亩、招徕人丁编入册尾。每州县发给两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

顺治朝《赋役全书》的编纂，应该说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这可从两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以明朝万历年间则例为基准，确定了征收赋役的定额原则。不过，“万历年间”是个很模糊的概念，该时期赋役征收的额度前后多有变化，究竟以哪一年为准，清廷并没明说。所以，顺治帝一再强调的“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只是一个大的原则。

李之芳在浙江主持编纂的《浙江省赋役全书》，对了解清初的赋役征收内容，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该省赋役主要由两大块组成：一为明万历年间未加派辽饷前的额数；二为辽饷加派及清初新增名目，计银56.4万余两。

浙江省的例子，大体上反映了当时赋役应征额的情形。何平教授在《清代赋税政策研究》一书中指出，“清代赋税应征额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万历年间未加派辽饷前的原额，一是清初新增赋额。清初新增赋额部分，主要是对辽饷加派的沿袭、部分新增加派和因折价提高导致的赋额加增”。总的看来，清初的赋役额，普遍高于明万历年间额，而低于崇祯年间额。

需要注意的是，清初沿袭的辽饷，名称已改为“九厘银”。之所以称为“九厘银”，是因为明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618—1620年）征收赋役时，每年分别加增了三厘五毫、三厘五毫、二厘，合计为九厘。清廷虽然于入关头三年声明蠲免辽饷、剿饷、练饷等加派，以舒民困，但实际上做得并不彻底，在大量军费开支等的压力下，只好改头换面，将“辽饷”改为“九厘银”，继续向老百姓征收。

顺治朝编纂《赋役全书》的另一个明显成效，是对赋役条款和程序做了简化，继续实行一条鞭法。

据康熙年间直隶灵寿县所编县志记载，该县征收的赋役款目，明万历条鞭有：田地、夏税、秋粮、马草、驿递工料、马价、草料、银差、力差、听差、里甲额支待支杂支。清顺治年间则简化为田地、地银、丁银三项。

福建省宁化县县志所载明代赋役款目，更为繁杂，其中万历年间有：田地、粮料官折、纲银、均徭、机兵、驿站；明季加派有：辽饷、藩府膳田租银、加派书手铺兵工食银、皇陵工料银、均粮银、溢地银、练饷、房号税契、典铺、樽节纸赎银。清初则简化为田地、丁银、地银、匠班银四项。

宁化、灵寿二县，大体上反映出南、北各地的赋役征收情况。

通过归并合则，明朝后期以来名目纷杂的赋役款目，得到大力整顿。从此，清代的赋役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

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又采纳工科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一应杂项俱称地丁钱粮”，于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执行。

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土田，视昔有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易于淆混”，于二十四年（1685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规定“止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以下尾数”，称为《简明赋役全书》。

这些举措，诚如陈支平教授在《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中所揭示的：“说明了清初的赋役整理，并不仅仅是重复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而是把封建社会晚期的赋税一体化推进了一大步。如果清初的赋役制度整顿，没有把赋役的折银化和归并合则推向深入，那么，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制度的顺利实行，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清初推进赋役折银化和把差徭、上供、杂办等正赋化，是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而最后达到赋役一体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土地清丈与户口清查。与《赋役全书》相配套，清廷还对土地和户口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查。

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即下令对各地无主荒地进行统计，但具体执行情况不详。三年（1646年），批准御史黄赞元之请，对江南之地进行清丈。然而，直到十年（1653年），清廷才明确了以鱼鳞老册为准、对不清者进行丈量的原则。第二年，又制定官方丈量规制：各省州县地用步弓，广一步、纵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由户部统一铸造颁发；旗屯地用绳，一绳为四十二亩。并规定自十二年（1655年）起开始清查。但接下来的清查，并非是全面的土地清丈，而只是针对有地无粮、有粮无地者。直到十四年（1657年），才编制成鱼鳞图册。

明代《鱼鳞图册》

户口清查与土地清丈同时起步。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正式下令编审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编审户口，并责令州县官照旧例编制黄册。十三年（1656年），顺治帝下令将人丁编审和编制黄册合而为一；并把黄册改为简明黄册，只登载当时的里甲、熟地活丁及应征钱粮总数，其他款目一概删除。第二年，简明黄册编制完成，正式颁行。

以户为主、以田为辅的黄册，和以田为主、以户为辅的鱼鳞图册，两者一经一纬，与《赋役全书》相表里，为赋役征收提供了重要依据。

然而，从鱼鳞图册和黄册的编制进程看，显然是滞后于《赋役全书》的编制的。这说明，清廷对土地和户口的清查，目的不在土地、户口本身，而是为保证赋役的顺利征收和达到规定额度服务的。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清廷还制定实行了易知由单、截票、印簿、循环簿、粮册、奏销册、赤历册、序册等，作为征收赋役的辅助手段。

苦乐不均。任何一项制度，不管出发点多么美好，但如果在执行过程中走调变形，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清廷尽管对赋役制度建设狠下了一番功夫，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仍然弊端丛生，广大拥有少量土地或无地的老百姓，不堪其苦。

赋役征收过程中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偏苦不均”，或者说“苦乐不均”“偏枯不公”。

之所以会出现偏苦不均，在于负责征收赋役的各级官吏、差役等，与拥有大量土地的地方豪绅互相勾结，徇私舞弊，放富差贫，转嫁责任，致使老百姓被迫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沉重赋役负担。

这就导致了富者田连千顷而不役，贫者有田数亩或数十亩而因役破家、逃亡，甚至“人已亡而不肯开除，子初生而责其登籍。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入追呼之檄。始而包赔，既而逃亡，势所必然”等种种赋役不均的普遍现象。老百姓为之苦累不已，度日如年。

不仅如此，田赋、丁银之外，官府还往往以各种借口，向老百姓征收比正赋高出三五倍的“附加税”，如“火耗”“雀耗”等。这些“赋外之赋”，更是让老百姓苦上加苦。

至于地方官吏强加在老百姓身上的“私派”，更是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就连康熙年间任湖南偏沅巡抚的赵申乔也不得不感慨：“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私派。”广东巡抚王来任也说：“蠹国殃民，莫此为甚。”

对此，康熙皇帝也深表关注。在一道上谕中，他指出：地方官员“每于正项钱粮外，加增火耗，或将易知由单不行晓示，设立名色，恣意科敛，或入私蠹，或贿上官，致小民脂膏竭尽，困苦已极”，“此等情弊，深可痛恨”！处在这样一种艰难境地，广大老百姓也只能“卖儿鬻产，茕茕孑遗，不死即逃”了。

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横征暴敛，虽然可以暂时满足一些官吏的贪欲，但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则无疑是一种灾难，尤其对广大老百姓而言，更是一种没顶之灾。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要说赋役征收难以保证，就连国家正常的运转也会很成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历史教训，清统治者不会不清楚。

为了舒缓民困、解决赋役征收苦乐不均难题，清廷和一部分地方官员也曾做过一些努力和新的尝试。

如清廷多次下令清丈土地、编审人丁，以恩蠲、灾蠲、普蠲或部分蠲免等形式，豁免地方钱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在赋役征收环节中，推行三联票法、四联票法、滚单法；停止使用靡费无益的序册、赤历册等；让花户，即纳税户，到设在城乡指定交纳赋税的地点，进行“自封投柜”，以防止官吏、书手等徇私舞弊、滥派加征，为害乡里。

耕种图景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康熙帝更推出一项重要举措，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这项举措，是康熙帝鉴于清王朝建立六十余年以来，清廷的统治已经相当稳定，社会经济呈现上升发展态势，国库收入充实，户口日益增加，在长期鼓励垦荒政策引导下，土地开发基本上没有太大增长空间。

如此情形，在康熙帝看来，已没有继续增加钱粮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编审人丁增长的实际数字。所以，二月二十九日，他在对大学士、九卿等的上谕中强调：“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岂特有益于民，亦一盛事也！”

不久，大学士、九卿遵旨议奏：“嗣后编审人丁，据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从此，清廷遂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数2462.1334万口为基准，将丁银征收固定为三百三十五万余两。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丁数”，有其特定的内涵，何炳棣教授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辨析道：“自16世纪或者更早之时起，丁已替代户、口而成为登记数字中的核心部分”，“清政府知道户口编审早已陈旧失效，因此不得不以编审丁口来代替”，但自“顺治八年至乾隆五年（1651—1740年）的丁数从来不代表人口”，也就是说，“丁统计数既不是人口数，也不是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而只不过是赋税单位”。

不过，“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实行中也遇到了问题。按照清廷规定，凡编审人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那么，出现固定丁额不足的情况时，该如何处理？

为解决这个矛盾，户部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制定了一个擦除、擦补的办法。规定：除按地派丁外，凡是按人派丁的，如果一户开除一丁、新添一丁，就以新添之丁抵补开除之丁；而如果一户开除二、三丁，不够抵补，就以亲族丁多的抵补；再不足，则以同甲同图粮多的顶补。直到原额平衡后，其余新增人丁，才属于“永不加赋”的范围。

李华教授在《清朝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举措，“对无地少地的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好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地主阶级田多丁少（或因‘优免’，根本不纳丁税），劳动人民丁多地少（或根本没有土地）。这一种赋役制度的改革，如果确能认真执行的话，尽管劳动人民的丁额负担并没有减轻，但丁税有了相对固定，从而免于到处逃亡，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定。从康熙朝统治者来说，实行这一改革，其目的是把劳动人民重新吸引到大片未开垦的荒地上来，不但澄清了户口，同时也增加了田赋收入”。

当然，从实质上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并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大土地拥有者的利益。

清人吴振棫曾强调：“滋生丁既永不加赋，而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势难完纳。”所以，田赋、丁银分征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

《盛世滋生图》

这一矛盾，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省之间，即使同一省内的各府或各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也很不平衡。其结果，“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官民交累”。

清初以来赋役不均、苦乐不均的难题，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如何妥善处理地、丁之间的矛盾，则成为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地、丁合一，摊丁入亩。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各省征收丁银，在形式上并不尽同：“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

这表明，地、丁合一已在部分地区开始实行。

地方上一些官员针对赋役不均进行的变通摸索，更使这一趋势得到了推进。

如江苏吴县知县雷挺，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提出“田均而役亦均”的办法；江苏巡抚韩世琦鉴于苏州、松江二府“田归不役之家，役累无田之户”的弊端，于康熙元年（1662年）提出“均田均役”法，五年（1666年）奉旨实行；康熙十三年（1674年），江苏布政使慕天颜针对苏州、松江、杭州、嘉兴四府赋役繁重的情况，也主张实行“均田均役”法，并具体制定了一套实施方案，即《征收条约》。

与“均田均役”法不同，直隶乐亭县知县于成龙认为，赋役不均的根本原因在于“田与丁分”。所以，他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提出“均田均丁”法。湖南安乡县也采用了类似的思路，部分推行了“人丁随粮摊”举措。

其他像河南、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也有一些州县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前，开始筹划或实行摊丁入地。

一时间，“善变法者，不若并丁之名而去之，条目归于一，人既易知而事不繁，何用巧立诸科以滋文案”的认识，成为一种趋向。

尽管以上变通摸索有的没能实施，有的仅在小范围内尝试，甚至在实行过程中遇到种种阻挠和羁绊，但坚冰一旦有裂缝，其融化之势就很难阻挡了。

基于这样一种趋势，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山东道监察御史董之燧率先上疏，提出“确查各县地亩若干，统计地丁、人丁之银若干，按亩均派”的意见，呼吁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在他看来，这种办法的可行性在于：对有地者来说，“所加无多，不为苦”；而对无地者来说，则可以“免赔累”。

董之燧的呼吁应该说顺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户部却以“各省州县地亩人丁，原有不同，随地制宜，相沿已久，未便更张”为由，否定了他的建议。

但耐人寻味的是，户部尽管否定了董之燧的建议，却在这一年批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分摊征收”，分摊的标准为：每地银一两，均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

随后，四川也成为摊丁入亩的试点省份。

雍正继位后，一些大臣纷纷上奏，吁请实行摊丁入亩。他们的理由是：“总使丁不离地，地即有丁，既免贫富不均之叹，亦免逃亡转赔之苦，更免吏胥贿嘱之弊，有裨国计，有便民生。”

对大臣们的吁请，雍正一开始是比较犹豫的。

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初八，当山东巡抚黄炳奏请援照浙江省之例“按地摊丁，以苏积困”时，雍正不仅没答应他的请求，而且予以严厉批评，声称：“此等大事，岂是如此草率乱举的。”认为：“此等事外之事，不必搜寻。”并告诫说：“你要着实小心留心地方，再有一点差误，王法三尺，断不容也。”

七月十二日，刚上任不到五个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也上疏请求将所属“丁银摊入田粮征收”。雍正批示道：“此事略早了些，更张之事在丰年举行好，候部议来再定。”而当李维钧八月初六进京陛见时，雍正再次当面对他说：“摊丁千古更张之事，你才做巡抚，不要轻举。”

不过，雍正也并非对摊丁入亩一事不关注，只是在等待时机或契机。

九月初八，户部对李维钧的上疏做出答复，认为“应如所请，于雍正二年（1724年）为始，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造册征收”。

此时，雍正还没明确表态，而是下令让九卿、詹事、科道对此事再进行商议。

九月二十二日，九卿提出商议意见：“应令该抚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摊入田亩之处，分别定例，庶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

雍正对九卿提出的意见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依违瞻顾，只想迎合自己，并没真正据理详议。而且，就事情的处理来说，九卿延迟一天，内而六部、八旗，外而各省，都会因此迟延。

显然，从雍正的训斥来看，九卿虽然意在揣摩上意，但并没真正体会到雍正令他们再度商议的真实意图。如果他们能明确支持户部的意见，雍正也就不用再费口舌了。

经过这番反复，雍正最后明确表态说：“著仍照户部议行。”

这样，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二十二日，便成为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日子。

全国范围的重大赋役改革，就此拉开序幕。

李维钧请求实行摊丁入亩，虽然主要针对直隶一省赋役不均的情形而发，但其他各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所以，当李维钧的请求得到雍正批准后，各省也都纷纷效仿，先后上疏请求实行摊丁入亩。

除广东、四川两省外，直隶、福建于雍正二年（1724年），山东于三年（1725年），云南、河南、陕西、浙江、甘肃于四年（1726年），江苏、安徽、江西于五年（1727年），湖南、广西于六年（1728年），湖北于七年（1729年），也先后实行摊丁入亩，并迅速展开。个别省份实行得较晚，如山西开始于乾隆元年（1736年），而且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才全部实行；贵州则开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还有一个例外，即盛京，它没有实行摊丁入亩，原因在于户籍无定。

在实行摊丁入亩时，由于各省各地实际情况不同，地赋每两所摊丁银数是不一样的。最高的像湖南一些县，高达八钱六分一厘；福建部分地区也高达三钱一分二厘；少的则仅为一毫四丝。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多少不等的情况：一是各省、各府州县的地、丁比例不同；二是征收依据不一，有的省份以粮载丁，有的省份则按亩计算。另外，在制定摊丁方式时，有的省份以全省为单位，统一分摊；有的省份则以州县为单位，自行决定分摊比例。

大体来看，地多、丁少的，地亩分摊丁银率低；相反，地少、丁多的，分摊丁银率则高。

除山西等个别省份外，各省摊丁入亩虽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但整体来说，进展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摊丁入亩”在雍正朝全面推行，尽管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不少缺陷和漏洞，然而，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冯尔康教授在《雍正帝》一书中评价道：分别征收人口税和财产税，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贯做法；而且人口税的徭役很重，在历史上常常成为农民造反的根由或爆发点。为此，历代王朝不断进行改革。

雍正帝的摊丁入亩制度，是全面实现人丁徭役税从土地税征收的制度，使得人口税与财产税合一。于是，无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税的徭役负担；有田产的民户增加了土地税额。所以，摊丁入亩实质上是政府从人口税、财产税分征转变为征收单一的财产税。摊丁入亩，对于政府讲，并没有减少税收；而对百姓讲，没有名义上的人口税了。这是赋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是继承唐朝、明朝的改革，又是历史上所有改革家所未能想象、未能做到的赋役合一。

从顺治朝整顿赋役制度，到康熙、雍正朝尝试变通、推行摊丁入亩的进程来看，尽管没能根本改变历史的积弊，但多少缓和了丁粮分征、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社会不公现象，使老百姓的沉重负担有所减轻、人身依附也相对松弛。总的来说，摊丁入亩的普遍实行，收到了抑富、益贫、利国的效果。

清王朝之所以在乾隆时能达到发展高峰，与摊丁入亩的普遍推行有很大关系。

清初学者黄宗羲曾感叹：“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黄宗羲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王朝统治的症结所在。但问题是，如果国家的政体不改变，当政者不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土地问题、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等，那么，老百姓苦于暴税的命运就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扭转，所谓民生，也就只能成为一纸空谈。

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这样一番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心向背，怎能不高度重视！

文治与文字狱

雍正读书像

清王朝发展的历程，以乾嘉之际为界，大体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半世纪，无论政治、经济、军事，还是社会、文化等，主要表现为整体上升趋势；嘉庆以后，由于内忧外困的双重冲击，则逐渐走向衰落。

清王朝何以能在前一个半世纪由乱而走向治的局面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较重视采取宽严并用的策略，以加强对广大臣民特别是汉族士人的引导与控制，实现有效的统治。

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中曾揭示说：“清代诸帝总是对汉人的知识阶层不放心，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怀疑，对草野遗民更是念念不忘，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使之服服帖帖不再生事。这一政策，在乾隆时是大体得到了成功的。”

崇儒重道，重视文治。清最高统治者使用怀柔与镇压两手策略，固然是出于对汉人的疑惧，但另一方面，也有着治理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在对诸皇子、满汉大学士、九卿等的谈话中，就曾表示：“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而敬天法祖的实质，则在于“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

其实，早在顺治朝时，君臣即已注意到“宽严相济”问题。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二十七日，顺治帝对大学士、尚书们说：“朕自亲政以来，以宽为治，恒谓洪武诛戮大臣为太过。由今以观，太宽亦不可也。”都察院左副都御使魏裔介回应说：“自古宽严相济，过宽而生玩，即用严亦宜。”

在此认识基础上，雍正帝更对“宽严相济”做了详细阐发。他认为：“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并以赏罚为例，对如何把握宽严的尺度做了说明。总之，在他看来，“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非参杂于宽严之间，而为子莫之执中也”。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初十，乾隆帝继位之初，也强调：“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

清前期四位皇帝对“宽严相济”的探讨和张扬，基本上体现了他们在治理国家问题上的总体思路或取向。

当然，由于所处时势、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同，每个时期“宽严相济”的具体做法、举措和效果，则不尽相同。但是，从大的走向来看，清前期基本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延续性。

关外时期，清政权虽然已对中原汉族文化有所接触和学习，但奉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

定鼎中原之后，由于面对的治理对象、控制地域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及鉴于政权合法性的考虑，清廷在统治思路和主导思想上，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

经过一番艰难抉择，清廷接受了被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以之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

“崇儒重道”基本文化国策的确立，就是清廷艰难抉择的集中体现。

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二十二日，顺治帝在太学举行了隆重的“释奠先师孔子”典礼，他勉励太学师生要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这一举动，拉开了清王朝重视文治的序幕。

第二年四月，顺治帝又颁谕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十二年（1655年）三月二十七日，顺治帝更进一步表示：“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艳秋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政权，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清王朝还面临着很大的民族问题。在建立之初，它吸取了蒙元王朝排斥汉文化遭到灭亡的教训，所以，从顺治朝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

《康熙南巡图》

阐扬文教，鼓舞儒林，以经学为治法。顺治帝的这一治国取向，虽然因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返归“淳朴旧制”的回流而一度中断，但康熙帝亲政之后，则将顺治帝的抉择重新树立，并推向新的境地。

亲政之初，康熙帝便在太学举行了释奠孔子之礼。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十八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帝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谒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

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帝还大力表彰朱熹。他曾命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精义汇编成《朱子全书》。

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康熙帝更明确表达了对朱熹历史地位的看法，认为：“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议复意见后，康熙帝遂颁谕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

这一重大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阐扬文教，鼓舞儒林”的政治导向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祖武

对清初统治者来说，要表彰理学，就面临一个究竟是尊朱还是尊王的问题。寻求较之科举取士制度深刻得多的文化凝聚力，便成为必须完成的历史选择。顺应这样一个客观的历史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鉴别、比较，清廷最终摒弃王守仁心学，选择了独尊朱熹学说的道路。

康熙帝不仅在主导思想上实现了由尊孔到尊朱的转型，树立起理学，特别是朱子理学的大旗，而且还于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将顺治帝确立的“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十六条”纲领，即“圣谕十六条”。

康熙帝认为：“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康熙“圣谕十六条”

基于这一认识，以及对当时社会风俗弊端的考虑，所以他在“圣谕十六条”中，对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诫匿逃、完钱粮、联保甲、解仇忿等做了着重强调，希望借此达到“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

雍正帝曾这样评价“圣谕十六条”：“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凡民情之所习，皆睿虑之所周。”

“圣谕十六条”颁布后，各直省府州县官员，及负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老百姓容易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释等，进行了大量阐释、通俗化的努力。

而雍正帝更寻绎其义、推衍其文，撰成洋洋万余言的《圣谕广训》，对“圣谕十六条”做了详细解说。

与“圣谕十六条”颁布后的情形相似，地方官员也对《圣谕广训》做了形式不同的疏释讲说。

尽管这一举措本身有着时代局限性，推行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弊端，但康熙、雍正以礼导民、化民的做法，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至少反映了清廷对治理社会的取舍态度。

这样一种取舍态度，主要的逻辑出发点在于：“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之所以要“崇尚经学”，是因为经学为“立政之要”。循此思路，康熙帝遂提出“以经学为治法”的治国理念。

两开“博学鸿儒”科，一开“经学特科”。为了将“崇尚经学”落在实处，清廷曾采取了一些举措。

康熙十七年（1678年），鉴于“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康熙帝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荐举“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送至京师候试。

经过一年筹备，内外官员所荐近二百人，陆续进京。这些人中，既有因“旷世盛典”而歆动者，也有在地方官员软硬兼施下而被迫就道者。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考试大典在康熙帝的亲自主持下，于体仁阁隆重举行。试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

四月初六，公布考试结果，取中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皆令供职翰林院，从事纂修《明史》工作。

陈祖武先生在《清初学术思辨录》中指出：“博学鸿儒”科的举行，其意义远远超出五十名入选者个人的升沉本身。它的成功首先在于显示清廷崇奖儒学格局已定，这就为而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次，由于对有代表性的汉族知识界中人的成功笼络，其结果，不仅标志着广大知识界与清廷全面合作的实现，而且还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对满汉文化的合流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为巩固清廷的统治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无形保证。

后来，雍正也想效仿其父再开“博学鸿儒”科。但自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颁谕后，内外官员并未积极响应，直到雍正去世，也没能举行。

乾隆继位后，于元年（1736年）二月再下令，督促地方官员抓紧时间将荐举的人汇送来京。一切就绪后，九月二十八日，在保和殿举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七十六人，取中一等五名、二等十名，被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

第二年，又举行了一次补试，录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

两次“博学鸿儒”科的举行，尽管显示了政策的连续性，但意义并不一样。如果说康熙所举意在收拾人心、稳定时局，以及鉴于形势发展，确实有求贤纳才的意图，那么乾隆对荐举之人资格限制之严、录取人数之少，则更多地体现为虚应故事、装点门面。

不过，乾隆所举“博学鸿儒”科效果虽然不理想，但他十几年后的另一举措，则贯彻了康熙“以经学为治法”的精神。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鉴于“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颁布了一道上谕，命令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的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而不论其是进士、举人、生员，还是退休闲废人员。

对乾隆此谕，大学士、九卿积极响应，踊跃推举，并建议由礼部来制定考试事宜。

但乾隆的反应出乎大臣们的意料。乾隆训示道：所举人数未免过多，如果真的有这么多淹通经学之士，也就不用“特诏旁求”了。而且，他也不赞同由礼部议定如何出题考试，认为这样会开启“人人皆得豫为揣摩”的弊端，而且也脱不了“举场应考习套”，又怎能考察被荐举者的真才实学？

这一态度，令官员们有些无所适从，所以迟迟不能响应。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也只荐举了四十余人。

乾隆十六年（1751年）闰五月，乾隆帝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声明之所以召开“经学特科”，目的在于“务得经明行修、淹洽醇正之士”，并非注重“工射策、广记问、文藻词章充翰林才华之选”，更不是想借此“授以政事、责其当官之效，如从前各保一人故事”。并命令大学士、九卿对所举人员“再行虚公核实，无拘人数，务取名实相孚者，确举以闻”。

最后，经过严格审核，乾隆仅选定了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六月，授吴鼎、梁锡玙国子监司业；八月，因陈祖范、顾栋高“年力老迈，不能来京”，授予二人国子监司业衔，以鼓励绩学之士。

江南经师惠栋曾感慨：“历代选举，朝廷亲试，不涉有司者，谓之制科，又谓之大科。国家两举制科，犹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此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

对于乾隆帝此举，陈祖武先生在《乾嘉学派研究》中评价道：清高宗以其举荐经学的重大举措，纳理学、词章于经学之中，既顺应了康熙中叶以后兴复古学的学术演进趋势，又完成了其父祖融理学于经学之中的夙愿，从而确立了崇奖经学的文化格局。

稽古右文，修纂图书。清廷还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以显示“稽古右文”。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三月，顺治帝令各省学臣“购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工作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性理、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无不涉及，编纂的重要典籍如雨后春笋般，纷然而出。

《清宫藏书•前言》中指出：“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校勘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据统计，仅台北及北京两个故宫博物院遗存即有五十多万册，其中十五万余册收藏于台北，另三十余万册存贮于北京故宫图书馆。”

《四库全书》书影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两部大型图书，就是当时书籍编纂的代表性之作。

《古今图书集成》启动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原为陈梦雷想报答康熙帝，特别是皇三子胤祉的知遇之恩而作。

在侍从胤祉期间，陈梦雷多次听胤祉谈到，像《三通》《太平御览》等书，要么“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要么“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都不能令人满意；期望能看到一部“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的书，才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经胤祉这一指示，陈梦雷很受鼓舞，遂以一人之力，开始进行编纂。从第二年十月起，从胤祉处领银，雇人缮写。

由于陈梦雷本来就有不少经史子集方面的书籍，加上胤祉慷慨地允许他利用王府协一堂所藏典籍，所以，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书稿就编成了。这次成书，分为六汇编、三十二志、六千部，约计万余卷。

书成之后，陈梦雷曾向胤祉上《进汇编启》，期待能得到皇三子和康熙帝的指示，以做进一步的存、去、分、合；并希望利用内府秘藏，补其未备；广聚江南等地别本书籍，加以校雠，以臻完善。

但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进汇编启》才得以正式进呈康熙帝。康熙审阅后，赐书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八十名人员，对该书进一步修改润色，并负责印刷事宜。

五十八年（1719年），编定成一万卷；第二年开始印刷。但印刷尚未完工，康熙帝就去世了。

雍正帝继位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把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但雍正帝并没因此中断《古今图书集成》的完善、印刷工作。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五，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等担任该项工作。

蒋廷锡等除了对已经印刷的九千六百二十一卷再次校对、改正错字外，还将未刷印的三百七十九卷重新审核、刷印、装帧。至于体例，仅把原来的志改为典，其他未做更改。

雍正四年（1726年），包含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计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最终完成。该书用铜活字共印刷了六十四部，其中十九部为绵纸、四十五部为竹纸。

雍正撰《古今图书集成序》，认为：“是书亦海涵地负，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乾隆也说：“本朝所修《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搜罗浩博，卷帙繁富，实艺林之巨观，为从来之所未有者。”大学士张廷玉也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称誉说：“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诚册府之巨观，为群书之渊海！”

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实事求是地说，《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于此书已初见规模。

此后，《四库全书》的编纂，更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

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就曾责成各省督抚、学政访求天下遗书。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他再度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他大为恼火，于十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一年之内连下两道谕旨，可见乾隆对访求遗书的重视和迫切心情。

在此情形之下，安徽学政朱筠率先响应，在所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中，对图书征集、著录、校雠等事宜，提出四条具体意见。

朱筠辑校《永乐大典》的建议，引起廷臣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做出指示，基本上采纳了朱筠的看法。

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初六，乾隆选派总裁官；十二日，又决定：“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至此，以朱筠辑校《永乐大典》的建议为契机，清廷大规模的征书之举，遂演变为《四库全书》的开馆纂修。

自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开馆起，一支队伍庞大的人员便投入其中。仅《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职名，即有三百六十人。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恭考证，前后选用的誊录人员，就多达三千八百二十六人。

到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写完工。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1782—1784年），又各完成三份。这四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盛京文溯阁，称为“北四阁”。

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缮写三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这七阁的命名，并非任意取的，而是有深意寓于其中。乾隆在《文源阁记》中这样解释道：“文”具有经世、载道、立言、牖民的重大意义；而经是文之源，史是文之流，子是文之支，集是文之派，派、支、流皆自源而分，集、子、史皆自经而出。所以，“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

《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计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计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若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其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四十四小类，六十六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

由于铜活字毁于乾隆初年，为解决《四库全书》应刊书籍的刊刻问题，金简发明了枣木活字办法，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程式。计刻大小木字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个，合计其他相关用项，共用银两千三百三十九两七钱五分。

中国人民大学黄爱平教授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评价纂修《四库全书》之意义，称：《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做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整理的阶段。它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强化统治，大兴文字狱，查缴禁书。与注重文治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清廷为消弭广大汉族臣民尤其是知识人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又利用种种手段，实行高压统治。

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大典，和广大读书人施展抱负的进身之阶，科举取士制度相沿已久。清王朝建立之初，多尔衮即以顺治帝的名义，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下诏恢复科举。顺治二年（1645年）、三年（1646年），先后举行了乡试、会试。

然而，十年之后的顺治十四年（1657年），一场几乎蔓延全国的科场案却爆发了。牵连所及，不少主考官及其家人、中式（科举时代称考试合格）士子等，或被处以极刑，或被流放，或被取消中式资格。

科场舞弊并非罕见，清廷何以用如此严酷的手段加以处理？

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这样揭示道：“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兄弟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

显然，清廷的用意在于借科场案来震慑、打压广大读书人，以收“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效。

吕留良像。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杰出学者、诗人，支援反清义军，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曾借评选时文以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吕留良过世后，“反清复明”代表人物之一曾静崇奉其民族气节，为其广播，被告发下狱。吕留良死后四十九年（雍正十年，1732年）被雍正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首之酷刑，所有著作被付之一炬，其子孙、亲朋、弟子广受株连。此案被称为清代以来最大的文字狱。

清廷不仅对读书人不放心，对汉族臣僚也心存疑忌。

为防他们对朝廷有二心，皇帝曾借讨论“理学真伪”问题，有意识地警诫或压抑理学名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二十四日，康熙帝在乾清宫与讲官牛钮、张玉书、汤斌，就“理学”话题做了一番讨论。康熙特别强调，如果“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相反，“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就是“真理学”。这无疑为臣僚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

后来，康熙又于三十三年（1694年）闰五月初四，在丰泽园考试翰林官，出的题目就是“理学真伪论”。无独有偶，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南巡召试江南生员时，也出了同样的题目。可见，清最高统治者对官员、士人的思想动向是非常关注的。

官员结党，是令皇帝深感不安的一块大心病。对此，雍正颇费了一番心思。

雍正四年（1726年），江南武进人钱名世作诗赠年羹尧，中有“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据钱名世自注，意思是年羹尧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帝平藏碑之后。

这下惹怒了雍正，他认为钱名世“钻营不悛”“悖逆已极”。实际上，他担心的是钱名世与年羹尧结党。

《大义觉迷录》。雍正编纂，主张清朝的正统性和“华夷一家”，以期消弭汉人的夷夏之防。写作起因是汉人学者曾静、张熙受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失败被捕。书中包括雍正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并附曾静《归仁说》一篇。

于是，为惩戒钱名世，并借此警示其他官员，雍正做了特别处理。他将钱名世革职后发回原籍，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钱名世悬挂在大门上；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京大小官员，作诗讥刺钱名世的罪恶。

最后，三百八十五名官员的诗作，雍正认为满意，汇在一起，令钱名世刊刻。

不过，也有人因“作诗谬妄”，受到了严厉处分。如翰林院侍读吴孝登，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兄弟，被革职。

雍正还曾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表达了他对朋党问题的态度。与宋代欧阳修的看法完全相反，雍正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他所期望于臣僚的是“惟知有君”，这样的话，“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从而达到“一徳一心，而上下交”。

查嗣庭像。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出了如下题目：首题《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认为查对朝廷保举人才之令有所不满；二题《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雍正认为查居心叵测；次题两道：《易经》“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认为这是暗示人要把“正”和“止”两字联系起来思考，其中寓意暗合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文所说“正”有“一止之象”，都是指雍正年号，暗喻斩雍正帝之头；策题《易经》“君犹腹心，臣犹股肱”，雍正说查不尊君为“元首”，有辱君威。雍正帝认为他所出试题“讽刺时事，心怀怨望”，遂抄其家，查出其日记中“语多悖逆”，乃大兴文字狱，将其逮捕。查狱中病死后，仍遭戮尸枭首，亲族、弟子多人受株连。

说白了，雍正希望看到的是，臣僚绝对效忠、俯首听命于他，而不能有其他的想法。

更为恶劣的是，为高度强化统治，清廷还制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时为最。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十起，雍正时近二十起，乾隆时则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平均一年两起还多。

文字狱的发生，虽然有的缘于诗文、著作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或讥讽，但更多的是因清统治者过于敏感，或者刻意引申而导致的。像“一把心腹论浊清”，“莫教行化乌肠国”，“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都被认定为心怀叵测。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私书，指摘字句”，更助长了文字狱的泛滥。

鲁迅先生曾反思清代的文字狱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

如此氛围，无怪乎龚自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慨叹了！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廷掀起禁书、毁书狂潮，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

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乾隆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五十八年（1793年），近二十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前所未有的图书浩劫。

据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等的统计，清廷禁毁的图书达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余部，销毁的书版在八万块以上。

孟森先生曾沉痛地感慨：“检清代禁书，不但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乃至自宋以来，皆有指摘，史乘而外，并及诗文，充其自讳为夷狄之一念，不难举全国之纪载而尽淆乱之，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盖一面毁前人之信史，一面由己伪撰以补充之，直是万古所无之文字劫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祖武

尤为不可忽视者，严酷的禁书逆流以及伴生的文字狱，其恶劣影响已经远远逾出图书编纂本身，它直接酿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

章太炎先生论清儒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实在发人深思！

民族狭隘心理的作怪，使清统治者无端猜忌；帝王独尊的虚幻光环，令清朝有些皇帝忘乎所以。

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古训，又岂可忘记？宽、严如何相济，并非仅靠说说而已。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表明清朝的统治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时代在变，国际形势也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

鸦片战争

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制造仓库

经过17世纪工业化的洗礼，西方世界先后完成蒸汽动力取代人力、火器取代冷兵器的工业革命。由于工业和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真正进入了海洋时代。决胜于海洋，是这个时代的主题。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开启了西方民族国家纷纷建立的浪潮，而启蒙运动则将理性推广到政治、社会生活中。议会制、共和国成为工业资本主义拓展世界市场的制度保障。殖民主义采取血腥的方式在全球寻找着新的工业市场和统治空间，并且纷纷制定出规范各国竞争与行动的国际法。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在全球迅速蔓延。当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遇到以大清王朝为领导的东亚传统宗藩体系时，这场冲突不可避免地来到了。

表面繁荣掩盖下的危机。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一个个同心圆。以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疆域为中心，中原地区是文明世界，其外是蛮荒之地。所以，除了周边地区的藩属国，外部国家都被中国视为“夷”或“戎狄”。早在明代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就叩响了中国的国门，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甚至北京，他们身着儒服，与中国士大夫和老百姓讨论性理和教义，刊刻和编写了大量天主教的宣传品和科学技术书籍。中国的一些士大夫对西方国家的名称和科学名词都耳熟能详，甚至拉丁文辞典也在中国士大夫中流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然而，一场政权更迭，将这一切断送殆尽。文明与城池玉石俱焚。清代入主中原后，文化上的保守和政治上的闭关政策，导致两个世纪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还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而在这两百年中，西方却经历着另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剧变：传统王朝一个个倒台，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共和国、工业革命、全球殖民、海上霸权……历史的发展突然加速，在中国还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夷狄”裹挟着血与火突然出现在面前，这样的会面，令中国措手不及。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此时，乾隆皇帝已经年逾八十，军政大事都委托和珅和福康安两位大臣打理。在经过不愉快的“礼节”问题的交涉后，英国特使的任务一个都没有完成。对英国使团竭尽全力想得到贸易许可的要求，乾隆皇帝只是轻蔑地说了一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把使团打发回去了。马戛尔尼在失望之余，想邀请傲慢的大清官员见识一下英国武器的威力。这位在征服大小金川和西北边疆叛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福康安，拒绝了这一邀请。马戛尔尼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福康安）一生中都没有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发的枪。”

和珅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鱼宏亮

首先，让马戛尔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须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而马戛尔尼只肯单膝跪地。中英官员就此事争执了近两月之久。在这个礼仪形式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认识上难以逾越的鸿沟。英方试图通过平等外交的手段打开中国市场，大清则把使节来访当成纳贡称臣。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双目失明的广东嘉应人谢清高，让人口述其早年在海外谋生与游历的故事，著成中国最早的介绍近代世界的作品之一《海录》。在这部书中，他讲到蒸汽机轮船：“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行自使。”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发给中国商船出海贸易的商照。

道光十二年（1832年），有个叫萧令裕的江苏人，写了一部叫作《记英吉利》的著作，特别提到英吉利国“船炮尤至精利”，详细介绍了战舰、火炮的制造和配置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在中英初次接仗的鸦片战争前，由于相信无根据的谣传——“英国人双腿僵硬，不能自如屈伸，加以士兵有绑腿，所以英军不善陆战”，直接导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各个战区的中国守军都疏于对英军登陆作战的防备，从虎门到厦门、定海、镇海，英军采用海军主攻正面、陆军侧翼包抄的战术屡试不爽，使得清军的防御战彻底失败。然而，在这部著作中，萧令裕特别指出这一点：“又或谓夷以布缚两胯，屈伸不便，所曳革履，尤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然广州商胡出游，登山亦殊矫捷，涉浅水则一纵即过，此所目验也。”

清朝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导致了他们在对待外部信息方面有着严重的偏见。“天朝氛围”主导了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历史的机遇总是给予那些能够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伟人们。可惜，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却充斥着刚愎自用、目光短浅的贪婪之徒。

那么，鸦片战争前，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乾隆末期的清朝，表面的繁荣已经不再了。乾隆最得意的“十全武功”的大肆征伐，导致国库存银从八千多万两锐减到不到两千万两。而此时，席卷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和河南五省广大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却在迅速蔓延。到道光五年（1825年），中国实际人口已经超过四亿，但城市人口只占6%—7%。据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统计，直到晚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人口只占7.4%。这表明，乡村社会仍是当时中国的绝对主导。昔日的繁荣下面潜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僚的贪腐与压榨，不仅破坏着农民的生计与利益，也危害着国家财政与政治稳定，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中外贸易存在顺差。问题绝不仅止于此。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鸦片在世界贸易中的角色让我们大吃一惊。有资料显示，在明清时代，世界上存在着以东亚、欧洲、美洲以及它们各自的周边地区所形成的一个贸易、经济体系。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东南亚、南亚、东亚地区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甚至一度成为主要市场，具有支配作用。

对于明清时代各大洲之间的实物交流，中国的史家一点也不感到陌生。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瓷器、丝绸、纺织品等手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对外贸易进入欧洲、美洲、非洲，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就中国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的重要产品，比如红薯、南瓜、番茄、辣椒、蚕豆，尤其是玉米与马铃薯，都是明清时代通过外洋贸易而从美洲传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些作物像这几种外来作物一样对中国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新作物的巨大产量使得中国的耕地面积和人口在明清时代成倍增加。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要远远高于欧洲。如果不是因为明、清政权的鼎革所引起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中国的社会形态会在17世纪发生巨大变化。同样，在15—19世纪灾害频仍的中国内地，这些高产而抗旱的粮食不知救活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今天中国人所吃的食物中有百分之三十七是原产美洲的，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当然，17世纪前后，东南亚各国涌入大量中国移民，生活在马尼拉地区的华侨就达三万多人，这都是地区贸易所带来的结果。所有这些事实，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因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就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们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初级农产品出去，英国是它的工业品进来，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解决中西贸易顺差的关键，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工农两个阶层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刺激他们的消费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社会当然不可能接受更多的工业品。

这些重要作物的流传，借助于地区之间贸易网络所固有的航线，尤其是哥伦布等人开辟的新航线，更成为这种从很早之前就一直存在的地区贸易的催化剂。但是，从目前的统计数字来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与其他地区的货物贸易中，中国存在严重的贸易顺差。这种情况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货物的输出和白银的输入。根据估算，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中国仅从欧洲和美洲就通过货物贸易输入了将近五亿多两的白银，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从日本、俄罗斯等渠道获得的白银。而据一些外国学者估计，到道光五年（1825年），中国白银存量约十一亿两。无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都表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与外国贸易存在着严重的顺差。同一时代，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生产能力在大幅增长。进入海洋时代的民族国家，以殖民的方式拓展着自己对财富和领土的渴望。而这种拓展，在东方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不得不另寻他途。这个王朝，既不打算也不准备了解这些远洋而来的“夷狄”。与中国交易的事情变得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他们被限定在几个固定的设立了商行的城市进行交易，以广州为主；复杂的是，与他们交易的是朝廷特许的商行，官方从不屑参与具体事务。清朝的官员更感兴趣的是幕后交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往广州的第一艘商船抵达后，按照规定应该缴纳近两千五百两白银的管理费，但经过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最终降至一千二百两白银，条件是付给海关监督三百两白银的感谢费。这些贸易上或明或暗的“制约”，令英国政商界感到愤怒。因此，他们多次派使团赴中国试图与清朝政府直接商谈贸易条件。但从马戛尔尼到阿美士德，都失望而归。然而，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西方人发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虽然被中国政府所禁止，但却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利益空间。而广州的行商管理体制中的各种明、暗规则和敲诈勒索的盛行，正适合进行这种商品的交易。

鸦片弛禁与严禁。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最早产于希腊。罂粟花结果后的汁液经过熬制可以制成一种毒品，亦可以入药。7世纪，鸦片经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在中国有阿芙蓉、阿片等名称，《本草纲目》介绍其“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气味酸涩，温，微毒。主治泻痢、脱肛不止，能涩丈夫精气”。但是，将罂粟花制成鸦片用于吸食、充当兴奋剂，是17世纪中后期从外洋传入的一种陋习。明代后期，少数地区的人由于从事外洋贸易，传入了熬制鸦片作为烟来吸食的方法。台湾、厦门、漳州等地风气尤其重，甚至有不法之徒开鸦片馆进行盈利。政府对鸦片的危害有充分的了解，故为之厉禁。顺治时期颁布的《大清律例》规定：“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如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早期鸦片走私，大多是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下以“非政府”的名义实现的。然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地位不断受到自由贸易主义的挑战。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国国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而将远东贸易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这一举措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为鸦片走私规模迅速扩大；其二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失去了东印度公司这个中介，而由两国政府直接面对。这两个后果都是中国极其不愿看到的。但是，清朝的吏治已经腐败，贪贿使得政策成为一纸空文。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开始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之时，每年输入的鸦片为二百箱。而到了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每年输入的鸦片已达到四万箱。有数字表明，从1800年到1839年的四十年间，由于鸦片走私而导致外流的白银总共达到六亿两。白银的枯竭扰乱了国内经济，使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产生了波动。为了应付银贵铜贱的局面，政府不得不降低铜钱成色、增加铸钱数量。鸦片的流入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但是由于没有完善的海关体制，也无专门负责缉私的水师，主管部门往往与走私者沆瀣一气，将一些免费的鸦片样品当作截获的走私货物呈报政府当作“政绩”。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所有装满鸦片的商船云集广州附近的洋面，盛大的交易会开始了。鸦片长驱直入，从东南沿海直到西北内陆，吸食之人日见增多。在清朝内部，从国家经济到家庭生活层面，无不受到严重影响。关于治理鸦片走私的官方奏折，开始雪片一样飞往北京。

事态的发展已经很清楚，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了。对于实行了将近百年的禁烟政策的挫折和失败，以广州的官员和著名书院学海堂为中心的一批士大夫上奏道光皇帝，他们关注的是白银外流的问题，因此主张以经济手段解决，主要措施概括为三条：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对其征税；以货易货，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允许中国内地种植罂粟，抵消进口数量。这就是著名的“弛禁”说。这种观点无视鸦片贸易对国家体制和百姓的危害，所谓的“经济战”实质上是为了维护长期从中获取货贿的部分广东官员和商人集团的利益。因此，外国商人得知这种主张后，对鸦片贸易的前景表现兴奋，立即加大了鸦片输入的数量。

道光皇帝接到这个奏折后，没有表态，把它下发给各省大员进行讨论。反对的奏折迅速上来。礼部侍郎朱樽和兵科给事中许球以及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分别上书，严厉驳斥“弛禁”的主张，从祖制、政体、法制、农本、财政、国防等方面全面论述了鸦片的危害性和禁烟的必要性。这些意见得到湖广总督林则徐等人的大力支持，对道光皇帝形成很大触动，最高当局已经倾向于严禁。但是，有两个事件，最终促使禁烟措施迅速实行。

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负责外宾事务的官员黄爵滋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从严惩吸食之人到禁绝贸易两方面，比较概括地反映了严禁的主张，在各省大员中引起很大震动，因此，支持严禁的奏折开始大量出现。另一件事情是当年十月，皇室成员庄亲王奕镈、辅国公溥喜两人在东直门外灵庙因吸食鸦片被抓。这一事件对道光皇帝影响很大，鸦片的危害已经逼近皇室，这促使他下定决心实施禁烟。一贯主张严禁的两广总督林则徐，于十二月奉召进京。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开始了。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八日，钦差大臣林则徐“焚香九拜”，从正阳门出彰仪门，由北京启程南下。三月十日抵达广州，设行辕于粤华书院，誓言鸦片之害不靖，誓不离粤。此前由两广总督邓廷桢推动的禁烟运动，从此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林则徐放手严惩中国鸦片贩子、窑口主和吸食者，到五月，已经拘捕了一千六百名违犯禁令者，收缴烟枪四万两千七百四十一杆，鸦片两万八千八百四十五斤，并且惩处了一批与烟贩勾结的贪官。而对于外国走私者，林则徐审慎地制定了行动策略。他聘请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翻译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所著的《国际法》中有关禁止违禁品和宣战之权利三个章节，作为交涉的准备。他两次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致函，从《国际法》的角度指出鸦片贸易的罪恶与不合法：“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流毒各省……以中国之利利于夷，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试问天良何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贵国王自不肯以己所不欲施之于人。”林则徐从天理、人心、中国禁律和政府决策几个方面，劝谕广州的洋商上缴鸦片并且出具永不携带的保证书，如有违犯，“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并将外国商人软禁在广州的商馆中，不许离开。在林则徐严厉的高压政策下，到五月十八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出面担保，外国商船共上缴了两万一千三百零六箱鸦片。道光皇帝下令就地销毁，于是在六月三日，这些鸦片被倾入虎门外海滩的三个大石灰坑中灌海水溶毁了，整个过程经历了二十三天。禁烟运动的第一个回合，由于林则徐的决心，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林则徐像

然而，虎门销烟的胜利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甚至不啻为一个诱饵。无论是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既没有预见英国政府会做何反应，也没有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做好应对的准备。虎门的烟雾消散后，随之而来的局面，却是任何一个大清官员始料不及的。

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导致被迫向列强开放。就在英国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公告外国鸦片贩子交出鸦片的时候，他已经向英国外相巴麦尊发出了多封要求发动战争的信函。因此，对于虎门销烟，外国人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个外国人记录道：“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同时，东印度公司、伦敦中国协会以及许多大城市的商会都开始积极游说政府，鼓动英国对中国动用武力。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月一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同时，巴麦尊发出多次训令给在华商务监督义律，通知其做好战争准备。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巴麦尊发出训令给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英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并发出《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这支远征军包括十六艘战舰（三桅双层炮舰）、四艘蒸汽战船、二十七艘运输船以及一艘运兵船，士兵四千名。这是一支殖民时代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进行的是迫使中国赔偿包括销毁的鸦片在内的各种损失，以及割占中国岛屿、开放市场等赤裸裸的强盗行径。随着战事的进行，这些要求一再升级。

中国方面，林则徐虽然抽调水师、修筑炮台，对战争做了一定防备，但对英国远征军来华的意图和实力没有丝毫了解。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军抵达广州，没有进攻而随即北上，由定海、舟山直达直隶，英国人的想法是直接将照会交给朝廷。这一行动直接导致了林则徐的下台，因为朝廷的意图是将中外的冲突解决在遥远的广州，而绝不允许他们抵达天子脚下。直隶总督琦善代表政府接待了英军统帅，并接受了照会。受命了解英国人意图的琦善使用了息事宁人的方式，他隐瞒了英军的战争意图，向道光皇帝汇报英军只是前来申诉在广州所受的冤屈。同时承诺英军只要南下广州，即可谈判解决问题。九月十五日，懿律率军南下。近在天子脚下的一场危机被成功化解了，道光皇帝对琦善大为赞赏，立即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同时将林则徐撤职并发配往伊犁。然而琦善到广州后却在英军的武力胁迫下，试图与英军签订和约（《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偿六百万元以及实行通商。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引起道光皇帝大怒，立即下令将琦善押解回京、抄家受审。琦善的家产达一千万英镑之巨。而这个条约传到伦敦之后，同样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巨大不满。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三十日，英国政府以藐视训令为由撤掉了因懿律病倒而取代全权代表一职的义律的职务。新的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被派遣来华。清朝派出皇帝的侄儿奕山为靖逆大将军兼钦差大臣南下广州，统率大军清剿逆夷，而义律在璞鼎查尚未抵达之前，展开了一轮新的军事攻击，攻占了虎门要塞以及珠江沿岸的所有战略要点。奕山与广州官员在武力不敌的情况下，又只得提出停战和谈，这次他们付出了六百万的“赎城费”才换取了英军的撤退包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新任驻华代表璞鼎查抵达澳门，义律返回英国。璞鼎查接受的是新的训令，直接北上攻击，迫使清政府屈服。从八月起，除了留少数战舰封锁广州、香港外，其余战舰立即北上，先后攻克了厦门、定海、宁波；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攻占吴淞、上海；七月占领镇江。镇江被占领，切断了大运河的南北航路，使得运往北京的漕运受阻，这下真正打痛了北京的神经，也使清廷认识到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八月二十九日，英国旗舰“康华丽”号抵达南京江面，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九月十五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十二月二十八日，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该条约。《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包括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废除广州的公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主要内容。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美国代表顾盛代表美国与清廷签署《望厦条约》；十月，法国代表拉萼尼代表法国与清廷签署《黄埔条约》。

中国从此走上了被迫向列强开放的道路。在这些条约中，以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对中国危害最大。几十年后，作为清朝派往英、法等国使臣的薛福成对这两条评论道：“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清朝政府在还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的情况下，丧失了经济、政治、领土等自主的权利，英、美、法互相援引和支持与中国签订的这些条约，在日后被不断地修订和扩展，在中国被亦步亦趋地拖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清朝将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鸦片战争，是一场双方信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西方殖民国家通过不断的贸易、传教士活动和出使活动，已经搜集了大量有关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情报，对清朝的军事力量有着充分的了解。而清朝则在盲目自大的以天下中心自居的氛围中，不屑于了解世界，甚至对已有的外部知识都无人问津。在与美国、法国签订条约后，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准备了赠送给清朝的礼物，里边包括现代科学技术书籍、望远镜、火枪、蒸汽机原理、世界地图、各国概要等现代文明的成果，而出于狭隘的天朝上国心理，清朝拒绝了这些礼物。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除了少数有气节的官员外，大多数官员的主要心思都用来对付皇帝和朝廷，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如果考虑这样的背景，我们会对清朝的战败有一个新的认识：这只是一个开始，清朝注定要在更猛烈的血雨腥风中才能完成自己的涅槃。

中西方文明的一些深层因素也对中外交涉有着重大的影响。道光十六年（1836年），西方一位学者在一篇评价清朝军事力量的长文中，开篇就写道：“今天，作为评价各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准，最正确的大概是：每个社会在‘杀人技术’上的精湛程度、互相毁灭的武器的完善程度和种类多少，以及运用它们的熟练程度。”而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直隶总督琦善受英国远征军司令璞鼎查之邀前往英军军舰谈判，他看到一排军容整齐的年轻的英国海军学院实习生在舰队上列队时，摇头叹息道：这样的青年才俊，为什么不读书做官，而是来当兵呢？！琦善是已经完全汉化的官僚，他的价值观完全是儒家式的，还停留在中世纪。而同一时代在西方流行的，却是民族国家争权夺利的现代观念。这两种观念塑造出来的人和制度是如此的不同，从而也导致双方在冲突中表现出巨大的反差。

然而，任何一个腐败的王朝，总是存在着一丝正义和勇气。正是这些微弱的光芒，让我们看到中国走向现代的希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二十九日，包围广州的英军在与广州当局达成协议撤退的过程中，与广州北郊三元里的百姓发生冲突。五月三十日，周围一百多个乡里的老百姓聚集起来，手持棍棒与英军展开战斗，这些把清朝正规军打得抱头鼠窜的英军，被愤怒的民众包围在一个炮台中，损失惨重。最后在广州当局官员的调解下，百姓才将英军放走。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一日，英军“复仇号”等军舰进攻定海，守城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血战六个日夜，最后全部壮烈殉国。这些百姓和将士，面对完全现代的武器，勇敢抵抗、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做出了伟大的奉献。

太平天国

天王洪秀全像

19世纪是一个孤立被逐步打破、国家间互相紧密联系起来的时代。殖民主义的推动，为极具扩张性的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创造了条件。对于东方这个神秘的大国，许多西方的宗教团体都梦想着有一天能踏上这片国土，将福音传播到其为数庞大的人口之中。1805年，伦敦布道会通过了《圣经》汉译的决议，随后派出了牧师马礼逊前往广州学习汉语，为翻译工作做准备。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已经延伸到马来半岛的爪哇、马六甲、槟榔屿等华人聚集较多的地区，英国布道会决定以马六甲作为对华传教的基地。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作《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刊物，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等为主要内容，开始宣讲基督教教义。这份杂志是近代以来第一份中文期刊。而在米怜所雇用的中国刻字工人中，有个年轻的广东人，名叫梁发。随后他受洗成为近代第一位中国传教士。1832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劝世良言》刊行。一些往来于东南亚和广东沿海的中国商人偶尔会携带这些免费的读本进入内地。

社会矛盾尖锐，动乱一触即发。广东与广西这些清帝国最南方的地区，由于距离行政中枢最遥远、最晚被政府接管，所以相对来说，是对清朝统治认同感最为薄弱的地区。同样由于地缘的因素，又是与外洋贸易和接触最多的地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宁波、上海等五口开始通商，广东的许多原来从事茶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了生计。经济萧条给整个地区的人民带来雪上加霜的感觉，传统的族群矛盾从而激化。在广东，“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社会冲突开始尖锐化。

“客家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是南宋，由于金人军事打击而退守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民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人群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与礼俗，很难与当地人民融合，被称为“客家人”，他们是当地社会的外来集团。“客家”家族、村庄与本地村庄之间的械斗时有发生。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许多客家人皈依了基督教，而许多本地人则保持着祖先、偶像和神灵崇拜，宗教的冲突加剧了土、客民之间的矛盾，也加强了客民村社的凝聚力。

宗教是人们信仰的反映。土、客民的社会矛盾尚未酝酿出一种反政府的总体行动。但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南方地区经济上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中英《南京条约》并没有涉及关于鸦片的内容。一场以鸦片贸易为开端的战争，最终结果远远超出了贸易的范围。所以，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鸦片进口从战争初期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三万三千箱上升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九箱，每年外流的白银达到一千万两以上。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扰乱了白银和铜钱的兑换秩序。由于普通百姓都是以铜钱作为通货，加上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濒临破产的境地。另一方面，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增加到4.3亿，但全国的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甚至还因为灾害等原因有所减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急剧下降的同时，土地还在向少数富人、旗人以及官庄集中。到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中大约有60%—90%的人处于无地状态。无地的农民只能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充当苦力，甚至出海寻求生计。

这样一个流民群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而这一时期，秘密社会的活动也活跃起来。民生艰难与官府的腐败，为天地会等发动叛乱提供了契机。正如天地会张贴的《万大洪告示》所说的那样：“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在这种背景下，抗租、抗粮、叛乱等活动开始频繁爆发。

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公共事业都依赖行政体制的效率。在行政效率较高的时期，社会救助、赈济贫困等事业尚能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在政治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的时期，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天灾与人祸总是密切相连。鸦片战争前后，几次重大的自然灾害在中华大地肆虐。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河南严重干旱；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发生大水灾，广西发生大饥荒；而咸丰二年（1852年），山东境内的黄河改道淹没了大片村社与良田。几百万人遭受灾害，损失严重，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了私囊。灾民们流离失所，愤怒而绝望。

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整个社会其实已经像个大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清朝军队的无能暴露无遗。但基层民众在三元里抗英以及广州“反入城”的斗争中却爆发了强大的力量，导致当时广东地区流传着“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民谣。天地会在广东、白莲教在湖南等地发动起义，有大量百姓支持、依附，正是这种社会矛盾的真实反映。

屡试不中的洪秀全。嘉庆十九年（1814年）一月一日，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西北部一个小村庄的普通客家农户家庭。按照家族起名的排行，家人给他起名为洪仁坤，小名为火秀。洪秀全这个名字是他成年成为基督徒后改的，据说是因为“秀全”两个字拆开后为“禾乃人王”，与粤语“我乃人王”发音相近。洪秀全的父亲叫洪镜扬，是个正直而勤劳的农民。七岁的时候洪秀全进入私塾，由于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几年下来即“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古文……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学业上的成就使得家族和乡里对洪秀全未来取得功名抱着很高的期望。洪秀全在幼年时代即成为家族的骄傲，这使得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非常自负的性格，为人跋扈，并且脾气暴躁。

洪秀全成年后，先后四次前往广州参加科举的最低一级——生员的考试。洪秀全四次都以童生的身份参加秀才试，最终连最低一级的功名都没有取得。这对于自幼被家族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来说，心理上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道光十六年（1836年），二十二岁的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参加府试的时候，经历了两件让他记忆深刻的事情。他从小就学习的经书《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这段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社会的特点是公有制，人们没有私产，也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的抚养。这是中国古代圣贤所设想的最完美的社会制度，是存在于传说中的“三代”的社会制度，是古人头脑中虚拟的理想社会。这种完美的理想制度虽然不是现实中存在过的，但是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将它作为一个参照物，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进行批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完美的社会理想，往往会成为处于动乱时代流离失所困境中的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国，也容易成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失意人士的思想寄托。对于他们来说，“大同”社会既是理想，又是武器。《礼记》中的这段话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实践，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都与其有着深层联系。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洪秀全在广州遇到两位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其中一位叫史蒂文斯，他身穿一件长袍，蓄着长须。他们递给了洪秀全一本《劝世良言》。因考试失败而心事重重的洪秀全携带着这本分为九章的小册子，回到了家乡。

就在洪秀全第二次参加府试失意而归的道光十六年（1836年），令清朝中央头痛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禁止鸦片贸易。弛禁与严禁两种意见正争吵得不可开交。二月，邓廷桢出任两广总督，接到道光皇帝的谕旨命令剿灭鸦片。邓廷桢立即展开卓有成效的行动，在林则徐抵达广州之前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清朝官方对于这个王朝的未来只是有隐约的担忧，立即到来的危险尚没有人能够觉察。而洪秀全这一类底层士人，正专注于获取功名的科举考试，虽然接连遭遇失败，但并没有什么理由让其放弃。谁不是这样呢？广州与他同一时间在科场上奋斗的还有另外一个叫朱次琦的年轻人，这年他二十九岁，已经获取了生员的资格，正在为考中举人参加乡试而挑灯夜读。朱次琦日后成了公羊派经学的著名学者，康有为正是跟随他学习了“大同”社会的学说。

“大同”学说所具有的革命性，我们可以从此看出一个端倪。叛逆的火种开始在人们的思想中萦绕，它需要的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和机会。具有决绝的行动能力的人往往会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只是专注于思想的人往往倾向于设计改良的蓝图。

道光十七年（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参加府试。在之前的县试中，他再次高列榜上。但是这次府试他还是名落孙山。这次落第对洪秀全的精神打击很大，导致他得了大病，不得不雇用两名精壮的轿夫于清明节这一天将其抬回家里。在这场断断续续的昏迷大病中，他身上发生了奇怪的“异象”：他开始不断做梦，梦见有人将他抬到一个光明华丽的地方，有“天母”引领他到河边沐浴，说：“我儿，你在凡界身体弄脏了，让我给你到河中洗涤，然后再去见你父。”有许多年长的圣者将他引入一个大宫殿，进行换取心肝五脏的手术。最后他终于来到天庭，见一身穿乌龙袍、蓄着金色胡须的长者赐予他一柄斩妖宝剑和一方斩妖玺。他还遇到了一位他称为长兄的中年男子教他如何斩灭妖魔。洪秀全还看到孔子在向天父忏悔罪孽。在这种神智昏迷的幻觉中，洪秀全病了四十多天。偶尔清醒的时候，则头发直竖径自奔向其父身边，鞠躬说道：“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所有。”有时候他会起身在室内走动，大呼“斩妖！斩妖！”

研究洪秀全幻觉的现代心理学家指出，洪秀全梦中的那位金色长须的老者肯定是他前一年在广州碰到的那位传教士的形象，而四十天的昏迷与耶稣在旷野中经受考验的经历相对应，由此可看出，洪秀全回家后认真研读过传教士发给他的《劝世良言》，那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在他心理底层留下了影响。有学者指出，考试落第产生的巨大失望、悲苦、怨恨、羞耻等情绪的强烈刺激，使得洪秀全患了一场“急性精神病”。但是通过这种幻觉，洪秀全从心理上洗刷了屡次不第的耻辱，并从“天上至尊的老人”那里取得了对“全世之人”的统治权，这对于一个追求功名的士子来说，不啻一种心理安慰。

洪秀全从这场大病中康复后，性格和体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性情变得温和、友善和宽容，步伐似乎也更稳健，而身材变得比原来高大。梦中的异象和经历，被人当作“疯人的行为”逐渐淡忘。洪秀全继续在乡村中做私塾的老师，直到六年后，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赴广州参加府试。遗憾的是，洪秀全再次落第。经历过前一次的大病，这一次洪秀全平静了许多，只是愤然发誓，不再参加清朝科举，而是发出了“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的惊人豪言。回家后，洪秀全继续其教书的生涯。有一天，他的表兄偶然看到七年前得到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读后对此书大加赞赏，认为“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洪秀全再次认真研读《劝世良言》，并将书中所说内容与自己六年前的梦幻联系起来，才恍然大悟赐给他宝剑的至尊老人，就是要他斩妖除魔、除去世间不平痛苦的天父上帝，而教他如何斩妖的中年人就是救世主耶稣，他自己便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这样，一种新的“三位一体”就诞生了。洪秀全无疑成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言人，上帝还明确授权其统治世间的众生——兄弟姐妹。洪秀全认为庙宇中的各种偶像无疑就是妖魔。洪秀全将几年前梦中的幻觉与《劝世良言》中的宗教故事一一联系起来，为自己几年前的幻觉找到了合理的意义，同时也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他为这一启示欣喜若狂，于是和表兄李敬芳一起，按照《劝世良言》中描写的方法为自己做了洗礼，并向上帝宣誓不拜偶像和邪神。

对于一个在现有体制中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宗教性的顿悟和空想具有重要的调适作用。多年来的精神压抑与现实生活中的不断挫败感，开始扭转洪秀全的人生目标与自我实现的方向。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考之际，正是广州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的时期。按照一年前签订的《南京条约》，五个口岸都应向外国人开放。外国人可以合法地进入这些开放口岸居住。但是广州居民坚决反对洋人入城居住，官府对民众的压制，加深了民众对清朝官僚体制的仇恨。这种仇恨扩散到民间各个阶层，也成为洪秀全思想转变为反叛的重要动力。

成立“拜上帝会”，大力发展会众。洪秀全自行洗礼后，就一心投入研习《劝世良言》和自我修行的宗教事业。随后，他劝说他的好友、也是广东客家人的冯云山信奉了基督教，他的亲戚和家人也相继成为信徒。其中有比他小九岁的族弟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中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世纪40年代的广东，这几个形单影只的、自行施洗的基督教徒，开始了其虔诚的传教事业。他们首先将乡里附近寺庙中的塑像捣毁，将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使得洪秀全很快失去了私塾教师的职位，被乡绅势力目为大逆不道。他们遵照《圣经》中所说的“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指导，开始外出，前往邻近地区和广西传教。几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家乡，在重修教业的同时，开始自己编写传教著作，他从《圣经》和儒家四书五经的代表作《礼记•礼运》等经典中汲取思想素材，写出《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成为拜上帝教最初的文献。与此同时，冯云山则继续在广西传教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组织起了拜上帝会。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前往广州，向美国南方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牧师学习《圣经》，并借此了解基督教礼仪与教会组织的知识。这是洪秀全首次有机会全面阅读《圣经》并直接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这对他在宗教思想上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三个月后，洪秀全离开广州，前往广西寻找冯云山。而这个时候，由于冯云山卓有成效的工作，广西拜上帝会的信徒已经达到三千多人，在以矿工、烧炭工和客家贫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户。这些早期成员中，有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昌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形成了。从宗教的组织体系来看，洪秀全作为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被公认为首领。而冯云山被称为上帝的第三子，杨秀清为第四子，韦昌辉为第五子，杨宣娇为第六女、其夫萧朝贵为妹夫，石达开为第七子。这一依附于上帝的“神圣家族”形成了。组织核心的形成为拜上帝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洪秀全也开始进行一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他模仿《摩西十诫》编写了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作为会众的戒律。

拜上帝会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以后，开始大力发展会众。组织初期的活动还局限于正常社会秩序的范围，但其拆毁庙宇、砸倒偶像的行为，触动了地方乡绅的利益。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年底，广西紫荆山乡绅王作新带人抓捕四处传教的冯云山，并到官府控告其“迷惑乡民，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桂平知县为免事端，将双方斥责了一通了事，但决定以“无籍游荡”之名将冯云山押解回广东花县原籍管束。冯云山在递解途中充分发挥了自己雄辩的口才，他与押解他的两个差役谈论敬拜上帝，走了没有几里地，两个差役即决定皈依上帝，并护送冯云山一起返回紫荆山，接受洗礼，成为信徒。地方乡绅与团练的逼迫，使得拜上帝会开始转向密谋起义，建立天国。洪秀全也通过撰写《原道觉世训》等文献，在理论上提出“上帝”的对立面、一切妖魔邪神的代表“阎罗妖”，并严厉谴责历代帝王僭称为“帝”的罪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统治政府。此后，“阎罗妖”即成为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称谓。

正是在这个远离清朝政治中心、人民遭受疾苦最为惨重的地区，洪秀全及其同伴的宗教事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道光二十九年到三十年（1849—1850年），广西发生大饥荒，更多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民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上帝，统一而有组织的生活为他们穷苦绝望的人生提供了光明的希望，他们甚至认为，信奉洋教便可不受官府的干预。到道光三十年，拜上帝会会众已经达到上万人，并且开始向广西桂平金田村聚集。六月，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将所得交到设在金田的圣库，人民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鱼宏亮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来自《礼记•礼运》这一篇，以整个儒家学说中的完美社会为原本，并结合了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它忽视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完美社会。这样的一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是虚幻的，在实践中往往带来更加有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总结人类社会上历次以空想为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得出来的一个经验。

建立太平天国，爆发革命。通过聚集会众、建立圣库等一系列措施，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天起，各地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到十一月，各路人马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度下，集结到金田地区。在集结的过程中，与清朝堵截的军队发生战斗，天地会的许多成员也加入进来，原天地会水上武装的首领罗大纲也于此时投奔义军，最后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十二月底，洪秀全和冯云山结束几个月的秘藏“避吉”，在大队“扶主”人马的拥护下返回金田村。此时聚集起来的会众已经达到两万多人。对于如此庞大的军民，洪秀全发布了严格约束纪律和分别男女的五条军纪。咸丰元年（1851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三十七岁（虚岁三十八岁）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决定以正式宣布革命、建立新政权的方式为其祝寿。洪秀全宣布建立太平天国，自己为太平天国“天王”，以次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会众全部组织为“太平军”，实行军民合一的社会制度。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命令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起长发，因此被清朝称为“长毛”。太平军向北进发，于九月攻克重镇永安，在此停留了半年，积聚粮草，进行制度建设。原来封王的神圣家族的领导核心成员分别被封为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国按照《周礼》设置了王朝的各级官职，颁布新的历法——太平历。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指出清朝以满人压迫汉人以及严重的腐朽统治，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这样，历时多年的艰苦准备，太平天国运动正式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洪秀全和冯云山建立了拜上帝会后，为组织会众做了许多准备。所谓的“避吉”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洪秀全在领导层的劝说下，在平在山称王登基。但由于公开的时机还不成熟，加以洪秀全是外地人，所以秘藏在信众胡以晃家以保安全。而此时拜上帝会的第二位领袖冯云山则因为被乡绅控告而被递解回籍，也不宜露面，亦随之秘藏。在这个空位时期，杨秀清和萧朝贵以广西当地“降僮”的习俗，取得了为“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代言的资格。这样，在拜上帝会的领导集团中，几位核心领导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杨、萧二人正是在这段空位时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组织领导才干，发布起义号令，将会众集结到金田，并成功击败清朝地方武装的围堵。起义初期的成功，助长了个人权力欲的膨胀，这也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太平天国政权颁布的太平诏书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道光皇帝病逝，这位在位期间生活尽量节俭却依然多灾多难的皇帝，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朝廷撒手西去。皇四子奕 继位，改次年为咸丰元年。此时广西正是天地会四处起事之时，广西方面军政大员眼看无法掩盖真相，赶忙上报朝廷，并调集军队弹压。十月，朝廷想起因为在广东坚决禁烟而被弹劾，正在福建家乡养病的林则徐，林则徐曾在云贵总督任上妥善处理边事，这给朝廷留下了深刻印象。十月十七日，朝廷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连下谕旨命其“兼程驰赴”广西。林则徐于十一月一日接到谕旨，五日即不顾重病从福州启程，但一路上腹泻不止。当他行至离潮州不远的普宁县城时，身体终于不能支撑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在广东普宁病逝。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将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这个令他不能瞑目的世界。据说他临殁前高呼“星斗南”三字，到底是什么含义也成为千古之谜。当年十一月，广西地方各级官员才得到了金田等地拜上帝会起事的消息。十二月八日，广西巡抚郑祖琛飞马向朝廷奏报。对于林则徐的病逝，朝野深感惋惜，只好起用前两广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剿办。李星沅咸丰元年（1851年）一月抵达广西柳州后，才真正搞清楚拜上帝会起义才是大清王朝的主要威胁。

从乾隆晚期的白莲教起义起，最高统治者就发现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八旗和绿营已经涣散腐败，不堪一击。清朝的军队总数量表面上还很庞大，但各级武官都有虚报名额、顶吃空饷的陋规。加上驻防分散、机动困难，实际上很难应付突发事变。这在鸦片战争与英国人的多次交战中已经暴露无遗了。同时，清朝的国家制度已经行将就木，运转艰难，不能灵活而有效地应对时局的变化了，所以朝廷逐渐开始依靠地方团练的力量来维持安全。地方团练依靠的是主持之人的能力与决心，效果完全取决于地方乡绅对于地方的凝聚力。这就为备受满族压迫的汉族大臣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清朝调集军队将太平军围困在永安大约半年之久，而太平天国在此期间继续对军事、军纪和官制进行完善，以东、西、南、北、翼五王为“五军主将”的军事制度确立。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轻装全军突围。负责围困的清军主帅赛尚阿直到次日凌晨才获得消息，此时太平军主力早已突出重围。从此，太平军经过围困桂林、攻占全州，力量迅速壮大，并于六月突入湖南，但在攻占长沙的过程中，遭到挫折，导致不得不放弃长沙，北上攻占岳州。在这个过程中，南王冯云山在全州牺牲，西王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太平军损失了两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十二月十三日，太平军攻占湘北重镇岳州。岳州是洞庭湖通往长江的门户，是大米、木材、油盐等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也是清军军饷的转运所。但是，岳州的防卫十分薄弱，兵额只有几百名。湖北提督、岳州知府等守将闻讯即逃回武昌。太平军在岳州征集到五千多艘民船，任命在长江沿岸有着很高威望的水手唐正才为典水匠，职同将军，筹建了太平军的水营。这样，清军长江沿线的防务就危在旦夕了。十七日，在一个当地老人的指引下，翼王石达开发掘出了一百五十多年前三藩之乱时吴三桂暗藏的一个巨大军火库。太平军经此军器火炮装备，加上五千水军，从岳州启程，“千船健将，两岸雄兵”，直取武汉。二十二日，太平军占领汉阳。二十九日，占领汉口。在汉口，由水军统帅唐正才率军建造了两座跨越长江的浮桥，史称“桥宽丈余”，桥下由铁锚沉在江中固定桥身，人马往来，如履平地。浮桥的建成，使得太平军得以运用火炮等重型武器围攻武昌。咸丰三年（1853年）一月十二日，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领几十名童子军敢死队登上城墙，太平军攻取武昌。清朝湖北巡抚常大淳等一百多位文武官员死难。

占领武汉三镇，太平军获得了一万条船只和上百万银两以及大批粮草弹药，此时的太平军已经达到五十万人。太平军在武昌度过癸丑年元旦之后，从二月起陆续起兵顺江而下，直逼江宁（今江苏南京）。经过外围的扫清战斗，三月十九日，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江宁北城仪凤门城墙，太平军蜂拥而入。此时清军江南提督福珠洪阿、邹鸣鹤等人都已战死。只有上元县令刘同缨“公服坐大堂”，将官库和自家银两堆在桌上，恳求攻入的太平军收此银两，为城中的百姓留一条生路。太平军感念此人尚有良心，不忍杀害。但刘同缨随即自杀身亡。大清王朝的江南重镇，就这样沦陷了。随后，太平军占领了镇江、扬州，形成了对江宁三足鼎立的护卫。

洪秀全早前其实设想定都河南，因为河南为中原核心地区。但他本人对河南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提出这个意见后，遭到东王杨秀清的反对。根据后来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在攻打江宁以前，为杨秀清驾船的一个湖南水手就对杨秀清提出了不应去河南建都的建议。由于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杨秀清听取了这个意见。此后，由于新修的天王宫殿不慎失火被毁，洪秀全又有了建都河南的想法，但是杨秀清以“天父”代言的形式否决了这个动议，并威胁给予责罚，洪秀全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定都江宁，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二十九日，洪秀全乘坐由三十六人扛抬的大轿，像皇帝那样进入江宁城，前一天入城为迎接天王做准备的东王杨秀清的大轿由十六人扛抬，太平天国正式定都江宁，改称天京。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五月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宫殿不慎失火被毁后，次年二月，又在原址进行重修。天国皇宫分内外城、苑囿，外城叫太阳城，内城叫金龙殿，苑囿叫后林苑。皇宫南边修建了一座大型广场，广场中建一高台叫作“天父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都各有王府，穷极奢华。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参加科举，到如今，经过十年的奋斗，洪秀全终于实现了“等我自己开科取天下士”的誓言。当初拜上帝会的伙伴们，除了冯云山与萧朝贵已经捐躯外，所有人都实现了当初朴素的愿望。然而，天国的版图仅有长江沿岸的几个重点城市辐射的湖北、江苏、江西、安徽的小片地区。清朝调集大军在江宁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立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太平天国几十万的军队从广西一路打到江宁，拥有了一片宝贵的立足之地。但如何管理这些地区，成了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面前的首要问题。

《天朝田亩制度》

既出于洪秀全等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又由于战争形势的逼迫，太平天国对占有地区——主要是江宁城，采取了完全军事化管理的措施。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其次是实行共产的圣库制度，所有个人和家庭的财产都须上缴天国圣库，社会生活实行供给制，名为“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第三，下令居民蓄发变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除此而外，捣毁一切庙宇、邪神、偶像，焚毁孔孟诸子百家的“妖书邪说”，并以天国官方刊印的读物宣扬拜上帝教教义，进行开科取士。社会生活方面实行道德净化主义，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禁止缠足，颁布新的历法等。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在新占领区的居民中引起很大骚动，但是由于处于战时环境，所以人们不得不暂时遵从。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社会制度的指导方针，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之上：“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贯彻天国的宗教意识形态，实行文化与宗教合一。洪秀全根据自己对《圣经》的理解，编制了新版《三字经》，开篇为“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以浅显的宗教内容作为儿童启蒙教育的读物。在天国的科举考试中，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实现了天下除妖魔外都是兄弟姐妹的宗教理想。太平天国解放了妇女，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要求男女平等，也因为在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天国的政治机构中也有女官。女馆则用来收留那些家人阵亡和孤身在家的妇女。

太平天国实行的社会制度，部分来自洪秀全喜欢的《礼记》中的《礼运》篇，部分来自《圣经》和其他宗教宣扬教义的文本。理想的社会模式在理论上是空想的，在实践中往往会产生种种问题。在初入南京时，太平军的元老蒙得恩曾经提出建议：当安民，毋用男行女行法，但抽丁为兵，先定江南，再图进取，如明初故事。这一建议本来是非常理性的策略，但由于与天朝的理想不合，被弃之不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从走出金田到占领南京，狂热的宗教情绪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新朝的建设，这种狂热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

内部分裂导致覆灭。太平天国初期的军事胜利，迫使清廷放开对汉族官员的限制，命令他们在家乡举办团练来抵御进攻。咸丰三年（1853年），因母亲去世正离职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出身的一位信念坚定、勤奋读书的官员，他在礼部担任侍郎期间，一边勤勉读书，一边按照宋明理学的义理进行严格的修身。他对传统儒学中“静”“耐”“约”几种品质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坚持，在行政事务中，形成了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的原则。曾国藩以捍卫孔孟之道为号召，以地方性家族背景为基础，建立起一支精悍的“湘军”。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在湘潭取得一场大捷；十月，收复了被太平军占据将近半年的武汉三镇。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但太平军在咸丰五年（1855年）和咸丰六年（1856年），分别夺回了武昌，并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就在军事形势如日中天的时候，太平天国内部出现了分裂。

曾国藩像

东王杨秀清是天国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宗教上，他却是“天父”的代言人，在天父附体传言的时刻，洪秀全作为天父的第二子，往往要屈从于天父的旨意。杨秀清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指挥才能，在摧毁两个大营以后，他深信自己的才能远在天王之上，因此开始策动政变，想把自己变成太平天国的“万岁主”。洪秀全感觉到了这种危险，密诏韦昌辉和石达开赶回天京勤王。韦昌辉连夜赶回天京，将毫无准备的东王及其属下两万多将士杀戮殆尽，甚至将赶回后对其杀戮表示不满的石达开全家也全数诛杀，石达开只身逃出天京。洪秀全也无法容忍北王的滥杀，于三个月后将其诛杀。洪秀全从此沉湎于后宫，纵情享乐，以忘却心头的烦恼。翼王石达开短暂的辅佐，以及堂弟洪仁玕从香港抵达天京后出任总理，都无法弥补这场内讧对太平天国造成的根本性损害。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李秀成等人天才的军事指挥，也只是延迟了太平天国覆亡的时间。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他的两大幕僚——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的军事地位也在迅速上升，前者创办了淮军，后者则在浙江肃清了太平军的后援。天京被围得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粮可食。洪秀全却勉励人民吃“甘露”（野草）活命。李秀成恳求天王突围去江西和湖北开辟新的根据地，但天王拒绝离开皇宫。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一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幼子洪天贵福登基。七月十九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京城太平门，对全城进行杀戮，太平天国覆亡。

《资政新篇》是由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撰写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方案。但由于受太平天国本身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实施。

李秀成被俘后，写下了数万字的所谓“供词”，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兴亡进行了血泪反思，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了解太平天国历史的珍贵文献。太平军的余部，包括石达开所部的将士，虽然坚持战斗了几年，最后仍难免失败的命运。

《克复金陵图》，反映湘军攻破太平天国天京城的情景。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这场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清王朝由于太平天国的打击，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不得不起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的几十年的统治。而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湘军等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则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揭示的革命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孙中山在十二岁便立志做洪秀全第二，他的民主革命理论也受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的影响。太平天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但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社会形态来使中国走出中世纪式的黑暗政治。因此，它没有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依然是摆在仁人志士面前的艰难课题。

自强运动

《避暑山庄万壑松风》。万壑松风，避暑山庄一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皇帝为避英法联军兵锋，曾到山庄“避暑”。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同时也烧掉了清朝上层中保守派的堡垒。改革与积极进取的呼声开始占据高层决策的主导意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是标志着官方主动应对外部侵略与自我救亡的重大举措。太平军的平定，借重了西方的武力，亦使清朝的封疆大吏们切身体会到了西方工业的先进。东南各省的大员纷纷采取学习、引进的措施，建立机构、翻译西书、开办厂矿，试图在工业领域做出成绩，赶上西方。“富国”“强兵”成为这一时代的两大主题。中国也就此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节节败退、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等一系列合约到十几年后条约规定的换约时间，中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清朝统治者做好了从耻辱中改变与奋起的准备。

以条约羁縻各国，赢取时间“自图振兴”。《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庆幸终于摆脱了洋人要直接到北京谈判的麻烦，以把洋人的活动限制在五个开放口岸而沾沾自喜。战后，耆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地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了多大的震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如果能再接再厉，像林则徐、魏源讲的那样“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但是朝廷不这么想，他们觉得现在很好，因此，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错过了十八年的发展机遇，没能主动向西方学习。

按照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签订的中美和中法条约，在十二年后应该重新修订合约。这是列强预留的进一步侵略的伏笔，但大清政府完全没有应对。十二年后，当英、法、美三国公使共同要求修订条约的时候，道光皇帝的指令是一定要维护《南京条约》等“万年合约”的完善安排，禁止提出其他要求。仅仅过了十几年，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感已经一扫而光，甚至成了朝廷坚守的底线。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英、法两国代表额尔金和葛罗率军抵达大沽口，并攻占了天津，以武力要求与清朝谈判修约。咸丰皇帝派出了七十三岁的大学士桂良参与会谈，最后达成了《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新开放十个口岸，外国人持护照可以在内地游历，限定外国进口商品的厘金不得超过2.5%，赔偿英法两国战争费，外国传教士可以在内地自由行动等条款。两国政府批准条约后，在交换条约的地点与进京路线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导致了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发动向北京的进攻。咸丰匆匆逃出首都，到位于京城东北部近三百公里的热河行宫去避难，而英国外交公使额尔金与法国公使葛罗则率联军攻进北京大肆烧杀抢掠，直至劫掠圆明园的所有珍宝并一把火将其烧为灰烬，犯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罕有的滔天罪行。十月，《北京条约》签订，规定外国公使可以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白银八百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而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不费一兵一弹，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两个省。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一带展开激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构成了一个坚固的条约体系，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1945年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个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占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标志着这个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被彻底打败并遭到无情的羞辱。1840年以来清朝仅存的一点尊严丧失殆尽。四年后，完全是由于太平天国内部的原因而使得清朝得以将其彻底镇压。签订条约后，暂时的平静与内部危机的暂时消失，使得一部分汉族士大夫开始从更深层次来思考二十多年来的内忧外患，其结果就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

恭亲王奕像

咸丰十年（1860年），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负责留京谈判的恭亲王奕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这个奏章是受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在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在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其次是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夷务，以同等国家的身份来对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国家，不再以进贡、藩邦等形式来处理。这就促成了近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形成。但是，对于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畲等汉族士大夫对西洋各国的研究与知识，最高统治层显然完全没有了解。他们对自己的对手的认识，还建立在中国历代夷患的经验之上。因此，奏章将局势比喻为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认为应当借鉴诸葛亮的方法，暂时放弃敌视西方的政策，以条约羁縻各国，赢得时间“自图振兴”，最终战胜西方。它对主要敌人做的排序是：太平天国与捻军是占首位的心腹之患，俄国是占第二位的肘腋之患，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六条建议主要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办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章显示了清朝统治者对外界的茫昧无知，但他们却愿意面对现实，并且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这场危机。接到奏章，咸丰皇帝随即下发各亲王、王大臣、总理行营大臣、军机大臣讨论后，批准了各项措施。随后，奕等人又上《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具体确定了总理衙门的设置事宜。三月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设立。在未来的二十多年中，总理衙门的权力超越了外交事务的范围，而成为国家政务的中心。总理衙门下设的两个附属机构，一为同文馆，最初只教授外语，为培养外交人才服务；后来陆续增加天文、算学、化学、格致（物理）、医学等课程，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雏形。同文馆翻译的各种西方书籍，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个为总税务司，由于一直为洋人所把持，所以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既帮清廷建立起一个现代海关与涉外税务机构，又成为西方各国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代理和工具。

19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建立起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但是中国对这套游戏规则并不了解。清朝对外国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理藩院与鸿胪寺，主要职责是每年元旦安排各国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这与西方的外交体制差别很大。两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国家都有一个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清朝建立专门管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以便各国的文书可以直接抵达皇帝。两次战争的直接原因都在这个问题上。直到《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各国可以在北京设立公使，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对于清朝来讲，它面对的是一套全新的秩序和规则，也正是在熟悉与了解这套新规则的过程中，清朝开始融入近代国际社会。同治五年（186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带领中国使臣访英；次年，美国公使带领中国使节团访问美、英、法、意大利、西班牙等十一国；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中国正式派出郭嵩焘为英国公使，随后几年相继在各国设立驻外公使，中国的现代外交体系才基本建立。与此同时，借助外国传教士的翻译，中国开始了解当时的“国际法”。同治三年（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递交总理衙门。不久，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乘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发现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由于当时正值普鲁士与丹麦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为战利品。总理衙门根据《万国公法》中有关国际法的知识，认为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为非法，所以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一千五百美元的赔偿金。经过这些事件，中国也开始学会用这套规则维护国家权益。总理衙门当即印发三百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

编练新军，发展军工企业。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清朝原有的以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遭到彻底失败。新式团练湘军、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比还是非常落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已经与清朝政府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他们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同治元年（1862年），由十七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两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就在奕等人努力在外交上获得进展的时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获得空前实权的地方实力大员，也开始主动寻求在军事装备上学习与追赶外国。李鸿章的淮军也开始采用新式方法进行训练，他在淮军中逐步推广洋枪洋炮，然后聘请外国军官培训军队枪炮阵法，包括口令都用外国口令。这样，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最早出现了“练军”这一新式的军队形式。在此后的若干年中，“编练新军”成为清朝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而这些新军则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鸿章像

左宗棠像

天津制造局

金陵机器局制造的大炮

由于新式军队对枪炮、轮船的需求量大增，从外国购买价格昂贵而且周转时间太长，所以各省大员们纷纷开始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开始，李鸿章先后在上海设立三所洋炮局，同治四年（1865年）合并为金陵机器局。左宗棠也在福建仿造开花炮、无壳抬枪等装备。同治四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汽锤厂、枪厂、黑色火药厂和枪子厂，总建设资金超过白银一百万两。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江南制造局又增设了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企业，到19世纪90年代，总投资已经达到了近九百万两白银。虽然所造枪炮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十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期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了“万年青号”“镇海号”“扬武号”军舰。更重要的是，左宗棠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成各种工艺的技术工匠。基于此，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遣散了聘用的所有洋人技师和工匠。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三十四艘各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艇等铁甲舰。从全国来看，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十八省，达到三十四家。

清朝从入关以来，在政治上采取歧视政策，官职的设置采取满汉双职，满官在汉官之前。而重要的总督、巡抚，则基本上全部是满人担任。但是太平天国起义迫使清朝不得不起用更多的汉族官员来担任要职。同治三年（1864年），在全部十名总督中，有九名是汉人，十五名巡抚则全部是汉人。从咸丰十年到光绪十六年（1860—1890年）的三十年中，清朝总共任命四十四位总督，其中汉人占三十四位；一百一十七名巡抚中，汉人占一百零四位。在奕等人的主持下，朝廷建立了比较顺畅的外交体系，各省的大员也积极主动地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清朝在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多年中，军工业的发展道路开始纳入现代化的轨道。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的军事工业虽然还显得非常幼稚、落后，但毕竟走出了传统的冷兵器时代，进入了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1860年底，恭亲王给朝廷写了《善后六条》（即《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的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逻辑关联是什么呢，中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还必须从海军开始，因为原来中国是农业文明，没有海军。现在要有海军，要有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教育就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新学堂，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要建立现代化军队，就必须有制造枪炮、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官督商办，大规模兴办民用工业。洋务派官僚在创办军事工业的时候，已经面临经费浩大，交通、通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的制约，他们访问西方各国后所提交的各种报告也都对列强的富裕与文明给予重要篇幅，说明发展国家经济以支持政府和军事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奏称：“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我国传统的轮船航运由于受到洋轮的冲击，到19世纪70年代，已经萎缩凋零到危及漕运的地步。而清朝中央囿于旧的思维，排斥华人民间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同治十二年（1873年）一月，轮船招商局正式在上海成立，机构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徕民间“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是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而具体经营又由官方委任或者指派，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先后由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与盛宣怀等人管理经营，并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收买美国商人的旗昌轮船公司，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有轮船二十六艘，股本白银二百万两。此外，于光绪元年（1875年）设立招商保险局，次年又设立仁和保险公司，从而形成航运与水上保险为一体的现代运输企业。

19世纪70年代后，正是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展开的时期。电报等通信技术在军事、商业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光绪五年（1879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架设从大沽口炮台到天津之间四十公里长的电线，由于距离较短，顺利架成，使用后效果良好，促使朝廷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开始架设天津到上海的电线。次年十二月，全长两千七百二十四公里的津沪线接通。随着电报的广泛应用，李鸿章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四万六千四百九十二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到达黑龙江俄国边界，西北到达甘肃、新疆，东南到达福建、台湾，西南到达广西、云南的“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

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设煤矿，以广利用。光绪四年（1878年），位于直隶的开平矿务局成立，开办开平煤矿。到光绪十年（1884年），全国总共开办十二个煤矿，其中大多数是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晚清民用工业普遍采取的一种管理形式，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种企业管理模式。现代工矿业、铁路、航运等行业对于民间商人来说都是新生事物，完全采用民营需要民间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增加认识，从开始的限制到主动设局招商，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但是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却掌握在官方手中，这就为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提供了机会。所以，官督商办的企业在近代中国社会虽然起了重大作用，但其发展一直处于艰难曲折之中。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三十多年中，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轮船、电报、铁路四通八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中国以后的发展来说，影响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以后，上海于同治三年（1864年）设立了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过十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四年每年向美国派遣三十名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则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等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学生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镇冰、严宗光等人都成了海军的中坚人物。与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大量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准确的新媒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

筹建海军，掌握制海权。两次鸦片战争，列强的战舰在中国沿海来去自由，使得清朝的陆军在沿海各省疲于奔命。从16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已经进入了海洋时代，海上贸易、殖民拓展、海军争霸成为世界的主题。掌握制海权成为西方各国的主要军事战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兴办军工企业，制造了大量舰船，但中国还没有正式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刚通过明治维新结束地方割据的日本制定了《台湾番地处分要略》，在美国驻厦门领事、号称“台湾通”的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的参谋下，借口琉球人在台湾被土著居民杀害事件，组成三千人的“台湾生番探险团”，由号称“明治三杰”的陆军元帅西乡隆盛之弟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公然出兵台湾。清朝得知消息，一边通过外交途径质问日本政府，一边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进驻台湾。由于日本士兵因水土不服死伤较多，最后通过外交手段，日本才从台湾撤退。原来中国身边的蕞尔小国开始意图吞并中国领土，这一事件给了清廷上下很大震动。朝廷上下展开了一场关于海防的讨论。最后朝廷决定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外洋海军，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防务。但是由于政治斗争和外国势力的阻挠，海军建设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到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时，只初步建成了五支各自为战、残缺不全的舰队。其中最大的是北洋水师，总共花费白银一千二百万两，最后建成一支拥有大小舰船十五艘、总吨位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六吨的海军。它与其他如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广东海军、浙江海军等几支小型舰队，构成了中国海军的雏形。清朝后期，由于朝廷的政治斗争，北洋海军连续多年无法添置新的舰船，最后甚至出现了李鸿章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荒唐行径。

晚清海军的建设步履艰难，一方面是内部因素，朝廷有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主张应该优先防御西北俄国边疆的“塞防论”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的争论，导致筹办海军在政策、经费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清朝于同治元年（1862年）委托英国人购买舰队，英国人李泰国与后来雇用的舰队指挥阿斯本所表现出的专横跋扈与野蛮无理，导致舰队最后解散。除了花费五十五万英镑购买舰队，最后遭到解散的命运外，清朝一无所获。第一次建立水师的挫折导致朝廷对建立海军异常谨慎。而已经建成的几支水师，却分属不同的政治势力，这就导致了清朝还没有在国家层面上统一的海军。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在与法国海军交战时，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竟拒绝援助。同样，在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当北洋水师在抗击日本海军的攻击之时，南洋水师却宣布保持“中立”。这就涉及政治体制的问题。在落后的政治体制下，清朝海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新政夭折。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占据着清朝统治金字塔最顶端的人既不是皇帝，也不是权臣，而是咸丰皇帝的遗孀——太后慈禧。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刻仓皇逃出北京城，前往热河避暑。然而，身体虚弱却过度沉湎于酒色的他再也没能回来，他死在了热河。在弥留之际，他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太子。他的这个决定也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因为新皇帝的生母正是叶赫那拉氏慈禧。在以后的近五十年中，慈禧将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她联手先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时安排的顾命大臣一网打尽，以垂帘听政的形式开始对整个朝廷发号施令。在朝廷与后宫之间充当纽带的，都是地位卑下但权倾一时的太监。恭亲王奕也正是在慈禧的帮助下，在实行一系列外交与军事现代化措施的同时，使得总理衙门成为凌驾于军机处之上的新的政治中枢。恭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但缺乏深厚的修养与气度。慈禧太后虽然需要与其合作对付外廷臣僚，但时时警惕着其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以及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集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每天在其官邸外排队等待召见和拜访的官员多达几百位……这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的警觉，然而奕却没有觉察到这种危险。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借着一位翰林编修的弹劾，亲自起草了一道错字连篇的谕旨，将恭亲王奕的所有职位一概解除。后来看在众位亲王求情的分上，慈禧又恢复了奕军机大臣的职位，以显示自己宽宏大量，但奕经此打击，对新政的热情大大冷却。光绪七年（1881年），两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中的慈安太后去世，奕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保守派官僚对他发起猛烈的抨击，慈禧一口气摘掉了四位军机大臣的顶戴。这使得奕逐渐失去势力，淡出政坛。此后的中枢领导为身为海军衙门主管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这两人都是庸碌无能之人，从此，清朝中央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人。

慈禧太后像

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保守派大臣大多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但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的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首席大学士倭仁对奕设立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等课程上奏抨击后，奕的回应很简单，就是请倭仁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立即就难住了喜欢指手画脚的保守派们。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保守派对洋人的指责和担心在若干年后都变为了现实。从来没有哪个条约能够约束这些贪婪的外国政府对中国提出更多的索取。到了19世纪末，列强们甚至开始公然动武，划定势力范围，试图瓜分中国。保守派对现实与未来的忧虑无可指责。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方向上，保守派总是倾向于关起门来、闭目不见，以获取内心的安定；而洋务派则要面对现实与未来的种种灾难性可能，鼓起勇气提出一个与时俱进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需要对时局有清醒而深刻的洞察，还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决心，更需要有乐观而进取的性格。当胡林翼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他百思不解，心中充满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不久他就在忧惧中病逝了。而曾国藩却截然不同，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试航的时候却遭到失败。但这并没有让他气馁，他更加坚定地要求解开制造舰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显然，现代人在研究中过滤了太多当时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以致经常会做出简单而轻率的评价和判断。实际上，一个活在当时社会中的人，无论是哪一派，他面临的问题都要复杂得多。

甲午战争

“致远”舰部分官兵。黄海大战中，“致远”舰火力不敌，全舰官兵在管带邓世昌带领下撞向敌舰，全舰二百五十余人壮烈殉国。

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地缘与文化辐射的原因，活动在东亚地区的众多政治实体，都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被称为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蒙古、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廓尔喀……这些国家将中国看作自己的宗主国，作为藩属国，其国王的继位必须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以表示其合法性。这些藩属国每年定期向中国皇帝进贡礼品，而中国则赏赐更为优厚的礼物以示礼遇。在这个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政治秩序中，日本也成为中国明朝的朝贡国，并在1433年至1549年，共派出十一个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各地的幕府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像清朝一样，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洋与日本贸易。但是日本一直与荷兰有着贸易关系，在长崎设有荷兰商馆。就在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康乾盛世时期，日本却由于现实的需要，通过荷兰人引进了许多西方科学与宗教知识，形成一种新的学问，叫作“兰学”。到了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日本逐渐走出兰学，开始向西方列强学习。

日本走上殖民主义道路，积极对外扩张。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在日本的江户湾，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转交给幕府，信中提出开放双方贸易等要求。8月，幕府将这封来自美国总统的书信的译文转发给所有大名和重要的政府官员、学者，要求他们讨论并提出处置意见。得益于中国商船此前向日本国内传达中国遭受列强凌辱、被迫签订屈辱条约等信息，五十九位大名中，有二十二位的意见是同意与美建立贸易关系，十八位希望避免战争……而学者们大多数希望日本能汲取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不要与美为敌。一年后，美日《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

兰学为日本的近代化准备了基础。被打开国门的日本，开始应对西方的入侵。日本开始废除各地的分藩，设立中央政府的统治机构“县”，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1868年3月，明治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庶民各遂其志;四、打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以明治天皇为领导、集合了一批主张改革自强的维新人士主持的“明治维新”开始了。在短短的几年中，日本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国家制度，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第一个走出了传统王朝的模式，走上了近代社会的道路。明治维新时期，正值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高峰时期，弱肉强食的殖民思潮甚嚣尘上。走上了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日本也立即加入了侵略者的行列。

琉球国是位于台湾岛以北的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岛屿国家，它深受中国的影响，明清两朝起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中国的藩属。明清两朝中国派往琉球的册封使节共达二十四次，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清朝还派出以翰林院检讨赵新为正使的使节团出使琉球。但德川幕府时期，位于日本南部的萨摩藩屡次入侵琉球，迫使琉球也向萨摩藩主进贡。同治十二年（1873年），日本借口两年前琉球船民在台湾被土著高山族杀害的事件向中国提出交涉。按照当时的国际法，总理衙门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居民与琉球人民发生的纠纷，与日本毫无关系。但是为了避免事端，总理衙门又声称台湾虽然是中国的藩属，但中国概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所以中国不能为台湾原住民的行为负责。日本以此为借口，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立了远征军，入侵台湾。清朝得知后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一万一千名赴台防守，并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指出中国对整个台湾拥有统治权。由于日本军队中疫病流行和战斗不利，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谈判。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中日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十月签订条约。由于清朝的软弱，中国不但没有再谴责日本入侵，并使其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为日本的侵略赔偿了五十万两白银，以换取双方的“相安无事”。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藩属国琉球，清朝并未进行保护。因此，尽管琉球国王于次年再次向清朝派出朝贡使团，以示对清朝宗主国地位的承认，但在四年后，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从而吞并了琉球国，琉球最后一个国王尚泰被送往日本软禁。对于清朝这一没有远见的失败外交，当时的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爵士不无讽刺地评论道：中国心甘情愿地对所受的侵犯花钱付账，这不啻是邀请外国做进一步侵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内积极实行代议制等西方政治制度，对外也效仿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开始在周边积极推行扩张政策。而以总理衙门大臣奕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动力要远远低于对于维护他们个人政治权力的动力。他们目光短浅、苟且偷安，经常幻想着以金钱换取暂时的和平。在近代的各种对外战争与交涉场合，外界的强大军事压力固然存在，但誓死争取与苟且偷安的态度，也对最终的局面有着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清朝的官僚体系中，为个人利益而斤斤计较的奴才占了大多数，为整个王朝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进行规划的人物实在是少之又少。这样的现象从左宗棠、曾纪泽等人对西北领土的捍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寸土不让，捍卫伊犁。在各海洋列强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的国门后，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亦不甘落后，虎视眈眈地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觊觎着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奕在咸丰十年（1860年）所上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曾经将俄国列为外部的第一大威胁，他称俄国为“肘腋之患”，而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

俄罗斯是地跨欧亚大陆的一个国家，在清朝的康熙朝以前，社会发展一直落后于中国。但是与康熙皇帝同一时期统治俄国的彼得大帝开始大力实行政治改革，进行一系列向西方学习、建立近代社会制度的改革，建立正规陆军、海军，实现农业工业化，鼓励工商业，开办工厂，办报纸，开办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创办俄罗斯第一个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设立国家科学院，使得俄罗斯“从愚昧无知的深渊登上了世界光荣的舞台”。在清朝还沉溺于“盛世”的氛围中时，彼得大帝化装为平民亲自前往欧洲各国游历，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他甚至下令俄罗斯人剪掉浓密的胡子，以显得“文明”一些。而在同时，中国的清朝却在下令所有的人民必须将头发剃成满族人的样子，脑后留一条长长的辫子。一位历史学家准确地指出：“在１７００年欧洲以外的大多数人对实现西方化的好处还认识不清。彼得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先于时代二百年认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由于在18世纪和19世纪西欧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俄国否则无法同西欧并驾齐驱。”通过彼得大帝时代的征战，俄罗斯获得了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也取得了一个“了解欧洲的窗口”。在东方，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夺取更多的领土并在远东地区获取一个不冻港。

伊犁是清朝新疆的一个府，驻扎着伊犁将军作为最高领导。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矿藏丰富，而且战略地位重要，是通往南疆的要津，控制了伊犁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新疆。驻扎在新疆的高级官员几乎全是满族旗人，他们横征暴敛、骄奢淫逸，不断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在清朝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中亚地区的一个冒险家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并于同治九年（1870年）自立为北疆的统治者。俄国总督考夫曼借这个机会，于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占领伊犁。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平定陕甘回民起义。然而在这个时候，朝廷因为日本入侵台湾的事件，认识到了建立海军的重要性。但是清朝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既在西北展开一场收复疆土的战争，又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军的计划，这形成了朝廷中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由于伊犁已经被俄国占领，朝廷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在经费、后勤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全盘筹划，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九个月内将阿古柏伪政权彻底击败，在西方列强尚未谋划好如何从中干涉获利的情况下解决了新疆问题。到光绪三年（1877年）年底，除了俄国占据的伊犁以外，新疆全部收复。这样，俄国面临着不得不将伊犁归还中国的局面。但是，清朝派出的钦差大臣崇厚由于愚蠢无知，在俄国的欺骗下擅自签订合约，几乎将伊犁权益拱手送予俄国。大惊失色的总理衙门在将崇厚问罪后派出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在这样重要的时刻，以李鸿章等人为首的一批惯于采取牺牲国家利益获取局部安全的官僚极力主张与俄国妥协，意图通过出卖新疆给俄国换取暂时的安全。但左宗棠等人以及朝廷舆论猛烈抨击这种卖国论调，主张朝廷尽管困难重重，但应该做好战争准备，与俄国力争。曾纪泽为这次出使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周密的准备，他决定在边界的争端上寸土不让。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经过两年艰苦谈判，清朝与俄国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废除了崇厚此前签订的条约，几乎将伊犁权益全部收回。这一结果是在中国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由刚直勇毅的左宗棠、曾纪泽等人通过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与敌手展开较量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就。对于此条约，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达弗林爵士惊呼：中国迫使俄罗斯做了他前所未做的事情，即交还了已占有的领土。这在各殖民列强中，是不可思议的。

从近代史的总体来看，中国显然一直处于非常不利和被动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努力和决心就不起作用。从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到左宗棠、曾纪泽经营新疆，这些志士仁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捍卫国家权益，这是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方面，李鸿章等人虽然也在困难的情况下与列强周旋，但他们短视，更注重眼前利益，甚至缺乏原则。他们习惯于以利益交换的手段来解决争端，更多的考虑是保住自己的官位和保存实力。这些短视也表现在更广泛的清朝统治者高层中，他们不愿面对体制方面的改变，试图只在器物的层面学习西方。结局就是，短期的利益输送并不能为清朝赢得安全。

日本占领朝鲜，进而入侵中国。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的心腹之患暂时消失，来自俄国的危险上升到首要的地位。但是，在中国的近邻中，东亚第一个开始近代化的日本，正日益成为新的心腹之患。对琉球和台湾的侵略，只是日本对外扩张的一个试探性行动，通过占领朝鲜进而入侵中国，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主要目标。朝鲜是中国传统王朝最重要的藩属，每年三次、四次派往中国的贡使从未中断。明朝政府在万历年间曾经不顾国库空虚，两次派出重兵支援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因此朝鲜对中国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主动承认中国的“上国”地位，主动维系着中国的宗主地位。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派出舰队侵略朝鲜，同时派遣使者森有礼前往中国试探总理衙门的反应。但中国却声称朝鲜虽为中国藩属，但内政外交悉听自为，中国概不干预。这一软弱无知的态度，无异于同意日本的侵略。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规定朝鲜脱离中国独立并且向日本开放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等。清朝对这一条约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使得中国失去了朝鲜的唯一宗主国的身份。光绪八年（1882年），在李鸿章的推动下，朝鲜与美国签订《美朝条约》，使朝鲜向美国开放。但朝鲜依然单独发表声明，自称为中国的属国。李鸿章的意图是引入西方列强势力进入朝鲜来对抗日本的影响。随后，英、法、德等国陆续与朝鲜签约，朝鲜被迫向西方开放。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发生亲日派策划的“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帮助下平定了政变。日本政府为此派出伊藤博文前往中国，要求赔偿日方损失。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李鸿章迅速妥协，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日后发生重大事变，中日两国如需出兵，必须通知对方。这个协议实际上为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依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进入中国搜集情报。次年制定《清国征讨方略》，开始计划全面入侵中国的战略规划。

朝鲜向列强开放后，日本意识到难以独自对抗西方各国，因此转而实行了一个新的策略，就是鼓励中国在朝鲜逐步占有优势地位，意图依靠中国的力量对西方列强的势力加以削弱。引入列强进朝鲜本来是李鸿章用来对抗日本的一步棋子，在日本表面上从朝鲜退缩的情况下，李鸿章抓住机会命令袁世凯为驻朝大臣，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外交事务，将西方的力量加以削弱。但对未来面对日本的危险，李鸿章却缺乏预见，没有做出相应的准备。日本在这一时期加紧了国内现代化步伐和扩军备战，已经充分做好入侵朝鲜和中国的准备。此时，在朝鲜面对的只是中国一支力量，这正是日本想要达到的目标。

外强中干的北洋水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失去了安南这一藩属国，同时福建水师由于李鸿章以保护京畿的名义拒绝支援而全军覆没。西南门户的危机和东南水师的挫折，使得清朝再次展开海防问题的大讨论。朝廷综合各方意见，将原来同时建立三支海军的目标改为重点建设北洋水师。当年十月，“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成立，统筹全国海军建设和海防事务。同时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以加强东南海防的战略地位。在中央层面，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总理衙门逐渐受到慈禧太后打击，淡出政治中枢。此后的十几年中，海军衙门大臣奕 和北洋水师大臣李鸿章成为新的权力中枢。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鸿章草拟的《北洋海军章程》经过海军衙门审核后于九月三十日呈送慈禧太后手中；十月三日，慈禧太后批准该章程。十二月中旬，北洋海军成立，淮系将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此时北洋海军的实力相当雄厚，共有德国造、英国造舰船二十五艘，其中两千吨以上的主力舰，日本海军只有五艘，总吨位不足一万五千吨，北洋海军则有七艘，总吨位为两万七千吨。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七千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所无。但是，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李鸿章等朝廷要员，对未来的危机完全没有清醒的认识。北洋海军成立后立即处于停顿状态，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没有添置一艘战舰。而必要的维修和设备，也经常因经费紧张而陷于停滞。而在同一时间，日本持续加大扩建海军的力度，他们将皇室经费缩减用于购买战舰。在光绪十四年到二十年（1888—1894年）的六年中，日本新增军舰十一艘，总排水量和主力战舰均超过北洋海军。而且，北洋海军的战舰大多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前，设备和技术已经落后老化，日本的战舰则多为新购战舰，航速快、装备好。与日本皇室相反，北洋海军将有限的军费挪作他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为慈禧太后开建中海、南海、北海三海，光绪十四年修建颐和园等游乐工程。光绪二十年，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奕 、李鸿章极力巴结讨好，前后将约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和地方海防经费挪用。李鸿章本人由淮系团练起家，派系意识非常严重，北洋海军的主要将领，大多由不懂海军的淮系将领担任。负责海军军火供给的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他贪赃枉法，以次充好、以假当真，使得军舰的战斗力大打折扣。这些都成为日后清朝甲午战败的内在原因。

李鸿章本人是近代史上最早了解西方国家和展开外交斗争的大臣之一，他在促进清朝外交体制近代化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列强入侵等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他本人的素质和局限也非常明显，他私心大于公心，目光短浅，派系意识严重，对现代军制也缺乏了解。北洋海军建成后，不仅在装备上没有进步，在管理和纪律上也非常松懈。每年北洋封冻以后，海军舰船例行南下巡视南洋的过程中，将士在上海、香港赌博、淫逸比比皆是。这些情况都被西方包括日本的观察家获知，对于北洋海军的真实战斗力，清朝的敌人比李鸿章和慈禧太后本人更为清楚。

签订《马关条约》。经过长期精心策划和扩军备战，日本完成了侵华战争的准备。日本国内激进组织玄洋社开始在朝鲜策动东学党叛乱，以此为日本出兵朝鲜寻找借口。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秘密社团东学党发动起义，朝鲜国王请求中国驻朝鲜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平息叛乱。李鸿章调遣两千四百六十五名清军和三艘军舰驻扎朝鲜牙山，日本内阁会议也通过决议派兵前往朝鲜，进驻汉城。六月中旬，朝鲜招抚了东学党叛乱，事件平息。袁世凯奉命与日本谈判双方共同撤兵。但日本拒绝撤兵，而且继续派遣四千多人的部队登陆朝鲜，另派八艘战舰停泊在仁川。侵略的态势日益明确，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示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面对日本的挑衅，李鸿章企图寻求俄、英两国进行干涉，牵制日本，但遭到拒绝。李鸿章的外交手段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耽误了本该进行的战争准备。直到外交的希望完全破灭时，他才同意紧急派遣援军前往朝鲜。清朝租用三艘英国汽船，在三艘中国战舰护航下向朝鲜运兵。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在朝鲜湾击沉中国运兵船，九百五十名中国士兵落水而亡。八月一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日本政府为这场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战前日本大本营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日军总目标是最终在华北平原与清军主力进行决战，迫使清军投降。达到此目标的关键是海军作战的胜负，所以日军部署第一阶段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在海上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第二阶段驱逐清军出朝鲜，进入中国决战。与此相应，清军采取的是陆军集结于平壤采取攻势；海军扼守渤海湾门户掩护陆军进驻朝鲜，采取守势的战略。九月十五日，日军大举向平壤进攻，以七千八百名士兵的兵力向只有两千九百名守御的清军发起猛攻。虽经总兵左宝贵率部顽强抵抗，但由于叶志超下令弃城，导致清军全军覆没。十六日，平壤陷落。十七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相遇，双方展开激战，经过五个小时海战，中国损失四艘军舰，一千余名官兵战死，而日本只损失了一艘军舰。日本取得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随即，日军按照既定方案，从朝鲜侵入中国辽东，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占旅顺。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日军对旅顺进行了三天大屠杀，中国无辜群众两万多人被杀害。目睹惨案的英国人艾伦在著作中详细记述了日军刺杀怀孕妇女、枪挑婴儿的残暴罪行。美国报纸强烈谴责日本“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上是野蛮的怪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日军从陆路攻陷威海卫军港，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十一艘战舰被日本掠夺。自此，经过三十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均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日军将李鸿章的淮军赶出朝鲜后，成立了以朝鲜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进而全面占领中国辽东地区。海上，经营将近三十年的北洋水师，连同后方军港，全军覆没。当年四月十七日，代表清朝与日本谈判的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开放重庆、苏州、杭州、沙市为口岸；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开设工厂，从事各种制造业。

甲午谈判

《马关条约》部分内容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条约，割地、赔款等内容传到中国后，引起了全国上下的愤怒和抗议。各地官员纷纷上书要求弹劾李鸿章，指责李鸿章卖国自保。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全国士子发起多次上书，要求清朝废除条约、迁都内地，继续战斗。但是，慈禧太后还是批准了条约，五月八日双方交换了批准书。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东亚两个最先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国家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在这个近代化的过程中，清政府只是被逼无奈地在西方列强的一再打击下亦步亦趋地在有限领域进行着改革与整顿，社会整体与政治体制却顽固地坚守在旧体制之中。相比之下，日本的改革却是根本的。明治维新为日本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在此框架下开始商业、科学领域的改革，这与清朝的洋务运动有着本质区别。此外，人的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缺乏远见，对外部事件的认识流于表面，不能预见未来的重大危机。同时又过度关注个人权力和派系势力，缺乏大局观念，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这些都影响着这场较量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中日两个国家都在1860年前后转身向西方学习，那么这两个国家学习西方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方，脱亚入欧转型向西，彻底地学；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地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所以就带有这样一种心态：“我学，就是要复仇的，‘师夷长技’我是要‘制夷’的。”这是中日两国在学习西方时最大的差别，并因此造成了中日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860年之后慢慢凸显：中国是“一定要守住”的状态，日本则是“一定要走出去”的状态。

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但刺痛了中国人民，也让另外一个列强感受到了危机，这就是俄国。俄国在新疆地区的活动受到左宗棠和曾纪泽的有效遏制后，其主要目标一直在于远东地区的不冻港，它一直觊觎着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公开宣称：“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三月三十日，在沙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俄国政府决定努力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建议日本停止攫取该地。因此，由于俄法同盟的存在，俄国拉上法国一起干涉日本。而德国则意图使俄国卷入亚洲事务，以减少它对欧洲的压力，因此也积极支持这一动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订六天后，俄国联合法国、德国向日本发出联合照会，声称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并使朝鲜独立成为空谈，进而威胁整个远东的和平。日本迫于国际形势的不利，不得不交还辽东半岛，但条件是另增五千万两白银的赎回费用，最后在三国协议下减为三千万两。清政府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用，开始向俄法与英德银行借款，从此在经济上陷入列强高利贷债务的深渊。

德国在胶州湾的总督府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即将举行，沙皇给慈禧太后发电，称如果清政府能够派出李鸿章作为贺使，他将不胜欣喜。于是，战后备受弹劾而失宠的李鸿章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以及贺使团长赴彼得堡参加典礼。这是七十四岁高龄的李鸿章第一次出使西方。但是，俄国对李鸿章此行埋藏着深厚的意图：将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地区修通到海参崴，从而实现其逐渐向中国和平渗透的远东政策。五月二十二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与李鸿章谈判达成中俄秘密盟约，其中除了象征性地规定双方有义务在他国入侵时互相支援等条款外，最为重要、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条款就是中国允许俄罗斯修建一条穿过黑龙江和吉林通往海参崴的铁路，中国划出土地供铁路建设房屋和管理之用，中东铁路局在该区域具有全权，包括警察权。这一条约使得俄国的势力必然向中国东北地区延伸，东北三省被划入俄国远东的势力范围之中。实际上，两年之后，俄国就开始向清朝提出租借辽东半岛的要求。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通过向李鸿章行贿五十万卢布、向清朝驻彼得堡公使张荫桓行贿二十五万卢布，促使他们说服慈禧太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二十七日签订《中俄条约》，将辽东半岛租借给俄罗斯。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依然提出要这个租借协议重新生效。按照这个协定，旅顺、大连就成了俄罗斯的军港。

向日本割让领土等条款，引起了列强纷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的特权；英国则租借了威海卫，并拓展了九龙新界，同时要求清朝的长江流域不得出让他国；法国租借广州湾，并将云南、两广作为势力范围。在这种狂潮面前，美国由于其建国以来一直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对卷入美洲以外的事端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1899年，美国向英、德、俄、法、意、日诸国递交照会，提出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要求。1900年7月，美国宣称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包括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权力完整。这一政策的提出，使列强赤裸裸的瓜分狂潮得以收敛。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尽管中国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但中国人内心并未产生如此大的震动。中国士大夫们认为中国的制度与文化还是优秀的，西方只是在物质层面、坚船利炮上优于中国。所以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海军建设，清朝都把主要目标放在发展工商业和武器装备业上。但是，被同属东亚的一个与中国在同一时期被迫开放的小国日本彻底打败，这一事件给予中国士大夫心理上的震动是根本性的。从此以后，中国人心里的“华夏中心主义”开始解体，中国在道德上依然是世界的中心这个观念不复存在。加上此后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促使中国人民思考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变革，甚至抛弃清朝统治，按照近代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新的国家的观念也已经开始出现。从此以后，维新与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

维新与革命

康有为像

梁启超像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一大部分高级官僚和士大夫对清朝统治产生了根本性怀疑，也使得他们从“华夏中心主义”的道德自豪感中觉醒。在列强竞争的时代，传统的王朝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了。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通讯为主的现代科学技术，为世界之间的联系与民族国家的拓展，提供了强大的手段。此时的中国，铁路、电报已经将各大具有战略地位的区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由于体制的腐败和落后，在与列强的抗争中其劣势地位丝毫没有改变。这就促使一部分以拯救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为己任的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新的救亡之路。

光绪皇帝像

救亡图存的两条道路——维新与革命。《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传到国内的时候，割地、赔款等苛刻条件引发了巨大的愤怒。尤其是台湾人民得知清朝将割让台湾给日本后，“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续致电总理衙门，申述台湾不可割让，台湾人民宁死不屈，誓死不做日本附属。但腐败的清政府却以所谓的“保护京师优先”为由而下令限期交割：“交割台湾，限两月。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电文传出，台湾绅商市民罢市抗议，涌入巡抚衙门，哭声震天。巡抚唐景崧、清朝工部主事台湾人丘逢甲等一批爱国官绅决心抗拒总理衙门的命令，自主保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台湾官绅会商认为，根据当时西方流行的国际法，台湾人民可自主选举总统作为领袖来代表台湾人民的意志，采取“民政自主，遥奉正朔，拒敌人”的策略来保全台湾。也就是说，对外宣称台湾自主，任何人不得随意处置，对内则仍然作为清朝的一个省份，最高领袖仍称为巡抚。在给总理衙门的致电中，唐景崧反复申述这只是为了抗拒日本侵略的权宜之计，一旦局势安定，他将带领各级官员赴总理衙门请罪。就这样，在台湾官绅阶层的组织下，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拒。日本大举进兵时，台湾人民在台北、彰化、台南进行了殊死战斗，最后由于寡不敌众，台湾才沦陷于日本之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根据《开罗宣言》，协约国领袖支持国民政府收回台湾的请求，1945年台湾才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在北京，《马关条约》的内容由一部分高级官员有意向外透露后，引起了一场以各地官员为主，绅士、举人副署签名的上书运动，反对光绪皇帝加盖玉玺批准条约，采取拒约、迁都、变法等措施，从根本上进行自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也正是各地举人赴京参加会试的年份，此前多次上书皇帝，并在广东万木草堂讲学而全国知名的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等人，作为广东的举人来京会试。他们联络了各省举人聚集在松筠庵起草万言书，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通过一系列上书，各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都开始对国运问题进行严肃思考。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已经成为共识。由日本侵略而引发的思考，促成了一场以变法为主题的政治运动。“公车上书”后，朝廷会试发榜，康有为成功地用传统文辞掩盖其改革主张，骗过了决心将其黜落的主考官徐桐，取得了进士的功名。但他被任命为工部主事，而非进入翰林院，这让他深感失望，决心开始向皇帝上进行改革的建言。

清朝康熙年间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中法战争后，清朝中央认识到了台湾在海防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将台湾设为一个省，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通过六年努力，使得台湾社会在近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前述台湾人民为抗日而援引《万国公法》的规则，提出自主自保等措施，则反映了甲午战争后的士绅阶层全新的近代政治视野。内地各级上书官员和举子们提出的变法等思想，亦表现出了一种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根本改革的强烈要求。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华夏中心主义”天下观的解体，才使得政治体制的维新变法成为国内士绅阶层的主要目标。而在同一时期，清朝的海外留学生、海外华人、沿海各省的秘密社会，则开始筹建革命团体，试图通过革命的道路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从此，变法与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目标。

革命救亡——孙中山与兴中会。洋务运动时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建议和努力下，清朝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派遣了第一批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佛德学院。其后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七年（1872—1881年），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被分为四批派往美国留学。同时，主政福州船政学堂的左宗棠、丁宝桢等人也开始派遣学生赴法国、英国留学，这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公派留学生。公派留学生之外，沿海地区人民由于出洋谋生，也将子弟带到国外求学，形成了民间留学的群体。咸丰四年（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首位留学生容闳，以及留学美国并在香港学习的孙中山，都是通过这些途径出国留学的。随着各种需求的增加，各省当局以及民间机构都开始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到19世纪末期，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达到万人以上。光绪十八年（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的西医书院毕业。他积极活动于广州和海外之间，联络华侨、留学生和当地秘密社团，为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奔走努力。在西方社会的生活以及对美国、日本等国的政治观察，使得孙中山产生了强烈的改良祖国的愿望。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孙中山逐步形成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政府的思想。但是，国内的民众尚未觉醒，具有远见的士绅阶层还寄希望于通过改革来实现自强的目标。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天，孙中山偕同陆皓东北上北京观察政治局势，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了一封书，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个方面阐述自己的强国方案。这封上书没有受到李鸿章的重视，孙中山也未能获得接见。这使得他断绝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筹划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拯救危亡中的中国。这年秋天，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寻求海外华人的支持。十一月，他组织了兴中会，会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积极开展募集资金和操练士兵的活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返回香港创立兴中会总部。甲午战争暴露出的清朝的腐败无能，使得人心激愤，兴中会遂计划在广州起义，作为革命的初次实践，但由于准备不周而中断。因这次起义而牺牲的陆皓东等人，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早的一批先烈。

1896年，在美国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

近代民族国家的扩张过程，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以及西方宗教与近代化文明体系的支撑。中国人对这种挑战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尽管清朝政府屡次丧权辱国，但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很少对失败背后的真正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李鸿章等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也很肤浅，所以他只是对军事和外交进行改革。在近代的士大夫中，咸丰十一年（1861年）身居上海的冯桂芬写出《校邠庐抗议》一书，系统地对列强各国与中国的差异做了阐述，指出西方并不仅仅胜在武器和技术之上。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只是空谷足音。曾国藩看到此书后，认为“多难见之施行”。这反映了大多数高层官僚的认识水平。出身淮军将领，曾经出任两广总督以及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于1884年中法战争中去世。他在《遗折》中提到：“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果足恃欤？统筹全局……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这位在与西方列强对垒中成长起来的官员对他的对手的认识远比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深刻而真切。但是社会上层的总体认识水平还局限在较低的技术模仿层面，只是到了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以后，政治上的改革才被广大士绅阶层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几十年的开放，影响王朝的因素不再局限于国内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社会变革思想。此后清朝的国运，就取决于是否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切实地实行改革，登上现代政治体制这班列车，在维新与革命浪潮的激荡中挽救中国的命运，也挽救清朝自己的统治。

戛然而止的戊戌变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就在兴中会策划在广州起义、正式开展革命斗争的同一年，作为广东举人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从广州出发奔赴北京，参加三年一届的会试。康有为出生于广东南海县，早年一直从事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成年后到香港与上海的游历，使他对传统社会的见识有了新的认识，他的兴趣从传统经学的研究转向了解新传进来的各种西方学术，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也开始超过纯学术研究，走上了一条利用传统学术和西方知识来探索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道路。“公车上书”运动后，康有为、梁启超转向创办学会与办报，先后在北京与上海创办强学会，支持改革的朝廷大臣孙家鼐、翁同龢、张之洞以及一些英美人士都参与了活动，善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也列名其中。强学会每十天都会举办一次关于改革的演讲，同时翻译西方书籍，发行《强学报》等报纸，并进行设立图书馆、博物馆、政治学会等活动。与此同时，福州船政局毕业的留学生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并将英国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天演论》发表，这本书介绍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康有为看到后大为赞叹，称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明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担任中学总教习，招收学生，讲授传统经学、变革和民权思想，随后创立南学会，出版《湘报》《湘学报》。可以看出，《马关条约》给士大夫所带来的震动，在几年内逐渐演化成实际而有成效的行动。而康有为在这段时间内，连续八次上书光绪皇帝，恳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变法。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申明朝廷支持变法，鼓励上下臣工努力讲求西学。六月十六日，突破重重阻力，年轻的光绪皇帝终于得以亲自召见著名的变法学者康有为。经过四个小时的长谈，皇帝依依不舍地目送康有为离开。同一天，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得以专折奏事。从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日的一百零三天中，光绪皇帝陆续颁布将近五十项法令，涉及教育、行政、工商业等广泛领域。主要内容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各省新式学堂；裁汰冗员和机构；发展农、工、商业，建设铁路。九月五日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四名改革派官员为军机处章京，为四品办事官员。除了皇帝在最高层不断发出各种谕旨以外，整个政府系统中，只有这几个低级官员是专门为变法而任命的。在其他中央和地方各级大员中，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在或明或暗地抵制变法。直隶总督荣禄则不断向慈禧太后进言，要求西太后采取行动，制止皇帝变法。九月十八日，荣禄调集军队到北京和天津，京城四处传言太后将废黜光绪皇帝而亲政。维新派官员岌岌可危，谭嗣同决定孤注一掷，前往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处，劝说袁世凯支持皇帝。而袁世凯则将维新派的行动一并告知荣禄。十九日，康有为前往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处求见，希望来华观光的伊藤博文能够劝说慈禧太后，不要敌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行动。二十日，光绪皇帝召见伊藤博文，盛赞日本明治维新，并且希望伊藤博文能够将变法的经验向他陈述。然而，慈禧太后方面并没有给维新派机会。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截取一切变法文件，光绪皇帝只能陪坐在太后身旁。慈禧太后下令拘捕变法领袖，光绪皇帝痛苦地签发谕旨逮捕自己变法的左膀右臂。康有为提前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从上海前往香港避难，而梁启超则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日本避难。谭嗣同决心为变法而献身，与林旭、刘光第等五人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二十三日，慈禧在勤政殿重新举行训政典礼，接受各级官员的庆贺。变法运动戛然而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鱼宏亮

光绪年间，清朝朝廷的高层发生过两次垂帘听政。第一次是在光绪继位的时候，那时候以正宫慈安太后和西宫慈禧太后两人共同垂帘，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光绪年幼，当了皇帝之后，暂时还不能行使行政处理的权利，那么从清朝的祖制来讲，垂帘听政是有一定依据的；第二次垂帘听政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这时光绪皇帝已经成年，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排除出权力中心，慈禧集团走到了帝国真正的前台，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写出《人类公理》一书，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猛烈抨击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儒家思想。光绪十三年（1887年）左右，康有为写成《大同书》，以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为主，结合西方的各种公共制度的思考，设想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国家，只有一个单一政府，被划分为若干区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没有家庭，男女同居一年后可以交换伙伴……成人由政府分配生产工作；病有医院，老有养老院；人死后实行火葬，化肥厂建在火葬场附近。这套思想在当时太超前了，只是在他的学生中间引起热烈的讨论，并未敢对外刊布。直到十几年后才先后发表刊布。这套思想虽然在晚清的维新运动中没有影响，却对未来的中国革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陈宝箴等进步士大夫在湖南的维新活动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时务学堂首批招收的四十名学生中，出了蔡锷、杨树达、方鼎英等著名人物，使得湖南一跃从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成为风气最为开放的省份之一，湖南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都缘起于陈宝箴、谭嗣同、唐才常这些知名士大夫的活动。这些事实说明，从国家利益和现实情况来看，政治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的必需。但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最终绞杀了这一精英阶层对民族危亡进行自救的最后机会。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维新道路的阻塞，革命成为先进人士的主要道路。

被“利用”的义和团运动。接受匍匐在地的奴才们庆贺的慈禧再次公开成为清王朝的权力象征，虽然她实际主政已经接近四十年。体弱多病的咸丰皇帝在热河逃亡期间驾崩后，慈禧通过与恭亲王奕联手顺利地战胜朝廷的顾命大臣，成为这个没落王朝的主宰。中历戊戌年，她再次与外廷权臣荣禄等人联手，绞杀了清朝最后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朝廷任命更多的满族人为重要官员，这些人无知、保守而贪婪，围绕在权力核心周围，充当最高决策顾问。变法的失败，使得大多数上层社会的精英都转向了革命，而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数量最为庞大的沉默的人民，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对列强侵略的愤怒与不满。

义和拳是活动在直隶、山东、河南与江南地区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早期与反清的白莲教有关。他们平时练习武术，秘密结社，为官方所禁止，只能在地下活动。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国社会的手工业逐渐破产，大量百姓失业而流离失所。洋务运动期间朝廷不断增加赋税，负担最终都落到了底层百姓头上。而随着西方传教活动深入各地，教徒与当地人民的冲突也日益频繁，这使得底层人民对西方列强产生了强烈的憎恨。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拳的矛头开始指向洋人和外来事物。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将活跃的拳民组织改称为义和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半官方的肯定。就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大量的拳坛出现。慈禧太后此时对各国政府倾向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活动心怀愤怒，她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拳民来对付洋人，因此下诏各级官员不得弹压义和团。义和团受到鼓励，开始截断铁路与电线，攻击洋人以及教徒。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义和团在东直门抗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三日，大量拳民涌入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杀死教徒，掘开传教士的坟墓。六月二十日，义和团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发动义和团对北京的使馆区进行围攻。八月，由英、法、俄、日、德、美、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一路攻击，从天津港杀到北京。八月十四日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并在逃离之际下令官兵镇压义和团。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为义和团运动而引发的八国联军入侵事件以清朝失败、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而结束。

《辛丑条约》规定惩办罪犯、战争赔款白银4.5亿两、北京至海道驻扎外国军队等条款，使得中国彻底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十七日，《辛丑条约》正式签署，而此时，外国军队控制北京已经超过一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俄国借口镇压暴民，向东北派出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强行占领了东北。这导致了列强纷纷提出租借和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引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1901年9月，奕劻、李鸿章（右起第一、二位）与各国驻华公使议和。

戊戌变法是由于上层士大夫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主动奋起寻求从内部进行改变来应对外部侵略的一场政治实验。它的失败并不完全在于维新派年轻、缺乏经验，事实上，正是这些年轻而对国家的未来有着深切忧虑的士大夫才会舍身投入这样一场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与旧势力的搏斗中，而那些位极人臣的实权派所做的，仅仅是为了保全个人利益而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很少能与底层民众的日常需求相一致。底层民众被各种神秘信仰、气功、武术等小传统所吸引。在列强强大的政治经济侵略背景下，他们自发的反抗为清政府所利用，造成了义和团运动的悲剧。但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反侵略运动，也让列强看到了中国民间蕴藏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们瓜分中国的企图有所收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三日，美国向列强各国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强调应保持“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长远的安全与和平”。从此，明目张胆的瓜分行为逐渐冷却下来。

对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来讲，在最近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极端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恋的仅仅是权位和金钱，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原因一点都不奇怪，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名义做出的罪恶行为的后果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的，从未有人试图去追究参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这就导致了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个别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甚嚣尘上，在大多数时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团依然不愿罢手。原因很简单，政权崩盘的后果都是由全民来承担的，其中灾祸影响最深的是那些普通民众。即使这些利益集团大都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中玉石俱焚，他们也停不下掠夺的脚步。原因也很简单，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本身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自身具有运行的惯性与动力，虽然这种动力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导致了王朝一个个崩溃，但又一个个重建，人们尚未从中得出有益的行动经验。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中，我们尤其能看出这种罪恶的繁衍机制。

晚清“新政”。义和团运动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在绞杀戊戌变法后的第一件“政绩”工程，从大张旗鼓的挞伐到落荒而逃离开京城，慈禧集团经历了最为可耻的失败。这场以杀害二百三十一位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教徒为成果，使中国完全陷入殖民主义深渊的离奇战争引起的全国人民的愤怒，让慈禧集团坐立不安。

为了掩盖她扼杀改革运动的愚蠢和消解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慈禧下诏表示要实行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月，还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诏令各地方大员限两月上奏改革方案。但是，靠近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官员向外透露了慈禧“内意不愿多言西法”的真实意图。各地大员都是精于权斗谋略的老手，他们精明地揣测到最高统治者的真实目的，所以无人敢真正上书改革方案。四月，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敦促各地尽快上书。

在拖延了将近两个月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长达数月的草拟准备，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两人七月从江宁以两江总督府的名义联合发出三折一片，对新政提出了几近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教育改革，建立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奖励游学；整顿吏治，改良司法，调整满汉关系；学习西方，进行经济、军事改革。可以看出，老奸巨猾的地方大员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最核心的政治改革问题，甚至对戊戌变法时期人人畅言的“君主立宪”也只字未提，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是保住自己的官位，不去触怒慈禧。所以，新政只是重复了几年前慈禧痛加诋斥的戊戌变法中的一些内容，合并了一些闲散的衙门，设立了外务部代替总理衙门，建立了商部，建立了巡警，进行练兵。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对这场两个外部国家在第三国领土上进行战争的行为，清朝不但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反倒宣布中立，使得东三省再次遭受战争涂炭。日俄战争以君主立宪小国日本一举战胜西方独裁大国而结束，引起举世瞩目。这个结果再次证明维新派向日本学习的合理性，甚至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起草人之一的实业家张謇都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梁启超等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通过《新民丛报》等报纸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反对专制，倡导建立君主立宪、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反对激烈的革命。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不再在原地等候统治阶级的恩赐了。孙中山等革命人士通过《民报》与维新派论战，倡导推翻满族政权，建立共和政府。经过几次耻辱的失败，人民的选择变成了实行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

迫于日益高涨的革命压力，清政府再次做出姿态，任命五人考察团出国考察立宪政体，为实行君主立宪做准备。慈禧的策略是，立宪需要长期的准备，这可以成功地将改革拖延到她的最后时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离开人世，这项未竟的事业由醇亲王载沣摄政继续进行。

立宪派请愿代表合影。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立宪派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请愿活动，要求清政府次年召开立宪会议，组织责任内阁。

在各地代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宣布了内阁名单：这个内阁的十三人中有五位是皇亲国戚，八位满族人与一位蒙古旗人，只有四位汉人。“皇族内阁”的出台，再次证明了《辛亥条约》以后启动的所谓“新政”，不过是清朝官僚集团欺骗和愚弄全国人民、保持独裁统治的把戏。从此，人民在维新和革命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慈禧太后的统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对她个人的责难和仇恨是没有意义的。后宫或者内宦擅权干政，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为普遍的顽疾，也是许多王朝毁灭的原因。但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一直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王朝权力无限集中于最高统治者之手，使得皇帝的个人素质与行为习惯对整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国家制度在赋予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制度来规范皇权的使用，也没有制度来更好地解决皇权的继承，以保证皇帝是最优化选择。道光皇帝晚年，清朝处于外部列强入侵、内部人民起义等内外交困的状态，朝廷急需一位能够担当大任、挽救王朝命运的人选担任皇帝。道光皇帝在皇六子奕与皇四子奕 之间犹豫不决。此时，两个皇子都竭力在父皇面前表现出最强的一面。在各种素质的比较中，奕都较胜一筹。但是，奕 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的心理深有揣测，他应用了“示弱”的策略，让奕 在道光面前尽力掩饰能力的不足，只是一味装扮出悲哀、仁慈、对皇帝的健康深为关切的姿态。这种伪装出来的仁慈成功地击败了竞争对手，使得奕 顺利地成为咸丰皇帝。也正是这位皇帝，使得清朝在太平天国和列强的打击下，江河日下。皇位继承制度中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接近权力中枢的人物疏于控制，更是专制极权制度的痼疾。近代，是民族国家互相争霸的时代，海洋已将原来相距万里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连为一体，王朝不能再依靠自身的惯性而存在了。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英国派往中国的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个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邹容《革命军》

辛亥革命。香港兴中会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组织的广州起义流产后，孙中山前往美国，继续在海外华人中宣传革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孙中山抵达伦敦，但被清朝驻英国公使馆秘密诱捕，准备租轮船送回国受审。孙中山设法通过清洁工把此消息传递给外界。此事被《伦敦环球报》报道后，引起英国公众和政府的抗议，英国外交部迫使清公使馆释放了孙中山。这一事件，使得孙中山作为一个被清朝政府通缉的革命家在西方广为人知。孙中山此后在大英博物馆学习了九个月，系统地总结了革命的目标与思想，形成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族主义要求推翻满族统治，同时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权主义旨在实现人民的四大权利，即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与罢免权，要求政府应当将行政、立法、司法、监察与考试五大部门各自分立；民生主义则强调节制资本以克服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弊病，并且应当平均地权作为保障民生的基础。这一目标，就是中国突破传统王朝模式、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总目标。

戊戌变法和《辛丑条约》引起的列强瓜分狂潮，使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海外革命组织也在蓬勃发展，日本留学生创办《国民报》和《二十世纪之支那》宣传革命，另一些年轻学生则回国创办《苏报》等报刊，刊载邹容撰写的《革命军》等文章，唤醒了众多年轻人投身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孙中山在日本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同志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创办《民报》作为机关报，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甲午战争后，铁路的修建在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由北京至汉口的京汉线、上海至南京的沪陵线都开建修通。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一年收购了广州至汉口的粤汉线的路权，允许各省绅商自行筹款建设通往各省的连接线。四川士绅筹资开建川汉铁路，并开始通过发行铁路股票以及向银行贷款来筹集资金。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九日，清政府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由清政府任命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负责与四国银行签订年息五厘的四十年贷款协议进行经营。由于四川绅商在铁路上投入了巨大资金，所以立即组建保路会来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联络各省咨议局代表，并派代表团前往北京请愿，要求惩办盛宣怀出卖人民权益给外国的行径。八月二十四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发起集会，宣布停止纳税，发动罢学、罢市。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弹压。九月七日，赵尔丰逮捕保路会领导人，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户”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酿成三十二人死亡的“成都惨案”。赵尔丰的暴行激起了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同志军迅速联络调集起来二十万之众包围了成都。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在四川荣县宣布独立，建立起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十月十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员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发动起义。工程营、炮兵营首先攻占总督府，很快控制全城。十月十二日，武汉三镇全部被占领。至十二月，上海、南京都被革命党人攻陷。十二月二十九日，孙中山被全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1912年1月1日为共和纪元的开端。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读的誓词

面对全国起义和通电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此时掌握着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革命事业目标的条件下，孙中山决定顾全大局，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充分利用清皇室退位这张牌与民国政府谈判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的终结。

辛亥革命虽然是由一场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愿望。尽管这条道路注定充满曲折，但是革命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获得了空前的支持和响应。

在马戛尔尼预言一百二十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了。不过它不是被海上的风浪所撞击而沉没的，而是被人民从内部给推翻的。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统治集团面对一次次外来的严峻挑战，从未形成过同仇敌忾、奋发图强的共识，如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使自强自救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清朝的统治阶层总体上处于为了保住官位和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并不择手段的集体共谋中，而使得少数富有远见且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寸步难行。上层统治集团的这种惰性，只能由底层民众燃起的熊熊烈火来摧毁。马戛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变革如果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就会将其完全淹没。中国这艘大船不可能在原地重建。清朝的结束，共和与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这艘大船新的航程。

帝制的终结

清帝退位诏书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这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对两千多年帝制统治的中国来说，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对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皇室来说，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六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三道诏书，宣布清帝退位。

诏书宣布：清廷同意袁世凯与南方政府达成的清帝退位条件，劝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不信谣言，听从皇帝旨意，接受新政府；同意放弃皇位，赞同中华民国政府，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全权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接替现在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清政府外务部同时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照会，宣布皇帝旨意，期待列强承认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合乎宪法，强调清室已顺从民意，自动退位，并已按照人民意愿选择、确认了合法继任者。

大清皇帝的权力黯然从广袤的国土退回到了紫禁城一隅。这不是数千年来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的轮回，也不是政治权力一家一姓的又一次转换。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家出乎意料地悄然而生！

由盛而衰的悲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清廷很平静，没有做绝地反击、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的抵抗。

隆裕太后很平静，退位诏书充满着理性色彩，体现出皇室应有的政治责任和尊严。朝廷的最后期待就是臣民们顺应天意，放弃反抗，归顺新的国体和政体，冷静面对历史的大变局。

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上海发来的电报语气轻松，宣告上海市民普遍接受了清王朝终结、民国建立的事实。各国使馆不过履行一下外交使节名称变更的手续而已。习惯了帝制统治的人民也显得很平静，依旧打理着每天的生活，没有因失去习惯了的天子而捶胸顿足。

政治家们似乎也很平静，他们继续给清廷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享受着皇室应有的尊严。

一切似乎都在预料之中，人人都在称赞袁世凯的睿智、远见和政治家的风度，期待着共和的美好未来。

清帝退位后，仍然保留着优厚的待遇。这是中国人的创造，是过去改朝换代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结局。旧的王朝退出了实体统治，但新政府并没有完全抹杀旧王朝的历史，而是给予适度尊重、礼遇。旧王朝的统治者除了少数极端势力外，大多数人比较坦然地接受了清帝退位的事实。

为袁世凯处理文稿的汪荣宝在当天的日记中无限感慨地写道，从此统治权将还付国民，合满、汉、蒙、藏、回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这是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更是隆裕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的结果。隆裕太后是“至德”之人，国民对她应当“感念于无极矣”。

清廷顾虑退位带来的全国性动荡是多余的，清室的退位，无论世界还是中国，确实都很平静。次日，英国《泰晤士报》的首席记者莫理循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北京很安静。清帝退位诏书已经被人民普遍接受。除了贴在各个路口，宣告国体改变，命令保守秩序，警告扰乱和平将处死刑的措辞严厉的告示外，一切如常。”

清室的退位当然不是统治者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日薄西山，大势已去。但一个自秦始皇以来就延续的国体与政体，一个立国近三百年的王朝，就这样轰然坍塌、戛然而止，这样的崩溃发人深省。让我们再次走近它，去探究这平静后面的悲歌。

这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王朝。它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迅速发展，一统中原。这个庞大帝国虽依满族而兴起，但入关以后很快就调整了其军事征伐政策，积极吸收中原文化，继承历代先贤之智慧，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创造出为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最终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格局，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历代的统一都没有达到清王朝这样的高度。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世界大国应当说是在清初，即康雍乾时期奠定的。辽阔疆域的形成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康雍乾时期，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与发展，荒地的开垦、人口的增加、新的经济作物的生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耕地的扩大、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海外贸易的出超，铸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据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测算，鸦片战争爆发前二十年，即1820年前后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即今天所说的GDP，在世界经济构成中仍占32.9%。领先欧洲核心十二国，即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约占世界经济的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

文化也在这个基础上繁荣起来。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某些特征的生产方式在江南部分行业中隐约地出现。西方的科技伴随着传教士的到来渐渐引起了统治者的好奇。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着主导地位，但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勤劳的中华民族在17—18世纪前期的百年时间里，塑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东方大国形象。

这个大国输出着贸易，也输出着文明的价值观。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感慨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事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稍后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由衷地感叹：“那个幅员广漠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更是惊呼：“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指中国）更好的政府！”

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赞美当然是真诚的，但他们的目的，只是在为本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摆脱封建专制桎梏呐喊。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更多的也只是文化和表象上的东西，是借助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抒发自己的胸襟。但令人感到嘲讽的是，这个备受他们赞美的东方大国，不久的将来就沦为西方列强凌辱的对象。盛衰转变之速，令人瞠目。

与中国历史上曾经的文景盛世、汉武盛世、贞观盛世不同，17世纪兴起的康乾盛世所面对的局势，已经与中国传统的任何一个王朝相异其趣。虽然清王朝最终较好地解决了周边民族问题，也与历史上其他入主中原的王朝一样最终接受了中原文化，但她面对的却是一个全球史到来的时代。无论清王朝如何规避这个世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为扩张市场和掠夺资源的需要，都会无情地把这艘古老的航船推进波涛汹涌的无边海洋。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具有很强的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中华传统文化中也确有不少外来文化的因素，但她的核心价值观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仍然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从根本上说，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因素始终没有发展起来，中西方文化根本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所以，当西方资本主义突然来临时，坚守古老传统的清王朝上上下下无疑会将其视为一个怪物。

“祖宗家法”不可变。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清王朝统治者也不是没有试图做过种种努力。接替乾隆帝的是他的儿子嘉庆帝。嘉庆帝在乾隆帝登基六十年的时候就接班并改元，尊乾隆帝为太上皇。在太上皇还健在的时候，嘉庆帝虽没有掌控多少权力，但他已深刻理解了大清帝国的内在困境。因此，当乾隆帝一死，嘉庆帝一方面将前朝权臣贪官和珅处死；另一方面为安抚满朝文武，宣布只要忠于今上，便可以既往不咎。那时，嘉庆帝已有意调整政策，重开新局。

不过，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陶醉在经济的富足之中。他们简单地认为，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意味着中国的富强和吸引力，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象征。他们只看到中国在与西方的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却不愿敞开自己的大门。更为荒唐的是，他们竟然为了自己的颜面、尊严而放弃了贸易谈判。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使团来到中国，他们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让失衡的中英贸易趋于平衡，方法就是打开国门，开放贸易，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

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或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在当时，却颇令不少中国人费解。因为我们的东西好，所以你们愿意买；至于中国不能购买更多的西方产品，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中国人节俭。然而，使团与清廷纠结的是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问题，虽然最终乾隆在热河接见了使团，但断然拒绝了他们提出的签订通商条约的要求，中西贸易的失衡问题没有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由于清王朝自认为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外界进行贸易往来。马戛尔尼使团这次和清王朝之间关于通商问题交流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机会。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达到和清王朝通商贸易的目的，但是他沿途搜集了大量关于清王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他回去后，把这些情报带到了西方，使西方对清王朝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王乔治三世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试图接续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未尽使命。尽管距离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使团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嘉庆皇帝依然记得上次觐见时的种种不快和程序。他只想按照老皇帝的惯例来安排这个再次不期而至的远夷使团，对正在欧洲各国兴起的远洋贸易、殖民活动却一无所知。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历史的经验可以总结。

嘉庆在位的时候，世界工业革命才刚刚兴起，凭借康乾以来积累的实力，如果适时改革，踏准世界工业革命的节奏，不仅中国的历史、大清的历史要改写，世界近三百年的历史也肯定不一样。

一切伟大的变革都起源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嘉庆固然有革新的企图，但其思维还是历代王朝“中兴”的套路，与近代化的模式大相径庭。历史的惯性在于，一个王朝建立了，祖宗家法也就出现了，任何试图改变祖宗家法的改革，都很难得逞。祖宗家法是不可轻易改变的，专制下的朝政更是不可随意批评议论。嘉庆五年（1800年），当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痛陈数十年来之弊政时，立刻就逆了龙鳞，被流放到新疆。建言者犯忌，刚刚出现的改革新气象瞬间即逝。前前后后，中国错失了近二百年的历史机遇期。如果要追寻1912年清王朝终结的深层原因，目光至少要上溯到这个时期。

就近代国家交往的一般原则而言，单向的优惠固然不合时宜，双向的互惠并非都是伤害主权，一切都是可以谈的。清政府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目的，其闭关锁国的方法是不足取的。但从根本上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更没有其政治上的代言人。中西对话的不和谐是可想而知的。

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疯狂地增长，资本的原始积累刺激着资本家及其政府的贪婪欲望，炮舰加掠夺的血腥利润获得方式，刺激着商人们把目光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自马可•波罗以来就被描述成富庶繁荣的东方，更是他们垂涎欲滴的对象。而古老的中国，在闭关锁国、孤芳自赏的夕阳下，根本没有意识到黑暗即将降临。

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机遇，将自己封闭起来，并不等于安然无恙，这是清王朝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的显著时代特征。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庆、道光时期，中国的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西方列强开始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转瞬间，贸易的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需要武力来解决了。

任何腐朽的时代，都有睁着眼睛清醒的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暮春，细雨蒙蒙，繁花盛开，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前夕，后来被称为“中国的但丁”的著名学者、诗人龚自珍辞官寂然南归。他看到过、享受过盛世的繁华，归途所见，却使他更深切地预感到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颓风日盛，江河日下，“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世界中心可能已经转移，大清王朝的残山剩水已经“日之将西，悲风骤至”，等待大清、等待中国的，可能是一种并不美妙的结局。旧时代不可挽回，中国必须“走出中世纪”。但龚自珍对中国怎样才能走出中世纪并没有知识储备，他还不可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意义，他只是内心预感到中国应该尽早变法。

龚自珍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祖宗之法是有弊端的，与其让外力来改革，不如自己先起来改革，至少这样还可以保全自身吧？他看到了危机，看到了新奇，但是，他同样不可能认识到如何来改革，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西方世界。“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正说明他内心的苦闷与彷徨。

在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大清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僵化，高度的专制与集权，使皇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缺乏监督。贪婪奢靡的腐败之风已经吹遍了官僚阶层的上上下下。思想的禁锢与落后的经济意识，塑造了清王朝冷酷呆板的性格与面孔。这个未老先衰的王朝步履蹒跚，没有巨大力量的冲击，显然已无力改革。这位曾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中国改良主义先驱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秋天突然辞世。

事局如故。错过了自我革新，错过了与时俱进，也错过了与世界同步的机会。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国与英国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在中国因其内涵被命名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因其诉求被命名为“通商战争”。双方的命名各有其理由，中国在诉说自己的委屈，英国则在强调自己的目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紧闭着的大门被迫打开，五口通商让外国物品比较顺畅地进入中国。这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但也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发生提供了极为恰当的机会。先前肆虐中国的“倭寇”随着五口通商不剿而灭，合法贸易渐渐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导，海关收入在清王朝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渐趋增加。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呼之欲出，中国缓慢步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似乎又有了新的转机。

大门虽然是被迫打开的，但如果清王朝能够痛定思痛，及时抓住这个历史赋予的被动机遇，迎难而上，君臣同心，上下同心，励精图治，仍然可以有一番作为，也还有希望避免日后更为悲惨的命运。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力主抵抗的林则徐被清政府视为“肇事者”发配伊犁。途经镇江时，他与老友魏源一聚。回顾往事，林则徐、魏源感慨万千；遥望漫漫前途，林则徐大约不敢奢望还有机会重返中原。临别时，林则徐将尚未完成的《四洲志》托付给魏源，希望魏源修订、充实，并尽快出版，以开拓国人的世界视野。

遵照老友的嘱托，魏源将《四洲志》扩编为《海国图志》，并于两年后在扬州初刻五十卷本。

《海国图志》是中国人用主权、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经验教训。这部书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资源、行政、社会、教育等，其编辑主旨就是打开国人眼界，让国人能“睁眼看世界”，激励国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没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国家不是在学习中成长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造就了一代枭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思想，是傲慢的中央帝国在被征服后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中国被打败了，不是想翻盘吗？可以，但是首先要放下身段，俯首来了解那些曾经被藐视为“夷”人的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来就是中国圣贤的教诲。魏源按着这样的思路往下走，顺理成章，无可挑剔。清王朝按照这个方向往下走，路虽艰难，但仍可见一线光明。

然而，“天朝大国”的惰性实在太强大了，失败很快就成为被忘却的过去，醒来的雄狮似乎打了个哈欠又睡着了。中国辜负了林则徐、魏源的一片苦心，历史再次停滞了。左宗棠在为《海国图志》作序时愤然写道：“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

“事局如故”是说这二十多年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林则徐、魏源的心声根本无人理会。令人感叹的是，《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却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不少日本知识界的人都读过这本书，这本书启发了他们以近代的眼光来审视西方，规划日本的未来。

被动的改变。历史走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又生生错过了二十年的改革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清王朝的政治架构已经很难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生、发展的严重障碍。

最后的覆亡当然不只是外来敌人这唯一的因素。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的傍晚，清廷重臣曾国藩与其最为赏识的机要幕僚赵烈文有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对天下大事有着极为精准判断的赵烈文认为，清朝一系列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必将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满洲人。这些历史问题就是“诛戮太重”。嘉定十日、扬州三屠，诸如此类，满洲人都没有及时给予合理解释。赵烈文预见了大清最后十几年种族主义必然崛起，大清欲学晋宋南渡皆无可能。满汉双轨既是清朝统治稳定的关键，又是大清王朝的命门，是一把双刃剑。他预言，清王朝的覆灭超过不了五十年。

赵烈文是在目睹着清王朝“同治中兴”的曙光中说出这段话的。赵烈文一语成谶，不到五十年，大清王朝就成了历史的陈迹。

大门既然被列强洞开，尊严就无从谈起，宰割便成了寻常之事。五口通商让西方各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他们普遍期待有机会扩大对华出口，扩大市场份额。根据《南京条约》及《中美望厦条约》十二年到期修约的规定，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1856年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俄国在过去若干年也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好处，因而也加入了要求修约的阵营。

对于四国的修约要求，清政府并没有轻易答应。《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地方因五口通商将他们先前一口垄断的好处均分、稀释，因而长时期不履行条约规定，不让外国人进城居住。一些史书称之为“反入城斗争”。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是《南京条约》规定的权利，另外四个新开的口岸没有发生广州这样的事情，这自然就使外国人对广东地方当局长期不履行条约很不满意，一直期待寻找机会与清中央政府直接交涉，而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发生的“亚罗号事件”终于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动武的理由。翌年，英、法两国集结近二十艘军舰、近六千人于珠江口登陆，占领广东。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北上袭击大沽口，兵临城下，武力胁迫之下，清政府派员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清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增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税则，允许自由传教，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旅游，允许外国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

从商定《天津条约》的内容到最后各国要求进京换约，中间充满曲折与冲突。似乎中国的皇帝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外夷踏进北京城或者见到他本人。各种贸易、司法权益都可以谈，就是皇帝本尊的面目不可示人。

中外冲突再度爆发。英、法两国集结百余艘战舰、两万五千人攻克天津，占领北京。又是兵临城下，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只留下恭亲王弈作为全权代表议和。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钦差大臣奕在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签订了《北京条约》。十一月，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的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破坏了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将古老的中华帝国进一步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灾难深渊。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落后的中国在西方主导的规则下，被动地进入了世界，被动地接受着丛林法则的蹂躏。连续的教训，也在推动着它进行某种变革。《北京条约》意味着又一个时代的开始。根据《北京条约》，中国增加了通商口岸，特别是天津的开埠，对于后世中国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北部中国从此面貌大变，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近代国际关系新体系，使中国开始与各国互派公使，中国为此专门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与各国的往来事务。这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变。

《北京条约》被动地化解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二十年来的冲突。知耻而后勇，在被英法联军打败后，清王朝内部反而出现了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的现象。

清帝国在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的领导下，以及“中兴大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平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侥幸地解决了困扰大清王朝十余年的心腹之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改善，一场以学习西方为标志的洋务运动正在逐步展开，“同治中兴”的欢呼声充斥朝野。

清政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可能就不会发生赵烈文的悲观预计，半个世纪之后的清王朝可能会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

然而，清政府没有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体西用，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到头来发现学习西方的结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中国拥有一支亚洲最强的现代化海军，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权意识；中国拥有一大批近代企业，诸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制造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但没有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掌管这批近代大型企业的人，差不多都是“红顶商人”，因而这些企业虽然在基本装备上非常现代化，但管理它们的却是旧式衙门。

落后的政治体制，旧传统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败，让清政府陷入无法自救的恶性循环中，腐败、贪污、惊人的浪费，是晚清官场的常态，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机，经济上的“同光中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没有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入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更没有踏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节拍。

没有什么比思想的束缚更能阻碍传统的突破。旧的观念严重禁锢了中国人，扼杀了人才，窒碍了创新。中国在收获“同光中兴”经济成功时，没有适时实现社会转型，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社会中坚阶级，这是最为可惜的一件事。它为后来的历史突变，为大清帝国的瓦解，埋下了一颗最具生命力的种子。

难挽倾覆之势的觉醒。没有冷静的头脑就不可能有冷静的智慧。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问题凸显，中日之战一触即发。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应对东北亚危机？假如中日不幸开战，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后来的中国人知道在战略上要蔑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但1894年的中国人，被“同光中兴”热昏了头脑，在战略、战术两个层面均不将日本当回事。著名诗人易顺鼎在甲午年（1894年）七月上了一份《陈治倭要义疏》，其中一段这样说：“日本鼠也，非虎也。言其饷，则借债；言其船，则木质；言其兵，则市人；言其技，则浅学；言其国势，则中干；言其人心，则内乱；言其土地、人民、赋税，则不过敌中国一二省。中国之财力，胜十日本而有余，岂制一日本而不足？”

易顺鼎是一位天才诗人，究竟是什么遮蔽了他的双眼？即便在甲午战争过去两个甲子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唯一看到问题症结的是孙中山。孙中山与易顺鼎年龄相仿，但其见解却大相径庭。孙中山认为，不应该被所谓“同光中兴”所迷惑，真实的情形是：“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表面的风光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扪心自问，有志之士，能不抚膺？问题究竟在哪里？孙中山的答案是：“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说到底，只有一句话，就是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问题，这一看法不正与二十年前赵烈文的分析相吻合吗？

谁也没有想到，孙中山一个人的觉醒，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星星之火，而这颗火星是那么顽强，那么富有生命力。他一个人的觉醒，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国家的觉醒。这是时代的必然，这是历史的逻辑，这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的自觉自醒。但是，大清帝国的终结，在孙中山醒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注定。

清王朝先天不足或许是真的，但是清王朝如知错能改，急起直追，踏踏实实地进行改革，诚心诚意地学习东、西洋，追求富强，浴火重生，并不是没有机会，帝国体制并不必然成为历史陈迹。

甲午战争再次给了国人重重一拳。甲午战争，特别是黄海海战、威海保卫战之后，精神受到强烈刺激的莫过于严复。作为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作为第一批前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的留学生，作为北洋水师学堂二十年的教习、总教习，那些在海战中牺牲的将士们，不是严复的同窗，就是严复的学生，由此，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二十年浑浑噩噩的严教习，为什么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拍案而起，成为当时中国最愤怒的人。

严复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追究战争的责任上，他虽然认为李鸿章的战略、战术都有问题，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浅层次的埋怨、指责上，而是从中西文明大背景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何以败，何以败得这样惨。

据严复分析，甲午之战非同寻常，这是中国自秦朝以来的大转折，是中国冥冥之中的“运会”，不可捉摸，无法言说。其结果之所以这样，主要应该归结于传统，归结于中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严复从多方面比较了中西文明的差别：“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严复的这些分析，或许并不那么严谨，但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差别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差别当然并不意味着优劣，但在一个凭借实力说话的丛林世界中，力量就是一切。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落后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还包括观念与文化。这就是甲午之战留给中国人最深刻的教训。

历史还是给清王朝留下了一线生机。甲午战后，中国人有过一次非凡的觉醒，新的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面对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已经超越器物层面，开始向制度层面转型。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在梁启超等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的制度与统治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说：“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

遗憾的是，路走得太艰难了。王朝的执政者，总以为时间还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业化时代在时间上根本输不起。

1907年12月19日《中外日报》刊登的一幅揭露清政府出卖铁路主权的宣传画。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梁启超在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剧变时说：“我国辛亥革命之役。以区区四川一隅铁路国有之争议，遂乃覆前清三百年之社稷，以变国体为共和。宁非绝可怪骇之象？而治国闻察世变之士，必能知前乎此者，并乎此者，有极深远、极复杂之因果关系。”对革命前夜深刻的社会演化逻辑给予了清晰的揭示和概括。

维新失败，民族主义崛起，亚洲觉醒，清王朝的政治改革重新起步，力度之大，意志之坚定，都超出人们的预料。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兴冲冲地在1906年宣布政治改革启动时，革命党经过十年挫折，已经对清政府的改革毫无兴趣。回望1905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留给大清王朝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政治改革已经不能引起知识精英的兴趣了，更不能变成中国人的共识。清王朝在最后的岁月试图高歌猛进，但这个高歌，只是为帝制中国唱响了一曲哀婉的悲歌！中国由此“猛进”至一个全新的共和时代，清王朝成为历史陈迹。

民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紫禁城的平静并不代表新的共和国的平静。共和与复辟、独裁与民主、战乱与腐败，仍旧像梦魇一般缠绕着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国。历经苦难、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剧变后，并没有停止对救国之路的探寻。

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并没有立即走上和平稳定、建设共和之国的阳关大道，相反却步入了前清旧军阀势力割据斗争的局面，共和国需要进行艰苦的整合。而一向为中国学习榜样的西方各国，却由于民族国家本身的缺陷而开始暴露出致命的危机。历史进入了20世纪，欧洲各国基本上都成了民族国家，而老牌的民族国家都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民族国家的价值边界以及双重标准，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关系。而双重标准并不能保证这个民族国家“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安全，随着殖民地瓜分殆尽以及革命风暴的风起云涌，“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强弱关系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民族国家之间兵戎相见随之不可避免。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与早期资本主义内部对人民的残酷压榨，致使欧洲的革命思潮再次风起云涌。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构新型国家体制与国际关系为主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欧亚大陆兴起并开始传播。中国早期民主革命的追随者，最先吸取了这种批判思潮，并进行了艰苦的学习、尝试，试图使中国摆脱早期帝国主义的丛林模式，走向一个以世界人民为主体的大整合时代，并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抓住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为世界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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